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急求十個清末時期到民國時期文化名人 的事跡!最好具體一點!注意是文化名人!有教育意義的!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是我國近代享有國際盛譽的著名學者。1903年起，任通州、蘇州等地師范學堂教習，講授哲學、心理學、邏輯學，著有《靜安文集》。1907年起，任學部圖書局編輯，從事中國戲曲史和詞曲的研究，著有《曲錄》、《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開創了研究戲曲史的風氣，對當時文藝界頗有影響，辛亥革命後以清室遺老自居。至老，王國維也沒有剪掉作為時代象徵的辮子。1913年起轉治經史之學，專攻古文字學、古器物學、古史地學，先後致力於歷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西北地理、殷周秦漢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釋研究，還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註疏工作。他治史嚴謹，考證精湛，信而有徵，不囿成見，主張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史料，多能發前人所未發，對史學界有開一代學風的影響。1923年春，當時溥儀小朝廷要選海內碩學之士，王國維經升允推薦，到北京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馮玉祥「逼宮」事件發生，王國維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胡適、顧頡剛等人邀約他出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而不就，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時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頤和園投水自盡，給中國知識界留下了深深的顫栗和遺憾，也給後人留下了難解之謎。當時的一些清朝遺老把王國維比作屈原懷忠而自沉汨羅。《清史稿》還為他立了個「忠義傳」。一向苛以譽人的魯迅先生認為「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熱風·不懂的音譯》）。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
魯迅，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樹人，號豫才。浙江紹興人。七歲開始讀書，十二歲從壽鏡吾老先生就讀於三味書屋。十三歲那年家裡發生一場很大的變故，經濟狀況漸入困頓，接著父親一病不起，使他飽嘗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見世人的真面目」。1898年離開故鄉考進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後又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1902年初畢業後被選派赴日留學，先是學醫，後為改變國民精神，棄醫從文。1909年8月回國。辛亥革命後應蔡元培之邀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供職，後又隨部遷住到北平。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正式開始了輝煌的創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繼出版短篇小說集《吶喊》和《彷徨》等。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其思想產生了飛躍，由此進化論思想為主導，轉向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思想為主導。1930年3月「左聯」成立時，被推薦為常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的主將。後十年的雜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槍，充滿了唯物辨證的精神。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等專集中。1936年10月19日病逝於上海。毛澤東認為：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筆名主要有過哀時客、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國之少年等。廣東新會人。他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他的一生，經歷了晚清與民國兩個時期；他的業績，並包了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
梁啟超出生於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自幼聰穎，四歲開始學習四書五經，九歲即能寫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1890年，他十七歲時拜康有為為師，從康學習四年，受康有為的影響，開始探索挽救祖國危亡的變法維新之術。1894年6月，他隨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次年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梁啟超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上書皇帝，要求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年七月，宣傳變法維新的第一個刊物《中外紀聞》在京創刊，梁啟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維新團體「強學會」成立，梁任書記，成為康有為進行維新活動的得力助手。
梁啟超的後半生與圖書館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16年，反對袁士凱稱帝的蔡鍔（字松坡）將軍病逝，梁啟超上書大總統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設立松坡圖書館呈》，請撥北海快雪堂設立圖書館。此議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圖書館成立，後廡奉祀蔡鍔及護國戰爭死難烈士，前楹設圖書館。為此，梁啟超作《松坡圖書館記》及《松坡圖書館勸捐啟》，號召社會各界關心該館藏書建設及資金籌備，"庶仗群力，共襄闕成"。短短時間內，松坡圖書館已經辦的頗有起色。
1925年5月，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北京成立，梁啟超出席並在會上作《演說辭》，備述"建設中國圖書館學"和"養成管理圖書館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具體任務：（一）、"把分類、編目兩專門組切實組織，……製成極綿密極利便的目錄，務使這種目錄不惟可以適用於全國，並可以適用於外國圖書館內中國書之部分。"（二）、"擇一個適當都市，建設一個大規模的圖書館，全國圖書館學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這是因為"一則財力不逮，二則人才不彀，與其貪多鶩廣，鬧得量多而質壞，不如聚精會神，不如將'一個'模範館先行辦好，不愁將來不會分枝發展。"(三)、"在這個模範圖書館內設一個圖書館專門學校，除教授現代圖書館學外，尤注重於'中國的圖書館學'之建設。"（四）、與私人藏書樓不同，這個圖書館"提倡不收費"，"許借書出外"。（五）、"另籌基金，編纂類書"。在本次會上，中華圖書館協會舉行董事會第一次會議，公選梁啟超為董事長。
1925年梁啟超兼任國立京師圖書館（館址在方家胡同）館長和北京圖書館（館址在北海慶霄樓）館長，至1927年6月卸任，秉館長職一年有餘。
從1925年起到1929年梁啟超病逝前，梁啟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做了大量實際工作，其中重點還在於"建設中國圖書館學"和"養成管理圖書館人才"兩件事項上。1925年12月20日梁啟超在至副館長李四光、圖書部長袁同禮的信中說："購書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為幾種專門雜志，最好能自第一號搜起，購一全份，例如《史學雜志》、《史林》、《支那學》、《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學雜志》、《東洋學藝》、《外交時報》等。"1926年4月14日至張元濟的信說："聞東方圖書館購取孟蘋蔣氏密韻樓之藏，神往無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見讓者，願為北京圖書館求分一臠，則南北學者，胥渥嘉惠，寧非盛事。"
在爭取圖書館辦公和購書經費方面，更讓梁啟超費盡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啟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禮："頗聞日人之東方文化會眈眈於方家舊籍，吾館似不能不乘此時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雲:"館中國寶甚多，仆屍館長之名，而未舉其實，萬一有疏虞，責將誰卸？半年以來為茲事寢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張東蓀信雲："此館誠為美庚款所辦，但款極有限，開辦費僅一百萬元，建築及購書在內（現所劃建築費僅六十萬元，實不成門面，餘三十五萬供購書費），無法敷分配，每月經常費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將自己十餘年來在永年保險公司所買保險單向北京通易信託公司押款，用以支撐經費周轉，半年之間，共墊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啟超因身體狀況，辭去館長職務。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
康有為(1858～1927)清末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後為保皇派首領。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進士。初年從簡鳳儀受傳統儒學。繼從朱次琦學，朱主「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力除漢、宋門戶之見,而歸宗於孔子。康有為受其影響，始覺「日埋古紙堆中,汨其靈明,因棄之」,「靜坐養心」。國家的危亡,現實的刺激，使他對舊學發生懷疑。1879年,接觸到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當時的改良思潮。後游香港,以為「西人治國有法度」。1882年,過上海,購讀各種西書譯本和報刊，開始向西方尋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內外篇》和《實理公法全書》，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學通議》，主張「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禮》，企圖揉合古今中西之學，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鑒於中法戰爭後「國勢日蹙」,形勢險惡,第一次上書光緒帝，指出日本「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粵後，受今文經學家廖平啟示，「明今學之正」。1890～1893年，在廣州、桂林聚徒講學,著有《長興學記》、《桂學答問》,主張「勉強為學，務在逆乎常緯。」運用今文經學講求變革，將《公羊傳》的「三統」說闡發為「改制」、「因革」的理論，「三世」說推演為「亂世」、「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會歷史的演變程序，認為只有變法，才能使中國富強，最後達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學偽經考》，謂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是新莽一朝之學，「非孔子之經」（見經今古文學）。用以推翻古文經學「述而不作」的舊說，打擊封建頑固派的「恪守祖訓」，為掃除變法維新的障礙准備理論條件。繼又編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次年，《馬關條約》簽訂時，他正在北京應會試。聽到與日本議和，割讓奉天沿邊及台灣一省的消息，震驚憤慨，於5月2日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發動「公車上書」,極陳時局憂危,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並在政治、經濟、文教等各個方面,提出了具體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綱領。會試榜發,康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書》中,再次闡述變法的理由和步驟,提出富國、養民、養士、練兵的自強雪恥之策。接著，又上「第四書」,正式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8月17日,創《萬國公報》,宣傳「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說為八月），與帝黨開明官僚文廷式、陳熾等創立強學會，改《萬國公報》為《中外紀聞》。隨後赴上海設強學會,創《強學報》,推動各地設立學會、報館、鼓吹變法維新。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康又趕赴北京，上書光緒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還向光緒帝提出不變法即將亡國的嚴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緒帝命王、大臣傳康有為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問話。康批駁了榮祿「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思想與李鴻章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講述了變法的必要性和具體措施。經翁同□奏報推薦，康有為上書統籌全局,請誓群臣以定國是,設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於北京成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根據翁同□、徐致靖、楊深秀等人建議,光緒帝於6月11日下詔明定國是，宣布變法。康有為亦於6月16日被光緒帝召見，深得倚重。康又將所撰《俄大彼得變法考》、《日本變政考》等進呈。在維新變法期間，康有為迭上奏摺，起草詔令，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議，與譚嗣同等全力策劃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模式改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見戊戌變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光緒帝支持下，聯合一部分帝黨官僚，雖然力排舊議，銳意維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勢力的極力反對，時時准備撲滅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為名,將康通緝。康有為由北京逃滬轉港,又離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國，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皇會，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後、榮祿、剛毅等頑固勢力為宗旨,成為保皇派首領。次年,義和團運動發生,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策動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軍「勤王」,雖言定在海外籌辦經費,卻遲遲不寄。自立軍因宗旨模糊,經費無著,旋即失敗。康亦再無作為。1901～1903年間,他在印度撰《大同書》、《中庸注》、《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諸書，闡述「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的改制說，反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1907年，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後正式定為「帝國憲政會」），成為推動清政府實施憲政的政治團體。辛亥革命成功後，康仍以為「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鼓吹「虛君共和」。1913年返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志，發表反對共和、保存國粹的言論，並任孔教會會長。1917年和張勛策劃溥儀復辟（見張勛復辟）,迅告失敗。晚年在上海辦天游學院,講授國學。康生平著作甚豐,有人統計,達一百三十九種。台灣蔣貴麟輯成《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少從俞樾學經史，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和《經世報》編輯，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1898年避往台灣，任《台北日報》記者。1899年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1902年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號召推翻滿清政府。旋迴國與蔡元培等共組中國教育會，設立愛國學社。1903年在《蘇報》上發表革命排滿文章，被捕入獄。1906年出獄後東渡日本，參加中國同盟會，主編《民報》。後與陶成章等重組光復會，任會長。辛亥革命上海光復後回國，宣傳「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宋教仁被刺後，參與反袁斗爭。1917年7月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1922年在上海組織聯省自治促進會，1924年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立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年病逝於蘇州。
嚴復（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復考入了家鄉的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為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回國後，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 他的譯著既區別與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於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於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這一行為在當時稱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為多受世人的指責。
鄭觀應(1842.7.24—1922.5)，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待鶴山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父親鄭文瑞是一個無功名的讀書人，在家鄉設帳授徒，並督促鄭觀應習帖括之學。咸豐八年（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游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次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後掌管洋行的絲樓，並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時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並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次年，受聘為該公司總理之職並兼管帳房、棧房等事，鄭觀應著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太古船運生意頗為紅火。鄭觀應同時還投資於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光緒六年（1880年），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國富為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於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並主張採用機器生產，加快工商業發展，鼓勵商民投資實業，鼓勵民辦開礦、造船、鐵路。對華洋商稅賦不平等的關稅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主張「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的保護性關稅政策。鄭觀應在《易言》中還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制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制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制。光緒四年（1878年），直隸總督李鴻章札委鄭觀應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八年（1882年），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後，正式脫離太古，接收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上任伊始，即擬「救弊大綱」十六條上呈李鴻章，從得人用人、職責相符、賞罰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並付諸實施。對外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價競爭，鄭觀應親與二洋行交涉簽訂了齊價合同。由於他的內外治理，輪船招商局的營業額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鴻章擢升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總辦。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柬埔寨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後不久，法國艦隊進攻台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台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台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葯。於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一案是由於中法戰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虧損，經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為，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營不善，鄭觀應只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後一案由於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余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於香港追索賠款。經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於外，父兄妻子怨於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惟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於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於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幅精力用於修訂重寫《易言》，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於殺青。《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於安的良葯。洋務干將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以後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葯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議會政治；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經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張大之。他認為「專制政體利於官，利於外人耳。利於官者，借壓力以剝削百姓；利於外人者，借官力以壓迫百姓。」竭力主張速行君主立憲，針對清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頑固和強硬態度，以及英國、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後的成效，鄭觀應憤憤說「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不亟行哉？噫！傎奕！」並主張賦予議會以「攬庶政之綱領」之權。為了君主立憲能順利推行，鄭觀應還提出了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內政改革，主張廣辦報紙，以使下隱可以上達，並對大小官員起輿論監督作用，以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主張改革官員選拔制度，官吏應由民選產生，淘汰冗員和年老讓賢。「延聘名師，廣開藝院」。認為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他說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在經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採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並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該書一出，朝野震動，各界人士紛紛爭閱，求書者絡繹不絕，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場考試也常以書中所談時務為題目。禮部尚書孫家鼐將該書推薦給光緒皇帝，光緒讀畢嘉嘆不已，詔命分發大臣閱讀。該書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後世，如康有為、孫中山即頗受該書影響，毛澤東年輕時也經常閱讀《盛世危言》。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鄭觀應蟄久思動，自請盛宣懷舉薦，由李鴻章委任為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負責購地建廠，填築碼頭。第二年李鴻章再度委任其為招商局幫辦，整頓經營不景氣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鄭觀應即與最大競爭對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簽齊價合同。並擬出《整頓招商局十條》，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並整頓條陳》十四條，內容涉及到開源節流及具體經營方略。十九年（1893年），鄭觀應微服尋視長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調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經營情況，後又巡視汕頭、廈門、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鄭觀應上書清廷說日本人將偷襲清軍，開戰後，又多次上書提請防備日本奸細、採取不準日本人使用電報密碼等措施，報告日軍運送軍械的情況，決定將招商局部分船隻撥作軍用以運送人員軍械。日軍攻佔東北後，鄭觀應等將招商局輪船20艘「明賣暗托」於德、英等國洋行，掛外國旗照常行駛，並上《條陳中日戰事》，反對向日本乞和。戰爭結束後，鄭觀應將輪船全部收回，並堅決反對《馬關條約》。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次年元月，兼任粵漢鐵路總董。五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稱為會同辦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李鴻章死後，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奪為己有。鄭觀應離開招商局，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旋因王之春被革職而去職赴粵，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旋因「守制」去職。宣統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注冊之事。次年，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全權委託鄭觀應整頓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武昌起義爆發後，鄭觀應自川回滬。民國以後，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並兼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十年（1921年）四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一年後，病逝於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
B. 晚清和民國時期商業發展迅速的原因
個人認為中國古代封建制度壓制工商業的發展，晚清時期與民國時期政府勢力變弱，內憂為患，顧不上管老百姓了，所以商業發展迅速。
C. 試析晚清至民國時期政府財政收支結構變化
清代財政支出規模是不斷擴張的，且以加速度形式發展，至清末甚至急劇膨脹。導致這一演變趨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國內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國際環境的變遷是支出規模演變的根本原因與外部動因。國家財政以社會經濟為基礎，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決定特定的財政狀況。清前期，小農經濟穩定發展，政府的經濟職能也保持在傳統范圍之內，這為支出規模的逐步擴大奠定了物質基礎。咸豐之後，外國對華經濟侵略日益加深，小農經濟逐漸解體，清政府的經濟職能較此前有了迅速擴展，對內要創辦洋務事業，發展民族經濟，對外又被迫賠款，支付外債，各項支出急劇擴張，以致「一歲聽入不足一歲之出」。於此可見，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從根本上決定了財政支出規模的演變，而國際環境的變遷則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外部因素。
其二，政治制度的腐朽與吏治的敗壞是支出規模不斷擴張的主觀因素。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至清代已達巔峰，並開始朝著沒落腐朽的方向滑落。統治者窮奢極欲，大肆揮霍，糜費庫儲無數。皇室的奢靡是政治制度腐朽的直接反映，也是財政支出規模擴張的主要成因。
清代財政至後期本已入不敷出，而吏治的窳敗更加重了支出規模的膨脹和收支的失衡。
民國時期，縣財政收入以稅捐為主。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而且在民國22年以前，由縣自
收自支。民國23年，縣政府始按廣西省政府的規定，縣稅捐分為國稅附加、省稅附加、縣地
方自征三類。
民國21年，縣政府始編制歲入歲出決算，但不報經省府核定。自民國23年起，始按省府規定統一收支，歲入歲出均經省府核定。自民國28年起，歲入歲出成倍翻番，主要原因是通貨膨脹。民國35年，發生嚴重災荒，歲入減少。民國36年，通貨惡性膨脹，比21年歲入增長39628倍。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7月，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通過《劃分國家收入標准案》、《國家收支與地方支出標准案》，於同年11月公布，縣級財政未明確規定，省縣財政收支的劃分是由省自定。1941年6月，第三次全國財政匯決議，為適應抗戰需要奠定基礎，將財政收支分為國家財政和自治財政兩大系統。
D. 晚清民國初期物質生活變化的原因及表現
萬徑人或已經很好了，他們的物質變化的原因就是經濟的發展，表現就是出門就是實行等等都有很高的。質量。
E. 清朝至民國時期揚州經濟衰落的具體原因
揚州衰落原因很多既有自然災害又有人為因素，既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外部環境的變化，
總結起來無非是大運河的地位不再，錯過歷史機遇，產業單一依賴鹽業，附近城市的發展的沖擊等等。
在清朝的前中期，揚州再度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成為當時全國極其著名的商業城市。個中原因，無非還是它的水運樞紐地位，南北漕運的咽喉，以及中部省區食鹽供應的重要基地。明清時期，兩淮鹽業在全國鹽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明人宋應星估計，明朝萬曆時，揚州的鹽業資本，約為3000萬兩。清朝，據汪喜孫的估計，則為七八千萬兩。而根據有關記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戶部庫存銀為7800餘萬兩，揚州鹽商手中的資本，幾與之相埒。漕運的發展，鹽業的興盛，對於揚州的商業、手工業，也起到了促進帶動的作用。揚州本就是因運河發展起來的。到了後來，也就是清朝晚期，近海航運的發展，鐵路的修建，運河的淤積，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大運河漕運的貨量。
鎮江開埠可能對揚州影響很大，吸引了江北京杭運河一線的大量人民。或許因為同是京杭運河和長江的交匯點，鎮江的軍事位置似乎更重要，而木客衰落的鎮江似乎要略好於鹽商衰落的揚州，反正外國人當時看得上鎮江看不上揚州。如果當年開埠、設租界的是揚州而不是鎮江，或許會是另外的故事。再後來民國定都南京，江南一帶以南京為中心，揚州在南京的」遮擋「下成了小弟弟。清末的實業興起，南通無錫都有輕紡工業，南京有江寧織造和江南製造局，揚州沒有啥實業，導致民國乃至今天，揚州依然沒有像樣的重點企業。當今格局，蘇州無錫外企眾多，南京是省會，上海是全球金融貿易中心，每個地方的政策都比揚州強，而揚州除了僅剩的一點旅遊資源，幾乎啥都沒了，現在鹽早已不是揚州為集散地，大運河只有部分河段和通航，即便說旅遊資源，全國眾多的旅遊資源也使得揚州沒有了優勢，揚州就淪落成二線或者二線半城市了。
2014年地級市人均GDP排名，揚州排42位，排在揚州前的資源型城市13個，而被殖民、有過租界、做過通商口岸的城市有：蘇州、廣州、嘉峪關（這個也是資源型城市）、大連、長沙、南京、佛山（算廣州府一部分）、杭州、鎮江、威海、寧波、武漢、天津、青島、沈陽、舟山 （算寧波府一部分）、上海、中山（算廣州府一部分）、廈門、煙台，一共20個（沒算深圳、珠海兩個靠著當時殖民地現在被劃成經濟特區的地方）。這些城市的工業大多在這一期間有了較大的發展，一些原本不如揚州的城市因此超過揚州。
F. 中國明清時期和晚清民國時期城市發展的異同
清代漢族婦女服飾，在「男從女不從」的規范下，變化較男服為少。後妃命婦，仍承明俗，以鳳冠、霞帔作為禮服。普通婦女則穿披風、襖裙。披風是清代婦女的外套，作用與男褂相似，其制為對襟、大袖、下長及膝。披風之上，裝有低領，點綴著各式珠寶。披風的裡面，還有大襟、大襖小襖，小襖是婦女的貼身內衣，顏色大多用紅、桃紅、水紅之類。婦女的下裳，多為裙子，顏色以紅為貴。裙子的樣式，初期尚保存著明代習俗，有鳳尾裙及月華裙等。清末，在普通婦女中間，還流行穿褲。清代嘉慶、道光之前，漢族婦女服飾仍沿用明朝服裝形制，以衫裙為主。乾隆年間以上身著鑲有花邊的襖、衫為主，式樣比較寬大，長度一般在膝下。嘉道以後，鑲有花邊的衣衫趨於窄小，長度也明顯縮短。有的再加一件較長的背心邊緣都裝飾有花邊。下身除穿裙外，也有穿褲子的。褲子的樣式也有變化，初為大褲管，後逐漸改為小褲管，褲口鑲有花邊。從光緒年間起，由於褲子的流行，婦女穿裙的逐漸少見。氅衣為清代宮廷婦女服飾，氅衣與襯衣款式大同小異。襯衣為圓領、右衽、捻襟、直身、平袖、無開氣的長衣。氅衣則左右開衩開至腋下，開衩的頂端必飾有雲頭，且氅衣的紋樣也更加華麗，邊飾的鑲滾更為講究。紋樣品種繁多，並有各自的含義。大約在咸豐、同治期間，京城貴族婦女衣飾鑲滾花邊的道數越來越多，有「十八鑲」之稱。這種裝飾風尚，一直到民國期間仍繼續流行。清代滿族婦女馬甲，或叫「背心」、「坎肩」或「半臂」。清代滿族婦女所穿的旗裝長袍外面常加罩一件馬甲，這是滿族婦女十分喜愛的裝束。這種馬甲與男式馬甲一樣，也有大襟、一字襟、對襟及琵琶襟等形制，長度多到腰際，並綴有花邊。太平天國婦女服飾雖然有所規定，但並不嚴格。婦女一般不戴角帽及涼帽，大多用綢緞扎額，冬日也戴風帽。起義初期，大多數婦女都穿男服，也有穿著苗裝的。定都天京以後，由於生活條件的改善，婦女多不穿男裝，依身份地位的不同所用圖案紋樣繁簡不一。普通婦女則穿由各色綢緞製成的長袍。樣式以圓領為主，領口開得很小，腰身也比較合體，下擺部分較為寬松，衣長過膝，左衽。為了活動方便，常在下擺開衩，或開在兩側，或開在中間。太平天國是中國唯一具備服飾制度的農民政權。在服飾上，既繼承了傳統遺制，又有所創新，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衣冠服飾制度。太平天國將領的冠帽有角帽、風帽、涼帽及帽額等制。角帽即為朝帽上飾龍鳳圖紋。朝服分長袍和馬褂兩種袍為圓領寬袖，上綉有紋樣，並以紋樣來區分職位。馬褂有紅、黃兩種顏色，並以顏色來區分職位。清代太平天國的士兵平時只准扎巾而不能戴冠，臨陣打仗時才許戴盔。這種盔帽大多用竹、篾、柳、藤編成，具有一定的防禦性能，名為「號帽」，或叫「得勝盔」。一般在上面繪有各種花朵及彩雲，並在正中寫「太平天國」四字。士兵的平常服裝，不甚嚴格，一般多穿雜色短衫。遇有行軍打仗之時，則穿號衣。老年士兵可以不穿號衣，雖無官職，也允許穿著短襖。另有「腰牌」制度，凡天國兵士，都在腰帶上佩掛一塊長方形木牌，上寫部隊番號及官長姓名，並蓋有火印，以此作為出入軍營的憑證。辛亥革命以後，女裝在這一時期上衣下裙最為流行，上衣有衫、襖、背心，樣式有對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變化，領、袖、襟、擺多鑲滾花邊或刺綉紋樣，衣擺有方有圓、寬瘦長短的變化也較多。旗袍本為滿清旗人之袍，現已成為中國的代表服飾的，從清末民初到三十年代，旗袍在袖子及下擺部分，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變化：袖子從寬到窄，從長到短；下擺從長到短，再由短到長，完全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連衣裙是二十年代有一部分留學生及文藝界、知識界人士，留學回國帶進了中國的。三十年代穿著者逐漸多了起來，連衣裙的樣式也不斷豐富起來，成為上海流行一時的時裝。迷你裙，超短裙，1990年代起從外國流入的女性時尚服裝。唐裝是一種前胸盤布扣鈕，具馬蹄袖及立領的衣服，從滿族服飾而來。中山裝：1949年後又稱毛裝，為1979年改革開放前，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人民常穿的服飾（另一種是軍裝）。紅領巾：學生多數佩帶此巾。解放鞋：在改革開放前流行。西服：在改革開放後流行。清代的農民起義，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軍等都大量穿著漢族風格的衣服。有些太平軍將領拒絕混入滿族元素的服裝，而寧願穿戲服作戰。1910年（宣統二年），資政院議決剪辮易服案，中國各地各族人民開始群起剪辮。袁世凱逼宣統帝退位之後，臨時政府頒布「剪辮令」。民國頒布《暫行祭祀冠服制》恢復了祭服。[75]夏震武束發深衣，張大千也寬袍大袖游歷歐洲。錢玄同在辛亥年作《深衣冠服說》，1912年3月他在浙江教育司當科員時玄冠深衣，繫上大帶去上班。同盟會的核心人物主張全盤學習西方，當時中國人正式改穿西式服裝，而沒有恢復漢族傳統服飾。遭清政府禁制的漢、回、苗等各族服飾以及一些與服飾相關的傳統文化，逐漸消失於現實生活中或轉以融合後的新樣式存續，漢人也以為韃虜強迫漢族穿著的旗袍、馬褂就是漢族傳統服裝。有少數兒童服飾仍然維持明代以來的交領右衽。在當代，漢服根據其用途，主要分兩種：禮儀漢服與家常漢服。顧名思義，禮儀漢服是為了展示給公眾，歷史漢服在隆重或喜慶的公共儀式中的重要角色而用的，所以通常著重華美繁重，而忽略樸素方便。而家常漢服，又稱便常漢服，其目的是為了在當代人日常室內起居中，將漢服元素充分融入，以取代現在在家居中普遍使用的唐裝以及西方睡衣等，著重的是樸素，方便，舒適，簡單。現在日本和服中的浴衣、甚平，現代韓國的上衣下褲韓服，便常使用的功能是十分大的。這是因為這些民族在冠婚葬祭儀式（冠禮、婚禮、葬禮、祭禮）中使用「唐服」，「漢服」更頻繁，所以本民族的吳服，韓服的便常功能就自然彰顯。但是在中國，由於漢服運動是從儀式漢服開始的，代替睡衣，浴衣功能的家常漢服，現在才剛剛起步。現今的旗袍（海派旗袍）、長衫、馬褂、唐裝（新式馬褂）都是以滿族服飾為主體，融入西式服裝風格改良發展而來，旗袍的立領、馬褂的對襟及使用鈕扣等元素雖然曾出現在明朝服飾中，但都有所差異，故明清服裝無直接承接的關系。近年，一些漢人重新倡導恢復清朝以前的漢族傳統服飾，獲得一些年輕人以及對傳統文化有興趣的人認可。漢服倡導者著重倡導在傳統節慶及祭祀等等場合率先穿著漢服，對於這個正在興起的現象，社會上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G. 如何看待晚清到民國初期社會生活的變化
社會生活的變化 清末民初，經過辛亥革命的沖擊，中國社會風尚急劇變化。最大的變化是剪去了發辮。清朝強迫漢族男子束發留辮，晚清的進步人士把辮子視為民族的恥辱。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動員群眾剪除發辮。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發布法令，要求人們剪辮易服。其次是服飾變化。封建社會，以服飾區分人們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後，千百年來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會廢棄，於是人們的服裝樣式開始多樣化。當時人們對沿襲已久的纏足之俗進行了嚴厲批評，出現了不纏足運動，各種不纏足團體和禁纏足宣傳，遍及全國。1912年3月13日，南京臨時政府頒布《勸禁纏足文》，對改變纏足陋習起到重要作用。南京臨時政府還發布了《嚴禁鴉片通令》，嚴厲禁煙。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國社會眾生相 服飾變化與衣冠之治的解體 從習俗和觀念的變化看中國近代社會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出現了鼎新革故的社會潮流，社會風尚新舊並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領域廣泛、氣勢之大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氣象。 清末民初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
思想觀念的更新 南京臨時政府發布法律，要求民眾革除前清腐朽生活習俗，革新禮儀稱謂，廢除叩拜、作揖、請安、打千、拱手等舊式禮節，改行鞠躬、脫帽、握手、鼓掌等禮節。婚喪禮節也改為新式，廢除舊式婚喪的各種落後禮俗。人們的稱謂，不再使用「大人、老爺」，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稱。傳統觀念逐漸被新觀念代替，認識到封建君權、神權、族權、夫權是對個人人格的摧殘，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鎖，給人民平等權利和地位。 晚清帝國的「市民社會」問題
南京臨時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給各種職業的人們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權利，取締買賣人口及賣身契約。當時全國反對賣淫納妾，要求實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財產獨立權，個人自立，不苛待傭工等。各種以人道主義、解放人權為宗旨的社會團體紛紛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錮人的個性發展的封建枷鎖。這時，人們開始對國事政事發生興趣，各種集會、結社、選舉活動得到廣泛發展。知識婦女也開始投身於政治。
當時人們重視工商業的作用，認為辦實業是救國的重要手段。人們打破了傳統的四民觀念，為發展實業殫心竭慮，投資設廠，各地出現工商業大發展趨勢。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學大倡，學生選擇專業，考慮其實用價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報考，傳統的作詩填詞、習經讀史、心學理學，不再受人重視。社會上也出現了追求奢侈浮華的風氣，社會各類消費性行業得到發展，對封建社會傳統道德倫理觀念進行沖擊。與此同時，中國固有的學術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清末學術觀的變革 晚清學術分科觀念及方案 學術史：清末民初的顯學 王國維：國學與西學 晚清國學大師王國維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學的發展
文學藝術的繁榮 清末民初出現了揭露社會腐朽黑暗的「譴責小說」，如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和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揭露了清朝各級官吏、衙門的腐朽黑暗。還出現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說，如《廣州亂事記》、《新漢演義》、《血淚黃花》，描寫了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
知識分子積極研究和宣傳歐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現了許多譯著，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從中吸取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的思想武器。文藝作品也被大量翻譯，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的作品，陸續翻譯出版。最著名的翻譯家是林紓，他根據別人口譯，把外國作品翻譯成中國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 莎士比亞全集 狄更斯作品選 巴爾扎克作品選
此外，出現了現代話劇和新式音樂，當時「學堂樂歌」的創作大為盛行，出版了不少課堂歌曲的教材。在美術方面，涌現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於創新的畫家。如李叔同、吳昌碩、高劍父、劉海粟等。蔡元培則第一次提出了必須對國民進行美術教育。
新聞出版業的進步 清末民初，西學得到很大發展，加上新印刷技術的普遍使用，新聞出版業步入新的發展時期。1897年，夏瑞芳、鮑咸恩等人聯合創建上海商務印書館，開始時只有印刷所，後成為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綜合性出版企業。1921年1月，陸費逵、戴克敦、陳協恭、沈知方等人創辦中華書局。它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身，是民國初年影響極大的近代出版企業。民營出版發行業的發展，很快就超過了教會和官辦的出版機構。
革命派在活動期間，也促進了出版活動。如1902年陳范創辦《蘇報》，聘請章太炎任主筆，發表了大量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創刊《民報》，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據推算，當時全國的各種報刊雜志有1000餘種。中國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興起和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分不開。 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化情形（圖片）
近代教育的發展 清朝末年開始建立新的教育體制。1903年清朝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規定了在全國范圍內實際推行的學制，稱為「癸卯學制」，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礎。章程頒布後，各類學堂迅速發展，到1909年，全國各類小學已達5萬多所，高等學校123所。在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清朝廷還先後派遣青年學生和官員出國留學，民間也大量出現自費留學生。留學生在在國外大大開闊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識，成為中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分子。 張之洞與晚清學部 京師大學堂章程
民國政府對清末的教育體制又進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設置新教育機構。如將學堂改稱為學校，男女可以同校，廢止讀經，禁用清學部頒行的教科書，禁止體罰，取消清朝貴胄學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學部教育宗旨中關於「忠君、尊孔」的內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訂學制。初小4年為義務教育，高小3年，中學4年，大學本科3年或4年，師范學校本科4年等。又陸續頒布各種學校令，補充已公布的《學校系統令》，全稱為《壬子癸丑學制》。民國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促進了中國新式教育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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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清末民國史
《晚清民國史》是2002年7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豈之、陳專振江、江沛。屬該書主要介紹了1848年至1949年的中國歷史。
本書敘述以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9年中華民國終結共110年的中國歷史。以重大歷史事件及所引起的社會與經濟變動、文化教育和科技發展等情況劃分章節，展現晚清至民國時期社會轉型的全貌，注重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和人物活動等方面的發展變化過程與特點，克服了以往同類教材偏重於以階級斗爭為主線來描述歷史事件的局限，並在體例上有所創新。
I. 晚清到民國時期中國國際地位變化
（1）鴉片戰爭後，《南京條約》簽訂，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馬關條約》簽訂，專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大屬大加深；《辛丑條約》簽訂，中國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清政府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中國處於被帝國主義宰割的弱國地位。
（2）巴黎和會，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力圖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出師北伐，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南京國民政府在20年代末開展了改訂新約運動。（3）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國際地位大大提高。成為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J. 穿越到晚清或民國時期的歷史小說
晚清：我的老婆是軍閥，篡清，清末英雄民國：1911新中華，民國投機者，民國往事，國士無雙這幾本還不錯要是次一點的我還有要的追問再說我覺得看完這些已經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