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三大發動機是指什麼問題

㈠ 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學說的由來

本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羅伯特遜（D．H．Robertson）提出了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Engine for Growth）的命題。①在50年代，諾克斯根據對19世紀英國與新移民地區的經濟發展原因的分析，進一步補充和發展了這一命題。他認為，19世紀國際貿易的發展是許多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因為各國按比較成本規律進行國際貿易，通過兩優取其更優、兩劣取其次劣的辦法進行專業化分工，使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增加了產量。通過交換，各國都得到了多於自己生產的消費量。他認為這是對外貿易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對外貿易產生間接的動態利益，即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通過一系列的動態轉換過程，把經濟增長傳遞到國內各個經濟部門，從而帶動國民經濟的全面增長。他指出，19世紀的國際貿易「具有這樣的性質：中心國家經濟上的迅速成長，通過國際貿易而傳遞到外圍的新國家去。它是通過初級產品的迅速增加的需求而把增長傳遞到那些地方去的。19世紀的貿易不僅是簡單地把一定數量的資源加以最適當的配置的手段，它尤其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6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進一步補充了這一學說。他們認為，對外貿易較高速的增長、特別是出口的高速增長會帶來以下幾個重要的動態利益：（1）出口擴大意味進口能力的提高。進口中的資本貨物對經濟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一方面，資本貨物的進口使這個國家取得國際分工的利益，大大地節約了社會勞力。另一方面，資本貨物的進口，尤其是先進技術設備的進口可以提高國內的技術水平，經消化後，會大大地縮短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2）對外貿易的發展使國內的投資流向發生變化，資本會越來越集中在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中進行專業化生產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3）規模經濟利益。一國國內市場相對來說總是狹小的，出口的擴大克服了國內市場的狹小性，生產規模可以不斷擴大，以達到最佳程度，使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單位成本不斷下降。這一方面可以提高利潤率，另一方面會增強國際競爭能力。（4）出口擴大還會加強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系，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一點對經濟運行機制不健全的國家尤其重要。出口的擴大，特別是加工程度較深的製成品出口的擴大，會增加對向出口部門提供投入物部門的需求。這些部門轉而向其他供給部門增加需求。如此反復下去，不但能帶動所有部門的發展，而且會大大地促進國內經濟的一體化。（5）出口的不斷擴大會鼓勵外國資本的流入。這對普遍缺乏資本的落後國家日益重要。外資的流入不但能解決國內投資不足的難題，而且會促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傳播。（6）在世界市場上進行激烈的斗爭會使國內出口產業以及與之相關的產業改進質量、降低成本，從而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①

但是，諾克斯認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學說，適用於19世紀，其主要論據是英國的經濟發展通過對外貿易帶動了新興國家如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等國家的經濟發展，成為他們的「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到了20世紀，由於各種條件的變化，這一學說不再適用。即在20世紀，中心國家（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並未通過初級產品需求的增加而把它們的經濟增長傳遞到世界其他國家去。諾克斯認為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有6個：（1）發達國家工業結構的變化，由輕工業結構轉向重工業結構（技術和化學工業），即從製成品中原料含量高的工業轉向原料含量低的工業；（2）在發達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勞務部門所佔的比重增加，因而對原料的需求落後於生產的增加；（3）對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低；（4）農業保護主義的蔓延；（5）工業原料的節約使用（如電解鍍錫，金屬回收和再加工）；（6）合成原料和人造原料越來越多地代替天然原料。

60年代以後，隨著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通過出口導向型而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以後，這一學說再度流行。
對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學說的評價

（一）就對外貿易能帶動或激發經濟增長這點來說，它是正確的

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已經證明，商業的擴張往往推動著工業的進步，世界商業和世界市場是在16世紀開始資本的近代生活史的。在產業革命以前的時期如果沒有國內外貿易的發展，工業進步就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商業上的產業大革命是革命的歷史前驅。在戰後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是以發展對外貿易為突破口的，對外貿易的發展帶動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是，該學說不談生產對對外貿易的決定性作用，只強調對外貿易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就此而言，這個學說有些片面性。

（二）這個學說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過分誇大了對外貿易的作用

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它們的經濟發展除了生產關系改革這個重要條件以外，還有四個主要因素，即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先進的管理。這些因素是互相影響的，只有綜合起來，經濟才能取得迅速的發展。

2．忽略了對經濟增長機制的分析

對外貿易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起到刺激和帶動作用，但只有在經濟和社會條件具備時才能充分發揮這種作用。對外貿易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只是它的一個必需條件，而不是它的先決條件。在19世紀西歐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的增長之所以能帶動少數白人移民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因為在這些地區存在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條件。而許多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盡管它們的對外貿易也增長了，但是並沒有導致經濟發展，原因就是它們在國內還不具備這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條件。

3．掩飾了資本主義國際貿易中的生產關系

他們只抽象地談論對外貿易給一國帶來的經濟利益，而不談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帝國主義國家通過國際交換，剝削、掠奪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歷史事實，抹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達國家藉助其經濟優勢在國際貿易中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現實。

㈡ 誰提出了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理論

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理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遜在20世紀30年代回提出的，又被稱為答「增長引擎」理論。20世紀50年代，諾克斯根據對19世紀英國與新移民地區經濟發展原因的分析，進一步補充了這一理論，其認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動力。

㈢ 經濟新常態下認為那些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中國經濟正在尋求向新常態過渡的新動力。只要新動力找到，向新常態平穩過渡就基本無憂。長期以來，很多人根據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理論的基本原理，將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反復在增加出口和擴大內需上做文章。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只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三大發動機」是近年來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或「五人理論」，即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對經濟發展動力的新概括。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與新一屆領導強調的釋放改革紅利、推進結構調整、強化創新驅動（簡言之，改革、轉型、創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變革即制度改革，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規、標准規則、政府等組織、市場機制、宏觀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無形制度，以及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優化（新型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區域結構優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消費結構優化（消費結構升級）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與要素投入有區別，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級則是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的質的提升。

㈣ 把什麼作為經濟加速增長的發動機

就是投資、消復費、凈出口 。按制「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由最終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資本形成（包括固定資本形成和存貨增加）及凈出口（貨物和服務的出口減去進口）三大需求（投資、消費即平常通稱的內需）組成，GDP的增長也是由三大需求的此消彼長的增長組合決定，即通常所說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三者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也稱貢獻率）是三者當年的增量分別佔GDP總增量的比重。

㈤ 國際貿易中的"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是指什麼

人們把風險投資稱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㈥ 根本動力是經濟發展中的哪些因素

李佐軍談中國大勢·發展動力（24）李佐軍中國經濟正在尋求向新常態過渡的新動力。只要新動力找到，向新常態平穩過渡就基本無憂。長期以來，很多人根據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理論的基本原理，將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反復在增加出口和擴大內需上做文章。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只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三大發動機」是近年來筆者根據自己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或「五人理論」，即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對經濟發展動力的新概括。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與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的釋放改革紅利、推進結構調整、強化創新驅動（簡言之，改革、轉型、創新）是基本吻合的。制度變革即制度改革，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規、標准規則、政府等組織、市場機制、宏觀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無形制度，以及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優化（新型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區域結構優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消費結構優化（消費結構升級）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與要素投入有區別，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級則是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的質的提升。為什麼「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首先，制度變革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經濟發展依賴於企業、創業者、勞動力、地方政府等各個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各個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依賴於好的制度設計，好的制度表現為權責清晰、責權利對稱、實施機制明確、各方共識度高。長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復博弈的結果，好的制度不會自動形成，需要通過社會主導群體良性博弈形成，特別是通過發揮執政者的長期理性和民眾的首創精神形成。現實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或者是單純追求GDP增長而忽視科學發展的，因此需要對現有制度進行改革，以使其變成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過三個方面釋放紅利或促進經濟發展：一是通過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紅利；二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釋放紅利；三是通過改善或提升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釋放紅利。其次，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過程性動力。所謂「過程性動力」相當於經濟發展的「隨行加油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賦予發展動力。結構優化的實質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源泉。對此，亞當·斯密已有充分論證，簡單說就是發展取決於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決於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決於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來，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見的手」，在我們現在看來，好的制度是「看不見的手」（市場）和「看得見的手」（政府）兩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結構優化是如何帶來經濟發展的呢？我們來看看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結構優化的表現。從分工角度看，工業化和產業轉型升級就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從較低效率工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其結果是國民經濟效率的提高；城鎮化就是人口和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村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從較低效率城鎮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的過程，其結果也是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區域內不同地區分工協作的深化，進而共同提高效率、實現共同發展。再次，要素升級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勞動力、資金、技術、資源等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要素從兩個層面起作用：一個層面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如大規模增加勞動力和資金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另一個層面是要素升級（或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或檔次）帶來經濟發展。要素升級比較典型的表現是前面已提到的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信息化等。技術進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種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顯著提高附加值，促進經濟發展。我們只要想想互聯網技術是如何極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顯著地增加各種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術進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資本既包括一般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也包括企業家才能，人力資本提升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和企業家綜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無疑會帶來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發展。上面分別對「三大發動機」為何是經濟發展根本動力進行了簡要分析，這還不夠，還需要從整體上進行分析。從最簡化的生產函數關系式Q＝f（L、K）中，我們也能看到「三大發動機」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生產函數關系式左邊是產量Q或GDP，相當於衡量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右邊是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表面看，在這個關系式中找不到「三駕馬車」的影子，但細一想就會發現，產量中不能被勞動和資本投入解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隱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就是「三大發動機」。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發動機」制約，如資本既是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作為結果必受制度變革、技術進步等的影響。這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三大發動機」並非是完全並行的，其中制度變革是根源性發動機，因為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兩大發動機都要受其制約和影響。在好的制度下，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都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則不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因此，發動「三大發動機」的關鍵是抓住制度變革這個「牛鼻子」，綱舉則目張。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時期，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是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如何找准新動力又是尋找新動力的關鍵。找准新動力不能想當然拍腦袋，或僅根據經驗進行判斷，還要將找新動力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分析基礎上。過去一段時期，我們囿於既有的部分理論，將視野局限在需求邊短期動力——「三駕馬車」上，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擴大消費，結果是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金融政策、財稅政策、投資政策等來拉動經濟增長，雖然帶來了短期立竿見影的增長，但也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後遺症，以至於現在不得不花較長的時間對前期刺激政策進行消化，不得不全力應對高房價、高負債、高產能過剩等經濟風險。鑒此，當前和今後我們要優先推進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的轉型，從主要依靠「三駕馬車」轉向主要依靠「三大發動機」，特別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部署，緊緊抓住全面改革這個「牛鼻子」，推進經濟全面轉型，強化創新驅動，努力使中國經濟較快地進入到一個好的新常態中。（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中國經濟時報社作者：李佐軍編輯：曹陽

㈦ 為什麼說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新的發動機

因為中國現在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世界1/3的經濟增長來自中國。

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影響力加強，中共「全會」的世界意義越來越大。中國經濟增速正在成為全世界經濟的風向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此前就分析認為，如果中國經濟增速下降1%，有些亞太國家的GDP增長會相應下降0.8%。

中國既是『世界工廠』，也是『全球市場』。近14億人口、4億中等收入群體，中國是世界最具潛力的消費市場，商機無限。

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智慧和中國貢獻對於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有良好示範作用。

(7)經濟發展的三大發動機是指什麼問題擴展閱讀：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報告認為，到2040年，中國和世界其他經濟體彼此融合，有望創造22萬億至37萬億美元經濟價值，相當於全球經濟總量的15%－26%。

搭乘「中國號」快車，是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明智選擇。菲律賓《馬尼拉時報》評論稱，70年間，中國已壯大為全世界——尤其是東南亞諸國——的重要貿易夥伴。東盟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在東盟國家進出口總額中的佔比已超過15%。

南非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自由州省主席馬西尼尼表示，南非十分渴望學習中國的發展經驗，並將這些經驗實踐於自身的發展。「保持南中兩國互利互惠的關系，對我們建設一個繁榮的南非十分重要。」

㈧ 新常態下什麼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李佐軍談中國大勢·發展動力（24）
李佐軍
中國經濟正在尋求向新常態過渡的新動力。只要新動力找到，向新常態平穩過渡就基本無憂。長期以來，很多人根據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理論的基本原理，將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反復在增加出口和擴大內需上做文章。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只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三大發動機」是近年來筆者根據自己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或「五人理論」，即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對經濟發展動力的新概括。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與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的釋放改革紅利、推進結構調整、強化創新驅動（簡言之，改革、轉型、創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變革即制度改革，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規、標准規則、政府等組織、市場機制、宏觀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無形制度，以及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優化（新型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區域結構優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消費結構優化（消費結構升級）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與要素投入有區別，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級則是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的質的提升。
為什麼「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首先，制度變革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經濟發展依賴於企業、創業者、勞動力、地方政府等各個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各個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依賴於好的制度設計，好的制度表現為權責清晰、責權利對稱、實施機制明確、各方共識度高。長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復博弈的結果，好的制度不會自動形成，需要通過社會主導群體良性博弈形成，特別是通過發揮執政者的長期理性和民眾的首創精神形成。現實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或者是單純追求GDP增長而忽視科學發展的，因此需要對現有制度進行改革，以使其變成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過三個方面釋放紅利或促進經濟發展：一是通過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紅利；二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釋放紅利；三是通過改善或提升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釋放紅利。
其次，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過程性動力。所謂「過程性動力」相當於經濟發展的「隨行加油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賦予發展動力。結構優化的實質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源泉。對此，亞當·斯密已有充分論證，簡單說就是發展取決於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決於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決於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來，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見的手」，在我們現在看來，好的制度是「看不見的手」（市場）和「看得見的手」（政府）兩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結構優化是如何帶來經濟發展的呢？我們來看看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結構優化的表現。從分工角度看，工業化和產業轉型升級就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從較低效率工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其結果是國民經濟效率的提高；城鎮化就是人口和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村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從較低效率城鎮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的過程，其結果也是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區域內不同地區分工協作的深化，進而共同提高效率、實現共同發展。
再次，要素升級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勞動力、資金、技術、資源等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要素從兩個層面起作用：一個層面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如大規模增加勞動力和資金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另一個層面是要素升級（或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或檔次）帶來經濟發展。要素升級比較典型的表現是前面已提到的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信息化等。技術進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種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顯著提高附加值，促進經濟發展。我們只要想想互聯網技術是如何極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顯著地增加各種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術進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資本既包括一般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也包括企業家才能，人力資本提升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和企業家綜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無疑會帶來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發展。
上面分別對「三大發動機」為何是經濟發展根本動力進行了簡要分析，這還不夠，還需要從整體上進行分析。從最簡化的生產函數關系式Q＝f（L、K）中，我們也能看到「三大發動機」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生產函數關系式左邊是產量Q或GDP，相當於衡量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右邊是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表面看，在這個關系式中找不到「三駕馬車」的影子，但細一想就會發現，產量中不能被勞動和資本投入解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隱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就是「三大發動機」。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發動機」制約，如資本既是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作為結果必受制度變革、技術進步等的影響。
這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三大發動機」並非是完全並行的，其中制度變革是根源性發動機，因為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兩大發動機都要受其制約和影響。在好的制度下，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都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則不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因此，發動「三大發動機」的關鍵是抓住制度變革這個「牛鼻子」，綱舉則目張。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時期，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是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如何找准新動力又是尋找新動力的關鍵。找准新動力不能想當然拍腦袋，或僅根據經驗進行判斷，還要將找新動力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分析基礎上。過去一段時期，我們囿於既有的部分理論，將視野局限在需求邊短期動力——「三駕馬車」上，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擴大消費，結果是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金融政策、財稅政策、投資政策等來拉動經濟增長，雖然帶來了短期立竿見影的增長，但也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後遺症，以至於現在不得不花較長的時間對前期刺激政策進行消化，不得不全力應對高房價、高負債、高產能過剩等經濟風險。鑒此，當前和今後我們要優先推進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的轉型，從主要依靠「三駕馬車」轉向主要依靠「三大發動機」，特別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部署，緊緊抓住全面改革這個「牛鼻子」，推進經濟全面轉型，強化創新驅動，努力使中國經濟較快地進入到一個好的新常態中。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中國經濟時報社 作者：李佐軍 編輯：曹陽

㈨ 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個發動機

加大投資，尤其是對國民經濟發展重要產業的戰略投資；擴大對外經濟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拉動內需，尤其是廣大農村和西部地區．

㈩ 為什麼中國是世界兩個經濟發動機中的一個呢

首先 中國為世界抄上最大的發展襲中國家 也是經濟最發達的發展中國家 這與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相反 同時也是世界多極化的力量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的經濟在30年來均以8% 的速度增加同時也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至於超過美國貢獻則是由於中國的國體 首先是人民民主專政 再這則是中國的經濟政策 它不同於西方的部分干預 而是有限度 簡單的說就是股票跌的有底線 由於經濟危機的影響美國世界第一經濟體的地位似乎動搖了 這並不是簡單的數字減少而是宏觀的將來動向
眾所周知次貸危機引起了本次金融海嘯 而房地產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當然也包括金融業》 美國的經濟已經進入停滯甚至萎縮狀態【雖然到了一定的時期所有國家都會有這種狀態】 但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仍舊受到關注 這時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龍頭的中國優勢就顯現出來了 一方面可以減少國際社會的影響【見於多年前提出的「連通器」原理】 一方面又可以獲得較大的發展空間 ，因為現在中國經濟對於房地產業和金融業還不是特別依附 還是趨近實體業的
就是這樣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超過了美國
可能會看不懂 但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