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黨的」十二五」規劃建議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 「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任務,提
答案B
本小題目考查的是消費與生產的關系。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這體現了消費能拉動經濟增長，消費制約著生產和經濟的發展，②③與材料沒有關系，所以選擇B。
⑵ 「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是什麼
「十二五」期間，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並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此間，要處理好轉變與發展的關系，即「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
此主線之下，未來五年應有七大目標。分別為：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結構調整取得重大進展；科技教育水平明顯提高；資源節約環境保護成效顯著；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社會建設明顯加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
『十二五』規劃綱要首次在五年規劃中提出科學發展，並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它關繫到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全局，是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同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總結我國現代化建設長期實踐得出的重要結論，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經驗，是根據我國現階段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要求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堅持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要求。衡量經濟發展得好不好，要看是否具有高的質量和好的效益。一是看經濟增長主要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還是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如果主要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來實現經濟增長，是粗放型的增長、低質量的增長，不是好的經濟發展。二是看經濟增長是否建立在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基礎上。如果伴隨著經濟增長不能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經濟增長只能是在低層次、低水平上重復，經濟效益難以有實質性的提高，這樣的經濟發展不是好的發展。三是看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投資和出口拉動，還是由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難以擴大人民的消費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於改善民生，這樣的經濟發展也不是好的發展。
最後是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和重大戰略的理解：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反映，是對我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深刻把握。
2、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對經濟發展指導原則的新發展新跨越。
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是對新時期經濟發展的全景式覆蓋。
其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工業化和信息化並舉的道路。
其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堅持城鄉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無論是東部地區、中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其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進一步擴大內需。
其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其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通過節能減排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科學發展需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加強生態建設。
⑶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我們知道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十二五」時期我國仍處於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這是中央在准確把握國際大勢的判斷。近一段時間人們對歷史機遇講的比較多，我國經濟發展基本面和長期向好趨勢沒有改變，今後五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外環境，相對穩定，城鎮化和工業化的中長期發展動能充足，國內資金相對充裕，宏觀調控政策迴旋餘地比較大，「十二五」規劃實施將給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經濟結構將進一步優化，經濟發展方式將加快轉變，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前景看好，我十分看好這些判斷，但是我更願意分析重要戰略經濟機遇期所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這是盛世危言。回顧這些年的發展歷程，機遇總是與挑戰並存，機遇不說跑不了，而不是挑戰，則有可能錯過機遇，甚至喪失機遇，只有增強憂患意識，認真挑戰，直面挑戰，應對挑戰，才能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化解風險，抓住機遇、用好機遇、贏得機遇。
根據去年底，《人民論壇》雜志的調查，未來十年有十個挑戰，這十個挑戰就是包括覆蓋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貧困差距拉大，基層干群沖突，高房價與低收入的矛盾，民主政治改革低於民主預期環境污染和環境物化惡化，大學畢業生，就業更加困難，以及主流價值觀和邊緣化危急。這十個大的挑戰，我們看順序是這樣擺的，現在看來我以為第五項挑戰就是誠信危機，道德示範、主流價值，價值觀邊緣化危機，正是我們論壇討論的主題，其他的挑戰以政治方面的居多，也與我們的企業家有密切的關系，當然因為分析挑戰可以有多種角度，多種分類，例如大家比較關注通貨膨脹，房地產調控，國外大宗商品價格，人民幣升值，過剩產能治理。2010年我國肯定會遭遇結構性通貨膨脹，我們必須密切關注經濟增速，大起大落的風險，有效防範系統的風險，密切監控地方的債務風險，化解結構性膨脹風險。
現在看來有的不幸言中，有的不沒有出現，但是還要注意。我們知道再過四天我們就要跨進「十二五」，過去五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社會呈現出一些結構性特徵，今天我從更宏觀的角度來向大家匯報一下我國經濟發展面對的一些思考。
第一個挑戰：特色老二麻煩
經過三十年，特別是「十一五」時期的發展，我們經濟分量不斷加重，2006-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11.4%，比世界同期水平高出了8.2個百分點，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由2006年的第四位，上升為2009年的第三位，上升為2009年的第三位，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由4.9%提高到8.5%。
2009年我國的鋼、鐵、煤、水泥等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位，外貿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二位，出口貿易總額躍居世界第一位，國外匯儲備也連續多年雄據世界首位。
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39萬億元，按現行匯率計算超過日財政收入將突破8萬醫院，年均增長20%，從總體來說，我們已經成了世界老二，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發展並不如意。截至目前引發的新層次矛盾還沒有解決，許多金融結構優很多矛盾，金融領域尚未根本消除，美國、歐洲歐洲的失業率都在9%以上，美國經濟雖然實現了正增長，但是還不夠穩定，發端於希臘、葡萄牙依然在拖累著歐洲經濟的完全復甦，日本經濟陷入了低迷，沒有太大的恢復，盡管目前世界經濟出現緩慢復甦，但發達經濟體較長時間徘徊。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工業中心已經發現過轉移，每次都是在西方，在同樣的經濟架構和文化價值當中，現今歐美遇到了強有力的挑戰，以這次金融危機為標志，伴隨著經濟重心向中國轉移，世界的關系正在發生結構變化，盡管中國興起並不等於中國的經濟體制，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取代西方的霸權地位，但是中國在整個經濟地位的上升，將改變傳統格局，美國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霸權，但不是絕對的霸權。在西方社會關於中國的興起的討論有一段時期，但現在他們發現中國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西方國家並沒有充分的思想准備，而且也不希望霸權逐漸的削弱。在渡過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迫不及待的圍堵中國，排開政治、外交不說，在經濟上就有很多動作，繼歐元大幅貶值之後，美元也大幅貶值，貨幣戰一觸即發，不久前他們還通過了一個法案，威脅向中國徵收27.5%的關稅。由於美元既是國內貨幣又是國際體系中的主導貨幣和觸媒貨幣，美元貶值肯定造成全球通貨膨脹，雖然美國也聲稱要靠貶值美元來平衡進出口，但心裡想到卻是沖銷美國的債務，美國迫使中國貨幣升值，必然相繼減少美國的實際債務，美國又通過發行債權向中國等貿易順差國在結局前再賺更大的錢。
所以未來一個時期，世界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新的挑戰，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有所強化，加上非經濟干擾因素不斷增多，導致我國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熱錢大量流入，國際壓力明顯加大，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復雜，這是第一個。所以我起一個名字叫做特色老二的麻煩。
第二個挑戰：需求結構失衡。需求結構構成經濟結構的主要內容，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過渡依賴投資，出口需求拉動，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成為經濟發展最大短版，同一數字顯示，2000年到2008年，我國投資增長17.9%，進出口增長34.7%，分別比消費快7.2個百分點和24個百分點，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再次暴露出我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出口驅動性的模式難以再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機構逐漸演變為過渡以來外貿出口驅動增長，加入WTO後，從2001年到2008年，我國外貿平均增速比世界平均增速高11個百分點，外貿依存度上升了20個百分點，目前我國出口總額已經接近國內市場消費平零售總額，貿易依存度僅次於德國，遠遠高於美國和日本。國際金融危機對美國等發達國家過渡負債消費，過渡依賴虛擬經濟的增長模式造成嚴重沖擊，發達國家紛紛加大再工業化和擴大出口力度，全球供需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貿易摩擦會大量增長，未來我國出口難以再現前些年持續增長的風光。按
二是經濟增長過渡依賴投資，缺乏風險。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需求推動，1980年到2008年，資產投入平均增長10%以上，年均貢獻率達到53%。2003年到2008年，投資領域平均超過42%，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近兩年來，我們把擴大政府公共投資，作為刺激經濟增長最主動，最直接、見效最快的手段。兩年來新增政府公共投資1.18萬億，推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素增長，一些地方政府為投資而投資，基礎設施過度超前，因擴大投資也產生了加劇產能過剩，信貸擴張，產生了地方債務和通貨膨脹等壓力等相繼後果。
三是消費不足是內需的最大頑症。1979年到2007年，我國消費年均增長9.4%，遠遠低於GDP平均增長10.5%+水平，也低於投資平均增速11%的水平，消費與投資失衡非常嚴重。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僅為35.3%，遠低於美國的70.1%，也低於印度的54.7%，隨著我們著手擴大國內居民消費，但是由於市場不成熟，貧富差距大，未來消費市場還存在著由外商和國外進口產品主導危險。過去30年出口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發揮較大作用，現在大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怎樣駕馭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實現投資大國、製造大國、出口大國向消費大國轉變，大幅度降低投資率、提高居民消費率、穩定出口率就成為需求結構改革的重要任務。盡管我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還很牢固，但前一段時間出現的一些事情已經使中國製造的聲譽受到損害，富士康在大陸的工人有80萬人，為世界頂級IT公司生產產品，但前不久出現員工接二連三自殺事件，表明中國製造的人力資本製造優勢將不負存在。從長遠來看，要加快推進外貿方式改革，下大力氣推動外貿發展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提高轉變，從出口創匯為主向進出口平衡發展轉變，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分工鏈的地位。
第三個挑戰產業結構缺陷。
「十一五」時期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結構加快，農業生產連續七年增產，主要工業行業整體素質明顯提高，服務業穩定發展，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產業結構不合理，缺乏核心技術，管理方式粗放等問題，我國服務業比重比世界水平低10個百分點，2009年全研究開發費用占國內生產比例為1.7%，明顯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發明專利比例中不少行業和企業缺少高新技術。在全球產業鏈上，我國製造業總體上升處於中低端環節，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使外資和外資萎縮，使產能過剩問題暴露無遺，在實施一攬子計劃過程中，我們更多依賴增加政府投資來擴大消費，部分產業出現了逆向調整，許多地方繼續盲目擴張，包括鋼鐵、水泥、玻璃等產能，致使傳統的粗放式擴張重新顯現，即使一些現行產業，如多金進硅、風電設備也出現一哄而上的現象。
目前為走出國際金融危機陰影，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各國正向步入戰略新型產品，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葯等領域的創新發展，全球進入了全球創新一級時代，可能引發全球新一輪變革，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進一步加大，面臨的技術競爭與資源爭奪將更加激烈。
第四個挑戰資源環境約束。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必然要依賴大量的資源，如能源、土地、礦山，自然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雖然我們經常講我國是地大物博，但我國仍低於世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較弱，環境容量有限，已經成為我國基本國情的新特徵。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基礎上，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付出了過高過大的環境資源代價。2009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是美國的2.9倍，是歐盟的4.3倍，是日本的4.9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總量的8.5%，但消費的鐵礦石、粗鋼、氧化鋁和水泥佔世界消費總量的比例分別達到了54%、43%、34%和52%，其中三項都接近一半。我國的水、大氣、土壤嚴重污染，生態環境嚴重惡化，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接近極限，原有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
所以針對「十一五」節能減排指標沒有完成的問題，「十二五」規劃把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指標作為約束性的指標。2009年我國對「十一五」規劃執行情況進行了中期評估，當時感覺到各項指標都可能完成，但是現在執行的結果除了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指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是肯定完不成，因為定的是2%，但我們實際今年計劃只完成的1.7%，那麼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原來估計能夠完成，但是今年初指標發生了反彈，二氧化硫排放總量這個指標能夠完成。當然，今年第一季度由於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指標有所反彈，所以國務院專門召開了電視電話會議在國務院三令五申的高壓之下，要求國家統計局參加統計，年底算帳要同當地領導的烏紗帽掛鉤，下面一些地方沒有把勁弄到節能減排上，而是弄到拉閘限電上，嚴重的敗壞了節能減排的名聲。所以「十二五」時期我國扔處於工業化的時期。發展技術已經較高，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需求也同步提高。二是發展標准提高，13億人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需要更多的資源保障，三是受價格因素影響，資源消耗的成本壓力越來越大，維持經濟高速發展需要盡可能使用有效的經濟的資源，但目前價格合理的資源並不多。所以近幾年來，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國際斗爭的主要內容，低碳儼然成為一些人的時髦詞彙，根據數據，全世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264億噸，其中我國排放60億噸與美國不相上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明確提出到2020年，單位GDP降低40%到45%，「十二五」規劃要把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降低最低。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氣候變化的本質是為了發達國家的利益，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訂後，美國一直拒絕加入，奧巴馬上台後改革了，也是為了奪回了道德的制高點，要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通過發展機制，獲得商業利益。剛剛結束的坎昆會議(音)，日本要求廢除京都議定書，重新制訂游戲規則，就是要實現發達國家的願望，強迫中國在碳減排上付出代價。最後美國要求對我們的風電設備補貼進行調查，也是為了與我們國家爭奪市場。
所以大家知道，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發展階段，我們主要使用的石化能源，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共同但又區別責任，同時還要注意以市場換技術，抓住機會進行產業轉型升級，生產更多的高附加值清潔產品，滿足我們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在國際上搶占清潔能源的商機。
第五個挑戰城鎮化困境。
我國城鎮化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城鎮進程明確加快，城鎮化率不斷提高，據有關資料到2009年底，我國建市已經達到668個，比城鎮化達到了44.6%，比1978年提高了28.7個百分點，城鎮就業規模從7.64億人增加到7.79億人，我國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城鎮化里程，實現了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但同時要看到，我國城鎮化城鎮化落後於工業化人口城鎮化落後於土地城鎮化，一是城市化我國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嚴格控制城市發展，影響了城鎮化進程。
第六個挑戰收入分配陷阱。
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問題，1、勞動報酬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且不斷拉差距，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呈持續下降趨勢。居民收入差距逐漸擴大，社會財富出現了過於冀中的趨勢，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社會階層之間收入分配矛盾突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不同社會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從2000年開始，我們居民系數已經超過0.4%的警戒線，就是收入差距較大，目前已經接近到0.5%，就叫收入差距懸殊，所以由於收入分配中一些不合理不不合法的因素，引起群眾不滿，由於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科技性、公平性仍然不高，社會碎片化問題嚴重，住房、食品安全等關系人民切實利益的問題尚未得到切實解決，社會矛盾進入多發期處理不好可能導致社會危機，我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遇到了很多挑戰，但是「十一五」時期，「十二五」時期遇到的挑戰可能最為嚴峻，所以今後五年，這些挑戰是麻煩、是敢大、是確切、誰約束、是困境、只要我們認真應對，我們相信這些挑戰就可能成為考驗，成為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
⑷ 消費。投資。凈出口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在這次的十二五規劃之後為何「消費」會前所為有的排在了第一位
· 長期以來耳熟能詳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的位置發生了悄然變化，消費第一次超過了投資和出口，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這表明，擴大內需將成為未來五年發展的新動力。
為什麼要把擴大內需提高至如此高度？
從全球看，現今世界各國的發展路徑，不外乎三種主要模式：一類是發達國家的高消費模式，典型的像美國；一類是新興國家靠比較優勢發展起來的出口導向模式，大量提供貨物，滿足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第三類是資源輸出國的供給模式，比如中東各國。這三種模式結合在一起，造就了金融危機前全球經濟的繁榮。但國際金融危機來臨後，這種模式被打破了。
「金融危機後，美國等發達國家提高儲蓄率、降低消費率，這對全球市場和新興國家的出口產生深刻的連帶影響。在這種新趨勢下，發展中國家在鞏固外需的同時普遍提出擴大內需，開始反思並調整固有的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發展模式。」這對經濟外向度居於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而言，更要將經濟發展動力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轉變到更多依靠消費拉動上來，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
經濟外向度較高，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場影響，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率為負數，拖了增長後腿。把「消費」移至『三駕馬車』的首位，意味著要重點解決長期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切實增強經濟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重要篇章：「堅持把擴大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充分挖掘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巨大潛力，不斷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局面，增強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
⑸ 結合「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談談我國未來五年經濟發展的目標及其面臨的困難
目標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
認為,「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深刻認識並准確把握國內外形勢新變化新特點,科學制定「十二五」規劃,對於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對於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綜合考慮未來發展趨勢和條件,提出了今後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社會建設明顯加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抵禦風險能力顯著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明顯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更加牢固。
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調整優化投資結構,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要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要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改造提升製造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加強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系建設,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發展海洋經濟。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態,加強城鎮化管理,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扶持力度,構築區域經濟優勢互補、主體功能定位清晰、國土空間高效利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區域發展格局。要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生態保護和防災減災體系建設,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加快教育改革發展,建設人才強國,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奠定堅實科技和人力資源基礎。
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加強社會建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就業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要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推進文化創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增強文化發展活力,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充分發揮文化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的功能,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
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使上層建築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加快社會事業體制改革。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積極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困難
農業基礎薄弱，糧食安全面臨挑戰。我國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保護與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農田基礎設施差，部分農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嚴重，全國434個大型灌區骨幹工程完好率不足50%。農業科技不發達，中低產田比重大。未來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飼料和工業用糧將明顯增加，糧食需求將繼續呈剛性增長，產需缺口將繼續加大，而國際市場調劑餘缺的空間相當有限，我國糧食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經濟結構性失衡，產業結構不合理。我國長期積累的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一是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失衡。近年來，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不斷上升，經濟增長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較高。同時，經濟增長對投資依賴過大。2006—2009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40%以上。二是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2009年，我國城鎮與農村居民收入之比為3.33∶1，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2∶1。三是產業結構不合理。2009年，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3.4%，而中等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分別超過50%和70%。同時，我國大量製造業企業主要從事低端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製造業整體素質不高。
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競爭力較弱。2009年，我國國內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佔全部專利申請和授權總量的比重僅為23.5%、11.2%；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研究與試驗發展活動的企業比重僅為8.5%，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內部支出佔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僅為0.69%。科技創新能力弱制約了我國產業競爭力的提高。我國規模以上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製造業的比重僅為10%左右，部分重要產業領域的關鍵技術和產品還依賴進口。在出口技術和產品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比重不足10%。科技創新能力不足，使我國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經濟科技競爭中處於不利位置。
資源消耗過大，生態環境壓力加大。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的8.5%，而消費的煤炭佔世界的46.9%、鋼佔46.4%、石油佔10.4%。與生產的高消耗相伴隨的是高強度的污染物排放。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地表水污染依然嚴重，湖泊富營養化問題突出，酸雨發生頻率高。隨著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大，以大量消耗資源、高排放高污染為特徵的傳統發展方式越來越難以持續。
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社會問題突出，各種社會矛盾進入凸顯期。我國正處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加快的階段，經濟社會結構變動較大，利益主體出現分化，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增多。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壓力依然較大，就業結構性矛盾明顯。收入分配製度不合理，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佔比重偏低，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趨勢。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完善，存在覆蓋范圍比較窄、城鄉發展不平衡、保障水平低等問題。此外，征地拆遷、環境污染、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等領域的突出問題也亟待解決，化解各種問題和矛盾的難度加大。
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盡管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然面臨較多體制機制障礙，如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行政審批過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與社會需求不相適應；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和環保收費機制尚未建立；財稅結構體系不盡合理，民生和公共服務方面支出佔比偏低，中央及地方財力和事權不匹配；農村金融發展、中小企業融資仍面臨體制機制障礙；城鄉二元體制依然存在，戶籍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滯後，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改革有待進一步推進；等等。
⑹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十二五」時期對我國來說仍然是大有所為的機遇期,只是將面臨更多的新挑戰,受到國內外各種條件的制約,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梅佐喬諾陷阱」,以及避免保護依賴症和「未富先老」。
最大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十二五」時期對我國來說仍然是大有所為的機遇期,只是將面臨更多的新挑戰,其中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紹,世界銀行把人均G D P在975美元以下的國家稱為低收入國家,小於或等於3855美元的,劃作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G D P低於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大於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高收入國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匯率,我國的人均G D P在當年達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了。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稱,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發展戰略,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須有新的發展戰略,新的手段來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階段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發展階段。
蔡昉表示,經濟學中所說的「陷阱」實際上是一種「均衡陷阱」,是指一個經濟體長期處於某種發展狀態(通常是不發展狀態),即使由於某種外力的推動,一度改變了原來的狀態,或擺脫了初始的均衡,卻總是有一種內在力量將其拉回到原來的均衡上面,使整個經濟體長期處於恆定狀態,既難以自拔也難以藉助外力解脫出來。
據他介紹,世界上1970年時處於同一起跑線的國家,在30年後出現了大分化。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進入了高收入階段,但還有相當多的國家仍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這說明中等收入階段這個門檻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這批國家與地區中跨越中等收入門檻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中現在日本人均G D P3萬美元,韓國人均G D P2萬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國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現在人均G D P仍在1萬美元以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拉美比東亞更發達,比歐洲的人均G D P還要高,但幾十年後卻仍然如此。而這些國家的歷史最高人均G D P都曾超越1萬美元,最終又回落下來,形成一種穩定的、特殊的均衡狀態。
是這些國家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有問題嗎?還是這些國家沒有及時轉變過時的發展方式?又或者是社會政治穩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問題?不管怎麼說,日本和韓國的基尼系數比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數達到0.6,阿根廷大於0.5,學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關系長期未得到改善是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認為,這一問題與劉易斯拐點相關,即二元經濟中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點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達到勞動力供不應求且開始短缺的轉折點。
「有些學者認為,只有當農業和工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等時,劉易斯拐點才到來,但那就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束了,是第二個轉折點。」蔡昉說,如果幾年前學界就普遍接受「劉易斯拐點到了」這個觀點,就會事先預料到勞動力短缺工資會上漲,靠生產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已經不夠了,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從依靠要素投入轉變到依靠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投入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發布《東亞奇跡》的報告,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這種資本與人力的要素投入與前蘇聯類似。而這些經濟學家研究的出發點是新古典主義,因為人力有限所以不斷增加資本,導致資本報酬遞減,所以需要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維持資本報酬。而東亞勞動力無限供給,就不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這也是東亞經濟廉價增長的奧秘所在。
但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結束,正接近新古典主義的假設,如果還不轉變方式,經濟增長就將不可持續。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人口撫養比進入低生育階段,收入多負擔少,人口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上升0.115個百分點。據統計,我國人口 紅 利 對 人 均GDP的 貢 獻 達 到26.8%,而東亞奇跡1/3-1/2的成就都來自人口紅利。
但從2013年起,我國的人口撫養比將開始上升,每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下降0.115個百分點,人口紅利瞬間成為人口負債。從2013年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實現零增長,並從此進入負增長,勞動力供給將逐漸減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過實證研究,2013年後,人口撫養比止跌上揚,人口紅利將不再支撐高儲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儲蓄率都要做出額外努力。
假設本世紀早期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能達到10%,但未來會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過去30年一樣的高增長速度。
事實上,近兩年製造業和建築業農民工工資的上漲速度都比較快,據統計,2010年我國農民工平均工資已達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農業中僱工工資自2003年後漲幅很高,側面反映了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這與新生代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關系不大。
他表示,跨國投資公司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勞動力工資是否真的上漲了,「春江水暖鴨先知」,大量產業從沿海向內地及越南等地轉移的趨勢投資者有目共睹,這是企業家自己看到勞動力相對價格提高後的選擇。
「中國是否正在喪失競爭力?」蔡昉認為,雖然過去勞動密集型產業呈現了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到東盟國家,再到中國沿海地區的雁陣轉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轉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類的國家。但是因為過去轉移過的那些國家都是小國,這些國家的內部各地區之間具有同質性,而中國是大國經濟,各地區之間具有強烈的異質性,在西部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同時,勞動生產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資上漲的不利因素,而工資上漲帶來的農民工市民化會顯著擴大消費。
謹防中西部陷入「梅佐喬諾陷阱」
第二個值得警惕的,叫做「梅佐喬諾陷阱」。
蔡昉介紹,梅佐喬諾指義大利半島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島,或泛指義大利南部。該地區傳統上以農業經濟為主,與義大利北方存在很大的發展差距。在發達國家,義大利南北差距算得上是少見的案例了,所以一直是增長經濟學家的關注對象。無獨有偶,在德國統一以後,該國東部與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長期得不到縮小,堪與義大利的南北差距相比,因此,經濟學家寫文章說歐洲有兩個梅佐喬諾。
細觀發達國家的這兩個地區差距持續存在的案例,可以發現一些共同點。首先,不能說中央政府沒有給予這些相對落後地區以高度的重視,甚至說兩地區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它們都享有大規模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獲得大量的資金投入。其次,恰恰是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的特殊關照,促成了這些地區與其資源稟賦不相適應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導致就業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雖然在一段時間里得益於投資因素,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看上去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在縮小,但是,最終這個經濟趨同的趨勢並未得以持續,最終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義大利南北方和德國東西部之間,地區差距迄今繼續存在。因此,我把這種現象叫做「梅佐喬諾陷阱」。
「梅佐喬諾陷阱」實際上是由於這樣一種區域發展戰略,它為落後地區提供了趕超所需的物質資源,卻沒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和體制保障;提供了發展的外部推動力,卻沒有建立起自身的發展激勵機制;來自外部輸入的物質資源短期內促進了經濟總量的增長,卻由於這種增長沒有遵循該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因而所形成的產業結構並不能保證增長的可持續性。
兩個「梅佐喬諾」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本世紀以來,我國政府實施了促進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各種戰略,如西部開發戰略、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在這些戰略的實施中,中央政府通過各種項目,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生產能力建設投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項目的補貼等,對中西部提供了大規模投資、轉移支付和其他財政支持,大幅度改變了資源投入的區域配置格局。例如,中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佔全國的份額,從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8年的48.1%,而其中國有經濟的部分,則從佔全國的47 .0%提高到58 .2%。這有力地促進了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呈現出對於東部地區的趨同。
以2 0 0 3年 為 轉 折 點 ,此 前 的1998-2003年期間,分省計算的人均G D P基尼系數趨於穩定提高。此後,人均G D P的基尼系數下降。這種地區差距縮小的現象,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未發生過的,無疑折射出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效果。
是否中西部地區在與沿海地區趨同的道路上,從此就一路高歌了呢?蔡昉說,既然有了兩個「梅佐喬諾」的前車之鑒,我們及時地來關心一下中國中西部趕超的可持續性,擔心一下會不會出現一個中國版的「梅佐喬諾」,應該不是杞人憂天,從一些已經顯示出的情況看,甚至都算不上是未雨綢繆了。具體來說,在中西部地區高速增長的畫面上,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必將在未來困擾該地區的可持續增長。
最先觀察到的現象是,在製造業發展重心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轉移的同時,勞動力流向仍然是相反的,繼續著長期從中西部向沿海地區轉移的模式。在2000-2003年期間,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0 .8%,高於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然而,2003-2007年期間的狀況就截然不同了,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為23 .6%,雖然有一定的加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增長率分別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過了東部地區。然而,各種資料顯示,除去金融危機早期出現的短暫農民工返鄉外,勞動力流動的模式沒有適應工業配置格局的變化而變化。這種不一致暗示一種判斷: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的。
接下來的觀察便印證了這個猜想。中西部地區製造業的資本密集程度 ,具 體 指 標 就 是 資 本 勞 動 比 ,在2000年以後是迅速上升的,速度大大快於沿海地區,而且經過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資本密集化的絕對水平已經高於沿海地區。也就是說,中西部地區製造業變得更加資本密集型,更加重化工業化了。與此同時,中西部製造業工資水平上漲也過快,在2000-2007年期間,中部和西部地區工資增長率分別比東部地區高24.9%和13 .5%。這個趨勢是正常的嗎?對中西部地區增長的可持續性會產生負面效果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2008年西部地區的人均G D P平均 為1 5 9 5 1元 ,中 部 地 區 平 均 為18542元,東部地區平均為36542元,也就是說西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只是東部平均水平的44%和51%,差距仍然顯著。以人均收入定義的發展差距,本身暗含著一個資源稟賦結構上的差異,即發達地區具有相對豐富的資本要素,從而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而相對不發達地區則具有勞動力豐富和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時至今日,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仍在大規模地從中西部向沿海地區流動這個事實,證明上述結論仍然是有效的。
隨著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些地區的比較優勢逐漸減弱。按照傳統雁陣理論的預期,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漸次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而事實上,近年來也的確出現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資轉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國家的趨勢。雖然這種外資流向的變化並不足為奇,但是,由於中國地域遼闊、地區之間資源稟賦差異巨大並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更為合理的雁陣模式應該主要不是國際版本而是國內版本,即中西部地區憑借自身的資源比較優勢,延續勞動密集型產業。目前,中西部地區沒有走勞動密集型的路徑,而是製造業的日益資本密集化,原因是這里的工業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導型和投資驅動型的特徵。如果我們吸取國際上的教訓,避免中西部地區的趕超陷入「梅佐喬諾陷阱」,就應該及時調整區域發展戰略,將這些地區的發展拉回到比較優勢的軌道上。
警惕保護依賴症與「未富先老」
另一個需要警惕的是保護依賴症。
蔡昉認為,人們猜測日本之所以會有「失去的十年」是因為泡沫經濟或高齡少子化趨勢,但事實上日本在這10年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政府通過政府購買、投資、補貼等手段保護了應該消亡的企業,這些干預保護措施越來越多,使得日本經濟無法進步。
而中國的問題是在目前特定的發展階段上,政府有時為了保護企業而忽視工人的訴求。蔡昉認為,工人提出訴求是因為到了劉易斯拐點,過去沒到拐點的時候,農民工沒有退出權,為了獲得穩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訴求。而達到劉易斯拐點後,農民工就業機會增多了,開始擁有退出權,如果是「血汗工廠」,他們就有可能直接選擇離開,而如果是對在世界品牌工廠的工作不滿又不特別害怕被裁員,才會體現忠誠原則,採取向企業訴求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所以勞資糾紛多發不是農民工的工作狀態變壞而是變好了,關鍵是建立解決問題的平台。」蔡昉說。
他介紹,日本在進入劉易斯拐點之後,收入分配問題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紀10年之後的70年代,人均G D 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韓國在70年代出現劉易斯拐點後消費率卻出現了下降,直到80年代後期消費率才逐漸提升,但仍然沒有日本快。這十多年的時差有可能是因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讓政府、企業、工人三方斗爭,形成工資協商結果,而70年代韓國朴正熙執政時,壓制工會、企業與工人利益分享的問題,結果在政治和經濟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還需要避免的錯誤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國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如果20年後順利成為發達國家,或許能解決人口日益老齡化帶來的問題;但如果不能成為發達國家,這個問題就將很嚴重。
目前我國低端就業崗位多,農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選擇不讓自己的孩子繼續上學獲得更高學歷而是提前進入人力資源市場,使得人力資本下降。
而蔡昉認為,這方面的壞榜樣可以看看美國。早在1991年,美國就出現了「無就業復甦」,連續10個月的「無就業復甦」讓布希沒能連任總統。2009年,美國經濟開始緩慢復甦,但是失業率高達10%,而失業人群中,有大學學歷的只有4%的失業率,而沒有大學學歷的人群失業率高達14%-15%。
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搶了他們的工作崗位,而事實上是美國的產業結構雖然在不斷地升級,但美國確實有一批人不上大學,所以美國目前的產業結構已經無法容納低端人才,這部分勞動力沒有適應本國的產業結構升級。
蔡昉說:「美國病還是富裕病,如果我們國內的下一代由於人力資本水平限制不能推動產業升級,那中國『未富先老』的前景就非常不容樂觀了。」
現場問答
問:中西部地區還有環渤海,與長三角、珠三角經濟方面現在有很大的區別,根據您提到的存在老齡化問題,還有以後的城市化進程問題,請問在未來它們的差別會呈現怎樣的一個發展趨勢?
答:實際上我們除了看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距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2003年以後,地區之間,省際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在縮小。這個差距在縮小,也就是人均G D P在省和省之間的基尼系數呈現了縮小的趨勢。當然資源稟賦上,人口轉變的階段上還是有差距的。也就是總體來說,中西部農村生育比重高。我們也知道城市和農村的生育政策是有差別的,同時,不同的發展水平生育意願也有差別,因此,農村的人口轉變慢。
我們曾經做過分析,農村的人口轉變比城市滯後20年。過去10年裡這個差距肯定大幅度縮小,但是仍然有差距。沿海地區或者說城市化地區人口轉變已經比較早地進入老齡化的階段,勞動年齡的優勢比較早地喪失的同時,農村地區仍然還會有人口紅利,也就是它的勞動力增長還會持續。實際上不同發展水平地區之間也是各有比較優勢的,因此其實可以判斷,僅僅因為人口結構的不同也形成了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如果我們創造一個更好的投資環境和經濟發展環境的話,人口紅利就會成為中西部地區承接沿海地區勞動力進行產業轉移的最有優勢的資源。
我想如果我們看未來的圖景的話,其實沿海地區在逐漸地實現產業升級,而中西部地區可能需要承接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的行業,而不是把自己的產業結構一下子升到資本密集度很高。
問:現在很多專家提出中國為避免將來老齡化社會,應該改變生育政策。網上流傳有可能今年開始在某些地區實行夫妻雙方有一個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您認為高層有哪些考慮?
答:高層的考慮我不知道,但是可以這么說,我們改變生育政策改變不了老齡化的趨勢。這一點我相信,其實人口轉變,也就是說從高出生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在任何國家,有計劃生育的也好,沒有計劃生育的也好,主要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我個人認為政策只起一個適度的助動作用,最終它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改變生育政策不改變人口趨勢。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不贊成生育政策調整。1980年的9月份,中央給共產黨員加共青團員發了一封公開信,要求他們實行計劃生育,最好生一個孩子。從那時候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式開始,過去三十年了。
現在我們考慮改這個政策,有兩個理由就充足了。一個是取信於民。因為三十年後情況有所變化了,那麼我們就可以實行其他的政策了。也就是說我們的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但是生幾個孩子並不是永遠不變的。還有一個就是以人為本。因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情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育意願,我們要尊重大家個人的意願。
因此,我認為這個政策肯定要調整。而且實際上,政策已經在調整。其實中國現在有很多政策調整,地方是有自己的相機決策權的,地方根據自身的特定的人口發展階段,人口轉變階段,自身的需求,適度地漸進式地調整生育政策,我認為也不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子,上海已經接近二十年戶籍人口是負增長,它也許會在某些生育政策上率先調整,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底決策是怎麼安排的,我不了解那麼多。
問:我想問的問題是當中低層收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消費趨勢是什麼?
答:其實在「十二五」時期,我們的主線叫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落實這個主線其實核心就是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里其實我們不想擴大的是投資需求,我們想擴大的就是消費需求。因此,很顯然擴大消費需求成了「十二五」最迫切、可能也是最艱難的一個任務。
你如果看中央的建議,它的邏輯特別清晰。什麼叫主線?主線就是貫穿到所有的部署和安排中,因此我們看到幾乎在所有的部分,它的改革也好,發展也好,其實都是和擴大消費需求有關系的。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初次分配也好,再分配也好,我們做的一些安排,都是有利於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適度的調整高收入,都是有利於消費的。我們另一個措施就是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實現我們叫「教有所學,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五有得到保障,百姓就沒有了後顧之憂。隨著居民收入增長,又有社會保障程度的不斷提高,我認為今後五年,消費會更快增長,而且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⑺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 趨勢與重點 是什麼
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是時代的要求，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綜合性、系統性、戰略性的轉變，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今後五年，要確保科學發展取得新的顯著進步，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基本要求是：
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統籌城鄉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區域良性互動、協調發展。
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充分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作用，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壯大創新人才隊伍，推動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優先位置，加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深入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節約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發展循環經濟，推廣低碳技術，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堅定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加快構建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同分享發展機遇。
⑻ 「十二五」經濟政策具體內容是什麼
十二五計劃，也就是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起止時間為2011-2015年。 規劃編制工作大體包括前期調研、編制起草、論證銜接、審批發布四個階段。在制定程序上，各部委省市區在2009年下半年初步完成本領域、本地區的規劃統一匯總到國務院，編制全國的「十二五」規劃，已經在2010年下半年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上通過建議稿，而後提交2011年3月份的全國兩會上審議通過付諸實施。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 （1）「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十一五」時期是我國發展史上極不平凡的五年。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復雜變化和重大風險挑戰，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緊緊抓住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貫徹落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實施正確而有力的宏觀調控，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國家面貌發生新的歷史性變化。我們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巨大沖擊，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良好態勢，並為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我們戰勝了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勝利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和任務。經過五年努力奮斗，我國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取得重大進展，譜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篇章。五年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積累的經驗彌足珍貴，創造的精神財富影響深遠。 （2）「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內外環境。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世情、國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徵。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我們要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科學把握發展規律，主動適應環境變化，有效化解各種矛盾，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出現新變化，科技創新孕育新突破，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於我國和平發展。同時，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全球需求結構出現明顯變化，圍繞市場、資源、人才、技術、標准等的競爭更加激烈，氣候變化以及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抬頭，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我們必須堅持以更廣闊的視野，冷靜觀察，沉著應對，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新定位，積極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從國內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人均國民收入穩步增加，經濟結構轉型加快，市場需求潛力巨大，資金供給充裕，科技和教育整體水平提升，勞動力素質改善，基礎設施日益完善，體制活力顯著增強，政府宏觀調控和應對復雜局面能力明顯提高，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健全，社會大局保持穩定，我們完全有條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再上新台階。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主要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我們必須科學判斷和准確把握發展趨勢，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加快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 （3）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制定「十二五」規劃，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化改革開放，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成果，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 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是時代的要求，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我國是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更加註重以人為本，更加註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註重統籌兼顧，更加註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新特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堅持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基本要求是： ——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統籌城鄉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區域良性互動、協調發展。 ——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充分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作用，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壯大創新人才隊伍，推動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優先位置，加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深入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節約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發展循環經濟，推廣低碳技術，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堅定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加快構建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同分享發展機遇。 （4）「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十二五」規劃要具有戰略性、前瞻性、指導性，與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重大部署緊密銜接，與到二0二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緊密銜接。綜合考慮未來發展趨勢和條件，今後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是： ——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就業持續增加，國際收支趨向基本平衡，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 ——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居民消費率上升，服務業比重和城鎮化水平提高，城鄉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增強。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顯著減少，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 ——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貧困人口顯著減少，人民生活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 ——社會建設明顯加強。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穩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權益得到切實保障。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加快發展。社會管理制度趨於完善，社會更加和諧穩定。 ——改革開放不斷深化。財稅金融、要素價格、壟斷行業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明顯進展，政府職能加快轉變，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互利共贏開放格局進一步形成。 經過全國人民共同努力奮斗，要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抵禦風險能力顯著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明顯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更加牢固。 二、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堅持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戰略，必須充分挖掘我國內需的巨大潛力，著力破解制約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 （5）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成果是「十二五」時期的重要任務。要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針對性和靈活性，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防範各類潛在風險，避免經濟大的起落。把短期調控政策和長期發展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加強各項政策協調配合，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6）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大力發展服務業和中小企業，增加就業創業機會。要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提高城鄉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於改善民生和社會事業比重，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費預期。要加強市場流通體系建設，發展新型消費業態，拓展新興服務消費，完善鼓勵消費的政策，改善消費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積極促進消費結構升級。要合理引導消費行為，發展節能環保型消費品，倡導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文明、節約、綠色、低碳消費模式。 （7）調整優化投資結構。發揮投資對擴大內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資合理增長，優化投資結構，完善投資體制機制，提高投資質量和效益，有效拉動經濟增長。「十二五」前期要確保國家擴大內需的重點在建和續建項目順利完成並發揮效益。發揮產業政策作用，引導投資進一步向民生和社會事業、農業農村、科技創新、生態環保、資源節約等領域傾斜。堅持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引導投資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區。嚴格執行投資項目用地、節能、環保、安全等准入標准，有效遏制盲目擴張和重復建設。促進投資消費良性互動，把擴大投資和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有機結合起來，創造最終需求。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加強和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管理，防範投資風險。規范國有企業投資行為，注重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鼓勵擴大民間投資，放寬市場准入，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 三、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必須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統籌城鄉發展，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力度，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和農民生活水平，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 （8）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為首要目標，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抗風險能力、市場競爭能力。實施全國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加大糧食主產區投入和利益補償。嚴格保護耕地，加快農村土地整理復墾，大規模建設旱澇保收高標准農田。推進農業科技創新，健全公益性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發展現代種業，加快農業機械化。完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農業，促進園藝產品、畜產品、水產品規模種養，加快發展設施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流通業，促進農業生產經營專業化、標准化、規模化、集約化。推進現代農業示範區建設。發展節水農業。推廣清潔環保生產方式，治理農業面源污染。 （9）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按照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要求，搞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規劃，加快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要以水利為重點，大幅增加投入，完善建設和管護機制，推進小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加快大中型灌區配套改造，搞好抗旱水源工程建設，完善農村小微型水利設施，全面加強農田水利建設。繼續推進農村電網改造，加強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公路、沼氣建設，繼續改造農村危房，實施農村清潔工程，開展農村環境綜合整治。提高農村義務教育質量和均衡發展水平，推進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免費進程。加強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路建設。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提高保障標准。深入推進開發式扶貧，逐步提高扶貧標准，加大扶貧投入，加快解決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的貧困問題，有序開展移民扶貧，實現農村低保制度與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 （10）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提高農民職業技能和創收能力，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鼓勵農民優化種養結構、提高效益，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價格形成機制，健全農業補貼等支持保護制度，增加農民生產經營收入。引導農產品加工業在產區布局，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壯大縣域經濟，促進農民轉移就業，增加工資性收入。 （11）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現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在依法自願有償和加強服務基礎上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加快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高農業經營組織化程度。完善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系，促進土地增值收益和農村存款主要用於農業農村。按照節約用地、保障農民權益的要求推進征地制度改革，積極穩妥推進農村土地整治，完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和宅基地管理機制。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鼓勵有條件的地區以縣為單位建立社區銀行，發展農村小型金融組織和小額信貸，健全農業保險制度，改善農村金融服務。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推進集體林權和國有林區林權制度改革，完善草原承包經營制度。認真總結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經驗，積極探索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新途徑。 四、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 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適應市場需求變化，根據科技進步新趨勢，發揮我國產業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優勢，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 （12）改造提升製造業。製造業發展重點是優化結構，改善品種質量，增強產業配套能力，淘汰落後產能。發展先進裝備製造業，調整優化原材料工業，改造提升消費品工業，促進製造業由大變強。完善依託國家重點工程發展重大技術裝備政策，提高基礎工藝、基礎材料、基礎元器件研發和系統集成水平。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增強新產品開發能力和品牌創建能力。合理引導企業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發展擁有國際知名品牌和核心競爭力的大中型企業，提升小企業專業化分工協作水平，促進企業組織結構優化。 （13）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科學判斷未來市場需求變化和技術發展趨勢，加強政策支持和規劃引導，強化核心關鍵技術研發，突破重點領域，積極有序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加快形成先導性、支柱性產業，切實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和經濟效益。發揮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的引領支撐作用，實施產業創新發展工程，加強財稅金融政策支持，推動高技術產業做強做大。 （14）加快發展服務業。把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建立公平、規范、透明的市場准入標准，探索適合新型服務業態發展的市場管理辦法，調整稅費和土地、水、電等要素價格政策，營造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和體制環境。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積極發展旅遊業。拓展服務業新領域，發展新業態，培育新熱點，推進規模化、品牌化、網路化經營。推動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 （15）加強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系建設。推動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變革，構建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現代能源產業體系。加快新能源開發，推進傳統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積極發展水電，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加強電網建設，發展智能電網，完善油氣管網，擴大油氣戰略儲備。按照適度超前原則，統籌各種運輸方式發展，構建便捷、安全、高效的綜合運輸體系。推進國家運輸通道建設，基本建成國家快速鐵路網和高速公路網，發展高速鐵路，加強省際通道和國省干線公路建設，積極發展水運，完善港口和機場布局，改革空域管理體制。 （16）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加快經濟社會各領域信息化。發展和提升軟體產業。積極發展電子商務。加強重要信息系統建設，強化地理、人口、金融、稅收、統計等基礎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實現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三網融合」，構建寬頻、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國家信息基礎設施。推進物聯網研發應用。以信息共享、互聯互通為重點，大力推進國家電子政務網路建設，整合提升政府公共服務和管理能力。確保基礎信息網路和重要信息系統安全。 （17）發展海洋經濟。堅持陸海統籌，制定和實施海洋發展戰略，提高海洋開發、控制、綜合管理能力。科學規劃海洋經濟發展，發展海洋油氣、運輸、漁業等產業，合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加強漁港建設，保護海島、海岸帶和海洋生態環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維護我國海洋權益。 五、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 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構築區域經濟優勢互補、主體功能定位清晰、國土空間高效利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區域發展格局，逐步實現不同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科學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 （18）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堅持把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優先位置，給予特殊政策支持，發揮資源優勢和生態安全屏障作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優勢產業發展。加大支持西藏、新疆和其他民族地區發展力度，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發揮產業和科技基礎較強的優勢，完善現代產業體系，促進資源枯竭地區轉型發展。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發揮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改善投資環境，壯大優勢產業，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強化交通運輸樞紐地位。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發揮對全國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在更高層次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自主創新中走在全國前列。加強和完善跨區域合作機制，消除市場壁壘，促進要素流動，引導產業有序轉移。實行地區互助政策，開展多種形式對口支援。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扶持力度。更好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在改革開放中先行先試的重要作用。加快沿邊地區開發開放，加強國際通道、邊境城市和口岸建設，深入實施興邊富民行動。 （19）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按照全國經濟合理布局的要求，規范開發秩序，控制開發強度，形成高效、協調、可持續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對人口密集、開發強度偏高、資源環境負荷過重的部分城市化地區要優化開發。對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集聚人口和經濟條件較好的城市化地區要重點開發。對影響全局生態安全的重點生態功能區要限制大規模、高強度的工業化城鎮化開發。對依法設立的各級各類自然文化資源保護區和其他需要特殊保護的區域要禁止開發。基本形成適應主體功能區要求的法律法規、政策和規劃體系，完善績效考核辦法和利益補償機制，引導各地區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定位推進發展。 （20）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態。按照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帶小的原則，遵循城市發展客觀規律，以大城市為依託，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科學規劃城市群內各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緩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區壓力，強化中小城市產業功能，增強小城鎮公共服務和居住功能，推進大中小城市交通、通信、供電、供排水等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和網路化發展。 （21）加強城鎮化管理。要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大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根據實際放寬外來人口落戶條件。注重在制度上解決好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合理確定城市開發邊界，提高建成區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積過度擴張。城市規劃和建設要注重以人為本、節地節能、生態環保、安全實用、突出特色、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強化規劃約束力，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建設，預防和治理「城市病」。 加強土地、財稅、金融政策調節，加快住房信息系統建設，完善符合國情的住房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合理引導住房需求。強化各級政府職責，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加快棚戶區改造，發展公共租賃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給。加強市場監管，規范房地產市場秩序，抑制投機需求，促進房地產業平穩健康發展。
⑼ 十二五規劃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是什麼急需答案
政策導向 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必須緊緊圍繞推動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統籌兼顧，改革創新，著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明確重大政策導向： ——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成果，把短期調控政策和長期發展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加強財政、貨幣、投資、產業、土地等各項政策協調配合，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增強針對性和靈活性，合理調控經濟增長速度，更加積極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實現經濟增長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 ——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通過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改善居民消費預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 ——調整優化投資結構。發揮投資對擴大內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資合理增長，完善投資體制機制，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規范國有企業投資行為，鼓勵擴大民間投資，有效遏制盲目擴張和重復建設，促進投資消費良性互動，把擴大投資和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有機結合起來，創造最終需求。 ——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充分發揮工業化、城鎮化對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輻射帶動作用，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加快現代農業發展步伐。 ——依靠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升級。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發揮科技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驅動作用，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引導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資源向企業聚集，推進產學研戰略聯盟，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推動三次產業在更高水平上協同發展。 ——促進區域協調互動發展。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把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優先位置，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區域間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產業有序轉移，在中西部地區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增長極，增強區域發展的協調性。 ——健全節能減排激勵約束機制。優化能源結構，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完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資源環境稅費制度，健全節能減排法律法規和標准，強化節能減排目標責任考核，把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貫穿於生產、流通、消費、建設各領域各環節，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把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完善公共財政制度，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建立健全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縮小城鄉區域間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務差距。 ——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體系，合理調整國家、企業、個人分配關系，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明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提高社會管理能力，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在服務中實施管理，在管理中體現服務，著力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基礎性、根本性問題，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和充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