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

『壹』 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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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

【內容提要】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商品經濟史研究中一個首要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應以對其本身的研究為基礎，而不能將中國的封建地主制與西歐的封建領主製作簡單對比。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高峰，並形成了多層次和多元化發展格局。在此過程中，商品經濟一方面受政治干預極其強烈，另方面則從根本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

【英文摘要】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have remained an important issuein the study of commodity economy history.However,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must first depend on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its own rather thanjust a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eudal Chinese landlord system and the Western European suzerain system.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feudal Chinese commodity economy can be seen inthe fact that it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al peaks and thusformed a multi-dimensional pattem.During this 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 strongly interfered by political factors,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關 鍵 詞】商品經濟、中外比較、中國特點

commodity economy/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正 文】

中圖分類號：F1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78X(2000)06-0121-05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乃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消長的過程。（註：李埏：《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雲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學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必須大力開展對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隨著近20年來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點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商品經濟問題是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突破口，應強調重視商品經濟的研究。

大力開展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因為這關繫到我們從什麼樣的角度出發和以什麼樣的思想為指導去研究商品經濟問題，並進而科學認識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最近，寧可先生強調："從中國社會形態的研究，尋求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不能不注重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這里包括了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而尋求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也許能給我們以線索和啟示。"（註：寧可：《中國社會形態中應當注重的一個方面－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再認識筆談"），載《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蓋在於此。

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這並不能說明該問題已無探討的必要，而恰恰說明這只是一個重新認識的開端。下面，試就此問題略抒管見。

一

我們先從對已有的特點的分析談起。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和探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關系的論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問題。其中，姜守鵬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註：見《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2期。）是有關此問題的專文。限於篇幅，以下圍繞此文做出分析。

在該文中，姜先生將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較早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重要特徵。"單從時間上看，中國在公元前359年商鞅變法之時，就確立起了"民得買賣"的地權原則，土地買賣逐漸盛行起來；而在西歐，到公元11世紀之後，"在大多數國家內，起初不能讓渡和不能分割的'貴族'土地，漸漸變為可以讓渡和可以分割的；實際上，它已被分割到漫無止境。"（註：〔法〕P?布瓦松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44頁。）土地買賣才發展起來。顯然，中國歷史上土地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確實比西歐要早得多。進一步來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買賣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買賣的。在中國，西周就確立起了"田裡不鬻"的地權原則；而在西歐，由於土地處於高度穩定狀態，不能買賣，馬克思曾稱之為"不動產"。

然而，分析土地的買賣不能離開它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形態。結合社會形態來分析，在西歐，土地不能買賣的時期是領主制階段。伴隨著土地的買賣，領主制解體，整個社會進入了地主制階段；在中國，土地不能買賣的時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戰國的領主制階段。伴隨著領主制的解體和地主制的到來，土地買賣發展了起來。換言之，土地買賣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內在經濟現象；從地主制產生之日起，就會有土地買賣，並無此先彼後之分。認為土地較早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一大特點的觀點，主要是將中國的地主制與西歐的領主製作了對比之故，故而這種對比顯然是不妥的（詳後）。如果用中國的地主制與西歐的地主製作對比，那麼，根本就無此一說。因為，土地買賣與地主制是同步的，並無此先彼後之分。

第二，"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生產者主要是農民。"其根據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具有較大的人身自由和經營自主權，具備成為小生產者的必要條件；而西歐庄園制下的農奴則情況完全相反，並且，農業是領主庄園制經濟，屬自然經濟范疇，其商品生產主要是居住在城市裡的手工業者。我們知道，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是簡單商品經濟，交換的發達和商品生產的不發展是其基本特徵。在這種情況下，正如馬克思所說，"在這里，正是商業使產品發展為商品，而不是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註：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頁。）也就是說，當時雖然有城市手工業者生產的商品，但大多數商品則是來自於各生產部門的產品。由於封建社會生產的主體是占社會勞動力絕大部分的農民，盡管中西方農民在人身自由和經營自主權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他們都應是社會商品的主要生產者。

市場上商品的種類充分說明，農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會里主要的商品生產者。在中國，除鹽、鐵等大宗商品是來自於手工業部門之外，很多商品都來自農業部門，出自農民之手。糧食、紡織品、茶葉等農產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歐的情況與此相差無幾，大多數商品是庄園中人身並不自由的農奴生產的產品。據12世紀留傳下來的商稅稅則記載，市場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馬、腌肉和熏肉、腌魚或熏魚、麥及其他穀物、蔬菜、葡萄酒、蜜、油、乾果、鹽、金屬、毛皮、武器、顏料、羊毛、線、磨石等。在中世紀最為著名的香賓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業品和來自東方的絲綢及珍奇品外，還有糧食、飲料、皮革、各種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絲、絲棉、大麻、亞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東西，這些東西大多應是農業部門生產的產品。（註：參見〔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300～1300年）》中譯本下冊，第23章"中世紀的商人旅行、市場和市集、香賓市集、貿易管理"，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96～199頁。）那種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生產者主要是農民，而西歐則是手工業者的觀點，不僅與以上事實不符，而且有悖於前資本主義社會農民始終是社會生產的主體這一基本規律。

第三，"貨幣較早地介入交換，商業比較發展是我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另一重要特徵。"得出這一結論，其推論前提是：中國自夏商周以來就流通貝幣，春秋戰國進入金屬鑄幣階段，宋代出現紙幣，白銀逐漸成為貨幣，貨幣經濟一直較為發達；而在西歐，交換經濟長期處於較低水平，沒有出現發達的貨幣經濟。其實，西歐的貨幣經濟雖然在日耳曼蠻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紀時，隨著捷克、西伯利亞以及俄國的銀礦的相繼發現和大量開采，貨幣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很快出現了高度發達的信用業和金融業，形成了十分發達的市場網路。試想，沒有高度發達的貨幣經濟，西歐怎麼能夠率先發展到資本主義？而且，即使在西歐中世紀的初期，蠻族的入侵也沒有立即使商品經濟衰落，而是經歷了一個逐漸衰退的過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有商業活動。那種認為西歐中世紀交換經濟長期處於較低水平的觀點，大大低估了西歐貨幣經濟的發展水平。更何況中國在商周時期，不也是處於"抱布貿絲"的交換水平之中嗎？

再者，從貨幣介入交換這一角度來看，貨幣是從交換中分離出來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必然會出現貨幣。盡管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因商品經濟發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幣材會有所不同，但這並不能改變貨幣的本質。中國從商周之時起開始用貝幣。在西歐，進入封建社會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蠻族已用亞麻布條作為貨幣，後來還一度鑄行硬幣。（註：〔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300～1300年）》中譯本第8章上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84頁。）因此，把貨幣較早地介入交換看作中國封建社會有別於西歐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徵，並不妥當。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認識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特點的問題上，從據以分析特點的基本思路到具體概括出的諸多特點，都還值得進一步商榷。其中，較為普遍的問題是，往往將中西方封建社會作簡單的類比，並由此推衍出結論。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應加以避免。

二

眾所周知，特點是通過比較而得出來的。講到比較，自然就有一個比較對象的問題。長期以來，人們都是將西歐的領主制社會與中國的地主制社會作對比，從而得出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一些基本認識。但實際上，這兩者之間是缺乏可比性的。

關於封建社會的形態，歷來有"典型"和"變態"之爭。一種觀點認為領主制是封建社會的"典型"形態，地主制是封建社會的"變態"形態；一種觀點則與之相反，認為領主制是封建社會的"變態"形態，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領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會相繼發展的兩個歷史階段。對此，我們應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個社會，在它的生產力沒有全部發揮出來以前，它是不會自行消亡的；相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它的生產關系都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這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把奴隸社會分為早期不發達奴隸制階段和發達奴隸制階段；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和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分為社會主義階段和共產主義階段。難道封建社會會例外嗎？而從封建社會土地所有權、勞動者人身依附關系、地租形態的演進以及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對立消長來看，從領主制到地主制，都顯示出了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充分說明領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會相繼發展的兩個歷史階段。（註：林文勛：《試論封建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刊《東陸學林》第1輯，雲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隨著封建社會發展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證明：世界各國、各地區封建社會的發展一般都經歷了領主制和地主制兩個階段。以我們本文所討論的中國和西歐來說，中國西周為領主制社會，進入戰國，伴隨著領主制的解體，中國進入了地主制。在西歐，馬克思說："雖然在14和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在這個時代來到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註：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頁。）例如，"在英國，農奴制實際上在14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了。"（註：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頁。）西歐領主制（農奴制）解體後，並沒有立即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發展到其它的歷史階段，而是進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論述西歐封建社會走向末路時說："在大多數農村中，雖然還存在著古老樸素的自然經濟，但已有許多整片的地區，比如在荷蘭、比利時和萊茵河下游，農民都不用徭役和實物獻納，而以貨幣向領主交付；領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們自己分別變成地主和佃農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一個步驟，……。"（註：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頁。）

既然領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會相繼發展的兩個歷史階段，那麼，將中國的封建地主制社會與西歐的領主制社會作對比就顯然是不正確的。如果要進行比較的話，只能用雙方的領主制階段與領主制階段進行比較，地主制階段與地主制階段進行比較。否則，對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確的認識。

另外，還要注意的是，商品經濟是一種經濟形式，在研究其特點時，無疑需要認真研究它的經濟結構、經濟要素。但是，僅此還遠遠不夠。作為一種經濟形式，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它都不是單獨地發生作用，而是與其它經濟關系乃至政治、軍事、文化和思想意識形態密切相連，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時，還需要克服就經濟關系而言經濟關系的局限，置於整個社會發展之中去加以認識。這也是本文特別偏重從發展的過程去認識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特點的重要原因。

三

本著上述基本思路，通過與其它國家和地區同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相比較，我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顯的特點：

第一，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高峰，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發展的態勢 商品經濟何時出現於中國社會，還需要探討，但在商周時期，它的發展程度還是較為有限的。進入春秋戰國，由於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社會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在此基礎上，市場不斷拓展，交換空前擴大；金屬貨幣廣為流行；商人和商業資本迅速發展。商品經濟迎來了它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發展高峰。經秦進入西漢，商品經濟始終保持旺盛的發展勢頭，當時，富商大賈不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經濟力量無所不在，確乎達於極盛。

商品經濟的發展，嚴重地動搖了封建統治。到西漢武帝時期，統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預商業的政策，商品經濟遭到沉重打擊，發展勢頭嘎然而止。漢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當時商品經濟的基礎還較為脆弱。鹽鐵為大宗商品，這本身就表明了這一點。同時，漢武帝的政策體系完整，從生產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此外，漢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歷東漢至魏晉南北朝，連續不斷的戰亂又使商品經濟失去良好的發展環境。商品經濟急劇衰退，竟出現了實物貨幣取代金屬貨幣流通的反常情況。直到唐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又一次大發展，城市坊市制崩潰，草市鎮興起；貨幣流通不斷進步，並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商人和商人資本再度崛起。商品經濟步入了第二個發展的高峰。在這一時期，茶葉迅猛發展為與鹽鐵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鎮遍及全國，海外貿易取代了傳統的陸上貿易，等等。種種跡象表明，與第一個高峰相比，此時商品經濟的基礎更為廣闊，發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於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響，唐宋發達的商品經濟遭受一定的影響，曾一度發展遲滯。進入明代，商品經濟不僅很快恢復了唐宋時期的水平，而且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形成第三個發展高峰。這時，交換進一步擴大，市場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業資本的力量邁上又一新台階，形成了商幫。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點。

第二，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受政治力量的影響較大 我們知道，中國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封建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大一統的形成，消除了原來的封建割據，統一了全國的幣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面。《史記?貨殖列傳》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講的就是大一統對商品經濟的促進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統封建中央集權的形成，又使得統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權的強大政治力量，干預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其產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個封建時期，大一統中央集權對商品經濟的干預極為突出。主要是通過重農抑商和禁榷制度對商品經濟實施干預。所謂"重農抑商"，就是通過採取貶低、壓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從商人數。其目的是防止農民大量棄農從商，保護農業的優先發展地位。自戰國商鞅、韓非等人提出重農抑商的思想主張後，部分諸侯國及繼起的秦漢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絲織衣服，禁止商人騎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謫發商人戍邊等。而後，由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種抑商、輕商的觀念意識。重農抑商形成一個從政策到思想再到觀念的有機整體，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成為一項根深蒂固的基本國策。到了唐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重農抑商受到一定的沖擊，但從根本上還沒有完全動搖。即使到了明清，重農抑商仍然不時推出。明清兩代都還曾重申商人不得穿絲綢衣服及不得仕宦的舊規。重農抑商的實施，抑制了商人階級的發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豉亦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註：陸游：《老學庵筆記》卷9。）類似例子不在少數。這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統治者干預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將它歸入重農抑商政策之中，這是不對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國家通過官營商業，與商人爭利；它是官府充當大商人的結果，與重農抑商有著根本的不同。這項政策起源於春秋齊國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漢中葉，漢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繼推出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等政策措施，將禁榷制度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為歷代封建王朝所遵行。歷代統治者對市場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實行專賣，攫取高額壟斷利潤。如果說重農抑商政策是通過壓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的話，那麼，禁榷制度則是通過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產運銷，將商品經濟的發展納入自己所允許的范圍和軌道。

不過，雖然這兩項政策的出發點不同，所要達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卻是異曲同工，都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這兩項政策雙管齊下，使商品經濟的發展始終置於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多層次性和多元性 中國是一個疆域十分遼闊的國家，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其顯著特徵。這其中，由於各地區和各民族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後，起點有高有低，發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多層次性和多元性。

這種多層次性表現在許多方面，主要有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差別；內地與邊疆的差別；城市與農村的差別；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差別；等等。以內地商品經濟的發展來說，同處於中原內地的南北兩方，長期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就相當懸殊。至於城市和農村，在唐宋時期，一些大城市已發生了市場革命，處於較發達的狀態，但許多鄉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十分幼弱，尚處於自然經濟之中。而內地與邊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差別就更大。

唐代貨幣史上有所謂"錢帛兼行"之說。其實，除銅錢和絹帛這兩種貨幣外，在四川和嶺南的部分地區，還流通著實物貨幣；實際情況比"錢帛兼行"還要復雜。單以銅錢和絹帛來說，銅錢是形態較高的金屬鑄幣，代表的是商品經濟處於較高的發展層次；而絹帛只是一種形態較低的實物貨幣，代表的是商品經濟的發展處於較低的層次。可是，就是這兩種形態不同的貨幣，竟然在同一時代、同一社會中長期共存，流通上百年。這集中地反映出中國社會商品經濟是高低層次的共同發展。這種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多元化的特徵。

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具有多層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徵，應作為正確估價中國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長期以來，在對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估價上，不論是從整個歷史時期來看，還是就某個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據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很高的結論，而一部分人則舉出了商品經濟不太發展的諸多證據。其實，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很多人只注意了一個方面，難免以偏概全。鑒於商品經濟發展的多層次性和多元性，在估價商品經濟發展水平時，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

第四，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商品經濟在社會變革和轉折的關頭都起到了革命性的決定作用 馬克思曾經指出："商業對各種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產使用價值的生產組織，都或多或少地起著解體作用。"（註：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頁。）這是對世界各國歷史深入分析後得出的一個普遍結論。換言之，在世界各國和各個地區，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對原有的社會結構產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從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來看，這種作用又更為明顯和深刻。

與商品經濟發展的三個高峰相呼應，春秋戰國、唐宋、明清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三個重大轉折和變革時期。這三個時期，雖然社會變革的內容不同，但從其與商品經濟的關系來看，則有很大的共同點。即，商品經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說變革是由商品經濟引發的。

春秋戰國是中國封建社會由領主制進入地主制的變革轉折時期。在地主制到來之前，到處都是井田制這種農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兩部分，由農奴耕種，但土地所有權均屬最高統治者所有，實行層層分封，"田裡不鬻"。廣大農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內，互耕互助，共同構成一個經濟單位。村落與村落之間，"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即幾乎不與市場發生交換關系。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的拉動下，農民逐漸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市場交換關系也就在這一過程中從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漸滲入到公社內部。起初，公社成員用於與外部交換的商品主要是一些農產品和土特產品；而後，在交換的席捲下，土地逐漸捲入交換。於是，"田裡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經濟最終摧毀了井田制公社，領主制解體，地主制確立和發展了起來。

對於地主制與商品經濟的關系，過去認為地主制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對立的關系。近十多年來，這一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們開始辯證地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經濟是地主制經濟的重要補充形式。從上述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革來看，我們認為，商品經濟應是地主制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及基礎；沒有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就沒有地主制。也就是說，商品經濟不是地主制經濟的重要補充形式，而是它的內在經濟成份。

唐宋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又一大轉折階段。國內學者更多地將其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的轉變；而國外則有不少學者認為，這個時代是中古時代的結束和近世的開端。無論如何，這一時期顯著的社會變化特徵是，原來較為穩固的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力量開始流動起來，重新組合，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了財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時，曾第一次出現了"至富敵至貴"（註：李冗：《獨異志》。）的說法。在政治力量對社會發展影響較大的封建時代，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變化，它表明經濟力量已從此崛起，與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著社會的發展。財富力量的崛起，勢必要求按經濟力量重新規范社會關系。於是，原有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發生改變，朝著一個新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門閥士族等級制崩潰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級制度；土地制度從原來的立田制、抑兼並轉而"田制不立"、"不抑兼並"；人們的價值取向由過去的求貴轉而求富。與此同時，封建國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現重大調整。這樣，以唐宋為中界點，整個社會呈現出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進一步瓦解著封建的生產關系，另一方面則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場，積累了充足的資本，准備了大量的僱傭勞動力。在此基礎上，在江南部分行業，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預示著中國社會將出現又一次更為重大的轉折和變革。

收稿日期：2000-09-18

【作 者】林文勛/楊華星
【作者簡介】林文勛(1966-)，男，雲南曲靖人，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商品經濟史研究；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雲南 昆明，650091 楊華星(1975-)，男，四川劍閣人，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商品經濟史研究。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雲南 昆明，650091

出處：《思想戰線》（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006

『貳』 商品經濟的發展簡史

在原始社會，人們生活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組織里，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共同佔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到原始社會末期逐漸出現了剩餘品，於是就有了氏族（或部落）之間對剩餘品的偶然交換。當發生了畜牧業和農業的分工時，商品交換逐漸擴大；後來發生了手工業和農業的分工，從而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貨幣，出現了商品經濟；商品生產的產生使商品交換經常化，進而產生了貨幣。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是在自然經濟的縫隙中生長的；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才完全取代自然經濟，成為普遍的經濟形式。
世界上現存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是古希臘色諾芬（Xenophon，約前430-約前355或354）的《經濟論》，英語單詞 「Economy」、「Economics」即源於此。該書採用蘇格拉底與別人對話的形式，討論如何管理奴隸主家庭農場，堪稱「古代微觀經濟學」。他還著有《雅典的收入》，論述如何增加雅典國家收入，堪稱「古代宏觀經濟學」。此外，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國》，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和完善奴隸經濟制度，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主張限制商業、高利貸和私有財產。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論》主要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奴隸經濟制度，《倫理學》分析商品等價交換現象，認為貨幣使不同的商品等價。
歐洲封建社會始於公元476年，終於1640年，其間戰亂、災荒和瘟疫連綿不斷，經濟、文化黯然失色，人稱黑暗的「中世紀」（Middle ages）。義大利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學大全》，根據上帝意志論證封建農奴制度的合理性，認為上帝創造萬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應當受「上等人」統治。同時，提出公平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商業理論和利息論，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作了折衷和辯護，有一定歷史進步意義。 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發現」美洲大陸之後，國際貿易成為當時西歐主要經濟增長點，催生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萌芽。認為：只有金銀才是財富，主張促進商業發展，開展國際貿易，實行貿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業和商品經濟，堪稱「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義主張「貨幣差額論」，即只出口不進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於英國匿名發表的《對中國同胞某些控訴的評述》。晚期重商主義主張「貿易差額論」，即少進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孟克列欽（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譯「蒙克萊田」，1615年發表《獻給國王和王後的政治經濟學》，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柯爾培爾（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譯托馬斯·曼，1621年發表《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主要產生和發展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期，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和取得完全勝利的時期。具體說來，這一時期大致上就是17－19世紀中期期間。該時期內，西方國家的經濟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配合下，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克服重商主義經濟理論和觀念的缺陷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所代表的經濟思想和學說與重商主義的理論學說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其主要特點是主張實行經濟自由主義。這意味著個人可以在擺脫封建經濟制度殘余和重商主義那樣的國家干預情況下，實行自由經營；政府應當在保證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對經濟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讓市場機制自動地調節經濟，配置資源。
英國經濟學家配第基於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不同於重商主義的觀點：（1）財富是物質產品，勞動是財富的源泉；（2）市場自動調節比人為地調節更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即「看不見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據此主張自由放任政策。 法國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發表《經濟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但由於法國小農經濟比重較大，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因此認為只有農業才是社會財富的源泉，貨幣只是流通手段；工業只是對農產品進行加工，是農業的附屬物；對外貿易只是一種等價交換，都不能增加社會財富。183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分化為兩支，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school），馬克思主義者一般稱之為「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辯護」，認為：市場完美有效，能夠自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等。
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後，西方經濟學開始出現了大的變化，即發生了「凱恩斯主義的革命」。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思想傾向，開創了一個新的經濟學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既恢復了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思潮，使之在經濟生活中重新占據了主流地位，也同時存在著原先曾經占據過主流地位但在凱恩斯主義出現後暫時退居次要地位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 中國人很早就懂得經商。原始時代，人們共同對抗自然，生產力有限，未能形成分工。不斷改進的勞動工具提高了人們的生產力，生產物過盛衍生了原始的交換。這些交換先是偶然性，漸漸變得經常而刻意。中國人很早就學會經商，據《易經》所載，神農氏曾在日中設市以「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這可算是原始的市集。在遠古時期，商部落就以善於交換出名，周武王滅商後，商朝的遺民為了維持生計，傳說他們的祖先曾駕著牛車遊走部落之間，進行交易。日子一長，便形成一個固定的職業。周人就稱他們為「商人」，稱他們的職業為「商業」，由此引申，出售的生產物便叫「商品」。
春秋戰國時期，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現許多商品市場和大商人。春秋時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鄭國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貢和范蠡；戰國時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國的白圭、呂不韋。戰國時期各國鑄造流通的銅幣種類增多，貨幣的數量大，種類多，反映了商業較過去發達。商品交換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由於農業經濟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特別是隋朝時開鑿的貫通南北的大運河，促進了商品流通范圍的擴大。唐代還出現了櫃坊和飛錢。櫃坊專營貨幣的存放和借貸，是中國最早的銀行雛形，比歐洲地中海沿岸出現金融機構要早六七百年。飛錢類似於後世的匯票。櫃坊和飛錢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它們的出現又促進了商業的便利與發展。
宋元商業的繁榮，商業要繁榮，政府就必須放鬆對市場的嚴格控制。兩宋時期商業的繁榮，就是建立在從唐代後期起，市坊嚴格分開的制度被打破，以及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時間基礎上的。兩宋時期的商業繁榮是全方位的，不僅商品的種類繁多，而且國內貿易、邊境貿易和對外貿易都很繁華。商業的繁榮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元代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促進了商業的繼續繁榮。兩宋商業空前繁榮，商業環境相對寬松，概括而言：首先，北宋建立以後社會經濟得以正常發展，農業、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為商業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次，政府逐漸放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從唐代後期起，市坊嚴格分開的制度逐漸被打破，到宋代，店鋪已可隨處開設，買賣時間也一改日中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經營。第三，宋代市場上雖然仍然使用金屬貨幣，但在北宋時，四川益州的富商開始發行紙幣「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紙幣的發行使用便利了商業活動的進行，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第四，兩宋時水陸交通便利，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暢通，有利於對外貿易的發展。
元代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重新疏浚了大運河，疏浚後的大運河從杭州直達大都；開辟了海運，海運從長江口的劉家港出發，經黃海、渤海抵達直沽（天津）；元政府還在各地遍設驛站，橫跨歐亞的陸上絲綢之路也重新繁榮起來，這些都促使元代商業繼續繁榮。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華的國際商業大都會。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朝鮮，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來到大都。城內各種集市三十多處，居民不下十萬戶。
明清時期。政府對商人徵收沉重的商稅，並施行種種壓制政策，相比於宋元，有明顯的退步。這需要補充一定的資料，加以說明。明清時期，政府對民營商業，不斷加征商稅，對民營商業征稅不僅稅率高，稅目繁多而且關卡林立。明清政府還繼承了專賣專營的傳統，限制了民營商業的經營范圍，從而阻礙了工商業發展。
明清城鎮商業依然呈現繁榮景象。棉花、茶葉、甘蔗、染料等農副產品大量進入市場成為商品，體現了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農產品商品化得到了發展；城鎮經濟空前地繁榮和發展，許多大城市和農村市場都很繁華。只有這樣才能使區域間長途販運貿易發展迅速。其次，隨著商業的繁榮，商人的情況發生了新變化，明清時期出現了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叫做「商幫」，其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是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促進了社會分工和擴大和交換的發展，形成了一支專門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工商業階層。他們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立足於社會歷史舞台。他們所從事的生產和經營，構成了新型社會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叄』 從古代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的歷程中,你能得到那些啟示

第一，要使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得到順利發展，必須以國家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為前提。近代中國歷史表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對中國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使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處於十分緩慢的狀況。沒有一個政治上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就不可能使中國經濟得到正常、健康的發展。

第二，民國經濟的歷史表明，在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封建地主經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是阻礙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他們利用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瘋狂地掠奪中國的資源，並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壓制、打擊。封建地主經濟佔有農村絕大部分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造成農民生活困苦，農村經濟萎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壟斷著中國主要經濟部門，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排斥、打擊，阻礙了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第三，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民國時期曾得到發展，這表明代表著新的生產方式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民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內容，是貫穿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封建勢力的包圍打擊下，難以得到正常、自由的發展，最後走向衰落。歷史表明，要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是非常困難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建立符合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和封建勢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壓迫，阻礙了中國近代經濟的順利發展，因此，在中國人民進行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革命斗爭中，必須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來代替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後性，不可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建立一種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並以發展生產力為主，為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開辟道路的新的經濟形式，這種新的經濟形式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只有這種由多種經濟成分構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由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居於領導和支配地位，這就保證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必將是社會主義。

『肆』 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緩慢原因

以我的理解，在進行經濟建設時，應該首先考慮經濟利益、其次是考慮環保利益。我國確實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質提高、社會進步等因素相結合、協調，反對「殺雞取卵」式的、不顧環境保護、引起環境惡化和生態污染的經濟增長方式和道路。
但是，必須同時看到，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並不是並駕齊驅的。經濟建設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工作中心，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的主要矛盾決定的，除非發生外族大局入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決不動搖的！
再者，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經濟的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歷史使命！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讓國家富裕了，軍隊強大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場繁榮了，工，農業生產效益高了；這是國人有目共睹的偉大成就。但是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如：
1，官僚主義滋長迅速，干群關系日益疏遠。
2，公權力濫用，貪污腐敗現象猖獗。
3，社會矛盾逐漸復雜，社會等級觀念凸顯，社會公平如同口號。
4，人心渙散，信仰危機。傳統美德缺失，傳統文化淡化。
5，資源消耗過大，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經濟結構有失平衡。
從五中全會看中國發展走向
金秋時節，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後，在北京勝利閉幕。

這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入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擘畫了未來五年的宏偉發展藍圖。

這是今後一個時期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十六屆五中全會及其審議通過的《建議》，必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關鍵時期：「十一五」時期的歷史方位

「關鍵時期的一次關鍵會議」——這是輿論對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基本定位。

「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三年前，黨的十六大作出的這一重大判斷，吹響了新世紀新階段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號角。

彈指之間，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第一個五年即將過去。「十五」時期的中國，以舉世矚目的成就贏得全世界的贊嘆。「十一五」時期能否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為下一個十年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對於能否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

這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面臨的第一個「五年時期」。如何適應紛繁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趨利避害，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航船繼續乘風破浪？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這是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後的第一個「五年時期」。一些國家、地區的發展歷程昭示我們：在這個機遇和挑戰並存、希望與壓力同在的黃金發展期、矛盾凸顯期，如果舉措得當，經濟社會發展將實現新的跨越；如果應對失誤，很容易導致經濟徘徊、社會動盪。

面對戰略機遇期，我們耽誤不得；處於發展關鍵期，我們失誤不起。五中全會在深入分析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後，突出強調我們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十一五」時期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科學發展：「十一五」規劃的靈魂

「十一五」規劃，是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後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由理念全面轉化為實踐的第一份「五年路徑圖」。針對「十一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全會突出強調，要堅定不移地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發展取得的成績，讓每一個中國人自豪；發展存在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讓我國危機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暴露無遺。不斷拉大的城鄉差別、區域差別，嚴重製約經濟社會更快的發展。不少地方在發展中單純追求增長規模，經濟質量和效益低下，生態環境遭到極大破壞。重大安全事故接連發生，安全事故損失已佔全國GDP的2．5％……

堅持不同的發展觀，就會有不同的發展前景。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總結了國內外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站在歷史的、時代的高度，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

堅定不移地走科學發展的道路——這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傳遞出的鮮明訊息。全會突出強調，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軌道。

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五中全會對「十一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6個「必須」：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必須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並作出一系列具體部署。

以人為本：提綱挈領的發展本質

突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強調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是十六屆五中全會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從黨的十六大提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重大思想，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一切決策、舉措的中心。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從各級幹部深入基層噓寒問暖、解困救急，到有關部門頻頻出台便民利民舉措；從全國28個省區市免徵農業稅，到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初步確立……以人為本的理念，不僅對黨員領導幹部的政績觀、利益觀、地位觀產生深刻的影響，更在社會生活的角角落落引發廣泛的變化。

發展的力量來源於最廣大人民，發展的成果必須惠及最廣大人民。專家指出，雖然近年來我國各項事業全面發展，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堅持以人為本，親近民生、關注民生，對「十一五」的中國而言，仍然是緊迫而現實的重大課題。

5年前，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 是發展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5年後，十六屆五中全會高揚「以人為本」的大旗，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層面，提出了諸多新的思路。這預示著，「十一五」規劃的編制，將從過去偏重於物質財富的增長，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就業、教育、衛生、公共安全等人文和社會指標，正引人注目地出現在規劃編制者的視野。

和諧社會：進入操作、實踐的新階段

「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位置」「認真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社會保障問題」「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五中全會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確立為「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並就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作出了具體部署。

當前，我國正經歷經濟轉軌、社會轉型，不可避免地面臨大量復雜的社會矛盾。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日益引人關注，侵害群眾利益的現象屢見不鮮。少數沒有得到妥善處理的人民內部矛盾，甚至發展成為群體性事件。

從黨的十六大鮮明提出使「社會更加和諧」的要求，到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從今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深刻闡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重要原則和主要工作，到五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思路和舉措……回顧這一發展軌跡，人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黨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考在不斷深化，和諧社會建設這個宏大命題，已逐步從初步破題進入操作、實踐的新階段。

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五中全會從這6個方面，對和諧社會建設作出全面規劃。這是黨中央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基於對國情、民情的深刻洞察而作出的重大部署。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由經濟、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擴展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四位一體，中國共產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也在達到新的高度。

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推進器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五中全會公報關於自主創新的敘述，讓人印象深刻。

近年來，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有一種現象卻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註：醫葯生物技術領域，幾乎所有葯物專利均為發達國家擁有；DVD行業，大批企業交不起國際專利費而紛紛倒閉；汽車製造領域，真正的國產車僅佔10％。由於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知識產權，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仍處於低端位置……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將難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勁的動力支持。黨中央一再強調，必須更加堅定地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

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對我國來說，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既是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支撐，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支撐，又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支撐，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重要支撐。

全會明確要求把自主創新作為制定「十一五」規劃的著力點，強調科技發展要堅持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不斷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提出在「十一五」期間，要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這使得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更加系統、更加具體。

社會主義新農村：三農工作邁入新境界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五中全會公報中的這一表述，引起不少人的關注。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針對近年來糧食產量連年下降、農民收入徘徊不前、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嚴峻形勢，黨中央及時提出對農業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並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重農、惠農的政策。今年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增長12．5％，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

去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刻指出，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黨中央、國務院一再強調，要按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要求，切實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放到國民經濟全局中統籌安排。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格外引人注目。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絕不僅僅意味著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五中全會突出強調，「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這意味著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社會事業，也將進入加速發展時期，城鄉差距有望逐步得到縮小，農村面貌將迎來新一輪的歷史性巨變。

改革攻堅：在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尋求突破

「目前我國正處於改革的攻堅階段。」五中全會的這一科學判斷，形象地揭示了歷經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正處於一個新的關鍵時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為古老的中國注入了強大發展動力。然而，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兩年前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根據十六大精神，作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對新世紀新階段的改革開放作出全面規劃和部署。

改革的本質，是體制機制的創新。農村稅費改革、壟斷行業改革、股權分置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關鍵領域的關鍵改革加速推進，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事關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也被擺上突出位置……一系列改革舉措的相繼出台，使得2005年成為「改革攻堅年」。

但「攻堅」還僅僅是開始。從現實看，有些改革進展不快，處於滯後狀態；有些改革仍止於表層，整體上沒有實現質的突破。全會號召全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更大決心加快推進改革」，努力從根本上消除制約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使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全會從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推進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加強現代市場體系建設，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等7個方面，對攻堅階段的改革作出具體部署。

全會同時強調，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情況下，我們要有寬廣的世界眼光，著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憂患意識：永不自滿、永不懈怠

談成績，實事求是；講問題，切中要害。五中全會會場內外，求真務實的清風撲面而來。

全會深入分析了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強調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應對各種挑戰，認真解決前進道路上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理智、清醒的科學態度。

誕生於民族危亡關頭的中國共產黨，在80多年的風雨歲月中，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憂患意識。黨的十六大告誡全黨，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反復強調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永不自滿，永不懈怠。

強烈的憂患意識，源自於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和新世紀新階段國內外形勢的科學分析與正確判斷。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十一五」時期我們面臨的仍將是一個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的環境，一個總體上有利於我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環境。我們要牢牢把握和切實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妥善應對各種挑戰，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

心存憂患，方能從容應對各種挑戰；居安思危，才會始終挺立時代潮頭。五中全會強調，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關鍵在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和基層黨組織建設，不斷提高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

這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使命的清醒把握，是中國人民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之源。

『伍』 明清商品經濟發展引起的社會變化

一、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原因

明清時期的商品經濟是我國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在我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中，商品經濟的提出是相對於自然經濟而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關系是相互依託，互相制約，互為條件的一種綜合性經濟。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以自然經濟在形態相對飽和的狀況下才得以迅速發展的，例如一戶依靠"男耕女織"為生的小農家庭，它每天所生產出來的布匹僅僅能夠滿足家庭成員的日常供給時，便不會出現剩餘產品的現象，這樣也就不會出現商品經濟，只是停留在自然經濟的層面上；當它通過改革生產技術，提高了每天生產的數量，除了家庭成員的供給之外，還能剩餘更多的勞動產品，便會拿剩餘的勞動產品到市場上進行買賣交易，從而實現了商品經濟。相反商品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便會刺激小農家庭的生產積極性，促使他們生產出更多的勞動產品。正是在這種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互為依託的發展形勢下，才促使了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進步。明清時期雖然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但是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優越於以往的任何朝代，自然經濟生產的勞動產品不斷增多，市場貿易繁榮，商業市場增多，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實體不斷增多，這便促進了我國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
明清時期的商品經濟受到世界經濟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中學歷史教學中主要涉及到新航路的開辟、三角貿易、澳門貿易圈、荷蘭佔領台灣、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等方面。早在
15世紀以前，歐洲與亞洲的中國、印度及東南等地就有了貿易往來，中國的瓷器、茶葉等商品得到歐洲人的青睞，後來隨著土耳其帝國的建立，陸上交通受到阻礙，這就迫使歐洲人尋求新的通往東方的道路，這便出現了新航路的開辟。新航路的開辟促使世界逐漸連為一體，並且開始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市場。西班牙和葡萄牙是率先開始新航路開辟的兩個國家，後來歐洲的其它國家也緊隨其後紛紛進行新大陸的探索。
二、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隨著我國封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耕地面積和農作物產量的不斷擴大，使得明清時期的農業經濟得到顯著發展，促進了農產品在市場流通過程中的次數，再加上商品種類的多樣化，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共同促成了我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新發展，並為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優勢。在中學歷史教材中，也已經明確了商品經濟所涵蓋的領域，主要表現為農業領域、手工業領域、商業領域、城市發展、金融信貸、國際貿易等各個領域。……以上供參考。

『陸』 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發展高峰期

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發展高峰期是宋朝時期的國民生產總值GDP是全球四分之一

『柒』 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原因是什麼

夏商西周
奴隸制經濟產繁榮
①產力提高掌握青銅冶鑄技術稱青銅代；②實行井田制奴隸主強迫奴隸集體耕作；③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都較發展

春秋戰
奴隸制瓦解封建產關系確立
①產力巨進步鐵農具牛耕始推廣鐵器代；②公田轉化私田封建剝削式確立；③農田水利、手工業商業都較發展；④始實行重農抑商政策

秦漢
封建經濟迅速發展
①農業迅速發展：農具改進、牛耕廣泛推廣農區擴；②手工業輝煌：規模、工細、工藝精紡織、冶鑄、制漆、煮鹽、造船等部門突；③商業空前繁榮：商道發達城市設市與少數民族貿易頻繁漢武帝鑄五株錢統貨幣；④外貿易始：與朝鮮、本、越南貿易頻繁通絲綢路海絲綢路與亞洲、歐洲家展貿易

魏晉南北朝
封建經濟曲折發展
①江南迅速發原發展相緩慢南北趨向平衡；②士族庄園經濟寺院經濟占重要位；③商品經濟水平較低；④各民族經濟交流加強

隋唐
封建經濟空前繁榮
①農業較快發展：土資源進步發水稻產量提高經濟重始南移；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②手工業發達：布廣；規模產量；工細品種；技藝水平高且融入外風格；③商業繁榮：交通發達貨幣統市場規范；④外貿頻繁：交通發達政策明；同朝鮮、本、東南亞、亞、西亞、歐洲、非洲貿易往；⑤城市興旺：安、洛陽全商業都揚州、都江流域商業都市東西兩

宋元
封建經濟繼續發展
①農業重發展：南北作物交流經濟重由北移南；②手工業：產技術規模進步發展遼、夏、金、元手工業產品鮮明民族特色；③商品經濟躍：宋代現紙幣遼、夏、金同漢族商貿聯系增強元朝商業空前繁盛；④外貿易頻繁：宋代設專門機構管理外貿易元朝外貿港口世界名；⑤封建產力式繼續向邊疆區擴展

明清
封建經濟繼續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現
①農業發展：農作物引進、推廣種植面積擴形些專業產區域；②手工業進步：工具革新技術提高工細密規模擴產量提高；③商業繁榮：市場擴品種增途貿易發展快商貿城市增商品經濟向農村延伸；④外貿易受限制：實行閉關政策外貿易額極

一項新的技術出現，或者新的觀念，古代封建皇帝與地方官員的高壓政策。

『捌』 中國古代商品經濟有什麼特點

（1）起源早，並不斷發展（2）國內貿易、對外貿易發達。（3）商業市場形式多樣。（版4）商業交通發權達，水陸商運興盛，長途販運發達。（5）自漢代以來，各朝代都出現不同數量規模的商業大都市。（6）類似於銀行的櫃坊、類似於匯票的飛錢和紙幣很早就出現。（7）商業長期受到重農抑商政策的壓制，商人社會地位地下。（8）始終處於封建政府的壓抑和控制之下，只是作為自然經濟的補充而存在。 農業、手工業是商業發展的基礎，商業的發展有力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即 「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我國古代雖有「無商不奸」的說法，但沒有商業，國民經濟將受到嚴重影響。所以我們既要繁榮市場經濟，又要規范市場秩序。

『玖』 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

1.經濟：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為商業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2.政治上：結束分裂走向統一，政局的穩定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3.政策：政府逐漸放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以及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之類政策都會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4.交通：水陸交通的便利有利於對內對外貿易的發展（內河航運、兩條絲綢之路）

5.金融：紙幣的出現和應用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拾』 我國為什麼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因為商品經濟能夠迅速積累財富 帶動經濟飛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