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簡述區域經濟增長機制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基本經驗
（一）縮小地區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歷史經驗表明，國內地區差距的縮小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它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市場的力量和政府幹預相互作用的結果。當前，中國正處於工業化的中期階段，經濟發展中市場調節的成分不斷增加，市場機制的作用日益加強，這些因素都不利於地區差距的縮小。90年代，盡管中國政府強調區域協調發展，出台與實施了系列政策措施，但是區域差距擴大的態勢並沒有根本扭轉和解決。因此，繼續採取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逐步縮小地區差距特別是東西差距，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將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也是今後應該堅持的一個長期發展戰略方針。
（二）建立區域經濟關系協調機制
區域經濟增長機制是保證區域經濟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的重要基礎。要確保區域經濟快速增長，就必須有一個能促使區域經濟增長運行良好的機制。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是經濟利益，建立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就必須在有利於區域經濟利益的提高上做文章。
90年代中央政府在制定區域政策時，注重運用政策手段建立區域經濟關系協調機制，這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首先，逐步增強中央政府協調地區經濟利益關系的能力；其次，加大向中西部地區投入的力度，實現增長速度上的協調。具體表現為建立規范化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適當調整國家投資布局政策，有限度地減少國家在東部地區的直接投資比重，逐步提高國家在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比重，並且對西部地區實行一定程度的投資優惠政策；再次，利用經濟杠桿，促進比較優勢的發展，實現區域分工的協調。具體表現為充分發揮國家投融資政策在地區經濟布局中的調控作用，協調國家產業政策與區域政策之間的關系；最後，成立區域間協調發展組織機構，協調區域合作。
（三）正確處理好沿海發達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與支持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關系
區域經濟差距過大，必然造成區域間的矛盾和沖突，甚至引起一些不穩定的因素。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雖然我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勢頭一直處於世界領先水平，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經濟的整體水平還很低，至今仍是發展中國家。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遠低於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我們不能因為沿海地區相對內地較為發達，就迫不及待地挖肉補瘡，以抑制沿海地區的發展為代價換取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在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發展將同時面臨著縮小兩大差距即國際差距與國內地區差距的問題。
要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需要更多地依靠沿海地區，進一步加快經濟發展，率先實現現代化；要縮小國內地區之間的差距，就必須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積極扶持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客觀上，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如何協調這一矛盾，將影響未來中國政府區域經濟政策的決策與實施。
（四）中央政府區域政策的目標取向：區域統籌
實踐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與國家的宏觀政策有著密切關系。國家宏觀調控可以減輕或緩解市場化過程對區域發展的消極影響，是市場機制的必要補充。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國家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及其相關政策，以引導生產要素和社會資源的流向，使資本、知識、技術、商品和人力資源向中部和西部地區流動。中國未來的區域協調發展，中央政府的宏觀區域政策仍將扮演著重要角色。增長與協調是中央政府區域政策需要解決的兩個重要目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增長目標應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取得，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解決區域協調問題。由於單純的市場力量一般會擴大而不是縮小地區差距，因此，中央政府需要採取逆市場調節而不是順市場調節的方式，從多方面幫助欠發達地區發展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區域政策更應注重區域統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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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淺析經濟理論的演變
在講解存在的經濟問題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先講下經濟意義上的市場，以便我們對經濟有些基本的了解：
我覺得經濟意義上的市場可以分為價值市場、消費市場、供應市場和勞動力市場。
價值市場由人類擁有的價值（資產、貨幣等）組成，決定人類的消費能力，也就是決定消費市場的規模。
消費市場也叫需求市場，是由人的需求和慾望組成，決定供應市場的規模。
供應市場由生產者、廠家、商家等供應者組成，決定勞動力市場決定。
勞動力市場由工人、農民等勞動者組成，勞動力市場和人類的財產數量一起決定價值市場的規模。
勞動力市場的規模決定價值市場的規模（因為勞動是人類價值的主要來源）；價值市場的規模決定需求市場的規模（因為需求市場的消費需要價值的支持）；而需求市場決定供應市場的規模（生產出來的經濟體需要需求市場消費）；供應市場的規模決定勞動力市場的規模（因為勞動力需要供應市場的僱傭）。
直觀的表示經濟系統各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就是：勞動力市場→價值市場→需求市場→供應市場→勞動力市場。
從這個關系式我們可以看出，對整個經濟體系統而言，勞動度決定著整個市場的規模，並且是整個經濟系統不斷循環、不斷擴大的關鍵要素。這也正是發展經濟的關鍵——從事更多的勞動以擴大市場的規模，為社會提供更多的需求和機遇。
當然，這個關系式是在經濟系統運轉正常的情況下的才能成立的。要是人們不勞動、不消費、不交換，那麼經濟系統就要斷鏈了。】
在談完經濟的起源、演化和歸宿，我們來談談現今經濟存在的問題及可能遇到的問題：
現今經濟存在的第一個問題是嚴重的貧富分化。
貧富分化的成因是把認知水平不盡相同的人群放在一起競爭導致的。結果當然是導致精英階層和幸運者群體獲利較多，而中小資產者和無產者的獲利較少。
細微的貧富分化對經濟的影響不大，甚至還有些促進經濟的作用（收益的差別讓人們更有勞動的積極性）；嚴重的貧富分化對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往往會造成社會價值短缺，繼而導致社會不滿或者動盪，情況嚴重的話甚至會引發戰爭。
③ 論述經濟增長、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三者的區別與聯系。
經濟增長內涵較窄，經濟發展內涵較廣；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經濟發展兼具數量概念和質量概念；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經濟增長，不可能有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和目的，但也有可能出現無發展的增長現象概括來講，經濟增長即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及生態文明傳承的基礎。
④ 如何理解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
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
當前世界各國經濟增長路徑和經濟增長效率存在巨大差異，不僅並未出現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所預期的收斂趨勢，而且屬於同一發展水平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後更是出現兩極分化現象，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形勢依然嚴重。轉軌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和持續高增長表明，不同國家經濟發展可能有著不同路徑，一國成功改革模式直接應用於另一國家並不能取得預期效果。隨著20世紀後期實證方法的發展，經濟增長根源問題日益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點，也一直是經濟增長前沿文獻關注的焦點。
自Ronald H. Coase(1937，1960，1988)的代表性成果發表以來，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就沒有停止過經濟增長根源問題的爭論，大量文獻演繹經濟增長內生化模型，並進行計量分析，指出經濟體內眾多要素與經濟增長都有著正向的作用關系，羅列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地域、文化意識形態、宏觀經濟政策和政治經濟制度等決定經濟增長的一系列因素。在Montesquieu(1748)和Smith(1776)之後，North(1981，1990，1994)和Delong & Shleifer(1993)通過理論演繹分析了制度對經濟產出的作用，並通過實證分析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對經濟產出和個體最優化行為的重要性。此外，制度理論還特別關注有效制度分析，Knack & Keefer(1995)和Mauro(1995)構建出有效制度的演進機制和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式。制度有效論演繹表明，經濟增長取決於有效制度 (產權保護和民主政體約束)，正是通過制度約束以及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效率。當前，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理論研究已經有了較大進展，已經擺脫單純理論闡述為主的研究模式，轉向研究框架體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和研究結論可檢驗化的規范模式方向發展，但經濟增長根源問題並未形成共識 (江曙霞等，2006)。
制度決定論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和所有個體的經濟行為，都可以放置在制度框架內進行分析，微觀經濟個體行為、要素發展和經濟增長都受制於制度發展。在不同制度約束下，一國經濟將有著不同的發展模式和增長效率。經濟增長從根本上依賴於制度發展，制度先於經濟發展並決定經濟增長(Acemoglu et al.，2004)。在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增長更是體現為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經濟正是在制度更替和作用效率改進過程中發展。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只不過是經濟實現增長的手段，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或本身就是經濟增長(Noah & Thomas，1973；North，1990)。
在長期經濟增長內生決定機制的研究文獻中，以Acemgolu等為代表的政治制度決定論尤為突出。為回答1500—1800年間歐洲的興起根源，Acemoglu et al.(2005)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對比東歐、西歐和亞洲，大西洋貿易、地中海貿易和其他港口貿易後指出，歐洲興起直接誘因是大西洋貿易，大西洋貿易為西歐興起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保證，也導致了歐洲和亞洲國家間經濟增長的兩極分化。但歐洲貿易發展和經濟繁榮根本原因並非來自於此，因為同樣是受益於大西洋貿易且同屬於西歐的國家間(以英國和荷蘭為代表的貿易國和以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為代表的國家)經濟增長卻存在巨大差異，根本原因在於受益國之間初始制度稟賦差異。非集權的初始制度安排，促進了歐洲大西洋貿易的發展，市場化競爭和私有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深化，進而更深入地促進貿易發展、民間投資和經濟快速增長。隨著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私有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進一步實現了非集權國家經濟持續再增長。 Easterly & Levine(2003)利用跨國面板數據得出，制度對經濟增長作用效率顯著。在控制了制度影響後，貿易、經濟一體化和貨幣等其他因素對長期經濟增長均不存在正向作用。
如果認為政治或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那麼政治或民主制度是否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K.F. Robert et al.(2006)認為，由於當事人間的事前承諾和事後剩餘分配無法同時進行，時間不一致性導致制度當事人無法形成可信承諾，當事人間真實剩餘分配結構往往就需要正式制度加以保護。制度博弈均衡性質和制度再分配功能表明，制度更替並非是當事人自願選擇，而是基於資源稟賦博弈均衡甚至是社會沖突的結果。因此，並非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一般而言，民主制度能夠促進經濟開放和民主自由，經濟更易以市場方式配置資源和實現公平競爭，民主制度也就往往有利於經濟增長和保護剩餘分配結構。但Robert D. Kaplan(2000)、Fareed Zakaria(2003)和Amy Chua(2002)指出，在低收入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和少數民族集中的國家，民主轉軌卻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甚至是經濟崩潰。也就是說，民主改革雖然能夠引導一國經濟更加開放和經濟自由，但若經濟處於較低層次和較低發展階段，民主轉軌有可能導致經濟混亂甚至出現更大范圍的腐敗。為檢驗Robert D. Kaplan(2000)等人提出的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作用效率的階段性特徵，以及民主制度是否是經濟增長的根源問題，Rodrik & Wacziarg(2005)以民主轉軌國家為樣本進行實證檢驗，發現民主轉軌前後經濟改善和惡化的國家都普遍存在，並且在所選擇的樣本內二者所佔的比例基本相當。不過，民主轉軌後經濟增長出現惡化的國家，經濟衰退並非一定就是民主轉軌造成的。可能的情況是，如果不進行民主轉軌，該國可能將出現更大規模或更大范圍的經濟衰退，這類結論是建立在二者經濟短期作用關系的基礎上。當然，民主轉軌國家的短期歷史並不能完全證明，民主制度一定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優的制度安排。Rodrik & Wacziarg(2005)認為，Robert D. Kaplan(2000)的民主轉軌效率存在階段性特徵結論，來自於實證檢驗樣本選擇的差異，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貢獻和作用效率，不在於民主制度本身，而在於民主制度對市場競爭和產權有效保護的激勵作用。在民主社會中，市場經濟或生產力之所以得到巨大的發展，本質在於民主社會更易實現私有產權保護，減少市場進入障礙和阻止壟斷，更易於防範微觀經濟個體私有產權被剝奪的風險。同時還需要建立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產權制度是資源配置方式、配置效率、要素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沒有完善和正式的產權制度將無法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也得到國內學者的普遍認同。潘慧峰等(2006)將制度變遷引入內生增長模型，從制度角度詮釋了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認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資源稟賦只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缺少了持續的制度變遷，經濟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政府可以通過對提供製度創新的人力資本補貼以提高其制度創新的積極性。郭熙保等(2005)系統總結了近年來制度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制度是影響經濟績效的根本性決定因素，地域因素和資源稟賦只是通過制度的影響間接作用於經濟發展，並不直接影響收入水平。劉紅、唐元虎(2001)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將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利用數理模型揭示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盡管可以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繼續擴大趨勢，原因在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制度上存在差距。針對我國轉軌經濟發展歷程和改革實踐，學者們分別強調了比較優勢和發展戰略 (Lin，1999，2001)、市場競爭和產權制度(劉小玄，2003)、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黃少安、宮明波，2003；樊綱、王小魯，2003)等因素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影響。傅曉霞、吳利學(2002)從實證角度評估和驗證改革開放導致的制度變遷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選擇非國有化率、市場化程度、國家財政收支佔GDP的比重和對外開放程度等變數測度，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制度的綜合指標，然後對比制度、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實證結果顯示，1982—1999年制度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5.28%，非國有化、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制度變遷的主要內容，對我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另外，哪種制度改革模式對我國轉軌經濟增長更有效率的問題也存在爭論，主要觀點又分為兩類(Sachs，1997，2001)：(1)我國經濟增長取決於試驗性、漸進性的增量改革模式。這種觀點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無疑是漸進式增量改革的結果，東歐國家轉軌改革實踐表明，激進式的改革將導致一國正式制度和已有的非正式制度發生沖突，經濟政策實施無效，經濟不穩定甚至出現倒退。我國經濟改革的漸進性具體表現為：在農業上，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多種生產方式並存的漸進式改革；在工業上，鄉鎮企業中間產權模式、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企業家人力資本激勵有效地促進了工業的快速發展。(2)我國經濟增長取決於區域性的激進改革模式。激進學派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主要體現為我國農業和東部沿海地區的成功改革和快速增長。我國20世紀70年代末農地產權制度改革和80年代初東部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都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對於這些地區和部門經濟制度改革並非以漸進方式進行，而是體現為激進的產權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是誘致性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綜合作用的結果(Lin et al.，1998)，因此對擁有優勢資源和成熟改革條件的地區實施激進改革是有效率的。同時，制度改革並非建立在權力精英和政府對市場經濟改革的統一共識上，也不是依賴經濟環境和地域稟賦，而是基於我國政治環境約束下的改革結果，特別是政府分級結構和分權治理改革促進了地方政府競爭和市場秩序重構，決定了我國快速的經濟增長
⑤ 論經濟 技術 社會 生態四者之間的關系
論經濟發展中政府的生態責任黨的「十六大」把 生態良好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目標，這既是對人類在20世紀末所取得的重要認識成果的繼承和發展，更是多年來我國政府對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關系的認識升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政府的職能需要重新定位 ，除政治責任、道德責任、法律責任和行政責任外，生態責任應被視為重要責任。
樹立生態文明理念
人類善待生態就是保護人類自身。工業文明的價值取向是片面誇大主體作用的人類中心論。它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認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其實，從本質上講，人與自然的關系，蘊含著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自然界作為人類的共同生存環境，任何局部的人為變化都有可能影響整體的變化，任何局部生態的失衡，都有可能引來整個生物圈的失衡。人們在把自然界作為自己的直接實踐對象時，其實踐的方式和結果必然間接甚至直接地影響著他人與社會的利益。新的生態文明觀要求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使道德關系不再局限於人與人之間，而是擴展到自然領域。道德不僅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行為規范，而且包含著人與自然之間的行為規范，前者已被人們所熟知，而後者則需要人們警醒和重視。
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人類永續發展的必由之路。西方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公地悲劇」原理。「公地」制度是英國中古時期的一種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領地中劃出一片尚未耕種的土地作為牧場，無償提供給當地的牧民。由於是無償放牧，每一個牧民都想盡可能增加自己的牛羊數量，隨著牛羊數量無節制地增加，牧場最終因過度放牧而成了不毛之地。1968年，美國學者哈定指出，人類過度使用空氣、水、海洋水產等看似免費的資源，必將付出無形而巨大的代價。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布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第一次深刻而全面地論述了人類面臨的和平、發展、環境這三大主題之間的內在聯系。近年來，我國政府相繼制訂了一系列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文件，提出了科學的發展觀，這是人類永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生態是一種軟實力和後發優勢。生態是由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和非生命物質四部分組成的循環系統。生態諸因素的良性作用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是一種生產力。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識形態等體現出來的「軟實力」。生態軟實力是指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自身潛力的生態力量。但是在軟實力的評價中，長期以來忽視了生態因素，經濟學理論中的「木桶原理」表明，決定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長的木板，而是最短的木板。從表象看來，生態是最短的木板，但如果不加以重視，在不遠的將來，最長的木板越來越長了，最短的木板卻越來越短了。生態作為經濟與社會發展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後進國家和地區所具有的內在的、客觀的有利條件，其後發優勢越來越突顯。經濟發展較快的地方需要注重生態，經濟欠發達的地方要在新一輪的增長中謀求發展，就要更加重視生態，把生態這種後發優勢、比較優勢發揮好、運用好。
保證生態制度供給
（一）明確政府的生態責任。生態環境的客觀情況與政府發展經濟的內在需求促使政府履行生態責任。首先，政府對自然的生態責任。傳統公共管理以獲取最大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很少考慮環境問題，甚至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可持續發展要求充分考慮環境生態的價值，走技術進步、提高效益、節約資源的道路，公正地對待自然，科學開發，合理利用，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這種重任無疑應當由政府來承擔。其次，政府對市場的生態責任。市場是生態鏈條中的關鍵環節，在這里政府作為有著廣闊的空間。比如規范企業生產綠色產品標准;注重產品的再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制定綠色產品價格；不斷地幫助企業開展綠色營銷，等等。其三，政府對公眾的生態責任。確立「代內公平」觀念，以自然為中介實現同代人之間的共同發展；確立「代際公平」的觀念，為後人著想，多謀「留予子孫耕」的事。
（二）徵收環境稅。生態環境是一種資源，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它的稀缺性日益明顯，正是這種稀缺性才體現出生態環境的經濟價值。環境稅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種生態環境補償費，是一種生態保護的平衡機制。把應由資源開發者或消費者承擔的對生態環境污染或破壞後的補償，以稅收的形式進行平衡，體現了「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利用誰補償、誰收益誰付費」的生態環境開發利用保護原則，在環境的使用上不再有「免費的午餐」。國外，很多國家都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破壞生態環境的活動進行管理，其中包括徵收消費稅、支付信用基金、徵收生態稅、徵收意外收益稅、徵收收入稅等。我國雖然目前還沒有正式徵收環境稅，但已有17個地方開展了生態環境補償費的徵收工作。
⑥ 論述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機制。
計劃經濟體制具有以下重要特徵
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基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描述，公有制一直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財產形態。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本質上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化和國有化的過程。從所有制的結構來看，改革前中國的經濟體制中「一大二公」的特徵十分明顯，完全符合傳統計劃經濟的共同標准。在我國的公有制經濟中，按照公有程度不同，城市工業經濟所有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農村則主要以土地國家所有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為主，但必須嚴格執行國家下達的指令性的農產品統購計劃和相應的生產計劃，並不具有完整的集體產權。農村土地在國家所有的基礎上，由集體管理，農民對土地僅有使用權。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1956年我國國民收入中，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曾經高達90％以上，個體經濟比重下降為7.1％，私營經濟更是降到0.1％以下。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意味著我國所有制結構和調節方式都實現了向完全計劃經濟的轉變。
國家對經濟活動採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主要標志是國家或中央政府成為經濟運行中的核心主體，而企業由於只執行既定的生產計劃成為政府的附屬物。國家主要通過一定階段的經濟發展計劃實施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和管理。通過組建專門的經濟計劃部門制定發展計劃，並對企業通過指標、計劃參數、實際評價等實行全面的控制，而企業的績效則完全表現在對計劃的完成和當局的偏好。高度計劃指令經濟要求對經濟運行的方方面面都要做出細致的計劃，但由於信息問題，導致計劃多具有剛性而缺乏靈活性。
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國家不僅要負責宏觀方面的資源配置，甚至對微觀的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和支出都做出計劃，以實現資源在微觀主體間的配置。導致在國家和政府之外並不存在實際的微觀經濟主體。這種體制導致經濟決策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省級的黨政系統的領導機構，而企業和民眾個人、立法和司法機構以及下級黨政部門沒有決策權。在後來，決策更加集中與個別領導人手中，導致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和不規范的個人決策左右集體決策而引發的一系列決策失誤，嚴重損害了計劃經濟的正常運行。
社會資源的計劃配置。計劃配置資源的一個核心機制在於行政命令手段替代價格機制。在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對資源的配置作用被壓低到最小的范圍。在經濟運行的各個層面都充斥著政府的計劃和指令。資源流向的指令剛性導致配置效率的下降，使得大量的資源都被按照政府意願配置，資源的利用結構極不合理。政府當局往往出於政治目的實施資源配置計劃，而將經濟效率的標准放在政治目標之後，這也是導致計劃經濟配置低效的一個重要原因。
交易活動的非價格特徵。按照制度經濟學關於交易的觀點，交易是人類經濟行為中最一般的經濟活動。市場經濟的核心特徵在於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交易，而計劃體制下的交易活動則被行政指令所替代，交易對象被消除了商品本性。交易活動的非價格特徵，根源於計劃經濟本身取消貨幣媒介的思維。這導致在貨幣支付之外，人們開始尋求其他的支付方法，通過牟取權力，搭便車等行為進行變相支付等行為也是導致計劃經濟效率低下的根源。
分配方式上採取按勞分配。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應當以按勞分配為主。這種分配方式的核心在於，根據單個勞動者的貢獻大小決定其分配數額，按照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有勞動能力卻不勞動者不得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公民之間進行分配。但由於工業革命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生產行為更多得表現為一種合作的社會性生產和團隊生產過程，單個勞動者的邊際產出和貢獻率無法做出准確測量，這給按勞分配規則的執行帶來了困難。從前社會主義國家分配實踐來看，多數按勞分配實際都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分配方法。這導致苦樂不均，勞動者積極性下降，搭便車行為普遍化。
經濟結構呈現明顯的城鄉分化和二元結構。由於計劃經濟體制出於戰略考慮採取趕超型發展戰略，對城市工業和重工業發展投入較大，但由於多數前社會主義國家建國初期積累不足，經濟總量較小，並且屬於典型的傳統農業國家，因此都採取「抽農補工」的做法，試圖優先發展重工業。這種違背結構均衡的發展戰略，導致計劃經濟下的經濟結構呈現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政府投資和資源配置等優先保證城市和重工業發展，造成城市對農村的擠壓，以及工業對農業的抑止。農村和農業發展明顯受到城市和工業發展的壓制，這一結構導致後期經濟增長中產業鏈條的斷裂，是造成後期改革最初發端於農村的根本原因。
對外封閉型經濟。社會主義政權的誕生由於處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高漲階段，兩大社會制度的沖突從計劃經濟體制產生之前就明顯存在。盡管新政權都表示希望與包括西方在內的國家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並提出過「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的指導方針，但由於國際冷戰格局的形成，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本質上都是封閉型的。盡管早期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有過貿易往來，但多半是出於政治合作的目的，甚至後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發生了分裂，導致各國計劃體制的進一步封鎖。總體而言，轉軌改革之前計劃體制下的對外貿易規模十分有限。
經濟生活政治化。在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時代，一個明顯的特徵是：國家的工作重心一直未能成功的從革命斗爭，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長期的政治運動使得計劃體制下的經濟生活帶有明顯的政治化特徵。這在前蘇聯20－30年代黨內斗爭和我國的「大躍進」、「反右傾」、「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都曾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經濟生活政治化的一個表現就是經濟活動的效率標准被政治上的意識和覺悟所替代。微觀主體將更多的積極性投向政治運動，其積極性強烈依賴於政治動員和意識形態的宣傳和鼓，形成了一種政治活動對經濟活動高度替代的特殊體制。但這種經濟生活政治化的一個風險在於，一旦出現信仰危機或者面臨政治冷淡和政治動盪時，經濟效率將大幅度下滑，甚至引發社會性的道德危機。
⑦ 論述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如何堅持五大理論
總書記關於中國經濟要適應「新常態」這一重要表述發表以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和公共輿論的強烈關注。置身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已敏感地嗅覺到，經濟發展的一股新風，正乘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東風撲面而來。那麼，到底什麼是經濟發展新常態呢？基於當前經濟發展現狀的分析和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研判，我們大抵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來認識和理解新常態這一經濟新術語。新常態的目標是經濟發展質量的全面提升。適應新常態，是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必須面對和思考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長久以來，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盲目攀比搞工業，重復投資上項目，肆意擴張借貸款，跟風決策建新區，吹捧包裝玩概念，不僅造成了自然條件的嚴重破壞、資源承載的重大透支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而且造成了市場經濟的表面繁榮、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財政收入的空轉虛增等問題。面對經濟全球化競爭的日趨激烈，我們要想在世界經濟舞台上始終能夠「一枝獨秀」、領銜演出，不被人指為「搭便車」，就堅決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邪路，而是要走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新路。落實經濟新常態要求，追求經濟新常態目標，必將有利於地方政府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中解放出來，使中國經濟從片面追求經濟發展規模和速度轉向更加註重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軌道上來，實現經濟和發展的良性循環，促進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新常態的背後是執政思維理念的重大轉變。新常態的提出，預示著長期以來唯GDP增長馬首是瞻的政績考核指揮棒將會逐步淡化使用。當然，新常態，既不意味著對經濟發展連續探底的坐視不管，也不意味著對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的漠不關心，更不意味著對經濟發展一路高歌的刻意打壓。經濟新常態，實際上是從體制、機制和制度上，甩掉各級領導幹部的思想包袱，清除各級領導幹部的思維障礙，突破GDP增長高於一切、財政預算必須連年遞增的思維定勢，解開層層加壓指標值、層層簽訂軍令狀的權力束縛，不搞「一刀切」和「一錘定音」。具體來說，就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堅決不要帶血的GDP，嚴防各類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體事件的發生，體現穩中求進、事緩則圓的要求。就是正確處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隱形政績和顯性政績的關系，遵循經濟發展基本規律，潛心做好打基礎、利長遠的事情，堅決不做殺雞取卵的蠢事，體現咬定青山不放鬆和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統一。就是正確處理發展主體和發展客體的關系，凝聚發展共識的最大公約數，體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執政邏輯。就是正確處理發展戰略和發展戰術的關系，在堅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時，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和底線思維，體現「凡事從壞處准備，努力爭取最好結果」要求。新常態的核心是資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歸。新常態，意味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新時期，我們要辯證認識和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統籌發揮「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的職能作用，確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縱市場，又不越位干預市場，也不錯位擾亂市場，從而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要求落到實處。當前，全球經濟和我國經濟發展都已經步入新的階段，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經濟增速放緩，各級政府要有包容心態和科學研判，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優勢仍然存在。各級政府要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減少和克服行政手段的路徑依賴，不搞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刺激和大面積調控，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強和保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促進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和技術創新。同時，推進政府職能深度轉變，履行好必要的監管職責，充分釋放經濟體制改革紅利，彌補市場失靈，矯正市場畸形，凈化市場秩序，管控市場風險，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⑧ 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首先涉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及其類型特徵。以《現代經濟辭典》給出的定義為代表：經濟增長方式是「生產要素的分配、投入、組合和使用的方式」。這一定義言簡意賅。然而從實際觀察出發，這個定義過於狹窄。其實，凡是有助於驅動經濟增長的要素組合，均可以稱之為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
由此觀察，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增長方式組合類型是復雜的，多種多樣的。
從理論上說，有多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組合類型。
例如：按要素投入劃分，分別有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增長主體功能作用劃分，分別有政府導向型和市場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市場供求內外部因素劃分，有以內需驅動型和外需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需求要素劃分，有投資拉動型，消費推動型、出口帶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數量與質量關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內涵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在經濟理論范疇中，經濟增長一般是指經濟活動單純的數量增加，經濟發展一般是指經濟總量增加與經濟結構優化同時出現。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了更加廣泛和深刻的含義。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經濟增長依然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或核心，離開經濟數量增加而談經濟結構優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對各種經濟增長類型的劃分其實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表現，在不嚴格限制的場合，兩者概念是可以互換的。
一般理解為，所謂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轉變就是促使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向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轉化，用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替代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
如果做兩個極端的歸類，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一組增長（發展）方式集合：資本、勞動密集型的；政府驅動型的；外需拉動型的；投資驅動型的；出口帶動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組方式集合：技術密集型的；市場導向型的：內需驅動型的；消費驅動型的；內涵集約型的。歷史地看，上述傳統與現代、舊與新的（發展）增長方式只是一種相對劃分。而且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有著不同的形成條件，相互之間並非孤立、對立，往往存在著交叉重疊、主輔互補的關系，相應產生不同的增長（發展）結果。這種實例舉不勝舉，不用多說。
在認識經濟增長方式時有三點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存在，本身並無價值好壞判斷。它具有在綜合條件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特徵。當一種增長方式的綜合條件沒有被新的條件打破、替代時，想要在主觀上讓這種增長方式退出歷史舞台是不現實、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夠理解：何以早在十幾年前就提出了要轉變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沒有完全轉變過來。它除了受到制度條件約束之外（相對而言，制度條件是比較容易轉變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機制條件、技術條件、資源條件的強制約束（這些條件轉變難度超過制度條件）。第二，評價一種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與否，關鍵不在於它的過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於它的實施結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純學理的評價，人們會說投入最少而產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長方式。但是這種抽象了現實和歷史條件的評價實際上說等於沒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時就曾經有這樣的思想：資本家對待一種新的技術發明在生產上使用的態度，首先要看這種技術能否使得資本增值，或者說增加相對剩餘價值。如若新技術不能帶來更多的價值增值，資本家就寧願繼續採用舊技術而置新技術於不顧。經濟增長方式採用哪種組合類型，除了取決於增長方式存在的條件性外，其實也取決於增長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對經濟增長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釋，比如可以把滿足人民消費需要作為經濟增長方式的目的。但這里考察地是在同樣滿足人民消費需要的基礎上，如何使得經濟增長方式保持一種合理的表現狀態。因而可以達成一點共識是：無論哪種組合方式類型，都須使得經濟增長在給定條件下到達一種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長狀態。
以上概念的討論就進一步演化為有關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與增長（發展）狀態之間關系的討論。進一步說，任何一種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能否實現經濟增長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狀態？經過實際經驗觀察可知，一種經濟（發展）增長方式能夠實現它在給定的現實條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狀態的。換句話說，這種比較理想的經濟增長狀態是存在的，這就是所謂無通脹增長狀態（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這種理想狀態的低通脹高增長狀態（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
無通脹增長被經濟增長理論視作一種理想型的增長狀態。這一定義出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法國經濟學家莫里斯?阿萊。他認為：「把創造貨幣的增長率建立在能夠促進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足夠高的水平上。經過計算，這個增長率為1%，它帶有輕微的通貨膨脹傾向，並且具有靈活可變的優勢而沒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視的缺點。」筆者完全同意這個定義，並進一步強調：無通脹增長首先是低通脹或無通脹，在此前提下出現一種高增長現象。那種高增長與高通脹相伴、低增長與低通脹相伴當然不屬於理想狀態。此外，這也不是通貨緊縮的高增長，因為通貨膨脹指數為負值才出現所謂通貨緊縮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實效及其比較
縱觀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實際狀態，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幾個顯著不同的時期，其增長狀態依次過渡為：中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無通脹增長。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國經濟增長狀態是起伏不定的，處於通脹與增長形影不離的伴生狀態，在相當時期內通脹指數大大高於增長指數。但是從1998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無通脹增長的黃金時代。而且就2007年實效情況看，這個黃金時代還似乎沒有結束。
進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年均高達9.1%，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只增長了0.7%。筆者曾經在另一篇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論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基礎上，利用增長趨勢方程得出結論：1978-2002年間，我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8.9%。這里出現了實際增長率比潛在增長率多出0.2個百分點的不合理差距。解釋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理由：其一，筆者的計算分析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其二，統計數據出現了低估情況。筆者傾向於第二種理由解釋。因為經過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之後，國家統計局對以前的數據進行了重新調整，新的實際增長率普遍都比舊的數據略微高一些。而筆者以前的計算正是建立在舊的數據基礎上的。無論如何，從1998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到達了它的潛在增長水平臨界點，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CPI只有近1%的增長，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萊所說的那種無通脹增長狀態的。追求無通脹增長，正是國民經濟管理的一個主要的任務和目標。
無獨有偶，通過對同處於亞洲亞文化經濟增長類型的國別（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地區）分析比較後發現，近似理想增長狀態的出現並非個案。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往往是一種經濟增長成功的標志物或伴生物。筆者以日本和韓國為例給以簡要說明。
1、這兩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後期，都出現過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增長的增長狀態。日本是在1982-1990年間，平均增長率為4.2%，通脹率平均為1.7%，接近無通脹增長型。韓國是在1983-1989年間，增長率平均為9.1%，通脹率平均為3.8%，屬於低通脹高增長型。應當說，日韓兩國均在當時給定的現實條件下實現了它們自身經濟增長方式所能到達的最好水平。
2、這兩個國家在持續了6-8年的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階段之後，被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所終止。日本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滅，經濟持續走向了衰退。韓國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增長不穩定，最後被亞洲金融危機拖入低谷。
日韓兩個東北亞經濟增長典型案例對中國的啟示是：第一，經濟增長理想狀態（或近似理想狀態）的出現是以一段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段為標志的。這個標志就是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同時也是經濟奇跡的伴生物。但是好景總是不長。到2008年結束的時候，中國無通脹增長黃金時段或許也面臨著終結的局面。第二，黃金時段早晚會結束，但這種黃金時段能夠持續多久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證明。眾所周知，日韓經濟進入衰退或危機之後，日韓式的增長方式就受到了挑戰和批判。日韓從此也進入了新一輪的結構調整時期。中國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但是新的增長方式並沒有完全出現，而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卻創造了持續十年的無通脹增長狀態。換言之，傳統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依然有著它特有的能量和效應，這種增長（發展）方式在過去十多年中到達了其較為理想的狀態。這種增長（發展）方式的潛力是否完全耗竭完畢？如果不是，那麼這種增長（發展方式還能有效地持續多久？如果是，那麼用什麼新方式來盡快代替它？
⑨ 思修論文：論我國的經濟發展的方式和途徑
論我國的經濟發展的方式和途徑
摘要：經濟，發展，方式，途徑 ，中國
一、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的基本涵義
經濟發展方針，是指由政黨和國家規定的一定歷史時期內，指導經濟工作的指導原則和基本要求。它是經濟路線的貫徹落實，是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對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長期性、關鍵性的指導策略、指導原則和指導方針.有時戰略和方針也可以連在一起使用，稱其為戰略方針。方針與路線、政策相聯結，戰略和策略相對應。
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經歷了恢復性發展、創業性發展、模仿性發展、曲折性發展、快速發展和又好又快發展這樣一個長期、艱難和順序的發展過程。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過程充分體現著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的重要作用，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指導、調整和制約著經濟的發展。方針和戰略正確，經濟就順利、健康發展，方針和戰略錯誤，經濟發展就遭受損失、停滯或走彎路。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必須符合基本國情，必須順應民意，必須與時俱進。同時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還必須具有時代性、發展性、可操作性和簡潔性。
二、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和重大戰略的理解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反映，是對我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深刻把握。
就世界歷史來說，在各國的工業化進程中，發展初期技術水平低，主要依靠資源投入來提高產量。當工業化進入一定階段、經濟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明顯受到資源供給約束時，就必然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是一種客觀規律。所以，在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方式，在本質上蘊涵了人與自然對立的理念。近代歐洲，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工業革命的推進、貨幣向資本的轉化，追求經濟增長的觀念日益凸顯。這一時期，西方學術界和公眾認同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發展離不開人對自然的統治和奴役。有工業主義精神之父之稱的聖西門曾明確指出，工業革命的本質在於「把人力作用於物」。由此，在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判斷社會的進步主要依據經濟指標的量度，它意味著向自然界索取的多少，機器轉動次數的多少，煙囪冒煙有多長，產品的利潤有多高。這種單一的、片面的增長方式，直接導致了大規模投資、大規模生產和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大規模開采和利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貧富懸殊、社會不穩定、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嚴重後果開始逐漸顯現。而平民教育、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環境改善、社會公平等進步因素，則被當作經濟增長的代價而犧牲掉了。顯然，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長遠看來不利於人類自身文明的進步和生存條件的改善，需要引起檢討和反思。
我國經濟發展也如世界工業化國家一樣，經歷了一個對經濟發展規律從自然遵循到自覺遵循的長期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國策、方針指導下，蘊藏在人民群眾和產業結構中的巨大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在百廢待興，幾乎走上崩潰邊緣，與發達國家差距巨大的基礎上，剛剛復甦的中國經濟，必然強調快發展大發展，必然強調國民生產總值。正是由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變，由於經濟體制改革的伴行，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突飛猛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發展狀況也有了很大改觀，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改善，社會公平得到有效保障和體現。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但是，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國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特點具有明顯的先天脆弱性；人口數量壓力巨大，活動頻繁，規模龐大；資源和生存空間相對緊張；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草地資源和重要的礦產資源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此外，廢水、廢氣、固體廢物等主要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繼續增加，以城市為中心的環境污染仍在繼續，並逐漸向農村蔓延。尤其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一些企業或單位片面追求GDP數量的增長，只注重經濟效益，極力推行掠奪性消耗自然資源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從總體上看，以往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增加物質資本和勞動投入，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加之我國生產技術與管理水平、產業結構層次都比較低，經濟體制不合理，導致地區間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原因，造成經濟增長投入大、消耗高、效益差，對環境污染加劇。據統計，我國單位生產總值綜合能耗，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3、8倍，美國的4.3倍，日本的11.3倍，工業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的5%.因此，這樣的快速增長持續的時間越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越大，我們必須轉變發展方式
這些情況表明，傳統的以消耗能源和污染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改變。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不能再僅僅靠GDP數量的增長，而應當納入到社會這一大系統中去統籌兼顧，要有更為全面、更為辯證的要求，要更深刻、更自覺地把握經濟發展規律，下更大的決心、採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出，反映了黨中央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標志著我們黨對世界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認識進一步走向深化、理智和清醒。
2、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對經濟發展指導原則的新發展新跨越。
我們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時期已經認識到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作用，特別是強調了從粗放式經濟向集約式經濟的轉變，為此，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基本要求。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對新的世紀經濟運行特點的認識的深化，十七大提出經濟發展方式的理念。這是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發展，新跨越。現代發展經濟學的觀點認為，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經濟增長指的是GDP或人均GDP的增加，強調的是更多的產出，是量的增加。經濟發展不僅僅包括更多的產出和量的增加，更注重質的提高，是質和量的統一，包括經濟增長、結構改善、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環境的改善等等。經濟發展方式是指經濟發展的方法、路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把粗放式經濟增長轉變為集約式經濟增長；把盲目地單純追求GDP量的擴張轉變到更加註重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和經濟增長質量上來；把見物不見人的陳舊理念轉變到以人為本，更加註重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讓廣大人民群眾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切實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的發展理念上來。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辨證的聯系。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經濟增長就談不上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目標，經濟增長並不必然帶來經濟發展。對我國來說，一方面，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要積極地擴大經濟總量，保持國民經濟快速增長。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如就業問題、貧困問題、城鄉以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等等都難以解決；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會落空；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難以充分體現。但同時，另一方面，我們所要實現的增長速度是在顯著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講求效益前提下的增長速度，是扎實的沒有水分的速度，是有過硬的發展後勁的速度。就是說，我們要實現的是速度和效益的統一，我們要走的是一條既有較高發展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國民經濟發展路子。
從轉變發展方式這個意義上來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基本精神總體是一致的，都要求從粗放型經濟發展向集約型經濟發展轉化。但是，具體來說二者還是有遞進性、發展性的區別的。首先，經濟發展方式包含經濟增長的內容，但不是簡單的等同於經濟增長概念。發展是積極的推動，更強調經濟發展對社會的正向作用和影響，而經濟增長方式更多地強調數字的量度，它對社會既可以產生正向作用又可以產生負向作用。所以，經濟發展方式的表述較之經濟增長方式的表述，正向作用更清晰更准確。其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較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角度更高、范圍更廣，更注重經濟質量意識，更注重經濟發展的安全度與和諧度。最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注重經濟社會綜合協調發展的內涵，更全面更直接地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理念，體現了發展的偶合性、關聯性、價值性和人文性的統一。為此，我們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本質上就是要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積極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促進經濟的發展。是保持合理適度的人口增長；維護社會秩序，為人民提供安全、公平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努力提升人民群眾的身體和文化素質；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地體現在改善民生上，這樣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具體內容。這樣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發展，新跨越。
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是對新時期經濟發展的全景式覆蓋
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也有很多，比如，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起方針性指導作用的主要有；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擴大內需、環境保護、耕地保護、引進來走出去等等，在這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所以成為我國經濟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和戰略。是因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相對經濟全局而言的，是關乎整體經濟發展大局的，對各項具體工作方針起指導作用的總方針，所以是重要方針。是影響經濟發展方向的，關乎我國經濟大局長遠和未來走向的，對各項經濟方針政策起統領作用的總戰略，所以稱為重要戰略。同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又體現在各項具體經濟發展任務之中。
其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工業化和信息化並舉的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能充分發揮的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和利用的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資源高效合理配置的道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更為注重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來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通過節能減排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其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堅持城鄉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無論是東部地區、中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與城市相比，農村發展相對滯後；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後。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因此，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就需要堅持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堅持不懈地實施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的方針和政策，在繼續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扎扎實實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在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現代化的同時，促進中部崛起、西部開發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
其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進一步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和基本立足點，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以及水、電、氣等公共設施的投入。從提高居民的收入，完善社會保障，加快城市化步伐，調整產業結構等方面著手提高消費率，擴大消費需求。要努力調整投資消費關系，把增加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民消費作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不斷拓寬消費領域和改善消費環境。
其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結構調整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在向工業化中後期轉型的階段，科學發展需要各部門、各個產業的協調發展，產生整體效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調整增長要素的投入比例，降低一般的資金、資源、人力的投入，更多地依靠科技進步的因素實現增長。而經濟發展從整體上不僅需要調整要素投入比例，還需要農業、工業與第三產業之間協調發展；工業內部的冶金、石化、機械、電子等行業的協調發展；製造業中傳統加工業與精細加工、高新技術產業的協調發展，以便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其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通過節能減排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科學發展需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加強生態建設。要從一次性和單一性利用資源轉向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資源，從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轉向以環境優化增長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均資源明顯不足。人均耕地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警戒線。人均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礦產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進口依賴程度已經超過40%。而在降低單位產值的能耗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與此同時，我國在減少污染物排放方面任務十分艱巨，因污染物高排放引起的重大環境事件，危及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所以，節能減排不僅是節省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問題，更關繫到可持續發展和以人為本等科學發展的全局。
三、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的理解
在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只是一個提法變化的問題，而是歷史發展中的必然性問題，是破解世界性難題問題。根據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新的發展階段的實際情況，在推進經濟發展時，我們強調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在推進經濟發展的長期過程里，在經歷了快速增長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後，歷史性的必然要求推進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戰略的提出，為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和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方法論指導，使我們黨關於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體系更加完備，意義更為重大和深遠。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更豐富更艱難的系統工程，需要採取綜合措施，有計劃的快速推進。
首先，要更新發展理念，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前提，有什麼樣的發展理念，就有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和經濟增長方式，要擯棄片面追求GDP產出而不計資源環境成本投入、只重視物質財富積累而忽視人的全面發展、只考慮當代人不顧及後代人的發展理念，堅持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投資消費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發展。
其次，要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放在「四位一體」的新發展模式中去把握，賦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新的涵義。從新世紀新階段開始，發展將是一個「四位一體」的現代發展體系：一是經濟發展，包括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資源配置、技術創新等；二是社會發展，包括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科研等），以及社會組織和和諧社會的建設；三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發展，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質以及對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參與等。我們應把握發展的嶄新內涵，突破傳統的狹隘的發展思維，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放在
「四位一體」的新發展模式中去把握，賦予經濟發展以新的涵義。
最後，要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變成全黨全社會的自覺行動，使其融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各個方面，貫穿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和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