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 趨勢與重點 是什麼
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是時代的要求，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綜合性、系統性、戰略性的轉變，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今後五年，要確保科學發展取得新的顯著進步，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基本要求是：
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統籌城鄉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區域良性互動、協調發展。
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充分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作用，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壯大創新人才隊伍，推動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優先位置，加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深入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節約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發展循環經濟，推廣低碳技術，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堅定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加快構建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同分享發展機遇。
2. 中國經濟近5年發展趨勢
過去，鄧小平為中華復興這個中心部分，為我們設計了分兩步走的戰略方針： 第一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第二步，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並且明確指出，第一步是手段，第二步才是最終目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可以說我們已經基本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可以說我們已經超額完成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第一步戰略目標。現在，我們已經有條件去努力實現第二個戰略目標了，而十二五就是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的起點。從這個戰略高度去認識，十二五在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無疑具有劃時代的節點意義。 由此，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堅定不移地實現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概括地講，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兩個基本點，一個是縮小貧富差別，另一個是可持續發展。因此，十二五規劃的中心內容就是圍繞兩個基本點做文章。 中國改革開放堅持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而並不是全盤西化的市場經濟原則，尤其是在處理縮小貧富差別矛盾的問題上更不能也不可能僅僅依靠完全市場經濟機制，而更應當積極發揮政府職能的行政機制去解決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積極發揮行政機制將是縮小貧富差別在初期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十二五規劃中關於縮小貧富差別的舉措最關鍵的，一是在初次分配方面強化行政法規以約束過度剝削；二是在再次分配方面完善稅收機制、壓縮政府開支和財政收入的GDP佔比，大幅增加社會福利投入。這幾方面的舉措要在十二五規劃中有明確的具體指標。一旦成行，我們完全有有理由相信縮小貧富差別一定會在十二五期間有一個明顯的效果。
滿意請採納
3. 我國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根本保證是
實現「十二五」規劃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涉及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必須有政治、思想、組織等方面堅強有力的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證，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明確了目標和任務、凝聚了力量和智慧。堅持黨的領導，對於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根本保證的表現是全方位、全過程的，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堅強的領導核心。
在我們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且發展又很不平衡的大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然要求有一個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體現和反映最廣大人民意願的政治集團和政治核心，把十幾億人的思想和力量統一和凝聚起來，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前進。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和作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基礎，是任何力量所無法動搖、改變和替代的。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第二，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共同的思想基礎是團結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黨和國家各項目標任務的必然要求。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夠樹立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形成引領全社會思想和行動的核心價值體系。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它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我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社會的思想、意志和精神同我國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使命緊密聯系起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共同創造美好未來。
第三，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
「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人才優勢是最有潛力、最有可靠、最具持久力的競爭優勢。各項事業發展需要的各種知識、科技、資金、資源、信息、體制、環境、政策等要素和條件，只有為人所掌握、所運用，才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黨和國家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確立人才優先發展戰略，不斷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善於治黨治國治軍的領導人才和其他各方面人才，把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人才、農村實用人才、社會工作人才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為實現我國發展目標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證。
實現「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對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黨必須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加快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黨中央一再提醒全黨，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我們必須按照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的要求，加快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不斷提高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和水平，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各級黨委要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准確把握發展趨勢，科學謀劃發展藍圖，努力創新發展模式，加強對發展的統籌協調，切實提高發展質量，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
4. 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十二五」期間我國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
即將進入的「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向更高水平、更高層次跨越的關鍵時期。我國仍將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且機遇大於挑戰。只有分析「十二五」時期社會發展領域面臨的突出問題和挑戰，才能明確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改革思路和重大政策措施。
一、人口問題將是長期制約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耕地少，人均佔有資源相對不足是基本國情。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促進人口與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可以預測，「十二五」期間，規模巨大且繼續增長的人口數量將給我國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壓力。特別是來自三個方面的挑戰更加突出。
一是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劇。自1999年進入老齡社會後，我國現已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國家，佔全球老年人口總量的1/5。近20多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0萬。預計到2010年我國超過60歲的老年人將達到1.74億，約占總人口的12.8％；到「十二五」末期該比例將達到15%左右。人口的老齡化，使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人口撫養比例、代際關系發生著重大變化，直接影響勞動力供給，加大社會保障的壓力，也會催生對老年人社會服務的巨大需求，加快發展老齡事業的任務緊迫艱巨。
二是人口流動性進一步加劇，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的數量持續保持高位並不斷遞增。工業化發展趨勢和城鄉之間的巨大經濟社會差異，是導致農民大量從農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動因。國家人口計生委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已達1.5億人，其中勞動力也即農民工約1.3億人。預計到「十二五」期末，全國流動人口總規模達到2億人，農民工約1.7億人。城鄉之間巨大的人口流動性，將會引發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城鄉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銜接、流動適齡兒童接受教育、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治安等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順應工業化、城市化趨勢，我國必須加快推進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創造條件鼓勵更多的流動人口成為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候鳥式」地在城鄉之間奔波。
三是人口居住進一步集聚，城市化深入發展。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約45%，大致每年可提高1個百分點，預計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可達到50%左右。城市化加快發展對城鄉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提出了新挑戰，要求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不斷提高城市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同時，著力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村居民也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緩解農民進城的壓力，促進城市化的平穩健康發展。
二、利益多元化趨勢更加明顯，社會進入矛盾凸顯期
我國正處於由經濟轉型而引發的社會轉型時期，由於社會成員受益不均、社會政策調整、政府管理行為失當等原因，導致利益格局多元化趨勢加劇，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凸顯，有些呈加劇之勢。我國正在進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沖突的時代。特別是不少利益矛盾存在於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如果處理不好，一旦激化，很容易產生群體性事件，進而誘發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在影響社會穩定的所有因素中，以下因素尤其值得關注。
一是經濟快速發展而利益分配不公。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目前存在「三個失衡」：城鄉失衡、地區失衡、貧富失衡。古語講「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些失衡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或者緩解，必然引發部分社會成員對社會的不滿，甚至導致社會沖突。
二是城市化進程中部分群體利益受損問題。城市化趨勢不可擋，土地徵用、房屋拆遷中的利益糾紛將會長期存在。要妥善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包括土地徵用、城鎮拆遷安置、企業改制、環境污染、勞資糾紛等問題引發的各種矛盾。特別是規范征地、實施拆遷補償辦法，更多地引入市場機制和談判機制，一般性房地產開發等非公共利益的征地、拆遷補償要實行市場價格，防止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合謀侵害群眾利益。
三是一些公共部門通過執掌的公共資源分配權，將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合法化，引發公權力與民眾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在教育、醫療衛生、環境污染、資源開發、房地產開發、物業管理等領域的矛盾和糾紛，將繼續較快增加。
四是一些勞動者權益受損，勞資矛盾日益突出。企業改制破產、勞務糾紛、工資福利等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問題，將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五是司法不公成為引發上訪、群體性事件新的突出因素。近年來，人民群眾對司法不公、執法不嚴的問題反映強烈，成為信訪上訪的新熱點。司法不公問題有著復雜的成因，短期內很難得到根本解決。
六是公共安全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面對頻頻發生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公共事件的威脅，公眾對安全的要求越來越突出，迫切要求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公共事件的能力。
三、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社會保障迫切需要深化體制改革和加快制度整合
可以預測，未來15年之內，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量仍將逐年上升，其中到2013年城鄉勞動人口達到峰值10億人左右，到2025年前後才會逐年下降。今後若干年內，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大致穩定在2200萬—2400萬人；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左右，大致每年可新增就業崗位800萬—1000萬個；這樣，每年勞動力供大於求缺口在1200萬—14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尤為嚴峻。2009年高校畢業生為611萬人，2010年為652萬人，2011年激增為758萬人， 2012—2015年每年持續在700萬人以上，整個「十二五」期間，總共將有超過3500萬高校畢業生需要就業。同時，每年還有中職畢業生約600萬人，未升學初、高中畢業生約200萬人，農轉非約250萬人，復轉軍人約50萬人，下崗失業職工也有相當數量。再有一個十分龐大的就業群體就是農民工，每年大致有1.5億人，預計到「十二五」期末可達1.7億人。這些都說明，城鎮就業供大於求的總量矛盾十分突出，還有勞動力素質、人力資源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結構性矛盾也不容忽視。總之，就業形勢長期不容樂觀，必須把擴大就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社會保障方面目前的最大問題，是制度體系零亂繁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不高。雖然我國現有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和項目累計超過30種，其中，養老保障方面有分別適用城鎮企業職工、事業單位職工、機關工作人員、農民工、被征地農民、農民等不同群體的不同制度安排，醫療保障方面有分別適用城鎮職工、城鎮居民、農民、機關工作人員等不同群體的不同制度安排等。但總體上看，國民中享有基本而有效的社會保障的人群不足四成。農民、農民工、被征地農民、城市無業居民和城鄉殘疾人等群體的社會保障基本缺失。應該看到，社會保障不僅是經濟危機條件下消除民眾恐懼、安定人心、維護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舉措，而且對於拉動消費、遏制衰退、刺激經濟復甦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世紀70年代德國的經濟危機，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分別促成兩國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並最終幫助兩國戰勝蕭條、走出經濟泥淖。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長達10多年的經濟停滯期間，國民仍能保持很高的生活水準，社會保障體系功不可沒。目前我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初步建立，「十二五」期間要重點深化改革、整合制度、完善體系。
四、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設滯後的問題更加突出，迫切要求加快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
到目前為止，在經濟、社會和行政管理三大體制改革中，社會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十二五」期間，要著力解決行政管理體制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突出問題，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初步形成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基本框架。
一是政府職能轉變仍不到位。公共服務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依然突出。現在，我國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城鄉之間不均衡，農村明顯落後於城市；地區之間不均衡，中西部地區明顯落後於東部地區；不同公共服務領域之間不均衡，如基本醫療服務覆蓋面明顯低於義務教育覆蓋面；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不均衡，流動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務大大低於戶籍人口，城市大醫院、城市重點學校等集中了過高比例的公共資源。社會管理體制滯後、水平不高的問題比較突出。因此，「十二五」期間，要著力提高公共服務的總量，著力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加快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服務體系；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合理調整支出結構，加大財政對教育、衛生、文化、就業、社會保障、公共安全、生態環境保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逐步放寬對非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准入和投資限制；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相關產業發展的公共服務供給格局。
二是行政成本日益膨脹。主要原因是機構編制膨脹、公務消費缺乏有效約束、政府支出不公開透明、財政體制改革滯後、對預算執行的監督不到位等。要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設節約型機關。重點是控制樓堂館所建設，推進公務接待、公車使用、公款出國三項制度改革。
三是社會各領域的行政化傾向日益嚴重。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全面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切斷行政機關與事業單位的直接行政隸屬關系和利益連帶關系，形成基本服務優先、服務公平公正、供給水平適度、布局結構合理的現代公益服務體系。
四是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依然嚴峻。必須加快推進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設，尤其要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實質不僅是依法辦事，更重要的是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要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提高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堅決消除行政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的傾向。進一步理順行政執法體制，規范行政執法行為，切實解決粗暴執法、與民爭利等問題。健全政府責任體系，推行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完善行政監督機制，形成行政系統內部監督、專門機構監督、新聞輿論監督、人民群眾監督相結合的監督體系。
5.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第一，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年均7%。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中國經濟到了「十二五」就沒勁了呢？不是。如果按照過去那麼干，10%都是可能的，為什麼要強調這個7%呢？我的理解，這就是體現了「十二五」期間我們要把工作重點放在提高經濟效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上面來，要把發展和所得的成果更多的用到民生上來的這種堅定的決心。「7%」標志著「十二五」期間絕不能再以犧牲環境、過量消耗資源為代價來換取高速增長，不能再盲目地鋪攤子，要防止在地方上把「十二五」規劃的發展目標層層加碼的現象，要把「十二五」規劃落到實處。不追求高速度不等於可以輕松一些、可以偷懶一些，絕不是這樣。相反，堅持科學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益，建設「兩型社會」，需要我們下更大的苦功夫，做更深入、更艱苦的工作才能夠做到。 [第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要靠科技進步，要增強科技創新的能力第三，擴大內需，轉變發展方式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在哪裡呢？我認為應該是理順收入分配關系，這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我研究分析了近十年，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外貿出口額、固定資本形成、最終消費、企業利潤，以及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倍數關系，各增長了多少倍。從這裡面可以看出一個情況，增長倍數最低的是城鄉居民收入，其次是最終消費，這反映了我們的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的結構，也說明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中，比較多的以利潤的形式流向了企業，以稅收的形式流向了財政。居民收入本來增長不多，由於社保體制還不完善，居民消費有後顧之憂，所以又把很多錢存在銀行，儲蓄的增長倍數也是很高的。企業和政府就利用利潤和稅收以及居民的儲蓄存款大量增加投資和發展生產，增加出口，這成為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強勁增長的一個重要特點，或者說是一個重要的動力。這種形式和發展方式，也可以說是我們發展方式的一個基本特點。 「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了「兩個提高」，即：努力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兩個同步」，即：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兩個提高」、「兩個同步」非常重要，我理解是「十二五」期間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舉措之一
6. 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和主線是什麼
主題和主線
在「十二五」期間以科學發展為主題，這就要求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在主題和主線之間，主題決定主線，主線體現主題。所謂主線，就是貫穿事物發展過程的主要線索。要突出科學發展這個主題，就要抓住經濟社會中影響科學發展的主要問題作為突破口，扭住不放，一以貫之，這就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當前，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恆主題。但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在歷史上和實踐中卻有不同的認識。科學發展觀結合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新任務、新特點和新要求，在發展理念上，倡導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同時並舉和全面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的，屬於低效益的粗放擴張型經濟增長方式。持續多年的高增長率使得資源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銳，難以滿足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的需求。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要求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做到這「五個堅持」，是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到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的重要體現，也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切實保證。
7.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特徵是 。
自召開以來，五中全會就受到了來自世界的關注。此前日本時事社報道稱,中國經濟已步入「新常態」,追求穩中求進，「十三五」規劃如何設定經濟增長目標舉世矚目。「十三五」規劃將如何開局？五中全會又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成果？對此，10月29日下午，海外網邀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卞永祖做客視頻訪談節目，就國內外輿論對五中全會的關注焦點進行了解讀。五中全會會議公報稱，全會高度評價「十二五」時期我國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卞永祖也認為，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又上了一個大台階：「時至今日，「十二五」規劃的許多目標已經超額完成，我國經濟整體的實力得到很大提升。」他還談到，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五年」，也是最後沖刺期，「十三五」也將繼承「十二五」的發展思路，並將更加強調民生的改善。法國回聲報也密切關注五中全會，日前該報發表題為《中國的規劃》社論強調，中國穩定地繼續其發展道路，符合世界的利益。預計中國今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2%,中國的投資佔全世界投資總額的30%。從這個角度來看，所中國經濟的命運與世界的命運息息相關。談到「十三五」規劃在世界范圍內的意義，卞永祖稱，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中國擁有著許多國家沒有的投資實力，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將對世界經濟產生非常大的利好；而「十三五」規劃期間，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將拉動中國內需市場，對世界也將產生極大的影響。針對五中全會深入分析的「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的基本特徵，卞永祖認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嚴峻挑戰。而「十三五」也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後沖刺階段。「我們會在民生上大作文章，在一些諸如城鄉差距、民生保障、生態保護等問題上取得的突破。」五中全會發出的公告稱，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共享發展，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老百姓最關注的民生改善問題，卞永祖表示，民生是政府的大事。拉動內需必須要首先提高社會保障。促進就業創業，縮小收入差距，深化醫葯衛生體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實施脫貧攻堅工程，提高教育質量等民生工程終能讓老百姓的錢包鼓起來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8. 十二五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
我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是什麼？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了，然後經濟不斷發展
9. 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從又快又好發展轉為又好又快發展,你如何理解
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並不是十二五期間提出來的。
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1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徵求對經濟工作意見建議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提出，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2006年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又好又快發展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
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更加註重以人為本，更加註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註重統籌兼顧，更加註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10.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十二五」時期對我國來說仍然是大有所為的機遇期,只是將面臨更多的新挑戰,受到國內外各種條件的制約,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梅佐喬諾陷阱」,以及避免保護依賴症和「未富先老」。
最大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十二五」時期對我國來說仍然是大有所為的機遇期,只是將面臨更多的新挑戰,其中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紹,世界銀行把人均G D P在975美元以下的國家稱為低收入國家,小於或等於3855美元的,劃作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G D P低於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大於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高收入國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匯率,我國的人均G D P在當年達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了。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稱,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發展戰略,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須有新的發展戰略,新的手段來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階段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發展階段。
蔡昉表示,經濟學中所說的「陷阱」實際上是一種「均衡陷阱」,是指一個經濟體長期處於某種發展狀態(通常是不發展狀態),即使由於某種外力的推動,一度改變了原來的狀態,或擺脫了初始的均衡,卻總是有一種內在力量將其拉回到原來的均衡上面,使整個經濟體長期處於恆定狀態,既難以自拔也難以藉助外力解脫出來。
據他介紹,世界上1970年時處於同一起跑線的國家,在30年後出現了大分化。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進入了高收入階段,但還有相當多的國家仍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這說明中等收入階段這個門檻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這批國家與地區中跨越中等收入門檻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中現在日本人均G D P3萬美元,韓國人均G D P2萬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國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現在人均G D P仍在1萬美元以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拉美比東亞更發達,比歐洲的人均G D P還要高,但幾十年後卻仍然如此。而這些國家的歷史最高人均G D P都曾超越1萬美元,最終又回落下來,形成一種穩定的、特殊的均衡狀態。
是這些國家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有問題嗎?還是這些國家沒有及時轉變過時的發展方式?又或者是社會政治穩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問題?不管怎麼說,日本和韓國的基尼系數比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數達到0.6,阿根廷大於0.5,學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關系長期未得到改善是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認為,這一問題與劉易斯拐點相關,即二元經濟中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點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達到勞動力供不應求且開始短缺的轉折點。
「有些學者認為,只有當農業和工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等時,劉易斯拐點才到來,但那就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束了,是第二個轉折點。」蔡昉說,如果幾年前學界就普遍接受「劉易斯拐點到了」這個觀點,就會事先預料到勞動力短缺工資會上漲,靠生產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已經不夠了,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從依靠要素投入轉變到依靠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投入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發布《東亞奇跡》的報告,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這種資本與人力的要素投入與前蘇聯類似。而這些經濟學家研究的出發點是新古典主義,因為人力有限所以不斷增加資本,導致資本報酬遞減,所以需要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維持資本報酬。而東亞勞動力無限供給,就不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這也是東亞經濟廉價增長的奧秘所在。
但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結束,正接近新古典主義的假設,如果還不轉變方式,經濟增長就將不可持續。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人口撫養比進入低生育階段,收入多負擔少,人口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上升0.115個百分點。據統計,我國人口 紅 利 對 人 均GDP的 貢 獻 達 到26.8%,而東亞奇跡1/3-1/2的成就都來自人口紅利。
但從2013年起,我國的人口撫養比將開始上升,每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下降0.115個百分點,人口紅利瞬間成為人口負債。從2013年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實現零增長,並從此進入負增長,勞動力供給將逐漸減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過實證研究,2013年後,人口撫養比止跌上揚,人口紅利將不再支撐高儲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儲蓄率都要做出額外努力。
假設本世紀早期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能達到10%,但未來會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過去30年一樣的高增長速度。
事實上,近兩年製造業和建築業農民工工資的上漲速度都比較快,據統計,2010年我國農民工平均工資已達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農業中僱工工資自2003年後漲幅很高,側面反映了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這與新生代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關系不大。
他表示,跨國投資公司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勞動力工資是否真的上漲了,「春江水暖鴨先知」,大量產業從沿海向內地及越南等地轉移的趨勢投資者有目共睹,這是企業家自己看到勞動力相對價格提高後的選擇。
「中國是否正在喪失競爭力?」蔡昉認為,雖然過去勞動密集型產業呈現了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到東盟國家,再到中國沿海地區的雁陣轉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轉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類的國家。但是因為過去轉移過的那些國家都是小國,這些國家的內部各地區之間具有同質性,而中國是大國經濟,各地區之間具有強烈的異質性,在西部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同時,勞動生產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資上漲的不利因素,而工資上漲帶來的農民工市民化會顯著擴大消費。
謹防中西部陷入「梅佐喬諾陷阱」
第二個值得警惕的,叫做「梅佐喬諾陷阱」。
蔡昉介紹,梅佐喬諾指義大利半島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島,或泛指義大利南部。該地區傳統上以農業經濟為主,與義大利北方存在很大的發展差距。在發達國家,義大利南北差距算得上是少見的案例了,所以一直是增長經濟學家的關注對象。無獨有偶,在德國統一以後,該國東部與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長期得不到縮小,堪與義大利的南北差距相比,因此,經濟學家寫文章說歐洲有兩個梅佐喬諾。
細觀發達國家的這兩個地區差距持續存在的案例,可以發現一些共同點。首先,不能說中央政府沒有給予這些相對落後地區以高度的重視,甚至說兩地區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它們都享有大規模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獲得大量的資金投入。其次,恰恰是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的特殊關照,促成了這些地區與其資源稟賦不相適應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導致就業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雖然在一段時間里得益於投資因素,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看上去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在縮小,但是,最終這個經濟趨同的趨勢並未得以持續,最終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義大利南北方和德國東西部之間,地區差距迄今繼續存在。因此,我把這種現象叫做「梅佐喬諾陷阱」。
「梅佐喬諾陷阱」實際上是由於這樣一種區域發展戰略,它為落後地區提供了趕超所需的物質資源,卻沒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和體制保障;提供了發展的外部推動力,卻沒有建立起自身的發展激勵機制;來自外部輸入的物質資源短期內促進了經濟總量的增長,卻由於這種增長沒有遵循該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因而所形成的產業結構並不能保證增長的可持續性。
兩個「梅佐喬諾」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本世紀以來,我國政府實施了促進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各種戰略,如西部開發戰略、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在這些戰略的實施中,中央政府通過各種項目,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生產能力建設投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項目的補貼等,對中西部提供了大規模投資、轉移支付和其他財政支持,大幅度改變了資源投入的區域配置格局。例如,中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佔全國的份額,從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8年的48.1%,而其中國有經濟的部分,則從佔全國的47 .0%提高到58 .2%。這有力地促進了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呈現出對於東部地區的趨同。
以2 0 0 3年 為 轉 折 點 ,此 前 的1998-2003年期間,分省計算的人均G D P基尼系數趨於穩定提高。此後,人均G D P的基尼系數下降。這種地區差距縮小的現象,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未發生過的,無疑折射出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效果。
是否中西部地區在與沿海地區趨同的道路上,從此就一路高歌了呢?蔡昉說,既然有了兩個「梅佐喬諾」的前車之鑒,我們及時地來關心一下中國中西部趕超的可持續性,擔心一下會不會出現一個中國版的「梅佐喬諾」,應該不是杞人憂天,從一些已經顯示出的情況看,甚至都算不上是未雨綢繆了。具體來說,在中西部地區高速增長的畫面上,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必將在未來困擾該地區的可持續增長。
最先觀察到的現象是,在製造業發展重心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轉移的同時,勞動力流向仍然是相反的,繼續著長期從中西部向沿海地區轉移的模式。在2000-2003年期間,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0 .8%,高於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然而,2003-2007年期間的狀況就截然不同了,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為23 .6%,雖然有一定的加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增長率分別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過了東部地區。然而,各種資料顯示,除去金融危機早期出現的短暫農民工返鄉外,勞動力流動的模式沒有適應工業配置格局的變化而變化。這種不一致暗示一種判斷: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的。
接下來的觀察便印證了這個猜想。中西部地區製造業的資本密集程度 ,具 體 指 標 就 是 資 本 勞 動 比 ,在2000年以後是迅速上升的,速度大大快於沿海地區,而且經過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資本密集化的絕對水平已經高於沿海地區。也就是說,中西部地區製造業變得更加資本密集型,更加重化工業化了。與此同時,中西部製造業工資水平上漲也過快,在2000-2007年期間,中部和西部地區工資增長率分別比東部地區高24.9%和13 .5%。這個趨勢是正常的嗎?對中西部地區增長的可持續性會產生負面效果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2008年西部地區的人均G D P平均 為1 5 9 5 1元 ,中 部 地 區 平 均 為18542元,東部地區平均為36542元,也就是說西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只是東部平均水平的44%和51%,差距仍然顯著。以人均收入定義的發展差距,本身暗含著一個資源稟賦結構上的差異,即發達地區具有相對豐富的資本要素,從而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而相對不發達地區則具有勞動力豐富和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時至今日,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仍在大規模地從中西部向沿海地區流動這個事實,證明上述結論仍然是有效的。
隨著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些地區的比較優勢逐漸減弱。按照傳統雁陣理論的預期,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漸次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而事實上,近年來也的確出現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資轉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國家的趨勢。雖然這種外資流向的變化並不足為奇,但是,由於中國地域遼闊、地區之間資源稟賦差異巨大並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更為合理的雁陣模式應該主要不是國際版本而是國內版本,即中西部地區憑借自身的資源比較優勢,延續勞動密集型產業。目前,中西部地區沒有走勞動密集型的路徑,而是製造業的日益資本密集化,原因是這里的工業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導型和投資驅動型的特徵。如果我們吸取國際上的教訓,避免中西部地區的趕超陷入「梅佐喬諾陷阱」,就應該及時調整區域發展戰略,將這些地區的發展拉回到比較優勢的軌道上。
警惕保護依賴症與「未富先老」
另一個需要警惕的是保護依賴症。
蔡昉認為,人們猜測日本之所以會有「失去的十年」是因為泡沫經濟或高齡少子化趨勢,但事實上日本在這10年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政府通過政府購買、投資、補貼等手段保護了應該消亡的企業,這些干預保護措施越來越多,使得日本經濟無法進步。
而中國的問題是在目前特定的發展階段上,政府有時為了保護企業而忽視工人的訴求。蔡昉認為,工人提出訴求是因為到了劉易斯拐點,過去沒到拐點的時候,農民工沒有退出權,為了獲得穩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訴求。而達到劉易斯拐點後,農民工就業機會增多了,開始擁有退出權,如果是「血汗工廠」,他們就有可能直接選擇離開,而如果是對在世界品牌工廠的工作不滿又不特別害怕被裁員,才會體現忠誠原則,採取向企業訴求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所以勞資糾紛多發不是農民工的工作狀態變壞而是變好了,關鍵是建立解決問題的平台。」蔡昉說。
他介紹,日本在進入劉易斯拐點之後,收入分配問題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紀10年之後的70年代,人均G D 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韓國在70年代出現劉易斯拐點後消費率卻出現了下降,直到80年代後期消費率才逐漸提升,但仍然沒有日本快。這十多年的時差有可能是因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讓政府、企業、工人三方斗爭,形成工資協商結果,而70年代韓國朴正熙執政時,壓制工會、企業與工人利益分享的問題,結果在政治和經濟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還需要避免的錯誤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國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如果20年後順利成為發達國家,或許能解決人口日益老齡化帶來的問題;但如果不能成為發達國家,這個問題就將很嚴重。
目前我國低端就業崗位多,農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選擇不讓自己的孩子繼續上學獲得更高學歷而是提前進入人力資源市場,使得人力資本下降。
而蔡昉認為,這方面的壞榜樣可以看看美國。早在1991年,美國就出現了「無就業復甦」,連續10個月的「無就業復甦」讓布希沒能連任總統。2009年,美國經濟開始緩慢復甦,但是失業率高達10%,而失業人群中,有大學學歷的只有4%的失業率,而沒有大學學歷的人群失業率高達14%-15%。
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搶了他們的工作崗位,而事實上是美國的產業結構雖然在不斷地升級,但美國確實有一批人不上大學,所以美國目前的產業結構已經無法容納低端人才,這部分勞動力沒有適應本國的產業結構升級。
蔡昉說:「美國病還是富裕病,如果我們國內的下一代由於人力資本水平限制不能推動產業升級,那中國『未富先老』的前景就非常不容樂觀了。」
現場問答
問:中西部地區還有環渤海,與長三角、珠三角經濟方面現在有很大的區別,根據您提到的存在老齡化問題,還有以後的城市化進程問題,請問在未來它們的差別會呈現怎樣的一個發展趨勢?
答:實際上我們除了看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距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2003年以後,地區之間,省際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在縮小。這個差距在縮小,也就是人均G D P在省和省之間的基尼系數呈現了縮小的趨勢。當然資源稟賦上,人口轉變的階段上還是有差距的。也就是總體來說,中西部農村生育比重高。我們也知道城市和農村的生育政策是有差別的,同時,不同的發展水平生育意願也有差別,因此,農村的人口轉變慢。
我們曾經做過分析,農村的人口轉變比城市滯後20年。過去10年裡這個差距肯定大幅度縮小,但是仍然有差距。沿海地區或者說城市化地區人口轉變已經比較早地進入老齡化的階段,勞動年齡的優勢比較早地喪失的同時,農村地區仍然還會有人口紅利,也就是它的勞動力增長還會持續。實際上不同發展水平地區之間也是各有比較優勢的,因此其實可以判斷,僅僅因為人口結構的不同也形成了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如果我們創造一個更好的投資環境和經濟發展環境的話,人口紅利就會成為中西部地區承接沿海地區勞動力進行產業轉移的最有優勢的資源。
我想如果我們看未來的圖景的話,其實沿海地區在逐漸地實現產業升級,而中西部地區可能需要承接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的行業,而不是把自己的產業結構一下子升到資本密集度很高。
問:現在很多專家提出中國為避免將來老齡化社會,應該改變生育政策。網上流傳有可能今年開始在某些地區實行夫妻雙方有一個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您認為高層有哪些考慮?
答:高層的考慮我不知道,但是可以這么說,我們改變生育政策改變不了老齡化的趨勢。這一點我相信,其實人口轉變,也就是說從高出生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在任何國家,有計劃生育的也好,沒有計劃生育的也好,主要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我個人認為政策只起一個適度的助動作用,最終它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改變生育政策不改變人口趨勢。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不贊成生育政策調整。1980年的9月份,中央給共產黨員加共青團員發了一封公開信,要求他們實行計劃生育,最好生一個孩子。從那時候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式開始,過去三十年了。
現在我們考慮改這個政策,有兩個理由就充足了。一個是取信於民。因為三十年後情況有所變化了,那麼我們就可以實行其他的政策了。也就是說我們的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但是生幾個孩子並不是永遠不變的。還有一個就是以人為本。因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情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育意願,我們要尊重大家個人的意願。
因此,我認為這個政策肯定要調整。而且實際上,政策已經在調整。其實中國現在有很多政策調整,地方是有自己的相機決策權的,地方根據自身的特定的人口發展階段,人口轉變階段,自身的需求,適度地漸進式地調整生育政策,我認為也不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子,上海已經接近二十年戶籍人口是負增長,它也許會在某些生育政策上率先調整,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底決策是怎麼安排的,我不了解那麼多。
問:我想問的問題是當中低層收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消費趨勢是什麼?
答:其實在「十二五」時期,我們的主線叫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落實這個主線其實核心就是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里其實我們不想擴大的是投資需求,我們想擴大的就是消費需求。因此,很顯然擴大消費需求成了「十二五」最迫切、可能也是最艱難的一個任務。
你如果看中央的建議,它的邏輯特別清晰。什麼叫主線?主線就是貫穿到所有的部署和安排中,因此我們看到幾乎在所有的部分,它的改革也好,發展也好,其實都是和擴大消費需求有關系的。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初次分配也好,再分配也好,我們做的一些安排,都是有利於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適度的調整高收入,都是有利於消費的。我們另一個措施就是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實現我們叫「教有所學,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五有得到保障,百姓就沒有了後顧之憂。隨著居民收入增長,又有社會保障程度的不斷提高,我認為今後五年,消費會更快增長,而且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