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

Ⅰ 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近年來我國私家車數量快速增長，高級和一級公路的建設也正

解答：

Ⅱ 描述實現我國社區衛生服務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形勢對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回顧過去幾年開展可持續發展工作的基礎上，分析我國可持續發展的走向和趨勢，為未來的戰略制定和政策調整提供判斷的依據，是處在新的世紀到來這個關鍵時期的一項重要工作。從目前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形勢的發展來看，未來我國可持續發展的趨勢有以下幾個主要方向：1、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將進一步深入到各級地方、企業和公眾的參與將不斷得到加強。地方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不僅是把黨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可持續發展戰略決策轉化為地方行為的需要，而且也可以充分調動各地方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更加切合實際、更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地方是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的基本主體，各級地方政府既最接近人民群眾，最了解各地區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實際情況，又擔負著直接領導和管理當地重大事務，執行有關政策法規的責任。制訂地方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和行動計劃，確定優先發展項目，促進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推動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各級地方政府面向新世紀的中心工作。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企業和社會團體的參與也將得到進一步的加強。2、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將從通過舉各種形式的培訓和利用各種媒體宣傳來提高可持續發展意識轉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機制、市場機制和政府部門、學術機構、企業以及公眾的綜合決策機制。在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初期，把建設的重點放在提高廣大管理人員和公眾的可持續發展意識上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意識雖然影響人的行為，但是，如果沒有一種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機制、決策機制、信息機制和利益機制的安排，即使有很好的可持續發展意識，也難以轉化為人的實際行動。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建設雖然在綜合決策機制的建設方面有了一定基礎，但還是比較局限在政府內部跨部門機構的建設方面。因此，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重點要轉移到提高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效能，鼓勵可持續發展的市場機制和建立政府部門、學術機構、企業和公眾團體的綜合決策機制上來。3、環境管理將朝著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發展。近年來，環境保護和管理正在向著綜合計劃、行政命令、市場手段、自願行動的混合途徑的方向發展。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階段的中國，環境管理的體系也將發生變化。這些變化表現在：第一，逐步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環境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中，環境保護法律是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保障市場公正，維持市場秩序，克服市場「失靈」的重要途徑；第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環境保護中積極利用市場經濟手段，明確企事業單位和消費者的經濟責任，要改革現行的排污收費制度並提高收費標准，改變目前企業繳費買排污權的現象；並將逐步引入污染稅或環境稅，把一部分排污費改為在原料和產品環節徵收污染附加稅；第三，政府將加強環境領域的公共服務，保證水體、空氣、生活環境的清潔優美，保證生態環境的安全等，實現現代國家的公共服務職能。4、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將促進傳統經濟基礎上的工業社會向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信息社會轉變。信息社會以知識經濟作為發展的動力，以智力資源和知識的佔有作為價值的體現，以技術和知識取代自然資源作為經濟增長的生產要素。在知識經濟時代，可持續發展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發展方向。首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將從相對封閉的社會進入全面開放的社會大系統中。全球信息網路將各國各地區聯結成一個「地球村」，傳統的發展模式受到「無邊界全球經濟」的挑戰，使得處於封閉狀態下的國家和地區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信息化使生產各要素進入不斷地靈活地進行最佳配置的狀態。第二，經濟發展和知識創新，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朝著改變發展模式的方向轉變。以高新技術產業為特點的知識經濟，使人類對資源價值的認識發生根本性轉變。第三，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發展，使人類社會的進步逐步從主要依靠自然資源投入轉向主要依靠知識要素的生產、分配和應用，建立資源節約、生態友好的經濟，促進可持續發展生產管理模式的轉變。5、國際合作主體和渠道將趨向多元化。隨著可持續發展領域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發展，以及國內地方和部門以及企業界在可持續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強，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國際合作將打破以往單一的政府主體和渠道的格局，出現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業多主體、多渠道的局面。國際合作渠道的多元化也是改革開放不斷走向深入的需要，隨著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逐步接軌，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必然融入世界大市場。全球經濟的不斷一體化也使各國企業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中國在進入WTO後將以更加開放的市場登上國際競爭的舞台。當前，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國際合作雖然在解決全球性環境問題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由於發達國家拒不兌現在聯合國環發大會上關於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與技術援助的承諾，使發展中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所必要的資金和技術來源受到限制，同時一些發達國家又不斷以「環境標志」等為手段築起了國際經濟貿易合作中的綠色壁壘，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際間的合作。另外，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提高，一些國際援助機構正在考慮相應削減對中國的援助。因此，企業界參與國際合作，一方面可以拓寬可持續發展各領域內國際合作的資金渠道，吸引的投資。同時也可以增加企業的市場機會，樹立企業自身的良好形象，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長期以來國際合作以政府擔當主要角色的情況將必然發生與新的形勢相適應的變化。

Ⅲ 如何實現從生態環境的視角看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從生態環境的視角看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摘要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回展， 資源的不斷高速消耗和污染物答的大量排放， 環境承受著很大的 壓力， 於此中國面臨著重大的挑戰; 西部開發對生態的破壞和資源的開采， 也給環境帶來很大的污染; 以及在社會各方面對環境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和開發造成很大浪費， 致使今天資源的缺乏和環境的大規模污染。 對此， 我們要認真思考一番， 回頭看看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Ⅳ 我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因素有哪

我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因素有
它包括保護好大氣、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環境,合理開發礦產等自然資源等自然因素和嚴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質等社會因素.

Ⅳ 聯系實際論述當前推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所做的努力

所做的努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復雜變化的國內外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經濟發展長周期和全球政治經濟大背景出發，准確把握我國經濟發展所處歷史新方位，形成了更加系統完善的政策框架，引領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向中高端邁進，

一是作出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優化，發展動能轉向創新驅動。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工作的大邏輯。

二是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圍繞踐行新發展理念，進一步確立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三是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把該「穩」的穩住了，我國經濟穩定增長、就業持續增加、物價基本穩定、國際收支改善；推動該「進」的取得了明顯成效，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激發經濟發展新動能不斷實現新突破。

(5)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擴展閱讀

取得的改革突破

一是「三去一降一補」成效顯現。鋼鐵、煤炭等重點行業去產能扎實推進，為優質產能和新動能的發展騰出了空間；堅持分類調控、因城施策，房地產去庫存力度不斷加大。

去杠桿步伐穩健，企業杠桿率穩步下降；加大減稅降費等工作力度，下大力氣為企業降成本；緊緊圍繞脫貧攻堅、社會事業等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大力推進補短板建設。

二是振興實體經濟邁出堅實步伐。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製造業改造提升步伐加快，2013—2016年高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高3.8個和1.9個百分點；服務業已佔國民經濟半壁江山，市場化社會化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

三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推進。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農業生產結構逐步優化，農業技術裝備水平逐步提升，農業農村改革逐步深化，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逐步建立。2016年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提高到56.2%。

Ⅵ 請你就如何保持我國 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出相應的 建議

持續對「菜籃子」工程加大投入和支持，嚴控物價和物流成本，狠抓食品安全問題，確保民眾吃得舒心放心；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政策要有延續性和針對性，確保國人在住房這民生大問題上住得起，也是為防止泡沫經濟的產生和破裂；加大對水路，陸路，空域交通網路的投資和建設，減少民眾出行成本以及物流運輸成本；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和建設，科學合理地規劃城鎮建設和發展，打破因戶籍區域不同而待遇不同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對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經濟結構布局進行合理規劃和調整，提倡和鼓勵企業對環保產業的投入，引導企業實施綠色的生產經營方式；對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進行有成效和積極的改革，建立一個真正和諧，文明，公平，開放，自由的中國。

Ⅶ 如何理解經濟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專有名詞，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將其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涉及到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實現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各國政府促進經濟發展，保護全球環境的共識。我國政府在《中國21世紀議程》中也明確提出了「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保持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利用資源和環境基礎」的奮斗目標。用「可持續發展」概念界定「經濟體系」的性質，要求我們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不斷改善發展的質量，體現了我們所要建立的經濟體系是與自然、社會相和諧，具有長久、活躍的發展能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市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經濟體系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但當前存在的問題和差距也十分突出，比如三次產業的比例仍不協調，工業結構層次偏低，重點產業缺乏鮮明特色，知識、智力投入不足，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程度不高，持久穩定發展的基礎尚不牢固。正是從應對入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出發，致力於不斷增強我市經濟的持久競爭力，始終保持城市經濟的活力和優勢，黨代會報告提出了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這一戰略思路。其內涵主要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一、三次產業協調。經濟體系中的第一、二、三產業之間必須要形成較為合理的比例關系，才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國際產業發展的歷史來看，農業、工業、服務業的依次興起是產業結構成長的必然規律。當代經濟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移動；當人均國民收入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產業移動。這是由需求與效率兩個因素結合所造成的，即對一產、二產產品的需求呈不斷減小趨勢，而一、二、三產的效率呈依次升高態勢，兩者的結合導致了三次產業比例關系的變化。背離這一規律，各產業之間和產業內部各門類之間不能實現均衡、協調發展，極易導致各類要素資源配置失衡、利用效率低下，使得經濟增長的基礎變得脆弱，發展出現大起大落。目前，發達國家和我國一些先進城市的第一產業比例在5%以下，第二產業在40%左右，第三產業在5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60%。而2002年我市的三次產業結構為9.6:50.4:40，一產比重過高、三產比重偏低的問題比較突出。今後應在提升一產內部結構的同時調減一產比重，加快發展第二產業，努力增加三產的比重，做到三次產業協調發展。我市有500多萬農村人口，調減一產比重並不是單純地壓縮規模，而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合理配置勞動力等要素資源，優化農村經濟結構，為二、三產業發展拓展更廣闊的空間。我市目前人均GDP為2565美元，正處於工業化中後期、加速起飛的階段，必須進一步發展製造業，重點是重化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扭轉結構過「輕」過「低」的局面。增加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比重，並通過中介產業的發育，在更廣泛的領域為工農業發展創造條件。

二、骨幹突出。一個城市的經濟體系中如果擁有若干規模大、實力強、科技含量高、效益佳的骨幹行業和企業，就會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支撐和帶動作用。產業的成長有賴骨乾的支撐，骨幹行業、骨幹企業對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它們以大規模的產能提升整個城市的經濟能級，大規模的利稅壯大城市綜合實力，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是提升城市產業結構和檔次的主導力量。著名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指出，絕大多數國家成功的產業都是由企業集群組成的，在企業集群內，企業的合作與適度競爭是該集群內單個企業與整個企業集群保持活力與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我市目前的「十大」企業集團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近40%，實現利稅佔50%左右；「九五」期間確定的六大支柱產業產值佔60%，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但是如果站在全國乃至世界的范圍來審視，我市的骨幹企業規模偏小、骨幹行業「點高面低」，尚無一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產品銷售收入過百億元的企業只有三家；整體效益不佳，百元產值利潤率僅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列第13位，缺乏整體競爭力強的行業，對少數優勢企業的依賴較大。有鑒於此，今後應在繼續扶持「十大」集團，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向世界500強進軍的同時，迅速提升「十強」企業，並積極培育後備企業，形成梯度發展的良性格局，努力增強大企業持續發展能力。通過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搞好環境建設，培養專業人才等措施，集聚大批優勢企業，著力培育企業集群，形成一批具有帶動、示範作用的骨幹行業，使經濟體系的發展具有持久、多元的支撐力量。

三、特色明顯。城市經濟的產業結構、重點產業和產品必須具有鮮活的個性和特點，才能培育差異性優勢，在激烈的區域競爭中搶佔先機。縱觀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歷程，各地在經濟結構上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戰略主導產業定位不清晰，造成產業結構雷同，重復建設嚴重，經濟效益低下，教訓相當深刻。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立足自己城市的實際，用自身鮮活的個性和特色來標定城市經濟發展的重點，根據產業的成長性和市場需求的前景確定戰略主導產業。特色就是優勢，特色就是競爭力。作為發展中國家及其城市，發展特色產業和強勢產業，是實現後發優勢、搶佔世界經濟戰略制高點的最佳路徑選擇。我市確定的發展港口、旅遊、海洋三大特色經濟，建設電子家電、石油化工、汽車機車船舶集裝箱製造、新材料四大工業基地，既是我市的特色產業，也是骨幹產業。今後要堅持「以港興市」戰略，著力推進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大力發展旅遊業，把青島建成世界著名海濱度假城市；充分發揮海洋科研優勢，加快科研成果產業化步伐，把青島建成我國著名的海洋科技產業城。抓好大項目是建設四大工業基地的關鍵，要落實責任、全力推進，盡快形成各具特色、在國際國內佔有重要地位的生產基地，力爭生產能力、創新能力和市場份額、出口規模位居全國前列。

四、融入世界經濟循環。沿海開放城市的經濟發展，必須通過國際市場配置各類生產要素、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在全球范圍營銷，不斷提高經濟體系融入世界經濟的緊密度，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獲得更多的利益。當前，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席捲世界的浪潮。它表現為生產、分配、消費、市場、投資與貿易、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全球化，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進步和擴大交易利益的主要力量。投資、消費和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抓住全球范圍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特別是製造業轉移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有利時機，盡快融入世界經濟循環，有利於我們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前來投資，有利於改變和提升我們自己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進一步擴大消費，有利於我們的產品和企業直接走進國際市場，擴大出口規模，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市作為沿海開放城市，迅速融入世界經濟循環，對於實現建設特色鮮明的現代化國際大城市的目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我市一直把對外開放作為經濟發展重中之重，2002年外貿依存度已達92.2%（在地原則），實際利用外資累計超過120億美元，吸引了5300多家外商投資企業在青生產經營。但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區相比，對外開放的規模和質量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缺乏產業龍頭項目，缺乏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尚未形成在國際具有重要地位的製造業中心。今後的首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擴大招商引資，引進更多的世界知名企業，引進更多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及專業人才，提高技術創新水平，努力建設現代化的製造業中心，在世界產業鏈條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同時要構築起牢固的城市經濟安全體系，防範和化解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沖擊。

五、資源消耗遞減。21世紀經濟的發展，不能再走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老路，自然資源消耗的成本在最終產品成本中所佔比重應不斷下降，知識、智力在成本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傳統的依靠資源、能源的高投入、高消耗為特徵的粗放型經濟增長，必然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影響，導致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經濟效益和競爭力不斷下降，最終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針對這一問題，世界各國政府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時，都主動遵循「非對稱性零增長」理論，盡快有序地通過實現三大「零增長」，達成可持續發展的三大目標，即實現人口數量和規模 (自然增長率)的「零增長」，同時實現人口質量的極大提高；實現物質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長」，同時實現社會財富的極大提高；實現生態和環境惡化速率的「零增長」，同時實現生態質量和生態安全的極大提高。因此，要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必須按照「實現物質和能量消耗速率零增長」的要求，逐步遞減經濟發展中的資源消耗，在經濟增長方式上盡快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實質是減少有形的物質投入，增加無形的知識、智力投入。當前知識、智力已經成為比原材料、資本、體力型勞動力更重要的經濟因素，例如美國微軟公司，每年只需推出幾種軟體產品，裝入造價低廉的光碟、磁碟中，一張就可賣到數百、數千元，其產品成本絕大部分是由知識型勞動力成本、核心技術研發成本構成的，具有極高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青島要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今後要突出抓好科技創新，大力發展知識經濟，實現電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的產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工業，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提高資本的運營效率，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抵消和克服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通過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不斷增值人力資本，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六、環境發展同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絕不能以犧牲生態質量和環境質量為代價，必須實現經濟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20世紀西方工業文明帶來了全球性的資源危機、生態破壞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威脅人類自身的難題，並呈加劇的態勢，這也是傳統工業化進程中帶來的重大問題之一。環境不可交換、買賣，對環境的破壞難以逆轉，環境的再生代價巨大。如果不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片面強調經濟發展，最後勢必會使一個地方喪失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條件，一時的經濟增長最終也會停滯甚至倒退。更何況，在當今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環境問題的大背景下，國際經濟貿易中的「環境壁壘」日益森嚴，如果我們不能實現環境發展同步，就無法融入世界經濟循環，同樣會對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按照「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堅持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同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改善生態質量，防止長期性的生態退化，改善環境質量，防止短期性的環境污染，避免走「先污染後治理、先開發後保護、先破壞後恢復」的老路。按照「環境發展同步」的要求，我們在推進現代化建設中，應當堅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經濟資本與環境資本並重，實行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結合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誘導環境友好型項目和產業群的建設，從開發和建設的源頭控制破壞生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綠色經濟，實施清潔生產、「零污染」排放，倡導綠色消費；建立反映環境價值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完善環境保護法規和政策體系，加大執法力度和環保投入，加強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實現經濟與環境同步發展。

七、大中小企業分工有序。在經濟體系中，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要形成分工合理、協作緊密的良好局面，共同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一個成熟的地方經濟體系中，大企業的作用是「1+3」，一方面為政府提供主要稅收來源，另一方面成為集聚優勢產業、集聚高新技術和招商引資的平台；中小企業的作用是「1+1」，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為大企業提供配套服務。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定位不同，但都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不能互相替代。目前我市大企業發展勢頭良好，但大量的中小企業產品單一，科技含量低，導致市場競爭力弱，效益不佳。據統計，我市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個數占總數的88%，從業人員佔58%，但利稅總額僅佔29.5%，虧損額卻佔到56.2%，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以及中小企業之間，合理有序的分工協作局面尚未真正形成。中小企業發展質量低，勢必對全市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制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今後在積極發展大企業的同時，必須大力扶持中小企業，一方面要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技術進步，拓寬融資渠道，加強信用體系建設等措施，使中小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形成在一些特殊產品、特定領域的獨有競爭優勢，不斷做大做強；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優勢企業集團在技術、人員培訓上對中小企業予以指導、扶持，在大中小企業之間建立密切的分工協作關系，培育產業鏈條，形成良性互動、共存共榮的局面。

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抉擇，開啟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新時期。35年來，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復雜變化和重大風險挑戰，黨中央、國務院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勇氣，攻堅克難，銳意推進改革，堅持不懈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煥發蓬勃生機和活力，我國經濟發展和各項社會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一、經濟發展大跨越，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實現了由弱到強的歷史性巨變。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總量連上新台階的35年，是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由弱變強的35年，也是成功實現從低收入國家向上中等收入國家跨越的35年。

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年均經濟增速高達9.8%。1979-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只有2.8%。我國高速增長期持續的時間和增長速度都超過了經濟起飛時期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新奇跡。

經濟總量連上新台階，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45億元迅速躍升至2012年的518942億元。其中，從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萬億元用了8年時間，上升到1991年的2萬億元用了5年時間，此後10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萬億元，2001年超過10萬億元大關，2002-2006年平均每年上升2萬億元，2006年超過20萬億元，之後每兩年上升10萬億元，2012年已達到52萬億元。

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份額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復甦的重要引擎，2008-2012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20%。

外匯儲備大幅增長，實現從外匯短缺國到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的巨大轉變。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僅1.67億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人均只有0.17美元，摺合成人民幣不足1塊錢。隨著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壯大，經常項目貿易盈餘不斷積累，外匯儲備的短缺迅速成為歷史，1990年外匯儲備超過百億美元，達到111億美元，1996年超過千億美元，達到1050億美元，2006年超過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超過3萬億美元，2012年達到33116億美元，連續七年穩居世界第一位。

二、經濟結構深刻變化，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趨於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對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深化的35年，是經濟結構在經濟持續較快增長中不斷調整的35年，也是經濟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不斷增強的35年。

產業結構不斷優化。35年來，三次產業在調整中均得到長足發展，農業基礎地位不斷強化，工業實現持續快速發展，服務業迅速發展壯大。1979-2012年，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年均實際分別增長4.6%、11.3%和10.8%。三次產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調整為2012年的10.1:45.3:44.6。與1978年相比，2012年第一產業比重下降18.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下降2.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20.7個百分點。

城鎮化步伐明顯加快。城鎮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上升了34.7個百分點，年均上升1.0個百分點。城鎮總人口年均增加1586萬人，鄉村總人口年均減少435萬人。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促進了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有利於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並不斷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吸納就業的能力也不斷增強。城鎮就業人員佔全國的比重從1978年的23.7%上升到2012年的48.4%，鄉村就業人員佔比從76.3%下降51.6%。

三、供給能力大提高，商品和服務實現了由短缺到豐富充裕的巨大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門類齊全、布局合理的產業體系逐步建立的35年，是商品和服務供給能力大為增強的35年，也是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升到世界前列的35年。

農產品供給不僅解決了佔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溫飽問題，還為工業化快速推進提供了重要支撐。35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農業生產放在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千方百計促進農業生產，穩定糧食產量，不僅成功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實現了人民生活水平質的提高，而且為工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原料。2012年，糧食產量達到58958萬噸，比1978年增長93.5%，2004年以來實現「九連增」，連續6年穩定在5億噸以上的水平；棉花產量684萬噸，比1978年增長2.2倍；油料產量3437萬噸，增長5.6倍；糖料產量13485萬噸，增長4.7倍；水果產量24057萬噸，增長35.6倍；水產品產量5908萬噸，增長11.7倍。肉類產量8387萬噸，比1979年增長6.9倍。2011年，穀物、肉類、籽棉、花生、茶葉、水果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位，油菜籽、甘蔗、大豆分列第二、三、四位。從人均水平看，2012年人均糧食產量達到436.5公斤，比1978年增長36.9%；人均棉花、油料、糖料、水產品產量分別達到5.1公斤、25.4公斤、99.8公斤和43.7公斤，分別增長1.2倍、3.7倍、3.0倍和8.0倍。

工業生產能力迅速提高，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製造業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進程迅速啟動，工業化水平明顯提高，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迅猛增長。2012年，原煤產量達到36.5億噸，比1978年增長4.9倍；粗鋼7.2億噸，增長21.8倍；水泥22.1億噸，增長32.9倍；汽車1928萬輛，增長128.3倍；家用電冰箱由1978年的2.8萬台增加到2012年的8427萬台；彩色電視機由0.4萬台增加到1.3億台。移動通信手持機和微型電子計算機從無到有，2012年產量分別達到11.8億台和3.5億台。35年來，我國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製造業大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年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比重已達到17.6%。按照國際標准工業分類，在22個大類中，我國在7個大類中名列第一，鋼鐵、水泥、汽車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

四、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大發展，經濟發展的支撐條件顯著改善。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發展取得質的飛躍的35年，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頸制約不斷緩解的35年，也是逐步建立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體系並形成比較優勢的35年。

能源生產能力不斷提高。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我國逐漸成為能源消費大國，與此同時，能源生產能力也不斷提升，能源自給率保持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國家經濟安全。2012年，我國能源生產總量達到33.2億噸標准煤，比1978年增長4.3倍，年均增長5.0%。同期，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5.6%，與能源生產增速的差距不大，能源總自給率達到90%以上。能源生產結構不斷優化，水電、核電、風電等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產量在能源生產總量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1%提高到2012年的10.3%。

交通運輸設施日益完善。35年來，我國交通網路不斷完善，運輸能力不斷增強，運輸效率不斷提高，有力地支撐了各項產業的發展。2012年，我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9.8萬公里，比1978增長88.8%，居世界第二位；公路里程424萬公里，增長3.8倍；民用航空航線里程328萬公里，增長21.0倍；輸油（氣）管道里程9萬公里，增長9.9倍；沿海主要港口貨物吞吐量66.5億噸，增長32.5倍，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一些現代化交通運輸設施從無到有，增長迅猛。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尚無高速公路，2012年，我國高速公路里程達到9.62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速鐵路飛速發展，生產出時速高達350公里的動車組，標志著我國鐵路運輸達到國際先進水平，2012年，高鐵運營里程達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互聯網設施迅猛發展，互聯網普及率由2002年的4.6%迅速提高到2012年的42.1%。

五、對外經濟大飛躍，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的35年，是我國從大規模「引進來」到大踏步「走出去」的35年，也是我國抓住全球化機遇一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的35年。

對外貿易總量不斷攀升。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外經濟交流活動十分有限，再加上國內市場化水平不高，造成了與國際市場相對隔絕的狀態。1978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世界排名第29位，1988年突破了1000億美元，1994年突破了2000億美元，1997年突破了3000億美元，2004年又突破了1萬億美元大關，2012年，貨物進出口總額已達到38671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186倍，年均增長16.6%，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貨物出口總額20487億美元，增長209倍，年均增長17.0%，居世界第一位；貨物進口總額18184億美元，增長166倍，年均增長16.2%，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我國貨物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分別佔世界的11.2%和9.8%。

進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出口商品以初級產品為主，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出口商品附加值大幅度提高，國際競爭力大為提升。出口總額中初級產品所佔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12年的4.9%，工業製成品所佔比重則由49.7%上升到95.1%。同時，進口商品構成也隨國力和開放程度的變化而演變。工業製成品進口額占進口商品總額的比重迅速由1980年的65.2%提高到1985年的87.5%，之後直到2003年這一比重基本保持在80%以上，反映了我國消費能力的提高。此後，國內產業體系的升級逐漸拉低了製成品進口額比重，2003年以來製成品進口額比重呈現明顯的下降走勢，至2012年已下降到65.1%。綜合來看，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外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初級產品換製成品，1980年初級產品凈出口21.6億美元，製成品凈進口40.5億美元；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以製成品換初級產品的格局逐漸定型，2012年，初級產品凈進口5344億美元，製成品凈出口7647億美元。

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活動日益頻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發揮了資源、勞動力等要素優勢和巨大的潛在市場優勢，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土，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外商直接投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重要力量。1979-2012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12761億美元，1984-2012年以年均18.0%的高速度增長。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世界排名也上升至第二位。近些年來，隨著我國企業實力的提升，「走出去」的步伐開始加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由2007年的265億美元快速提高到2012年的878億美元，2012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5319億美元。

六、人民生活大改善，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並向全面小康邁進的歷史性跨越。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歷史上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5年，是城鄉居民生活實現由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並向全面小康邁進的35年，也是社會保障事業從低層次到制度建立再到全面推進的35年。

就業規模持續擴大。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就業問題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進入轉型發展的新階段後，根據人口結構和就業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實施了就業優先的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緩解了就業矛盾。1978-2012年，我國就業人員從40152萬人增加到76704萬人，年均增加1075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長期保持基本穩定。與此同時，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有序轉移。2012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到2.6億人。

城鄉居民收入顯著提高。35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效率和公平兼顧，確保了城鄉居民收入和財富的快速增長。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長71倍，年均增長13.4%，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7.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917元，增長58倍，年均增長12.8%，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7.5%。城鄉居民擁有的財富顯著增加。2012年末，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39.96萬億元，比1978年末增長1896倍，年均增長24.9%。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城鎮居民擁有的財產性收入從無到有，2012年占人均全部年收入比重上升到2.6%。

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極大改善。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16674元，比1978年增長52.6倍，年均名義增長12.4%；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5908元，增長49.9倍，年均名義增長12.3%。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明顯優化。2012年，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6.2%，比1978年下降21.3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9.3%，下降28.4個百分點。居住條件極大改善。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32.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6.2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37.1平方米，增加29.0平方米。消費領域不斷拓展，物質生活極大豐富。彩電、電冰箱、空調、電話等耐用消費品逐步普及，汽車、電腦等高檔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大幅提高。2012年末，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行動電話、計算機和家用汽車擁有量分別為212.6部、87.0台和21.5輛，分別比2000年末增加193.1部、77.3台和21.0輛。

社會保障事業全面推進。35年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經歷了一個從低層次到制度建立完善再到全面推進的演變過程。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按照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積極推進社會保障事業建設，截至目前已基本建成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2012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30426.8萬人，比1989年末增加24716.5萬人；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人數分別為19861.3萬人和15224.7萬人，分別比1994年增加19486.7萬人和7256.9萬人；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人數48369.5萬人；2566個縣（市、區）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98.3%；2143.5萬城市居民和5344.5萬農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扶貧工作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從1978年到2012年，我國先後採用過不同的農村貧困標准。根據1978年標准，1978年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約2.5億人，約佔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2007年下降為1479萬人，平均每年脫貧811萬人。按照2008年標准，2007年農村貧困人口為4320萬人，2010年下降為2688萬人，平均每年脫貧544萬人。按照2010年制定的新扶貧標准，2010年農村貧困人口為16567萬人，2012年為9899萬人，不足全部人口的10%，平均每年脫貧3334萬人。

七、社會事業大進步，呈現出由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向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科教文衛等各項社會事業取得長足進展的35年，是社會和諧穩定得到鞏固和發展的35年，也是經濟社會發展協調性不斷增強的35年。

投入力度，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取得了一系列成績。教育普及程度明顯提高，城鄉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國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2年的8.9年。2012年，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招生人數689萬人，比1978年增長16.1倍；在校生2391萬人，增長26.9倍；畢業生625萬人，增長36.9倍，較好地滿足了經濟社會發展對各類人才的需求。

科技事業成果豐碩。30多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科技創新評價標准、激勵機制和轉化機制，我國科技事業取得豐碩的成果。2012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達到10298億元，比1995年增長28.5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98%，上升1.4個百分點；發明專利申請授權21.71萬件，增長63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建成了正負電子對撞機等重大科學工程，秦山、大亞灣核電站並網發電成功，銀河系列巨型計算機不斷升級並全部研製成功。近年來，我國在載人航天、載人深潛、基因工程、高性能計算機、新材料、量子信息、3D列印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為成功轉型為創新型國家奠定良好基礎。

總之，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走過了35年極不平凡的光輝歷程，35年改革成果豐碩，35年開放成就非凡。這一筆筆鮮活的統計數據正是最好的見證。當然，中國的改革開放並非一路坦途，35年來，我們也曾經受考驗，艱辛探索。在每一次危機的挑戰前，在每一次風險的歷練下，黨中央、國務院始終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接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史詩。

資料來源——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06/c1001-23444065.html

Ⅸ 為了可持續發展，我國實行了哪些具體的措施

開發各種新資源~!! 提倡節約用水!~! 鼓勵高新技術!~永遠有多遠3級2009-04-21從根本上看, 我國還沒有完全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由於增長方式粗放,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 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 從而加劇了能源、資源短缺的壓力, 致使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矛盾與形勢相當突出和嚴峻。 如何才能不走彎路? 關鍵是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 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利用少、環境污低、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一方面, 要研究、開發和推廣新能源、新材料, 廣泛採用符合域情的污染治理技術和生態破壞恢復技術, 包括投資少、效益高的廢水處理技術、城市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技術、固體廢物的無害處理技術等, 全力推行清潔生產。另一方面, 要大力發展先進生產力。實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淘汰落後的工藝設備, 關閉、取締污染嚴重的企業; 變傳統工業「資源—生產—污染排放」的發展方式為「資源—生產—再生資源」的循環發展方式, 促進以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為特徵的綠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使其成為先進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保護環境的最佳「結合點」。 建國後相當一個時期里，我們沒有意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但是環境問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忽視環境保護，人類社會必將為自身的發展而付出代價。隨著環境問題的凸現，國務院於1973年成立了環保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在全國開始「三廢」治理和環保教育，這是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始。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它具體包括三大政策八項制度，[2]即「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強化環境管理」這三項政策和「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排污收費」，「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申請登記與許可證」，「限期治理」，「集中控制」等八項制度。 1、預防為主，防治結合政策 環境保護政策是把環境污染控制在一定范圍，通過各種方式達到有效率的污染水平。[3]因此，預先採取措施，避免或者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最有效率的辦法。中國環境保護的主要目標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防止環境污染的產生和蔓延。其主要措施是：把環境保護納入國家和地方的中長期及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對開發建設項目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 2、誰污染，誰治理政策 從環境經濟學的角度看，環境是一種稀缺性資源，又是一種共有資源，為了避免「共有地悲劇」，必須由環境破壞者承擔治理成本。這也是國際上通用的污染者付費原則的體現，即由污染者承擔其污染的責任和費用。其主要措施有：對超過排放標准向大氣、水體等排放污染物的企事業單位徵收超標排污費，專門用於防治污染；對嚴重污染的企事業單位實行限期治理；結合企業技術改造防治工業污染。 3、強化環境管理政策 由於交易成本的存在，外部性無法通過私人市場進行協調而得以解決。[4]解決外部性問題需要依靠政府的作用。污染是一種典型的外部行為，因此，政府必須介入環境保護中來，擔當管制者和監督者的角色，與企業一起進行環境治理。強化環境管理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強化政府和企業的環境治理責任，控制和減少因管理不善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其主要措施有：逐步建立和完善環境保護法規與標准體系，建立健全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機構及國家和地方監測網路；實行地方各級政府環境目標責任制；對重要城市實行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 三、政策科學視角下的 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分析 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不是一項具體的政策，而是形成的一個完善的政策體系。下面筆者將從政策科學的角度對現階段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做出具體分析。 1、在政策目標取向上，重視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政策目標是政策所希望取得的結果或完成的任務。政策的目標取向決定了在制定政策方案過程中的價值抉擇。環境保護是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具體要求，也是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不僅考慮環境保護目標的需要，同時也注重環境對經濟系統可能造成的負擔。一般來說，我國環境政策的總體戰略是「環境與經濟協調型」的，而不是「環境優先型」的。這一特徵與我國環境政策的政策背景相一致，我國正處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人們生活水平不高的國情下，追求「環境優先」的政策取向是不現實的。 2、在政策主體上，政府是政策的制定主體和執行主體。政策主體是指那些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個人或組織。由於各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狀況、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各國的政策制定主體也有所差異。我國在以政府為本位的現實狀況下，政府是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主體。我國政府擔當著環境治理的重任，一些社會團體和企業雖然也參與環境保護事業，但由於環境保護政策已把權力基本上都授予政府，他們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缺乏多元參與的治理體系，是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執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因為政府理性是有限的，政府在制定和執行環境保護政策方面都有局限性，會面臨決策失誤和執行不力的困境。正是這些局限性為社會團體和個人參與環境保護事業提供了空間。 3、在政策作用點上，注重同時從根源上預防和從後果上治理。我國「防治結合，預防為主」的政策表明環境保護政策既要處理已經出現的後果，更要採取措施預防新的環境問題。預防新的污染源出現，可以把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則是一種補救式措施。所以，在具體的環境保護工作中要堅持把預防與治理二者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環境保護政策的作用，追求理想的政策效果。補充： 4、在政策的實施機制上，管制性手段和誘導性手段相結合。管制性手段是政府直接利用政策干預環境保護，而誘導性手段是政府藉助市場機制誘使企業因符合自身利益而保護環境。目前，管制性手段仍在我國佔主導地位，價格、稅收等一些起到誘導性作用的經濟手段使用得較少。而管制性手段因政府部門和官員的自利行為會呈現「軟化」現象，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所以，從長遠來看，運用經濟手段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是一種必然趨勢。 四、我國環境保護政策實施中的問題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各項環境保護政策在實際工作中得以落實，取得了巨大成績。目前，我國環境污染已基本得到控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也得到一定遏制。這與各項政策的作用是分不開的，這些政策成為國家環境保護部門進行監督管理的有效工具。以2004年為例，據國家環保總局統計，全年共實施環境行政處罰案件數80079件，確定交納排污費單位73.3萬個，共徵收排污費94.2億元，當年辦理環境設立項目323264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執行率99.3%，「三同時」制度實際執行項目78907個，合格項目76038個，執行合格率95.7%，當年完成限期治理項目數22649項，關停並轉企業13338個。*進入2005年以來，又先後有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河南冶金研究所焦作東方金鋁公司電解鋁技術改造項目等一批項目因不符合環境影響評價法被叫停，並責令限期整改。近期，因松花江污染事故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引咎辭職，掀起了新的「環保風暴」。 首先，有些政策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已經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在一定社會環境中生成和發生作用的。如果政策的環境變化，政策也要隨之改變。我國正在經歷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而這個轉變就是我國公共政策的客觀政策環境，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要與這一轉變相適應，環境保護也是如此。我國從開始實行環境保護以來，制定了大量相關的法律和法規，它們為我國的環境保護提供了客觀法理依據，在我國的環境保護事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社會經濟的運行方式發生了很大轉變，原有的環境保護政策已經不能適應環境保護工作的需要。如「三同時」制度原本是從源頭上解決污染問題的重要措施。但這些管制性措施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隨著企業經營機制的轉變，硬的預算約束機制使企業投資於治理污染設施缺乏利益上的激勵，加上政府企業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企業會採取機會主義行為，著眼於短期效益最大化，而盡可能減少環境方面的投資，從而使「三同時」制度逐步失去應有的效力。 其次，有些政策未能充分體現價值規律的要求，在執行過程中偏離了原有的目的。如排污收費標准應根據污染物的治理費用和社會損失費用確定，至少不能低於污染治理成本。但目前的排污收費標准偏低，僅為治理設施運轉成本的50%左右，某些項目甚至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致使許多企業寧願交納排污費而不願進行治理。 最後，政府在環境保護中的角色定位不合理，弱化了其他治理主體的責任。在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工作中，政府仍承擔著主要治理者的角色。據統計，70%以上的環境保護投資是政府或公共投入，而一些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近60%的污染物消減和控制投資是由私人部門直接支付的。單一的投資主體造成我國環境治理經費嚴重不足，環境保護政策資源不足，影響了環境保護政策的落實。 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為國際社會廣泛接受、認同。補充：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1987年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對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從社會觀角度，可持續發展主張公平分配，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資源的公平分配，當代人和後代人資源的公平分配；從經濟觀角度，可持續發展主張在保護地球上自然系統的基礎上經濟持續增長；從自然觀角度，可持續發展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的綜合體。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挑戰，它謀求建立新的發展模式和消費模式，這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進程要從現在運行的傳統模式轉變到一個新的模式，它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業，並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 可持續發展是中國徹底擺脫貧窮、人口、資源和環境困難的唯一選擇。在1992年世界環發大會以後，國務院組織編制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 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提出了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和行動方案，並已經開始了具體的行動，這表現出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