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國人口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能縮小多少，戶籍制度改革就能推進多少
我們現在沒有正式的關於農民工進城數量的統計，所以，我看到的比較正式的資料顯示，是1.3億農民工進城。當然還有人說數量還要多，總之是一個龐大的數量。通常人們形容它是「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我們很多農民工進城打工，把他們的父母、孩子都留在了農村，形成了農村人口的「老少化」。就是說恰好就是中間這一塊勞動年齡的人都出來了，留下了兩頭的人口，造成了很大的問題。
現在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很高。本來中國人口轉變的速度，農村是滯後於城市的，也就是說農村人口老齡化本來要相對慢一些，由於加上人口的機械流動，造成了農村人口老齡化很高。再一個由於對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政策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落實，還遇到很多障礙，因此他們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農村，形成大規模的留守兒童。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的戶籍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還沒有徹底。應該說從80年代以來，戶籍就已經在改革。戶籍制度不能簡單看成是一個人口登記，而是對勞動力的流動和打工條件的一個認可。那麼從這個意義說，戶籍制度一直是在漸進式的改革，但是歸根結底更重要的是戶籍制度背後存在的很大的城鄉、城市勞動力兩元市場上在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我們看到的這種現象就說明戶籍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因此，我認為這歸根結底是一種制度障礙。因此它的突破口也應該在戶籍制度改革上。戶籍制度本身的勞動力流動的這層含義和其隱含的背後兩元的社會福利、公共服務，這兩層含義互相是有促進作用的，但是也構成一種兩難的選擇。比如說，我們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促進了勞動力流動，改善了農民工進城居住和打工的條件、政策環境；但是它也相應地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說我可以進城打工了，去爭取在農村得不到的高收入，但是我接下來還要考慮我的家人是不是能跟我一起來，我的孩子在城市能不能入學，我未來的養老保障，我能不能預期在城市長期居住下去，這些東西都提出來了。
目前有很多城市嘗試著進行一些戶籍制度改革，比如說把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取消，變成統一的居民戶籍登記制度。但是接下來很多城市沒有成功的原因就在於城鄉在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方面有巨大差距。如果這個時候說來者不拒，我可以說取消戶籍制度限制，但是我不能滿足你所有的城市保障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現在，包括從十七大到這次政府工作報告，都在強調在城鄉之間形成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制度的一體化統籌，也就是說「陽光普照」。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是一個曲線的方式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所以這條路是對的，也是我建議的第一條途徑。就是說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能縮小多少，戶籍制度改革就能推進多少。這是一個條件。
除此之外，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了，相應地城市少年兒童的比重和絕對人口數量就大幅度減少。這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機會，城市原來形成的基礎教育資源，如果只按戶籍人口來配備的話，已經相對過剩了。在這種情況下，就具有了一定的條件來為外來勞動力的子女解決教育服務。除此之外，從道義上說，目前城市勞動力就業中非常大的比重是農民工，農民工與本地人就業總數的比率現在是46%，這就意味著農民工對城市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對稅收作出了貢獻，而稅收是我們基礎教育的來源，也就是說讓農民工子女享受城市基礎教育是合情合理的。
這些問題現在都認識到了，但是我們畢竟是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財力的問題，還有制度設計等各種各樣的問題，也有一個優先序的問題。我認為它的邏輯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現在城鄉收入差距大，更大的是城鄉的福利差距。因此這個時候就放開戶籍制度的限制，人們的遷移行為中就帶有了一些追逐福利的因素了，就不僅僅是勞動力的轉移了。因此那時就會遇到蜂擁而至、不堪重負的情況。所以不太可取也不可行。即使放開了，任何一個城市也不可能把所有已有的福利匯集到新湧入的人群上去。因此就變成了走兩條路：一條路是縮小城鄉之間的福利差距，讓勢能減小。與此同時，還要加速勞動力的轉移。戶籍制度、人口的自由遷徙是要走一個漸進的道路，漸進的方式就是我們現在已經經歷的、選擇性的遷移。以前各個城市是公安部門給一個定額，這個定額是固定的，而且還要符合很苛刻的條件。而後來，大多數城市選擇的改革方式是不要定額了，而是制定幾個選擇的標准，這些標準是可以改變的。有的城市最初根據自己的能力把標準定的嚴苛一些；後來根據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對外來人口需求量加大，就把標準定的寬松一些。因此，農民工進來就進行了邊際上的就業制度改革和社會福利改革，接下來，戶籍制度也就跟著進行改革。因此，從就業入手、勞動力轉移入手到社會保障的新設計、接續到戶籍制度改革，三者就可以銜接上。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條件。與此同時，縮小城鄉社會保障的差距又是創造一個大的外部環境。所以，我認為我們能夠看到現在這個邏輯了，那麼按照這個邏輯是比較走得通的，也是比較穩妥的改革之路。
「民工荒」與農民工收入
富人和窮人的消費傾向是不一樣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馬上轉化為消費，消費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價格上漲，有供給原因、原材料漲價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動。
說到宏觀經濟形勢和人口關系，歸根結底人口是一個長期的慢變數，也就是說，它總的來說不會影響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但是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是由人口結構的變化造成的，因此說它們是有關系的，但在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又不會直接看到。從2004年我們就看到了「民工荒」，但是當時我們以為這是局部的，是因為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造成的。但是接下來「民工荒」沒有消失，而是從珠三角擴展到長三角，擴展到其他大中城市，甚至在東北，在一些傳統勞動力輸出的地區也有嚴重的「民工荒」現象。去看人口結構發現，中國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導致中國人口轉變提前完成。它的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我們由青少年人口負擔率比較重的人口結構變成了勞動力比較豐富的人口結構，但是接下來這個人口結構的增速減緩，現在是逐年減緩。預測再過一兩年就不再增長，再過十年八年可能就會下降。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作為勞動力供給非常充分的基礎已經發生變化，農村也是一樣。我們看到的勞動力的供給總量和「民工荒」現象是有關系的。
80年代就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規模很大，有1.5億。90年代又說增加了40%以上都是剩餘的，有1.5億到2億。以後也可能還在有人說。但是這個不和邏輯。因為80年代實行家庭承包制，釋放了農業中的勞動積極性，從農民公社的體制到更有活力的家庭經營制度。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釋放出大量的勞動力，因而那個時候說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是合理的。接下來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目前已經超過1.4億人，此外還有農村個體經營、私營企業，這個加起來有5000萬人，除此之外還有人轉移出去，轉移到城市打工，至少有1.3億人。農村的勞動力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個情況下還說有那麼多的剩餘勞動力就說不通了。所以我們也做了很多種可能的假設，在不同的假設下可以看到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充其量有1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再看這1億人的年齡結構，一半以上已經是超過40歲的了。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要克服一系列的制度障礙、心理成本等，也就是說過了40歲，他們轉移的動力就不強了，轉移能力也弱了。因此也就是5000萬的勞動力可以供轉移。再加上這幾年「三農」政策見效，在農村務農的收益有了很大改善，因此相當大一部分人決定不外出了。因此產生的「民工荒」現象也就很自然了。
那麼「民工荒」加上這幾年城市就業的改善，比方說按國際標准來衡量失業率穩中有降，消除了下崗（下崗轉成了登記失業），勞動參與率有所回升。整個勞動力市場形勢是有所改善，和經濟發展迅速、政府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勞動力市場的發育都有關系，也和勞動力供給背後的人口結構也有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力從無限供給逐漸喪失這個特徵轉向比較平衡、甚至是局部的短缺，它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工資上漲。
其實正規部門的城市職工的工資上漲是很快的。特別是最近這幾年，農民工的工資也在上漲。2003年以前農民工的工資有10年基本都沒有變； 2003年漲了0.7%，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變化；但是2004年漲了2.8%，2005年漲了6.5%，2006年漲了11.5%，2007年有調查顯示漲了20%。我自己也做了大量調研，從局部觀察能驗證這個變化是可靠的。這說明通過城鄉居民就業的擴大導致了農民工群體的收入提高。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知道富人和窮人的消費傾向是不一樣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馬上轉化為消費，消費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價格上漲，有供給原因、原材料漲價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動。需求拉動這部分第一是一個好的現象的結果，是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結果。第二，它又會產生一個有利於農業、有利於農民、有利於農村扶貧的一個效果。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對宏觀經濟產生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防止結構性的價格上漲向明顯的通貨膨脹轉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做好政策手段的選擇。一部分是說防止全面的過熱、明顯的通貨膨脹，當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有效的，都應該適當使用。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需求拉動的食品價格這個部分來說，我們不應該把它壓下去。過去的扶貧研究得出一個結論：扶貧里千手段、萬手段，農產品價格上漲是最見效的。這是一個好的機會，因為很長一段時間農產品價格都停滯徘徊，這個提高是有好處的。另一個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城市裡的低收入階層，包括農民工群體、農民，因為農產品漲價，生活水平會受到一些影響，會把他們增加的就業收入抵消很大一部分。因此，去幫助避免低收入群體在食品價格漲價中喪失他們已經得到的好處，這些財政手段是必要的，也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過去政府採取宏觀經濟政策中包括了這一部分，那還要看到底夠不夠。這就是我對宏觀經濟的一個看法，但只是局部的。
中國的貧富差距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在計算基尼系數時，其中構成基尼系數的40%是由城鄉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說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對基尼系數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個作用。但是城鄉差距縮小的因素，我們卻沒有找出來（沒有計算在內）。
十七大報告講的非常清楚，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應該從兩個領域著手。一個是從初次分配領域，要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從繼續擴大就業的角度出發去解決初次分配的問題，可能是最好的能夠把公平和效率相結合的途徑。實際上，很多人說收入差距擴大，這也是一個現實，但是也有背後的一些機制被忽略。比如以就業擴大作為一個起點來看，因為過去農民工轉移到城市工作，城市再就業取得成效，新增勞動力也遇到了一些結構性的困難，但是就業增長也很快。在這個過程中導致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比較快。我們很長時間看到高收入階層收入漲太快，低收入有一個徘徊。但是從2002年以後，我注意到，如果城市居民收入五等分，其中的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是逐漸加快的，逐漸向最高的20%的增長速度靠攏。到了2006年，則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說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已經達到12%，而最高的20%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則只有9%左右。低收入階層的增長速度快過高收入階層了，但這個的確是不足以縮小收入差距。但這也說明了通過擴大就業是可以形成一個有利於貧困者的經濟增長，這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導致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增長較快，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加快，也導致對食品的需求提高。
我們的基尼指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但是總體上人民對改革開放的總體結果是滿意的，為什麼這個警戒線沒有起作用？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說我們的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很快，但是我們的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也在漲。還有一個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能把經濟增長中縮小差距的一些因素忽略掉了。比如說在計算基尼系數時，其中構成基尼系數的40%是由城鄉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說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對基尼系數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個作用。但是城鄉差距縮小的因素，我們卻沒有找出來。因為任何政府實施的再分配政策都是有利於改善貧富差距的。但是歷史上一個國家從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走到城鄉差距縮小，以至消失，歸根結底不是靠再分配政策。這個歷史過程靠的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因此我們也遇到了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勞動力流動，但是這個流動所產生的縮小城鄉差距的作用，從我們目前的統計中還沒有反映出來。比如說我們有一億多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但是他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相當於城市居民收入的80%左右，是農村居民收入的差不多兩倍。正好處於一個中間力量，是縮小差距的因素。但是這批人的收入既沒有在城市住戶調查中得到反映，也沒有在農村住戶調查中反映出來。因此這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素沒有得到反映。如果把這重要一部分的因素加進來的話，我猜想城鄉收入差距會大大縮小。與此同時，由於它在計算基尼系數中佔有很大比重，就也會縮小我們的收入差距。我說出這兩個因素並不是說大家說的趨勢不對，而是說我們通過分析這種機制，能夠找出縮小乃至消除收入差距的路徑。即繼續保持勞動力的流動，通過這種途徑從初次分配中解決差距縮小的問題。再分配中則可以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出來，把富裕地區的一部分收入進行轉移致富，特別是通過覆蓋城鄉、覆蓋所有地區，所有人群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形成一種普照之光，這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縮小實際的差距。
❷ 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數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於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註：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麼，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投資比1997年增長13.9%）。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註：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後，由於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麼，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於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註：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註：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數．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數）為解釋變數（或自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時，由於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數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並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長（註：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數，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並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數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規律性的現象」並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於「因果關系」。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數之間並無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麼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有人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長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定的漏統。
與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經濟統計數據的水分更大。據2000年2月3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連續兩年獲湖北省「十強縣市」的丹江口市的經濟統計數據水分極大（見下表），GDP和鄉鎮企業產值高報幅度分別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諱言，這種虛報經濟增長指標的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經濟數據統計水分
附圖{圖}
說明：「1998年統計水分」的計算中有一個假定，即：1999年有關經濟指標的實際值與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經濟有所增長，那麼，實際的統計水分將比以上計算值更大。
經濟統計數據高報、人口統計數據低報，勢必人為造成（或加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目前，我們還很難計算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數量關系。換句話說，即使我們能夠確定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性關系，在計算定量關系時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5 實證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
6 結論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毋庸質疑。但是，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揭示人口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尚不能准確反映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有關指標的數量關系。正如一些學者（註：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經常出現樣本有限、數據質量不佳、定性分析失當、定量分析欠妥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後果（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不夠。因此，從提高人均GDP的願望出發，提出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是不合適的。
胡鞍鋼博士的這項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願意與胡鞍鋼博士一道，繼續探討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後記：在本文剛剛完成後，我們看到了西部某地計生委的一個立項報告。該報告說明項目實施後，每年可使當地的人口增長率降低2個千分點。因為「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可以使當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億元（這個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0.36×總人口）。未來幾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仍有下降的空間，但GDP是否能增加xx億元，我們期待著結果。
❸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在帶來一定的人口問題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經濟上的問題。這首先就表現在人口老齡化深刻影響了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人口老齡化可能導致年輕勞動力的供給不足，同時社會又有大量的老年人需要供養，提高了勞動力成本。但我國人口老齡化也帶來「人口紅利」，有利於經濟的快速發展。 1、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將導致勞動力不足 人口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勞動力的供給方面。勞動力的供給一般是由總人口中處於勞動年齡人口的多少來決定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及其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從總體來說，人口老齡化發展會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相對下降。在人口老齡化化的初期階段，由於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較小，甚至小於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的幅度，那裡就會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現象。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大於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時，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就會立即下降。 勞動年齡人口的相對縮減就意味著可就業人口的減少。在一定的生產資料和技術條件下，勞動力資源不足就可能導致部分生產資料和技術設備的，影響社會生產活動的正常運轉，影響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在歐洲等發達國家表現比較明顯，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成為制約他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正是由於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所造成的。 對於中國，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資料，15到59歲的勞動人口，從1950年到2015年呈增長趨勢，中國15到64歲的勞動人口，到2015年達到10億左右的高峰後逐漸下降，2050年降為8.45億。勞動人口比重則從2005年的71%下降到2050年的60.7%。勞動人口的比重從1950年開始1970年呈下降趨勢，這是由於當時中國的生育高峰造成的，少年兒童的比重呈上升趨勢，而老年人口的比例則變化不大。從1970年到2010年將近40年的時間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則呈增長趨勢，從56%提高到72.2%。此後，老年人口的比例則呈不斷的下降趨勢，從2015年的71.9%直到2050年的60.7%。 由於在現階段中國的勞動力資源還很豐富，目前我國的勞動力資源還十分豐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2015年前）中國面對的將是勞動力過剩而不是勞動力不足。但是從2015年開始，隨著勞動力數量的下降，當達到一定程度後必然會影響勞動生產率，進而影響經濟的發展。 2、撫養比的上升將導致中國勞動力成本加大 撫養比又稱撫養系數，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一般以百分數表示。它表明，從整個社會來看，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常用的撫養比指標有：總人口撫養比（簡稱總撫養比）、少兒人口撫養比（簡稱少兒撫養比）、老年人口撫養比（簡稱老年撫養比）。在我國，一般以15歲到64歲為勞動年齡人口，14歲及以下和65歲及以上為被撫養人口。撫養比指標反映不同人口群體之間的撫養關系，實際上也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的程度。 人口老齡化發展所帶來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導致老年撫養比和總撫養比的上升。中國的老年撫養比變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950年(7.26)到1970年(7.68)經過短暫的增長後開始了平穩的下降。然後從1970年(7.68)開始，老年撫養比開始了不斷上升的階段，直到2050年的38.88%，此時勞動年齡人口與老年人口之比還不到3：1。即平均三個勞動年齡人口要養活一個老人。 由於少年撫養比的不斷上升，從1950年到1965年，總撫養比呈強烈的增長趨勢，1965年達到80.51%。此後，隨著生育率的降低，少年撫養比急劇下降，總撫養比呈下降趨勢，從1970年的78.57%下降到2010年的39.47%，達到最低谷。從2015年到2050年，總撫養比則從40.33%猛增至65.40%，不但超過了印度、印尼、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而且超過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超過了英、美等發達國家的水平。100個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65個非勞動人口，不但會使社會負擔很重，還會大大提高勞動力成本，降低產品的競爭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 從微觀層面上看，當我國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後，家庭的代際撫養比就會出現大幅度提高。未來我國家庭現階段的普遍模式是4：2：1，一個成年孩子將負擔6個長輩。雖然個人養老金制度的實行有助於緩解家庭負擔，但這一模式的高家庭撫養比仍將影響年輕勞動力的收入支出。因此，未來我國將面臨老年人社會撫養比和家庭撫養比的雙重挑戰。 3、老齡化過程中的 「人口紅利」時期 老齡化雖然對勞動力產生長期不利影響，但也帶來了某些有利影響，一個廣為人知的好處就是「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學說的核心思想認為，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也使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中國目前以及今後15年左右將處於「人口紅利」黃金時期。 在「人口紅利」時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是勞動力價格保持在較低水平，投資的收益率較高。而勞動力年齡結構較小，勞動者為養老而進行儲蓄又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壓低了利息水平，這兩者都有利於促進投資的增長。眾多的勞動人口產生了大規模的市場，促進了分工的進一步細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因此，「人口紅利」時期的經濟將呈現出投資活躍，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局面。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韓國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無一不受利於「人口紅利」。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紅利」期不會長期持續，一般只有15-20年，而之後老齡化的不利影響將開始加劇。因此，應該充分利用「人口紅利」，加速經濟發展。
❹ 我國人口形勢的增長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過快，生活污水就會增多，造成水污染，二氧化碳也會增多，人多了車就多了，車多了就會排放有毒氣體，破壞大氣
人需要吃菜，種菜需要化肥，花費會使土地板結
人需要住房，住房需要用地，人需要吃肉，吃肉就要養殖一些牲畜，牲畜對植物會有破壞，人會捕殺一些野生動物，是另一些動物的天敵消失，會破壞生態鏈...等等吧
你自己總結總結吧
我倒
要2000字啊？
我沒時間寫的
我給你找一篇
然後你歸納一下子，成為自己的語言吧
7-3 人口增長對環境的影響
人類在利用環境的同時，也在改造著環境。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膨脹，也對環境造成許多影響，其途徑是多方面的，范圍也在擴大。
人口增長對環境的影響表現在兩大方面
一、人口增長對生存環境的壓力
1、生存空間及承載力
宇宙環境是無限的，但是適合於人類生存的環境空間是有限的，而就是地球(屹今為止唯一發現的)地球的重量5.875×1021t，面積510083042km2(即5.1億km2)。
縱觀人口增長史，我們將發現越往前人口增長1倍的時間(倍增期)越長，越往後，增加1倍的時間越短。公元時代開始，人口增長1倍約用450年，第二次增長1倍時間為400年，接著，為100年，45年。目前是35年左右，有人以1970年世界人口為36.8億做基數，按每35年人口增長1倍的固定增長速度計算，到公元2705年，整個地球表面每m2將有10個人，到公元3535年全世界人體的總重量超過地球的重量。這是難以想像的情景。
另外，地球對人口的容納量，不光指按容器的容積大小計算，而是指人類在地球上維持永久生存下去的最多人口數，地球上植物的總產量按能量計算，每年為660×1015千卡，每人每天維持正常生存需能量2400千卡，年需能量8×105千卡，那麼要養活地球上60億人口年需能量4.8×1015千卡，占植物總產量的0.73%。按這樣計算，地球上的植物總產量可養活8250億人口，但人類僅能獲取植物總產量的1%，因此，僅能養活82億人口，況且地球上以植物為食的不僅僅是人類，其它各種動植物都直接、間接地以植物為食，還有許多植、動物是不能供人類食用的。
2、對氣候的影響
人口增長，會因呼吸、燃燒、工業發展等使排入大氣的CO2、NOX、SO2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學煙霧、溫室效應等發生。近百年來，全球地面氣溫增加0.3~0.6℃。80年代為本世紀最熱的10年，1988年平均比1949~1979年增加0.34℃，海平面上升14.4cm，我國上升11.5cm，估計到2030~2050年，全球年平均氣溫比近幾十年還要高1.5~4.5℃，將比過去一個世紀高5℃左右。
3、對城市環境的影響
目前世界平均城鎮人口比例為42.2%，而發達國家城鎮人口比例為79%，我國1990年城鎮人口佔26.2%，約3億人，1982~1990年間每年以4.35%的速度遞增，高於49~81年的3.99%遞增速度，2000年，我國城市人口比例達35.7%。
人口城鎮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但由於人口過分集中，導致住房擁擠(90年底，我國城鎮共有無房戶、困難戶800多萬戶，1988年統計，全國人均居住面積在2m2以上一特困戶尚有55萬戶)。2002年統計，我國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積21.3m2。交通堵塞，是城市的另一大難題，據統計世界295個城市公共汽車行駛速度，天津倒數第一，北京第二，我國各大城市速度逐年下降，水源緊張、環境污染(大氣、雜訊、垃圾、衛生、綠地)。究其原因，均為人口膨脹，市區人口過密所造成的。
就業困難
二、人口增長對自然資源的影響
地球上水的總量為13.8億km3，其中96.53%以上為海洋鹹水，地球淡水的總量為0.35億km3，只佔全球總水量的2.53%。其中3/4是在南、北極的冰帽和冰川中。因此，人類易於利用的淡水約佔全部淡水的20%左右。而直接能取用的河、湖淡水僅佔全部淡水的0.5%，可見能供人類直接利用且易於取得的淡水資源是十分有限的。
由於人口的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某些國家某些地區，對水的需求量已達到本地區供應能力的極限。公元前一人一天耗水12L，中世紀增加到20~40L，18世紀到60L，當前歐美一些大城市每人每天耗水達500L，每年人均耗水超過104m3，每年消耗水資源的數量遠遠超過其它任何資源的使用量。據統計，全世界每年用水總量接近3萬億m3，目前許多地區缺水問題十分嚴重。
我國水資源總量2.8×104億m3，但人均佔有量僅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資源13個貧水國之一。全國668個城市中，目前有400個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為突出。據統計，我國城市平均日缺水量為1600萬m3，北京、山東、沈陽、長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個城市缺水，說明人口的增長，需求量加大)。
二、糧食問題、土地問題
隨著人口的增加，人類對糧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據美國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現在世界糧食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1985年後人口增長速度未變，則每年將短缺1億噸糧食和5000萬噸蛋白質，將會有更多國家人民不得不處於飢餓和營養不良的狀態。
造成糧食短缺的一個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積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於耕種的土地均已開墾，剩下的若開墾則需要大量投資。實際上各個國家人均佔有耕地的數量是極不平均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幾乎沒有擴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區甚至還需要退耕還林、還牧。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工業、城市、交通佔地的不斷增加，使耕地面積不斷縮小。雖然人們還可以通過改革耕作技術和增加農業投資等措施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使糧食獲得較高的收獲，但目前糧食增產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長。
中國人均佔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長過快，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人地矛盾日趨尖銳。1953年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為0.18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養活5.5人，目前我國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萬人，而耕地面積每年由於工業、城市、交通佔地而減少40~50萬公頃，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1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需要養活9.8人。預計到2050年，每公頃耕地需養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頃，福建省只有0.04公頃。
預計到2050年，我國人口達到16.4億，而耕地面積則下降到7300萬公頃(由目前的9600萬公頃)，按16億人均年消費糧食600kg計算，我國共需糧食9.84億噸，需每公頃產糧13.5噸，而目前糧食單產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現在需要提高糧食單產2.7倍。達此指標是相當困難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長才是唯一出路。
三、能源與資源的問題
自然資源的耗竭問題指的是不可更新資源，包括礦產、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總量中的38%，發達國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氣消耗占總耗能額的65.8%，煤僅佔18.8%，美國石油、天然氣消耗額占總額的65.6%，煤佔29.3%，而我國能耗特點是以煤為主，1990年煤耗佔75.06%，石油、天然氣僅佔19.4%。
礦產資源：我國總量豐富，但人均佔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龐大的人口數量對礦產資源需求，已使我國在允許的人均礦產消費很低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資源消費大國。每年礦石採掘量達50億噸，年人均5噸。總量超過了美國的採掘量。不僅造成資源的緊張，而又誘發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很多礦產品和加工產品又被用來滿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人口對環境的影響
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與科學技術的進步，一方面在利用環境與征服自然方面取得很大發展，同時也帶來一些嚴重的問題。這就是目前經常從新聞媒介得知的生態危機。這是由於人對自身的發展失去控制而使環境遭到破壞，破壞的嚴重程度已影響到人本身，也威脅著許多其他物種的繼續生存。許多關心人類生存環境的學者面對這種驚人的事實深感不安，他們大聲疾呼要求人們實行自我控制，以維持自身與生態環境間的平衡。雖然他們也認識到，造成這種危機的原因很多，但是降低人口的增長速度，減輕對環境的壓力，則是十分重要的措施，否則環境條件將繼續惡化。
人口的數量，即一地區的人口密度，與環境的關系十分密切。從中世紀以來，中、西歐植被的變化情況就是個很好的例證。昔日，居住於平原與河谷的農民砍伐森林，把比較平坦的地方開辟為肥沃的農田，形成人口密集的農業區。但是，在農業地區的邊緣和農業區之間則是丘陵與低山，那裡生長有茂密的森林，由於不適於耕作而被保留下來。由於森林植被與丘陵地形這兩種現象密切相關，所以，居住在中、西歐的丘陵地區的人往往把森林這個詞視為包含著地形崎嶇的地區。這地區森林面積的擴大與收縮就與人口增減密切相關。在戰爭、疫病和飢荒時期，人口數量下降，丘陵上的森林就向低的地方與平原區擴展；在社會穩定，人口增長時期，森林面積就收縮。在1337—1453年，英法之間持續的百年戰爭，使人口大量減少，森林面積大大擴展。在法國，農民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英國人把森林帶到了法國」。在美國的東北部也有這樣情況，最初的移民到達之後，就砍伐森林、開辟農田。當時，農業隨著森林砍伐的速度而發展，以致於大片的森林消失。可是，從20世紀以來，許多農民離開農村轉向城市，森林也就向農田擴展，森林面積又在逐步擴大。
上述例子只是人口的數量與生產方式的變化同森林面積的消長的關系，並沒發生森林環境的重大變化而影響到自身的生存。而西班牙人在古巴燒毀森林作為種植咖啡的肥料以獲取利潤，卻導致更嚴重的後果。他們並未預料到大雨把沒有森林掩護的裸露土壤全部沖刷掉，而留下的卻是赤裸裸的岩石，非但咖啡無法生長，森林也難以恢復。
森林受到人類破壞的後果是嚴重的，草原也同樣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而達到相當嚴重的地步。某些證據表明，從羅馬時期以來，由於在撒哈拉沙漠邊緣地區的矮草草原上過度放牧，結果沙漠的面積逐漸擴大。我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內蒙古南部的一些沙漠也是由於歷史上不合理的開墾所造成的。過去經常說的「沙漠南移」實際上是一些地方由於不適當的大量開墾，從而助長了沙漠面積的擴大。
以上的事例充分說明，由於人口數量的增加，因而給環境帶來沉重的壓力，結果形成嚴重的生態危機。其實，這種結論並不完全正確。拿人們的消費來說，工業發達國家人們的生活水平比較高，其消費的物質比發展中國家多得多。例如，美國人均消費的能源摺合標准煤計算是10噸/人·年（1980），消費的肉類是108公斤/人·年。這個數字比發展中國家不是高幾倍、十幾倍，而是幾十倍。總起來計算，美國人口約佔世界人口的5％，而每年消耗的資源大約佔世界40％，所以，在美國每增加一個人要比發展中國家每增加一個人，對世界環境所施加的影響大得多。
❺ 中國金字塔型人口結構對經濟的影響
人口轉變過程之所以長期引起人們高度關注，在於它對於經濟增長的意義。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一方面人口變數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一個內生結果；另一方面人口變數又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人口轉變過程也是同樣，既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又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年齡結構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而變化，因而影響人力資本的形成過程，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巨大影響。
一、人口轉變與年齡結構的變化
經過20多年的計劃生育努力，中國人口數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連續數年低於10‰，用較短的時間實現了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產類型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類型的轉變，人口年齡結構也相應地發生著變化。人口再生產類型既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結果，也反過來通過一系列渠道影響著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中國人口轉變過程與結果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接受基礎教育年齡人口比重將會縮小。幼兒年齡組人口比例的變動與老年組人口比例呈現一種互相消長的態勢，即勞動年齡組人口比例相對穩定，隨著老年化的進程，幼兒組人口比例相應降低。而這部分人口會相繼轉移到較高一級人口年齡組即基礎教育年齡組中，因此決定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基礎教育年齡人口的比例也傾向於下降。
其次，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穩定中略有增大。16～59歲年齡組人口的比重到1999年已提高到63．2％。這種趨勢將會持續一個時期，直到老年化進程對人口年齡結構的效應超過這種趨勢，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才會趨於下降。
第三，人口老年化進程迅速，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按照一般的定義即60歲以上老人超過10％作為老年化社會的標志，大約在1994年和1995年，中國開始進入老年化社會。由於傳統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的底座即幼兒組人口已經變窄，進而將縮小少年兒童依賴組（6～15歲）人口的比重，形成了向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結構基礎，老年人口比重將持續提高。另外，預測表明人口轉變趨勢將繼續。
第四，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在城鄉之間存在差異。城鄉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軌跡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呈現少兒年齡人口比重減小和老年化加快的趨勢。但是，城市和農村在上述兩個主要人口結構變動上的進展處於不同的階段：城市與農村相比，更具有未來的人口結構特徵；在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仍然略有提高的同時，城市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已有下降趨勢；城市老年化進程快於農村。
二、老年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面對中國日益加快的人口老年化進程，許多人擔心會因為撫養負擔加重減緩經濟增長，從而降低經濟福利水平。具體針對中國的特殊問題來說，我們認為，沒有必要簡單地對人口老年化的增長效應持悲觀態度。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相對於人口過程，經濟增長具有更為明顯的中近期變化特點，而一些宏觀經濟波動現象，其短期含義更突出到幾乎與人口結構變化無關的程度。對於一個轉軌過程中的經濟來說，經濟增長的源泉是非常多樣化的與可變的，並不必然受到人口變化的制約。
其次，與老年化進程同時，在21世紀初的一個相對長的時期內，勞動年齡人口的繼續增加可以緩解老年人口比重上升造成的負擔。實際上，無論是從20世紀90年代的人口結構變化軌跡，還是對21世紀人口結構變化的預測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將始終相對穩定，老年人口的增加與少年兒童人口的減少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或者說前者造成的負擔可以部分地為後者減少的負擔所抵銷。
第三，經濟增長的諸種源泉並不依賴於人口年齡的變化。一般來說，引起經濟增長或決定經濟增長績效的因素包括兩種常規要素：（1）物質資本的積累與投入，這取決於以往的經濟增長率與投資率水平。在過去改革開放的20餘年中，中國經濟實現了世界上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無論是國內資本的積累還是外資的引進，都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在21世紀里，中國經濟中不存在實質性物質資本積累障礙，後者將足以支撐經濟增長。（2）可供使用的勞動力數量和就業水平，除了經濟增長速度外，這還取決於人口總數、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中國是一個人力資源豐裕的國家，勞動力數量在可以預見的期間內不會構成增長障礙。
所有上述影響經濟增長績效的指標都是可以改善和增進的。除此之外，經濟增長還有賴於兩種非常規要素：（1）體制改革帶來的生產率提高機會，取決於改革開放的繼續和深化。中國經濟改革道路的成功，以及改革的不可逆轉性是非常明確的。以生產要素市場發育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仍然有很大的潛力，會產生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2）人力資本存量與利用，取決於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從整體來看，中國的教育、衛生以及營養水平相對低下，可以改進的餘地很大。鑒於人力資本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在這個領域的投資是回報率最高的。
三、疾病流行模式變化及其挑戰
人口轉變類型與疾病流行模式有密切的聯系。一般的規律是，隨著人口轉變類型向低出生率階段過渡，在一個社會佔主體地位的疾病類型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隨著中國逐步進入低出生率的人口轉變階段，其佔主導地位的疾病流行模式也相應地發生變化，並且與發達國家的情況十分接近，而大大不同於發展中國家的情形。
健康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營養水平和醫療衛生保障程度，直接從生理學角度影響著人口的健康狀況，進而間接從經濟學意義上影響勞動生產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許多研究不僅揭示了健康與生產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還給出了在什麼范圍內健康狀況改善餘地更大，從而產生正的生產率效應。例如，一系列實證研究都表明，健康狀況對成人存活率影響很大，但這種影響存在著一個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表示的拐點，即超過一定的收入水平，健康狀況改進的餘地小，從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就微不足道了。我們假設低於拐點收入水平的人口都有通過改善健康狀況提高生產率的潛力。通過粗略地推算，全國尚有8億左右的人口，有潛力通過改善營養、醫療衛生從而改善健康狀況，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推進經濟增長。
中國能夠在新的世紀繼續其過去20餘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人口轉變的新階段既為基礎教育的發展和質量提高提供了機會，也對健康的進一步改善提出了挑戰。抓住機會和應對挑戰，有賴於從人力資本積累的三個支柱上進行一系列改革與建設。相對於其他領域來說，教育體制和衛生體制的改革迄今是滯後的，包括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也尚未完成。因此，在新的世紀我們仍然任重道遠。
❻ 舉例說明人口數量過多或過少會對環境（社會、經濟）產生的影響
足夠的人口可復以帶制來規模優勢，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當然，人口增長有利也有弊，但是只要處理得當，問題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工業革命時期，倫敦污染極其嚴重，以「霧都」著稱，而現在倫敦人口比工業革命時增長了幾倍，環境反而更好了。至於飢荒問題，主要原因是分配不均、農業政策失誤（比如說中國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政局不穩（比如說一些非洲國家，而那些國家恰好有的是地廣人稀的）等，與人口過多更沒什麼關系。
❼ 人口問題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什麼影響
只需記住一點，危害最大的不是人口多，而是人口老齡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眾多人口密度遠高於中國的國家在拚命鼓勵生育。
❽ 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會帶來哪些影響
(一)消費結構面臨轉變 老年人口的增加,對消費總的影響不大,但會引起消費結構的變化。老年人的消費支出,用於醫療方面的會大幅度上升。同時,旅遊、老年服務消費、休閑等相應服務業的消費需求將加大,大量資金轉向老年人消費,將直接導致從事生產方面的投資相對下降,經濟增長的速度比將放慢。 (二)科技創新遭遇淺灘 老年人口的增加,會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從而誘發採取貿易措施來保護國內勞動力市場,削弱了技術進步和靈活勞動力市場對長期增長的貢獻作用。從科技方面來講,目前提倡的創新型社會,中青年的創新能力較老年人要強,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正是勞動力人口中中青年比例下降。這非常不利於我國經濟建設和企業發展中的技術創新。 (三)勞動力比例下降 人口老齡化發展會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相對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及其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勞動年齡人口決定勞動力供給,而勞動力供給又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重要方面。勞動年齡人口的相對縮減意味著可就業人口的減少,在一定的生產資料和技術條件下,勞動力資源不足就可能導致部分生產資料和設備的閑置,影響社會生產活動的正常運轉,從而影響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這從歐洲發達國家就可以看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正成為制約歐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原因就是由於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結構老齡化所造成的。 (四)養老、醫療保障壓力加大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透露,在退休人員以每年6%的速度遞增的情況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正以每年1000億元的規模增加。與此同時,目前我國80%以上的勞動者基本沒有養老保險。據統計,1980年在職職工與退休人員的供養比是13:1,而到2003年,這個比例已經變到3:1,預計到2020年,領取養老金的退休者將超過l億人,屆時撫養比例將達到2.5:1。老年人群是醫療衛生資源的主要消費對象。據衛生部統計,60歲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傷殘率是全部人口傷殘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衛生資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衛生資源的1.9倍,可是我國衛生醫療事業的發展較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老年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尤為突出。
❾ 我國人口現狀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哪些不利影響
中國人口總數大,對經濟發展來說,利的是提供了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使工業成本降低,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也促進了消費,但人口素質不高,高科技產業人才難覓,使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緩慢.資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斷增長,對資源造成了巨大壓力,人們的節約和保護意識薄弱,對資源的需求量大,工業,農業,生活對資源的浪費和污染,使中國的資源面臨巨大壓力.人口多,產生的廢棄物也就多,再加上人們的環保意識不夠強,生態環境自然差
我國水資源總量2.8×104億m3,但人均佔有量僅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資源13個貧水國之一.全國668個城市中,目前有400個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為突出.據統計,我國城市平均日缺水量為1600萬m3,北京、山東、沈陽、長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個城市缺水,說明人口的增長,需求量加大).
糧食問題、土地問題
隨著人口的增加,人類對糧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據美國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現在世界糧食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1985年後人口增長速度未變,則每年將短缺1億噸糧食和5000萬噸蛋白質,將會有更多國家人民不得不處於飢餓和營養不良的狀態.
造成糧食短缺的一個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積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於耕種的土地均已開墾,剩下的若開墾則需要大量投資.實際上各個國家人均佔有耕地的數量是極不平均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幾乎沒有擴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區甚至還需要退耕還林、還牧.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工業、城市、交通佔地的不斷增加,使耕地面積不斷縮小.雖然人們還可以通過改革耕作技術和增加農業投資等措施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使糧食獲得較高的收獲,但目前糧食增產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長.
中國人均佔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長過快,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人地矛盾日趨尖銳.1953年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為0.18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養活5.5人,目前我國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萬人,而耕地面積每年由於工業、城市、交通佔地而減少40~50萬公頃,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1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需要養活9.8人.預計到2050年,每公頃耕地需養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頃,福建省只有0.04公頃.
預計到2050年,我國人口達到16.4億,而耕地面積則下降到7300萬公頃(由目前的9600萬公頃),按16億人均年消費糧食600kg計算,我國共需糧食9.84億噸,需每公頃產糧13.5噸,而目前糧食單產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現在需要提高糧食單產2.7倍.達此指標是相當困難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長才是唯一出路.
能源與資源的問題
自然資源的耗竭問題指的是不可更新資源,包括礦產、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總量中的38%,發達國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氣消耗占總耗能額的65.8%,煤僅佔18.8%,美國石油、天然氣消耗額占總額的65.6%,煤佔29.3%,而我國能耗特點是以煤為主,1990年煤耗佔75.06%,石油、天然氣僅佔19.4%.
礦產資源：我國總量豐富,但人均佔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龐大的人口數量對礦產資源需求,已使我國在允許的人均礦產消費很低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資源消費大國.每年礦石採掘量達50億噸,年人均5噸.總量超過了美國的採掘量.不僅造成資源的緊張,而又誘發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很多礦產品和加工產品又被用來滿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❿ 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數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於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註：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麼，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投資比1997年增長13.9%）。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註：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後，由於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麼，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於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註：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註：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數．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數）為解釋變數（或自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時，由於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數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並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長（註：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數，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並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數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規律性的現象」並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於「因果關系」。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數之間並無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麼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有人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長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定的漏統。
與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經濟統計數據的水分更大。據2000年2月3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連續兩年獲湖北省「十強縣市」的丹江口市的經濟統計數據水分極大（見下表），GDP和鄉鎮企業產值高報幅度分別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諱言，這種虛報經濟增長指標的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經濟數據統計水分
附圖{圖}
說明：「1998年統計水分」的計算中有一個假定，即：1999年有關經濟指標的實際值與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經濟有所增長，那麼，實際的統計水分將比以上計算值更大。
經濟統計數據高報、人口統計數據低報，勢必人為造成（或加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目前，我們還很難計算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數量關系。換句話說，即使我們能夠確定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性關系，在計算定量關系時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5 實證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
6 結論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毋庸質疑。但是，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揭示人口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尚不能准確反映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有關指標的數量關系。正如一些學者（註：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經常出現樣本有限、數據質量不佳、定性分析失當、定量分析欠妥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後果（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不夠。因此，從提高人均GDP的願望出發，提出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是不合適的。
胡鞍鋼博士的這項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願意與胡鞍鋼博士一道，繼續探討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後記：在本文剛剛完成後，我們看到了西部某地計生委的一個立項報告。該報告說明項目實施後，每年可使當地的人口增長率降低2個千分點。因為「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可以使當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億元（這個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0.36×總人口）。未來幾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仍有下降的空間，但GDP是否能增加xx億元，我們期待著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