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風暴對經濟的影響

A. 環保的重要性

2005年，一場「環保風暴」在中國內地颳起，30個總投資達億多元的在建項目被國家環保總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屬正部級單位的三峽總公司的三個項目。理由是，這些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屬於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
環境惡化無路可退中國的環境問題並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紀9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就佔到了80％，整個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條巨大的污水溝。1995年，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
據中科院測算，目前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佔到GDP總值的15％，這意味著一邊是9％的經濟增長，一邊是15％的損失率。環境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已成為吞噬經濟成果的惡魔。
目前，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全國668座城市，有400多個處於缺水狀態。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寧波市，地處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匯口，卻因水質污染，最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將鄉村河道里的水運進城裡的各個企業。
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並產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進河道，要不了10年，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
全國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有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經濟發達的浙江省，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酸雨發生的頻率，上海達11％，江蘇大概為12％。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酸雨頻率超過了90％。
在中國，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萬~1400萬噸。而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7萬噸，比2002年增長12％，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
1月27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
治理污染陷於兩難有一種說法，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控制好環境，在環保方面的投入須達到GDP的1.5％以上。但這是在環境保護本來就非常良好的情況下，在中國，根據上海的經驗，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環境，環保投入須佔到GDP的3％以上。而在過去20年裡，中國每年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幾年也只有1％多一點。環保是一種「奢侈性消費」，投入大，對GDP貢獻小，因此，一些本應用於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再不治理，未來無法保障；真要治理，則需大規模投入，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
有人算過，雲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但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至少得花幾百億元，這是全雲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20年累計產值不過500億元。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污染，即使是幹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准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
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就微觀角度說，在過去20年裡，國內製造業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只能朝兩個方面挖潛:一是工資，二是環保。最簡單的事，例如水泥生產，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廠價的5％。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如要處理，則每噸需花費1.2~1.8元。提高生產成本5％。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么高的利潤率。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游擊: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或是建立以後就當擺設，白天把污水放到處理池裡，晚上沒人時就排放到河裡，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這5％的成本。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生與死。
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也助長了這種傾向。通常的情況是，環保部門為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需耗費50萬元，而最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則只有區區5萬元，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環保風暴」。
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最後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區區20萬元罰款，對於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為談何震懾力？因此《環保法》歷來被人稱為「豆腐法」。
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大量人員失業，企業成本大幅提高，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因此，無論是宏觀成本，還是微觀成本，實際上都無法承受。
四個因素阻礙環境治理對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總結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對科學發展觀認識不到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煉、小鐵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項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現蔓延的趨勢。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片面強調簡化審批，限期辦理相關手續。而不管項目是否會存在污染情況，只要來投資就批准，個別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首長意志」、「先上車，後買票」等違法現象。
再次，環評質量亟待提高。有些環評單位不堅持科學評價，不敢以客觀的事實和科學的數據說話，評價結論含糊，模稜兩可，將項目的環境可行性與否的結論推給審批部門，甚至極個別的環評單位弄虛作假，編造、偽造數據，或者隱瞞事實，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落實，使環境影響評價流於形式，喪失了第三方咨詢機構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
最後，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工作開展不足。我國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政府主導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監管數量龐大的建設項目，顯然力不從心。
其實，環評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後的經濟利益在驅使。
掀起真正的「環保風暴」
中國是一個在環境上迴旋餘地極小的大國，又是一個在全球資源、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後崛起的一個後起國家。中國沒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國家那樣，等到環境惡劣到極點後再來治理。
但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別人走過的先發展經濟、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國不可避免的也會走一遭。
世界各國的歷史已經表明，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會有一個環境污染隨國內生產總值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尤其是重化工業時代: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以及居民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污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後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一規律。
毫無疑問，中國沒有可能跨越這樣一個重化工業時代。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國家太大，無法像芬蘭那樣，在本國製造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藉助於全球化分工，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
上世紀90年代末，筆者曾回過蘇南老家，小時候那種清清河水，坐著船就可到達四鄉八鎮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了。而令筆者吃驚的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國，即使不發展工業，由人口增長帶來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環境惡化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這樣的污染，也需要大筆投資，需要有經濟基礎。
中國在治理污染問題上，任重道遠，需要依法辦事，制止惡性環保事件的發生，延緩環境惡化的速度。

B. 中國的環境污染給世界帶來的影響

松花江支流遭污染：（這是典型的生態環境破壞案例） 高原建起一條環保鐵路：（這是中國為保護環境對生態保護的有力佐證。 2,環保資料： 2005年，一場「環保風暴」在中國內地颳起，30個總投資達1179億多元的在建項目被國家環保總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屬正部級單位的三峽總公司的三個項目。理由是，這些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屬於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 環境惡化無路可退中國的環境問題並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紀9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就佔到了80％，整個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條巨大的污水溝。1995年，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 據中科院測算，目前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佔到GDP總值的15％，這意味著一邊是9％的經濟增長，一邊是15％的損失率。環境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已成為吞噬經濟成果的惡魔。 目前，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全國668座城市，有400多個處於缺水狀態。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寧波市，地處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匯口，卻因水質污染，最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將鄉村河道里的水運進城裡的各個企業。 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並產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進河道，要不了10年，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 全國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有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經濟發達的浙江省，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酸雨發生的頻率，上海達11％，江蘇大概為12％。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酸雨頻率超過了90％。 在中國，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萬~1400萬噸。而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7萬噸，比2002年增長12％，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 1月27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 治理污染陷於兩難有一種說法，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控制好環境，在環保方面的投入須達到GDP的1.5％以上。但這是在環境保護本來就非常良好的情況下，在中國，根據上海的經驗，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環境，環保投入須佔到GDP的3％以上。而在過去20年裡，中國每年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幾年也只有1％多一點。環保是一種「奢侈性消費」，投入大，對GDP貢獻小，因此，一些本應用於環保方面的專項資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再不治理，未來無法保障；真要治理，則需大規模投入，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 有人算過，雲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產值，但要初步恢復滇池水質，至少得花幾百億元，這是全雲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20年累計產值不過500億元。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污染，即使是幹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准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要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 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就微觀角度說，在過去20年裡，國內製造業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只能朝兩個方面挖潛:一是工資，二是環保。最簡單的事，例如水泥生產，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廠價的5％。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如要處理，則每噸需花費1.2~1.8元。提高生產成本5％。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么高的利潤率。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游擊: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或是建立以後就當擺設，白天把污水放到處理池裡，晚上沒人時就排放到河裡，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這5％的成本。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生與死。 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也助長了這種傾向。通常的情況是，環保部門為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需耗費50萬元，而最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則只有區區5萬元，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環保風暴」。 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最後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區區20萬元罰款，對於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為談何震懾力？因此《環保法》歷來被人稱為「豆腐法」。 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大量人員失業，企業成本大幅提高，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因此，無論是宏觀成本，還是微觀成本，實際上都無法承受。 四個因素阻礙環境治理對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總結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對科學發展觀認識不到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煉、小鐵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項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現蔓延的趨勢。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片面強調簡化審批，限期辦理相關手續。而不管項目是否會存在污染情況，只要來投資就批准，個別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首長意志」、「先上車，後買票」等違法現象。 再次，環評質量亟待提高。有些環評單位不堅持科學評價，不敢以客觀的事實和科學的數據說話，評價結論含糊，模稜兩可，將項目的環境可行性與否的結論推給審批部門，甚至極個別的環評單位弄虛作假，編造、偽造數據，或者隱瞞事實，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落實，使環境影響評價流於形式，喪失了第三方咨詢機構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 最後，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工作開展不足。我國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政府主導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監管數量龐大的建設項目，顯然力不從心。 其實，環評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後的經濟利益在驅使。 掀起真正的「環保風暴」 中國是一個在環境上迴旋餘地極小的大國，又是一個在全球資源、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後崛起的一個後起國家。中國沒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國家那樣，等到環境惡劣到極點後再來治理。 但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別人走過的先發展經濟、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國不可避免的也會走一遭。 世界各國的歷史已經表明，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會有一個環境污染隨國內生產總值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尤其是重化工業時代: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以及居民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污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後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一規律。 毫無疑問，中國沒有可能跨越這樣一個重化工業時代。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國家太大，無法像芬蘭那樣，在本國製造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藉助於全球化分工，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 上世紀90年代末，筆者曾回過蘇南老家，小時候那種清清河水，坐著船就可到達四鄉八鎮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了。而令筆者吃驚的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國，即使不發展工業，由人口增長帶來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環境惡化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這樣的污染，也需要大筆投資，需要有經濟基礎。 中國在治理污染問題上，任重道遠，需要依法辦事，制止惡性環保事件的發生，延緩環境惡化的速度。

C. 環保風暴是什麼

近期國抄家對環境污染問題很重襲視 ，尤其是津京冀地區。新聞才提及環保治理不好相關地區領導問責的問題，更加督促當地領導的大力治理污染工廠的力度了。還聽說山東許多養殖場都關門或者外遷了，看來國家是真的重視環境污染了，短期環保檢查不會結束的 。環保治理確實導致了許多中小企業關門，實業人員增加很多，不過從長期來看環境治理還是必須的。但希望國家考慮這些實業人員的就業問題。

D. 環保風暴對從事環保的企業有什麼影響

隨著環保督查的持續深入，環保風暴越刮越大，越來越多的散亂污企業被關停、專取締，這無疑為企業屬的低價惡性市場競爭敲響了警鍾。以往很多小企業憑著低價搶占市場，這些企業為何可以低價，就是憑著散、亂、污。很多人擔心散亂污企業被取締了，會不會影響稅收。其實大可不必擔心，因為很多散亂污企業都屬於無證照經營，根本不可能交稅，即便是有證照，也會大肆偷稅漏稅。如今這些散亂污企業被關停取締了，市場訂單自然會流向環保達標，守法經營的正規好企業，因此稅收不僅不會減少，還會增加很多。因此環保風暴颳倒的是散亂污企業，而保駕護航的是守法經營、環保綠色的好企業！

E. 國家實施嚴厲的環保風暴,可能會導致對裝修的需求(增加嗎

你好！不會的，嚴厲的環保政策會制約裝修需求，因為環保嚴苛，那麼一些不環保的裝修材料就會限制或者停產，那麼裝修就會簡約化，總體來說裝修需求是降低了。

F. 環保風暴讓傢具公司停業，我欠一屁股債沒法還了。去工作也還不了這些錢，真的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了

積極整改，或者宣告公司破產。

G. 環保風暴還要搞多久

停工不能停多久的，房租一樣付貸款一樣還，很快很多老闆要挺不住了，工人就會失業了。那些罵著老闆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失業了再找工作也沒那麼容易了。

H. 環保風暴下，企業應該如何踐行環保新政

在當下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下，環保問題是所有企業都必須要注重的一個問題，在環保嚴風之下，企業到底應該怎麼做，才能既不影響企業自身的正常運營，又能夠有效地踐行環保政策呢?下面小編就帶大家來深入了解一下。

環保風暴來襲，從製造業到普通餐飲業，無一例外。越來越嚴格的環保舉措，正在影響著企業的運營。它給企業帶來的，不僅僅是成本壓力下的管理變革，更驅動著企業商業模式的轉型。

環保重拳出擊，企業應該如何應對?

企業如何踐行環保新政?

第一、樹立公平競爭的理念

很多企業一聽到「環保」，就感到壓力不小。盡管如此，企業仍然要堅持公平競爭，這樣才能把那些落後的、黑色的、不重視環保的企業淘汰掉，從而打破過去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魔咒。

第二、加大環保投入

一方面加大技術上的升級投入。例如：淘汰嚴重污染環境的落後工藝，優先使用清潔能源、資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藝和設備，優先採用廢棄物綜合利用、污染物無害化處理技術。

另一方面，加大污染防治上的投入。嚴格執行「三同時」即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正常運行污染防治設施，重點企業安裝監測設備並正常運行，提高環境事故應急能力。除此之外，還要進行轉產、搬遷投入，例如：設備轉換、人員配備、場地選擇、設備轉移。

第三、提高管理水平

首先，建立內部環保責任制度，明確單位負責人和相關人員的責任。其次，企業應該增加信息公開：主要污染物的名稱、排放方式、排放濃度總量、超標排放情況、防治污染設施的建設和運行情況。同時，還要制定環境事故應急預案並備案。

第四、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激勵

針對節能減排的企業，政府在財稅、采購價格等方面都有優惠政策。對於那些轉產、搬遷進行綠色轉型的企業，都有一系列支持。企業要仔細研讀環保相關政策。

趨勢表明，「環保」會越來越更深刻地影響到企業。企業只有加大投入，進行技術改造，在轉產、搬遷方面爭取國家政策支持，提高企業管理水平，甚至轉變商業模式，才能適應當前新的環境要求。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敬請關注公眾微信號：企業林或是官網http://sh.enterwoods.com/)

I. 環保風暴對於紡織企業的市場競爭會有所影嘛

在市場仍有需求的情況下，江浙地區的產能收縮直接導致市場供應不足，那麼這一部分需版求就被轉移到外權來坯布上了，造成了本地廠家競爭壓力加大。
同時對於一些貿易商來說，可能有常年固定的供貨廠家，但在整個大環境限停產的情況下，貿易商接到的訂單交期會延長，環保整治也拖慢了市場的交易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