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1.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長期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呈現出以調控國內均衡為主的特點。但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傳統的調控模式將受到外部經濟的強烈沖擊。本文在分析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關於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理論之後，提出了中國應該選擇內外兼重，雙重平衡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觀點，同時認為在具體模式構建上，應積極發揮人民幣浮動匯率穩定國際收支的作用，同時重點採用浮動匯率條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較優勢的貨幣政策實現國內均衡，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遵循WTO的有關規則，強化政府在供給政策中的作用，構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經濟政策協調。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調控 外部均衡 內部均衡經過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和計算機通信以及網路技術的強力推動下，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國際競爭不斷加劇，世界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其次，從國內情況看，總供求關系出現了根本性轉變，經濟開始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通貨膨脹走向通貨緊縮。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選擇將日益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一）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進程與趨勢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市場化，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方面採取循序漸進的改革措施，在擴大進出口貿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擴大沿海地區開放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據《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鑒》顯示，20年裡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2656億美元，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左右。據專家估計，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5%，照此推算，外資投入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在6%左右。顯然，國際間要素流動極大地提高了國內生產率。據有關統計表明，90年代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通過擴大投資和提高要素生產率，對GDP平均增長10.7%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構成上都有很大變化。在收支規模上，1979-2000年累計進出口總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建國以後前29年的15倍多。我國貿易佔世界貿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隨著國際收支規模的擴大，國家外匯儲備總水平不斷上升，2000年底達1513億美元。近20年來，除進出口和僑匯兩個傳統項目以外，其它如旅遊、運輸、服務承包和資本項目收支急劇增長，其中資本項目收支增長尤其明顯。 隨著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斷加深，涉外經濟活動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佔比重大大提高。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為例，1988年為25.6%，2000年則上升到約40%。參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國民收入得到了飛速的增長，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逐漸縮小。 （二）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始於1992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國家採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引導，這種調控區別於以往的計劃手段的特點就在於它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面對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經濟，中國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側重於對國內均衡的追求，顯然這是由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仍處於逐步完善的階段以及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並且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也確實發揮了較為積極的作用，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經濟的增長。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現的市場震盪和1989年供給缺口的拉大導致了1989-1991年的經濟急速滑坡。1991年經濟步入低谷並緩慢回升，1992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勢頭特別猛烈，但1994年發生了中國改革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了21.7%，消費價格上漲了24.1%。1993年中期以後，中央政府開始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口號，實施了抑制經濟過熱的經濟政策，並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有效地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使整個國民經濟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長的勢頭。97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雖然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但增長的速度卻有所放慢，目前維持在7%左右，同時國內有效需求逐漸轉向不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狀態，物價出現了負增長，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現今，但已開始表現出反彈的跡象。1988年和1989年高達20%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全國范圍內的搶購風潮，針對該種狀況，中央政府於1989年下半年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即在全面緊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又大力緊縮信貸。在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下，實現經濟硬性著陸，這使得經濟由過熱陷入過冷之中。1992年以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漲期，但同時又引發了過熱問題，針對這一次的投資過熱和高通貨膨脹，國務院實施了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並不是全面的緊縮。此次財政緊縮不是針對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緊縮，而只針對引發投資沖動的房地產和開發區投資的緊縮，貨幣政策並非全面的信貸緊縮，而只是針對亂集資，亂拆借的信貸緊縮，正常的生產和建設的資金供給沒有受到影響，有效地實現了宏觀經濟的軟著陸。97年以後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跡象，對此國務院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增發國債，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進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和物價的回升，目前已經顯現出積極的效果。 在國內宏觀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卻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不均衡狀態。國內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家對出口與外商投資的政策傾斜，引發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額年年遞增。同時，雖然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順差的不均衡狀態，但是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反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因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呈現出貶值的狀況而促進了出口的增加，事實證明順差對於國內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有利的。人民幣的匯率之所以表現出上述特點，這是由中國國內市場體系與國際市場體系接軌所產生的效應決定的，以往人民幣一直處於名義匯率高估狀況，人民幣匯率體系在1996年被改革為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銀行結售匯制，加速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一直高估的名義匯率不斷貶值向實際匯率接軌，使得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有利的順差狀態，同時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對外經濟呈現出順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並沒有必要急於改變這種狀態，而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經濟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之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明顯地表現出側重於對國內經濟周期的調控之上，並且這一策略的選擇有效地平抑了國內的經濟周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挑戰對於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與外部經濟的聯系對該國經濟的運行有著重大影響。這些影響表現為在經濟全球化為該國經濟提供了許多封閉條件下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的同時，也對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帶來了沖擊。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政府對經濟調控不但要實現國內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而且要確定經濟開放的合理的程度，這樣就必然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協調上的矛盾。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原先只側重於解決國內宏觀經濟均衡問題的宏觀調控模式必然受到開放經濟下經濟運行方式的沖擊，帶來內外均衡的沖突，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都可以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 首先，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接軌，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是極其不利的，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並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要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其次，隨著網路經濟泡沫的破滅， 美國經濟繼續減速，2001年美國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為0%。市場信心不足，投資和消費不振。日本經濟，歐元區經濟，我國的周邊國家和亞洲地區經濟受美國經濟大幅滑坡的影響，都明顯表現出經濟衰退的跡象。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調低了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4%，低於IMF原先預計的3.5%。聯合國則預測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4%降為2001年的2.4%，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將從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將造成我國出口的巨大壓力，貿易順差將大幅減少。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其需求緊縮勢必對我國出口造成較大影響，同時亞洲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也非常不利於我國出口的增長，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視。如果出現逆差的話，採用緊縮需求的方式進行逆差的調節必然加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由於中國近年來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對逆差調節的政策經驗，因而對國際收支逆差的調節將是中國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三，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以網路技術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在國際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確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條件下，家庭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更強，他們更能准確地對事物做出判斷和預測。因而，經濟全球化下信息技術的擴散，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模式發生了改變，雖然這種改變不致於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成為完全理性，但預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遞進必然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而完全歸於無效。另外在出現巨額逆差的情況下，在脆弱的國內金融體系的條件下，預期的自我持續可能釀成國際儲備大量流失，資本嚴重外逃的貨幣危機。在貨幣危機中，市場投機者的貶值預期因名義利率機制的作用表現出一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政府幹預的成本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政府放棄對外匯市場與匯率的干預而爆發貨幣危機。從這一投機者與政府的動態博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預期模式對政府幹預政策的沖擊與影響。因而在以上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受預期影響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 第四：中國即將加入WTO，然而WTO的多邊規則對各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首先，WTO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採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的規則。另外WTO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地區和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後，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將受到WTO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而在加入WTO後，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第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機制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徵是，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的、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要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形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教育，人力資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政府應在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創造出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從各個不同層麵塑造出研究與開發，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運作機制。由此可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面臨著對本國經濟內在穩定性和合理開放性之間的協調問題，也就是說，如何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一致將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調控目標。此時，當政府採取措施努力實現某一均衡目標時，這一措施可能會同時造成另一均衡目標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對另一均衡目標的干擾或破壞，這樣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形。 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與發展，同樣也會促使政府對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理論研究不斷地完善與發展。關於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則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等理論的出現發展了開放經濟下的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開放經濟的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均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是以預算作為財政政策的代表，以貨幣供給作為貨幣政策的代表來論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爾認為由於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的分析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的實際匯率的升貶值可以明顯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斯旺認為應採用支出增減型政策對付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應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雖然蒙代爾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對實際經濟作了相當簡化處理的基礎之上，但其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對於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模式的選擇是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和作用的。 實現國際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對外部均衡調控的主要目標。最早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可追溯到18世紀休謨的物價一現金流動機制學說，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研究不斷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眾多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分析法是瓊•羅賓遜在馬歇爾微觀經濟學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著重考慮貨幣貶值取得成功的條件及其對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的影響。國際收支調節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方程式入手，著重考察總收入與總支出對國際收支的影響。該理論分析認為，當國民收入大於國內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順差；當國民收入小於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逆差。相應，政府對順差和逆差的調節應著手於對國內吸收水平的調節上，以擴張性的政策調節順差，以緊縮型的政策調節逆差。國際收支調節的貨幣分析法由哈里•約翰遜和雅各布•弗蘭柯在貨幣主義學說的基礎上提出。該理論認為國際收支是一種貨幣現象，國際收支逆差實際上是一國國內的名義貨幣供應量超出了名義貨幣的需求量，因而對逆差的調節主要在於實行緊縮的貨幣供應政策。貨幣論的政策主張的核心是，在國際收支發生逆差時，政府應當緊縮國內信貸。國際收支分析結構論認為國際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給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長期性的供給不足往往是由經濟結構問題引起的，如經濟結構老化，經濟結構單一和經濟結構落後等。如果國際收支失衡是由經濟結構導致的話，那麼調節政策的重點就應在改善經濟結構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供給政策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調節國際收支以實現外部均衡時應靈活運用上述各種理論分析具體問題，吸收上述各理論正確的部分，摒棄不合理的成份，靈活地加以綜合運用，力爭使政府的決策與分析切合現實。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對經濟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與封閉條件下的情況相比均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分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它是以標準的IS--LM模型為基礎，針對開放的小國，假定總需求不足，對國際資金流動採用了流量分析法。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一般都比較有效，一國可以自主控制貨幣供給，貨幣政策會通過對匯率的影響而加強其效果。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為例，它會帶來產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這兩者都會帶來國際收支的惡化從而使本國貨幣匯率貶值，這就又加強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同時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是相對無效的，雖然在不存在國際資金流動時，財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變動會引起匯率的調整，從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財政擴張政策為例，它會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帶來國際收支的改善，順差會帶來本國貨幣匯率升水從而削弱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論證了開放經濟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比較優勢，對於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該模型還在很多方面被進一步改進，但主要理論結論並沒有太大變化。由該理論，我們可以看出，在浮動匯率制下，一國可以更為主動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標，這一分析結果對於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的匯率制度的選擇也是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的。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向理性預期的遞進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預期的條件下，政府相機訣擇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會完全被微觀經濟主體基於理性預期下的行為所抵消，這就構成了宏觀經濟問題中政府與大眾之間的動態不一致。在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中解決動態不一致的關鍵在於政府要建立和保持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對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大眾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奕。關於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譽又具體有委託模式，契約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論。所有的模式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設計出激勵機制促使政府有維持其政策信譽的動機。在這些旨在尋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譽以改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的激勵機制的設計之中，對策論的引進起了關鍵的作用。對策論方法強調預期的關鍵作用，以及理性預期概念的不完備性。信譽博奕存在著多種可能的情形，因此對於政府來說，其制定政策必須要從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實踐中能夠產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夠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話，將會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從而能達到防範貨幣危機的目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不但要在總需求方面進行經濟調控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而且還要有效地運用供給政策對開放經濟的總供給方面進行調控。關於供給政策的理論重點目前主要體現在對政府的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和制度創新政策的討論之上。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國際競爭也主要表現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僅應該要做到能夠推動科技進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核心，在於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實施產業政策應著重於克服資源在各產業部門間流動的障礙，因此政府要在宏觀上予以調控，建立解決結構性失業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業制度。如果開放經濟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麼政府就有必要進行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政策主要體現在企業制度上，包括企業創立時的投資制度的改革、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對開放經濟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目前還重點體現在對國際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研究之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參與國的經濟存在著深刻的相互依存性，僅僅通過一國的政策搭配還不足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各參與國應該在經濟政策上進行國際協調。特別是在浮動匯率制下，國際間政策協調已受到廣泛的重視。凡是在國際范圍內能夠對各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產生一定程度制約的行為均可視為國際間經濟政策協調。研究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學者們設計了很多具有特定規則的國際間政策協調方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最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賓提出的各國對外匯交易徵收交易稅的托賓稅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匯率目標區方案、麥金農提出的恢復固定匯率制方案等，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論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對實現內外均衡的各國協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國際間政策協調因各國的主權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礙，而且參與國際政策協調本身也有成本收益問題，這些都影響到了國際間政策協調的實踐。

2. 中國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1、從本質上來看，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國際經濟貿易的規模不斷擴大，其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國際貿易在各國經濟發展中所佔的比重不斷提高，同時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

2、帶來機遇。世界格局多極化為我們爭取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提供了可能，經濟全球化有利於我們更好的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發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興起為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為我們實現新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帶來挑戰。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又有新的表現，恐怖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為我國的國家安全有所影響，經濟全球化也給我過帶來了一定的風險，某些西方大國，控制國際經濟組織，動輒以經濟制裁相威脅。

(2)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擴展閱讀：

全球化的體現:

當代全球化主要體現在國際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這四個方面。國際化主要是指跨越國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異。

自由化常常被經濟學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則更多地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價值觀念：一個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於文化上趨於同質化。星球化則涉及消息的傳播與文化安全問題。

3. 中國是否應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

所謂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的跨國界流動的規模與形式不斷增加，通過國際分工，在世界市場范圍內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使各國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的趨勢。經濟全球化的概念直到80年代才出現，不過早在19世紀末期就曾經出現過貿易與投資高度自由化的世界市場，但這一進程被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打斷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近20年來，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漸加快，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隨著國際貿易壁壘不斷削減，國際商品貿易高速增長，1980年-1995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6%，服務貿易異軍突起，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3%，均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國際投資日趨活躍，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生產經營活動，其累積輸出資本已達35000億美元，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體；金融國際化加速發展，國際金融市場交易量突飛猛進，各主要國際金融市場已經形成時間上相互接續、價格上相互連動的交易網路；國際互聯網迅速擴張，國際間信息流動快速便捷，信息交流意義上的「地球村」正在形成之中。
經濟全球化的形成與發展，有著深刻的原因。首先，經濟全球化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客觀上要求分工的深化與市場規模的擴張。這一要求推動著生產從國內區域間分工向國際分工發展，銷售從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擴張。跨國公司在追逐規模效益與分工效益的過程中，通過跨國投資活動，形成了在全球配置資源、跨國協調其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格局，推動產業內貿易、公司內貿易的高速發展。同時，跨國性投資、生產與貿易活動的大量增加，必然要求國際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以保障這種跨國經濟活動的高效運行。遠洋運輸技術與航空貨運技術的進步，大大降低了國際貨物運輸與信息交流的成本，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有力的技術保障。例如，據世界貿易組織估算，1990年-1997年間，世界出口商品的運輸成本僅占其價值的2%；按1996年美元計算，1930年從紐約到倫敦的3分鍾電話，話費為330美元，現在只需1美元。
其次，戰後國際經濟關系的變化為經濟全球化創造了條件。發達國家憑借其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和經濟實力，在國際雙邊與多邊經濟關系談判中不遺餘力地推行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二戰後，前殖民地國家相繼獨立，在探索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道路上大多屢遭挫折，但一些實行外向型發展戰略的國家與地區，取得了較大的成功，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在新興工業化經濟的示範作用帶動下，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實行了貿易、投資與金融自由化改革。伴隨著國際產業分工與技術擴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變化，發展中國家不再僅僅輸出初級產品，逐漸成為世界市場上勞動密集型商品的重要供給者，一些新興經濟體也從資本凈輸入國變成了資本凈輸出國。在這種形勢下，發展中國家也對進一步削減貿易與投資壁壘提出了新的要求。冷戰結束後，前蘇東國家走上了經濟轉型道路，為盡快擺脫原計劃經濟的約束，在全球范圍謀求發展機遇，這些國家也紛紛選擇開放政策。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投資自由化政策，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主動選擇。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自由化政策，為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創造了更大的市場空間。
由於世界各國在發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異，經濟自由化進程不可能同步推進，因此，一些地緣相鄰、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與地區相互提供貿易與投資便利，促進經濟一體化，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一些區域性經濟組織，如歐共體、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對於如何評價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全球化的作用，學術界尚未成形成定論。但是，區域內貿易、投資自由化安排，與多邊貿易體系的宗旨並行不悖。只要不出現排他性趨勢，區域一體化也會從另一個方面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
應該看到，經濟全球化並非一首各國共同繁榮的田園牧歌，而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它既可能帶來巨大的國際分工利益，又蘊含著風險。尤其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不能正確把握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的主動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會更大。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加深，經濟周期波動、結構調整與價格起伏不可避免地會傳遞到國內市場，使各國宏觀經濟管理的難度大大增加；現行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風險管理能力難以適應國際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投機性資本的大量存在，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大大增加。80年代拉美國家發生的債務危機與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都曾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實踐已經證明，並非所有國家都能在全球化當中獲取利益。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能否趨利避害，關鍵在於要有一個既能夠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又能防範和控制風險的開放戰略。過去20年裡，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我國實行了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我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在20年裡擴大了約16倍，世界排名從開放之初的第三十二位上升到現在的第十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80年代初的不到20億美元，上升到現在的約400億美元左右，從1993年以來一直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資東道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合作，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增強了綜合國力，使我國在國際經濟與政治事務中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隨著開放程度的提高，國際市場波動對國內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例如國際石油價格的大起大落，主要貨幣匯率的急劇變動，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都曾對我國經濟產生過負面影響。因此，在進入新世紀之際，我們要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加快改革，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迎接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新機遇與新挑戰。

二、世貿組織適應並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世貿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的形成與發展，適應了戰後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30年代大危機中，西方主要國家紛紛採取「以鄰為壑」的政策，構築貿易壁壘，嚴重阻礙國際貿易，使世界貿易急劇萎縮，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危機，最終成為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因素。二戰結束後，為了防止重演這一悲劇，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23個國家倡議，建立一個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協調各國的經濟貿易政策，削減貿易壁壘，促進公平競爭，發展國際貿易，帶動經濟發展。由於政治上的原因，當時未能建立一個正式的國際組織，只是以一種多邊協議的形式，建立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直到1995年，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經歷了長達七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世界貿易組織才取代關貿總協定，成為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的一個正式國際組織。
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使國際經濟活動的內容日益豐富，推動多邊貿易體系調節的內容與范圍不斷擴展。戰後初期，貨物貿易是國際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隨著發達國家經濟結構從以製造業為主向以服務業為主的演變，跨國公司海外投資擴大，國際間產業轉移與技術轉移加快，服務貿易、國際投資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內容。這一轉變要求各國不僅要削減關稅壁壘，而且要削減非關稅壁壘，推動服務貿易、投資與金融等領域的自由化。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的要求，經過八輪的多邊談判，特別是烏拉圭回合的談判，多邊貿易組織所涵蓋的領域越來越廣，內容從其成立之初的關稅減讓，逐步擴展到非關稅壁壘的削減、服務貿易的逐步自由化、知識產權保護、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的規范等新的領域。同時，由於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地區被捲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世貿組織的成員數量也從關貿總協定創始時的23個，增加到現在的135個，中國、俄羅斯等前蘇東國家也正在申請加入這一組織。可以預料，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越來越多的新領域將可能被納入世貿組織談判的范圍，世界貿易組織地位將更加重要。
多邊貿易體系不僅適應了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要求，它本身作用的擴大和地位的提高，也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首先，世貿組織為國際貿易提供了普遍接受的規則，其所遵循的非歧視、更自由、可預見、鼓勵競爭等原則，為全球貿易的發展規定了方向。每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時，關貿總協定就會發起新一輪的談判，不僅遏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而且將貿易自由化推向新的階段。以關稅為例，二戰結束時國際上平均關稅水平約在40%左右，烏拉圭回合後，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水平降到4%左右，發展中國家的平均關稅水平降到14%左右。其次，世貿組織內容的擴大，將其自由原則拓展到更多領域。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僅4年時間，就進行了一些單項諸邊談判，達成了《信息技術協議》、《基礎電信協議》和《金融服務協議》，為這些領域的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清除了障礙。第三，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為全球經濟的穩定作出了獨特貢獻。隨著國際間經濟交往的擴大，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經濟爭端必然增多，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就會演變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戰，嚴重阻礙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由於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遵循平等、迅速、有效和雙方可接受原則，成立兩年後就受理了71個案件，其中有19個是庭外解決的。通過減少單邊報復行動，使多邊貿易體系更加安全和可預見。總之，世貿組織等一系列多邊組織與協議的規范，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這一歷史性潮流，具有較強的不可逆性。
然而，現行國際經濟與貿易規則是不完善的，有待於進一步改進。因為包括世貿組織在內許多國際組織制定的關於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是在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形成的，因而更多地反映了發達國家的利益。隨著多邊貿易體系成員的增加，在展中國家的不懈努力下，世貿組織在其規則中給予發展中成員更多的靈活性和特殊權利，對發展中國家分享全球化帶來的利益、減少全球化的沖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總體而言，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不合理的，對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沒有給予充分的保障。發達國家總是積極推動其競爭力較強的領域的自由化，拖延其競爭力較弱領域的自由化，而且，在其競爭力較弱的領域，發達國家並不認真履行他們承諾的義務。例如，美歐等發達國家是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在世貿組織禁止出口補貼的原則下，對農產品的補貼卻作為一個例外得以保持。
相反，發展中國家是主要的紡織品出口國，在取消數量限制的原則下，發達國家卻長期維持了對紡織品進口的配額限制，直到烏拉圭回合發達國家才承諾到2005年取消「多種纖維協定」對紡織品進口的數量限制。在WTO的西雅圖部長會議上，發達國家極力將勞工標准、環境標准等內容塞入WTO新一輪談判，引起發展中成員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分歧，導致了這次部長會議的不歡而散。由於一些發達國家在制定國際經濟規則方面採取的利己主義和實用主義立場，因此，圍繞爭奪制定全球化規則主導權的斗爭將是激烈的。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對外經濟關系中一貫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倡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國的加入將使世界貿易組織更具完整性。

4.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

經濟全球化：世界的經濟活動超越了國際，各種生產要素，比如商品、服務、技術、資金都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和配置，整個世界形成親密聯系的整體。
（1）表現（主要考點）：有很多，主要記住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資本全球化。
①生產全球化：一個東西不單在一個國家生產，全球各地都有其生產基地，比如耐克美國的公司只負責開發、營銷，不負責生產；還有蘋果手機，其零部件都會有「made in China」「made in India」等標語，意味著中國生產、印度生產等，這就是生產全球化的表現。
②貿易全球化：生產之後需要賣，賣就是進行國際貿易，賣到全球各地。
③資本全球化：錢不僅可以在國內流動，還可以整個世界范圍內流動。比如中國的錢到美國、越南等國家投資。
（2）經濟全球化其實是一個不公平的事情，因為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主導，像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無論在經濟還是技術上都有優勢，因此很多游戲規則都是他們制定的，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不公平的，因為發展中國家本身落後，全球化之後，發達國家的工業製品就會流入發展中國家去，發展中國家會更難發展，因此經濟全球化對整個社會發展是不公平。雖然經濟全球化有好處，但考試會考查經濟全球化的弊端/局限性，
即兩極分化，會出現「馬太效應」，即發達國家越來越有錢，財富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越來越窮。需要從兩個角度評價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有數據佐證，1980 年到 2016 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經濟雖然都在增長，但差距越來越大，原來是 36.6 倍，現在是47 倍以上，確實會影響公平，因此一般評價經濟全球化是把雙刃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