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⑴ 政府應該如何促進經濟發展

政府如何促進經濟增長

對於國民經濟中的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和社會事版務等項目來說，由於權這些行業或部門一般具有投資規模大、投資回收期長、風險大等特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往往難以達到有效率的供給水平，
出現所謂的「市場失靈」。這在客觀上要求政府介入，通過公共投資的方式配置資源，實現資源在各產業部門間的均衡配置，提高使用效率。所以從性質上講，公共投資是彌補市場失靈的產物和有效手段。

政府公共投資雖然主要投向農業等基礎產業和交通運輸、機場、港口、橋梁、通訊、給水工程等基礎設施，但基礎設施與基礎產業是經濟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該領域的投資與資本形成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並直接影響著經濟各領域資源配置的效率水平，從而制約著經濟增長。

公共物質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長期的均衡關系，並且，兩者的驅動機制更多地表現為公共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對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科技研發等的支出，增加了經濟中的人力資本存量，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及外部效應等提高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力。

⑵ 我國政府是怎樣發揮財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的

（一）收入方面：完善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
從1994年稅制改革開始，我國基本上已經形成了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這表現在：從1994年至今，全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19.3%，如果同GDP增速相比，財政收入增長彈性系數年均為1.97，最低年份是2003年，該系數為1.49，最高年份是2001年，該系數為2.69，今年1-9月份，該系數超過了2.7。黨的十六大之後的2003-2006年，全國財政收入連續突破2萬億元、2.5萬億元、3萬億元，2006年接近4萬億元，年均增長20.1%。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30.6%，預計全年有望達到5萬億元左右。實際上，13年來每年都有新的增收因素，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的作用。
這些年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同稅制結構設計和經濟快速增長有關。1994開始的稅制改革，稅制結構設計是在提高兩個比重的大環境下進行的，當時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10%多一點，中央財政收入佔全部財政收入22%左右。按收入法計算的GDP包括勞動者報酬、企業盈利、生產稅和折舊四部分，要想提高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稅制結構設計必然要求財政收入增長快於GDP增長、快於其他三個部分增長，從而擴大財政收入在整個蛋糕中的份額。因此，即使1994年後宏觀環境靜態條件不變，稅制結構也會導致財政收入增長。
更何況，1994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快速增長，1994-2006年經濟增長率年均達到9.7%；工業化速度加快，1995年我國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為18，2000年達到26，2005年達到50，「十五」時期工業化明顯提速；城市化發展迅速，1994年我國城市化率為28.6%，2006年達到43.9%，年均增長約1.2個百分點，遠高於國際上年均增長0.5個百分點的速度；經濟結構不斷優化，1994年第一、二、三產業佔GDP的比重分別是19.6%、46.6%、33.8%，到2006年變為11.8%、48.7%、39.5%，第一產業比重降低，第二、三產業比重上升；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持續改善，1999-2006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年均增長38.7%，為歷史上較好時期；外貿依存度明顯提高，進出口貿易總額由1994年的2366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萬億美元，世界排位則從第11位前進至第3位，外貿依存度從40.6%上升至69%；收入征管水平日益提升，據測算我國稅收徵收率已由1994年的54%上升到2006年的67%左右，實際稅負與名義稅負更加接近。這些外部條件的變化進一步推動了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
當然，盡管十幾年來財政收入快速增長，但當前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並不算高。從國際上看，據統計，2006年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國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最高，一般超過50%；英國、法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比重較高，一般在40%以上；阿根廷、哈薩克、智利、泰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比重相對較低，一般在30%以下。如果就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作純技術比較，我國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只有18.7%，處於較低水平。如果再將較多未納入預算管理的政府性資金考慮在內，調整為與國際上大致相同的口徑，我國政府財政性收入佔GDP的比重，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大體處於中等水平，也並不算高。
同時，從財政性收入結構看，存在著稅輕費重的問題。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的計算，我國宏觀稅負目前處於世界較低水平。以可獲得的最新年度2004年數據比較，我國不包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比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低6.94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低4.21個百分點；以可獲得的最新年度2005年數據比較，我國包含社會保障繳款的宏觀稅負比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低12.72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低7.13個百分點。與之相反，我國非稅收入規模偏大。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央政府非稅收入一般占本級財政收入的10%以下，州或省級非稅收入占本級財政收入的20%左右，市級約佔20-50%。因此，盡管2006年宏觀稅負只佔GDP的18.7%，並不算高，但是各種收費加起來，企業實際承擔的財政性負擔卻已不低了。
另一方面，這十幾年來的居民收入統計數據顯示，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基本上沒有增長，其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約穩定在61-65%左右。如果去除居民收入中增長較快的財產性收入及其他收入，工資性勞動報酬收入則呈下降趨勢，從1997年的55%左右下降到2004年的44%左右。因此，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這兩個收入比重的決策是非常正確和及時的，勞動報酬過低，一方面會造成貧富差距加大，另一方面也會影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因為一個大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無一例外要靠消費主導，消費佔GDP的比重往往需要達到60%甚至80%以上。我國2006年GDP中消費只佔到51.1%，資本形成高達42.7%，說明我國經濟發展仍然依靠投資主導，這種方式是不可持續的。而消費主導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形成，與我國勞動報酬比重過低有很大關系。
綜上所述，從整個國家的大環境來看，黨的十七大後，收入分配向居民收入傾斜、初次分配向勞動報酬傾斜將是主旋律。因此，今後完善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要在保持兩個比重適度增長的同時，更多地關注自身收入結構的調整。一是提高稅收組織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強化稅收，清理收費，在不增加企業財政性負擔的情況下，通過清理非稅收入給稅收增長留下空間。二是可以考慮進行一些結構性稅制調整，如適當降低企業生產流轉環節的稅收，目前正在推進的增殖稅轉型正是如此；適當增加資源環境使用、財產持有環節的稅收，包括調整資源稅、研究開征環境稅和物業稅等。
（二）支出方面：實行財政管理的科學化和精細化
管子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這句話說明，從一定意義上講，會用財比生財、聚財更重要。
近年來，我們採取了許多加強財政支出管理的措施，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盡管如此，總的來說，財政支出還猶如一座沒有經過精細化開採的金礦，能夠挖掘的潛力巨大。可以說，節約出來的資金是沒有徵收成本的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增量開源受到限制的條件下，存量節流將是增加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渠道。舉個簡單的例子，5萬多億元的財政收入，節約5%就是2500億元，這相當於1989年（2665億元）一年的財政收入，而節約5%，經過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是要通過建立有效的體制和機制來保障每一筆資金的使用。現在有一種傾向，認為財政收入多了，支持就是增加財政資金的投入，不增加投入就是不支持，這是不正確的。恐怕比增加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體制和機制。我們必須明確，哪些事情應該交給市場去做，哪些事情必須要由政府完成；而由政府來做，又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建立什麼機制。如果這些不能清晰界定，即使投入再多資金，也解決不了問題，甚至還會產生副作用。比如支持醫療改革，如果思路不清，連補供方還是補需方都確定不了，增加投入也是無的放矢。因此，對於每一項財政支出，都要認真思考體制和機制是否有效，否則一旦政策失誤，資金投入越多，帶來的損失也越大。
二是要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我國自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財政以來，其中一個最大的成就，就是政府投資逐步退出了一般競爭性領域，現在只佔2%。但在公共領域，政府投入同樣需要優化結構，有限的財政收入與無限的公共服務需求相比永遠是不夠的，必須把有限的財政資金首先用到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方面。當前，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還有較大潛力，壓縮一般性支出、增加民生性投入應該是一個方向。要壓縮人、車、會，網路和接待費用，以及出國經費等方面的開支；加強持續改善民生的資金保障，向「三農」傾斜，向社會事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傾斜，向困難地區、困難基層、困難群眾傾斜，特別要加大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就業和社會保障、住房、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投入。
三是要加大預算管理的科學化和精細化。財政資金總量的日益增加，對預算管理的科學化和精細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形勢下，必須切實做到收支並重、分配與管理並重，切實改變「重收入、輕支出」、「重分配、輕管理」、「重投入、輕效益」的現象。實際上，管理的過程也是政策發揮作用的過程，如果管理不到位，政策作用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使政策發生扭曲。要靠法律來加強管理，所有事情都要納入法律框架下辦理，嚴格法制約束。要靠科學來加強管理，所有支出都要有科學的程序和流程，讓每一筆資金在管理系統里留下軌跡，尤其是通過加快財政信息化建設，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要靠民主來加強管理，努力提高財政透明度，落實並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對財政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需要指出的是，支出管理的革命要遠遠難於收入管理，它涉及到整個行政體制內部權力和利益格局的調整；但其影響力也是深遠的，當財政支出做到了科學、精細、並且透明，將會大大強化對權力的制約，從而扎實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香港學者王紹光在總結美國建立公共財政時說：「改造公共財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它是低調的，不會過分提高人的期望值，它是具體的，比抽象談論政治民主更易操作。」

⑶ 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多大

一、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一)制定科學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回，引導區域經濟發展
地方政答府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引導本區域經濟發展。首先要根據中央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明確本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並確定發展規劃的分步實施落實。其次要根據本區域經濟發展實際，確定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政策。再次要確定發展本地經濟，引進人才、技術、資金方面的重點方向和目標。最後制定良好的地方教育政策，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優化人才環境，實現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相一致、相互補充。
(二)完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職能，主要包括政府承擔的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實施公共政策，擴大社會就業，提供社會保障，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健全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的職能。地方政府對區域經濟發展起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轉變政府職能，進行政府管理創新
公共管理作為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職能，凸顯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強化地方政府妥善協調利益關系的能力，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將解決民生問題作為地方政府管理的著力點。尊重市場規律，發揮政府特有作用，淡化行政區劃，強化經濟區劃，破除行政壁壘，優化區域經濟布局。

⑷ 行政事業單位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什麼作用

事業單位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其范圍覆蓋各個行業，從業人員數量僅次於企業，是我國第二大社會組織。事業單位集中了我國大部分專業技術人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事業單位因應於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亟需以深化改革來解決，當務之急是明確事業單位改革的方向與思路。

關鍵詞：事業單位 改革 目標 路徑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加快事業單位改革的步伐也日益顯得迫切。事業單位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力量，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按照政事分開原則，改革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深化事業單位改革是繼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之後，中國面臨的又一項重要任務。」近些年來，各地方和部門紛紛進行了一些事業單位改革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整體上說，我國事業單位改革並未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顯然，如果不對事業單位改革的相關問題弄清，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改革也就很難順利推進並取得實質性進展。

一、我國事業單位現狀

我國的事業單位大多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主要提供教育、科研、文娛、醫療、體育等公共服務職能。產生於特定時期的我國事業單位，在鞏固國家政權，發展國民經濟，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求等方面作出過巨大成就，並將繼續發揮它獨特的作用。但傳統的事業單位隸屬於政府，是政府權力的衍生物，具有經費依靠國家財政、高度的社會福利取向、人員編制、機構設置行政化、典型的官辦官管官養等特徵。長此以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健全，與之相適應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改革具有明顯滯後性和復雜性特點，並且日益暴露出許多突出的問題。

有關專家認為，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弊病表現為事業單位行政化。一是事業經費供給化，這種撥款方式使事業單位沒有預算方面的壓力，事業撥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需要，而不是事業產出的效果。事業單位一經設立，其幹部和人員由國家統配，經費由財政統包，任務由上級統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效率低下的一種獎勵。二是事業運行機制的行政化。長期以來，事業單位在組織形式、管理方式、人事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等方面基本沿用行政單位的做法，政府部門往往採用行政命令、指示等手段來直接領導和管理所屬的事業單位，這種管理體制缺乏利益激勵和風險約束機制，使事業單位在服務的發展中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完成指令而不是創造性地提供服務，便成為事業單位的主要使命，而自身由於自主權不到位，缺乏應有的生機和活力。三是領導體制模式化。目前，事業單位領導體制的模式較為單一，多數事業單位領導的任用都實行單一的委任制，這種領導體制當然便於政府主管部門對事業單位的管理，但缺陷也顯而易見：一方面，它難免造成權力向政府主管部門集中，抑制事業單位的工作積極性與創造性；另一方面，由於事業單位行政首長的權力只來源於上級主管部門，在事業單位內部難以形成橫向和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與民主決策機制，特別是隨著事業單位自主權的逐步下放，這種現象更易出現。

二、事業單位改革的目標選擇與改革取向

從目前來看，我國的事業單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仍然並將繼續佔有重要的地位。那麼，解決現有事業單位存在的諸多問題和弊端必須依靠改革，但改革的方向不是也不可能取消全部事業單位，而重點在於如何來劃分事業單位的類型以及如何對其進行調整和規范。這是在對事業單位改革進行目標設計時必須考量的問題。

中山大學王樂夫教授認為，按照事業單位承擔的功能，可以將事業單位的改革定位於三個方向：一是朝向政府的一極發展，二是朝向企業的一極發展，三是定位於在政府與企業的兩極之間。具體說來，就是將事業單位分為三類：一是行政執行類，二是企業化經營類，三是社會公益類。在這三類事業單位中，行政執行類事業單位可以有條件地逐步轉向政府機構；企業化經營類事業單位應根據自身的發展狀況逐步確立企業法人身份；社會公益類事業單位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既不能由市場包辦，又不能由政府包攬，因此可以保持事業法人的身份。

1、改革的目標選擇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對事業單位進行改革的目標選擇在於建立一個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精簡高效、結構合理的現代事業組織體制，改革後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應當更有利於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盡可能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求。社會事業組織體制是指社會事業由誰來辦、怎麼辦的基本制度模式。因此，事業單位改革的實質是對現行社會事業體制的重組；對事業單位改革的目標設計，必須放在社會事業組織體制改革的宏觀背景下來考察。

因此，對事業單位的劃分首先要理清政府與事業單位的關系，重新界定政府職能，劃分事業單位的職權范圍，從而為事業單位的改革作好鋪墊。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應該把現在的事業單位分成三個類型：執行政府職能的法定單位，提供公益性服務的公益單位，可以企業化運作的營利單位。這三個類型中，只有提供公益性服務的公益單位基礎保持事業法人的身份，法定單位轉變成政府機構，營利性單位則變成企業法人。除了法定機構之外，所有單位都取消行政級別。法定機構執行政府管理和執法職能，完全由國家提供財政支持，它們可以根據所提供的服務收取適當的用戶費用，如護照的成本費或者罰款收入，但所收取的費用全部收繳財政，實行收支兩條線。企業化的營利單位，政府不再提供財政支持，但是如果國家有科研、培訓等方面的項目，這些營利性的科研單位和教學培訓機構，可以參與競爭招標。提供公益性服務的公益單位，政府提供適當的財政支持，與此同時改革政府的撥款方式，提高公益服務機構的競爭性。

2、改革的目標取向

作為我國傳統的事業即非經濟非政治的社會事務服務和管理職能承擔者的事業單位，由於其在社會公共服務等方面所擁有的組織、人員和經驗等方面的優勢，從我國的目前非政府組織總體上水平不高等情況出發，通過深入的改革和發展，理應成為公共事業管理領域中的重要力量。這一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就是事業單位的社會化以及運行的法制化和民主化。

（1）事業單位的社會化。事業單位的社會化有兩層基本含義，即社會事業社會辦和事業單位的資源配置與服務社會化。

其一、社會事業社會辦。社會事業即社會全體公眾的事業，也就是公共事業，因而社會事業社會辦，也就是公共事業社會辦。社會事業社會辦，就是指社會事業興辦的主體多元化，建立國辦、民辦和社會辦等多方興辦事業，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新格局。這是面對社會公眾需求日益豐富，新型公共事業形成，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作為事業的唯一主體、以國家財政支持的事業體制難以為繼的必然選擇，也是新型公共事業的本質上是社會大眾的事務，最終必然落實到社會、由社會自我管理的要求。社會事業社會辦對事業單位的改革而言，最根本的就是事業單位與國家關系的調整和規范，對自身的性質重新定位，即要通過以政事分開為基本原則的改革，根據自身的性質和服務的基本內容，分清政府行政管理部門與自身的責、權、利，正確確定和理順與政府行政管理部門的關系，成為在法律規范下從事社會公共服務和管理的自主活動的主體，而不再是政府的附屬機構。

其二、資源配置和服務的社會化。在傳統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中，由於國家是興辦主體並由財政支撐，不可避免地出現中央部門辦事業、地方政府辦事業、事業單位辦事業和國家企業辦事業的條塊分割、部門界限局面，各所有者通過行政手段配置資源，也只為本部門、本地區、本行業服務，不對其他部門、地區、行業服務，更不對社會服務。這是在資金緊張下的巨大的資源浪費。因此，與事業單位向真正的社會公共服務主體的轉化相一致，就必須打破事業資源的行政化分割與部門單位所有制，面向社會進行公共服務。

（2）事業單位運行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在傳統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下，事業單位通過接受行政指令等完成國家計劃，事業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國家和政府領導人的重視程度，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民主監督，從而在實際中，各項事業的意義必須反復經常地強調，事業經費必須時時去爭取，事業機構的設立和撤消也變化無常，不能不對事業的穩定的發展產生消極影響。因此，隨著事業單位改變與政府行政管理部門的行政隸屬關系，成為獨立的進行公共事業服務與管理的主體，不再靠執行行政指令來運行，為規范其行為的合理，保證公共事業的發展，就必須加強公共事業立法，建立和完善包括科學技術立法、教育法、文化法、衛生法、體育法等方面的公共事業法律法規體系。同時，作為進行公共服務與管理的社會組織，事業單位不僅需要在其內部進行法律的基礎上民主化運行，更必須向社會公開，接受政府行政管理部門的監督和社會的監督。

三、事業單位改革的路徑與措施

中央編辦主任李鐵林在致辭中指出，事業單位改革的任務緊迫，關鍵的原因有三點：一是事業單位改革作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必須通過自身改革，為整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供必要的支持。二是事業單位作為政府承擔公共服務職能的載體，必須通過改革，進一步增強自身活力，提高公共服務的有效性。三是必須通過事業單位改革，推動社會事業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1、調整事業單位改革的思路

國家發改委司長范恆山在公共服務部門改革國際經驗與中國事業單位改革國際研討會上說，從總體上收縮中國事業單位規模、調整結構，是推進改革的第一步，也是關鍵性的一步。為此，他提出改革四條調整思路：其一，能夠撤銷的，在做好相關善後工作的基礎上堅決撤銷；其二，目前已承擔政府職能且不宜撤銷的，應轉變為政府部門。公益性事務較少、可以改制為企業的，或者目前已從事大量市場經營活動，企業色彩比較濃重的事業單位，應明確轉變為企業；其三，把國家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減少到最必要的限度，依此原則。對現有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通過合並、重組形式進行整合；其四，不宜再由政府出資興辦、且有市場前途的事業單位，可通過招標拍賣的方式，讓渡給其他投資者。

2、根據政事分開原則，明確政府職責和事業單位職能

傳統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下，事業活動的非經濟性和非政治性以及政府職能擴大化導致政事不分的積弊已久，隨著人們對公共事業認識的深化，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立足政事分開原則，合理劃分事業單位職能和明確政府職責是事業單位改革的一個基本點。政事分開，根本上來講，就是要改變過去國家包辦統攬事業，政府部門與事業單位的隸屬關系，政府行政主管部門進行宏觀管理，事業單位自主解決具體事務。

明確合理的政府職責范圍，形成不同層級政府間的合理分工。根據毛壽龍先生說講：「政府應該扮演好四個不同的角色：作為政策的決策者應該確保決策的民主化，廣泛聽取民眾的意見，確實採取措施，避免決策失誤所帶來的資源浪費；作為公益物品的提供者在正確引入外資或者民營資本的同時應該要有一定的程序和條文，以保證程序的公開、合法，防止不法之徒政治尋租；作為管理者應該改革後的事業單位是公共型服務體系，而不是以前的政府權力的延伸，更不能憑借自己的權力對其進行壟斷；作為監督者應該廣泛動員公民及企業的參與，擴大事業單位的監督主體，在有效監督的同時降低監督成本。」

明確事業單位職能，合理劃分政府直接舉辦和間接究辦的事業邊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條件下，我們既不能沿用傳統舊體制下的事業界定標准——「沒有生產收入」、「所需經費由國庫支出」的社會組織，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公共產品理論的界定標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兩個基本特徵的公共產品是界定國家公共財政支出范圍的標准。國家財政本質上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為了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形成的社會集中化的分配關系。凡是社會公共事務，均是政府職能范圍內的事務，都應由國家財政供給來辦。因此，社會共同需要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界定事業單位職能范圍的根本標准。公共性是絕大多數事業單位的本質特徵，尤其是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等四大行業，直接體現著全體公民的公共利益、公共物品、公共需求、公共服務和公共監督。公共性的基本特徵表現為：資源和產品分配的公正性，收益或損失的社會性，提供服務的非營利性和非競爭性，所有權和財產權的不可轉讓性，組織行為的公開性和限制性，資助和消費的強制性。政府財政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是衡量事業單位公共性程度的基本標志。因此，界定事業單位職能范圍時，就應以社會共同需要作為界定的標准和依據。凡是具有公共性特徵的事務，就屬於社會公共事務，就應由國家來辦；凡是不具有這種特徵的事務，就不是社會公共事務，就不屬於國家事業單位職能的范圍。同時，即便是那些政府直接組織的行政支持類事業也需要進行體制創新，增強競爭活力和加強約束機制建設。堅持政事職責分開，政事編制分開，政事財務管理分開，政事機構分開，從而更好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界定我國事業單位職能，明確政府的職責。

3、規范事業單位改革的過程

改革對策和程序要民主化和科學化。所謂民主化就是在改革的策略選擇上要廣開言路，要有一個充分的互動和協商過程，打開社會上方方面面參與的渠道，不能搞少數人決策，要充分發揚民主。所謂科學化就是指改革的程序和步驟要考慮成本收益原則，要符合國家、社會和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

要依法進行改革，把事業單位改革與公務員法的制定聯系起來考慮，要把公務員的范圍界定和職級劃分及中央與地方公務員的區別考慮進去。一般來說，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發達國家公務員制度，是按照服務本位，而不是按照權力本位來界定公務員范圍，把行政官僚和技術官僚都包括在公務員范圍之內，而技術官僚大多是在我國所謂的事業單位工作，並由財政支薪的人員。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大部分最終是由這些部門和人員來提供。我國行政支持類和公益類的事業單位就屬於這種性質。因此，在我國事業單位改革過程中要考慮把這部分人納入公務員隊伍，按照公務員法依法進行統一規范管理，以減少這些單位管理混亂和職位腐敗。

改革結果要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取向和我國政府的「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戰略。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社會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也會增加，我國事業單位改革要充分注意到這一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著眼於提供高效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此外，整個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思想、觀念轉變、文化認同、產權界定等問題都需要妥善解決。總之，事業單位改革是一項巨大的社會改革工程，需要不斷地對出現的問題進行思考和妥善解決，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和制度改革創新，解決體制性障礙，才能不斷推進整個事業單位改革的順利實施。

⑸ 我國政府是怎樣發揮財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的（簡答）

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安排使用好政府公共投資，著力優化投資結構；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引導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支持區域協調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

⑹ ●思考題:中國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政府應該發揮什麼作用

1、促進教育，為經濟發展輸送高素質勞動力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世界競爭中，政府要做的：

一是真正認識到教育在提升國家競爭力和保持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戰略作用，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盡可能多地向教育傾斜。

二是加快教育體制尤其是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把有限的資源真正用到教師和學生素質的提升及待遇改善上，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的效率。

2、促進技術進步，提高國家經濟的競爭力

在知識經濟時代，誰掌握了高新技術產業，誰就站在了歷史發展的制高點。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的速度快與慢，不僅僅體現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的速度，而且更能標志該國在未來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是否有持續發展的後勁。

3、投資基礎設施，為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奠定物質基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和個人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永遠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經濟活動准則的，這也就決定了企業和個人所選擇的經濟活動項目往往更注重短期的收益和限制在局部的范圍而整個社會經濟的良好運行和持續發展則需要長周期的和全局性的項目來支撐。

企業和個人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不可能在沒有完善的物質基礎的條件下創造財富，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實際上是為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搭建了一個功能完善的物質平台。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既包括制度建設，也包括道路通訊體系的建設。

4、保護環境，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對於保護環境，防止環境惡化，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首先，政府應當劃定明確的禁區，禁止企業和個人從事某些可能對環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的經濟活動；

其次，對那些雖然會造成環境損失，但仍在可以彌補的范圍內的經濟活動，政府應當制定規則，讓當事人承擔治理環境的成本，如強制性的排污措施和徵收排污費等：

再次，政府直接投資某些環境治理項目，如治沙、治污、凈化空氣項目等。

5、建立和維護社會保障體系，化解經濟發展所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

由於社會成員的個體差異，即使在同樣的市場經濟規則中從事經濟活動的不同個人，也會出現收入上的巨大差別。要使這種差距縮小，就必須由政府或在政府主導下建立起一個包括養老、醫療、失業救濟、最低生活補貼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使社會成員各得其所，化解各種社會矛盾，降低經濟發展的摩擦系數。

⑺ 如何有效發揮政府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有效發揮政府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首先需要根據地方特色版制定適合地權方特色的法律法規政策支持、鼓勵、引導地方經濟發展；其次在堅持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找到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著力點。通過激發市場活力，用好市場要素，擴大市場需求來推動經濟發展。同時找准適合地方經濟發展的產業，科學規劃，加強政府引導，鼓勵產業發展，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帶動老百姓發展致富。（鏈接比較全面）
參考：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44931964.html

⑻ 中國政府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宏觀調控和微觀自主相結合，其中微觀自主就是發揮市場在回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答而宏觀調控則是政府在在宏觀上對經濟的調控。所以我國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集中體現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的宏觀調控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由於市場經濟存在盲目性與自發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誤導經濟的發展。這在西方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窺視一二，1929年-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市場的誤導而引發的，在當時就表現為生產過剩。由於沒有合理的市場導向從而導致市場競爭無序和混亂，這時市場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弱化了，所以政府的宏觀調控就成為市場的新向導。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次經濟危機中羅斯福政府在宏觀經濟上的決定性作用。同樣，在柯林頓時期美國進入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而這一時期柯林頓政府的經濟政策就是「調宏觀調控和微觀自主」，強調了政府在市場中的引導作用。雖然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存在差異，但在本質上同樣都強調了政府的導向作用，在我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08年以來由政府主導的「擴大國內市場需求"。

⑼ 政府的宏觀調控可以在經濟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

政府的宏觀調控可以在經濟發展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句話說的是非常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