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靠人口數量

❶ 中國的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什麼關系

關於這個話題，首先需要明白的是，這兩者間的因果關系不是單向的。不僅人口增長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經濟發展，也會對人口增長造成影響。一般來說，人口增長率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是個倒U型曲線：開始時，經濟發展將會促進人口的增長，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口增長率將隨之下降。所以當你在現實中觀察到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某種聯系時，你首先需要考慮的是，誰是因，誰是果？

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中關鍵在於對技術進步的處理。如果不存在技術進步，那無限增長的人口和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這也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礎。但一旦假設存在技術進步，尤其是一旦假設存在內生技術進步，人口對經濟增長就很有可能具有促進作用。除此之外，人口的增加還可能會帶來某種規模效應，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理論模型大體就沿著這幾個思路展開，你看到假設，大致就能猜到結果。

大致來說，人口過快增長會帶來資源消耗的快速增加、儲蓄率的降低、投資的減少和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難度的增加。但它同時也會帶來勞動投入的增加、技術進步速度加快和潛在的規模效應。顯然，其凈影響取決於具體的人口增長速度、取決於各種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政策應對，理論分析無法告訴我們答案。

理論不能解決爭論。但這個方面的實證也很麻煩：因而兩者之間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實證模型就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內生性問題。07年RES上有兩個港中文教授發的一篇paper，用少數民族人口比率做工具變數來控制內生性，得到的結果認為人口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負面影響：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一，經濟增長率提高0.9%。這個工具變數同樣可能與被解釋變數相關，因為少數民族人口佔比高的地區往往地處偏僻，不過他們考慮到了這種可能性，也在回歸中控制了相關因素。因而這個結果可信度應該是比較高的。不過他們的被解釋變數是五年的經濟增長率，所以捕捉到的可能依然只是人口增長在短期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長期，過去幾十年人口的低增長即將給我們帶來人口老齡化和撫養率的降低，而人口年齡結構未來對中國經濟將帶來負面影響這基本上是共識了。

另：提個可能有意思的問題。計劃生育政策的放鬆會對當前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帶來很大影響嗎？我覺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和較高的女性就業率/受教育水平可能已經改變了無計劃生育政策情況下的出生率，並且那些因為某些傳統因素堅持要生的人群，即使計劃生育存在，他們也會超生吧？95年的Economic Inquiry上有篇文章「Can Government Enforcement Permanently Alter Fertility? The Case of China」，就認為政府政策並不能在長期內真正影響到生育率。不過這篇文章我下不下來，不知道它是怎麼論證的。

望採納，雲掌財經
作者：馮晗
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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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人口經濟學的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對於人口經濟的研究是1980年代初展開的。在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陸續有一些人口經濟研究專著問世，比較有影響的是張純元等主編的《人口經濟學》（1983年），它系統地闡述了人口經濟的基本理論，然後論述了人口與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相互關系及其規律性，考察人口和經濟增長的比例關系、人口和環境與資源以及人口轉變和經濟發展等宏觀人口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並創造性地提出了「最優人口經濟效益」的概念，以此來探討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問題。此後，彭松建編著的《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1987年）和胡鞍鋼撰寫的《人口與發展：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的系統研究》（1989年）比較引人注目。前者系統地論述了人口經濟學的形成過程、各種流派的主要人口經濟學說，以及西方宏觀人口經濟學和微觀人口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後者則對人口與勞動力就業、消費、資源等進行系統工程的分析，並探討了發展模式及其可行性問題。
進入1990年代，又出現了一些有關人口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蔣正華在1993年發表的《中國家庭生育行為轉變的經濟學解釋理論模型》一文，從微觀人口經濟學的視野出發，運用孩子生產的供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理論模型，對生育轉變作了實證的研究，富有創新性。鄭志曉在1994年撰寫了《人口經濟》一書，概括地闡釋了人口與人口經濟的涵義，論述了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人口分布的狀況、人口轉變以及人口投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並展望了將來的人口經濟問題。此外，張世晴出版的《人口-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1994年）、田雪原發表的《人口、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1996年）以及李競能撰寫的《人口經濟理論研究》(2000年）等學術成果比較引人注目。總的來說，綜合宏觀和微觀的比較系統的人口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內容和相關理論的研究，在中國由於還處於初創階段，與日益趨向成熟化的西方人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相比尚有差距，中國學者應大膽借鑒西方某些科學的現代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擴大人口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使其理論體系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❸ 從人口角度分析,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

中國經濟所以能持續快速發展，主要得益於改革開放，改革和開放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兩大基本原因。中國的經濟體制所以比西方式的市場經濟體制更能推動經濟的發展，是因為她不僅具有市場經濟的活力，而且把效率低下的「官僚政府」變成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市場活力＋政府動力」兩個輪子肯定比一個輪子跑得快，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需要採取的最佳經濟體制。從全球范圍看，中國在土地、資源、資本、技術和管理等方面都不具有優勢，中國的比較優勢只有人口或低成本的勞動力。改革開放後，中國自覺不自覺地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把國外的資本、技術與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結合在一起，生產了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由於中國充分發揮了人口優勢，從而把最大的人口包袱變成了最有競爭力的手段。是農民工支撐了世界加工廠，是「全民」參與的經濟促使了中國的和平崛起。改革開放創造的「市場經濟＋政府推動」的經濟體制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發展模式，在今後幾十年仍然有效。

❹ 中國的經濟發展靠的是人口紅利嗎

所謂"人口紅利復"，是指一個國制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人口紅利」並不意味著經濟必然增長，但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則「人口紅利」勢必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助推劑。
目前中國正處於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之中，如果按城鎮人口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的速度計算，則城鎮每年會新增1500萬左右的勞動年齡人口。設想中國步入比較發達的階段時大多數人口，如70%的人會選擇居住在城鎮，則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還會持續20年以上的時間。
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中國未來仍然擁有比較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從勞動力供給來看，"人口紅利"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❺ 中國人口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能縮小多少，戶籍制度改革就能推進多少

我們現在沒有正式的關於農民工進城數量的統計，所以，我看到的比較正式的資料顯示，是1.3億農民工進城。當然還有人說數量還要多，總之是一個龐大的數量。通常人們形容它是「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我們很多農民工進城打工，把他們的父母、孩子都留在了農村，形成了農村人口的「老少化」。就是說恰好就是中間這一塊勞動年齡的人都出來了，留下了兩頭的人口，造成了很大的問題。

現在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很高。本來中國人口轉變的速度，農村是滯後於城市的，也就是說農村人口老齡化本來要相對慢一些，由於加上人口的機械流動，造成了農村人口老齡化很高。再一個由於對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政策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落實，還遇到很多障礙，因此他們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農村，形成大規模的留守兒童。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的戶籍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還沒有徹底。應該說從80年代以來，戶籍就已經在改革。戶籍制度不能簡單看成是一個人口登記，而是對勞動力的流動和打工條件的一個認可。那麼從這個意義說，戶籍制度一直是在漸進式的改革，但是歸根結底更重要的是戶籍制度背後存在的很大的城鄉、城市勞動力兩元市場上在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我們看到的這種現象就說明戶籍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因此，我認為這歸根結底是一種制度障礙。因此它的突破口也應該在戶籍制度改革上。戶籍制度本身的勞動力流動的這層含義和其隱含的背後兩元的社會福利、公共服務，這兩層含義互相是有促進作用的，但是也構成一種兩難的選擇。比如說，我們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促進了勞動力流動，改善了農民工進城居住和打工的條件、政策環境；但是它也相應地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說我可以進城打工了，去爭取在農村得不到的高收入，但是我接下來還要考慮我的家人是不是能跟我一起來，我的孩子在城市能不能入學，我未來的養老保障，我能不能預期在城市長期居住下去，這些東西都提出來了。

目前有很多城市嘗試著進行一些戶籍制度改革，比如說把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取消，變成統一的居民戶籍登記制度。但是接下來很多城市沒有成功的原因就在於城鄉在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方面有巨大差距。如果這個時候說來者不拒，我可以說取消戶籍制度限制，但是我不能滿足你所有的城市保障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現在，包括從十七大到這次政府工作報告，都在強調在城鄉之間形成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制度的一體化統籌，也就是說「陽光普照」。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是一個曲線的方式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所以這條路是對的，也是我建議的第一條途徑。就是說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能縮小多少，戶籍制度改革就能推進多少。這是一個條件。

除此之外，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了，相應地城市少年兒童的比重和絕對人口數量就大幅度減少。這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機會，城市原來形成的基礎教育資源，如果只按戶籍人口來配備的話，已經相對過剩了。在這種情況下，就具有了一定的條件來為外來勞動力的子女解決教育服務。除此之外，從道義上說，目前城市勞動力就業中非常大的比重是農民工，農民工與本地人就業總數的比率現在是46%，這就意味著農民工對城市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對稅收作出了貢獻，而稅收是我們基礎教育的來源，也就是說讓農民工子女享受城市基礎教育是合情合理的。

這些問題現在都認識到了，但是我們畢竟是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財力的問題，還有制度設計等各種各樣的問題，也有一個優先序的問題。我認為它的邏輯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現在城鄉收入差距大，更大的是城鄉的福利差距。因此這個時候就放開戶籍制度的限制，人們的遷移行為中就帶有了一些追逐福利的因素了，就不僅僅是勞動力的轉移了。因此那時就會遇到蜂擁而至、不堪重負的情況。所以不太可取也不可行。即使放開了，任何一個城市也不可能把所有已有的福利匯集到新湧入的人群上去。因此就變成了走兩條路：一條路是縮小城鄉之間的福利差距，讓勢能減小。與此同時，還要加速勞動力的轉移。戶籍制度、人口的自由遷徙是要走一個漸進的道路，漸進的方式就是我們現在已經經歷的、選擇性的遷移。以前各個城市是公安部門給一個定額，這個定額是固定的，而且還要符合很苛刻的條件。而後來，大多數城市選擇的改革方式是不要定額了，而是制定幾個選擇的標准，這些標準是可以改變的。有的城市最初根據自己的能力把標準定的嚴苛一些；後來根據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對外來人口需求量加大，就把標準定的寬松一些。因此，農民工進來就進行了邊際上的就業制度改革和社會福利改革，接下來，戶籍制度也就跟著進行改革。因此，從就業入手、勞動力轉移入手到社會保障的新設計、接續到戶籍制度改革，三者就可以銜接上。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條件。與此同時，縮小城鄉社會保障的差距又是創造一個大的外部環境。所以，我認為我們能夠看到現在這個邏輯了，那麼按照這個邏輯是比較走得通的，也是比較穩妥的改革之路。

「民工荒」與農民工收入

富人和窮人的消費傾向是不一樣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馬上轉化為消費，消費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價格上漲，有供給原因、原材料漲價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動。

說到宏觀經濟形勢和人口關系，歸根結底人口是一個長期的慢變數，也就是說，它總的來說不會影響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但是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是由人口結構的變化造成的，因此說它們是有關系的，但在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又不會直接看到。從2004年我們就看到了「民工荒」，但是當時我們以為這是局部的，是因為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造成的。但是接下來「民工荒」沒有消失，而是從珠三角擴展到長三角，擴展到其他大中城市，甚至在東北，在一些傳統勞動力輸出的地區也有嚴重的「民工荒」現象。去看人口結構發現，中國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導致中國人口轉變提前完成。它的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我們由青少年人口負擔率比較重的人口結構變成了勞動力比較豐富的人口結構，但是接下來這個人口結構的增速減緩，現在是逐年減緩。預測再過一兩年就不再增長，再過十年八年可能就會下降。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作為勞動力供給非常充分的基礎已經發生變化，農村也是一樣。我們看到的勞動力的供給總量和「民工荒」現象是有關系的。

80年代就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規模很大，有1.5億。90年代又說增加了40%以上都是剩餘的，有1.5億到2億。以後也可能還在有人說。但是這個不和邏輯。因為80年代實行家庭承包制，釋放了農業中的勞動積極性，從農民公社的體制到更有活力的家庭經營制度。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釋放出大量的勞動力，因而那個時候說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是合理的。接下來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目前已經超過1.4億人，此外還有農村個體經營、私營企業，這個加起來有5000萬人，除此之外還有人轉移出去，轉移到城市打工，至少有1.3億人。農村的勞動力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個情況下還說有那麼多的剩餘勞動力就說不通了。所以我們也做了很多種可能的假設，在不同的假設下可以看到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充其量有1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再看這1億人的年齡結構，一半以上已經是超過40歲的了。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要克服一系列的制度障礙、心理成本等，也就是說過了40歲，他們轉移的動力就不強了，轉移能力也弱了。因此也就是5000萬的勞動力可以供轉移。再加上這幾年「三農」政策見效，在農村務農的收益有了很大改善，因此相當大一部分人決定不外出了。因此產生的「民工荒」現象也就很自然了。

那麼「民工荒」加上這幾年城市就業的改善，比方說按國際標准來衡量失業率穩中有降，消除了下崗（下崗轉成了登記失業），勞動參與率有所回升。整個勞動力市場形勢是有所改善，和經濟發展迅速、政府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勞動力市場的發育都有關系，也和勞動力供給背後的人口結構也有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力從無限供給逐漸喪失這個特徵轉向比較平衡、甚至是局部的短缺，它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工資上漲。

其實正規部門的城市職工的工資上漲是很快的。特別是最近這幾年，農民工的工資也在上漲。2003年以前農民工的工資有10年基本都沒有變； 2003年漲了0.7%，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變化；但是2004年漲了2.8%，2005年漲了6.5%，2006年漲了11.5%，2007年有調查顯示漲了20%。我自己也做了大量調研，從局部觀察能驗證這個變化是可靠的。這說明通過城鄉居民就業的擴大導致了農民工群體的收入提高。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知道富人和窮人的消費傾向是不一樣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馬上轉化為消費，消費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價格上漲，有供給原因、原材料漲價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動。需求拉動這部分第一是一個好的現象的結果，是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結果。第二，它又會產生一個有利於農業、有利於農民、有利於農村扶貧的一個效果。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對宏觀經濟產生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防止結構性的價格上漲向明顯的通貨膨脹轉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做好政策手段的選擇。一部分是說防止全面的過熱、明顯的通貨膨脹，當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有效的，都應該適當使用。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需求拉動的食品價格這個部分來說，我們不應該把它壓下去。過去的扶貧研究得出一個結論：扶貧里千手段、萬手段，農產品價格上漲是最見效的。這是一個好的機會，因為很長一段時間農產品價格都停滯徘徊，這個提高是有好處的。另一個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城市裡的低收入階層，包括農民工群體、農民，因為農產品漲價，生活水平會受到一些影響，會把他們增加的就業收入抵消很大一部分。因此，去幫助避免低收入群體在食品價格漲價中喪失他們已經得到的好處，這些財政手段是必要的，也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過去政府採取宏觀經濟政策中包括了這一部分，那還要看到底夠不夠。這就是我對宏觀經濟的一個看法，但只是局部的。

中國的貧富差距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在計算基尼系數時，其中構成基尼系數的40%是由城鄉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說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對基尼系數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個作用。但是城鄉差距縮小的因素，我們卻沒有找出來（沒有計算在內）。

十七大報告講的非常清楚，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應該從兩個領域著手。一個是從初次分配領域，要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從繼續擴大就業的角度出發去解決初次分配的問題，可能是最好的能夠把公平和效率相結合的途徑。實際上，很多人說收入差距擴大，這也是一個現實，但是也有背後的一些機制被忽略。比如以就業擴大作為一個起點來看，因為過去農民工轉移到城市工作，城市再就業取得成效，新增勞動力也遇到了一些結構性的困難，但是就業增長也很快。在這個過程中導致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比較快。我們很長時間看到高收入階層收入漲太快，低收入有一個徘徊。但是從2002年以後，我注意到，如果城市居民收入五等分，其中的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是逐漸加快的，逐漸向最高的20%的增長速度靠攏。到了2006年，則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說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已經達到12%，而最高的20%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則只有9%左右。低收入階層的增長速度快過高收入階層了，但這個的確是不足以縮小收入差距。但這也說明了通過擴大就業是可以形成一個有利於貧困者的經濟增長，這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導致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增長較快，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加快，也導致對食品的需求提高。

我們的基尼指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但是總體上人民對改革開放的總體結果是滿意的，為什麼這個警戒線沒有起作用？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說我們的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很快，但是我們的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也在漲。還有一個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能把經濟增長中縮小差距的一些因素忽略掉了。比如說在計算基尼系數時，其中構成基尼系數的40%是由城鄉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說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對基尼系數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個作用。但是城鄉差距縮小的因素，我們卻沒有找出來。因為任何政府實施的再分配政策都是有利於改善貧富差距的。但是歷史上一個國家從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走到城鄉差距縮小，以至消失，歸根結底不是靠再分配政策。這個歷史過程靠的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因此我們也遇到了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勞動力流動，但是這個流動所產生的縮小城鄉差距的作用，從我們目前的統計中還沒有反映出來。比如說我們有一億多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但是他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相當於城市居民收入的80%左右，是農村居民收入的差不多兩倍。正好處於一個中間力量，是縮小差距的因素。但是這批人的收入既沒有在城市住戶調查中得到反映，也沒有在農村住戶調查中反映出來。因此這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素沒有得到反映。如果把這重要一部分的因素加進來的話，我猜想城鄉收入差距會大大縮小。與此同時，由於它在計算基尼系數中佔有很大比重，就也會縮小我們的收入差距。我說出這兩個因素並不是說大家說的趨勢不對，而是說我們通過分析這種機制，能夠找出縮小乃至消除收入差距的路徑。即繼續保持勞動力的流動，通過這種途徑從初次分配中解決差距縮小的問題。再分配中則可以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出來，把富裕地區的一部分收入進行轉移致富，特別是通過覆蓋城鄉、覆蓋所有地區，所有人群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形成一種普照之光，這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縮小實際的差距。

❻ 人口因素如何影響21世紀中國經濟增長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長期經濟發展績效，不僅取決於一定時期的增長速度，更在於增長速度的可持續性和增長的質量。在通過改革開放連續27年實現了奇跡般的增長成績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中仍然存在著諸多制約因素，對可持續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特別是，當有利於高速增長的人口條件開始發生變化，在很長時期里作為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的高儲蓄率，以及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優勢將逐漸弱化，意味著經濟增長源泉面臨轉換。突破經濟可持續增長面臨的各種制約，要求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二、為什麼中國能保持高速增長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創造的東亞奇跡，在非常顯著的程度上可以歸結於人口轉變。隨著人口轉變的深化，年齡結構進入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階段，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都有利於經濟增長。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於其穩態增長率4.1個百分點。其間人口轉變的因素貢獻了1.5-2.0個百分點，貢獻比率為1/3-1/2。對歐美17個國家1870-1913年期間增長的分析，平均起來，新大陸的人均GD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0.47個百分點。這個增長率差別的90%-100%可以歸結為新大陸在人口結構方面的優勢，即主要通過具有年齡選擇特點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相對提高了新大陸人口結構的生產性。 在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作用下，中國較早完成了發達國家經歷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過程，目前已經進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長的人口再生產類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人口自然增長率在經歷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變化的同時，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在滯後大約20年後，也按照相似的變化軌跡經過了上升和下降的過程。目前中國正處在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最高的時期，生產性較高的人口結構既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估計，也創造了形成高儲蓄率的條件。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研究也表明，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 三、今後這些增長因素還存在嗎 隨著用較短的時間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中國人口總量和年齡結構也相應發生變化，自然會影響到未來的人口動態，從而對享受人口紅利設定了較早的時限。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本世紀中葉之前的人口動態有三個轉折點：第一，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從2006年開始進入穩定期，而從2010年起趨於下降；第二，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從2011年即趨於穩定，2022年以後則大幅度減少；第三，總人口在2030年前後達到峰值，為14.39億，隨後絕對減少。這個預測表明，中國人口總量增長和結構的轉折點，比大多數人所預期的要來得更早。相應地，人口轉變形成人口年齡結構三個階段的交替也較早來臨，有利的人口結構將會提前發生變化。從人口結構變化趨勢看，勞動力供給高峰即將結束。 人口轉變發生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一事實，同時導致少兒撫養比下降與老年撫養比上升之間的間隔很短，使得總體撫養比，即少兒人口（0-14歲）和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占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的比例，只在相對短暫的時期內處於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紀只會再繼續一個較短的下降，最低點為2013年的38.8%，隨後將以老年撫養比提高為特徵大幅度回升。其結果是社會總體養老負擔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在少兒撫養比仍然高達26.4%的情況下，老年撫養比超過14%。 按照聯合國中方案人口預測，從2015年開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達到10億之後，絕對數量就從提高的趨勢轉而逐年減少。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快速下降，則已經開始。今後20-30年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將逐漸減慢，不僅低於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於北美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內部的年齡構成也同時發生變化，即趨於老齡化。人口轉變的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結構變化，不僅意味著人口的日益老齡化，也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相對減少和絕對減少的相繼發生，以及勞動年齡人口的老齡化，從而勞動力的短缺或遲或早終究會成為現實。 長期以來，中國製造業在國際市場獲得的競爭力是以低工資取勝的。觀察2002年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製造業相對工資水平，如果以美國為100的話，墨西哥為11.2，巴西為12.0，韓國42.9，台灣省25.4，香港特別行政區27.3，新加坡34.1。而同年中國正規部門的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2.9%，非正規部門的工資則更低，僅僅為美國的1.9%左右。但是，中國製造業工資的增長速度卻異常迅速，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轉軌國家進行比較，都有更快的增長率。這表明，隨著勞動力短缺的出現，中國很難繼續保持低工資水平及其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力。 四、未來持續增長靠什麼 由於在不同的增長階段上，經濟賴以增長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樣的，與之相適應的增長方式在一定的時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當一種增長源泉逐漸耗竭時，為了開發新的增長源泉，增長方式的轉變才是必然的要求。有助於克服增長制約因素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是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上，由增長的需要所誘致形成的。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階段，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所誘導出的巨大增長沖動，已經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已經具備的增長源泉，並使其發揮作用的餘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投入擴張轉向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就會減弱乃至枯竭。在未來，中國經濟要保持持續增長，依賴於很多方面。 （一）轉變增長方式，創造新增長源泉。人均資源缺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表現為能源、礦產等供給對於高速增長的支撐能力日益減弱。1998年中國GNP總量佔世界的2.1%，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佔世界的13.6%。雖然從人均來看，中國的排放水平並不高，但按照單位產值計算，中國明顯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大氣污染造成的損失已經佔到GDP的3%-7%。此外，中國能源和原材料的對外依存度持續提高，受到國際上能源爭奪戰和價格控制戰及其導致的價格上漲趨勢的嚴重製約。 面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各種制約和障礙，中國迫切需要建立與政績評價體系相容的政府行為激勵機制、環境治理中的激勵機制，以及建立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的激勵機制。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環境保護是具有強烈外部性的領域，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是不夠的。特別是在資源的所屬和環境的責任無法界定清楚的情況下，經濟活動當事人往往追求個體或局部的短期經濟利益，而以整體和全局的長期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為代價，造成資源和環境的不可持續性。因此，在這些領域，政府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利用法律、法規和產業政策等手段進行規制，利用直接或干預定價等方式加以抑制。 （二）充分利用和延長人口紅利。中國在改革時期出現的失業現象，更多的是由於市場發育不完善而產生的摩擦性和結構性等自然失業，具有持續時間長、解決難度大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嚴峻的就業形勢導致數千萬城鎮職工下崗，其中一些人或處於失業狀態，或退出了勞動力市場。這種情況意味著未能把現有的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 通過樹立就業優先原則充分發掘人口紅利。符合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形成，除了依靠市場機制誘致之外，政府也有充分的作為空間，即在不妨礙市場功能發揮的前提下，利用各種政策手段推行這種發展戰略。政府行為要想到位而不越位，應該以促進稀缺資源的最大化節約，以及促進豐富資源的最大化利用為原則。鑒於中國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稟賦，樹立就業優先原則，並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僅僅是為了政治的需要，而是為了最大化發揮資源比較優勢，推行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在一切有利於就業的政策環境下，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符合比較優勢，就意味著有利於擴大就業，由此而形成的經濟增長方式——即通常所說的集約型增長方式，就能保證技術進步和效率改進的貢獻份額比較大，同樣的物質和人力投入可以獲得更大的產出。 同時，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尚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問題，構成特殊的養老挑戰。針對中國「未富先老」的特徵，要適當調整人口政策，延緩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盡可能延長人口紅利。 （四）清除制度障礙，保持勞動力源泉。未來城市勞動力供給，已經不能滿足非農產業發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賴於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正是由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存在，中國勞動力的供給尚未出現絕對意義上的危機。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減緩的話，勞動力短缺制約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就會加大。近年來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規模逐年擴大，就是對已經出現端倪的勞動力短缺的自然反應。然而，迄今為止，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約著勞動力的暢通流動，是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這種排他性政策的繼續實施，嚴重地妨礙著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配置勞動力資源功能的發揮。 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性障礙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妨礙了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阻礙了經濟的增長。因此，一旦通過消除這些障礙使勞動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動起來，不僅有助於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其產生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還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直接貢獻，經濟增長速度會更高。

❼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越來越多越頻繁,為什麼南北差異還明顯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很多飲食習慣，風俗習慣，長相，都會自然存在於遺傳基因里，需要慢慢代謝的。
等到跨一代再出生的孩子，或許就會有改變了。

❽ 中國的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什麼關系

中國的人口問題會影響經濟發展
人口問題從本質上講是發展問題，我們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專遇到的許多問題，諸如吃飯屬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資源破壞、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等，都與人口基數大、增長快有著直接的關系。沒有對人口增長的合理控制，沒有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要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是很困難的。在人口、資源與環境中，人口與計劃生育是中國社會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我們要從可持續發展戰略高度認識人口問題的重要性。
傳統的經濟發展理論將經濟發展等同於經濟增長，片面追求增長速度和提高產量，而忽視了成本和效益。這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造成了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直到80年代，世界各國才逐步形成共識，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資源、環境、社會和經濟發展等各個方面，但就中國的國情而言，人口問題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中國人口基數大、增長量大，給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可以說，中國的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口問題的解決，包括人口數量的控制、人口素質的提高和人口結構的優化。

❾ 為什麼13億人口的中國，經濟居然還干不贏3億人口的美國呢

一個打了一百多年仗，錯過了兩次科技革命，飽受列強欺凌的半殖民地，工業版一窮二白，大部分人口權是文盲，又受過兩個超級大國長期封鎖的國家，好不容易才獲得獨立，歷經六十年建設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戰後，沒有一個大國的發展比中國更快。印度有11億人口，現在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❿ 論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問題的關系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消費能力也在增加，中國人口眾多，消費市場當然非常之大。發展中國家需要相對發達的市場來帶動快速的發展。越南只有三個鄰國——中國、寮國、柬埔寨。後兩者的消費能力即使加上鄰國的鄰國——泰國，其相對於中國來說也是微乎其微。越南與中國邊界線很長，陸路運輸很方便，所以說中國才是越南經濟快速發展的靠山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