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對經濟的影響

A. 如何分析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摘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1、在方法論上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3、在發展政策上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參考文獻：[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2]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陳宗勝.發展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5]周業安.關於當前中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反思[J].經濟研究，2001（7）.[6]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7]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B. 蘇聯解體後多久，經濟私有化的

還沒有解體前就已經開始私有化了。戈爾巴喬夫是先進行的改革，更大程度的私有化是改革內容之一。改革開始時還沒有解體。

C. 國企私有化之利弊

國企私有化之利：

1、國企私有化能提高企業運行效率或效益。私有企業相對國有企業在運行效率或效益方面要高一些 ，這是因為，二者受到的監督程度不一樣。私有企業擁有主人翁，國有企業沒有主人翁，私有企業受到的監督較多，不僅政府機構可以監督，而且企業擁有者還可以監督，並且後者的監督更有效。

2、國企私有化能減少腐敗現象，國有企業主要受到政府機構的監督，這要比私有企業的監督者少，這為腐敗滋生提供了條件。國有企業領城是滋生著較多的腐行為，讓這些企業私有化，可以減少企業的腐敗行為。

3、國企私有化能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如果中國想搞正常的市場經濟，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對於中國來說顯得格外重要，顯得格外必要。這來源於人們的需求原理。由於國有企業的大量存在，這導致中國國民人均的可支配財富比較少，實際上也就是導致需求（內需）不足，市場疲軟。

國企私有化之弊：

1、滋生新的壟斷。國有企業私有化是為了破除壟斷，但是在大型企業賣出時，也會形成新的壟斷，而沒有使經濟市場處於完全競爭狀態。對於私有化來說，這樣的大企業很難找到合適的買主。而只有在大買主的情況下，才能夠從技術上防止國有企業原企業家形成的買方壟斷。

2、脫離了我國社會主義國情。許多國有企業的企業規模較大，管理十分困難，很多中小企業難以把持。有些企業家不認真經營企業，而致力於通過各種途徑成為企業的大股東。這不但背離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初衷，還脫離了我國社會主義國情。

3、國有企業私有化內容發展到由「謀財物」到「謀人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許多國企高管認識到，作為企業最重要資源，左右人事才是私有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不少國有企業關繫到錢財物和宣傳喉舌的人員都是自己的親信或利益攸關者。一個大型國有企業完全等同於一個家族企業。

(3)私有化對經濟的影響擴展閱讀：

國企私有化能盡快消滅壟斷。政策性經濟壟斷現象是經濟發展的毒瘤，有必要切除。而政策性壟斷現象，往往是由國有企業完成。國有企業的身份，容易掩蓋經濟壟斷的邪惡，降低對壟斷現象的厭惡程度，不利於消滅政策性經濟壟斷現象，不利於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如果政策性經濟壟斷行為是由私有企業完成的，容易深惡痛絕，政府機構也不容易庇護私有壟斷企業，國民消滅壟斷的慾望就會增大許多，有利於迅速結束各種政策性壟斷現象。

D. 經濟制度私有化了會怎麼樣

經濟制度私有化以後，就會讓財產集中在一部分人的手裡面，對人民來說，這是一種很大的損失啊。

E. 非公有制經濟的大力發展會不會導致私有化

僅僅非公抄有制經濟的發展不會導致私有化。但是政策允許民間資本或社會資本融入公有制經濟就意味打開了全面私有化的閥門，因為暴富家族資本就是民間資本或社會資本的代名詞。山西煤老闆7000萬元嫁女就是佐證。普通中下階層的百姓能做到嗎？暴富家族資本一旦政策允許披上合法外衣有什麼做不到的？！

F. 誰能從經濟學角度解釋什麼叫國企私有化

什麼是國有企業私有化
國有企業私有化，是指引入競爭，打破壟斷國企壟斷，給民營公司、外資公司或個人等非國家控股的企業或個人一個競爭的機會，使得市場能夠達到充分競爭。衡量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個標准，是看這家「國有企業」的產權關系，如果國有股份和其他股份比較起來，不在這家改制後的企業佔有主導地位，甚至完全沒有國有股份，這家「國有企業」就可以被稱之為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家企業。
編輯本段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形式
第一，國有企業上市，通過證券市場出售一部分國有資產給個人。這一做法雖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就開始了，但到九十年代才形成高潮。盡管在上市過程中，一部分企業同時增發股票以融資，但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把原有的一部分國有資產以股票形式出售給私人，實現部分的私有化。國有企業在證券市場上上市並且分階段出售國有股份，是國際上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國自然也不例外。
第二，國有股減持給個人。它和第一種形式相聯系，是分階段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國政府雖然在前兩年宣布暫停國有股減持，但實際上各上市公司減持國有股的現象始終沒有停止過。
第三，mbo，管理者購買自己管理的企業。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個重要方式是直接出售給特定的購買者。中國出售的大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沒有用mbo的名稱，但政府強調企業出售時，管理者要得大頭，尤其是原國有企業的法人代表要持大股，所以，中國出售國有企業的主要方式雖然是向企業管理者和職工出售，但由於企業管理者佔大部分股份，所以它是一種變形的管理者自購企業mbo。
第四，出售給他人。這也是中國出售企業的一個方式。但它的重要性比較小。一般情形下，政府為了宣傳，或者企業確實無人肯買，才會採用這種方式。
編輯本段對中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
第一、學術界和政策制定部門必須明確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原則是為市場經濟建設基礎。而制度建設本身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用股市圈錢這樣的改革方法雖然表面上或者暫時支付的成本比較小，或者不明顯。但是，最終這些成本將露出水面，被公眾所感覺到。因此，所有的制度建設方面的機會主義行為最終是要受到懲罰的。政府本身不能夠有自私的謀利行為，將賣不出去的東西想盡辦法推銷出去，使自己損失最小。本人感到特別可悲的是，中國的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部門經常被那些在制度建設方面的短期行為的理論所左右，而失去對經濟學最基本原則的堅持。
第二、要正確看待國有企業經理人在國有企業私有化中的地位。我們必須承認，企業家是社會的重要資源，經濟政策要保護企業家經營企業的積極性。但是，這種保護應該是給企業家以合法的公開的渠道增加個人資產，而不是通過資產流失，比如送股的方法使企業家擁有股權。經營效益好的企業家可以得到比較高的報酬和獎勵。這些報酬和獎勵要繳納個人所得稅。可以鼓勵企業家將他們的收入用於企業投資，對於投資的收入，比如購買本企業股票的收入可以減免個人所得稅。採取送股或者其它資產流失的手段來增加企業家的股份，不是保護了企業家，而是有害的。因為這樣使企業家有不安全感，容易導致短期行為。
第三、要建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專門機構。私有化是一場運動，必須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現有的國資局只能夠負責國有企業的日常管理，不能夠領導私有化運動。因為他們長期以來在這個系統工作，有大量的人事關系，不便於公平操作。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專門機構的人員只能夠從現有的政府機關，企業，高校和相關的服務部門，例如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企業咨詢公司等單位臨時抽調和招聘組成。只有這樣一個類似於德國信託局的獨立組織，才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資產評估不公，拍賣程序不公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特點是分為中央所有和地方所有。因此，可以成立中央和省兩個層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機構。省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機構除了負責省級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任務以外，也負責省以下地方政府所有的企業的私有化工作。
第四、採取企業分解的措施，將大型企業分解為中小型企業是一種比較好的技術方法。在德國私有化過程中，無論是在原來的西部地區還是後來的東部地區，這都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西部地區70年代到80年代私有化的過程中，大量採取的是將集團公司控股的分公司獨立出去。這里有一個背景就是這些公司本來是總公司從業務擴張目的出發投資的，本來就是獨立的經營單位。將總公司控股部分賣出去，企業就獨立了，就私有化了。中國目前也有這樣的企業，例如蘇果超市或華聯超市這樣的企業集團，完全可以採取分解的方式私有化。私有化以後並不需要改變子公司與母公司在業務方面的聯系，改變的只是所有權的結構。中國在前一階段採取了將小企業合並成大企業的所謂組建企業集團的方式，這種做法與東德時期的企業聯合運動很相似。雖然可以實現國有企業之間在市場開發，設施共用方面某些規模經濟，但是，由於企業規模太大，導致管理困難，效率下降。中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上市，把20個1000萬資產的小企業組建成2個億的大企業就具備了上市的資產規模條件。但是對於私有化來說，這樣的大企業很難找到合適的賣主。因此，私有化需要採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將這些大的企業集團進行分解。分解以後的企業資產規模比較小，比較容易找到買主。中國有大量台資、港資和海外的華資企業，大陸本土經過改革以來的發展也有相當數量的的私人中小型企業，同時也有大量的中小型外資企業，它們都有可能成為企業的買主。只有在大量買主的情況下，才能夠從技術上防止國有企業原企業家形成的買方壟斷。在公平競買的情況下，政府可以採取財政扶持的政策，使企業家通過銀行貸款購買股權的途徑成為新所有者。需要建立這樣一種保護真正的企業家的制度，而不是保護那些在化公為私方面很有本領的企業家。中國並不缺少企業家人才資源，缺少的是保護真正企業家的制度。現在有些企業家不認真經營企業，而致力於通過各種途徑成為企業的大股東。這是制度造成的，這是在特定製度下形成的行為偏好。
實行企業分解措施以後，很可能仍然有一些大型企業，在技術上無法進行分解。對於這些大企業只能夠採取國家減少股份的方法上市。這里當然需要有規范的資產評估報告。可以考慮的另一項制度創新是在政府之間拍賣，先形成市場價格的方法。例如，中央所有的企業可以先賣給地方。由於中國發展的地區不平衡，各個地區國有企業的經營水平也有相當大的差別，沿海發達地區的國有企業由於受出口市場、外資企業競爭的比較大的壓力以及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可能比落後地區的國有企業經營得好一些。同時，不發達地區有勞動成本低和資源方面的優勢。因此，可以考慮將落後地區的大型國有企業先對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拍賣。在這個過程中，本地的企業就首先要接受外地企業家的評估，也就可以先一步形成比較逼近市場的價格。有些企業也可能在第一輪出賣中就被定為破產企業。一個在落後地區依靠本地地方財政扶持的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很可能被發達地區的企業家看做一攤子破銅爛鐵，沒有任何價值。這個過程相當於引入完全的外部人評價機制，克服本地地方政府和本地企業家內部串通的技術問題。對於有價值的企業，通過新的產權組合，引入發達地區的管理方法改進管理，可能對這些企業的資產保值起到正面作用。第二步，再考慮將發達地區的這些大企業逐步出賣股份給私人投資者。當然，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賣買過程的自由競爭，防止中央政府強迫地方政府的購買行為。因為，任何強迫都將是對企業市場價值的扭曲。這個過程本身的目的是形成企業的市場價格，而不是為落後地區的國有企業找賣主。
第五、在私有化過程中要區分企業資產和不動產，理順地方財政與私有化後企業的經濟關系。大量資料表明，許多國有工商企業在它們的資產評估價值中主要部分是房地產價值。而這筆資產在私有化過程中，基本採取繼續無償使用，或者按計劃劃撥價格使用。而私有化以後，企業家往往通過經營房地產的收入來購買企業股權或者償還購買股份的貸款。如果說資產流失的話，房地產大概是流失的主要途徑。對於企業轉型的扶持應該規定房地產無償或者低價使用的期限，比如說3年或者5年之內。根據現在的城市土地所有權制度，這些國有企業的土地屬於城市所有，土地經營的收入應該屬於地方財政的收入。有些企業的下崗職工已經提出，他們不需要參加城市的低保，只要將工廠的房地產經營收入給他們就夠了。現在一方面由城市地方財政負責下崗工人的支出，一方面將城市土地無償由改制後的企業使用。這實際上是一種地方財政資金向企業家私人的流動，是公眾利益的凈損失。
第六、發揮金融監控的作用。國有企業私有化涉及到巨額資金流動，銀行要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收入的資金流動過程進行全程監控。中國目前的最主要問題是仍然允許巨額的現金交易。這在發達國家都是不允許的。現金交易為國有資產流失提供了逃脫銀行監控的方便之門。如果中國還不可能實行全面的現金交易限制，至少可以規定國有企業私有化不可以使用現金交易，必須採用銀行轉帳的方式。有必要規定專門的銀行作為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銀行，以便於監督和管理。
第七、對已經私有化的企業進行財務審查。現在人們已經提出大量已經私有化的企業存在資產流失問題。對於這些已經發現的問題，政府應該組織專門的機構審查，進行處理。不能夠採取既往不究的態度。也許有人認為，有些事情已經無法可查，或者說就是查到，需要的組織成本也相當高，得不償失。建設新的制度，就是要堅持公平的原則。通過審查，保護了採取正當手段的企業家，將採取不正當手段化公為私的企業家清除出去，才能夠鞏固私有化的成果。
第八、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這里涉及到現在大家討論的關鍵問題即國有企業經理的許可權和義務問題。國有企業經理在企業盈利的情況下，可以得到多少報酬；在虧損或者破產的情況下，要承擔多大的經濟責任。這里的一個首要的問題是，我們可以不考慮國有企業的經理，而是對一般企業經理的法律規定是如何約束的，比如工資標準是工人的多少倍。經營不當的責任，董事會在什麼條件下，可以解僱經理。德國法律規定，企業破產以後經理承擔直接的法律後果是在20年之內，被剝奪經理資格。這樣任何一個國有企業經理都不可能通過將企業玩破產的方法，低價收購，重新取得經理位置。
國有企業私有化是一項運動，需要有法律程序，有計劃有組織的進行，接受公眾的監督。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是一項工程，既需要有大政方針，也需要有經過論證的適當的具體的政策相配合。政策工具的選擇是經濟學的重要任務的一個方面。經濟學不僅僅需要研究理論，也需要研究政策，因為任何理論都需要具體的政策來實現。有人認為現在的改革方法就是合理的，就是好的，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只要私有化就行了。這實際上是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部門的一種懶惰，這種看法排斥了對更好的改革方法的研究和吸收。從結果上來講，這種懶惰為既得利益者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提供了理論依據。

G. （26分）在經濟發展的方式上，世界各國長期存在著「國有化」與「私有化」的爭論。「國有」與「私有」，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