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部省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的原因有哪
相比東部地區,西部省區有以下劣勢：
1、自然環境惡劣；西北地區水資源嚴重缺乏,氣候乾燥,溫差大,人的生活舒適度遠不如東部地區.西南地區則是受地形影響,山地多,落差大,交通極為不便,喀斯特地貌分布極為廣泛,有些地方缺水嚴重,交通築路等遠較東部地區困難（由於地形復雜,海拔高,坡道彎道多,隧道橋梁多,雲南的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造價是東部地區的4倍）；青藏高原地區則是海拔太高,缺氧,對人的活動有很大影響.還有一些地方由於環境過於惡劣,被聯合國定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2、人口密度低,平均文化程度低,現代化職業技術培訓（農業、工業、第三產業）普及面很小.缺少智力、高素質勞動力支撐.
3、整體交通不便,出口少.靠近內陸,缺乏海港,而且鐵路交通遠沒有東部發達,影響貨物運輸.
2. 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緩慢的原因及其對策分析
簡要說點。
1、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目前國內80%的人還處在最低層次需求。即吃飯、住房、看病、教育。改革開放30年，我們歷經了醫改、教改、房改，結果我就不說了。到現在，除了不會餓肚皮，其他的都成問題。貸款買房、存錢看病、攢錢上學。社會經濟發展了，物質豐富了，但是民生必需品的價格水漲船高，你不存錢，就無法買房、無法看病、無法上學，錢都存了，拿什麼去消費？你敢消費嗎？
2、再看恩格爾系數，，據官方統計實在40%左右，也就是說掙100塊，40塊填了肚皮了，剩下60塊，就第一點說的，看病、住房、上學攢起來了，拿什麼消費？
3、再看基尼系數，據官方統計為0.48，這個數字就代表社會收入差距較大。1978年是多少？0.24左右，屬於分配比較公平。為何改革了30年，分配越來越不公平呢？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根據帕累托最優的理論來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大家都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前提是其他人不能變的更貧窮。0.48真實的反映了這一點，改革開放的成果大量的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那麼其他那部分人除了上面所述住房、看病、上學，吃飯！拿什麼消費？
4、最後，說一下投資市場。最熱的話題就是股改，大小非解禁了吧。07年全國的證券市場開戶數達到1.2億，那麼至少有20%的城市人口踏入了資本市場，人們就是要以小搏大，利用資本市場短期的高收益放大自己不高的收入，來滿足最底層的需求，同時可以消費一下，買車、旅遊、購買消費電子等等。但從530上調印花稅以後，漲的基本是權重股，在11月中石油這個怪胎回歸後，開始領跌權重股，最後擠破泡沫，今天的股指馬上就到了2245點了。這裡面蒸發了多少資產？這些資產又是誰的？這些准備以小搏大賺一筆的中小股民，現在拿什麼錢去消費？
3. 新疆和浙江經濟發展一樣緩慢的主要原因
路太遠,交通不便,運費高昂,水源少,冬季時間太長.但我不同意樓下的說法，新疆的治安狀況在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好，只是有民族問題，但平時很安全，女孩子半夜一個人走都沒有危險。
當前中國和新疆正處於一個巨大而深刻的歷史變革中，城鄉居民差距已3倍多，富人階層與窮人階層差別在50倍以上，西部與東部落差越來越引人注目，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失衡，成為世界上基層系數同期增長最快的國家和地區之一；農民增收緩慢，「三農」問題成為全社會焦點，成為影響和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大瓶頸。究其原因，既有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缺憾，更有傳統制度設計上的動因，有些深層次的矛盾是機制、制度造成的。發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嚴重失衡的城鄉關系已成為擺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一道無法迴避非跨越不可的天塹，成為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瓶頸。解決不好這些問題，經濟社會的發展就會受到遏制甚至衰退，傾斜的天平就會引起強震帶，就會嚴重影響國家政局的穩定。因為城鄉關系問題不單單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十分尖銳的政治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非解決不可的大經濟大社會大政治問題，它關繫到對現存社會制度的正義性判斷。 本文的主要觀點是關鍵是要解決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協調發展的機制，而城鄉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改變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差別的最關鍵途徑，它直接關繫到新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當前新疆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和矛盾
從宏觀角度觀察，盡管新疆農村社會經濟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但當前新疆城鄉之間關系尚未理順，國家資金、政策、制度等綜合資源配置向城市傾斜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觀,即是說新疆總體改革發展的成果在城鄉之間的分配有失均衡。現就其主要矛盾和問題作些概略分析。
（一）新疆產業結構變動和就業結構變動不協調，城市化進程遲緩，大量勞動力滯留農村。
從國際經驗看，產業結構變化必然導致就業結構變化，而且二者變化的速率大致接近，這是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必要前提。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產業結構的變化方向雖然符合結構不斷向高級化演進的國際趨勢，但一、二產業明顯落後於全國水平。2005年，三次產業比重演變為19.、46.、35；其中一產比全國水平高6.6個百分點，二產業比全國水平低1.3個百分點，新疆工業所佔GDP比重僅為30.5%，比全國低15個百分點，居全國第25位。特別是新疆製造業增加值僅佔全部工業增加值的46%，比全國低44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左右，比全國低22個百分點，工業化滯後嚴重影響了新疆城鄉經濟的發展。三產業比全國水平低5.3個百分點，新疆服務業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發展層次低。傳統的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運輸倉儲和郵電業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43.9%，比全國高4.1個百分點；特別是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經費支出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1/3強，比全國高10個百分點。從國際比較看，新疆服務業比重低於中下收入國家或地區近14個百分點，低於高收入國家約30—4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是城市化最大的推動力，第三產業不發達，阻礙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使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難以社會化，客觀上加劇了新疆「三農」問題。新疆就業結構的嚴重缺陷在於，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相對較小。2005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仍高達54.%，比全國高6個百分點，比相對發達國家高45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高50多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雖逐年上升，但就業結構變化明顯滯後於產業結構變化。目前新疆第三產業從業人員還不到全部從業人員的1/3，而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大都在60%以上，可見，新疆第三產業的就業水平不但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也滯後於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加快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大課題，任重而道遠。
由於就業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不同步，由此導致新疆城市化進程滯後，城鄉關系不協調。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和地區相比，新疆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總人口）較低的地區，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差距更大。2005年新疆城市化水平只有37.3%，與1990年相比僅提高了5.41個百分點，在全國的位次也後移了8位，成為全國城市化進程最慢的省區。低於全國平均水平5.8個百分點，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20個百分點，低於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46個百分點。從國際經驗看,工業化的進程都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量轉移,以此推動城市經濟和社會全面快速發展，城市化滯後制約了三次產業結構的升級進程。由於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新疆農業勞動力每轉移一個去第二產業，只能帶動0.7人轉向第三產業，而在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的國家，這個指標是2人。根據世界160多個國家統計，城市化與人均GDP有如下對應關系(見表2)，新疆城市化水平比人均GDP相當國家或地區低6～15個百分點；與新疆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相比，低了10.3個百分點，在城市化落後的情況下，新疆工業的發展未能形成推動第三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目前新疆約有66%的人口滯留農村，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受工農分割、城鄉分割二元結構的影響,使相當嚴峻的「三農」問題雪上加霜。城市化進程滯後已成為制約新疆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主要矛盾，它在客觀上加劇了城鄉、地區、市場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阻礙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鄉經濟良性循環，導致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呈繼續擴大之勢。
（二）宏觀收入分配失衡，新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自治區分配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一個基本政策取向是改變過去長期實行的「高積累、低消費」方針，不斷提高個人所得份額，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對於妥善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提高個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調動社會各方面發展經濟的積極性,發揮了重要作用。問題在於，在個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過程中，城鄉之間居民分配不均衡，收入懸殊過大。近年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十分緩慢。來自二三產業的收入僅占純收入的16.7%，與全國相比，絕對數不到全國的1/3，比全國低30個百分點，居全國倒數第1位；農民增收渠道狹窄，過分依賴種植、養殖，56%的勞動力仍滯留在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的農村和農業，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難，導致農民增收困難。1990—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幅比全國低2.6個百分點；1997—2001年，新疆農民人均收入僅從1504元提高到1710元，5年只增加了206元。2002—2005年由於糧食漲價因素，農民人均收入雖然有較快的增長，但與全國平均水平仍差773元。
在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的過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處在一種不斷擴大的趨勢，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整體上處於相對貧困狀態。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1998年5425.1元上升到2005年的10493元，農民人均收入1998年為2162.0元,2005年為3255元，已由1978年的2.57∶1擴大到2005年3.22∶1，前者為後者的3倍多，收入的絕對差距已從1978年的209.8元擴大到2005年的7238元。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為8100元，農民人均收入2005年為2482元，收入差距擴大為3.26∶1，新疆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達561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全疆85個縣市中有30個貧困縣、35個邊境縣，低收入人口達280多萬人。需要指出，由於口徑和范圍不一致，上述指標只反映了城鎮居民的貨幣收入與農村居民的全部收入，如果把城鎮居民享受的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福利和實物收入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而農民收入中又有相當一部分要作為下一年度的生產性投入，以及社會上的高收入群體的收入經常被低估而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的收入被高估的情況，事實上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為突出,在4-6倍，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一般在1∶1.5倍。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顯示，我國基層系數已由1980年的0.33擴大至目前0.458，「當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集團消費轉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後，居民收入實際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7)，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0的警戒線，比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高，屬於世界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和分配不公較為嚴重的國家，改革開放並非「人人都是贏家」(8)，盡管產生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製造了人數規模巨大的利益受損者，這些承擔政治決策失誤和社會改革成本的弱勢群體愈來愈被邊緣化，「社會分配不公平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9)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且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合法性的政治問題。對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執政並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已經到了非採取措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不可的地步。城鄉居民的消費差距比收入差距更為懸殊。由於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消費市場呈萎縮趨勢。從消費市場來看，新疆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比為4∶1，是全國城鄉消費差距最大的五個西部省區之一；農民消費結構相當於城市居民80年代末的水平，滯後城市15年左右；66%的農村居民僅占消費品市場份額的18.9%，而1/3的城鎮居民卻占據全區80%以上的消費品市場，各種產品在狹窄的城鎮市場激烈拼殺，而有巨大潛力的農村市場卻始終沒有被激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多，收入少，購買力低，造成城鄉地區間的失衡，農村市場啟而難動，當新疆城鎮居民消費向攝像、電腦、汽車等高檔耐用消費品發展的時候，新疆農村居民的消費仍停留在以生存為主的消費水準。此外恩格爾系數下降，表明居民對非食品類（如住房、文化娛樂、交通通訊、醫療保健等）的相對需求增加，對食品類相對需求減少，也就意味著通過食品消費而轉化為農民的收入在減少，進一步降低了農民的收入水平。
由於宏觀收入分配失衡，農民收入低速增長，不論全國還是全疆城鄉之間的差距比改革開放初期還大，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之一。從國際比較看，當前我國包括新疆居民的消費結構大體相當於發達國家戰後恢復時期，新疆與發達國家約有50年的差距。
農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長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嚴重性在於：不利於農民生活的改善，不利於農村市場的開拓,不利於城鄉經濟的良性循環,直接阻礙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通過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整體，阻礙了啟動龐大的農村消費市場。此外，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也不利於農民增加農業投入和農村社會穩定。因此，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有效控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無疑應當成為下一步國家和自治區宏觀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
(三)新疆城鄉之間社會發展諸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
新疆城鄉不僅經濟差距較大，在社會發展方面也嚴重失衡，就全區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大大落後於城市；就農村看，社會發展又大大落後於經濟發展。
一是新疆城鄉教育發展的差距。
城鄉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別很大。全區縣級以下（包括縣本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23年，而城市為8.68年；城鎮每萬人擁有的大專及以上人口是農村的8.5倍，現在在校的大學生中，城鎮居民的子女約佔70%，農村子弟約佔30%。這同全區總人口中，農村佔70%、城市居民佔30%的格局正好倒置；農村教育水平低下，2005年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98.7%，居全國倒數第4位，農牧區仍有相當一部分兒童不能接受起碼的基礎教育；初中升學率僅為38.5%，即60%多的初中畢業生喪失了繼續受教育的機會，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程度低於全國水平。全區現有文盲人口104萬人，新疆15歲及以上人口文盲率為7.72%，農村文盲率比城市高3.72個百分點。這表明新疆尤其是南疆農村尚處於「教育貧困」狀態，相當多的農村兒童、青年和成年人因不能獲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機會，而與發展、現代化無緣。由於農牧民分散居住，基礎設施落後，生產生活環境差，目前，新疆1260萬農村居民還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文化、影視等公共服務。還有8%左右的人口聽不到廣播、看不到電視，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大大落後於城市。農民在經濟上被邊緣化的同時，在社會和文化上也被邊緣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農民仍是「有飯吃，沒錢花；有勞動力,沒勞動；有需求,沒市場」的格局，很值得我們深思。
此外新疆在城鄉基礎教育投入上差別也很大。城市基礎教育的資金投入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列入城市財政預算。而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則主要列入縣鄉財政的支出和農村教育集資。這表明農民事實上成為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一個重要承擔者。由於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不足，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是，新疆農村、特別是一些貧困邊遠地區中小學危房率較高。另一個問題是新疆農村教師收入遠遠低於城市。即使如此，相當一部分地區農村教師的工資不能按時發放，可以說，當前新疆教師工資拖欠問題主要發生在縣鄉基層。
二是新疆城鄉醫療衛生發展水平的差距。
城鎮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費醫療或在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之內。而農村合作醫療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經解體，有合作醫療的僅佔15%左右。廣大農民基本上處於一種「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著傾家盪產」的狀況。農民獲得醫療保健衛生服務的能力要遠遠弱於城鎮居民。目前，新疆公共衛生資源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比較欠缺，特別是農村衛生和醫療保健十分落後，15%的農村基層村沒有醫療保健點；農村有40%以上的人口不能保證有及時的醫療服務；58%農村人口尚未飲用自來水，96%的農村家庭沒有洗浴設施，42%無廁所，貧困農村地區婦女患病率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有近15%的農村嬰幼兒沒有享受免疫接種，傳染病發病率、嬰兒死亡率均高於全國，嬰兒死亡率達53.69‰，離初級小康標准(31‰)差距較大，比全國高23‰，比美日等國家高10倍。新疆城鄉人口健康狀況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口預期壽命相對較低。
三是新疆城鄉社會保障的差距。
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盡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還有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5年，全區有140.80萬城鎮職工參加了失業保險，181.88萬城鎮職工及離退休人員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有211.85萬人參加了基本醫療保險，有62.87萬貧困城市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占人口近70%的農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之外。
（四）新疆與東部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之間的總體發展差距呈擴大趨勢。由此決定，在不同區域，城鄉之間的差別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徵是：在東部發達地區，城鄉差距相對較小；在中西部地區，城鄉差距相對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新疆不僅與全國及東部地區的絕對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與原來條件與我區相近的西部某些省區相比，也出現了差距有所擴大的趨勢。
1.新疆城鄉經濟發展與東部的差距
一是人均收入差距。我國是世界上經濟和社會發展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表現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新疆整體上屬於中國的第三世界，但南疆三地州、邊遠農牧區仍屬於第四世界（人均GDP低於3578元）。2005年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比全國水平低2393元和773元，特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80年的全國第10位跌到第25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及上海市的一半；1978年職工平均工資高於全國及東部地區，比上海市高45元，到2005年上海已是新疆的2.5倍，再加工資外收入，差距則更大，真可謂今非昔比。
二是經濟增長速度差距。1979—2005年，新疆GDP年均增長10.1%，比經濟增長最快的前五位廣東、浙江、福建、江蘇、山東分別低3.2、2.9、2.8、2.2和1.5個百分點。特別是實施西部大開發的1998—2002年，新疆GDP年均增速進一步降至7.8%，其中1998年居全國倒數第1，2001、2002年均為倒數第2。出現了西部大開發，新疆經濟發展反而減緩的奇怪現象，值得我們反思。
三是經濟實力差距。從經濟發展總量看，新疆GDP總量位居全國第25位，與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等東部省市的差距分別擴大到7.3倍、6.7倍、6.6倍、4.8倍和3.4倍。從綜合競爭力看，新疆地區競爭力均居第25位，基礎設施競爭力位居第26位，生態環境競爭力位居第27位，表明新疆在全國不具有競爭優勢。2.新疆城鄉經濟發展落後於西部主要省區與西部省區相比，1979—1995年，新疆經濟發展速度在西部處於領先水平，特別是「八五」時期，GDP年均增長率分別比陝西、甘肅、內蒙古快2.1、1.8和1.9個百分點，與四川省持平；但「九五」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低於西部其他省區，經濟增長率在西部12個省區中居倒數第1位。
二、現行政策、制度是城鄉發展失調的原因和城鄉關系不合理的關鍵因素
（一）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戶籍制度是決定城鄉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項根本性制度。我國自1958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起，就將全國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農民，在城鄉之間人為地掘出了一條「鴻溝」,築起了一道「壁壘」,使農村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遷移,將城鄉居民分割為兩個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集團。這種戶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國構成了典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結構（10）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一種歷史現象。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對立、城鄉分割、城鄉勞動力流動隔絕的經濟社會二元結構。具有城市戶籍的居民在就業、收入、養老、社會福利、子女上學等方面都享有優惠待遇，而具有農村戶籍的農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現在能進城打工，也要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視。建國以後,為了加快工業建設,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運用各種行政手段,從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農村集中有限的資源,形成工業和城市建設資金的原始積累。這樣做,盡管在當時有其歷史的必要性,使我國用不太長的時間初步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主要的一個負面結果就是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工業化變成了城市的工業化,直接導致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拉大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同時城鄉分割體制阻斷了農民進入城市工作的途徑,造成並維持了城鄉居民之間過大的收入消費差距。近年城市用工制度的松動,已使不少農民工可以臨時到城市工作,但他們的「根」 (戶口)仍在農村,起碼從現實政策上講,他們終歸還得回到農村去。這說明,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分割體制並未得到根本改變,多年形成的城鄉「鴻溝」和「壁壘」仍在起作用。長期以來，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隔離開來發展，在二元經濟格局下形成了城鄉分割、各自獨立發展、互不平等的經濟制度，導致了決策的城市傾向、就業的農村歧視和產業政策的「重城輕鄉」。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阻礙了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抑制了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將廣大農民限制在農村，強化了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農戶駕馭市場的能力低，抗風險能力弱，面對競爭激烈和瞬息萬變的市場無所適從。時至今日，歧視農民的二元社會結構仍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社會保障的對象應是低收入的社會群體，但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只對城市人口，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工傷保險等都與低收入水平的農民無緣，農民生老病死的開支只能靠自己。市民失業有救濟金，農民失業無人問津。還有一個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對待農民進城子女的「就學歧視」。既損害了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也不利於城市的發展，因為不少農民工子女，將來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學歧視造就的文盲，決不是城市發展所希望的。國家、自治區及烏魯木齊市已開始明文規定廢止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歧視，這當然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所期盼的，但城市高昂的學費，仍使相當多的農民工子女望洋興嘆。改革開放後,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新疆農村和城市經濟發展迅速，但由於長期受工農分割、城鄉分割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緩慢,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總體上呈擴大趨勢。長期積累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已成為新疆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的制度壁壘和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必須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和戶籍制度壁壘，加速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換，為實現城鄉一體化掃清制度障礙。
（二）從宏觀經濟政策考察，城市和工業過度地汲取農業、農村剩餘是造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協調的直接原因。
近年來，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農產品短缺問題解決之後，農業基礎地位受到挑戰，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潛在的農村市場難以成為現實的市場，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傾向和國有工業傾向，而這種傾向在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農村資金、價值流向城市有四條渠道:一是財政渠道,即國家財政對農村取多予少；二是金融渠道,即金融系統將農村存款的一部分轉貸到城市和工業；我國長期實行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農村的金融機構承擔著從農村吸收資金為國家工業化服務的職能，為農村和農業提供的貸款服務微乎其微。改革開放27年來,這種狀況依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農村獲取信貸支持的能力嚴重不足。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農村資金通過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斷增多。農村存貸年均差額由「八五」時期的1071億元增加到「九五」時期的2566億元，1980-2004年農民資金經過信用社渠道凈流出累計14000多億元，加上郵政儲蓄渠道，這一期間農民資金凈流出合計18000多億元。問題在於農村金融資源外流，農民從正規金融機構（國家銀行和信用社）很難得到貸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間借貸，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終影響農業和農村資金的發展。三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即通過城鄉產品的不平等交換,轉移走農村創造的一部分價值。據一些學者測算，建國後為實現工業化原始積累，推行的城鄉二元化戰略，主要通過糧食價格的「剪刀差」（11），城市從農民「積累」走至少12580億元人民幣。據測算，從1952年到1997年46年間,總共有32467億元資金、價值從農村流入城市。雖然將不同年份的資金、價值加總在一起是不合適的,但該數據還是比較直觀地反映了46年間有巨額資金、價值從農村流入城市,從而造成了城鄉居民收入、消費水平的巨大差距,也造成了城鄉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四是農民土地的廉征貴賣。最近十多年間，城市大興土木、經濟開發區熱引發的一浪高過一浪的「現代圈地運動」，通過「廉價征地」這一把「金鉸剪」，城市從農村也就是從農民手裡蠶食走了2萬億元人民幣，全國現有各級各類開發區6015個，其中經國務院和省級政府批準的只有1818個，佔30.2%，其餘4197個均為省級以下開發區。1997年至今，開發區佔地從1.2萬平方公里擴張到3.6萬平方公里，六年激增2倍，已超過現有全國城鎮建設用地面積總和。「很多地方借『開發區』『大學城』『工業園』『城市擴建』之名亂占土地已經到了『荒誕』的程度。」
據測算，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使農民蒙受了至少2萬億元的損失，這些資金足以建起農村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框架。土地資產數額巨大，具有價值增值功能，又屬於不可再生資源。按照市場供求規律，土地的供給稀缺性與需求的無限性，便成了經濟轉型時期權力尋租高額暴利的肥肉。
城市化和工業化速度愈快，失地失業的農民難題就愈突出。農民失去土地，意味著社會保障能力的喪失。一般每徵用一畝地，就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我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目前約3500萬人劇增至2030年的1.1億人。專家保守估計，這其中將有5000萬以上的農民處於既失地又失業的狀態，而從動態來看，這一數字最高可達8000萬人。這是我國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難題。
4. 農村發展很慢 為什麼
農村發展緩慢的原因
1、農民科技文化低，思想觀念落後
由於農民的整體文化水平比較低，有高中文化和一技之長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就拿北李村來說，常年外出務工人員占勞動力總數的65%。在家的絕大數是老人、婦女、兒童及在家做小本生意的農民。這些人大多是文盲，他們文化素質低，思想落後，小農經濟意識濃，農技知識欠缺，勞動技能低下，直接影響農業科技的應用。特別是對於能力強、有文化的後備力量大學生畢業後也選擇在外地發展，不能將科學知識、文化思想帶回家鄉農村，以回報投身於自己的家鄉。雖然現在大學生村官越來越多，但大多數地區村官依然是一些老一輩農民擔任，治村不能突破小農思想，守舊，並不能帶動農村經濟。
2、農村基礎設施落後，產業發展受影響
雖然近幾年國家花了不少資金進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但由於農村幅員遼闊，國家投資有限，下放資金管理體制不足等原因，農村基礎設施總的來說還是很差，缺乏必要的公共設施，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社會服務化低，農業技術服務體系不健全。目前有相當一部分地區，尤其是山區農村，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條件並未得到改善，比如沒有排灌設施、防洪抗旱水土保護設施、生產道路，存在信息閉塞、人畜飲水等困難，農業生產很大程度上還依賴自然氣候條件，嚴重製約農村產業發展。就說今年（2014）全國12省區1453萬畝農田嚴重受旱，隨之因防旱灌溉設施差有大面積玉米和其他農產品產量巨減，
3、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緩慢
由於受農村基礎設施和傳統種植業結構思維的影響，現階段農村的產業仍以農業種植為主，第二、三產業比例較小。農業仍以糧食種植為主，經濟作物比例少。以北李村為例，根據資料顯示，2006年之前，村裡幾乎沒有經濟收入，發展建設依靠政府。
4、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緩慢
農民由於受小農經濟思想影響等因素，對市場經濟認識不足、重視不夠，缺乏市場觀念。在生產上，一般都是以傳統方式生產，較少考慮市場的需求以及市場的變化，且市場競爭力不夠。另外，市場體系不健全，發展滯後，不能適應農產品流通的要求，目前，有不少地方農村鄉鎮只有零星分散的初級農貿市場，農副產品流通仍然以小攤小賣、小販式的分散營銷為主。市場經濟發展緩慢，是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5、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後患（分散的小農經營方式制約著農業產業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現階段小農經濟方式越來越顯現出它的局限性，參與市場經濟競爭能力不強，獲取市場信息能力弱，把握市場機會不準，對農業生產經營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小農經營方式使農村土地的規模經營效率得不到充分的發揮，難以將當地的特色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難以有效實現農業生產專業化、集約化經營。與工業經濟相比，這種經濟模式發展後勁不足，對發展農村經濟自然是不利。對於北李村的蔬菜種植基地就是一種農業專業化、產業化的發展，但還要大力發展其它農業，進行專業化、產業化。
6、工業第三產業發展緩慢
工業革命是人類生產力水平空前發展，也使在人類歷史發展中具有很高的社會效率並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農業成為了一種相對弱質產業。以工業經濟為主的國家超過一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隨著工業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工業經濟在世界上占據絕對優勢並逐步主宰了世界，農業經濟逐步成為一種相對落後的經濟。擁有多少工業產量和工業化程度成為了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發展快慢的主要條件和重要指標。但我國是一個傳統農業經濟很發達的國家，小農經濟思想觀念和生產生活方式根深蒂固。雖然我國也已實現工業化，也相對走向了現代化，但在農村，工業發展依然緩慢，使農村和農民處在一種相對城市居民來說發展機會不平等狀態下，這也是農村落後的歷史原因，也是根本原因。隨著社會的發展，第三產業的發展也越來越佔主導位置，是發展經濟的重要產業，旅遊業、服務業完全可以在大多數農村發展，如依山傍水的山區農村，如果交通便利、自然環境優美，因地制宜可以發展旅遊業為主導產業。我國80%地區農村沒有發展工業化、第三產業化，傳統農業可能將持續未來十年。實現傳統農業向工業、第三產業轉移過渡對發展農村實現城鎮化建設意義重大。
原因綜述：農村落後是工業革命後，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國家不均衡治理以至農村文化科技的傳播、基礎設施的建設等緩慢的必經之路；是均田制思想指導下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體的經濟體制所形成的小農經濟模式不適應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以繼續維持傳統以分散為特徵的生產生活方式這種劣勢結構的最終結局。
5. 魏晉南北朝時期 中國經濟受什麼因素影響發展緩慢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的時期。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使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特別嚴重的影響。其突出表現則是玄學的興起、道教的勃興及波斯、希臘文化的羼入。在從魏至隋的三百餘年間，以及在三十餘個大小王朝交替興滅過程中，上述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響，交相滲透的結果，使這一時期儒學的發展及孔子的形象和歷史地位等問題也趨於復雜化。從而直接波及到各個商業階級無法正常運行，導致整體經濟的下行，發展極度緩慢。
6. 經濟增長的問題，為什麼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會逐漸變慢
宏觀經濟學講，經濟增長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勞動人口，資本存量和技術。
勞動人口：主要由國家區域人口總數，青壯年所佔比率，以及就業率等指標衡量。我國是世界大國，勞動力總數最多，但失業率一直高居不下。這是由於農村有大量剩餘勞動力的結果，這些勞動力可以轉移到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以農民工和大學生（大專）為主的待就業人群在城鄉之間流動，沒用找到工作的就回到鄉下，這就是為什麼我國名義實業率很低，實際就業壓力卻很大。我國經濟增長實際上主要是是靠城市就業人口的不斷增長。
資本存量：主要影響因數是人均資本存量。如：我國改革初期，資本人均佔有量很低，那麼資本是稀缺要素，資本的國內價格很高（這主要體現在改革初期我國實際利率較高以及資本收益率很高）。那麼，由於我國人均資本存量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的資本在國內收益率很低，為了尋求高利潤，他們就會對我國進行投資。西方的投資以及本國居民·政府儲蓄使得資本存量逐年遞增，這就在宏觀經濟上體現為經濟增長。
技術要素：技術包括科學類技術以及管理類技術，也稱全要素。我國教育的普及和發展，外國FDI，都會影響本國現有技術得到提升。我國主要是粗放型增長模式，全要素增長率很低，今年是負的。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則主要以全要素增長為主。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輸出在本國過時的技術，或者為當前技術類產品降低成本，可以獲得比較高的收益率，並且在經濟全球化分工中可以擴大市場佔有率。在這個動機下，我國實際技術水平大有提高，主要是通過多種途徑來使跨國公司技術外溢來實現的。
現在，西方經濟很不景氣，失業率很高。美國一度突破9%，法國德國一直很高，日本在90年泡沫破滅以後失業率一直高居不下。他們都有自己的歷史及現存原因，就不再敘述了。實際上，西方社會就業普遍好於國內（經濟正常時），就業壓力比國內小的多。而且西方生產率大大高於國內，一個勞動力可以養活幾個人，社會福利好，人們生活壓力比較小。失業高低實際上有迴旋的餘地，他們降低失業率主要為了維護社會穩定。
7. 中國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
制約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因素:
首先,中國經濟結構非均衡發展,制度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由於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為了追求短期的GDP增長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一些地方通過降低稅收、扭曲勞動力價格和土地價格,吸引外資。對外資長期給予優惠待遇,造成內外資待遇的不平等。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地方紛紛仿效,結果導致產業結構雷同,相同製造業供給過剩,效率下降。同時各地為了保證本地區粗放的經濟增長,排斥優勢互補,沒有形成差異性分工,也間接地影響到服務業要素的流動和分工聚集。
其次,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民工轉為城市人口還存在種種障礙,這對服務業的發展是不利的。另外,企業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很多製造業都集聚在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這些企業大多還處於由自己包辦各項中間服務活動的狀態,一方面是由於缺乏專業的服務人才,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於企業在勞動就業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還存在著市場交易活動效率低下的問題,使得企業停留在傳統的生產方式上。即使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和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也還是無法有效地促進中間服務業的外部化。與此同時,國內大都市的現代服務業,一方面缺乏高端人才,另一方面體制創新存在種種問題,再加上區域性限制而致的廣大服務對象的缺乏,結果長期處於發育不良的狀態。
第三,我國在很多服務業領域實行壟斷性經營。在我國,很多服務業是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的服務產業,如金融保險、電信、郵政、城市供電、鐵路、民航、港口等領域。由於這些部門壟斷難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夠有效,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應效率還比較低下。
第四,我國服務業在對外開放方面滯後。我國服務業在入世前就對外資存在嚴格的限制,入世承諾中才逐漸放寬原有的限制,但是國內服務企業與國外服務企業大規模的競爭還沒有到來。
第五,教育、醫療、文化藝術和公共服務領域是第三產業發展的重要部門,但是由於這些部門的改革相對滯後,發展遠遠適應不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需求。近年來,雖然這些部門也逐漸採取某些市場化的改革,引入了激勵機制,但壟斷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市場導向的壟斷部門對服務產品的提供效率往往會來得更低。
總之,要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就必須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改變中國經濟的結構,大幅度提高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尤其是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其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進一步推進政府體制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進事業單位的改革,打破壟斷,加大經濟開放的程度,在服務產品生產和供應領域引入全面競爭。在這里,像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更要在發展現代服務業方面挑起重擔,把它看成是一種國家戰略。因為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從發達國家和地區手中搶過現代服務業,才能保證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