① 如何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對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部署，也是踐行五大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必須牢固樹立和自覺遵循五大發展理念，結合安徽實際，立足自身優勢，按照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要求，通過改革優化現有生產要素配置和組合、優化現有供給結構，在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中實現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抓住關鍵點、打好攻堅戰。要圍繞調結構、穩市場、防風險、提效益、增後勁，完成好「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針對煤炭、鋼鐵等行業產能過剩突出問題，嚴控新增產能，淘汰落後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通過市場倒逼與政府支持相結合，實現脫困發展。認真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在降低交易成本、企業稅費負擔、物流成本、用工成本等方面出實招，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抓緊補齊、補厚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在脫貧攻堅、基礎設施建設、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等領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夯實發展基礎。
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調轉促是主抓手。當務之急，是要實施好調轉促「4105」行動計劃，扎實推進十大重點工程建設。要繼續強化創新驅動，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加強重大創新平台建設，不斷提高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突出抓好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發展基地建設，積極培育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提供新產品新服務。大力推動農業、製造業、服務業轉型升級，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努力擴大有效供給，加快構建高素質、高質量、高效率的現代產業體系。
打好結構性改革攻堅戰，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關鍵是要以行動到位促進任務落實。要繼續強化項目帶動，把項目建設作為加快發展和轉型的載體，做到項目結構層次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同向，與調轉促的目標同向。要繼續強化領導推動，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轉促等重點工作，攥緊拳頭、集中力量推進，以領導到位、責任到位促進工作到位。只要我們堅定信心、鉚足干勁，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實施調轉促「4105」行動計劃，就一定能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促進全省經濟持續健康較快發展。
② 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改革哪一個對經濟的影響更大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如果說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熱的關鍵詞是「經濟發展新常態」，那麼今年，這個詞就一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者重在精確總結問題，後者志在努力解決問題。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邏輯。何謂經濟新常態？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詳細列舉了其九大特點。用一句大白話來總結，就是我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粗放地發展。可是，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到底又該怎麼呢？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出了明確的對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鼓勵開發商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農民工買房」……只要明白了供給側改革，今年會議提出的很多吸引眼球的重要舉措，也就都能明白了。所以，供給側改革不是一個無聊的經濟學術語，而是與每個人的利益密切相關，不僅會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也會直接關乎我們的經濟生活。所謂供給側，自然是與需求側相對。投資、出口、消費是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我國經濟發展面對的一個大問題，就是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需求似乎嚴重不足。可是，看看每年成倍增長的出境旅遊數據，看看黃金周國人在境外不斷刷新的爆買紀錄，我們就能發現，原來不是沒有需求或者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能滿足需求，或者說是供需錯配。需求側管理認為需求不足導致產出下降，所以拉動經濟增長需要刺激政策來提高總需求；而供給側管理認為根本不需要所謂刺激政策來調節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需要提高生產能力即提高潛在產出水平，其核心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換言之，簡單的刺激需求並沒有用，關鍵是要改革供給，在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等供給側四大要素上著力，調整經濟結構，優化要素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顯然，供給側改革是一種新的改革思路，簡政放權、放鬆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等等，都是供給側改革的政策手段。在供給側改革的語境下，完全放開二孩也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也好，股市去杠桿防範金融風險也好，戶籍制度改革化解地產庫存也好，今年影響我們生活的各種重要變化，其實都能看出明顯的政策指向。更重要的是，新常態下的「經濟病灶」變得更加清楚，「殲滅戰」的目標變得異常明確，總結起來，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擴大有效供給、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這五大改革任務，其實正是供給側改革在今年的具體目標。供給側改革是國家發展的大舉措，也是企業前進的大機遇，更是公眾眺望未來的大窗口。你在其中准備扮演何種角色，將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屬於你個人未來的「新常態」
③ 如何看待供給側改革和未來經濟趨勢
什麼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台時面對的局面。
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繫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於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
其四，「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台，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台。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決定因素
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根據經典定義和決策層對「供給側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什麼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在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無形生產要素推動的生產率提高。在中國，由於普遍的技術進步還未到來，因此無形生產要素應當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組織創新能力。也就是說，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事實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進供給是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比如，在人口紅利衰減的趨勢形成後，應當制訂什麼樣的人口政策保證充足和更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供給？在中小企業天然缺乏高等級信用的情況下，應當制訂什麼樣的金融政策讓中小企業得到資金供給？在放寬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預期中，應當制訂什麼樣的政策既能讓房地產行業發揮經濟引領作用，又避免形成過大價格泡沫？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調控歷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必須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維視野，從長遠利益考量，讓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相匹配。讓「供給側改革」達到預期效果，制度供給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組織能力的優化對「供給側改革」也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已經推進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組織，也涉及政府資金主導的大型企業組織，這些都屬於組織能力優化的新探索。「供給側改革」強調了繼續推動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從全局來看，不僅政府組織、大型企業組織需要優化能力，數量龐大得多的微型組織能否優化，同樣重要。當前，大量微型組織生存發展困難較多，優化這些組織的能力，為其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其壓力是當務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創造鼓勵創新的應有環境。
④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什麼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內。要在適度擴大總需容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准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託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可謂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簡言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於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⑤ 什麼是供給側改革推進供給側改革對當前經濟發現有那些推動作用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201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
面對中國經濟當下的困局，僅從需求側著手已經很難有所突破，供給側與需求側雙側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才是結構性改革。
二、推進供給側改革對當前經濟發展有以下推動作用：
1、「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
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繫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2、「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
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
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3、「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
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於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
4、「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
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台，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台。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⑥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重大發展方略，其主要任務是：從供給側發力，通過重大改革的推進來解決重大的結構性問題。其重大的戰略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和穩增長的重要推進器。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實際上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數和制度變數，而這兩個變數則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屆政府強調宏觀調控要既利當前又惠長遠，寓短於長，以長促短，拓展了宏觀調控的時間軸，形成了「短期+長期」的思路。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使發展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本質在於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宏觀調控可以更多的採取市場手段和經濟手段，而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實現市場資源配置中起關鍵性作用的關鍵舉措。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著力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等五大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解決這些制度性的障礙的關鍵是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主要是因為創新性文化基礎薄弱，投機性發展氛圍過濃，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束縛了企業手腳的供給體制問題。深化市場化改革這一重大的結構性改革，不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新寬松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三是促進產業升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的需求不足、產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危機四伏，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國際上這樣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現象，有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結構轉型升級能否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關鍵。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決定力量是制度創新，即對關鍵領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體制。供給側結構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簡單的放權，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來鞏固，來紮根，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勵性的新制度，以此減少不穩定性，同時增加發展的動力和創新能力。改革的深處就是法治。一方面，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同時，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標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顯著提高，基本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當一放就亂時再收回，像一些不夠深入的改革那樣形成「收放循環」，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的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於法律規范的長效體制機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進。正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這兩方面要求，使得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王小廣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2016年6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2016年5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盛來運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
去產能效果非常明顯。今年的去產能有兩大行業作為攻堅領域，一個是煤炭，一個是鋼鐵，1—5月份原煤產量下降8.4%，5月份當月的產量和庫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產量下降15.5%，5月末規上原煤生產企業庫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鋼產量下降1.4%。
去庫存效果更明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庫存數，4月末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下降了1.2%，這是2010年以來第一次出現負增長。房地產庫存是一項重要任務，連續幾個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比4月末減少521萬平方米。
降成本效果比較明顯。數據顯示，1—4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開始國家全面實行營改增，實際上從去年開始營改增的試點就不斷擴大，有關部門預計，營改增今年將為企業降低成本6000億左右。
補短板投資增速加大。主要是對農業、環境治理、高技術產業加大投資力度，解決一些瓶頸制約因素，今年1-5月份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不斷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0%，比1-4月加快1個百分點，其中涉及這些短板領域投資增長速度更高，保持較快速度增長。比如水利、環境治理和公共服務業、信息傳輸業投資都在20%以上。
盛來運強調，數據顯示今年前五個月「三去一降一補」工作進展情況不錯，效果初步顯現。同時有些問題還需要關注，比如鋼鐵問題，從4月份和5月份兩個月的情況來看生產量有所反彈，可能跟這兩個月鋼材價格反彈有關系，相關企業借價格反彈之勢又恢復了產能，這個現象需要高度重視，這也說明去產能確實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任重而道遠，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堅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補」的任務，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再上一個新台階。
⑦ 加強供給側改革的經濟生活依據是什麼
①生產決定消費，生產決定消費的質量和水平。通過供給側改革提升中國製造的水平；專消費對生屬產有反作用，消費的升級對生產具有導向作用。消費結構升級倒逼供給側改革。
②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存在缺陷，國家要實行科學的宏觀調控。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調節和控制。供給側改革有利於提促進總供給和 總需求平衡，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增長。
③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參加者。供給側改革有利於激發企業創新能力，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④供給側改革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重大舉措。
⑧ 供給側改革促進了哪些產業的發展
一、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二、改革目的（進行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三、改革措施：
1、宏觀政策要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宏觀政策提出的具體要求，釋放出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的重要信號。
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低迷、國際市場動盪對我國影響加深，與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形成疊加，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2015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通過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實施穩定市場的有效措施，新的動能加速孕育形成，就業擴大、收入增長和環境改善給群眾帶來不少實惠。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功不可沒。
2、產業政策要准，准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
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正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的形態轉變。然而，在產業結構表現出顯著改善的同時，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提升潛力仍然十分大。與歐美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中國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仍然較低，還不到50%。
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體系中傳統工業較多，新興產業的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內部結構矛盾十分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為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水平提升明顯，服務領域不斷拓展，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傳統服務業占第三產業比例下降，金融保險、計算機服務、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社會化養老、休閑旅遊、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越來越受到關注。
3、微觀政策要活，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力：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微觀政策要活」。做到靈活的微觀政策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觀經濟，充分釋放生產消費活力和內部增長潛能，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微觀經濟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發展的「推進器」，放活微觀政策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蓄發展新動能的現實需求。做活微觀、提質增效對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微觀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不竭源泉。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市場活力沒有得到充分激發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干預得太多。因此，實現「微觀政策要活」政策目標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加快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轉變政府職能要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將該放的放下去，將該管的事管好，將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激活微觀經濟。
①增強經濟領域簡政放權力度：
簡政放權應避免各類部門「一刀切」，向經濟領域適度傾斜。另外，簡政放權應更加重視從企業生產經營全流程角度進行整體部署、全方位為企業松綁，避免各種抓大放小、抓實放虛、我抓他放等行為對改革紅利的抵消，切實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
②簡政放權應向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傾斜：
政府應該從兩個方面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扶持。
一是降門檻，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證照和資質、資格審批，給小微企業更多的「出生證」；
二是優服務，在財政、金融、人員培訓、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對小微企業傾斜，給小微企業適當地「喂點奶粉」，切實讓新注冊的800萬小微企業盡可能地活下來，並以此帶動「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
③通過社會領域簡政放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
社會領域的簡政放權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齊頭並進。
一是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准入限制，鼓勵民間資本為政府「補位」，加大教育、養老等社會領域的投入力度；
二是要對社會領域的各種評比、達標、認證、收費事項進行全面評估，該保留或下放的進行保留或下放，其餘的則應盡可能取消，最大限度為企業「松綁」，切實降低市場門檻；
三是轉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積極性跟隨中央步伐進行簡政放權，為避免社會領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撐。
4、改革政策要實，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
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保持和增強戰略定力，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入貫徹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部署，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最大程度地釋放改革的新紅利。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因素較多。走進新常態的中國正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挑戰。在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增長出現減速趨勢，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時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
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包容、不可持續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每一項任務，擔子都不輕，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化解產能過剩風險、增強結構調整動能、釋放創新驅動潛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點問題，依然需要通過切切實實的改革來加以推動。
不深化改革，發展就難有活力、難有成效、難以可持續；不深化改革，存在的問題就可能更嚴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改革過去、現在都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依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動力和關鍵一招。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行穩致遠，必須培育千千萬萬的改革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堅決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和體制機制的弊端，充分釋放改革新紅利。
5、社會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線：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必須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會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等，必然會影響部分群體的就業和收入，但這是必須要過的檻，必須要經歷的陣痛。所以要更好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線。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為結構性改革創造好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從全局高度重視就業問題。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真正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選擇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①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實行有利於促進就業的財政保障政策。公共財政應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小型微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傾斜，財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傾斜，加大對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實行支持和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充分發揮其在吸納城鄉勞動力就業中的作用。
完善和落實促進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的優惠政策；實行更加有利於促進就業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小型微型企業發展，加大支持自主創業力度；實施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多形式就業的扶持政策。通過優惠政策和就業服務，扶持勞動者自謀職業、自主就業。
②要努力推進重點、困難群體就業：
切實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群體就業工作。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鼓勵支持高校畢業生通過多種形式靈活就業。繼續做好退役軍人就業工作；推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加緊消除流動就業的制度壁壘，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
同時，要積極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強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建立健全就業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確保就業困難群體隨出現隨援助隨就業。推進各類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扶持殘疾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做好婦女就業工作。
③加強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業能力。要加強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和技工院校示範校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和現代技工教育培養體系。重點支持急需緊缺行業技師培訓，加強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建設。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加強就業培訓，加快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健全完善社會化職業培訓網路。
二要提升就業服務能力。要加強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形成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體系。全面實行就業失業登記身份證識別系統，建設城鄉人力資源基本資料庫。要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就業和配置人力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路建設，促進信息資源共享。
三要加強勞動者的保護措施建設。健全勞動標准體系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推進企業改善勞動條件。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業與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和履約質量。擴大集體合同制度覆蓋面，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加大對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力度，全面推進「網格化、網路化」管理。全違法行為預防預警和多部門綜合治理機制，有效處置勞動保障違法行為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特別是要努力實現企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