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人口對經濟的影響

A. 人口問題的經濟影響

討論人口政策問題，要算算經濟賬。所謂經濟帳，就是看看人的效益怎麼產生，算算人的成本是多少，以及人口變動情況對這些成本效益的影響。
在社會中人的效益只有加入經濟生產中才會產生，也就是有了工作、有了收入在能對社會產生貢獻。那麼在中國，人口增加會對收入水平產生怎樣的影響呢？很顯然，人口增加會降低人均收入水平，或者說，會阻止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
在中國，人口眾多會降低收入水平，這首先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人太多、工作不好找」是人人皆知的事實。簡單的分析原因的話，就是經濟的形成需要市場、技術、資源、勞動力等多種因素限制，其它因素不足，某種因素過多是沒有用的，而在中國，就是人口過多，人口過多而經濟有限時，人口再增加不會自動增加經濟，而是相互競爭，使人均收入減少。這是中國的實際情況，在有些國家，可能情況不一樣，人口不多而資源等其它因素多，那麼增加人口就會直接增加經濟。
中國目前情況來說人口繼續增長，而產業水平也不斷提升，因此人均收入水平也在提高。然而人口增加阻止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的效果仍然存在，具體的說，就是就業壓力仍然很嚴重。
國家搞經濟的基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體來說，就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的，我們的確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開始創建了一個巨大的經濟體系，但是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為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而不是為了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生活在現實中的人沒有不願意提高收入水平的，所以在我身邊的人，沒有願意讓人口增加而讓自己收入減少的。

B. 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數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於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註：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麼，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投資比1997年增長13.9%）。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註：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後，由於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麼，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於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註：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註：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數．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數）為解釋變數（或自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時，由於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數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並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長（註：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數，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並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數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規律性的現象」並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於「因果關系」。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數之間並無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麼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有人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長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定的漏統。

與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經濟統計數據的水分更大。據2000年2月3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連續兩年獲湖北省「十強縣市」的丹江口市的經濟統計數據水分極大（見下表），GDP和鄉鎮企業產值高報幅度分別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諱言，這種虛報經濟增長指標的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經濟數據統計水分

附圖{圖}

說明：「1998年統計水分」的計算中有一個假定，即：1999年有關經濟指標的實際值與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經濟有所增長，那麼，實際的統計水分將比以上計算值更大。

經濟統計數據高報、人口統計數據低報，勢必人為造成（或加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目前，我們還很難計算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數量關系。換句話說，即使我們能夠確定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性關系，在計算定量關系時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5 實證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

6 結論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毋庸質疑。但是，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揭示人口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尚不能准確反映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有關指標的數量關系。正如一些學者（註：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經常出現樣本有限、數據質量不佳、定性分析失當、定量分析欠妥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後果（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不夠。因此，從提高人均GDP的願望出發，提出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是不合適的。

胡鞍鋼博士的這項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願意與胡鞍鋼博士一道，繼續探討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後記：在本文剛剛完成後，我們看到了西部某地計生委的一個立項報告。該報告說明項目實施後，每年可使當地的人口增長率降低2個千分點。因為「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可以使當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億元（這個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0.36×總人口）。未來幾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仍有下降的空間，但GDP是否能增加xx億元，我們期待著結果。

C. 解釋人口統計學的變化和經濟環境的變化是怎麼影響營銷決策的

市場營銷宏觀環境是指那些給造成市場營銷機會和形成環境威脅的外部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環境、經濟環境、自然環境、科技環境、法律環境以及社會和文化環境。這些主要社會力量是不可控制的變數。

第一 人口環境：人口是市場的第一要素。人口數量直接決定市場規模和潛在容量，人口的性別、年齡、民族、婚姻狀況、職業、居住分布等也對市場格局產生著深刻影響，從而影響著的營銷活動。應重視對人口環境的研究，密切關注人口特性及其發展動向，及時地調整營銷策略以適應人口環境的變化。
第二 經濟環境：是影響營銷活動的主要環境因素，它包括收入因素、消費支出、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率、貨幣供應量、銀行利率、支出等因素，其中收入因素、消費結構對營銷活動影響較大。
第三 法律政治環境：是影響營銷的重要宏觀環境因素，包括政治環境和法律環境。政治環境引導著營銷活動的方向，法律環境則為規定經營活動的行為准則。政治與法律相互聯系，共同對的市場營銷活動產生影響和發揮作用。
第四 社會文化環境：是指在一種社會形態下已經形成價值觀念、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道德規范等的總和。任何都處於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營銷活動必然受到所在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和制約。為此，應了解和分析社會文化環境，針對不同的文化環境制定不同的營銷策略，組織不同的營銷活動。
第五 自然環境：是指自然界提供給人類各種形式的物質資料，如陽光、空氣、水、森林、土地等。隨著人類社會進步和科學技術發展，世界各國都加速了工業化進程，這一方面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另一方面，面臨著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對營銷的挑戰。對營銷管理者來說，應該關注自然環境變化的趨勢，並從中分析營銷的機會和威脅，制定相應的對策。
第六 科技環境：科學技術是社會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它影響著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營銷活動的影響更是顯而易見。

D. 如何理解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這兩者間的因果關系不是單向的。不僅人口增長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經濟發展，也會對人口增長造成影響。一般來說，人口增長率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是個倒U型曲線：開始時，經濟發展將會促進人口的增長，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口增長率將隨之下降。所以當你在現實中觀察到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某種聯系時，你首先需要考慮的是，誰是因，誰是果？
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中關鍵在於對技術進步的處理。如果不存在技術進步，那無限增長的人口和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這也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礎。但一旦假設存在技術進步，尤其是一旦假設存在內生技術進步，人口對經濟增長就很有可能具有促進作用。除此之外，人口的增加還可能會帶來某種規模效應，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理論模型大體就沿著這幾個思路展開，你看到假設，大致就能猜到結果。
大致來說，人口過快增長會帶來資源消耗的快速增加、儲蓄率的降低、投資的減少和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難度的增加。但它同時也會帶來勞動投入的增加、技術進步速度加快和潛在的規模效應。顯然，其凈影響取決於具體的人口增長速度、取決於各種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政策應對，理論分析無法告訴我們答案。
理論不能解決爭論。但這個方面的實證也很麻煩：因而兩者之間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實證模型就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內生性問題。07年RES上有兩個港中文教授發的一篇paper，用少數民族人口比率做工具變數來控制內生性，得到的結果認為人口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負面影響：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一，經濟增長率提高0.9%。這個工具變數同樣可能與被解釋變數相關，因為少數民族人口佔比高的地區往往地處偏僻，不過他們考慮到了這種可能性，也在回歸中控制了相關因素。因而這個結果可信度應該是比較高的。不過他們的被解釋變數是五年的經濟增長率，所以捕捉到的可能依然只是人口增長在短期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長期，過去幾十年人口的低增長即將給我們帶來人口老齡化和撫養率的降低，而人口年齡結構未來對中國經濟將帶來負面影響這基本上是共識了。

E. 人口是如何影響經濟的

參考以下資料，希望對你有用
經濟發展與人口變動的關系及其相互作用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發展對人口變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有著不同的人口增長規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在特殊地、歷史地作用於人口規律。」人口變動反作用於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起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當人口數量、質量和結構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時，將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反之，將起到延緩經濟發展，甚至造成社會經濟的停滯與破壞的作用。

經濟發展對人口變動的決定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經濟發展決定人口的自然變動，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經濟發展決定人口遷移。在現代社會中，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及第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使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導致人們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業部門，從農村走向城市，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以謀求生存空間和發展機會。其三，經濟發展決定人口結構。包括人口階層結構、教育結構和職業結構等。

從宏觀角度看，經濟發展主要通過以下方式影響人口變動。一是經濟發展使生產條件和生產方式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使得對勞動力由數量的需求轉向質量的需求。二是經濟發展促進了生存條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強化了人們對自身發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兒育女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逐漸弱化。三是經濟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條件。城市化體現了社會的全面進步，包括全社會教育水平的提高、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現代生育觀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經濟發展促進了科技進步，提高了避孕節育技術，改善了人類生殖條件，從而促進了人口素質的提高。五是經濟發展有助於提高婦女參與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能力，促進其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轉變。六是經濟發展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擔的傳統功能如養老、保障、安全等，有利於生育率的下降。

從微觀角度看，經濟發展同樣對人口變動產生影響：家庭是一個生產單位，家庭的生育決策取決於家庭收益最大化這一影響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將增加對高質量的勞動力需求，減少對低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家庭為了培養高質量勞動力，必須增加培養孩子的成本投入，從而產生孩子質量對數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婦女受教育水平高，就業率高，收入水平高，則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大，父母傾向於減少養育孩子的時間。三是社會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養育孩子的收益減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於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們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再加上城市規模擴大，生活費用上升，增加家庭撫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們傾向於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對於我們做好計劃生育工作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所有宏觀環境的變化、政策變化只有落實到微觀利益機制的變化上，才會最終發揮作用，目前我國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強有力的行政制約手段實現的，不是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生育率的自發下降，這在農村尤為明顯。群眾的生育意願和生育政策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這是由於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在家庭這一微觀層次上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計劃生育的利益機制。因此，我們必須把建立利益導向機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結合」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途徑。

F.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我國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自上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的國策以來，取得了積極有效的成果，主要表現在於為國民經濟長久穩定的發展解除了後顧之憂。進入二十一世紀，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問題。比如，由於工業的迅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我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一、 人口過度增長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以及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的成果
由於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以及人文背景又無法一概而論。因此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上還沒有達成共識。
但是，在人口過度增長對經濟發展的阻礙方面，全球基本上已經形成共識，這里可以用正反兩個方面來論證。我國自1978年以來，由於成功地實行了計劃生育的國策，已經卓有成效地將人口數量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並有力的控制了人口增長的速度。從以下兩圖可以看出，我國人口增長速度增不斷降低，人口總量的增長也趨於平緩。
同一時期我國整體經濟總量在存量和增量上的變化則是不斷向上發展，這應該說計劃生育政策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有專家測算了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
盡管該數據模型建立及有關結論數據有待商榷，一些學者也質疑該量化結論和推論的准確性。但從定性的角度分析，我們根據該研究報告中可以得出結論，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過度增長，從而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經濟有效的作用。
由於全球人口自1984年以來的過度增長（自八十年代中葉以來，世界人口已經增長了132％），已經在糧食生產，耕地面積，淡水，海洋捕撈，肉類產品，自然保護區，森林，生物多樣性，氣候，能源，廢棄物，就業，收入，住房，教育，城市16個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1960～1998年間，巴基斯坦，奈及利亞，衣索比亞，伊朗這四個世界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人均耕地面積減少了40％～50％。
由於世界人口的過度膨脹，自然保護區開始受到威脅，大面積森林退化，大量的海洋漁業資源枯竭。在全球15個主要海洋漁業區中，就有11個漁場捕撈量下降。大多忽視人口增長和忽視計劃生育的非洲國家，開始被大量需要就業和受教育的問題所困擾。而在人口增長最慢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收入增長最快，包括：南朝鮮，台灣，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
所以說，如果世界各國不能同時開始重視人口過度增長並把經濟轉向環境可持續發展，控制人口過度增長的軌道，經濟的衰退將是難以避免的。
二、人口適度增長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及發達國家人口緩慢增長阻礙經濟發展給我們的啟示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才能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但是否只要人口增長為零甚至負增長就會對經濟發展起促進作用，就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呢？類似觀點可在各類研究報告上發現「在本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將控制在16億以內，並順利實現零增長，然後開始緩慢下降…… 這將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提供良好的人口環境」。
通過對美國，歐洲及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發展軌跡，人口與經濟相互影響的關系來看，保持適度人口增長才會利於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
「人類發展的歷史，說到底，是人類同自然環境關系的歷史」，「人口和環境作為自然界中一對既互相對立，又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矛盾統一體，貫穿於社會發展的每一階段，伴隨著社會發展的始終」。
這里的適度人口是指經濟適度人口，即：從人口變動與經濟發展、資源供給、生態環境承載力相互之間的制約關系出發，尋求通過最佳方式達到經濟協調發展最優目標的適度人口。
我們暫時可得出這么一個結論，世界各國由於各自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素質狀況以及勞動生產率等指標的不同，適度人口規模以及適度人口增長水平都將會不同。但是如果人口增長規模偏離了適度增長速度，不論是高是低，都將不利於經濟發展。

G. 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數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於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註：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麼，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投資比1997年增長13.9%）。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註：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後，由於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麼，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於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註：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註：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數．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數）為解釋變數（或自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時，由於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數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並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長（註：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數，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並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數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規律性的現象」並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於「因果關系」。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數之間並無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麼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有人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長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定的漏統。

與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經濟統計數據的水分更大。據2000年2月3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連續兩年獲湖北省「十強縣市」的丹江口市的經濟統計數據水分極大（見下表），GDP和鄉鎮企業產值高報幅度分別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諱言，這種虛報經濟增長指標的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經濟數據統計水分

附圖{圖}

說明：「1998年統計水分」的計算中有一個假定，即：1999年有關經濟指標的實際值與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經濟有所增長，那麼，實際的統計水分將比以上計算值更大。

經濟統計數據高報、人口統計數據低報，勢必人為造成（或加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目前，我們還很難計算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數量關系。換句話說，即使我們能夠確定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性關系，在計算定量關系時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5 實證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

6 結論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毋庸質疑。但是，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揭示人口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尚不能准確反映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有關指標的數量關系。正如一些學者（註：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經常出現樣本有限、數據質量不佳、定性分析失當、定量分析欠妥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後果（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不夠。因此，從提高人均GDP的願望出發，提出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是不合適的。

胡鞍鋼博士的這項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願意與胡鞍鋼博士一道，繼續探討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後記：在本文剛剛完成後，我們看到了西部某地計生委的一個立項報告。該報告說明項目實施後，每年可使當地的人口增長率降低2個千分點。因為「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可以使當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億元（這個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0.36×總人口）。未來幾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仍有下降的空間，但GDP是否能增加xx億元，我們期待著結果。

H. 《新人口論》對經濟學有著怎樣的影響

《新人口論》是中國現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依據，也是中國社會經濟學界的一個里程碑。

我們翻開這本薄薄的但又份量十足的《新人口論》，便會驚訝於書中的思想與價值竟然與我們的現實貼得這么近。

I. 人口對經濟影響的歷史借鑒

一個國家人口的變動軌跡決定了它的勞動力資源的變動軌跡。中國未來人口變動趨勢關繫到下世紀就業發展趨勢的判斷、就業政策的制定。
中國人口老齡化和老年人口的增長會通過對社會總消費的影響對勞動力需求產生影響: 1、人口老齡化會帶來消費基金的不斷增長。消費基金的增長意味著整個社會的消費支出增加，從而刺激消費品的生產的擴大，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

2、人口老齡化會帶來消費結構及生產結構的變化。隨著中國人口的老化，未成年人口的消費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會下降，而老年人口的消費和服務需求會增加。消費結構的變化又會帶來生產結構的變化。興建公共養老設施、老年活動場所，增加相應的老年服務項目，這將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有利於降低失業率。

3、人口老齡化會對總人口購買力產生影響。由於不同年齡段的人口購買力不同，在未來的20年內，人口老化會使中國總人口購買力提高，從而增加有效需求，使商品生產擴大，對就業產生有利影響。
但也有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