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

㈠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㈡ 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哪些問題

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存在的問題 :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總體良好，但長期的快速發展，積累和遺留的各種問題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發展方式粗放落後，經濟結構不合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必須清醒地看到，這種發展是粗放的，缺少內涵、質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續的。我國的經濟增長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經營方式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傳統發展模式。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發展不協調，導致資源嚴重缺乏。據有關方面測算，我國經濟增長中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率佔72%，依靠科技進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貢獻率僅佔28%，而發達國家後者佔50%―70%。具體來看，其一，在經濟效益方面，我國經濟運行並沒有從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經濟結構方面，產業結構的失調依然存在，農業基礎薄弱，發展缺乏後勁，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等。
（2） 貧富差距過大。根據聯合國有關組織分析，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表示收入差距相對合理。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基尼系數達0.474，遠遠超過0.4的警戒線，是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使社會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高收入階層手中。同時，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也都在擴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些問題如果不進行調節，就使人們的不公平感增加，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社會矛盾就突出，這也是上世紀許多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中國經濟以9.8%的速度持續增長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為7.8%，預計2013年約為7.7%，發展速度繼續放緩。過去作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正進行宏觀調控，日趨減緩；內需乏力仍是我國長期經濟發展的頑疾。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支撐外貿出口高速增長的國際環境也在改變，使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因素正在消減和逆轉。目前，雖然國內經濟仍保持較快增長，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突出，繁榮的背後有太多的泡沫。
（4） 區域發展不平衡。長期以來，由於我國改革開放的「梯度發展」政策，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導下，經過30多年的發展，迅速拉大了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從地區生產總值來看，2011年GDP最高的廣東省為52 674億元，約是西部10省GDP的總和，是最低的西藏（606億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億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億元）的5倍。與此同時，中東部地區差距、南北差距、城鄉差距也隨之越來越大，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區域發展不平衡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一大障礙。
（5） 市場和資源環境有待改善。市場環境的好壞關乎經濟的發展，也會影響社會穩定。近年來，我國食品、醫療事件頻發，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從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蘇丹紅、地溝油，形形色色的安全問題，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健康；假冒偽劣、社會欺詐現象依然十分突出；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水平依然不高。這些不良的社會現象嚴重污染市場環境，也嚴重影響人們的消費信心，阻礙內需的發展。此外，伴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我國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現象嚴重，資源環境問題也日益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國高碳的能源結構使中國的發展處境極為不利，如果我國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經濟的增長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

㈢ 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哪些不好的變化

我回答第7個財政赤字: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結果。在短期內，赤字財政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消極作用不應忽視。赤字財政政策不宜長期使用，目前應適度從緊。關鍵詞：赤字財政；政策，作用，財政收支平衡財政赤字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經濟范疇，也是一種世界性的經濟現象，它是國家職能的必然產物。縱觀世界各國，在經濟增長緩慢、市場萎靡的時候，一般都以財政赤字的增加為代價來支持經濟持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需要，我國基本上實行的是一種赤字財政政策。特別是1998年以來，我國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進一步擴大了我國的財政赤字，1998年至2001年財政支出的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的增長率達到62.4%，赤字達到2473億元，佔GDP的2.578%。2002年中國赤字規模為3098億元，赤字水平相當於1997年(財政赤字為582億元)的432%，即6年時間翻了兩番，年均增長高達27%，赤字佔GDP的比重為3.004%，達到國際公認警戒線(3%)。毫無疑問，財政赤字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對緩解財政負擔，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赤字財政並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葯，其消極作用不應忽視，一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如果不合理，會由此引發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進而導致經濟的崩潰。歷史上，1918～1923年德國的通貨膨脹，1982年拉美國家債務危機，20世紀90年代末哥倫比亞的經濟衰退，20世紀的最後10年日本經濟的衰退及我國建國後的三次通貨膨脹都是與過高的財政赤字有關。因此對赤字財政政策應辯證地來看待。一、赤字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用不可否認赤字財政政策是在經濟運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項短期政策。在短期內，經濟若處於非充分就業狀態，社會的閑散資源並未充分利用時，財政赤字可擴大總需求，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刺激經濟回升。1998年以來，為有效抵禦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抑制經濟下滑趨勢，我國實施了以擴大國債投資為重點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實行：一是增加政府開支，二是減稅。在減稅不太可行的情況下，政府採取了赤字政策，通過發行國債來增加政府投資，刺激社會需求。1998年8月我國首次發行1000億元長期國債，1999年發行1100億元，2000年至2002年，每年增發國債均為1500億元，2003年增發1400億元。截至2002年，我國用長期建設國債資金安排的國債項目總投資規模已達到6600億元。這些國債重點用於農林水利、交通通信、環境保護、城鄉電網改造、糧食倉庫、城市公用事業和西部大開發等方面。國債的發行，帶動了地方、部門、企業配套資金和銀行貸款等投資。通過國債項目的建設，成了許多想而限於財力未的、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對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大事，對國民經濟保持適度快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拉動作用。據統計，1998年以來增發國債分別拉動經濟增長1.38、1.44、1.81、1.66和1.8個百分點，帶動投資3.2萬億元，累計創造就業崗位750萬個。在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條件下，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平穩增長態勢，擴張性赤字財政政策功不可沒。從這個角度說，財政赤字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它能有效動員社會資源，積累龐大的社會資本，支持經濟體制改革，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實際上財政赤字是國家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目標，依靠國家堅實和穩定的國家信用調整和干預經濟，是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揮作用的一個表現。二、赤字財政政策的消極作用不可小視1.赤字財政政策並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葯。刺激投資，就是擴大生產能力。實行擴張性政策，有可能是用進一步加深未來的生產過剩的法來暫時減輕當前的生產過剩。因此，長期擴張積累的後果必然會導致更猛烈的經濟危機的暴發。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目前已經進入過熱狀態，其表現形式是投資過熱。目前全國有86條地鐵線正在施工或在計劃籌備中；全國手機年產能約為1.3億部(約為世界總需求的35%)，三年後產能預計翻番；中國汽車產能三年後預計翻番；化纖產能三年後接近翻番，此外還有鋼鐵、水泥、港口等大批在建項目。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資源配置亦趨合理。但是資本市場仍存在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府幹預；二是資本項目不開放，導致過剩的資金在國內找不到出路，又不能去海外，最終資本投在不該投的地方，三是外資，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有些地方外資泛濫，有時甚至成災(如某些城市的房地產)。2.財政赤字可能增加政府債務負擔，引發財政危機。財政風險指財政不能提供足夠的財力致使國家機器的運轉遭受嚴重損害的可能性，當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時，輕者導致財政人不敷出，重者引起財政危機和政府信用的喪失。財政赤字規模存在著一個具有客觀性質的合理界限，如果赤字規模過大，會引發國家信用危機。對財政赤字風險性的評價，國際上通常用四個指標：一是財政赤字率，即赤字佔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過3%為警戒線；二是債務負擔率，即國債余額佔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過60%為警戒線；三是財政債務依存度，即當年國債發行額／(當年財政支出+當年到期國債還本付息)，一般以不超過30%為警戒線；四是國債償還率，即當年國債還本付息／當年財政支出，一般以不超過10%為警戒線。在我國，總體上暴發財政危機的可能性不大，但隨著國債規模擴大，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已經相當高，2002年財政赤字率為3.004%，達到國際公認警戒線3%，財政債務依存度為36.32%，超過國際警戒線上限6.32個百分點，國債償債率18.78%，超過國際警戒線上限8.78個百分點。政府還債壓力增大，財政運行面臨的風險度提高，一旦負擔超過一定限度，必然引發財政危機，造成財政風險。當前的國債運行正在步入借新債還舊債的高度債務時期，可用於國家建設性的債務支出比重逐步下降，而且投資經濟效益不佳，這就進一步弱化和降低了未來政府的償債能力。另外，從中央財政到地方財政，都存在大量「隱性赤字」。部分隱形債務構成潛在財政風險，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建設貸款，未納入預算的國務院有關部委以中國政府名義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外國政府借人的政府主權外債，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等金融機構虧空，糧食虧損掛賬和社會保障支付缺口等。按照世界銀行的估計，我國2002年隱形債務佔GDP的比重為50%至70%。這些盡管沒有被納入到政府債務中，但政府又必須承擔這一部分債務，所以可能造成支付缺口，從而可能對財政構成壓力和風險。3.赤字財政政策孕育著通貨膨脹的種子，可能誘發通貨膨脹。從某種程度上說，赤字財政與價格水平的膨脹性上升有著固定的關系。其原因並不難尋。在一個社會里，赤字財政導致貨幣需求總量增加，而現存的商品和勞務的供給量卻沒有以相同的比例增加，這必然要使經濟產生一種通貨膨脹缺口，引起價格水平提高。在財政赤字不引起貨幣供給量增加的情況下，赤字與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有直接關系。眾所周知，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是由總需求的增長引起的。在開放型經濟狀態下，總需求由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出口構成，這四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都會影響總需求的變動。如果赤字不斷增加，促使總需求增加，以至於總需求超過充分就業時所能達到的產出水平，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我國建國後三次通貨膨脹，即建國初期的第一次通貨膨脹，6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通貨膨脹，80年代的第三次通貨膨脹，這三次通貨膨脹雖然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但其發生都同大量的財政赤字緊密相連。目前，我國經濟已有過熱的苗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生產資料瓶頸」的出現和價格的上漲。去年以來，隨著投資的增長，我國鋼材、水泥、煤炭、化工產品的價格就開始攀升，並逐步在部分地區發生電力供應緊張。如果投資高漲的局面持續下去，「生產資料瓶頸」的問題會進一步惡化，導致生產資料價格的持續上漲，並最終體現到消費品價格中，導致通貨膨脹。再加上我國出口的增長也在加快，國際上存在著「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外匯流人在增加，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增加，這時若投資持續高增長，引起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更容易引發通貨膨脹。三、赤字財政政策不宜長期使用政府通過發行國債擴大政府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中長期仍應以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為宜。赤字財政政策作為市場失靈時政府對市場的補救，只能作為啟動力量來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資帶動社會力量、民間力量，從而恢復市場活力。如果超過啟動力量的定位，變成政府代替市場，則有可能事與願違，產生擠出效應。美國的赤字財政政策本是應對大危機的短期政策，但政府卻不自覺的使之長期化，給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危害，足以作為我們的前車之鑒。我國與美國相比，有許多劣勢決定了我國長期實行赤字財政政策的負面影響會更大。首先，我國目前所處環境與當時的美國不同，當前經濟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世界經濟動盪不安，國家失去債務償還能力，由此帶來的金融崩潰危險對發展中國家一直是忽隱忽現的陰影。作為通貨，美元赤字使美國在國際經濟中漁利，而我國只有保持充足的財力才能抵禦各種可能的國際風險。其次，我國的經濟實力遠遠落後於美國，許多配套政策措施的運行和操作尚不成熟和完善，面對赤字財政可能帶來的危害，缺乏應變能力。經濟資源的有限性也決定了擴張性赤字財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這是因為赤字財政政策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目前我國儲蓄率高於投資率，銀行資金存大於貸，財政用發債方式籌集適量資金，專項用於基建，可直接增加社會需求，使閑置資金得到充分利用，國民收入增加。但閑置資源畢竟有限，長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超過經濟承受能力，會導致經濟過熱，引起通貨膨脹。所以，當前運用擴張性赤字財政政策加快基本設施建設，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採取的一種暫時性的財政政策。從中長期看，仍然要堅持財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則，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因為財政存在大量的赤字，無論對財政本身的運作，還是對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都是不利的，特別是在赤字長期化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從長期來看，赤字財政是今天花明天的錢，這一代人花下一代人的錢。在國民經濟中，儲蓄由私人儲蓄和政府儲蓄(財政盈餘)組成。財政赤字是負儲蓄，會減少儲蓄。長期經濟增長要依靠投資，投資來自儲蓄。今天的赤字支出減少了明天的儲蓄，從而不利於長期經濟增長。還應該注意的是，赤字籌資的錢一定要用於有利於長期增長的項目。如果把這些錢用於錯誤的投資，財政支出就會成為浪費，結果是付出了代價又無所收益。在社會需求低迷的情況下，興建鐵路、機場、港口等公共基礎設施是適當的，它既能增加有效需求，又能增加長期供給。但從長期看，也不能持續不斷地採取興建大型工程的法，特別是不宜把建設周期過長的公共工程作為穩定政策的工具，一是公共工程的刺激效應或乘數作用會呈現遞減趨勢，待公共工程一旦飽和時，則只有刺激需求效應，而增加供給的效應即將消失。二是當需要轉入緊縮時，公共工程要麼繼續，則發揮不了收縮作用；要麼停工，則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浪費和損失。因此，採取赤字財政政策必須審時度勢，十分謹慎，要為將來的政策調整留下空間和餘地。在政策導向上不應再鼓勵地方政府和各個部門擴大投資、多上項目；同時，要選擇好政府投資的項目，避免形成新的重復建設。如果政府投資項目選擇不當，雖然作為固定資產投資會增加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並對投資品的生產起到一定的拉動作用，但對於今後的繼續發展或者作用不大，或者成為一堆無用的廢物。考慮到目前的經濟狀況，可以適當減少「需求乘數」較高的政府投資，增加在公共衛生、農村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與此同時必須在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上做文章，在財政支出項目上必須進行科學論證，減少目前很多項目缺乏長遠規劃、盲目投資的現象；在財政支出過程中應建立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增加支出的透明度，杜絕挪用、貪污財政資金現象；正確處理總量擴張與結構調整的關系，適當轉變政府財政投資方向，在堅持基礎設施投資為主的同時，加大對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和新型高科技產業的投資，推動產業結構向合理化、高級化方向演變，加快國有經濟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四、結論財政赤字是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對刺激短期內需有著積極作用。財政赤字預算只能是短期應對之策，不能作為一項長期政策連續使用。赤字財政政策的運用必須為以後的財政政策留下宏觀調控的空間。長期過度使用赤字財政政策必然會導致龐大的赤字和債務規模，給經濟造成危害。從長期看，財政收支平衡應是我國財政政策的立足點和發展方向。參考文獻：[1]陳共，呂忠澤.美國財政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2]劉京煥.適度國債規模研究[J]。財經研究，2002，(5)。[3]戴園晨.對財政赤字是非好壞的評價

㈣ 如何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改革開放凡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即使是對中國再有成見的人，也都承認是鐵的事實。從世界經濟史看，中國這樣長時期的、持續的、快速的經濟發展，都是罕見的。據筆者看來，主要的原因是： 一、中國的經濟稟賦和發展階段的原因。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的稟賦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人口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資金、資源相對非常短缺。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處於農業社會和工業化的初始階段。這從當時的靜態來看確實是一個讓人失望的判斷，但對動態的經濟發展是個非常好的情況。因為巨大的人口基礎可以提供潛力巨大的社會需求，無限供給的低成本勞動力可以有效吸引外來資金、資源的組合，工業化的起步和發展可以迅速地、有效地迅速提高社會供給。從國際經驗看，幾乎所有經濟體的工業化起步到基本完成階段的經濟發展速度都是最快的。 釋義：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經濟就象是個七、八歲的孩子，雖然個子很小，但是能吃飯，精神頭足，只要營養跟得上，不要折騰他，長個子的速度比成年人會快得多。 二、中國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的原因。簡單地說，中國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是動員式的，高度中央集權，地方服從中央。毋庸置疑，這樣的體制機制會有很多的、嚴重的問題，但在工業化起步到基本完成階段是非常有效的。中央制定基本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到地方能夠得到基本切實、有效的執行，在這過程中遇到的偏差、困難和問題也能夠基本及時地得到應對和處理。從這三十多年的歷史看，雖然個別時候出現反復、錯誤，但推動經濟發展的總體路子還是大致對頭的。 釋義：企業發展處於起飛階段時，其實集權的管理是最有效的。就象當前的福特，大小決策出於老福特一人，似乎不太符合管理學的原理，但是在很長階段內福特發展得非常快、非常好。正如當前許多家族式的中國民營企業。 主要的原因是，這樣有利於快速制定正確的戰略，並擺脫各類掣肘和約束，有效地付諸實施。 三、中國的民族文化和性格的原因。中國自唐宋以來，一個基本的國情就是人多飯少，生活不易。從民族文化和性格的角度，除了中國獨特的「士」這個階層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較為超脫的精神追求之外，多數普通中國人形成了務實、勤奮、節儉的特點。這個特點，非常有利於通過以追求和實現利益為導向，把多數中國人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調動起來。 釋義：文化其實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遠超多數人想像。筆者認為，美國與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家在發展初期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人口狀況、資源稟賦也差不多，可以說是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後來之所以分化很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教文化主導和天主教文化主導的綜合影響。中國人的文化特徵，其實非常適合發展市場經濟。 四、國際經濟發展階段和格局的原因。或許是對數百年來多災多難中國人的眷顧，改革開放以來這三十多年國際環境也非常適合中國作為後起國家加快發展。首先，沒有對中國和平構成實質性阻礙和影響的戰爭或威脅。其次，主要發達國家當時都已經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向後工業化和發展現代服務業轉變，具有進行國際產業轉移的動機和條件，而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低資源環境成本和迅速壯大的市場在承接轉移中具有強大優勢，並且中國的體制機制又成功地把這種優勢發揮了出來，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收益者，有力加快了工業化進程。 五、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結構的原因。宏觀再有利，經濟的發展仍需要具體的微觀主體去推動。中國有兩個有利因素。一是地方政府。從經濟學的眼光看，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企業化的特徵非常明顯，發展經濟、增加稅收的沖動很強，這雖然會造成很多問題，但客觀上有利於發揮各地比較優勢，完善市場化的環境，促進資本形成。二是國有企業。建國初期，中國建立的眾多的大小國企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產業體系，同時也造就了具有一定基礎的產業工人隊伍。這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發展自身的現代企業群體提供了難得的、良好的產業基礎。現在許多著名的國有或民營大企業，都有當前國企歷史傳承的影子。

㈤ 怎樣看待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

現在，在國內外新的經濟環境背景下，我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下降的換擋期。經濟增速下降具有慣性，由此，經濟增長由過去經常沖出上限轉變為要守住下限，對下限的把握成為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那麼，在當前和未來5年左右的時段里，經濟增長的適度區間究竟應把握在什麼范圍呢？從現實國情出發，為了容易形成共識和容易在宏觀調控實踐中把握，一種選擇是以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經濟增長率和物價上漲率的預期目標為參照系。今年經濟增長率的預期目標為7.5%，可作為適度區間的下限。從實踐看，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率降到7.5%，有進一步下滑的危險，宏觀調控就實施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托住了底。關於適度區間的上限，可從物價上漲率把握，也可從經濟增長率把握，而二者一般是密切相關的。根據過去30多年的歷史數據計算，在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條件下，相對應的GDP增長率為8.93%；在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5%條件下，相對應的GDP增長率為9.13%；在居民消費價格漲幅4%條件下，相對應的GDP增長率為9.32%。借鑒這一歷史數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的預期目標為3.5%，相對應的GDP增長率大體為9%。因此，可以把GDP增長率9%作為適度區間的上限。

經濟增長的適度區間把握在7.5%—9%，表明我國經濟已從高速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其含義是：
第一，從世界范圍看，7.5%的經濟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仍然是較高的速度。
第二，從國內看，與過去30多年實際經濟增長趨勢曲線8%—12%區間相比，下限由8%下降到7.5%，下降0.5個百分點，上限由12%下降到9%，下降3個百分點。7.5%—9%的區間可稱為中高速增長區間。這體現了我們主動將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一些，使經濟發展更加註重轉方式和調結構，更加註重提高質量和效益，更加註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更加註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我國經濟增長剛剛從過去30多年經常沖到10%以上的高速路走下來，社會各方面（政府、企業、居民個人等）都要有一個適應過程。如果經濟增長率過快、過急地大幅度下降，不利於轉方式、調結構，不利於穩定市場預期。經濟增長先從高速轉入中高速，分階段地逐步下降是有利的。
第四，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正在向縱深發展，國內市場和需求的迴旋餘地很大，加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推動，充分釋放改革紅利，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轉變政府職能，我們有條件實現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㈥ 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是在那一段時期 具體時間 當時發展什麼行業的

1914到1918一戰期間，棉紡織工業。

㈦ 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觸底了嗎

近期，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三期疊加」之下的經濟探底引發各方持續關注。中國經濟何時觸底反彈？實現經濟平穩觸底並轉型需要解決哪些問題？下一個五年中國經濟該怎麼走？

中國經濟現在還有比較大的下行壓力，我們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的這個過程，現在還沒有結束。簡單地說，這個底還沒有探到，中高度增長的這個平衡點現在還沒有找到。我們要平穩地觸底，並轉入一個新的增長模式。

第一，要穩需求，重點實際上是要穩投資。當然這個穩的目的，並不是要把這些需求特別是投資重新拉回到過去那樣一個水平。重新回到高速增長的軌道已經不可能了。所以中國經濟從高投資、減速到最後觸底，它是要符合規律的，我們要順應那樣一個規律。之所以要穩，是我們要避免短期之內下滑得過快而帶來較大的沖擊，同時給我們的過剩產業調整和培育新的增長點爭取時間。

第二，要減產能。目前中國面臨的所謂通縮的問題，我們已經連續測試一個月，PPI的增長速度已經是負增長，最新的數值已經是負的，大概是百分之五點四。這種局面的出現並不是由於流動性不足，而是因為中國化工業形成了大量的過剩產能。我們最近大概做了一個測算，光煤炭、鋼鐵、鐵礦、石油、石化五個行業的PPI大概就達到負20%左右，佔到了整個工業PPI下降幅度的百分之七八十。從去年8月份以後，整個工業的利潤也是負增長，這五個行業也佔到工業利潤下降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所以，我們現在既要穩增長，更重要的是要穩效益，而要穩效益的話，就一定要減產。

第三，要培育新的增長點。新的增長點也不一定是新的、大的行業，基本上就是新的技術、新的業態、新的商業模式，以及怎麼把這些加快培育起來。

中國經濟下一步還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特別是實現2020年翻兩番的目標，但是速度本身是說不清楚的。我們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前提是速度要具有可持續性，一定是要有質量、有效益。我們過去基本上是根據速度來決定其他的質量，以後要把這個順序變過來，應該是先確定一些質量指標。所以順序要變一下，先定質量指標，能夠滿足這些質量指標的速度指標，才是可持續的，也是一個標準的指標。所以「十三五」期間，特別是當經濟觸底之後，下一步，我們是要爭取一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增長速度。

㈧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創造巨大財富積累了哪些矛盾與問題

1.分配不均。收入差距變大。
2.產業結構失衡，對外出口依賴度大。
3.對生態的破壞版，環境污染嚴重。權
4.能源浪費嚴重，產能嚴重過剩！
5.產業斷層，新興產業嚴重落後！
6.相關經濟法律法規沒跟上，市場內部混亂。
7.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國內消費市場沒發展起來。

㈨ 在中美貿易戰的復雜背景下,中國如何面對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挑戰和機遇

1、質量變革是主體

動力變革既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也是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的前提條件。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之所以突出強調動力變革，主要原因在於：一方面，在要素成本上升、環境問題嚴峻、經濟全球化不確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如果繼續沿用政府主導、要素投入、投資拉動的傳統增長模式，不僅無法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而且會使高產能、高庫存、高杠桿、高成本、低效率、低質量等結構性矛盾繼續累積，進一步加大經濟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在新j技術、新產品、新業態不斷出現、國際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新形式下，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要把自主創新作為第一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