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學家認為中國近代工業發展

⑴ 1840到1949與1949年至今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發展脈絡

1840年到1949年與1949年至今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發展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中國1840年至今的現代化歷程經歷了三條道路的轉化：

1、1840年1949年10月前，是中國「早期現代化」階段，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為主體；

2、1949-1978年是「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帶有蘇聯的「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色彩：

3、1979年至今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在政治經濟方面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1)經濟史學家認為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擴展閱讀：

1949-1978年是「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中國走「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前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中國的成立、民族獨立、推翻三座大山等）

20世紀50年代我國探索社會建設道路出現的曲折史實：「大躍進」或人民公社化運動。

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轉化的標志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行改革開放。

20世紀90年代我國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現代化是各國發展的必然趨勢；實現民族獨立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前提；應結合本國實際，走符合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⑵ 歷史：開啟中國經濟近代化探索的標志事件是什麼概括指出它從哪些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

洋務抄運動:19世紀60年代――...在客觀襲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為中國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主要內容創辦軍事工業:1861年：安慶內軍械所 人物：曾國藩 地點：安慶1865年：江南製造總局 人物：李鴻章 地點：上海1866年：福州船政局 人物：左宗棠 地點：福州創辦民用工業：1872年：輪船招商局 人物：李鴻章 地點：上海1880年：電報局 人物：李鴻章 地點：天津1893年：唐胥鐵路 地點：唐山創建海軍：19世紀70年代中期起洋務派開始籌劃海防。到80年代中期，洋務派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軍。與此同時，旅順口和威海衛海軍基地竣工。清政府還成立了海軍衙門。中國出現了近代海軍。創辦新式學堂：1.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堂。它以培養外語翻譯和外交人才為宗旨。此後，洋務派在各地相繼開辦了一些科技學堂和軍事學堂,培養了一批翻譯、軍事和科技人才，在溝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學習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開了窗口。2.洋務派還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留學生中的不少人，學到了西方先進文化，在以後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文化活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⑶ 中國近代歷史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什麼作用

晚清時期

「中國科技落後，貧窮；西方科技先進，船堅炮利。」以往覺得必然的，已經是無條件地接受的既定事實。但是，在滿清乾隆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卻是全球第一 (在曹仁超的投資者日記常有提及) 國力盛極一時。1775年的清帝國全圖即可見當時國家的強盛。

但是，中國何以在晚清時落得如此屈辱的下場呢？俄國的彼得大帝及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夠在這關鍵時刻向西方學習，令自己的國家現代化，成為國際強國；而中國卻不能，並且不斷受人欺壓。實在，中國不是一開始與西方接觸就立即被徹底打敗的。外人初時並不知中國是如此不濟的。他們只不過是希望可以通通商，沒有侵佔的野心。後來知道了清庭的無能才起瓜分中國的野心。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裡正常人也可以看見對手的強盛及自己所受的威脅。我們是有百多年的時間去從後趕上的，但卻白白錯過了。這是我們要檢討的地方。

初期與西方接觸，中國視之為藩屬進貢之舉。對傳教士帶來的文明技術不屑一顧。後來戰敗了數次才能夠明白西方的「船堅炮利」，需要「自強」。但是，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發動的自強運動還抱著「中學為體，西方為用」的自大心態，普遍士大夫們還抗拒西方的事物，再加上官僚體制的腐敗……自強運動隨著中日甲午戰敗而證實失敗。後來還有康有維、梁啟超等倡議的百日維新改革也隨著清朝的滅亡而證實失敗。

被人欺負了百多年還以泱泱大國自居，如瞎了眼般無視迫在眉睫的危機威脅。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欺負，只求偷安，不求上進。今天我可以想像何以魯迅先生要寫《阿Q正傳》去喚醒中國人了。中國敗不在於科技落後，是敗於驕傲狂妄自大！

統一、主權獨立的重要

國際間的角力，利益競爭猶如黑幫般運作。有沖突就先「講數」，「曬冷」顯示實力，擺不平則動武。一些實力較低的就要向較強的靠攏，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換取生存空間。當「大佬」施壓，一切違反國家利益的政策也要執行。美國攻打伊拉克，日本及南韓就要出兵。1985年美國要日圓升值，日圓就要升值。

最近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來越大。中國能夠在自己認為合適的時間調整幣值，令自己的經濟持續發展，就是主權獨立的好處之一。中國要長治久安也必須如此。

再看二戰後的中國，她實在有再次被列強瓜分的危險。當時日軍已投降，蘇聯本應把東北歸還給中國。但卻遲遲不肯撤軍，令人懷疑其企圖。後來撤軍時則洗劫東北工業廠礦，把價值廿億美元的設備當作「戰利品」運往俄國。另一方面， 國民政府則不斷向美國求援，似會成為美國另一附庸之勢。

毛澤東雖然打著********的招牌，但不用聽命於蘇共的情況下崛起。(見頁554, 397) 建立了主權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他的能耐。他建立了一個大致上統一的中國。令中國踏上長治久安的第一步；但同時也帶領中國走了三十年的冤枉路。

在建國初期的一連串運動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為人民帶來更多的苦難窮困。打著「為人民」的旗號為人民帶來更多苦難，無論動機如何的善良，結果不及格，都應該退位讓賢。政治制度不完善，讓不稱職的領袖繼續執政，遺害民間。這是中國需要突破的地方。中國需要進行政治現代化，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權力交接制度。否則每次領導人任期屆滿時都出現不穩定因素，令人不敢作長遠的投資，不是好事。

⑷ 經濟史專家認為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曾出現三次熱潮……這三次熱潮的相同作用是

這題目很有問題.
非要說的話估計就是c了，不管哪次都直接間接的把封閉的封建自給自足社會向市場社會推動
這題目的關鍵點是相同作用
所以a估計只有第2-3次是
b也是2-3次
d也是2-3次

⑸ 求 中國經濟發展近代史，越詳細越好，謝謝

近代

民國經濟史
中國民國時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各種予盾的激烈斗爭之中，社會經濟在動盪、曲折中緩慢前進。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曲折發展的歷程，各種經濟勢力此消彼長的現象，給我們以如下啟示：

第一，要使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得到順利發展，必須以國家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為前提。近代中國歷史表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對中國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使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處於十分緩慢的狀況。沒有一個政治上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就不可能使中國經濟得到正常、健康的發展。

第二，民國經濟的歷史表明，在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封建地主經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是阻礙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他們利用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瘋狂地掠奪中國的資源，並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壓制、打擊。封建地主經濟佔有農村絕大部分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造成農民生活困苦，農村經濟萎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壟斷著中國主要經濟部門，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排斥、打擊，阻礙了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第三，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民國時期曾得到發展，這表明代表著新的生產方式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民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內容，是貫穿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封建勢力的包圍打擊下，難以得到正常、自由的發展，最後走向衰落。歷史表明，要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是非常困難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建立符合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和封建勢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壓迫，阻礙了中國近代經濟的順利發展，因此，在中國人民進行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革命斗爭中，必須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來代替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後性，不可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建立一種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並以發展生產力為主，為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開辟道路的新的經濟形式，這種新的經濟形式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只有這種由多種經濟成分構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由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居於領導和支配地位，這就保證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必將是社會主義。

1、民國經濟概述

2、民國初期社會經濟的初步發展

3、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社會經濟的曲折發展

4、抗日戰爭時期的社會經濟

5、民國末期社會經濟的崩潰

中國經濟發展史-現代卷

1949--1957年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

1、新中國建立時的經濟背景和發展條件

2、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

3、國民經濟的恢復

4、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

5、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完成

6、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和遺留的問題

1958--1978年的經濟發展與制度演變

1、「大躍進」及其嚴重後果

2、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復發展

3、「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的艱難發展

4、徘徊中前進的國民經濟

1978--1998年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革

1、經濟調整和開始改革開放

2、全面改革的實施和經濟高速增長中的曲折

3、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

4、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

希望對你有幫助

⑹ 經濟 發展 ....... help

你確定是近代？
介紹本書：汪敬虞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是第二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一等獎的唯一獲獎著作。特轉載朱蔭貴的書評，予以介紹。

《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是一部專論清末民初中國經濟史的學術專著，由著名經濟史學家汪敬虞先生擔任主編，是多位專攻中國近代經濟史學的老專家及一批中青年學者，歷經十餘年精心研究而完成的著述。全書178萬字，分為上、中、下3冊，2000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是國家社科基金「八五」重點項目和我院重點項目的最終成果。

該書描述了清末甲午戰後至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統治時期 1895年至1927年的中國經濟史。這段時期的世界和中國都經歷了深刻變化：就世界范圍而言，是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轉變；就國內范圍而言，是統一的封建王朝向割據的軍閥統治的轉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重要特徵都在這一時期內基本形成。因此，該書可以視為典型的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史的學術專著。

該書的最大特點是，在從總體上把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演變過程視為一種生產方式歷史發展過程的同時，提出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作為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這種中心線索的提法有其內在的邏輯聯系，即中國資本主義的時代環境和歷史條件對它的發展和不發展有著合乎邏輯的歷史規定性。它從方法論上有助於豐富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涵量和內容，使中國近代經濟史上許多問題的討論，提高到理論的高度。

該書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不僅有鮮明的理論意義，而且有現實意義。中國的國門在鴉片戰爭的炮火中被列強的堅船利炮強行打開後，作為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開始出現在近代中國並有了一定的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走向；發展中國資本主義，是近代中國人民尋求中國富強之路的強烈願望。實現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化，是中國人民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是，願望最終未能變成現實，近代中國以中國資本主義未能得到真正發展而告終。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出現的，是社會主義中國的誕生，這條道路是歷經百年滄桑的歷史選擇。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作為中心線索書寫中國近代經濟史，會堅定我們對這一歷史選擇的信念。該書在論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同時，也闡述了近代中國人民在尋求獨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之路、在努力實現祖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煥發出來的愛國、進取和艱苦奮斗的精神。這種精神可稱之為「近代中國的產業革命精神」，它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權，追求國家獨立、民族強盛精神的體現，是近代愛國主義在經濟領域中的表現。這種產業革命精神，對於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來說，仍然是應當發揚光大的精神遺產。

該書除導言外，共分三篇十六章。第一篇主要從外國對華貿易與中國國際收支、外國在華金融活動、外國對華貸款、外國在華企業等四方面論述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勢力的擴張和對中國經濟領域滲透的歷史，以大量史實揭露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加深對華經濟侵略給中國經濟領域造成的危害，以及分析外國資本主義「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所起到的某些客觀促進作用。作者在前人多種研究的基礎上，對1895年～1927年的進出口值作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修正，顯示中國的外貿逆差和重大變化實自甲午戰爭後開始；並結合進出口比價，對貿易條件的演變提出新的看法。又通過計量學方法，對鐵路與市場的擴大和中國參與國際市場分工的作用給出量化概念，有利於對整個外貿的評價。該書作者幾乎集中了所有前人對國際收支的論述，重構1894年～1930 年的中國國際收支表，並著重討論了國際收支與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資金供給問題，提出圍繞中國外債的「惡性循環」論點。

第二篇分上、下兩部，主要論證中國傳統封建經濟主體地位的延續和推移。上部從地權分配、租佃關系、經營地主與富農經濟、農產品商品化和農業生產力等方面，論述了這一時期中國農業中封建經濟的基本維持和部分變化。下部則從財政稅收、國內公債和經濟政策以及措施等方面，論述了清政府末期和北洋政府時期國家傳統經濟政策的承襲和更張，以及對中國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影響。作者把這時期農業的主要變化概括為土地商品化、農產品商品化和勞動力商品化三個特徵。在這三個商品化的作用和影響下，租佃關系、農業經營方式和國家的農業政策都發生一定的變化。鑒於中國農業地區差異懸殊，作者採用宏觀、中觀和個案分析三種研究方式相結合的方法，分別不同類型敘述；又盡可能地作出量化分析，在地權分配、租佃范圍、地租額、僱傭勞動、農業生產和商品化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統計或估計。

第三篇主要論述中國資本主義在各個產業部門中的發展狀況。該書的特色首先是系統完整，包括近代工礦企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和金融業等五個方面。其次是充分利用了新發掘的企業、工商團體的檔案和文書資料，檢閱了中外學者最新的論著特別是個案論著，因此基礎異常豐厚。在工礦、金融業的研究中，十分注意市場條件和市場競爭。在航業研究中，作者在分析本業一度飛躍發展而後繼乏力的原因時，注意了封建傳統因素包括人們觀念上的阻力。在手工業一章中，作者提出中國工業「多元結構」的論點，認為生產力演變的生命周期中有「揚棄」和「親和」兩個過程，多種生產方式並存是歷史固有的現象。迄30年代初，我國手工業的產值和功能還都遠大於機器工業。在商業一章中，作者以相當大的篇幅討論了國內市場商品流通的規模，從數量估計和鐵路、輪船運輸以及郵政貨運上加以論證，並對幾種有代表性的商品流通量作了分析。

該書是嚴中平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的續編。作者在繼承前編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力求充分佔有資料，實事求是，參考和引用了大量中外學術專著、報章雜志、地方誌、奏稿文集、資料書及歷史檔案，力求運用第一手的史料。該書在研究面上有新開拓，觀點上有新突破。例如，關於近代中國國際收支的研究、關於近代手工業結構與功能的分析、關於市場結構和清末民初金融業發展與社會經濟的關系等，均較前人的研究有較大突破。該書2000年5月出版後，當年即獲第九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獲獎成果中唯一的專著。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⑺ 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資料3

直到1895年為止，上海幾乎仍舊是個純粹經商的城市，因此人口從未超過50萬。……盡管1843年至1895年間由於外國人創辦的經商機構的結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後伴隨著市內現代工業發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麼早期的增長就顯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為首先開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納農業人口的容量必定更為有限。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近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然而這種影響畢竟有限，原因就是工業化發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顯得疲乏。甲午戰爭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陸續出現了由外國資本、清政府和新興民族資本所經營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業，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其多數在資本、規模、技術上都非常有限。據統計近代新式工業的產值僅占工農業生產總額的10%左右，而農業和手工業的產值卻佔90%上下。(32)
此一階段，城市發展的不平衡十分明顯。長江下游地區和嶺南地區，開辟的商埠、設置的租界最多，工商業、服務業比較繁榮，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較快。與此相反的是，許多曾經是商業中心、交通要道、軍事據點的內陸城市，或趨於衰落，或陷於停滯，如蘇州、佛山、湘潭、邵陽、湖州、杭州、濰坊等。(33)此外，甲午戰爭前的半個多世紀由於戰爭的影響，例如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直至中法、中日戰爭，成千上萬的城鎮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戰爭摧殘。江南地區是明清以來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也是當時中國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19世紀50-60年代卻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軍隊激烈廝殺的主要戰場，在長達14年之久的連綿戰爭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鎮摧毀，對城市的破壞性極大。
對此，施堅雅在說明為什麼19世紀晚期中國的城市化率不能作為近代模式的代表時，提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國城鎮體系受到戰爭的劇烈破壞：
一方面從十七世紀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一般說來農業中國大部分地區處於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從1850-1890年這四十年裡，八個地區有六個遭到劇烈的破壞。太平天國、捻軍和回軍之亂，使得除嶺南和長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區的廣大區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國減少了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口，破壞了數以百計的城鎮。長江下游地區的城市體系被破壞；西北地區和長江中游大區五個地區中的兩個地區的城市體系遭到嚴重的破壞；雲貴、東南沿海和華北的城市體系遭到部分破壞，到1893年為止，許多地區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復。(34)
初步發展階段「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可以看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它的有關條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並開啟了一個鐵路鋪設的時代。這樣，19世紀90年代，在中國幾個區域的城市系統中，出現了較有成效的交通現代化變革。」(35)施堅雅的這段話，既說明了為什麼以1895年作為城市化第二階段的分界點，也說明了其間的理由，即是「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以及由於鐵路的鋪設而引起的「交通現代化變革」。
馬關條約後，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由以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外國以條約為掩護，加快了在中國設立工礦企業的步伐。據汪敬虞先生統計，1895年至1913年，外國在華設立了136個工場，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6倍（23家）；同期，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外國大型工廠的總投資達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近13.5倍（7031千元）。(36)
隨著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民族意識的勃興，清末民初興起了一個興辦實業的熱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得到迅速發展，進入發展史上的黃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獲得長足發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冊工廠124家，資本總額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冊41.3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冊工廠374家，資本總額74 633千元，平均每年124.6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這些新注冊工廠大多是紡織業、麵粉業、針織業、卷煙業、榨油業等輕工業企業。(37)工業發展的本身意味著工人階級隊伍的擴大，據估計，抗日戰爭前中國工廠工人（手工業除外）至少有230萬以上，其中在鐵路、航運、采礦等大型工業部門的也有52萬以上。(38)
城市工業的發展，大大增強了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強了城市化的拉力。由於中國資本主義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這些現代化水平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長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數為基本指數100的話，那麼，到1933年時，上海人口數指數則為1520，天津為600，南京為560，北京為150，長沙為190。上海在90年裡城市人口增長了15倍，天津增長了6倍，北京也增長了1.5倍。(39)
從甲午戰後至1937年，中國境內修築鐵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國境內共修築鐵路364公里，1911年達9 618公里，1927年達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過21 000多公里。(40)這一時期，鐵路修築最快的地區是東北，此時修築了京奉、東清南滿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圖、洮海、齊北、錦承等鐵路，從而啟動了城市化過程。19世紀30年代，隨著鐵路線的鋪設，原來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鐵路車站為中心發展成現代都市的事例到處可見，大連、營口、海城、鞍山、遼陽、奉天、四平、開原、公主嶺、長春、安東、撫順等二十多個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據統計，東北沈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本溪、撫順六城市在20世紀30年代初人口合計達到230餘萬，比1895年增長了11倍。(41)在幅員廣大的內地省份，除原有城市進一步發展外，因鐵路而興起的城市為數也不少。如京漢、粵漢鐵路沿線的石家莊、衡陽，津浦線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鐵路而興。石家莊原來只是一個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漢、正大鐵路修通後，工商業日盛，成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處在鐵路與淮河的交界處，原不過是只有500戶人家的村埠，津浦線開通後，商務大展，人口集結，1914年已增至10萬，1929年達20萬。(42)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鐵路沿線大批城市的興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如果說，甲午戰爭前，中國城市化的推動力主要是商業的話，那麼，這時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乃是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況下，農村的推力也增強了，大量農民離村，進入城市，中國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發展。
曲折發展階段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對城市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抗戰時期，中國半壁河山淪陷敵手，大多數城市，特別是若乾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興起的主要工商業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濟南、太原、長沙、南京、蘇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繼被日軍佔領，戰火侵擾加之日軍的野蠻掠奪，城市遭到嚴重破壞，人口銳減。
從局部看，在東部中部城市受到戰爭破壞嚴重的情形下，東北與西南兩個局部區域的城市化卻得到了很大發展。日本一方面要對東北進行殖民掠奪、奴役，另一方面為了適應對中國發動的全面戰爭的需要，將東北作為戰爭基地，加大了對東北的投資。1931年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為5.5億元，其後逐年增加，到1944年則增至52.7億元。(43)
由於戰爭的特殊原因，抗戰勝利後，東北成為中國重工業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
戰爭造成了中國東部人口大規模向西遷移，推動了西部城市的發展。如成都，在抗戰中後期，由於東來人口資金的進入，城市工商業、文化教育事業都有較大的發展，1941年城市人口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初又較1941年增加了6.4%，年末又較上年增加了20.8%。(44)這兩個區域城市的發展遠不足彌補戰爭對整個中國城市發展所造成的破壞和負面影響。
抗爭勝利後，中國一度出現戰後的復興，經濟和城市都出現較大發展，但很快又出現了三年的國共內戰，內戰對經濟的破壞相當嚴重。1949的生產量與歷史上最高年產量比較，農業生產大約下降了25%，輕工業生產大約下降了30%，重工業生產損失尤其嚴重，大約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國解放前夕，國民政府軍隊撤退台灣時，還破壞了許多重要的工廠和礦區，加之戰爭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數量減少，這些都使城市的發展限於滯緩。
注釋：
①朱鐵臻：《城市現代化研究》，北京：紅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頁。
②人口統計失實主要表現是人口統計過程中存在缺漏、虛報及人為編造等問題，統計人口往往低於實際人口數。具體可參見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葛劍雄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59-64頁。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頁。文中後面涉及全國總人口數，在沒有修訂的情況下，一般取較大的數。
③「四民」是一種基於社會職業的劃分，都是傳統社會的所謂「編戶齊名」。漢代人給四民的定義是：「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他們之間由於來源以及所從事的職業關系，在社會地位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四民的劃分一直沿襲到清代末年，幾乎貫穿整個傳統社會始末，因此，傳統社會實際上也可稱為四民社會。但四民只是對傳統時代人口社會職業構成的一個大致勾勒，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事實上都存在著一些為士、農、工、商四大社會集團所無法涵蓋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說儲上篇後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錄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冊，李星點校，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第222頁。
⑤卜凱主編：《中國土地利用》，喬啟明等譯，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頁。
⑥詳細可參見楊子惠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頁。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頁。
⑦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鑒·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頁。
⑨1982年以前我國城市人口僅指建制市和鎮中的非農業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鎮中的農業人口同居住在鄉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劃為鄉村人口。1982年我國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作了一次大的調整，即把建制市和鎮轄區內的總人口，包括其中的農業人口也視為城市人口。參見朱鐵臻主編：《中國城市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99頁。
⑩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37頁。
(11)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44頁。
(12)同上書，第339-355頁。
(13)美國學者羅茲曼著的《清代中國與德川時代日本的城市網路》（普林斯頓大學，1973年），比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學，1977年）。該書所用方法與施堅雅差不多，不過只是將城市分為7級來估量的。由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的《中國人口史·清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雖然對施堅雅的城市人口估計數頗有微詞，但是縱觀該書採用的區域城市人口等級模式的構造方法較多注意到政治級別的行政分層，與施堅雅偏重於經濟地理分層在分析的方法上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具體參見該書第724-781頁。另見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頁。
(15)關於這一點很多學者已經指出，詳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45頁；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2頁。
(16)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王旭等譯，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頁。
(17)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頁。不過姜濤將10%作為在正常情況下從古（先秦）至今（近代）整個中國社會城市化率的平均數，這一點似覺牽強，因為他所給出的先秦及漢代城市化率為10%左右的說明不夠充分。
(18)20世紀20-30年代，一些社會學家對中國近代的城市化率做過估計，不過普遍數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28.1%，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67頁。由我們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這些估算數字誤差較大。當代，國內外很多研究過中國近代城市的學者都估算過近代中國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這三年，1820年有6.3%（行龍估算）、6.9%（趙岡估算）；1840年是6.5%（行龍估算）、1843年有5.1%（施堅雅估算）、1893年有6.0%（施堅雅）、7.7%（趙岡）、7.9%（行龍）。此外行龍對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別是10.6%與11.4%。具體參見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關著述。
(19)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4-87頁。在趙岡看來從戰國到南宋是一個上升態勢較為明顯的發展階段，從南宋自清中葉是個下降階段，從清中葉直到現今又是個不斷上升階段。
(20)行龍：《也論中國近代的城市化》，見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41頁。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48頁。宋代的參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頁。明代的參見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774頁。
(22)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五卷），第829頁。
(23)王先謙：《東華續錄·道光四十四》第20頁b。
(24)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1頁。
(25)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第399頁。
(26)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鑒·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1頁。
(27)施堅雅認為「迄1893年，很多地區的恢復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第73頁。姜濤在前引書第75、78頁，也提到這時候的人口總數接近戰前道光年間水平。
(28)何一民：《中國城市史綱》，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40頁。
(29)三階段是劃分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一般模式，就筆者所掌握的材料來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階段模式來劃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節，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劃分為：鴉片戰爭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階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戰爭前是第二階段，抗日戰爭至新中國成立是第三階段。行龍前引論述的三階段劃分為：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為第一階段，甲午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為第二階段，20世紀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為第三階段。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57-261頁的劃分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筆者傾向於贊同寧越敏、張務棟、錢今昔：《中國城市發展史》，第七章，第一節的三段式劃分的。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30)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頁。
(31)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頁。
(32)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第1頁。
(33)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第258頁。
(34)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62頁。
(35)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第64頁。
(36)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頁。
(37)陳真、姚洛合：《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4頁。
(38)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上海：銀行學會、銀行周報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頁。
(39)(41)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第260頁。
(40)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90頁。
(42)於雲漢、馬繼雲：《中國城市發展史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頁。
(43)吳承明：《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頁。
(44)何一民主編：《變革與發展：中國內陸城市成都現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86頁。
(45)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編：《三年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頁。

⑻ 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

一、晚清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
1.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入 鴉片戰爭後，列強打開中國市場，向中國輸出商品，並在東南沿海地區創辦了一些船塢和工廠 這是中國境內最早的近代經濟成分。
2.自然經濟的解體 （1）原因：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勢力入侵。（2）表現：東南沿海一些地區「紡織」「耕織」分離，手工業者大批破產，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發展 （3）實質：中國逐漸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
3.洋務運動（官僚資本的產生）
（1）根本目的：利用西方先進科技，維護清朝統治。
（2）內容：①自強、求富—創辦軍事工業、民用工業。②籌劃海防。③培養人才—興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
（3）結果：甲午戰爭失敗，洋務運動破產。
（4）實質：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
（5）評價：積極作用：洋務派引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近代科學技術，興辦了一批近代企業，培養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和技術工人，邁出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對外國的經濟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製作用；對本國封建經濟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局限性：只學習西方的科技，不改變中國的制度。說明「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不可能使中國走向富強
二、民族工業的發展
1.晚清民族工業的興起 （1）產生（19世紀六七十年代）：①自然經濟日益解體；外商企業刺激；洋務運動誘導。②概況：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官僚、地主、商人，開始投資創辦近代企業，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2）初步發展（甲午戰爭後）：①原因：甲午戰爭後，列強向中國輸出資本，進一步破壞中國自然經濟；清政府為擴大稅源，解決財政困難，放寬對民間設廠的限制。②影響：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發起維新變法運動、辛亥革命，倡導實業救國論
2.民國時期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 （1）民國初期的短暫春天：①原因：辛亥革命影響；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促進；實業救國思潮影響；一戰的影響。②特點：地域不平衡（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區）；部門不平衡（輕工業發展迅速）；短暫。③影響：為新文化運動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提供了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 （2）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曲折發展：①1927—1936年較快發展，國民政府基本實現全國統一，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推出一些有利於發展的經濟和政治措施，民族工業有了較快的發展 ②抗日戰爭時期遭受沉重打擊 （淪陷區日軍的吞並、擠壓；國統區的戰時體制；官僚資本的壓榨等因素影響）③抗戰勝利後走向萎縮；民族工業陷入絕境。（美國商品排擠、官僚資本擠壓、苛捐雜稅、通貨膨脹等因素）④新中國成立後獲得新生，三大改造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
3.影響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
（1）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民族資本主義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多重壓迫。（2）國內政局和國際環境 （3）政府的政策措施。（4）民族資本主義自身因素：民族資本的獨立性與依賴性，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步性與局限性等。
4.民族資本主義在近代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引進先進的生產方式，代表近代經濟發展方向，有利於經濟的近代化。（2）為資產階級維新變法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提供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民族資本主義的逐漸發展使無產階級隊伍逐步壯大，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奠定階級基礎 （3）民族資產階級倡導的立憲改良、民主共和、民主科學等主張，既推動了中國政治近代化的發展，也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4）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多重擠壓，始終未獲得獨立發展，沒能成長為中國經濟的主導成分。

⑼ 中國近代經濟史的過程

中國近代史一般是說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開始到新中國成立1949年為止。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的革命史，中華民族打到封建主義，帝國主意的抗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