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思修論文:論我國的經濟發展的方式和途徑
論我國的經濟發展的方式和途徑
摘要:經濟,發展,方式,途徑 ,中國
一、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的基本涵義
經濟發展方針,是指由政黨和國家規定的一定歷史時期內,指導經濟工作的指導原則和基本要求。它是經濟路線的貫徹落實,是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對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長期性、關鍵性的指導策略、指導原則和指導方針.有時戰略和方針也可以連在一起使用,稱其為戰略方針。方針與路線、政策相聯結,戰略和策略相對應。
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經歷了恢復性發展、創業性發展、模仿性發展、曲折性發展、快速發展和又好又快發展這樣一個長期、艱難和順序的發展過程。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過程充分體現著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的重要作用,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指導、調整和制約著經濟的發展。方針和戰略正確,經濟就順利、健康發展,方針和戰略錯誤,經濟發展就遭受損失、停滯或走彎路。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必須符合基本國情,必須順應民意,必須與時俱進。同時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還必須具有時代性、發展性、可操作性和簡潔性。
二、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和重大戰略的理解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反映,是對我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深刻把握。
就世界歷史來說,在各國的工業化進程中,發展初期技術水平低,主要依靠資源投入來提高產量。當工業化進入一定階段、經濟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明顯受到資源供給約束時,就必然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是一種客觀規律。所以,在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方式,在本質上蘊涵了人與自然對立的理念。近代歐洲,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工業革命的推進、貨幣向資本的轉化,追求經濟增長的觀念日益凸顯。這一時期,西方學術界和公眾認同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發展離不開人對自然的統治和奴役。有工業主義精神之父之稱的聖西門曾明確指出,工業革命的本質在於「把人力作用於物」。由此,在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判斷社會的進步主要依據經濟指標的量度,它意味著向自然界索取的多少,機器轉動次數的多少,煙囪冒煙有多長,產品的利潤有多高。這種單一的、片面的增長方式,直接導致了大規模投資、大規模生產和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大規模開采和利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貧富懸殊、社會不穩定、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嚴重後果開始逐漸顯現。而平民教育、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環境改善、社會公平等進步因素,則被當作經濟增長的代價而犧牲掉了。顯然,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長遠看來不利於人類自身文明的進步和生存條件的改善,需要引起檢討和反思。
我國經濟發展也如世界工業化國家一樣,經歷了一個對經濟發展規律從自然遵循到自覺遵循的長期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國策、方針指導下,蘊藏在人民群眾和產業結構中的巨大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在百廢待興,幾乎走上崩潰邊緣,與發達國家差距巨大的基礎上,剛剛復甦的中國經濟,必然強調快發展大發展,必然強調國民生產總值。正是由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變,由於經濟體制改革的伴行,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突飛猛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發展狀況也有了很大改觀,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改善,社會公平得到有效保障和體現。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但是,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國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特點具有明顯的先天脆弱性;人口數量壓力巨大,活動頻繁,規模龐大;資源和生存空間相對緊張;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草地資源和重要的礦產資源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此外,廢水、廢氣、固體廢物等主要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繼續增加,以城市為中心的環境污染仍在繼續,並逐漸向農村蔓延。尤其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一些企業或單位片面追求GDP數量的增長,只注重經濟效益,極力推行掠奪性消耗自然資源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從總體上看,以往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增加物質資本和勞動投入,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加之我國生產技術與管理水平、產業結構層次都比較低,經濟體制不合理,導致地區間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原因,造成經濟增長投入大、消耗高、效益差,對環境污染加劇。據統計,我國單位生產總值綜合能耗,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3、8倍,美國的4.3倍,日本的11.3倍,工業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的5%.因此,這樣的快速增長持續的時間越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越大,我們必須轉變發展方式
這些情況表明,傳統的以消耗能源和污染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改變。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不能再僅僅靠GDP數量的增長,而應當納入到社會這一大系統中去統籌兼顧,要有更為全面、更為辯證的要求,要更深刻、更自覺地把握經濟發展規律,下更大的決心、採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出,反映了黨中央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標志著我們黨對世界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認識進一步走向深化、理智和清醒。
2、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對經濟發展指導原則的新發展新跨越。
我們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時期已經認識到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作用,特別是強調了從粗放式經濟向集約式經濟的轉變,為此,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基本要求。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對新的世紀經濟運行特點的認識的深化,十七大提出經濟發展方式的理念。這是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發展,新跨越。現代發展經濟學的觀點認為,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經濟增長指的是GDP或人均GDP的增加,強調的是更多的產出,是量的增加。經濟發展不僅僅包括更多的產出和量的增加,更注重質的提高,是質和量的統一,包括經濟增長、結構改善、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環境的改善等等。經濟發展方式是指經濟發展的方法、路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把粗放式經濟增長轉變為集約式經濟增長;把盲目地單純追求GDP量的擴張轉變到更加註重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和經濟增長質量上來;把見物不見人的陳舊理念轉變到以人為本,更加註重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讓廣大人民群眾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切實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的發展理念上來。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辨證的聯系。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經濟增長就談不上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目標,經濟增長並不必然帶來經濟發展。對我國來說,一方面,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要積極地擴大經濟總量,保持國民經濟快速增長。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如就業問題、貧困問題、城鄉以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等等都難以解決;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會落空;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難以充分體現。但同時,另一方面,我們所要實現的增長速度是在顯著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講求效益前提下的增長速度,是扎實的沒有水分的速度,是有過硬的發展後勁的速度。就是說,我們要實現的是速度和效益的統一,我們要走的是一條既有較高發展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國民經濟發展路子。
從轉變發展方式這個意義上來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基本精神總體是一致的,都要求從粗放型經濟發展向集約型經濟發展轉化。但是,具體來說二者還是有遞進性、發展性的區別的。首先,經濟發展方式包含經濟增長的內容,但不是簡單的等同於經濟增長概念。發展是積極的推動,更強調經濟發展對社會的正向作用和影響,而經濟增長方式更多地強調數字的量度,它對社會既可以產生正向作用又可以產生負向作用。所以,經濟發展方式的表述較之經濟增長方式的表述,正向作用更清晰更准確。其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較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角度更高、范圍更廣,更注重經濟質量意識,更注重經濟發展的安全度與和諧度。最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注重經濟社會綜合協調發展的內涵,更全面更直接地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理念,體現了發展的偶合性、關聯性、價值性和人文性的統一。為此,我們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本質上就是要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積極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促進經濟的發展。是保持合理適度的人口增長;維護社會秩序,為人民提供安全、公平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努力提升人民群眾的身體和文化素質;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地體現在改善民生上,這樣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具體內容。這樣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發展,新跨越。
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是對新時期經濟發展的全景式覆蓋
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方針和戰略也有很多,比如,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起方針性指導作用的主要有;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擴大內需、環境保護、耕地保護、引進來走出去等等,在這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所以成為我國經濟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和戰略。是因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相對經濟全局而言的,是關乎整體經濟發展大局的,對各項具體工作方針起指導作用的總方針,所以是重要方針。是影響經濟發展方向的,關乎我國經濟大局長遠和未來走向的,對各項經濟方針政策起統領作用的總戰略,所以稱為重要戰略。同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又體現在各項具體經濟發展任務之中。
其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工業化和信息化並舉的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能充分發揮的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和利用的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資源高效合理配置的道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更為注重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來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通過節能減排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其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堅持城鄉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無論是東部地區、中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與城市相比,農村發展相對滯後;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後。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因此,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就需要堅持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堅持不懈地實施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的方針和政策,在繼續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扎扎實實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在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現代化的同時,促進中部崛起、西部開發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
其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進一步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和基本立足點,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以及水、電、氣等公共設施的投入。從提高居民的收入,完善社會保障,加快城市化步伐,調整產業結構等方面著手提高消費率,擴大消費需求。要努力調整投資消費關系,把增加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民消費作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不斷拓寬消費領域和改善消費環境。
其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結構調整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在向工業化中後期轉型的階段,科學發展需要各部門、各個產業的協調發展,產生整體效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調整增長要素的投入比例,降低一般的資金、資源、人力的投入,更多地依靠科技進步的因素實現增長。而經濟發展從整體上不僅需要調整要素投入比例,還需要農業、工業與第三產業之間協調發展;工業內部的冶金、石化、機械、電子等行業的協調發展;製造業中傳統加工業與精細加工、高新技術產業的協調發展,以便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其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通過節能減排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科學發展需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加強生態建設。要從一次性和單一性利用資源轉向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資源,從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轉向以環境優化增長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均資源明顯不足。人均耕地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警戒線。人均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礦產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進口依賴程度已經超過40%。而在降低單位產值的能耗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與此同時,我國在減少污染物排放方面任務十分艱巨,因污染物高排放引起的重大環境事件,危及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所以,節能減排不僅是節省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問題,更關繫到可持續發展和以人為本等科學發展的全局。
三、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的理解
在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只是一個提法變化的問題,而是歷史發展中的必然性問題,是破解世界性難題問題。根據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新的發展階段的實際情況,在推進經濟發展時,我們強調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在推進經濟發展的長期過程里,在經歷了快速增長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後,歷史性的必然要求推進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戰略的提出,為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和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方法論指導,使我們黨關於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體系更加完備,意義更為重大和深遠。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更豐富更艱難的系統工程,需要採取綜合措施,有計劃的快速推進。
首先,要更新發展理念,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前提,有什麼樣的發展理念,就有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和經濟增長方式,要擯棄片面追求GDP產出而不計資源環境成本投入、只重視物質財富積累而忽視人的全面發展、只考慮當代人不顧及後代人的發展理念,堅持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投資消費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發展。
其次,要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放在「四位一體」的新發展模式中去把握,賦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新的涵義。從新世紀新階段開始,發展將是一個「四位一體」的現代發展體系:一是經濟發展,包括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資源配置、技術創新等;二是社會發展,包括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科研等),以及社會組織和和諧社會的建設;三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發展,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質以及對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參與等。我們應把握發展的嶄新內涵,突破傳統的狹隘的發展思維,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放在
「四位一體」的新發展模式中去把握,賦予經濟發展以新的涵義。
最後,要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變成全黨全社會的自覺行動,使其融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各個方面,貫穿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和過程。
㈡ 論述我國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
第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構想。1987年,黨的十三大把鄧小平「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構想確定下來,指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部署大體分為「三步走」:第一步,從1981 年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國民生產總值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第二,我國在提前實現了「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戰略目標之後,為了把第二步戰略和第三步戰略很好地銜接起來,黨的十五大把第三步戰略目標進一步具體化,提出了三個階段性目標:21世紀第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10年的努力,到建黨100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紀中葉建國100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使「三步走」的戰略和步驟更加具體明確。第三,「三步走」戰略的特點及意義。我國「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是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參考了國外現代化發展的歷史經驗,在總結我國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是對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的深刻把握,是對現代化客觀規律的正確反映。是指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
㈢ 制定我國正確經濟發展戰略的思想理論基礎
1、基本國情。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必須從本國與經濟社會密切相關的各種基本情況出發,使戰略目標的確定,發展途徑的選擇符合客觀條件、立足本國實際。
2、客觀規律。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必須符合客觀規律的要求,經濟規律是社會經濟現象及其運動過程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因此,制定經濟發展戰略,要善於學習和總結實踐經驗,從經濟實踐中找出經濟發展的規律性,作出科學的決策。
3、國際環境。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形勢及條件,對國內經濟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當今世界,生產國際化加強,國際經濟關系日趨密切。國際環境包括國際貿易關系、國際金融資本轉移、技術轉讓和商品貿易、國際勞力市場、國際經濟結構等方面的內容。
㈣ 論當前世界經濟形式及我國經濟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的豐富內涵
可持續發展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一個新的發展觀。是應時代的變遷、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可持續發展, 是指滿足當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孫後代滿足其需要之能力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意味著維護、合理使用並且提高自然資源基礎, 這種基礎支撐著生態抗壓力及經濟的增長。可持續發展還意味著在發展計劃和政策中納入對環境的關注與考慮, 而不代表在援助或發展資助方面的一種新形式的附加條件。可持續的3個主要特徵: 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 其之間互相關聯而不可分割。生態持續是基礎, 經濟持續是條件, 社會持續是人類共同追求的應該是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經濟發展應建立在生態可持續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極參與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上;它所追求的目標是: 既要使人類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 個人得到充分發展; 又要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 不對後代人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威脅; 它特別關注的是各種經濟活動的生態合理性, 強調對資源、環境有利的經濟活動應給予鼓勵, 反之則應予摒棄。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產生為人類世界的發展指出了一條環境與發展相結合的道路, 為環境保護與人類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了一個創新的思想模式。其實質就是把經濟發展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緊密聯系起來, 實現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觀要求在發展中積極地解決環境問題, 既要推進人類發展, 又要促進自然和諧。主要表現在: 從以單純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轉向經濟、社會、生態的綜合發展, 從以物為本位的發展轉向以人為本位(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生活質量) 的發展, 從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發展轉向長期利益、整體利益的發展, 從物質資源推動型的發展轉向非物質資源或信息資源(科技與知識) 推動型的發展。
2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
所謂可持續發展戰略, 是指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行動計劃和綱領, 是多個領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總稱, 它要使各方面的發展目標, 尤其是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目標相協調。1992 年6 月,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 會議提出並通過了全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21世紀議程》, 並且要求各國根據本國的情況, 制定各自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和對策。1994 年7 月4日, 國務院批准了我國的第一個國家級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21 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 標志了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發展觀念的重大革命, 標志了它是一個有利於人類健康地走向21世紀的新的發展理念和行動綱領。可持續的生態文明將會成為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旋律。
3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要性
資源方面: 隨著世界人口持續增長和經濟發展, 人類對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和大規模的開采消耗, 導致資源基礎的削弱、退化、枯竭, 淡水資源緊缺。石油等能源價格上漲, 土地資源及礦產資源掠奪性破壞嚴重。維護地球資源、維護生物多樣性, 以確保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環境方面: 主要表現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兩大類。加強環境保護,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消除貧困、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必然要求。
4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意義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有利於促進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使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有利於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進程。有利於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 保護生態環境, 建設生態農業。
5 科學的發展觀
傳統的發展觀, 偏重於物質財富的增長, 忽視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簡單地把GDP的增長作為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指標, 忽視人文的、資源的、環境的指標; 單純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索取對象, 忽視自然界首先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傳統發展觀的影響下, 盡管人類積累了豐富的物質財富, 但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現象屢見不鮮、越來越多, 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卻往往並不能隨經濟增長而相應提高, 甚至出現危及未來生存的許多社會和環境問題。要解決這些歷史進程中的矛盾和問題, 就必須摒棄傳統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的影響, 在發展觀上進行不斷的科學創新。
科學的發展觀要求的是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 要在發展經濟的同時, 充分考慮環境、資源和生態的承受力, 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 實現自然資源的持久利用, 實現社會的持久發展。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發展是促進環境保護的前提條件。從科學的發展觀出發,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環境保護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力。如果在經濟發展中不考慮環境保護和資源的消耗, 一味的拼資源、拼能源、高污染, 表面上看GDP是在增長, 但實際上如果把生態成本考慮進去, 也可能是負增長或者低增長。而生態環境的透支往往是要人類加倍償還的。所以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 極重要的一條就是要落實到加強對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 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上來, 使我們的發展真正實現人口資源和環境與社會經濟協調的可持續發展, 也只有堅持以人為本, 用科學的發展觀統一思想、統領工作, 牢牢把握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才可能以最小的資源環境代價謀求經濟、社會最大限度的發展, 走上一條科技先導型、資源節約型、生態保護型的經濟發展之路, 使我們國家更快、更好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面向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我們就必須要改變傳統的發展思維和模式, 努力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全面進步、資源永續利用、環境不斷改善和生態良性循環的協調統一, 決不能走人口增長失控、過度消耗資源、嚴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的舊路。要堅持開源與節流並重, 預防與治理結合, 減輕資源環境壓力,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轉變。要大力發展以循環經濟為核心的生態工業, 以無公害農產品、綠色農產品和有機農產品為主體的生態農業, 以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綠色消費」和「綠色服務」為標志的生態服務業。只有這樣, 才能達到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 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適應, 建成低投入、少污染、可循環的國民經濟和節約型社會, 既保證當代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又為子孫後代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真正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從根本上看, 我國還沒有完全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由於增長方式粗放,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 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 從而加劇了能源、資源短缺的壓力, 致使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矛盾與形勢相當突出和嚴峻。
如何才能不走彎路? 關鍵是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 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利用少、環境污染低、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一方面, 要研究、開發和推廣新能源、新材料, 廣泛採用符合域情的污染治理技術和生態破壞恢復技術, 包括投資少、效益高的廢水處理技術、城市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技術、固體廢物的無害處理技術等, 全力推行清潔生產。另一方面, 要大力發展先進生產力。實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淘汰落後的工藝設備, 關閉、取締污染嚴重的企業; 變傳統工業「資源—生產—污染排放」的發展方式為「資源—生產—再生資源」的循環發展方式, 促進以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為特徵的綠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使其成為先進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保護環境的最佳「結合點」。
㈤ 簡述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相關理論,並談其對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急求
隨著全球經濟競爭的日益加劇,發展創新驅動型經濟已經被各發達國家和地區提到戰略高度。德國歷史上就是一個非常注重科技創新的國家,在20世紀初就已經走在世界科技發展的前列。作為二戰的發起者和戰敗國,德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同時流失了大量優秀的科技人員,科技發展整體水平一度落後。二戰後,德國政府高度重視科技創新的復甦和發展,制定了一系列促進科技創新的戰略規劃並輔以政策舉措的配合,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完善的科技管理體系和研發體系,德國重新回到了科技大國和創新強國的行列。根據歐洲創新記分牌(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EIS)2013年對歐盟28個成員國創新績效的測評結果,德國創新整體績效位於瑞士之後列第2位,屬於創新領導國家。歐洲工商管理學院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日前聯合發布的《2013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報告顯示,2013年德國創新指數全球排名第15位,居於世界前列。歐盟於2013年初發布2012/2013年度「創新經濟體」排名,其中僅次於瑞典位列第2位的德國,在知識資產(專利申請、應對社會挑戰類專利申請)、創新者(與創新生產、營銷相關的中小企業數)方面佔有絕對優勢。歷經戰前興盛階段、戰後恢復階段、科技振興階段及平穩發展階段,1990年德國步入統一發展階段,其創新驅動發展也進入新時期。
㈥ 比較優勢論和要素稟賦論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啟示
一、50年代初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黨和政府就著手於對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和變革,要創建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經濟體制。經過三年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在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化中形成的,大體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沒收官僚資本,完成土地改革,統一財政經濟。沒收官僚資本,使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完成土地改革,變地主所有制為農民所有制,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統一財政經濟,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強市場、物價和金融的管理,以及進一步統一財政收支、統一物資調度、統一貨幣發行,到1952年實現了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這為形成新的經濟體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奠定了一個基本條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這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
第三步,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對重點建設實行統一管理。後來,對糧食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工業、物資、交通運輸等部門的國營企業和部分公私合營企業主要實行直接計劃和實物調撥,並對財政、信貸和勞動工資等也實行統收統支、統存統放和統分統配。於是,形成了以計劃體制為中心的、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
對於這種體制的形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建國初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面臨著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統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繁重任務,逐步建立起全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那個時候,在許多方面還沒有統得很死,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步驟上堅持了從中國實際出發,有很大的創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經濟體制改革
「大躍進」時期,「左」的思想佔了上風,經濟決策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錯誤,服從於實現「大躍進」的目標,經濟體制也有很多突然變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於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級」、「過渡」,企圖盡快實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和國家經營。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運動,把小社並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實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殘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個體經濟和個體經營,限制集體經濟和集體經營,有的轉為或並入國營企業,並使經營方式、購銷形式和分配力、法歸干一律。這都脫離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導致了「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繫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權,實際上是「大撒手」。針對過去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下放管理權有必要,但當時不加分析,一放就過了頭。
第三,在國家和企業的關繫上,擴大企業許可權也是必要的,但在整個經濟混亂的情況下,這無助於增強企業活力。當時規定減少指令性指標,實行全額利潤分成制度,企業有權調整機構和配置人員,自行處理固定資產。由於缺乏正確的領導,層層抬高指標,企業失去正常管理,經濟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製度上,無論農村還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調」,使平均主義進一步發展,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職工的積極性,在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掩蓋下,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
針對「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八字方針的中心是調整。這個方針,到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時得到了全面貫徹。貫徹這個方針,在縮小投資規模、放慢發展速度、恢復工農業生產並抑制通貨膨脹、保證人民最低生活標準的同時,在經濟體制上也有相應的對策。
首先,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管理,搞好綜合平衡。為了克服無政府主義和分散主義,經濟管理上加強集中統一。
其次,開始注意運用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為了糾正否定價值規律的錯誤,注意了運用經濟杠桿來調節經濟運行。
再次,制定各種管理條例,加強經濟監督。為了制止幾年中造成的各經濟領域的混亂現象,除制定了《農業六十條》外,還先後制定了《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和《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四十條》以及計劃、財政等各項工作條例。
在調整過程中,還對體制改革進行了若幹探索。例如: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組織管理經濟,在工業、交通部門按照專業化協調的原則辦了一些全國性的、地區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業管理體制,按照《工業七十條》,要求國家對企業實行「五定」、企業對國家實行「五保」,並建立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等等;改進物資管理,要求對生產資料參照商業部門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轉環節,按照經濟區設供應網點;試行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即固定工與合同工、臨時工、亦工亦農並存,全日制學校與半工半讀、半農半讀並存;適當擴大地方管理許可權,在繼續加強集中統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該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給地方管理,包括計劃留有機動和提高財政預備費的比例、給予調劑物資分配的許可權等。調整時期的體制演變,針對以調整為主的任務,強調集中統一,取得了很大成績,克服了困難,經濟很快恢復,效益逐步提高,出現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勢。
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基本「瓦解」,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已大大加強,新體制的基本構架已大體確立,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主要表現是:
第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
農村改革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農業生產指令性計劃,實行合同定購制;放開了絕大部分農產品的價格,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糧、棉等主要衣產品實行保護價;鼓勵農村各種所有制經濟和非農業的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發展迅速;推進了貿、工、農一體化和產、供、銷「一條龍」建設,農業產業化方興未艾,因地制宜、適度規模和集約化經營也有一定發展,小城鎮迅速崛起。可以說,經過改革,農村作為傳統經濟中自然經濟色彩最濃、經濟發展水平最薄弱的環節,其運行機制基本上已率先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農村新經濟體制的實行和政策的不斷開放,使全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人間奇跡,對其他方面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大的示範和帶動效應。
第二,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基礎地位得到確定並發揮了巨大作用。
過去指令性計劃無處不在、無所不包,覆蓋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經過改革,已全部取消了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國家只對9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指導性計劃管理。
在工業總產值中,由國家計劃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為目前的4.6%;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工業品只有12種,而且只限於其中的部分產量,僅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1%,與改革前相比減少了90%。95%以上工業消費品的生產及其價格由生產者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主決定。在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管理的價格占商品總價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為7.2%左右。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發展已具規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證券品種總數已達999個,上市公司達851家,市場總值達21420億元,開戶投資者達3989萬戶。
第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企業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發展。
盡管目前不少國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步履艱難,但與改革前相比,其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抓大放小」戰略和「三改一加強」的舉措得到有效實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在積極進行。公司制、兼並、聯合、租賃、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產、出售等改組、改制的具體形式靈活多樣。國有資本正從一些低效領域和不宜進入的領域向基礎性、戰略性、關鍵性產業領域轉移,從而大大提高了國有經濟的素質和質量。這不僅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且有利於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不少國有企業正在從工廠制向公司制轉變;產品經營正在向資本經營轉變;單一投資主體正在向多元化投資主體轉變;分散化、小型化的企業開始轉向聯合化、集團化。但是,國有企業冗員、債務和社會負擔等歷史遺留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其競爭條件和競爭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國有經濟與市場結合、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
第四,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體制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增添了新內容。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成分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方針,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使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徹底打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公有制格局。國有經濟的結構有很大的調整,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大大增強。例如:1978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為4488.2億元,固定資產凈值為3201.4億元;1997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凈值分別達到54620.8億元和38878.5億元,比1978年分別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經濟佔主體、國有經濟佔主導的地位基本實現。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商等不同經濟成分在市場競爭中共同發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這種格局,不僅適應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有利於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形成多家競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機制。
第五,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經濟的機制和手段正日趨成熟和完善。
我國在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手段時,並沒有對市場放任自流,而是穩步加強宏觀調控體系建設。首先,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1980年財政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與地方分事基礎上的分稅制,基本上確立了適應市場要求的新的財稅體制框架,並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其次,金融體制改革走出了決定性步伐。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和監控體系初步建立,調控方式有較大改進。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分離、地方股份制合作銀行和外資銀行等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制度。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監管的金融市場體系得到了穩步發展。此外,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發展,開辟了多種融資渠道,重視了產業政策、地區政策對社會投資的引導。總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已大體確立,國家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社會的經濟活動。
由於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的形成,在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經濟穩定性不斷增強。1978-1997年,經濟增長率的級差,即年度最高增長率與最低增長率之間相差11.4個百分點;而改革開放前的26年,經濟增長率的極差高達48.6個百分點。特別是目前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標志著我國成功地擺脫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大起大落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開始走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軌道。
第六,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及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和實施。
過去,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義的分配管理體制,嚴重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是從取消平均主義「大鍋飯」開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決貫徹執行鄧小平提出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政策,允許生產要素參加分配,把個人的有效貢獻與經濟利益掛起鉤來,有效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單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格局所取代。為了解決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順初次分配關系的同時,注重建立以稅收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體系。傳統的福利住房分配製度正在從實物分配向貨幣化分配轉變,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和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體系。
第七,市場經濟法規和新的經濟秩序逐步形成。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是發展,法制建設越需要全面加強。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十分重視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據統計,1979-1997年底,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共審議通過328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發布和批准發布了791件行政法規、多項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關部門、地區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約有17000件,在規范市場經濟主體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加強宏觀調控、增強法制意識、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國際化需要,加強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我國先後簽署了一系列國際公約,這也為我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八,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經濟正走向世界經濟的大舞台。
在改革開放前期,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以後又建立了海南特區和浦東開發新區,建立了一系列沿邊開放口岸、內地開放城市和開發區,基本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多領域、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適應國際慣例的對外經濟運行機制已初步建立。外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從1994年底始,國家取消了外匯收支計劃,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億美元,增長近15倍。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積極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直接融資,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國家大中型企業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籌措資金95.6億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利用外資取得突破性進展。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實際利用外資3700多億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近2300億美元;已累計批准外商投資項目30多萬個,從業人員達1750萬人。1993年以來,我國已連續5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境外投資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設立的企業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個國家和地區。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債風險。
總之,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行政指令性、計劃縱向分配資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競爭、市場橫向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變;實現了由憑票供應、商品匱乏的賣方市場向品種繁多、產品豐富的買方市場轉變;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的經濟向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經濟轉變;經濟運行由以「短缺」為基本特徵的供給約束型向以市場需求約束為主並與資源約束相結合的類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國民經濟由大起大落轉向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㈦ 論述: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的關系及其制定的原則
一、就二者的關系而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與區域經濟規劃的區別在於其所處的高度和層次不同,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階段,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宏觀的整體的籌劃,區域經濟規劃則是戰略思想的細化和轉向落實的階段。
在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把帶有前瞻性的、關繫到區域經濟總體發展的綱領性設想和謀劃稱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戰略;它根據不同地區生產要素條件的分布情況和該地區在國家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對地區未來發展的目標、方向和總體思路進行謀劃,以達到指導地區經濟發展,促進地區經濟騰飛的作用。而把實現發展戰略的具體安排稱為區域經濟規劃,它是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指導下的區域和產業發展的詳細的安排,是戰略思想的細化。
二、區域經濟規劃制訂中應遵循的原則
1、發揮優勢原則。因地制宜,發揮優勢,是區域規劃最基本的原則。由於世界各國、各地區在自然條件、自然資源、歷史沿革、經濟基礎、文化習俗諸方面存在巨大差異,自然條件和資源豐度的差異性,構成勞動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礎、生產要素、需求水平和產品價格等的差異性,同時也構成勞動地域分工的互補性,這是由勞動地域分工原理所決定的。只有充分發揮各地區的優勢,才能最充分地利用區域條件,發展各種產業,取得最佳經濟效益。
2、兼顧全局原則。區域規劃的最終目的是促使區域經濟高速、健康發展。因此,規劃中要以區域整體利益為重,以大局為重,妥善處理局部與整體、一般與重點、農業與工業、鄉村與城市、生活與生產及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只有堅持全局原則,才有可能使各類規劃與發展戰略統一起來,始終如一地貫徹戰略指導思想。
3、效益原則。區域規劃的目的,是為了獲取部門或區域的經濟效益。通過規劃,合理地布局工業、農業和其他產業,在相同投入下,獲取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但是,僅僅是經濟效益是不夠的,區域規劃應當堅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環境生態效益的統一,使區域能夠長期保護可持續發展的態勢。
㈧ 論述我國應該選擇什麼樣的旅遊經濟發展戰略 答案
分別異向發展 就是不同的旅遊景點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㈨ 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戰略的特點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依據時代特徵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所制定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戰略,從總體上規劃了21世紀中葉之前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這是中華民族實現現代化的跨世紀的宏偉藍圖,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注重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戰略。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戰略目標不是片面強調經濟增長的單向發展目標,而是多元化的發展目標,是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共同發展,共同進步,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目標模式。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戰略,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
第二,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點的發展戰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也是人民政府的宗旨。
鄧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糾正了過去制定中長期國家經濟計劃時只重視產值、產量、速度,忽視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偏差,而是著眼於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特別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戰略的第一步要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使人民生活比較富裕
第三,既堅持實事求是,又具有雄心壯志的戰略。過去,我國曾為了在短期內實現現代化,並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幾度出現嚴重脫離我國的國情,超越了實際可能,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標、高產值,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大起大落,遭到巨大損失。欲速則不達,制定發展戰略必須實事求是,立足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現實情況,不斷修正、調整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所以,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是從實際出發的,通過努力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對於人口眾多、資源相對貧乏、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中國來說,肯定是一個具有雄心壯志的宏偉目標。我們用一百年時間走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常要幾百年走完的歷程,也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當然,現在還不能吹牛,只有到了21世紀中葉,我國實現發展戰略的目標,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才能理直氣壯地說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才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㈩ 急!!!跪求一篇區域經濟學的論文~~2500字到3000字~~題目為「山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分析」
本課題從國內外區域經濟協調戰略的理論研究、現狀及趨勢分析入手,通過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分析,對照中國不同時期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通過對我國針對不同時期採取的平衡和非均衡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歷史回顧,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具體實施以及中國地區范圍和省域、市域范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可行性以科學的論證,為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制定和提高綜合競爭能力的具體實踐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證參考。
本課題共分四個子課題:國內外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理論研究;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歷史回顧;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形成的原因及現狀分析;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思路及提高綜合競爭力的對策研究。
區域經濟與綜合競爭力研究是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對於目前區域發展差異明顯的中國尤為重要。區域經濟的發展歸根到底來源於兩方面的推動:一是區域經濟的產業組織;二是區域經濟的空間組織。產業組織包括多工廠企業區位選擇與跨區域產業重組與改造,而區域經濟的空間組織是指在一定條件下的區域內或區域間經濟發展的資源要素進行空間優化配置的過程,這兩方面的協調發展最終都將有效地提高區域綜合競爭力。
山東省的區域經濟差異主要表現在東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東西部產業布局不協調,資源空間配置,尤其是人才資源的不合理布局,都嚴重影響了山東省產業競爭力的持續提高和經濟整體健康發展,本課題就是在我國提出科學發展觀,要求統籌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背景下,將協調山東省的區域經濟發展與提高山東省的綜合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通過產業協調發展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試圖將山東省的區域經濟發展與提高山東省的綜合競爭力之間建立起產業協作和資源配置(尤其是人才資源)協調發展的互動機制,並形成區域經濟聯盟,制定山東省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探索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這是一項重要的理論創新。
本研究成果具有較強的應用價值,為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的調控提供科學依據。另外,本課題建立的區域經濟差異預警系統,使研究成果有較強的應用性、可操作性、可視性和前瞻性,由此探索出一條軟科學與硬技術有機結合對區域經濟差異變化進行趨勢預測;提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與模式;提出區域經濟差異宏觀調控的對策;進行區域經濟差異預警機制研究,並初步建立區域經濟差異預警系統,對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化態勢進行動態監測和預警,為山東省政府制定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