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的經濟和經濟發展周期

㈠ 中國最近幾年處於什麼經濟周期 國現在的經濟周期處於

經濟周期的說法並未抄得到理論證實。一切都只是猜想，很多經濟學家不接受這一假說。
經濟周期往往針對的是純粹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環境。也就是所謂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類似像美國這樣的政治寡頭都不能算。中國的環境就更加違背了經濟周期的很多假設。
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自從經濟周期的概念被提出之後，經濟周期就很少再被經濟數據證實了。因為人們會根據經濟周期預期經濟發展，從而做出和經濟周期相反的經濟行為來減少自己的損失或者靠投機來賺錢。海量的人們都這么做的時候，會改變整個經濟的經濟形態，從而讓經濟周期失去其原有的規律。
非要說的，中國仍然屬於上升期。誠然GDP增速放緩了，但拜託啊，7.4%的增速，也直接橫掃地球上幾乎所有大國了，就算是增速最快的新興大國印度增長率也不過六點幾而已。

㈡ 目前中國處於經濟周期的哪一個階段

經濟周期(Business cycle)：也稱商業周期、景氣循環， 它是指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出現的經濟擴內張與經濟緊縮容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是國民總產出、總收入和總就業的波動，是國民收入或總體經濟活動擴張與緊縮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動變化。過去把它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和復甦四個階段，現在一般叫做衰退、谷底、擴張和頂峰四個階段。目前正處於頂峰後期，尚未進入衰退期。

㈢ 是中國和西方的政治經濟周期在未來會不會形成新的全球性的經濟政治周期

經濟周期(business cycle):也稱經濟循環和商業周期,它是指經濟處於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周期性出現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
經濟周期的成因可分為：
外生經濟周期理論
①太陽黑子理論
②創新理論
③政治性周期理論
二、內生經濟周期理論
①純貨幣理論
②投資過度理論
③消費不足理論
④心理理論
一,外生經濟周期理論
太陽黑子理論
經濟周期的波動性是由於太陽黑子的周期性變化.
太陽黑子的周期性變化會影響氣候的周期變化,而這又會影響農業收成,農業的收成又會影響整個經濟.
太陽黑子的出現是有規律的,大約每十年左右出現一次,因而經濟周期大約也是每十年一次.
該理論由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於1875年提出.
創新理論
所謂創新是指引進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或者說是生產要素的一種"新組合".按照熊彼特的觀點,創新主要是指:新技術,新工藝; 新材料; 新產品; 新市場; 新的要素組合形式
創新理論認為創新是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原因.技術的革新和發明不是均勻的連續的過程,而有其高潮和低潮,因而導致經濟上升和下降,形成經濟周期.
政治周期理論
該理論把經濟周期循環的原因歸為政府的周期性決策.
政治性周期的產生有三個基本條件:1,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刺激經濟的工具;2,選民喜歡高經濟增長,低失業以及低通貨膨脹的時期;3,政治家喜歡連任.
政治性周期的具體運行:大選前,總統為了連任,採取寬松的經濟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大選結束後,寬松的政策使通貨膨脹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因而不得不採取緊的經濟政策,使經濟走向衰退.

㈣ 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是哪一段時間！

自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增長、低通脹的發展態勢，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一段黃金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三個增長周期，當前中國經濟轉入了周期下行階段。

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格局沒有改變，經濟的內生活力與增長動力並未衰減，過去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因素沒有發生變化。

㈤ 幫忙！ 關於中國自從建國以來中過的經濟變化歷程的內容

新中國經濟史論

老田

新中國早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與西方國家以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是國家主導型的「非西方的工業化道路」。這就使得新中國早期的經濟發展，與建立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經驗基礎上的經濟學知識積累，缺乏明確的對應關系，相應地，研究新中國早期的經濟問題，如果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認識框架里，肯定無法給出適當的理解和評價。

新中國與西方經驗的明顯區別在於：工業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資本，經濟主體和勞動者的地位也與市場競爭條件下的私人企業極為不同，而且中國的資源稟賦也與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體現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存量和相對價格都不一樣。由於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多年來過分執著於西方經濟學理論，因而未能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歷程作出適當的總結。

主流經濟學家們強烈表現出想要壟斷「改革的解釋權」的意願，但是對於「改革」本身的認識卻很可憐，吳敬璉在回顧經濟學界幾次重要會議的文章中間透露，他們在理論上基本是靠「道聽途說」和「現炒現賣」來提出政策主張的，並沒有對於發展中國經濟的全面認識和通盤考慮。人們今天普遍認識到改革的結果是「醫療改革不成功」、「市場換技術的設想失敗了」、「企業改革把企業徹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們在理論上心中無數，在對中國經濟現實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論進行「生搬硬套」的，那麼，這樣一場「盲人騎瞎馬」的摸索走到今天，確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主流經濟學家們至今仍然拒絕對過去的歷史，作出起碼的反思和總結，而且還以扣「反改革」帽子為手段，阻撓別人對改革歷程作出適當的反思。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總是要做點什麼才好，「面子價值」對主流們來說也許並不為零；特別是今天主流們的學術地位聯系著巨大的職業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們「話語權壟斷地位」的危險，畢竟沒有了壟斷地位就肯定沒有高收益。由於認真總結和反思新中國過去的經濟建設歷程，已經與主流們的職業利益相矛盾，因此總結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來承擔了。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於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職業利益總和，也高於主流和非主流的觀點分歧。總結和反思工作，對於我們正確地把握過去、現實和未來卻越來越重要。客觀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開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嘗試性的工作。由於過去在理論建設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歷程的總結從來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因此我們今天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作總結和反思，將不得不更多地求助於對經驗和現實的記錄和敘述。注重事實和經驗，顯然是認真總結歷史的起點，如果簡單地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對於那些無法適應既定理論的現實就只能是強行「加工」和扭曲，這樣的總結工作就肯定顯得「削足適履」了。我的總結工作，將始終把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技術進步的條件、中國的資源稟賦和管理成本問題，作為分析的主要線索。

國內已經出版的各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在敘述方式和內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傳提綱」的局限，共同點是聲稱「社會主義好、公有制好、計劃經濟好」，再後來，這些教材按照「時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好的內容，就顯得「理不直、氣不壯」了，再作為宣傳提綱都已經不合格了。

一、 新中國的快速工業化目標與「近代史共識」

新中國早期的發展目標，其實是由近代史所給定的重大問題決定的，在中國發展的問題和目標上，應該說整個中華民族都是有共識的。針對近代史中間中華民族面臨那些最急迫的民生問題和安全問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有共識，問題上的共識基本上可以借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和民權」來簡潔地表達。這三大問題反應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業化進程；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底繼續為「大躍進――快速工業化戰略」辯護的時候，就自動回到孫中山那裡，說「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的未來將有一個大躍進。」

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內容和作用范圍，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先進技術和工業基礎上去支持國家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的實現。「近代史共識」已經給定新中國一個歷史性的任務：為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需要快速工業化戰略來支持這兩大目標的實現。新中國的建設目標，可以說是因應「近代史共識」而來的。

中國是工業化進程的後來者，等到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之中。中國早期的追趕戰略，在技術內涵和跨度上就必須面對這個非常大的差距。追趕戰略的生效，意味著中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高積累政策快速實現技術的進步和裝備過程。

中國的大躍進：竭盡全力彌補失去的時間。約翰牛（英國）被中國騎手甩在後面，象徵著中國決心憑著自己的工業發展來擊敗西方社會。（轉引自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於新的機器設備、廠房乃至規模巨大的交通系統建設，都要求大量的剩餘沉澱為實物資產，這樣的剩餘積累和沉澱的規模帶來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無論如何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躍進」。

每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要點，以及技術進入裝備相應的產業部門所需要沉澱的經濟剩餘數量（示意圖的面積）。示意圖的含義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在於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在傳統農業時代，就要求有高於庄園自己自足水平的穩定需求，這個穩定需求是工場手工業穩定經營的前提，相應的社會條件是能夠在農業時代製造一個「高消費群體」。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會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個這樣的龐大群體產生，問題在於這一暴富群體剝奪平民剩餘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階層的基本生產和生存條件，結果破壞社會政治穩定，導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歷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發生，最後「高消費群體」隨王朝滅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經濟的學費水平之上」的市場容量就消失了，無法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和經驗積累達到發明機器的程度。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除非存在對外低成本轉嫁內部矛盾的條件，在傳統農業時代就不存在「高消費群體」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的可能，近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前提恰恰是聯系著低成本的對外擴張過程。

第三次工業革命，則要求實現機器的智能化過程，把機器操作者的經驗積累用自動控制系統來代替，這一次的技術主要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相關。而第二次工業革命聯系著大機器生產和交通系統建設，要求大量剩餘沉澱為機器廠房等，這是高積累政策無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國家的積累過程在時間上長達上百年，單位時間內的積累強度要求就低；特別是西方國家通過對外擴張政策，往往把積累的成本和代價轉移到國境之外去。中國缺乏把積累成本對外轉嫁的空間，也實際上缺乏慢悠悠來進行積累的時間，高積累和大躍進都是在中國特定的「時空緊約束」下的唯一選擇。

第一次工業革命

（長時間的經驗積累，機械引入生產）

第二次工業革命

（大機器和工廠化大規模生產）

第三次技術革命

（智能化機器和人力資本）

快速工業化戰略或者「大躍進」，最經典的表述是劉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屆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上給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要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一起被總稱為「三面紅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宣傳運動中間，「三面紅旗」被確立為「政治正確性」的標准，為普通民眾所充分掌握，這一宣傳運動本質上也是在全國范圍內「製造認同」的過程，因為認同的提高總是意味著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紅旗」看上去是帶有「口號」性質的宣傳措辭，但具有十分具體的制度內涵：就是要在農村強化基層政權的動員能力去組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密集的勞動投入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包括農田水利建設，以此保證農副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高產穩產，滿足工業化和人口增長的需要；而中國有限的經濟剩餘，優先分配給重工業，以支持快速工業化戰略。「三面紅旗」的核心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實質性的制度內涵包括快速工業化戰略下的剩餘分配順序和勞動力動員兩個主要方面。三面紅旗的制度內容在一九五六年關於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確立下來的，並非形成於人民公社運動期間：

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後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採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業化戰略要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段內，實現大規模的投資，要求有限的經濟剩餘集中使用於重工業。重工業單個項目的巨大投資規模，地方政府往往無法籌集到足夠的剩餘以支持這樣大的投資強度，物資平衡在省市這樣的范圍內也往往無法解決，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平衡，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組織和主導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經要求進行地方分權和企業下放的改革，實際上是不成功的，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他對於「三面紅旗」從來沒有後退過，也從不檢討）。
………………（以下省略字數若干,樓主如有需要，請登陸下面網站看全文）

㈥ 分析2019年的中國經濟運行處於經濟周期的哪一階段

當前，我國經濟仍處於中周期上升階段，尚未見頂。
經濟中周期受企業設備投資主導，大體上有10年左右的周期波動，往往與金融條件、企業盈利、技術更新等因素密切相關。

㈦ 中國的經濟從什麼以來,實現了有史以來最快的經濟發展

自抄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增長、襲低通脹的發展態勢，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一段黃金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三個增長周期，當前中國經濟轉入了周期下行階段。

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格局沒有改變，經濟的內生活力與增長動力並未衰減，過去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因素沒有發生變化。

㈧ 分析中國和西方的經濟周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四個周期（劉樹成，1996） ，最近一輪周期從年開始，歷時10年，1993年以來，經濟周期進入收縮階段，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從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9年的7.1%。200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8%，當時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已經出現，新一輪周期就要開始，但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年，中國經濟增長似乎並沒有出現進一步回升的跡象，經濟增長率重新回到了8%以下。與此同時，世界經濟進入收縮期，世界經濟的領頭羊美國經濟接近衰退，日本經濟低迷不振長達10年，中國經濟是緣於自身周期波動的原因，即經濟還沒有徹底走出低谷，還是受國際經濟周期的影響，中國經濟的上升勢頭遭到了來自外部的打壓。這一問題不僅有現實的政策含義，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內涵。

許多研究者對國際經濟周期波動的相關性或同步性進行了研究。

國內研究者對中國經濟周期的著述頗豐，劉樹成（1996）對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各階段的特點進行了描述，劉金全、范劍青（2001）分析了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和經濟變數周期成分之間的關聯性等等，所有這些研究都只針對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本身，並未考察國際經濟周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雖然個別學者（劉乃全，1997）也介紹了經濟周期的國際傳遞，但並沒有考察中國經濟周期波動與其他國家經濟周期波動的關系，本文將在介紹國外學者對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周期相關性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周期波動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濟周期之間的關系。並介紹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相關性，分析中國經濟周期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同步性，給出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同步性與發達國家之間同步性存在差異的原因，最後給出結論。

關於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相關性

首先分析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周期對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周期的影響。根據Backus, Kehoe 和Kydland（1992）的結果（見表1），可以把美國經濟周期與其他國家經濟周期的相關性分為以下四種情形，一是強相關（兩國GDP的相關系數在0.7以上），包括加拿大和歐洲；第二是較強相關（GDP的相關系數在0.3到0.7之間），包括英國、德國、義大利、日本、奧地利；第三是弱相關（GDP與美國GDP的相關系數在0.1到0.3之間），包括澳大利亞、瑞典、法國；四是不相關或負相關（GDP相關系數在0.1以下或為負數），如芬蘭為不相關，南非為負相關。

表1：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末美國經濟周期對其他國家經濟周期的影響

相關系數

和美國指標的相關系數

國家 產出 消費

澳大利亞 0.25 0.13

奧地利 0.31 0.07

加拿大 0.77 0.65

芬蘭 0.02 -0.01

法國 0.22 -0.18

德國 0.42 0.39

義大利 0.39 0.25

日本 0.39 0.30

南非 -0.15 -0.23

瑞典 0.27 0.25

英國 0.48 0.43

歐洲 0.70 0.46

資料來源: Backus, Kehoe 和Kydland（1992）
Kontolemis和Samiei（2000）的結果，考察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周期對其他國家影響的一些新特點，表現為美英之間經濟周期的聯系加強，美德、美意之間的聯系則有所減弱。

表2：60年代至90年代末美國經濟周期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相關系數

和美國指標的相關系數

國家 產出 經濟沖擊

英國 0.58 0.19

加拿大 0.74 0.31

法國 0.31 0.13

德國 0.33 0.24

義大利 0.22 0.04

資料來源: Kontolemis和Samiei (2000)

關於中國經濟周期與其他國家經濟周期的相關性
對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包括美國、日本等，我們主要分析中國經濟周期波動與這些國家經濟周期的關系。我們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的季度歷史數據，時間跨度為1987年1季度到2000年2季度，中國季度GDP的數據來自施發啟、李強（1999）和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

先看美、日等國經濟周期波動與中國產出波動的相關性。我們採用Hodrick-Prescott (HP) 濾波（設定參數λ=1600）的方法對不變價格水平的美國、日本、中國季度GDP 進行處理，得到HP濾波的趨勢項，不變價格水平的季度GDP扣除掉這個趨勢項後的余額可以看作為經濟的周期項，圖1所示是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的波動情況。

計算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動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145和- 0.254，中美經濟周期的聯系為弱相關關系，中日經濟周期的關系為負相關。中美經濟周期既不如美國、加拿大那樣的強相關，也不如美英那樣的較強相關，甚至不如美國和澳大利亞、法國、瑞典之間的相關性。超出多數人們的想像，中日之間經濟周期的走勢是逆道而行的。
還可以利用第二種方法考察中美、中日之間經濟周期波動機制的聯系，考察經濟周期合拍的程度，即分析不同經濟之間轉折點出現的相關性，和中美、中日經濟同處在衰退期或復甦期的程度。把美國、日本、中國的季度GDP數對時間趨勢項T進行回歸，得到GDP對時間趨勢項的殘差，殘差為正定義為1，表明經濟處在上升期（upturn）;殘差為負定義為0，表明經濟處在下降期(downturn) 。根據不同國家經濟處在不同時期的頻率可以得到下表：

表3中美、中日之間經濟周期機制的聯系 N00 N01 N10 N11 Cramer-C 系數

美國 6 19 21 8 0.44

日本 14 11 11 18 0.17

註：N i j, i,j=0,1 代表所有樣本中中國處在狀態i, 美國或日本處在狀態j的個數。

美國、日本季度GDP數字都經過季節調整，中國季度GDP利用X-12的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GDP數字在濾波前已取對數。

這里對上升期與下降期的定義是與Kontolemis和Samiei (2000)的定義不同的。

可以看出，雖然中美經濟周期之間在周期轉折點上相關性較強，但這種相關性是一種負向的相關性，即中國經濟周期與美國經濟周期並不具有同衰退、同復甦的合拍性，不能認為美國經濟處在衰退期，必然會把中國經濟拖入衰退期。
關於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與發達國家經濟周期弱相關的涵義

對國際經濟周期的相關性，經濟學家試圖給出解釋。有人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後國際匯率制度從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的轉變是造成國際經濟周期相關性加強的原因之一，Ahaghil等人發現在美國和OECD國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的時期和浮動匯率時期，匯率機制對經濟擾動的傳導機制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供給因素的沖擊對產生國際經濟波動有重要影響，相對於國際供給因素的沖擊而言，各國本國供給方面的沖擊是造成產出波動的決定性因素，尤其是來自勞動力投入方面的沖擊。在分析開放經濟下的產出波動時，應對本國勞動力市場，包括自然失業率的變化給以更多的關注。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實行匯率、貿易、資本帳戶自由化的西方發達國家，國際經濟周期的聯系並非主要來自國際經濟的沖擊，而是源於本國的供給方面的沖擊。對中國而言，經濟開放度與發達國家相比還相距甚遠，匯率機制本質上是固定匯率，國際貿易的自由度不高，資本帳戶還在實行管制，中國經濟周期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周期的相關性低是情理中的事，決定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關鍵力量來自中國經濟自身，尤其是因投資者投資動力缺乏帶來的失業率上升是中國經濟周期不能繼續維持回升勢頭的根本原因。投資者投資動力的缺乏，一是由於對投資者投資收益的保障不力，二是若干投資領域缺乏充分的公平的競爭。政府應盡早從競爭性行業中退出，專心致志地做好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事業。三是經濟制度創新乏力。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強勁增長的源泉在於經濟制度的不斷創新，只有在企業制度、金融制度、市場准入制度等方面進一步創新才能使中國經濟長盛不衰。

結 論

既然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來自內部，美國經濟的衰退期到來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周期的大勢將被逆轉，同樣也不能把中國經濟內部問題歸結為國際因素的影響。與之相關聯，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面對美國經濟的低迷，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要否調整。一種觀點認為，隨著美聯儲2001年以來的11次降息，人民幣利率還存在繼續下調的空間。我們認為，全球經濟形勢對中國的影響不會很大，加之我國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餘地已非常有限，宏觀經濟政策不應採取任何過激或強烈的反應，宜保持"等一等，看一看"的態度。利率要否繼續下調並不僅僅決定於是否有下調的空間，還應看到利率對廣大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號作用，如果央行繼續降息，等於向公眾發布這樣的信號，即貨幣當局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並不看好，降息對投資、消費的刺激作用遠遠不足以抵消因公眾預期變壞而產生的負面影響。

㈨ 現在中國經濟周期屬於哪一個周期

衰退階段。特點：經濟下行、通脹下行；代表國家：中國。

大類資產的投資收益排行：債券>現金/股票>大宗商品。這個階段，由於經濟下滑、通脹壓力下降，貨幣政策寬松、資金充裕、利率下降，所以債券牛市最先啟動、表現也最為突出。除債市外，有部分資金湧入股市，並且隨著經濟即將見底的預期逐步形成，股票的吸引力也不斷增強。實體經濟對大宗商品需求變弱，形成供大於求，大宗商品表現墊底。
現階段中國經濟的特點有：GDP增長已連續多年放緩，2015年一季度GDP增速創六年來新低；CPI自2011年的高位6.5%降至目前的1.4%，PPI連續三年為負增長。筆者認為，從上述經濟增長和通脹特點來看，目前中國正處於衰退的中間或中後階段。從中國金融市場上各類資產的投資表現來看，1）債券：2014年在經濟下行明顯以及中國央行寬松貨幣政策推動下，中國債券市場率先啟動，並經歷了2014年一整年的大牛市；2015年初至今的表現也良好；未來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可期，債市前景依然樂觀。2）股票：中國股市也於14年三季度緩慢啟動；四季度在央行降息導致無風險利率下降、風險偏好上升的推動下，股市終於爆發；2015年更是在改革紅利的美好願景下，股市繼續一路狂飆。3）大宗商品：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需求國，中國的強勁需求導致大宗商品長期處於牛市；但隨著過去幾年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中國對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長連年放緩，2014年中國經濟主動去產能和調結構，大宗商品價格更是遭遇深度下跌、終結了超級上漲周期；2015年以來大宗商品維持弱勢。綜上，從現階段中國金融市場上各類資產的投資表現來看，即債券和股票強、大宗商品弱的特徵，美林投資時鍾基本得到了驗證。

㈩ 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五個階段是其各階段的形成原因、特點及其影響

建國初期（1949－1952），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得到恢復和發展。

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採取加工定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以及付償定息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成功地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

到1956年底，中國基本上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此，民族工業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