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農民外出打工對農村和農民帶來的好處只是增加經濟收入嗎
看是什麼年齡段的人了,不同的年齡段有不同的目的,上點年紀的人外出專,最主要的是增加收入屬,年輕人是想找到適宜的時機改變自己的人生命運,剛出校門的人外出主要的目的或許就是開拓眼界,接觸社會和等待時機了,這么看的話,外出的人隨年齡不同,外出的目的也不同,也可以說外出的人的目的和年齡成反比.越年輕選擇就越多,機會也就越多.
❷ 農民外出打工對農村和農民帶來的好處只是增加經濟收入嗎
可以緩解人地抄矛盾 就是農襲村個人可耕地多了 其實也就是增加收入 農民外出打工可以增加見識 回鄉後 帶回去新思想 新技術什麼的 一些新東西 有利於農村進步 從而縮小農村和城鎮的差距 促進社會整體進步 這點是最重要的
❸ 農民工外出務工有哪些好處
外出務工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一種就業方式。通過外出務工回,不僅解決了城市勞動力答缺乏問題,而且加快了城市的經濟發展,還使務工者開闊了眼界,掌握了信息,學到了一定的技術。回鄉後幫助發展鄉鎮企業,開起了工廠,既解決了剩餘勞動力就業問題,也活躍了農村市場經濟。
「外出務工既減少了糧食供應的壓力,又能為在家農民騰出發展的空間,同時還能讓外出的人學到本領、增加收入,真是一舉多得的好事。」
❹ 疫情來的猝不及防,這次疫情對農民收入影響很大,你贊同嗎怎麼看
感謝小秘書的邀請!
這次疫情確實對農民的收入有很大影響。
一、農產品影響
比如草莓生產正值銷售季節,往年這個時候也是市民體驗採摘的時候,對於草莓戶而言不管是進入市場還是採摘銷售都是旺季,但是今年很多地方摘下來運不出去,市民都在家裡不出門,體驗採摘的歸零,對草莓行業來講是極大的挑戰。
盡管生產基地貨源充足,但是卻面臨運不出去的難題,造成滯銷;另外,人心惶惶不敢出門買菜購物,恐慌心理下影響了眾多農產品的銷售。對於農民而言,影響也是頗大。
菜農種植的很多的農產品滯銷,我們當地的蔬菜大棚里種植的聖女果,往年最貴的時候8塊錢左右一斤,而此次疫情防控期間農戶種植的聖女果才兩塊多錢並且出現了滯銷,外地客商進不來,我們出不去。讓農戶愁容滿面。疫情防控期間,企業開不了工,農民也不能外出務工,尤其跨省務工人員。
❺ 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對城市的利弊分析
觀察與思考——農村勞動力轉移,利弊何在?
改革開放給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許多農民離鄉離土,走向城市。據統計,農村人口僅16.8萬的將樂縣,目前外出經商打工的農民已超過2萬人。這些外出經商的農民,有的已成為百萬富翁,有的甚至擁有上千萬元的固定資產,他們「暴富」的消息傳到家鄉後,一批批農民又紛紛走向山外的世界。於是,諸如外出黨員如何管理、外出農民的計劃生育如何管理、農業結構如何調整等一系列問題,便擺在了當地黨委、政府面前。日前,筆者就上述問題采訪了將樂縣白蓮鎮、安仁鄉的黨政領導。
管好外出黨員不容易
外出黨員由於平時忙於生意,與家鄉的黨組織幾乎失去了聯系,更談不上過正常的組織生活。安仁鄉在上海經商的黨員有60多人,佔全鄉黨員總數的15%。如何做好這些外出黨員的教育和管理,發揮外出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鄉黨委經過認真調查,於3月初成立了「上海安仁商會臨時黨支部」。黨支部書記梁憲周在電話里告訴筆者:「目前,在上海經商的外出黨員的組織活動已正常開展,許多黨員都說重新找到了黨員的感覺。」
在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和閩南沿海地區,也活躍著一批白蓮鎮的農民黨員。目前,白蓮鎮黨委依託廣東白蓮商會正在開展外出黨員調查摸底工作,然後將根據外出黨員分布情況,報請縣委組織部批准後,近期內准備在廣東東莞和我省泉州成立臨時黨支部。
外出黨員流動性大,怎樣才能保證他們過上正常的組織生活呢?將樂縣直黨工委委員、組織科科長介紹道,向外出黨員發放《黨員手冊》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管理辦法。具體做法是:每位外出黨員按《手冊》規定的內容,將自己參加黨內活動和日常社會活動的主要情況按月如實填寫入冊,接受黨組織檢查;黨員所記錄的情況要對照標准,自己記分,每次(項)活動必須寫上證明人,以便黨組織核實;而駐外黨支部每季度查看一次《手冊》,核實所記錄的情況和核定得分數,並在支部會上進行評議,簽署評議意見,年終進行總評。這一做法的好處是,既便於黨組織及時掌握流動黨員的思想、工作動態,又可以起到黨員對黨支部活動進行監督的作用。
「甜蜜的事業」略帶苦澀
外出的農民多,外出的育齡人口自然也多。安仁鄉僅在上海經商的育齡人口就有976人。這幾年,安仁鄉、白蓮鎮依託商會成立了駐外計劃生育協會,在當地建立了聯系點和服務網點,既加強了對外出農民計劃生育的管理,又方便了外出育齡群眾辦理有關計生手續。盡管如此,搞好外出育齡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依然困難重重。白蓮鎮黨委副書記謝家裕深有感觸地說:由於大部分外出農民從事的是推銷業務,去無定處,居無定所,打他的手機,一聽說是家鄉來檢查計劃生育的,隨便給你報個住址,按住址找過去,一問,根本就沒這個人,難以管理到位。
對外出農民的計劃生育管理有沒有值得借鑒的做法?筆者采訪了將樂縣計生局副局長熊發順。熊發順副局長認為,當地政府和計生管理部門可根據外出農民流動性大,點多、線長、面廣的特點,建立一套以「點、線、網」為結構的外出農民計劃生育管理辦法。點:就是在外出農民較集中的城鎮,建立計劃生育協會和較為穩固的服務站點,常年開展計生宣傳與管理工作;線:即建立、健全外出育齡人口聯系制度,保證聯系、溝通不斷線,及時准確地掌握他們的生育動態;網:則是通過先進的通訊方式,做好計生協會、服務站點與外出育齡人口之間的思想交流和信息溝通。
勞動力轉移利弊並存
白蓮鎮黨委書記黃居中認為,大量農民外出經商、打工,既有利又有弊。有利的方面是,白蓮鎮部分農民自發地走出大山,到全國各地尋找新的就業渠道。他們致富了之後,不忘為家鄉的兩個文明建設獻策出力,捐資為家鄉修路、建學校,還幫助家鄉推銷土特產品。此外,這些人多年在經濟較發達的城鎮打工、經商,汲取了許多城市文明的養分,積累了不少經商辦企業的管理經驗,他們回到家鄉後對帶動當地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將起到重要作用。
不利的方面是,敢於走出去闖世界的農民,在當地往往是各方面都比較能乾的「農民精英」,有的還是比較優秀的村幹部和村級後備幹部。這些人走出去之後,對村級組織建設和農業經濟結構調整都帶來了不利的影響。
對於外出農民多會影響當地農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這一問題,將樂縣委書記楊光祺認為:面對大量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當地黨委、政府在克服隨之帶來的一些矛盾和困難的同時,要抓好外出創業勞動力的「回歸」工作,努力發揮「鳳還巢」的回波效應。也就是要採取有效措施,吸引那些外出經商打工事業有成者,回鄉投資興業,使他們成為振興當地農村經濟的帶頭人,以帶領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走向成功之路。此外,要從長遠、全局、根本利益考慮,應在抓好農村勞動力智力與技能培訓的同時,狠抓開發新的產業,特別是發展那些勞動密集型,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直接服務的第三產業,實現勞動力就地就近消化轉移。□周佛勝
❻ 3. 農民外出打工對農村和農民帶來的好處只是增加經濟收入嗎還有那些你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推動了農村現代化建設。
促進了農民身份的轉換,加速了農民現代素質的積累。大量農民進城從事第二、三產業等,使成千上萬從農業生產中游離出來的農民從農村流向了城市社區,成為新的城鎮人口或「准城鎮人口」,從客觀上加速了農民現代素質的積累,敢於冒險、敢於拼搏,開闊了視野,增長了才幹,日益減少了由農耕生產方式賦予農民農耕生活的孤立、守成、安於現狀、褊狹與愚昧等,農民身份的轉換,大大加速了農村的現代化進程。
3.有利於發揮城市的「擴散效應」,外出打工農民回鄉創業,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現代化。農民從經濟落後地區到經濟發達地區打工,不僅學到了技術、積累了資金,開闊了眼界,更重要的是觀念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們中不少人回到家鄉開始自主創業,這些經過市場經濟洗禮的昔日農民,如今成為帶動當地經濟迅速發展的一支新生力量。據安徽省的統計資料顯示,全省每100個外出打工的農民中,就有2-4人走上了回鄉創業的道路。目前安徽省外出打工創業的人員已有10多萬人。他們在田野里蓋起了廠房,創辦農業產業化企業或勞動密集型企業,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勞動力資源的就地轉換。四川省外出打工者中有40萬民工帶著資金、技術和項目返鄉創業,吸納當地農村剩餘勞動力80萬人,產業涉及電子、制衣、紡織、家電和化工等行業。
4.正在進一步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壁壘,促進農村城市化。當農民不甘示弱、吃苦耐勞和特有的創造精神在城市謀得就業崗位後,卻又受到來自城市各個方面的抵觸和地方政府政策的限制,農民在申請城市戶口、子女求學、人身安全和自由、身份限制、身份歧視、打工中簽訂「不平等條約」等方面遇到了一系列難題,這些難題是農民從根本上轉移身份的最大障礙,由於社會各界的理性支持與農民流動的互動匯集成了一股巨大的推動力,不斷地沖擊著城鄉之間的壁壘,極力打破這種壁壘的封鎖,促進了國家和各省戶籍制度改革方案的應運而生。如湖南、廣東兩省在2002年頒布了戶籍制度改革措施,其中湖南省關於取消農業、非農業戶口「二元制」管理模式,將其統稱為「湖南居民戶口」等方案特別激動人心,這是真正體現打破城鄉之間壁壘還農民「國民待遇」身份的第一步,是農民外出打工對戶籍制度改革做出的歷史性貢獻。這有利於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向中心城鎮轉移,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
中共青島市委黨校 青島行政學院學報
❼ 農民工外出打工對農村帶來哪些好處
增加經濟收入,引進資金,信息,以及先進觀念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過程中,涌現出來了一支新型的勞動大軍,這就是農民工。他們從最初的「離土不離鄉」,發展到「離土又離鄉」,進入工廠、進入城市,分布在經濟建設的各個行業和領域,用辛勤的勞動和汗水,創造著自己的新生活,創造著惠及全球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創造著中國的現在和未來。用全局的、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考察農民工問題,越發使我們感到這個問題重要,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解決好。
農民工是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時期形成的特殊社會群體,是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村小康建設進程中出現的新事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階段性特徵。這一群體的出現和形成,是繼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和鄉鎮企業崛起之後,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農民工問題表面上看是農民增收、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從深層次看實質是如何立足中國國情,順利推動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個農民問題。解決好農民工問題是個大戰略。一是關系解決「三農」問題。要想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農民外出打工,走一戶「活」兩戶,改善了農村資源配置,緩解了人地矛盾。農民外出打工是擴大就業、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其打工收入每年有5000億元以上,這筆錢已成為農村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是目前任何投資都不能比擬和代替的。二是關系工業化和產業競爭力的提高。農民工已成為建築業、製造業、紡織業等行業員工的主體。從發展趨勢看,我國產業工人的後備軍主要是農民工。農民工的整體素質和創造性,對於我國工業發展至關重要。三是關系城市化健康發展。讓農民工合理有序地進城,逐步融入城市社會,是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城市化必須解決好的一個現實問題。四是關系社會和諧穩定。一億多農民進城務工、流動就業,搞好社會管理,實現社會公平,是保持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五是關系深化改革。農民工跨地區流動就業蘊含著深刻的體制變革因素,有利於打破城鄉分治的二元結構,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也有利於推動政府職能和管理方式轉變。
總起來說,農民外出務工,為工業發展增強了競爭力,為城市繁榮增加了活力,為改革開放增添了動力,已經成為工業帶動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發達地區帶動落後地區的有效形式。研究解決好農民工問題,直接關系「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關繫到工業化、城鎮化的健康發展,也關繫到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所以說農民工問題是個全局性、戰略性問題。
同時,農民工問題又是一個長期性問題,而不是一個短期問題。從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看,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步轉移出來,進入非農產業和城鎮,是必然趨勢。我國的基本國情是農民多,又長期實行城鄉分治的二元結構,因而這個轉移的過程可能更長。由於農村富餘勞動力仍然大量存在,農民工隊伍還將繼續壯大,在很長時期內農民工保持較大規模、並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將是一個必然現象。可以說,解決農民工問題將伴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始終,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長期的戰略任務。
農村富餘勞動力向二、三產業及城鎮轉移,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必將對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二十多年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已形成一定的規模和「氣候」,但從一開始就伴生著一系列的問題。
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勞資糾紛明顯增多。在城市和工廠里,企業主隨意讓農民工加班加點,勞動強度過大,用工管理不規范,生產生活無保障。
轉移方式無序,存在較大盲目性。目前勞動力市場很不規范,中介組織很不健全,農民外出就業仍主要依託血緣、地緣、人緣等傳統關系網路。農村勞動力有組織轉移的只佔10%—30%左右,大部分處於自發狀態。
培訓機制不健全,外出務工人員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目前,農村外出就業民工初中和初中以下以下文化程度者所佔比例為80%,未接受過任何技能培訓的佔70%左右。農村進城勞動力所從事的工作崗位工作環境差、職業聲望低、工資收入低。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工的問題,農民工在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中已佔相當比重,應明確農民工產業工人的主體地位,取消「農民工」的稱謂,代之以從事職業的稱謂,與城市職工同等身份,同等待遇,同等地位。參與城市所在地的政治社會生活,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新華網1月18日消息 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第319期刊登文章《中國農民工問題調查》。作者到四川、浙江等地進行「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經濟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訴求」專題調研。文章指出,農民工已經成為一個數量巨大、結構復雜、不斷擴張的新生群體,數量約有2億左右。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年來農民工一直作為邊緣化的特殊群體而工作和生活著,他們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沒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許多農民工的生存境況令人堪憂。文章提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的4項建議。全文如下:
——以四川、浙江為例
兩千多年來,農民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這二十多年,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得到極大改善,農民階層迅速分化並向城市遷徙。最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現象是,農民工以鄉鎮企業為跳板異軍突起,堅忍不拔地行走在城鄉之間,實現了有史以來中國農民最徹底的一次解放,是中國產業工人劃時代的整體性更新。正是在這種認識和感悟的驅使下,農民工問題成為我重點研究的一個課題。
我國目前有多少農民工?
2005年7月中下旬,我作為中央黨校學員調研組的成員,到四川、浙江等地進行了「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經濟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訴求」專題調研。回來之後,又收集了一些相關材料,做了進一步的案頭調研。總的感覺是,農民工已經成為一個數量巨大、結構復雜、不斷擴張的新生群體。
四川的一份資料表明,2004年全省有1490萬農民外出務工,比上年增長740萬人;舉家外出務工的農戶達到200萬戶,佔全省農戶的10%;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勞務收入達576億元,比上年增長25.2%。對於這幾組數據,可作三點分析:首先,1490萬農民工大軍,正巧與北京市總人口相等,意味著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達40%以上)的農村勞動力「躍出農門」,這個數字相當一個中等國家的總人口。其次,200萬個農戶舉家遷往城鎮,說明了他們告別農村的決心和勇氣,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勞動力轉移,而是人口以戶為單位的群體大遷徙。再次,576億元的農民工勞務收入,大大超過了全省地方性財政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已超過50%,這標志著農民工勞務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不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況更讓我們關注。截止6月份,全省有1537.36萬農民外出務工,同比增加333.06萬人;實現勞務收入375.58億元,同比增加61億元。四川這種動態性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國民工潮發展的強勁勢頭,數量的增長和效益的提高都是歷史上不多見的。
一般認為,決定農民工湧向城市有兩大因素:一是城鄉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對農民工的需求。這兩大因素具有鮮明的變數波動,如果政策環境和體制環境寬松,農民工的流量就會加大,反之就會減少。那麼,全國農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還缺少這方面的准確數字,在統計概念上也沒有明確的界定。但有兩個數字可以參考。一是鄉鎮企業的就業人數,二是農村勞動力到鄉以外的就業人數。據有關統計,2004年前者為1.38億,後者為1.02億,兩者相加為2.4億。但這兩個數據有交叉重合,鄉鎮企業就業人數中有一些不是農民工,農村勞動力到鄉以外就業人數又不包括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此外,有些鄉鎮企業改制後不再納入鄉鎮企業就業人數的統計范圍,但一線工人仍然以農民工為主體。除上面兩個數據外,還有些相關的數據可以說明農民工群體之宏大。比如,2004年全國春運客運量達18.9億人次,比10年前增長6.7億人次。農民工一般占春運客流的60%以上。綜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進行推算,目前我國農民工大概超過1.8億。當然,也有專家估計,我國農民工數量在2億左右。
農民工屬於什麼階層?
這些年來,農民工的階層定位並沒有得到社會應有的重視,人們都習慣於把農民工與農民相提並論,似乎農民工與農民沒有什麼區別。是的,盡管中國的農民工已經有多年的坎坷歷史,但由於二元體制和二元社會的障礙,農民工一直作為農民的一部分,與農民、與農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然而必須看到,農民工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他們正在迅速從農民階層中分離出來。
在浙江我們了解到,一些進城10多年的農民工,現在都成了企業的中層幹部,名副其實的高級「白領」。他們在城裡建功立業、娶妻生子,但其身份還是農民,家裡還有1畝或者幾分地。這些「白領」農民工說,「我們永遠也不會回到農村了,家鄉的地已經不知道誰在種。自己這一代改變不了農民的身份,下一代一定要改變!」調研中,我深感一些農民工無論是職業還是觀念,都已經不是農民,甚至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了。他們不但是現代產業工人,其中優秀分子還是現代企業的管理者和高級技工。據浙江抽樣調查,在農民工中,技術人員佔14.8%,中層管理人員佔10.1%。這個比例說明,除了出身和名分之外,與「農民」這個概念相去甚遠了。
2004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判斷非常正確,意義重大。目前,全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民工佔57.6%,其中加工製造業佔68%,建築業佔80%;在全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佔52%;城市建築、環保、家政、餐飲服務人員90%都是農民工。也就是說,農民工正在迅速地從農民中分離出來,頑強地融入產業工人階層,並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部分。當然,這種分離和融入還處於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渡期,由於打破城鄉分割不可能一蹴而就,相當長的時間里農民工的農民「血統」還會延續下去。盡管如此,農民工作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其獨特的經濟需求和政治訴求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雖然農民工的「根」還在農村,但是他們已經脫胎換骨,日益成長為一個迫切需要社會認可的新興階層。
影視媒體不要歧視「農民工」
農民工處於何種生存境況?
坦率地講,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年來農民工一直作為邊緣化的特殊群體而工作和生活著,他們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沒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許多農民工的生存境況令人堪憂。從一定意義上說,農民工既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會的受害者。他們生存境況的主要問題是:
(一)作為「廉價勞動力」,工資水平低,拖欠時有發生。在用工企業的概念中,農民工與廉價勞動力劃等號。農民工工資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個普遍的就業現象。據有關部門統計,2004年我國農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鎮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一項調查顯示,7.5%農民工的月工資在600元以下,達不到最低工資標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許多企業長期以來把壓低農民工工資作為降低企業成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主要手段。這是公開的秘密。有的企業主直言不諱地抱怨,「如果提高農民工工資,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優勢將不存在」。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資,企業還是想方設法拖欠。這在建築行業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業也屢禁不止。去年以來,盡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由於維護農民工權益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據四川有關部門問卷調查,35.15%的農民工認為按月取得工資有點難,18.87%的農民工則認為很難。看來一些地方還有50%左右的農民工難以按月拿到應得的工資。
(二)作為「超時勞動力」,工作時間極長,超負荷從事繁重工作。涉及工資和工時問題,農民工不得不跳進計件工資和加班加點的「陷阱」。比如,浙江79.7%的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在800元以上,聽起來不算太低。但是,這絕不是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時的勞動報酬。我們在浙江一個擁有5000多名農民工的大型民營企業調研發現,農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個小時。由於實行計件工資,農民工要多掙錢就必須延長工作時間。假如按《勞動法》規定的工作時間幹活,拿到的計件工作肯定達不到最低工資標准,甚至吃飯都不夠。就是在這個企業的食堂里,我看到一位年齡很小的農民工正在吃一碗稀飯和一盤土豆片。我問他,「花多少錢?」他說,「一元錢」。我接著問,「一月工資多少?」他說,「620元,但加班也完不成定額」。大企業如此,中小企業里農民工的高工時、超負荷問題就更為嚴重。比如,浙江海鹽一個制衣公司的農民工向信訪部門投訴,他們一天要工作12小時,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也沒有加班工資。平均月工作時間322小時,比有關規定超出155小時。公司為應付勞動部門檢查,還特別製作兩份工資表。四川省總工會的一個調研材料反映,某服裝有限公司農民工的日工作時間高達13—17小時,一周5天,天天加班,超出了生理極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個別地方的農民工因勞動強度大,拖欠工資等勞資糾紛,組織集體罷工抗爭。南方某地級市一年就發生幾十起農民工集體罷工事件。
(三)作為「高危勞動力」,社會保障缺失,各種安全事故頻繁。四川是農民工的主要輸出地,浙江是農民工的主要輸入地。調查中我們感覺到,無論是輸出地還是輸入地,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都嚴重滯後,絕大部分農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況下從事相當艱苦甚至高度危險的工作,工傷、醫療、失業、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很低。據四川有關部門調查,在縣以上企業就業的農民工,僅有3.41%參加工傷保險,0.84%參加醫療保險,0.83%參加失業保險,2.99%參加養老保險。該省南充市南坪區的私營企業參加養老保險的只有39人,其中農民工寥寥無幾。農民工參保率如此之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相當多的企業想方設法逃避參保,以降低企業成本;農民工參保的「門坎」過高,多數農民工想參保但力不從心;現行的社會保險制度不完善,農民工流動性大,個人賬戶轉移無法銜接。尤為嚴重的是,農民工是工傷工亡的高危人群。一些地方農民工的生產生活條件非常惡劣,有的企業設備陳舊,管理粗放,不投入基本的安全裝備,農民工加班加點疲勞過度,導致安全事故頻繁發生。四川有問卷調查顯示,62.2%的農民工沒有勞動保護用品,57.75%的農民工沒有經過安全生產培訓,9.3%的農民工發生過一次工傷事故,4.23%的農民工發生過兩次工傷事故。在浙江,我們聽到這樣一個說法,全省每年起碼有1000名農民工的手指被機器斷掉。有的小企業、小作坊,化學用品管理混亂,生產、生活、倉庫「三合一」,農民工直接接觸有毒有害物品和氣體,職業病發病率很高。一方面農民工極易患職業病,工傷事故嚴重;另一方面農民工發生職業病和工傷事故後,很難得到合理的賠償,農民工把傷、殘、病帶回家鄉,社會矛盾由城市轉嫁到了農村。這是一些農民工生存境況悲慘的一面。
200多民工4個月沒發工資 討薪不成慘遭暴打
中國開通農民工維權專業網站
農民工問題有多麼重要?
我國進入新世紀以來,「三農」問題已經衍生為「四農」問題,那就是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加上農民工問題。為什麼把農民工問題單獨列出來?可以從三個角度說明其重要性。
(一)農民工問題關繫到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繁榮。我國農村現在是一家一戶承包土地經營,全國18.37億畝耕地,人均1.41畝,2.49億農戶戶均7.3畝,耕地塊數5.8塊。數以億計農戶的土地微小規模經營,汪洋大海的傳統小農經濟,要想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非常困難。農民工現象與這種狀況密切相關,他們外出打工是不得已不為之,是對傳統農業、小農經濟、落後農村的「突圍」。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工問題實際上是「三農」問題的一個關鍵性瓶頸。因為解決「三農」問題,歸根到底是要減少農民,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才能提高農業整體效益,才能繁榮農村。如何減少農民?通過什麼渠道減少農民?鼓勵農民外出務工,切實保護農民工權益,及時轉換農民工身份,無疑是一條最重要的渠道。目前,我國有4.9億農村勞動力,除了已經轉移出來的勞動力,起碼還有1.5億有待轉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破解「三農」問題就必須抓住農民工這個關鍵,加快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在新的領域中實現新的突破。
(二)農民工問題關繫到工業化、城鎮化和「以工補農、以城促鄉」。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實現「以工補農、以城促鄉」,縮小城鄉差距,農民工是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軍。農民工問題解決好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步伐就會大大加快,一些難點問題也會迎刃而解。換一個角度說,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繞不過農民工這道「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工業怎樣反哺農業?城市怎樣支持農村?其實還有一條捷徑可走,就是以近2億農民工為「反哺」與「支持」的橋梁和紐帶,緊密工農關系,疏通城鄉血脈。比如,四川省今年上半年農民工的勞務收入經銀行和郵局匯回農村287.4億元(不含卡匯等取到),凈增134億元,增長88%。這些勞務收入是農民工用勤勞和智慧創造的「反哺」和「支持」,不需要任何中間環節、不需要政府投資和企業贊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實效最強。過去的歲月里,農民工為工業化、城鎮化作出了非凡貢獻;未來的年代中,農民工還將成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載體。
(三)農民工問題關繫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在制約和諧社會建設的諸多矛盾中,農民工問題最為復雜。特別是一些地方及企業對外來務工人員的不平等待遇,使農民工與企業主的勞資關系緊張,與城市居民的關系不融洽,與社會管理不和諧,有的地方農民工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廣大農民工雖然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在城市仍處於邊緣化的狀態,難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就業環境差的地方和勞資矛盾尖銳的企業,農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悶情緒很強烈,農民工高傷亡率、高犯罪率等社會問題突出。比如,南方某地級市每年有1萬名農民工因公致殘,有近5000名農民工因交通事故傷亡;流動人口犯罪率占犯罪總數的97%,搶劫、偷盜等刑事治安案件主要是農民工所為。由此可見,如果沒有農民工與城市的和諧相處,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
我國的農民工現象持續多年,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農民工已經滲透到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僅是一個重大社會現實問題,還是一個重大政治理論問題。在實踐中,我們對農民工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理論層面的探討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現在看來,有必要把農民工問題提升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大實踐和理論的高度,來加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突破「三農」問題的經濟學求解
特刊:縮小城鄉差距,走出三農困境
解決農民工問題應該做些什麼?
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在統籌城鄉發展方面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特別是「兩個趨向」重要判斷的提出和「以工補農、以城促鄉」方略的確立,使農民工的就業條件和生存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社會對農民工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地方也創造出一些很有成效的經驗。目前,無論是宏觀的政策導向,還是微觀的企業環境,統籌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這里提出幾條建議:
(一)構建城鄉一體化就業體系。農民工問題實質是就業問題。要樹立就業優先的原則,徹底改變重城鎮、輕農村,重市民、輕農民的就業觀念和相關政策,把農業內部、農村區域和農民進城就業一並納入國家就業計劃,分類實施。近期的重點應該是,把解決好農民工就業問題作為構建城鄉一體化就業體系的突破口,制定政策法規,明確工作措施,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
(二)健全農民工權益保障制度。權益保障缺失是農民工問題的症結所在。要在全社會樹立權利面前人人平等、機會面前人人平等、城鄉之間人人平等的理念。進一步清理和廢止對農民工的各項歧視和限制政策,堅決制止向農民工的收費和變相收費。盡快出台保護農民工權益的政策,重點解決農民工工傷、醫療、失業、養老四大保險缺失的問題。與此同時,著手組織起草關於農民工權益的法規。依法保護農民工權益是治本之策。
(三)強化農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培訓。培訓農民工,實際是造就新一代產業工人。農民工輸出地要抓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前的基本技能培訓,主要措施是擴大「陽光工程」的實施規模,提高補貼標准,試行農民工「培訓券」,使更多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在轉移之前得到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培訓。農民工輸入地要抓好轉移後的農民工專業技能培訓工作,特別要充分發揮用工企業培訓農民工的積極性,在政策和資金上給予一定的支持。
(四)穩妥解決農民工戶籍問題。建國以來長期實行的戶籍制度,客觀上起到了城鄉分割的作用。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勢在必行。但是假如簡單地將農民工由農民身份變為市民身份,弊大於利,可能會引發新的社會問題。解決農民工的戶籍問題,還是要從統籌城鄉發展全局的高度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一要降低城市戶口的「含金量」,二要弱化農村人口遷徙的「尋租」動機,三要完善農村土地承包制度。這些方面的工作都要注意節奏和配套,不能操之過急或單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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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進對農民工的管理和服務。農民進城的「門坎」低了,農民工管理和服務的任務就更重了。目前,全國還沒有一個統籌農民工管理和服務的部門,部門之間既有「各管一段」互不銜接的問題,又有「共管一段」責任不清的問題。應該從自上而下理順農民工工作的關系,抓緊制定全國農民工就業規劃、農民工工作政策措施。農民工較多的大中城市也要設立相應的農民工管理與服務機構,切實維護權益,具體指導就業,協調管理事務,提供社會服務
❽ 農民外出包地反映了什麼現象
外出包地反映自己的家鄉土地缺乏,生產力的 ,外出種地可以獲得新的技術
❾ 外出打工的農民為城市帶來了那些變化他們的勞動又與你的生活有怎樣的聯系呢
外出打工的農民為城市和鄉村帶來了那些變化?
1)對於城市,大大促進了城市的發展.為城市各行各業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和消費群體.推動了國家的城市化進程,大量農民工轉為城市人口.促進了生產力進步.但是也有缺陷,如提高了城市管理的難度,城市治安惡化.
2)對於鄉村,減少了農業勞動力,提高了農業效率.加強了鄉村經濟的發展,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近年來出現了留守兒童和鄉村空心化,農業荒廢等社會經濟問題.
他們的勞動與我們的生活又有怎樣的聯系呢?
1)一方面,提高了城裡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他們的勞動和城裡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大街上的小吃攤,超市裡的收銀MM,商場里的售貨員,飯店的廚師服務員,理發店的員工等各行各業,很多都是農民工.沒有他(她)們的勞動,現在看來那是不可想像的.
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以後,會有那麼多的農民到城市打工呢?
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於我國改革開放前,工業不發達,從事工業的城市人口較少.改革開放後,城市工業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原來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相反,實行土地承包制後,農業效率大幅度提高,產生了大量農業剩餘人口.農民湧入城市,剛好實現資源的合理分配.
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無論是英國,美國,日本,法國等,都經歷了大量農民湧入城市的現象.中國出現這種現象是好事,說明我國開始了工業化進程.雖然這進程比歐美發達國家遲了100多年!
❿ 外出打工的農民為城市和鄉村帶來了那些變化
農民工是改革開放的伴生物,是城市化建設的主力軍,是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重要載體。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巨大變化,凝聚了農民工的偉大貢獻。全國從城市到鄉村,從內貿到外貿,處處都能看到廣大農民工的身影和足跡。農民工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一、中國的農民工為我國農村塑造了一個新的經濟形態,即打工經濟和勞務經濟形態。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國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我國有8億農民靠種地飯吃,從事農業生產,生產力水平低下,沒有規模效益。這種農村的經營結構和作業方式,是中國農業落後的體制性原因。改革開放後農民,離開土地到外鄉、外省、外國去打工,出口勞務經濟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現在許多鄉村收入的主渠道是打工族的勞動經濟收入。由於勞務經濟的發展,帶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和繁榮,加快了農民致富的步伐。農民工的出現,徹底的改變了農村經濟結構,解決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新的突破。
農民工打工掙錢後,農村可以說也是發生著日新月異、讓人可喜的變化。穿著上,我們注重了衣服質量、款式、名牌,已經不在為衣服穿著發愁了,現在發愁的是我們的衣服太多,而為平時穿什麼衣服而發愁了;吃的方面,農村變化更為明顯,超市開進了村裡、村民家身邊,菜的樣式五花八門、多種多樣,雞、鴨、魚、肉也已經成為了我們桌上經常出現的食品;居住方面,重新翻建了房屋,紙窗戶換上了塑鋼窗戶、爐子換成了暖氣、茅廁換成了沖水廁所、土炕換成了舒適的大床、電視的尺寸也變大了;出行方面更是明顯,幾乎每個農民家裡都買了汽車、摩托車、電動車,農民出行已經不在困難。
二、農民工大量進入城市打工,助推了全國城市化建設的步伐。據全國初步統計有1.2億的農民工在城市從事房地產、社會服務等大量的崗位,他們含辛茹苦、緊衣縮食,在相當惡劣的環境中辛苦勞作,才蓋起了城市一片片住宅小區,建起了一座座高樓大廈,加快了城市化建設的步伐。進城務工農民通過多年的勞動和原始積累,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有不少人在城市購買自己的住房,也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支持了城市房地產事業的發展,形成了獨特的「購房一族」,為城市化建設做出了貢獻。沒有農民工的辛苦勞作,就沒有改革開放後我國城市化建設的高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