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環境對經濟的影響

⑴ 不同商業環境對企業發展有什麼影響

商業環境包括 1.社會環境進行商業的必要的社會環境，包括人口統計資料和消費表內現。2.生產環容境 3.經濟環境 4.全球環境。 直接影響企業的發展方式和進程。

如改革開放前的商業環境（封閉的計劃經濟時代），阻礙企業的發展生機。 而改革開放後的商業環境（開發的市場經濟時代）催生了企業的發展生機。

⑵ 請運用經濟生活知識,談談優化營商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有何積極意義

微商指的是在移動終端平台上藉助移動互聯技術進行的商業活動，或者簡單的指為通過手機開店來完成網路購物。
微商的興起與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信息技術、移動通信技術與商業貿易的融合。
積極意義，有利於激活市場主體活力，推進萬眾創新和萬眾創業。
有利於發展商業，發達流通，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有利於企業轉變經營策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

⑶ 商業活動與宏觀經濟環境的關系如何

商業活動和宏觀經濟當時關系密切
如果經濟環境不好，民間就不投資，我們知版道，拉動經濟的三權架馬車 出口 投資 消費，沒有了投資經濟就沒了活力，沒有了更多的就業
然後經濟環境不好，哪怕銀行放鬆貸款，調低利率，但也是然並卵的，民間也不會有投資熱情，這對經濟來說是影響非常大的打擊
比如如果人民幣升值不正常，就會影響出口，而中國是製造業大國，生產這么多東西主要是國外市場消化

⑷ 企業商業環境因素有哪些。並舉例說明這些因素對企業商業活動的影響。14號之前給答案有追分啊！！！！

對我國現在商業環境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兩個：①我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影響；②我國現有體制的侵蝕。
傳統文化對商業最致命的影響就是農耕文明意識和由此產生的小富即安的思想。農耕文明是內斂、含蓄的，追求的是一種穩定安逸的生活模式，而在古希臘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工業文明則崇尚海洋文明，熱衷於冒險和開拓。東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其實質就是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差異。
農耕文明在經營企業時候的具體表現就是家族文化、裙帶關系和內部人控制。例如一些家族企業內部，創始人可以說是「一手遮天」，其決策和行事在公司內部幾乎不受任何內部約束。史玉柱的巨人集團就是變相的家族企業，創始人史玉柱不經科學決策而「拍腦袋」決定建設珠海標志性建築「巨人大廈」，結果遭遇現金流斷裂。在慘敗之後，史玉柱本可以讓公司破產，那麼所有的公司債務依照法律都可以免除，但是出於一種「淳樸」的心理，史玉柱承認並踐行還債的原則，為的是給「父老鄉親」一個交待。史先生的道德風尚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做企業和做人畢竟不能完全等同起來，負擔了太多的分外之事，企業的發展必將步履維艱。我們應該注意到：企業也是有生命的，它並不附屬於企業家或者其他機構，企業有自己的生命規律和成長意願，我們能做的就是發掘企業的潛力，促使其發展。
現有體制是對商業發展的又一重要影響因素。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形成了議行合一的非代議制政權，政府擁有很大的許可權，社會結構呈現「大政府、小國民」的特徵。盡管我們不斷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不斷轉換政府職能，並取得一些成效，但是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和干預力度之大是任何西方發達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同時法制建設滯後，進一步造成商業發展空間局促，發展道路畸形。例如，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建立的初衷是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資金支持，並不是直接為國民創造財富，提高社會經營效率。在股市大幅跌水的情況下，政府不斷出台「利好政策」托市，並要求公眾對股市有信心，而信心是自發的，無論如何是不能被要求的！

國際品牌危機產生的商業環境因素剖析
□ 作者：溫州職業技術學院 周朝霞

內容摘要：日新月異的商業環境使得企業的所有策略都要隨之而變。對於企業的危機管理更是如此。企業應隨時根據其所處商業環境的變化而採取相應的公共關系危機管理策略，與外環境進行積極、及時、有效的溝通，預防並有效處理危機。
關鍵詞：危機 策略 環境系統 「七力」 危機模式

商業環境日新月異，包括顧客、競爭者、供求、政府、法律、文化……國際品牌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對其產品、價格、渠道、營業推廣等營銷策略上盡其所能地變換手法，力求吸引公眾眼球，但在危機管理中卻依然固守多年陳舊的做法，致使發生一系列公共關系危機，並大多以慘敗收場。但細究其危機發生的前因後果卻令人覺得這是必然中的事。
綜觀國際品牌出現的一系列危機事件，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共同點：這些著名的跨國企業都缺乏對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消費者群體、媒體等所構成的環境正確的認識和把握，並且缺乏與環境的有效溝通，致使在由於環境因素引發的危機發生時，手足無措，或反應遲鈍或反應僵硬，使企業在經濟效益和形象等方面都遭受了重挫。這些反映出當今企業在危機管理中的重要缺失——危機系統建構不完善，在危機管理中注重危機的技術性處理而忽視危機的環境因素尤其是外環境。
危機系統論是系統論在危機管理中的運用，其基本思想是：整個企業的經營系統（內、外環境）是多層次、多面向、不斷進行復雜互動的。企業外環境的危機是企業重要的威脅，企業究竟有沒有能力處理，完全依賴於內部組織結構的健全，以及綜合企業內部情報與資源的決策體系是否能做出正確決定。

企業外在環境危機系統的構成

外在環境變化多端，是企業危機最主要的來源,所以常被稱為企業不可控制的變數。這里的環境主要是指企業的外部環境。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在其《競爭戰略》一書中提到五力模式(Five Forces Models)，是許多產業為應對不同外在競爭強度，廣泛用來發展其戰略的方法。其五力結構為：新競爭者的進入；替代品的威脅；購買者的談判能力；同業競爭；供應者的談判能力。筆者認為企業所面臨外部環境的危機威脅不僅來自產業環境而是來自各方面。企業外部危機環境系統的構成要素為：政治變化、經濟發展、產業競爭、文化轉換、公眾變化、媒介導向，它們共同構成企業外環境危機結構的七力模式。
政治環境因素
政府作為國家公眾利益的代錶行使著對國家事務的最高管理權，是危機環境系統中的重要因素。具體包括：政府類型和政府穩定性。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政府政策變化。分析政府機構的政策變化對公司十分重要。對外國投資的態度。行政管理程序。與母公司所在國政府之間的關系。東道國與母公司國家政府的關系將直接或間接影響跨國公司。政治模式。每一種政治模式給商業帶來的風險是不同的，應及時進行分析。
經濟環境因素
國家的宏觀經濟和由產品市場組成的微觀環境構成重要的經濟因素。一國的經濟概況就是該國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經濟所有制、人口、收入、資源、消費結構、經濟增長及其他。微觀環境是指涉及某種特定的產品和市場的環境。經濟因素是一切因素的基礎，經濟發生變化會引發一系列因素包括社會、消費心理、人際關系、文化等的變化。在近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尤其是城市經濟（這些危機事件都是發生在城市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給社會、政府、個人經濟狀況、需求、心理意識等帶來一系列的變化。
產業環境因素
產業因素除麥可•波特教授提出的包括同業競爭的威脅、潛在競爭者的挑戰、替代品的壓力、購買者的談判能力、供應者的談判能力等以外，筆者認為還應加上一個重要的因素：行業景象。同行業企業生產同一產品，各企業間會有連帶的互相影響，行業是同行企業共同生存的小環境，行業的景象也是企業發展的風向標，需要密切關注和監視，以確保企業在一個良好的行業環境中發展。古井貢酒廠在山西溯州發生了「1.26」假酒中毒案後立即意識到近鄰的不法行為將會殃及池魚，因此主動出擊，在全國大媒體上刊登了《致全國消費者公開信》，對假酒製造廠商進行嚴厲批評，同時決定無償向死難家屬捐助撫恤金20萬元。成功制止了古井貢酒的消費者受到假酒案的困擾;樹立了企業良好的形象，又吸引了一大批的潛在顧客，可謂一石三鳥，防禦型危機公關取得很好的效應。
文化環境因素
文化是指人類從生活實踐中建立起來的信仰、價值觀、道德、理想和其他有意義的象徵的綜合體。包括物質生活、教育水平、社會交往、語言、藝術、宗教信仰、榮譽感、倫理道德等。文化影響著公眾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他們對事件所採取的行動，從而影響公司的決策。對於企業需要對文化進行文化評價、文化分析、從而使自己達到文化適應和文化轉變。所謂的文化轉變就是在文化背景下某段時期能被接受公眾的產品和服務，在經過一段時期後不再被接受的變化。三月發生危機事件的國際品牌企業沒有做好文化轉變，是造成危機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裡，中國經濟發生了巨變，中國的文化也隨著發生了變化，中國人民特別是城市居民很多已告別了生存經濟步入小康經濟，生活的品質有了很大的提升，他們在消費商品時對商品提出了品質、安全性等更高層次的需求。而國際品牌沒有或者無視這些變化,依然高傲地俯視中國公眾，因此發生了不協調,發生了危機沖突。
媒介環境因素
媒介作為「無冕之王」的作用日益增強。與此同時，中國傳媒業的基礎設施也在不斷改善。危機事件的進展狀況通過媒介特別是網路媒體快速在全國傳播，是造成危機事件影響巨大的原因。另外媒介不僅是危機事件的傳播者，還是危機事件的引發者。高露潔事件就是由北京某晚報的記者翻譯並轉載英國報紙《牙膏癌症警告》而引發的，這里媒體成了「牙膏致癌」的議題設置者。
公眾環境因素
公眾因素是企業外環境中的重要因素。對於公眾的研究不僅要有靜態的了解更要有動態的把握。中國的公眾發生了哪些變化呢？公眾的商品知識、法律知識、維權知識都在提高，一旦利益受到侵犯，他們將會用知識去辨別、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公眾的消費要求隨著體驗的積累而在提升。公眾對國際品牌已從盲目的崇拜回復到應有的理智判斷了，一旦發現產品有問題,他們一樣「毫不留情」。公眾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商品的安全性要求大大提高了，而大部分國際品牌的危機都是安全問題危機。公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消費者對商品所給他們帶來的精神感受更為關注了，所以商品糾紛發生後他們對「討說法」的需求超過了對賠償的需求。公眾的群體意識、社會責任感、民族意識也在加強，他們向國際著名企業挑戰不僅為自己還為了廣大的消費者。在國際品牌的危機中容易引起公眾的民族情結也是這次危機愈演愈烈的因素。公眾的環保意識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僅要求企業生產合格產品而且要求企業的一切行為符合環保要求。

企業外環境危機管理的應對策略

每一次危機既包含導致失敗的根源，也孕育著成功的種子。發現、培育以便收獲這個潛在的成功機會，就是危機管理的精髓，而習慣於錯誤地估計形勢，並令事態進一步惡化，則是不良危機管理的典型特徵（諾曼•R•奧古斯丁）。企業外環境危機的應對策略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
重構企業外環境的危機系統
建立企業外環境危機結構「七力」模式，構築企業危機系統，隨時對企業外環境的政府信息、經濟信息、產業信息、法律信息、文化信息、公眾信息、媒介信息等進行即時監控，一旦有變化應隨時告知有關部門，及時進行信息的處理。變化有兩種情形：階段性的變化信息和即時性的變化信息。如中國經濟發展層次和公眾的變化，是在近十年、五年等較長時期的變化，稱之為階段性的變化信息。即時性的變化信息，如肯德基、蘇丹紅的事件信息，是突如其來的信息，屬於即時性的變化信息。對於企業，應及時重構企業外環境的危機系統，設置危機環境預警方案及應對方案，告知最高決策部門，有必要的話要進行危機的預演，以便在危機發生時能從容、高效應對。
積極、及時、有效地與環境進行溝通
溝通是解決一切不協調、沖突的有效方法。「在現代社會里，人們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期望越來越高。若一個企業在發生危機時，不能與公眾進行溝通，不能很好地告訴公眾他的態度、他正在盡力做什麼，就無疑會給組織的信譽帶來致命的打擊，甚至有可能導致組織的消亡」（邁克爾•里傑斯特）。在溝通方式上應充分發揮整合營銷溝通的方式方法，與環境進行有效溝通。
與環境進行溝通的基本要則是：溝通的態度要真誠，一切以公眾利益為重，要把公眾的利益放在首位。這是有效溝通的首要前提。在危機發生後，如果企業還是死守企業利益，往往不能達到溝通的成功，因而不能很好地解決危機。溝通時間上要及時，時間是解決危機的關鍵因素，因為在同一時間上媒體在大量地復制信息，公眾在焦急地等待企業信息，同時也在傳遞著各種真實與不真實的消息，小道消息也在不斷地湧出。溝通方式上要新穎，新穎的方式能達到更好的溝通效果。
藉助環境的力量克服環境危機
「善戰者，求之於勢」（《孫子兵法》）。環境既是企業危機發生的原因也是企業可以藉助克服危機的力量。政府、媒介、公眾、法律等都是企業在危機事件中可以藉助的外部力量。

參考文獻：
1.[美]邁克爾•波特著.競爭優勢.夏忠華譯.中國財政出版社，1988
2.劉剛.危機管理.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
周朝霞，（1966-），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復旦大學傳播學國內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公關傳播。

⑸ 企業商業環境因素有哪些。並舉例說明這些因素對企業商業活動的影響。14號之前給答案有追分！！！！

對我國現在商業環境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兩個：①我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影響；②我國現有體制的侵蝕。
傳統文化對商業最致命的影響就是農耕文明意識和由此產生的小富即安的思想。農耕文明是內斂、含蓄的，追求的是一種穩定安逸的生活模式，而在古希臘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工業文明則崇尚海洋文明，熱衷於冒險和開拓。東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其實質就是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差異。
農耕文明在經營企業時候的具體表現就是家族文化、裙帶關系和內部人控制。例如一些家族企業內部，創始人可以說是「一手遮天」，其決策和行事在公司內部幾乎不受任何內部約束。史玉柱的巨人集團就是變相的家族企業，創始人史玉柱不經科學決策而「拍腦袋」決定建設珠海標志性建築「巨人大廈」，結果遭遇現金流斷裂。在慘敗之後，史玉柱本可以讓公司破產，那麼所有的公司債務依照法律都可以免除，但是出於一種「淳樸」的心理，史玉柱承認並踐行還債的原則，為的是給「父老鄉親」一個交待。史先生的道德風尚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做企業和做人畢竟不能完全等同起來，負擔了太多的分外之事，企業的發展必將步履維艱。我們應該注意到：企業也是有生命的，它並不附屬於企業家或者其他機構，企業有自己的生命規律和成長意願，我們能做的就是發掘企業的潛力，促使其發展。
現有體制是對商業發展的又一重要影響因素。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形成了議行合一的非代議制政權，政府擁有很大的許可權，社會結構呈現「大政府、小國民」的特徵。盡管我們不斷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不斷轉換政府職能，並取得一些成效，但是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和干預力度之大是任何西方發達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同時法制建設滯後，進一步造成商業發展空間局促，發展道路畸形。例如，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建立的初衷是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資金支持，並不是直接為國民創造財富，提高社會經營效率。在股市大幅跌水的情況下，政府不斷出台「利好政策」托市，並要求公眾對股市有信心，而信心是自發的，無論如何是不能被要求的！

國際品牌危機產生的商業環境因素剖析
□ 作者：溫州職業技術學院 周朝霞

內容摘要：日新月異的商業環境使得企業的所有策略都要隨之而變。對於企業的危機管理更是如此。企業應隨時根據其所處商業環境的變化而採取相應的公共關系危機管理策略，與外環境進行積極、及時、有效的溝通，預防並有效處理危機。
關鍵詞：危機 策略 環境系統 「七力」 危機模式

商業環境日新月異，包括顧客、競爭者、供求、政府、法律、文化……國際品牌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對其產品、價格、渠道、營業推廣等營銷策略上盡其所能地變換手法，力求吸引公眾眼球，但在危機管理中卻依然固守多年陳舊的做法，致使發生一系列公共關系危機，並大多以慘敗收場。但細究其危機發生的前因後果卻令人覺得這是必然中的事。
綜觀國際品牌出現的一系列危機事件，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共同點：這些著名的跨國企業都缺乏對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消費者群體、媒體等所構成的環境正確的認識和把握，並且缺乏與環境的有效溝通，致使在由於環境因素引發的危機發生時，手足無措，或反應遲鈍或反應僵硬，使企業在經濟效益和形象等方面都遭受了重挫。這些反映出當今企業在危機管理中的重要缺失——危機系統建構不完善，在危機管理中注重危機的技術性處理而忽視危機的環境因素尤其是外環境。
危機系統論是系統論在危機管理中的運用，其基本思想是：整個企業的經營系統（內、外環境）是多層次、多面向、不斷進行復雜互動的。企業外環境的危機是企業重要的威脅，企業究竟有沒有能力處理，完全依賴於內部組織結構的健全，以及綜合企業內部情報與資源的決策體系是否能做出正確決定。

企業外在環境危機系統的構成

外在環境變化多端，是企業危機最主要的來源,所以常被稱為企業不可控制的變數。這里的環境主要是指企業的外部環境。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在其《競爭戰略》一書中提到五力模式(Five Forces Models)，是許多產業為應對不同外在競爭強度，廣泛用來發展其戰略的方法。其五力結構為：新競爭者的進入；替代品的威脅；購買者的談判能力；同業競爭；供應者的談判能力。筆者認為企業所面臨外部環境的危機威脅不僅來自產業環境而是來自各方面。企業外部危機環境系統的構成要素為：政治變化、經濟發展、產業競爭、文化轉換、公眾變化、媒介導向，它們共同構成企業外環境危機結構的七力模式。
政治環境因素
政府作為國家公眾利益的代錶行使著對國家事務的最高管理權，是危機環境系統中的重要因素。具體包括：政府類型和政府穩定性。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政府政策變化。分析政府機構的政策變化對公司十分重要。對外國投資的態度。行政管理程序。與母公司所在國政府之間的關系。東道國與母公司國家政府的關系將直接或間接影響跨國公司。政治模式。每一種政治模式給商業帶來的風險是不同的，應及時進行分析。
經濟環境因素
國家的宏觀經濟和由產品市場組成的微觀環境構成重要的經濟因素。一國的經濟概況就是該國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經濟所有制、人口、收入、資源、消費結構、經濟增長及其他。微觀環境是指涉及某種特定的產品和市場的環境。經濟因素是一切因素的基礎，經濟發生變化會引發一系列因素包括社會、消費心理、人際關系、文化等的變化。在近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尤其是城市經濟（這些危機事件都是發生在城市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給社會、政府、個人經濟狀況、需求、心理意識等帶來一系列的變化。
產業環境因素
產業因素除麥可•波特教授提出的包括同業競爭的威脅、潛在競爭者的挑戰、替代品的壓力、購買者的談判能力、供應者的談判能力等以外，筆者認為還應加上一個重要的因素：行業景象。同行業企業生產同一產品，各企業間會有連帶的互相影響，行業是同行企業共同生存的小環境，行業的景象也是企業發展的風向標，需要密切關注和監視，以確保企業在一個良好的行業環境中發展。古井貢酒廠在山西溯州發生了「1.26」假酒中毒案後立即意識到近鄰的不法行為將會殃及池魚，因此主動出擊，在全國大媒體上刊登了《致全國消費者公開信》，對假酒製造廠商進行嚴厲批評，同時決定無償向死難家屬捐助撫恤金20萬元。成功制止了古井貢酒的消費者受到假酒案的困擾;樹立了企業良好的形象，又吸引了一大批的潛在顧客，可謂一石三鳥，防禦型危機公關取得很好的效應。
文化環境因素
文化是指人類從生活實踐中建立起來的信仰、價值觀、道德、理想和其他有意義的象徵的綜合體。包括物質生活、教育水平、社會交往、語言、藝術、宗教信仰、榮譽感、倫理道德等。文化影響著公眾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他們對事件所採取的行動，從而影響公司的決策。對於企業需要對文化進行文化評價、文化分析、從而使自己達到文化適應和文化轉變。所謂的文化轉變就是在文化背景下某段時期能被接受公眾的產品和服務，在經過一段時期後不再被接受的變化。三月發生危機事件的國際品牌企業沒有做好文化轉變，是造成危機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裡，中國經濟發生了巨變，中國的文化也隨著發生了變化，中國人民特別是城市居民很多已告別了生存經濟步入小康經濟，生活的品質有了很大的提升，他們在消費商品時對商品提出了品質、安全性等更高層次的需求。而國際品牌沒有或者無視這些變化,依然高傲地俯視中國公眾，因此發生了不協調,發生了危機沖突。
媒介環境因素
媒介作為「無冕之王」的作用日益增強。與此同時，中國傳媒業的基礎設施也在不斷改善。危機事件的進展狀況通過媒介特別是網路媒體快速在全國傳播，是造成危機事件影響巨大的原因。另外媒介不僅是危機事件的傳播者，還是危機事件的引發者。高露潔事件就是由北京某晚報的記者翻譯並轉載英國報紙《牙膏癌症警告》而引發的，這里媒體成了「牙膏致癌」的議題設置者。
公眾環境因素
公眾因素是企業外環境中的重要因素。對於公眾的研究不僅要有靜態的了解更要有動態的把握。中國的公眾發生了哪些變化呢？公眾的商品知識、法律知識、維權知識都在提高，一旦利益受到侵犯，他們將會用知識去辨別、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公眾的消費要求隨著體驗的積累而在提升。公眾對國際品牌已從盲目的崇拜回復到應有的理智判斷了，一旦發現產品有問題,他們一樣「毫不留情」。公眾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商品的安全性要求大大提高了，而大部分國際品牌的危機都是安全問題危機。公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消費者對商品所給他們帶來的精神感受更為關注了，所以商品糾紛發生後他們對「討說法」的需求超過了對賠償的需求。公眾的群體意識、社會責任感、民族意識也在加強，他們向國際著名企業挑戰不僅為自己還為了廣大的消費者。在國際品牌的危機中容易引起公眾的民族情結也是這次危機愈演愈烈的因素。公眾的環保意識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僅要求企業生產合格產品而且要求企業的一切行為符合環保要求。

企業外環境危機管理的應對策略

每一次危機既包含導致失敗的根源，也孕育著成功的種子。發現、培育以便收獲這個潛在的成功機會，就是危機管理的精髓，而習慣於錯誤地估計形勢，並令事態進一步惡化，則是不良危機管理的典型特徵（諾曼•R•奧古斯丁）。企業外環境危機的應對策略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
重構企業外環境的危機系統
建立企業外環境危機結構「七力」模式，構築企業危機系統，隨時對企業外環境的政府信息、經濟信息、產業信息、法律信息、文化信息、公眾信息、媒介信息等進行即時監控，一旦有變化應隨時告知有關部門，及時進行信息的處理。變化有兩種情形：階段性的變化信息和即時性的變化信息。如中國經濟發展層次和公眾的變化，是在近十年、五年等較長時期的變化，稱之為階段性的變化信息。即時性的變化信息，如肯德基、蘇丹紅的事件信息，是突如其來的信息，屬於即時性的變化信息。對於企業，應及時重構企業外環境的危機系統，設置危機環境預警方案及應對方案，告知最高決策部門，有必要的話要進行危機的預演，以便在危機發生時能從容、高效應對。
積極、及時、有效地與環境進行溝通
溝通是解決一切不協調、沖突的有效方法。「在現代社會里，人們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期望越來越高。若一個企業在發生危機時，不能與公眾進行溝通，不能很好地告訴公眾他的態度、他正在盡力做什麼，就無疑會給組織的信譽帶來致命的打擊，甚至有可能導致組織的消亡」（邁克爾•里傑斯特）。在溝通方式上應充分發揮整合營銷溝通的方式方法，與環境進行有效溝通。
與環境進行溝通的基本要則是：溝通的態度要真誠，一切以公眾利益為重，要把公眾的利益放在首位。這是有效溝通的首要前提。在危機發生後，如果企業還是死守企業利益，往往不能達到溝通的成功，因而不能很好地解決危機。溝通時間上要及時，時間是解決危機的關鍵因素，因為在同一時間上媒體在大量地復制信息，公眾在焦急地等待企業信息，同時也在傳遞著各種真實與不真實的消息，小道消息也在不斷地湧出。溝通方式上要新穎，新穎的方式能達到更好的溝通效果。
藉助環境的力量克服環境危機
「善戰者，求之於勢」（《孫子兵法》）。環境既是企業危機發生的原因也是企業可以藉助克服危機的力量。政府、媒介、公眾、法律等都是企業在危機事件中可以藉助的外部力量。

參考文獻：
1.[美]邁克爾•波特著.競爭優勢.夏忠華譯.中國財政出版社，1988
2.劉剛.危機管理.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
周朝霞，（1966-），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復旦大學傳播學國內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公關傳播。

⑹ 當今社會經濟對企業市場環境的影響

你可以參考以下一篇範文，也許對你的論文開題有所啟發，希望對你有用
原 形 畢 露
超級主義者的導論

在平時的工作中，我經常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中國國內的企業，他們對「三井物產」這樣的日本綜合商社的了解也很膚淺。基本上普遍的認識是，綜合商社是一個經營幾乎所有商品的貿易公司。他們簡單地認為「綜合商社」的意思就是「各種商品集合經營的貿易公司」。其實這完全忽視了綜合商社更重要的金融和投資功能。所謂「綜合能力」，不是指「多種商品貿易」的能力，而是強調貿易、金融、投資、物流、信息和人才的綜合運營和協調的能力。而綜合商社的真正意義，更在於其代位政府，以類似民間企業的行為方式，行使著國家微觀經濟管理的職能。

對於普遍接受大學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和美國MBA教育的中國企業家們和經濟學家們，日本綜合商社的學問也許已經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和爭論了。在目前普遍矮化日本經濟的輿論導向下，許多研究日本經濟和社會學者被排除出中國主流學術圈外，他們的聲音早已經被人數急劇擴大的美國經濟學博士們的著作所淹沒。特別是當今厭日情緒急升的形式下，似乎也不合時宜去提倡研習日本經濟模式。所謂「不景氣的十年日本經濟」更放大了日本經濟制度的罪過。這對於隱藏和融化在微觀經濟世界中的日本綜合商社和財團體系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雖然它們近在咫尺，幾乎無所不在，卻也無從被中國人關注和發現，更不用擔心被中國這樣一個競爭對手識破和模仿。當我們為中國各種宏觀經濟統計數字的高速增長而欣喜若狂時，他們卻暗自為大方的中國帶給日本的巨額財富而興奮不已。

有一句話叫作「眼不見心不煩」。可是，我偏偏工作在一個處於日本經濟領導地位的最老牌和最有影響力的綜合商社中，眼見中國公司憑借個人英雄主義精神剛剛打出的一片天地，不知不覺中被納入了日本財團的勢力范圍。看到周圍發生的中日沖突，無不與綜合商社或其所關聯的財團企業有關。有誰會想過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寶鋼」是日本三井財團的成員呢？從寶鋼的資本構成和它建設在中國土地上的事實，沒有人會懷疑它是中國人自己的企業。可是，如果寶鋼離開「三井物產」涉獵的巴西和澳大利亞鐵礦，沒有「商船三井」的鐵礦石運輸和「三井造船」製造的大型礦沙船，不與三井物產和新日鐵（三井物產的夥伴）建立合資物流銷售公司，沒有「豐田汽車」（三井財團成員）和「通用汽車」（三井財團夥伴）這樣重要的客戶，寶鋼能夠迅速提升它的產品檔次嗎？另一個問題，寶鋼與外國談判鐵礦價格和合作投資的意志和行為是由中國人自己所能決定的嗎？

去年年底，出現了一件震動中國經濟界的大事，「中航油」在海外石油貿易和期貨市場交易的博弈中，一下損失了5.5億美元。三井物產作為三井財團的一員，擁有世界上很多油田的股權，是這場賭博的莊家(受益者)。在這場賭局中，三井財團有兩個重要的關鍵成員，一個是日本「三井住友銀行」，向賭徒「中航油」進行放債；另一個是參股三井住友銀行的美國「高盛公司」，通過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阿爾龍」向賭徒「中航油」提供財務管理和期貨交易咨詢。顯然，在一個四人游戲的麻將賭桌前，三井財團佔了三個位子，並扮演著不同角色，而另一個位子留給了「中航油」。由於三井物產擁有全球的貿易和情報網路，加上財團另一成員「商船三井」掌握的全球貨運訂單情報，就可以輕易判定石油價格將持續上漲，提前埋下大量訂單。只要「中航油」不斷從「三井住友銀行」借錢，然後按照「高盛公司」的意見投入賭局。這樣一來，三井物產就可以賺到大把的銀子。

現在，「中航油」輸光了銀子，欠了三井財團的成員(夥伴)「三井住友銀行」和「高盛公司」的債。他們向「中航油」催債是再合法不過的事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或者他們可以逼迫中航油的後台為他們莽撞和缺少經驗的兒子「中航油」把錢墊上。「中航油」實在還不起債，把股份折價抵給債主們也是不錯的事情。今後，「三井住友銀行」和「高盛公司」成了與中國壟斷巨頭在一起工作的董事，可以分享超額壟斷利潤。同時，對於中國在國際石油市場的重大行動，三井財團會更容易地捕獲到有價值的情報，這對把握石油市場變化和控制貿易風險帶來了更多的好處。即使「中航油」清盤這種最壞的情況發生，三井物產賺取的利潤從整個財團看足夠彌補「中航油」欠三井財團成員的2千萬美元債款。對於三井財團這一年在石油生意中贏利的不止一個5.5億美元利潤而言，這點兒債款損失只是個小意思。

綜合商社本身就是一個貿易和金融的綜合體，再加上它的財團企業的配合，對於孤軍奮戰的中航油來說，猶如羊入虎口，必死無疑。我在三井物產東京工作的一段期間，親身經歷向韓國和台灣供應美國糧食的貿易與期貨相結合的實戰過程，才真正理解了綜合商社對大宗原材料的定價機制、貿易實務和風險控制。實際上，對於糧食、油料、糖、棉花、石油、礦產、鋼鐵和有色金屬等具備成熟期貨市場的商品，綜合商社的操作手法都基本一樣。出於商業機密的考慮，我不能在這里做更進一步闡述。「中航油」不過是中國壟斷石油企業的代理人，根本不具備從事大宗原料貿易的資源（包括人才、信息、決策機制、風險控制、實戰經驗等），出現巨額損失只是早晚的事。在舊體制下，由於國營壟斷公司全部依靠政府財政或銀行貸款來補窟窿，市場波動造成的風險和損失沒有暴露出來。值得一提的是，韓國和台灣企業長期與日本綜合商社、其它金融大亨和大鱷們對手大宗原料貿易和期貨，但它們有一套自我保護的組織系統，非常值得借鑒。

中航油事件只是中日兩國在石油領域展開較量的一個插曲，雙方更多的沖突和對抗早就不斷暴露出來了，而背後總能看到日本綜合商社的身影。特別是中日雙方在俄羅斯薩哈林油氣資源上爭奪異常激烈。為爭取俄石油管道項目的走向，日本不惜血本，志在必得。此外，中國和日本還在印尼東固天然氣項目和靠近釣魚島的東海油氣田開發上發生強烈碰撞。事實上，日本是一個能源和礦產資源赤貧的國家，所以它把資源保障擺在國家戰略的首要位置。結合國家政策，日本綜合商社在世界各地積極獲取油氣田的開采權。

綜合商社作為投資中介組織，主要利用其長期穩定貿易經營建立起的全球信息網，為財團內部的生產型企業尋找市場定位或投資夥伴。在與財團內的生產企業共同確定投資意向後，通常由生產企業佔有支配股份，綜合商社以10%左右參股。綜合商社為生產企業投資提供中介工作的真正收益來自於未來長期的為該投資企業提供的貿易和物流服務的收入。日本式的以綜合商社為中介體主導財團成員企業對外投資的行為，是金融與商業有機結合的具有戰略前瞻性的長期投資活動，其目的在於獲得對投資企業原料供給和產品銷售的控制權，從而實現其財團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和長期化。必須提高警惕，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由於掌握著大量國有資產，他們的「投資銀行業務」潛在著成為被外國大資本（財團和基金）利用的工具。外國大資本渴望獲得中國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資產，從而最終瓦解中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

當大家看到電視劇《小兵張嘎》和《白求恩大夫》中的日本「零式」戰機投下的印有「三井」（「井」字中有個「三」字）標識的軍需品被八路軍繳獲時，是否意識到「零式」戰機和「三井」軍需品是由三菱財團和三井財團的企業製造的呢？雖然二戰已成為歷史，重新組建的當今日本財團還是沿襲了戰時經濟體制的很多重要內容，其當前所屬企業通常是軍民兩用型企業。日本的實際軍事力量並不是用軍費開支來衡量的，而是看其財團企業的生產規模，技術裝備水平，以及企業之間的綜合配套能力。隨著日本財團的產業外移和海外資產的迅速增長，通過政治和軍事手段保護其不斷膨脹的海外利益成為財團的一種迫切要求，這也是他們急力修改教科書和相關法律，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的內在原因之一。名義上的日本政府，還會為以綜合商社為核心的財團體系爭取最大利益，確立日本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台灣問題牽動著海內外每個中國人的神經。在歷史上，日本舊財閥是對台灣實施殖民統治的真正主角。目前，台灣企業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獨立的事業體系。但是，它們又與日本企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產業分工和合作關系。特別是，近幾年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高速成長，引起日本綜合商社高度重視。為了帶領日本財團的成員企業大規模進入中國，商社非常需要既了解中國市場而又按照國際商業規范進行經營的合作夥伴。由於台灣企業的經營理念、企業文化和行為方式接近日本企業，並且擁有在大陸的銷售通路，自然成為日本商社將其納入自己財團體系的首選目標。面臨生存和發展的抉擇，可能會有更多的台灣企業投入日本財團的懷抱。不由的感觸道：沒娘的孩子象根草，這是台灣在大陸發展起來的企業的真實寫照。中國自己的綜合商社和財團體系在哪裡？實現台灣與大陸的統一，是否應該從實現台灣企業與大陸企業的統一開始呢？

我們的企業家和經濟領袖們能否重新研究中國微觀經濟的管理模式，盡快行動起來，組建和運轉自己的綜合商社和財團機制，從而確立自主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支柱體系。否則，我們國家的大量關鍵企業（特別是製造業）就象是沒娘的孩子一樣，將會一個一個被日本財團領養走。特別需要提醒的是，那些以經濟改革為名義實行管理層持股的國有企業往往容易成為日本商社的重點獵取目標。因為當管理層個人持有大型國有企業股份時，日本商社可以投入很小的資本與該企業管理層建立緊密的人脈聯系，從而影響和間接操控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營與投資決策。管理層個人可能會為了自己股權價值在短期內最大化並兌現為現金，以很小的代價將戰略性國有資產轉給日本商社或其財團企業。當中國聯想收購美國IMB股份時，美國政府立即出面干預和審查，這應該給我們一定的啟示。需要說明的一點，戰略性資產的價值不等於企業的凈資產。

中國原有的經濟體系似乎完全按照美國經濟教科書的指導，在跨國公司的巨大壓力下，如同蘇聯解體一般，正在走向終點。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它幫助我們打破了原有的官僚經濟體制結構，引入了市場經濟競爭機制。但是，當一種舊的經濟體制被破壞後，應該建立一種什麼樣的新經濟體制才能確保社會穩定的基礎上，使中國盡快走上富強之路？日本綜合商社和其財團企業在中國的大量經濟活動也有著積極的一面，它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帶來了新的活力，培養出一批重視實踐和經驗積累的綜合性人才，也是制衡歐美企業在華謀取超額利潤的重要因素。日本企業帶給我們更多集體主義的文化和作風，這完全區別於美國式的個人英雄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文化理念。而且，與日本公司的近距離接觸，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這樣一個問題：那種以股票市場和基金管理為中心的、拜金主義的、美國式經濟改革方案是否可以真正造就一個富強的中國？也許還有另外一種選擇 —— 重商主義的、日本式的綜合商社和財團體制。

明顯感到，隨著美國金融寡頭（基金機構）在宏觀領域（匯率，期貨）的強大壓力，和日本商業巨頭（商社財團）在微觀領域（資源，物流）的激烈爭奪，中國經濟正在受到外國勢力越來越多地控制。當我們為以中國乒乓球隊和中國女排為代表的中國體育軍團在世界比賽中屢見戰功而歡喜雀躍時，日本國民早已習慣於自己的經濟軍團（綜合商社為核心的財團）在國家間的經濟競賽中所向披靡。美國的好學生南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這樣的發展中地區已經成為日本財團的屬地；不可一世的美國必須承認其製造產業正在被日本財團企業蠶食；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和中東的豐富資源正在成為日本商社的囊中之物；毫無疑問印度和非洲正在被列入日本財團的新戰略目標。唯有歐洲是個例外，因為那裡是與日本經濟組織模式類似的德國的勢力范圍，日本財團很難有空子可鑽。另外在東亞，韓國是一個不可征服的國家，因為韓國有著從日本學來的以綜合商社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財團產業。在國內，溫州是僅存的一塊不被外資沾染的凈土，因為它們有著類似日本人的商業行為和儒家理念，但組織方式還很原始。我禁不住要問，中國的未來將會如何？

剛剛提到中國乒乓球隊稱雄世界的奇跡，可是多少青年人知道他們崛起的秘密：正是以日本為最強大的對手，不斷地研究日本、敢於與它們競爭與對抗，最終成為世界乒壇的主宰。中日爭端的實質是爭奪東亞主導權的斗爭，同時也是一場經濟利益的博弈。如何與日本搏擊，建立怎樣的中日睦鄰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課題。讓我們通過《中國乒乓球五十年輝煌歷史回眸》的歷史記錄，重新感受一下那激動人心的年代吧：

1961年4月4日，第26屆北京世乒賽開幕了。4月9日，男、女團體決賽開賽，兩場比賽的對陣雙方都是中國隊和日本隊。女團決賽首先開始，日本女隊經過五盤鏖戰，以3比2獲勝，實現了她們在世乒賽女團比賽中五次奪魁、三次蟬聯的夢想。女團決賽尚未結束，男團大戰便在萬眾矚目間開始，中國隊的決賽陣容是庄則棟、徐寅生、容國團。日本隊應以星野展彌、木村興治、荻村伊智朗。中國隊終於以5：3擊敗了世界乒壇的天皇-日本隊，第一次捧得斯韋思林杯。這枚男團金牌凝聚著中國乒乓球隊九年的夢想、九年的汗水、九年的付出。男團、男單、女單金牌相繼入帳，在26屆世乒賽上大豐收的中國乒乓隊震驚了世界。

1963年4月，第27屆世乒賽中國男隊繼續保持優勢，奪得男團冠軍、包攬男單前四名、獲得男雙金銀銅牌。中國隊此番出征，派出了秘密武器--直拍削球手張燮林。張燮林，江蘇鎮江人，曾進入上海隊，1959年參加了國家隊集訓。在26屆世乒賽中，他的這種新打法一亮相，就削倒了日本隊的星野和三木。從此，他被中國隊雪藏起來，直到27屆世乒賽。在團體決賽中，他又展示神削絕技，擊敗了日本隊的三木和木村，為中國隊蟬聯斯韋思林杯立下大功。

1965年4月，第28屆世乒賽由梁麗珍、李赫男、林慧卿、鄭敏之組成的中國女隊順利殺入團體決賽，對手正是宿敵日本隊。時任女隊教練的容國團排出奇陣，用林慧卿、鄭敏之兩員削球手出戰，打了日本隊一個措手不及。最終她們以3：0戰勝了蟬聯四屆冠軍的日本女隊，首次捧得考比倫杯。接著，林慧卿、鄭敏之又在女雙比賽中奪魁。中國女隊連奪兩金，從此吹響了崛起的號角。在女隊打響翻身仗的同時，男隊也連奏凱歌，庄則棟、張燮林、李富榮組成的團體陣容在決賽中擊敗了由木村、小中健和高橋浩組成的日本隊，再度蟬聯斯韋思林杯。

可惜的是，同樣是60年代，以日本綜合商社和主力銀行為核心的日本經濟軍團（財團）重新組建之時，中國卻沒有一隻象中國乒乓軍團一樣能夠活躍在世界經濟舞台與日本對抗的經濟軍團。唯有韓國人在70年代學習日本經驗建立了綜合商社和財團體制，成為一隻抗衡日本的有生力量。日本式的財團體制實質上是面對經濟自由化的經濟環境，採取的一種對抗外國經濟霸權，鞏固和發展本國獨立自主經濟體系的一種戰略選擇。根據目前中國人均GDP、人均收入，城鄉差別，教育水平和企業組織等各項綜合指標，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中國整體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與日本六十年代中期極其相似和接近。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擺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拉美和東南亞道路，一條是日本和韓國道路。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如何，可以說將取決於中國國民對建設富強國家的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理解程度。

⑺ 影響公司生意的商業環境因素是什麼

影響公司生意的商業環境因素主要有行業宏觀形勢、行業內競爭環境、行業替代因素。

行業宏觀形勢主要是指行業面臨的政策及國際經濟形勢，包括匯率影響、關稅影響及國際關系影響等。

行業內競爭環境主要是同業競爭者之間的市場佔有率及競爭激烈程度，一般是行業主導者跟行業挑戰者之間的競爭，但是神仙打架，殃及的都是百姓，對行業內的中小公司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行業替代因素是行業內產品被其他行業外產品替代的可能性，比如摩托車有被電動車替代的可能性。麵包有被包子替代的可能性。一般被替代的可能性越大，代錶行業風險越大。

(7)商業環境對經濟的影響擴展閱讀

公司經營影響因素

市場營銷環境主要包括兩方面的構成要素，一是微觀環境要素，即指與企業緊密相聯，直接影響其營銷能力的各種參與者，這些參與者包括企業的供應商、營銷中間商、顧客、競爭者以及社會公眾和影響營銷管理決策的企業內部各個部門；

二是宏觀環境要素，即影響企業微觀環境的巨大社會力量，包括人口、經濟、政治、法律、科學技術、社會文化及自然地理等多方面的因素。

微觀環境直接影響和制約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而宏觀環境主要以微觀營銷環境為媒介間接影響和制約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前者可稱為直接營銷環境，後者可稱為間接營銷環境。兩者之間並非並列關系，而是主從關系，即直接營銷環境受制於間接營銷環境

⑻ 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有哪些

環境污染包括了空氣污染，水污染，森林銳減和樹木砍伐，物種滅絕，噪音污染等等內，隨著這些污容染的日益嚴重，尤其是污水中含有的大量有機污染物和難分解的物質流入到江河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水資源污染，也導致了江河的富營養化趨勢越來越嚴重。這些違反自然常規的活動不僅給企業增加了處理的成本，同時也破壞了環境和資源的平衡，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是影響巨大的。社會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治理，每年所消耗於環境污染上面的資金和人力也是逐年增加，當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快時，對經濟發展的社會影響就會越大，我們處在一個資源虧乏，人口眾多的社會，環境污染間接性的限制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使大量的資源流失，所以減少污染和無污染是必要的，不要「先污染，後治理」。

⑼ 國家經濟環境對商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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