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正確認識當今的世界經濟形勢
經濟全球化不僅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給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波動和政治不穩定。近年來，墨西哥、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的金融危機及其政治動盪，就是有力的佐證。其代價之慘痛、教訓之深刻，足當引以為鑒。經濟全球化已經叩開中國的大門，在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之同時，也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產生了威脅和影響。我們必須正視挑戰，探索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發展的規律和對策。
一、經濟全球化對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世界交往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作為一種客觀的自然歷史進程，不斷地表現出日益「超越民族國家」的特性。但在實踐中資本主義主導了經濟全球化，試圖按照其面目改造整個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資本主義化」。這種雙重性質決定了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同時具有推動與阻礙的雙重影響。它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沖擊，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挑戰。其格局總起來看是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是挑戰大於機遇。這不僅體現在它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挑戰上，更集中地體現在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挑戰上。
首先，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挑戰，直接地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其次，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脅。
第三，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提出了挑戰。
第四，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使政治改革過程面臨更大的困難、矛盾和風險，孕育新的政治不穩定因素。
第五，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國文化與思想觀念沖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政治不穩定
總之，經濟全球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聯系成為一個整體，由於存在著「蝴蝶效應」，國際社會任何一個微小的波動都可能帶來中國社會的經濟波動與政治不穩定。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客觀事實。
二、經濟全球化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方式和特點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是一種全方位的影響，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現方式和特點。
從經濟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和政治穩定。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世界市場的全球化，世界市場按照自由競爭原則，自發地調節各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關系。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通過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鏈接，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國際經濟政治的風險、矛盾和危機，直接引導到中國社會中來，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穩定發展。其表現有二，一是直接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發展狀況，主要是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經濟結構的穩定。二是通過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來影響政治穩定發展。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的這些因素同時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轉化，形成一種綜合影響力，貫穿在我國經濟政治發展進程之中。因此，市場機制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從政治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政府宏觀控制和對話協商機制來實現各國政治穩定與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各種跨國公司和企業根據自由競爭原則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圍內爭權逐利，導致了國際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泛濫，卻不對各國社會的政治穩定負責。因此，維護世界經濟秩序和各國社會政治穩定的職責，仍然需要各國政府承擔，通過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使市場起到基礎性配置全球性資源的作用。但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打著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張通過「自由民主市場模式」，鼓吹和採取政府管制經濟自由化政策，來消融中國政府管制經濟機制，制約我國政府管理行為過程，直接影響我國的政策穩定和政局穩定。此外，西方國家通過操縱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強調一切按照所謂的國際慣例和國際法辦事，甚至奉行單邊主義，把本國法律凌駕於國際關系准則之上，企圖迫使中國就範。這種不正當干預我國經濟政治事務的「合法」手段，對我國政治穩定的隱性影響更大更深。可見，政府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是全球化條件下維護政治穩定的關鍵。
從文化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國際大眾文化傳播媒介及其滲透整合機制，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我國公眾的政治思想穩定和民心穩定。經濟全球化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僅給我們帶來了西方的物質文明，也帶來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對我國公眾社會政治心理的穩定狀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但世界主要大眾傳播工具卻被西方發達國家支配著，少數全球性傳媒公司壟斷著全球信息的發布權和控制權，這實際上使我國公眾處在一種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之中。發達國家藉此推行文化霸權主義，推銷「西方價值」，妖魔化中國等活動，這對我國社會公眾的思想統一和心理穩定，產生和形成了無形的滲透影響和強大的輿論壓力。
從社會方面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體化，也是影響我國社會政治不穩定的方式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通過各種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國人民形成了越來越密切的經濟與社會聯系，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已經十分普遍地擴大了，我國社會公眾生活方式也呈現出不斷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趨向。由於中國與各國之間存在一定的經濟與文化差距，人們在融入全球一體化的社會生活過程中，產生了這樣那樣的不適應性，造成各種各樣的矛盾和不穩定因素，從而有可能產生和加劇我國社會政治的不穩定狀況。
當前，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穩定發展的影響，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在影響的方向上是國際國內雙向互動。第二，在影響的內容上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交叉滲透、相互轉化和全面擴展的一體化發展態勢。第三，在影響的機制上是結構—功能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第四，在影響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並存。第五，在影響的趨勢上是政治穩定與政治不穩定交替發展。我們以新的姿態推進改革、擴大開放，保證持續穩定發展是回應經濟全球化帶來各種不穩定挑戰的必然選擇。這是一種「沖擊—回應」互動關系，其運動軌跡和結果總的說來就是一種「不穩定—穩定—不穩定」、不斷循環發展以至無窮的過程。
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對策選擇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如何實現和維護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我們提出以下的對策選擇。
一是不斷解放思想，實現觀念更新，這是我們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條件。當前，必須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與高度，重新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穩定及其意義。
二是不斷適應形勢發展的變化，及時進行社會政治穩定的政策調整，這是我們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關鍵。
三是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堅定不移地走制度創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新型體制，是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首先，堅持走制度創新全面發展的新道路，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這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其次，必須以「三個代表」為指導，加快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時抓住當前世界發展的有利時機，爭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體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紐帶，不斷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動力。不斷地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及其政治文明，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體系，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巨大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再次，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線，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為我國社會主義的穩定發展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積極全面參與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動國際經濟政治制度的創新發展，創造世界各國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贏的發展新格局，推動人類文明的和諧與進步，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根本方向。
② 強勁的經濟增長通過什麼機制促進政治穩定
這個是在曼昆的宏觀經濟學中學的政府能夠以多種方式影響經濟的增長率：一，鼓勵儲蓄和投資。如果經濟今天生產了大量新資本品，那麼，明天它就擁有大量資本存量，並能生產的物品與勞務。因此，提高未來生產率的一種方法是把的現期資源用於資本的生產。不過，根據收益遞減原理，在長期中，高儲蓄率引起高水平的生產率和收入，但在這些變數中並沒有高增長。不過在短期中，提供儲蓄率可以在幾十年中引起想當高的增長。二，來自國外的投資是已過增長的一種方法。機試來自這種投資的一部分收益要流回到國外所有者中，這種投資也增加了一國的資本存量，這就提高了生產率和工資。此外來自外國的投資也是窮國學習富國開發並運用先進技術的一種方式三，促進教育，即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特別重要，因為人力資本帶來正外部性。例如，一個受教育的人會產生一些有關如何最好的生產物品與勞務的思想。如果這些新思想進入社會的知識寶庫，從而每個人都可以利用，那麼這張思想就是交易的外部收益，而且遠遠大於個人的收益。不過，窮國還面臨著人才外流的問題。人才外流會進一步減少窮國的人力資本存量。四，維護產權和政治穩定。如果一家鐵礦公司預計鐵礦會被偷走時，它就不會努力開采鐵礦。對產權的一個威脅就是政治的不穩定性。當革命和政變很普遍時，產權在未來能否得到尊重就很值得懷疑。外國人也很少有在該國投資的激勵了。因此，經濟繁榮部分取決於政治繁榮。五，允許自由交易。不過，為了支持本國企業的一些發展，許多貿易都實施了納稅。六，促進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政府政策鼓勵研究的另一種方式是通過專利制度。通過允許發明者從他的發明中獲得利潤——盡管只是暫時的，專利制度提高了個人和企業從事研究的激勵七，控制人口增長。人多就意味著生產物品和勞務的工人多，也意味著的人消費這些物品與勞務。人口增長會引起自然資源緊張，還淡化了資本存量。不過世界人口增長一直是技術進步和經濟繁榮的發動機。人口多是技術進步的前提。所以，人口的增長具有兩面性。
③ 都說政治和經濟發展相輔相成，日本的政治如此不穩定，對經濟的影響看上去不那麼大啊
相輔相成是宏觀上的變化相關性，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日本政內治不穩定相對於其同容等其餘條件時政治穩定的情況，經濟是較弱的。在大方向上如此解釋。
而至於影響的程度有多大，則要看區域和行業對於政治波動的敏感度如何，如果各項制度較為健全，政治上表面的波動不會對這些既定的法律條理規章制度等東西有很大或者很快的影響，因此政治波動對於經濟的影響遠沒有海嘯來的劇烈~
④ 影響中國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內部：新疆問題，西藏問題，台灣問題，社會貧富問題外部：各國反華勢力。其實這些問題不會很嚴重。中國政治安定，發展迅速，是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
⑤ 影響發展中國家政局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一、政治穩定的界定和實質
在西方政治學理論界, 研究政治穩定問題的權威當數西方保守主義政治學的代表人物亨廷頓, 他在20 世紀60 年代末出版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政治穩定理論。而我國政治學界對政治穩定理論的系統研究起步較晚, 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者們才逐漸從政治學的角度運用政治穩定這一概念來分析政治現實。特別是在經歷了1989 年國內政治
風波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歷史事件以後, 國內對政治穩定的研究具有了更迫切的現實意義。
對於如何界定政治穩定, 以下的幾種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一種觀點認為, 政治穩定主要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秩序性和繼承性。秩序性就是指沒有發生暴力、壓抑或體系的解體。繼承性指的是沒有發生政治體系關鍵要素的改變、政治演進的中斷、主要社會力的消失, 以及導致政治體系根本變動的政治運動。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正是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他主要是從政治穩定的反面解釋秩序型和繼承性。第二種觀點認為: 「政治穩定是指面臨社會環境系統種種變化和壓力的政治體系, 在內外一系列調整機制的調節下, 維系其存在狀態和發展過程的有機統一的結構功能有序性。」第三種觀點認為,政治穩定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政治體系中各個部分、各個層次之間保持相對協調和平衡, 社會呈現出一種有序的運作和發展狀態。第四種觀點認為,政治穩定是一個多重意義上的綜合概念,包括國家根本制度的穩固,國家大政方針上的相對連續性、一貫性, 利益群體之間無根本性沖突和明顯對抗,社會生活、社會治安正常有序;政治體系在運轉過程
中能保證政令暢通, 政治信息的反饋比較及時、准確,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政治認同程度較高。
上述觀點是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政治穩定內涵的界定, 有的著重於政治穩定的本質分析, 有的著重於社會環境與政治系統的相互關系, 有的著重於特定時期政治穩定的特性的分析等。筆者認為政治穩定的內涵應當包括: (1) 政治系統的連續性。主要是指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權性質沒有發生質的變化, 國家政治系統正常運轉, 政治過程按照既定的程序不間斷地進行。(2) 國家政治生活的秩序性。指的是政治系統在運行過程中所呈現出的有序性, 即社會政治發展的有序狀態,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它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社會政治生活的秩序性、政府更迭的連續性的統一,即統一於社會的有序發展。(3)政治局勢的可控性。主要是指國家的權力主體( 主要是政府) 能夠完全或基本控制國家政治局勢, 能夠把社會沖突控制在其所允許的范圍內, 使其不至於釀成嚴重危害社會政治穩定的後果。(4) 社會政治心理的穩定性。主要是指政治穩定作為政治系統運行的一種表現形態,還需要公民形成較為一致的政治共識、政治認同感和支持感,在
社會經濟政治發生變革的時候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社會政治心理因素。
上述各層次的政治穩定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個層次發生不平衡, 都會影響其他層次的平衡。只有具備並保持了上述各個層次的穩定性的社會, 才可以被認為是政治穩定的社會。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 影響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有社會利益分配、政治腐敗、政黨建設和政治參與等。
二、利益分配和社會分層與政治穩定
在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 往往伴隨著利益分配不均和貧富差距拉大等現象。以中國為例, 20 多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已走完從平均主義、「大鍋飯」到貧富差距加大這一段漫長的路程, 收入分配的平均主義也已被打破得相當徹底。據統計, 以國際通用的五等分法為工具, 把社會上20% 的高收入戶與20% 的低收入戶的人均收入作比較, 1995 年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為3 倍,而在1978 年差距是1.8 倍; 農村居民的貧富差距在1978 年是2.9 倍, 到1995 年上升為6 倍。中73國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一直是收入水平懸殊的兩大社會群體。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呈擴大態勢,以人口加權平均計, 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是5 倍, 到1996 年, 這種城鄉之間平均貧富差距為5.5 倍[5]。中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反映了致富機會方面的差距, 而最大的不公平是由於資源的分配、佔有及使用不公。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期, 由於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在進行資源配置, 導致腐敗現象叢生, 權力尋租活動猖獗。而與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相對應的則是社會分層的變化, 中國社會的人群中已經形成高收入者群體和低收入者群體。
收入分配的一定差距有利於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 但差距過大或者說兩極分化, 則又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低收入者面對一小部分非常富裕的高收入者, 必然會對現行的社會經濟狀態產生不滿和抵觸, 並期望通過某種制度變遷得到徹底的改變。在制度變遷呈剛性狀態的情況下, 更大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當然會導致各種不穩定事件, 如社會動亂、利益集團對抗、群體暴力、非法侵權等。
這種利益分配不公、貧富差距以及社會分層拉大對發展中國家維護政治穩定無疑是不利的,要想維護國家的政治穩定就必須遏制利益分配的不公, 調控過大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層。本文認為, 主要可以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快經濟發展, 盡可能地增加社會總財富。二是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整頓不合理收入, 努力減少體制方面的分配不公。三是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保障制度, 擴大就業, 千方百計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四是完善個人所得累進稅、遺產繼承等制度,利用法律手段調節過高收入, 縮小貧富差距。
三、反腐倡廉與政治穩定
在現代化浪潮中的追趕型後發國家需要一個權威、廉潔、高效的政府來領導和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但是由於歷史和制度上落後和不完善的原因, 這類國家往往又是政治腐敗的易發和多發國家, 能否卓有成效地開展反腐敗斗爭, 搞好廉潔建設, 是關繫到後發追趕型發展中國家能否保持政治穩定的重大課題。
現代化建設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領導, 一項政治決策從提出到討論、決定、執行和修正, 必須有程序和規范, 明確政治結構在決策時的階段性功能。政府機制的互相配套和相互協調,能夠有效地排除政治體系中不穩定因素的產生, 從而促進政治體系的正常運轉。社會政治穩定與政府控制社會能力的強弱有關, 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是導致社會政治不穩定的一大原因。強化政府功能是政治穩定的保障, 而這種政府能力的強化有賴於政治權威的鞏固和公民政治認同的加強。在發展中國家裡建立這種政治權威, 不僅要求以傳統習慣和個人魅力為合法性基礎的傳統政治權威向以理性和法律為合法性基礎的現代政治權威轉變, 而且要求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建立起
廉潔高效的政治形象, 培養國民的政治認同和政治情感。只有這樣, 政府的動員和貫徹能力才能提高, 政治秩序才能夠走上穩定發展的道路。
四、政黨建設和政治穩定
在現代政治過程中, 政黨具有建設和維系現代政治制度的功能, 政黨有利於緩和階級和集團之間的矛盾沖突, 有利於維護政治穩定。因此, 建立一個強大的政黨制度是謀求政治穩定的重要保障。「到目前和預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發展中國家, 莫不是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政黨組織能夠擔負建設現代政治制度的重任, 政黨是組織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制度性機構, 它不僅能夠有效地把社會分化出來的各種社會力量或社會團體吸收並同化於政治系統, 而且還可以產生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正因為如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強化多黨制或兩黨制來維持政治穩定, 而亞非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以強化民族主義的一黨制來維持政治穩定, 社會主義國家則以加強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政黨體制來實現這一目的。
在亨廷頓看來, 一個現代化過程中政治體系的穩定, 取決於其政黨的力量, 而衡量一個政黨是否強大、是否有力的標准主要有三個: 首先, 「一個強大的政黨能使群眾的支持制度化。政黨的力量反映了大眾支持的范圍和制度化水平。」「表現政黨力量的第二個方面是組織的復雜性與深度,特別表現在政黨與社會經濟組織如工會和農協聯繫上。」「政黨力量的第三個方面是: 政治積極分子和權力追求者與政黨認同的程度以及他們視政黨是實現其他目的手段的程度。」 由亨廷頓的闡述, 發展中國家加強政黨建設, 維護政治穩定, 必須從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 加強組織建設,
爭取大眾的支持並將這種支持組織化、制度化。其次, 加強與社會其他力量集團的聯系和整合, 使這些力量集團成為政黨的支持性組織, 進一步發揮政黨對工人和農民的號召力。最後, 強調政黨的忠誠和內聚力, 吸納更多的社會積極分子和優秀分子。
五、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
現代社會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 可為公民或利益集團表達自己的要求和願望、促使政治維護自己的利益等方面提供正常的、合法的、多樣的、寬闊的渠道, 這無疑可為社會的政治穩定提供保障條件。首先, 政治參與滿足了公民日益強烈的參與政治生活的願望, 增強公民的主人翁責任感,促進公民對社會制度及其政治權威的認同, 有利於政府的正確決策並及時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或問題。其次, 政治參與本身是一種廣泛而有力的社會監督, 這有利於克服各種政治機構的官僚主義,扼制政治腐敗現象的滋長。政治參與在總體上和長遠上來看是能夠促進政府所希望的社會政治穩定的, 是有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的。而且, 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減壓閥」和「穩定器」。如果
政治民主化改革滯後, 不能給人們提供合法正當的政治參與渠道, 反而給予壓抑和堵塞的話, 只能導致社會矛盾的積聚, 不穩定因素如同火山口下內應力的積聚, 有可能因偶發事件而爆發, 直接危害政治穩定。
但是政治民主化改革超前, 政治參與過度, 也會導致政局失控, 政府權威喪失, 社會動盪混亂,從而嚴重破壞社會政治穩定。亨廷頓指出, 伴隨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 人們對政治參與的需要必將加強, 但是政治參與必須與政治制度化建設相適應, 如果在這種政治參與迅速擴大的同時, 該社會政治制度化水平並未相應提高, 就會造成政治動亂。他認為, 20 世紀50～60 年代, 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普遍的政治動盪, 其原因恰恰就在於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擴張過快, 政治體系的制度化建設卻並沒有相應發展, 結果使得政治體系不具有組織和疏導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的機制和能力。這種政治參與和政治體系制度化的比例失調是造成政治動亂的根本原因。
而對於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 現階段的政治參與即民主化進程還需要面對一個基本的問題: 作為後發國家, 當前的中心任務仍然在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這是由當今激烈競爭的國際環境決定的。政治發展的近期目標仍然是為經濟發展開辟道路。它不僅需要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 而且更加需要一個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從一般意義上說,政治發展具有民主和穩定兩大目標, 但因不同的時空條件, 在目標設計上應有輕重緩急。
⑥ 怎麼認識世界經濟形勢對世界戰略格局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不僅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給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波動和政治不穩定。近年來，墨西哥、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的金融危機及其政治動盪，就是有力的佐證。其代價之慘痛、教訓之深刻，足當引以為鑒。經濟全球化已經叩開中國的大門，在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之同時，也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產生了威脅和影響。我們必須正視挑戰，探索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發展的規律和對策。 一、經濟全球化對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世界交往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作為一種客觀的自然歷史進程，不斷地表現出日益「超越民族國家」的特性。但在實踐中資本主義主導了經濟全球化，試圖按照其面目改造整個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資本主義化」。這種雙重性質決定了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同時具有推動與阻礙的雙重影響。它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沖擊，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挑戰。其格局總起來看是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是挑戰大於機遇。這不僅體現在它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挑戰上，更集中地體現在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挑戰上。 首先，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挑戰，直接地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其次，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脅。 第三，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提出了挑戰。 第四，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使政治改革過程面臨更大的困難、矛盾和風險，孕育新的政治不穩定因素。 第五，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國文化與思想觀念沖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政治不穩定 總之，經濟全球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聯系成為一個整體，由於存在著「蝴蝶效應」，國際社會任何一個微小的波動都可能帶來中國社會的經濟波動與政治不穩定。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客觀事實。 二、經濟全球化影響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方式和特點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影響，是一種全方位的影響，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現方式和特點。 從經濟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和政治穩定。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世界市場的全球化，世界市場按照自由競爭原則，自發地調節各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關系。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正在通過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鏈接，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國際經濟政治的風險、矛盾和危機，直接引導到中國社會中來，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穩定發展。其表現有二，一是直接影響我國的經濟穩定發展狀況，主要是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經濟結構的穩定。二是通過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來影響政治穩定發展。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的這些因素同時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轉化，形成一種綜合影響力，貫穿在我國經濟政治發展進程之中。因此，市場機制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從政治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政府宏觀控制和對話協商機制來實現各國政治穩定與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各種跨國公司和企業根據自由競爭原則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圍內爭權逐利，導致了國際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泛濫，卻不對各國社會的政治穩定負責。因此，維護世界經濟秩序和各國社會政治穩定的職責，仍然需要各國政府承擔，通過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使市場起到基礎性配置全球性資源的作用。但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打著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張通過「自由民主市場模式」，鼓吹和採取政府管制經濟自由化政策，來消融中國政府管制經濟機制，制約我國政府管理行為過程，直接影響我國的政策穩定和政局穩定。此外，西方國家通過操縱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強調一切按照所謂的國際慣例和國際法辦事，甚至奉行單邊主義，把本國法律凌駕於國際關系准則之上，企圖迫使中國就範。這種不正當干預我國經濟政治事務的「合法」手段，對我國政治穩定的隱性影響更大更深。可見，政府宏觀調控、協商對話和國際合作是全球化條件下維護政治穩定的關鍵。 從文化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主要通過國際大眾文化傳播媒介及其滲透整合機制，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我國公眾的政治思想穩定和民心穩定。經濟全球化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僅給我們帶來了西方的物質文明，也帶來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對我國公眾社會政治心理的穩定狀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但世界主要大眾傳播工具卻被西方發達國家支配著，少數全球性傳媒公司壟斷著全球信息的發布權和控制權，這實際上使我國公眾處在一種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之中。發達國家藉此推行文化霸權主義，推銷「西方價值」，妖魔化中國等活動，這對我國社會公眾的思想統一和心理穩定，產生和形成了無形的滲透影響和強大的輿論壓力。 從社會方面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體化，也是影響我國社會政治不穩定的方式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通過各種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國人民形成了越來越密切的經濟與社會聯系，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已經十分普遍地擴大了，我國社會公眾生活方式也呈現出不斷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趨向。由於中國與各國之間存在一定的經濟與文化差距，人們在融入全球一體化的社會生活過程中，產生了這樣那樣的不適應性，造成各種各樣的矛盾和不穩定因素，從而有可能產生和加劇我國社會政治的不穩定狀況。 當前，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穩定發展的影響，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在影響的方向上是國際國內雙向互動。第二，在影響的內容上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交叉滲透、相互轉化和全面擴展的一體化發展態勢。第三，在影響的機制上是結構—功能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第四，在影響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並存。第五，在影響的趨勢上是政治穩定與政治不穩定交替發展。我們以新的姿態推進改革、擴大開放，保證持續穩定發展是回應經濟全球化帶來各種不穩定挑戰的必然選擇。這是一種「沖擊—回應」互動關系，其運動軌跡和結果總的說來就是一種「不穩定—穩定—不穩定」、不斷循環發展以至無窮的過程。 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對策選擇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如何實現和維護中國社會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我們提出以下的對策選擇。 一是不斷解放思想，實現觀念更新，這是我們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條件。當前，必須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與高度，重新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穩定及其意義。 二是不斷適應形勢發展的變化，及時進行社會政治穩定的政策調整，這是我們應對經濟全球化，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關鍵。 三是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堅定不移地走制度創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新型體制，是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首先，堅持走制度創新全面發展的新道路，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這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其次，必須以「三個代表」為指導，加快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時抓住當前世界發展的有利時機，爭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體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紐帶，不斷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動力。不斷地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及其政治文明，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體系，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發展的巨大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再次，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線，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為我國社會主義的穩定發展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積極全面參與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動國際經濟政治制度的創新發展，創造世界各國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贏的發展新格局，推動人類文明的和諧與進步，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穩定與發展的根本方向。
⑦ 影響中國政治穩定的政治因素有哪些 如何促進中國的政治發展,維護政治穩定
哲學：唯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
1）歷史解釋：政治背景｛國內｝政局，制度，體制，政策，階級，民族，外交，軍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環保。
2）政治解釋：A唯物辯證分析，矛盾分析法，國家｛國內｝初級階段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國外｝利益是國際關系的決定因素，資源、財富與權力的爭奪是永恆的主題，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
B個人政治權利與義務：選舉權，被選舉權，遊行示威，出版，結社，監督；服兵役，維護國家尊嚴與利益，維護憲法與法律。
⑧ 急需如何保持政治穩定
政治發展致使國家政治過程具有內在不穩定性.政治穩定不僅是一個國家統治階級治國安版邦的理權想目標,更是當代世界各國完成現代化歷史任務的前提務件.政治參與、財富分配、利益沖突等都是政治發展中影響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由於政治穩定是國家社會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促進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因此,維護政治穩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⑨ 政治穩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政治史國家行為，權利的規則化，就像你學習的時候不能有人打擾一樣，專經濟的發展如果屬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和一個有序的市場來支持經濟行為的話，經濟是不會發展的，這個題目寫論文都可以了。大概說來我覺得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 強力而有效的行政權力可以維護經濟市場的穩定性和公平性，保證經濟市場各行為主體公平公開，有序的進行活動
2 政治穩定，經濟市場受到的外來的活著內在的沖擊會減少，市場抗沖擊能力也會有保障（98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子）
3 政治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保證國家社會的秩序與安全。經濟發展是社會進步國家強大的一個重要推動，因此更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的保護，因為政策的變動和導向作用對經濟有著重要影響
⑩ 如何理解政治參與與政治穩定的關系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