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經濟發展

『壹』 經濟、政治、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所決定。

1、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政治屬於上層建築,它根源於經濟,由經濟基礎決定,並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任何階級或社會集團的政治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實現和維護本階級或本集團的根本經濟利益。

2、文化由經濟、政治所決定,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

一方面經濟是基礎,為政治和文化的發展奠定物質條件,政治文明和文化的發展歸根到底要受到物質文明發展水平的制約。離開了經濟這個基礎,物質文明上不去,政治文明和文化建設就因失去基礎而成為一句空話。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中,經濟處於基礎和中心的地位。

另一方面,一定的社會文化反映著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狀況,經濟和政治決定著文化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3、文化反作用於政治、經濟,給予政治、經濟以重大影響

先進的、健康的文化會促進社會的發展,落後的、腐朽的文化則會阻礙社會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為一種先進的文化,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發揮著巨大的促進作用。

(1)文化與經濟發展擴展閱讀：

政治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和社會的上層建築，出現在產生階級對立和產生國家的時候，並總是直接或間接地同國家相聯系。政治同各種權力主體的利益密切相關。

各種權力主體為獲取和維護自身利益，必然發生各種不同性質和不同程度的沖突，從而決定了政治斗爭總是為某種利益而進行的基本屬性。經濟、社會生活、文化方面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利益，權力的追求以及某些心理滿足等，對於各種權力主體來說，都是政治運行的基本動力。

政治作為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現為以國家權力為依託的各種支配行為和以對國家的制約性權力為依託的各種反支配行為，如統治行為、管理行為、參與行為、斗爭行為、領導行為、反政府行為、權威性影響、權力競爭等。這些行為的共同特點是都以利益為中心，具有不同程度的強制性、支配性和相互斗爭性。

政治作為權力主體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上述特定行為的相互作用。如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管理與參與的關系、權威與服從的關系、相互斗爭的關系等。這些關系又基本上取決於社會經濟關系所具有的必然性。

『貳』 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1、經濟實力決定軟實力。

歷史唯物主義有兩個基本規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結合我們對軟實力的理解，也即構成所謂上層建築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意識均是軟實力的資源和載體，那麼無論人們將社會的經濟基礎理解為生產關系，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結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推論都是一樣的：生產力決定軟實力。如果說經濟實力即生產力，那麼我們就可以說，經濟實力決定軟實力。

在現實中，人們看到，經濟實力世界第一的美國，同時也是軟實力全球第一的國家；經濟實力世界第二的日本，在軟實力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經濟實力迅猛提高的中國，軟實力也在快速提升：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引起越來越多外國人的興趣，中國的發展模式取代「華盛頓共識」，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學習的對象，國際機構擴大中國的表決權獲得廣泛的支持……

為什麼經濟實力與軟實力之間存在這樣的關系呢？

首先，經濟實力的強大常常與軟實力要素的先進性相聯系。20世紀著名的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創立了需要層次理論，他認為，人首先需要滿足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方面的需求，然後才會追求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實現等高級需求的滿足。其中，生存需要必須用物質來滿足。因此，物質需要成為人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不僅如此，由於高級需求的滿足也需要物質上的投入，所以物質需求還被各種高級需求所強化。所以，通常情況下，物質生產都具有優先性。這就意味著，在國家層面上，經濟實力的高低與高級需求及滿足高級需求的能力之間均具有正相關關系——經濟實力越強，高級需求越強，從而面向高級需求的生產能力就越強。因為經濟實力越強，經濟體中轉而重視高級需求的個體就越多，經濟體的整體高級需求就越強；而經濟實力越強，能夠投入到滿足高級需求的生產中去的物資和人力資源就越多，從而生產和供應能力就越強。

在現實中，縱向上，隨著社會由奴隸制度到封建制度再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路演進，人類的自由與平等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大的范圍內得以實現，從而更多的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活，能夠更多地自我實現。橫向上，文化和制度等軟實力要素的先進與落後固然並不具有完全的、嚴格的可比性，但必須承認的是，任何一種具體的文化和制度既包含著某些獨特的、不具普適性的元素，也包含著某些超越民族與國家，從而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元素。經濟實力相對較低的國家在追趕先進國家的過程中，既需要學習先進者的技術和生產方式，也需要學習某些帶有普適性的、與技術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文化和制度。因此，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的文化和制度表現出更強的吸引力。

其次，文化軟實力的發展離不開產業的發展。美國文化的全球傳播離不開其發達的文化產業，後起之秀的韓國和日本同樣如此。文化產業之外的其他機構和組織也構成一國文化的載體，可以為一國軟實力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在向國外民眾推廣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方面，眾多本部在美國的跨國公司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它們將「美國」搬到了國外民眾的家門口，以自己的言行體現、推介美國。原則上講，每一個企業既是一國的經濟實力的基礎，同時也是其軟實力的物質載體，是一個准文化宣傳機構。

再者，文化、價值觀、制度和政策等的宣傳與推介需要以一定的基礎設施為前提。以遍布全球的信息傳播網路為基礎，美國控制著全球主要信息渠道，藉以向全世界傳達本國的觀念和塑造本國的國際形象，推廣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價值觀。信息技術和信息基礎設施在美國的軟實力構建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這種技術和基礎設施，既構成經濟實力的基礎，又以經濟實力為基礎。

另外，軍事實力的軟實力效應為經濟實力影響軟實力提供了另一種渠道。軍事實力的運用也會影響到軟實力。對於這一點，我們在針對「軟實力與軍事實力之間有什麼關系？」的回答中已經給出了分析，在此不予另述。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因為一國的軍事實力主要取決於其經濟實力。就供給層面來講，強大的經濟實力可以轉化為強大的軍事供應能力，從而為強大的軍事實力奠定了基礎；而在需求層面，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強大的經濟實力意味著遍布全球的龐大的經濟利益，這種利益需要國家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來保護。這就是說，經濟實力的提高同時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推動著軍事實力的發展，進而影響到該經濟體的軟實力水平。

2、軟實力影響經濟發展。

現代西方制度經濟學認為，在影響經濟發展水平與速度的諸因素中，制度是至關重要的。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制度既是健康、快速的經濟發展的第一功臣，也是造成某些國家陷入「貧困陷阱」的罪魁禍首。

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的、成文的制度，也包括價值信念、倫理道德、文化傳統、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即所謂的「非正式制度」。

清朝末年，中國面臨亡國的危境。為了救亡圖存，有識之士紛紛奮起，以尋找振興之道。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分析中國衰弱根源的著眼點，經歷了一條從軍事到工業經濟，由工業經濟到政治制度，再由政治制度到文化的演變道路。實際上，關於這條道路，用實力話語來講，就是從硬實力到軟實力的轉變之路。毫無疑問，循著這條道路，人們的認識越來越深刻，而這個深化過程也正好展示了一條由極端的硬實力到極端的軟實力轉變的完整的連續譜。如果說認識深化的過程就是由果索因的過程，就是由直接原因到根本原因的探尋過程，那麼這段思想史和革命史充分說明，軟實力對於經濟實力的發展水平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以上所述，只是論及一國內部文化與制度建設的經濟意義。由於軍事實力和國際政治地位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一國的經濟實力，所以經濟發展還由於外部認可度而受到影響。美國一直對社會主義中國心存防範，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收購行動時常受到阻撓或者嚴格審查。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受到美國政府的阻撓，並終告失敗；聯想收購IBM的PC業務則受到了嚴格的審查。中國向蘇丹出售武器，受到西方國家的片面指責。中國與非洲的合作被描述為新殖民主義，一再受到西方國家「出於道義」的譴責。即便是出於維護本國正當的經濟利益，中國發展軍事力量的行動也引起某些國家的擔心甚至蓄意阻撓。雖然說軍事發展落後於充分維護正當經濟利益的需要主要是由中國的先經濟後軍事的發展戰略所決定的，但是若干國家的反對也是脫不了干係的。更何況，先經濟後軍事的發展戰略也是考慮到國際社會的這種反應之後的決策，也就是說，戰略本身已經內化了、體現了這種反應。

除此之外，一國的實際行業標准和勞工權利保障情況也影響到其經濟利益。不重視環保的產品將被某些國家拒之門外，由「血汗工廠」或勞教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也可能受到某些國家民眾的抵制。行業標准和勞工權利實際上是一國的價值觀問題，在這些方面表現不佳體現的是經濟增長重於一切，不惜犧牲環境和人權的價值取向。

以上所提到的兩類障礙，均顯示出國際認可對於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那麼，國家之間的認可度取決於什麼因素呢？分析一下現實國際關系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就會變得很清楚。對於國際秩序有著相同的構想的國家，即便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也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即便歷史上曾發生過嚴重的沖突，民主國家之間也不擔心對方會構成威脅，反倒經常聯合起來防範、對付專制國家；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各國之間也更容易相互理解和支持；一國的文化產品，對於具有同樣價值觀的其他國家的人民具有更強的吸引力。這些經驗現象體現出世界理念、政治制度、社會價值觀、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地位等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重大影響力，展示出一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圖景。由此可見，國際認可度取決於各國無形要素的吸引力，也便是軟實力。

3、軟實力與經濟實力具有相互替代性。

如果A和B是兩個組織或者群體，為了改變B的行為，讓他轉而以A希望的方式行動，A既可以暴力攻擊相威脅，又可以物質財富相收買，還可以文化和思想滲透引導B重塑其組織方式或內部結構，進而以符合A期望的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前兩種就是所謂的「大棒」和「胡蘿卜」政策，分別以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為基礎，第三種途徑則以軟實力為基礎。由此可見，與軟實力和軍事實力之間的關系一樣，軟實力與經濟實力之間存在相互替代關系。

由於軟實力發揮作用需要較長的時間，而利誘與軍事威脅一樣，可以作為應急措施，所以人們常常只看到胡蘿卜與大棒之間的替代關系，而看不到它們與軟實力之間的替代關系。更重要的是，軟實力雖然在某些時候可以用以解決問題，但它的作用更多的是防止問題的產生。正因為這種特點，人們容易忽視它的作用。實際上，如果人們堅持用現實主義的觀點看待國際關系，那麼，人們就能在無法解釋的現象中體會到軟實力的巨大威力。根據現實主義的邏輯，二戰後重新崛起的日本和德國將會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構成美國的最大威脅。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相反，這兩個國家成為了美國的可靠盟友和長期的追隨者。鑒於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這種極端的反差，對於解釋這一反差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人們無論將之置於多高的位置都不為過了。

4、經濟實力的運用影響軟實力水平。

歷史一再證明，當政治制度造成長期、嚴重的不平等，而且這種不平等與普羅大眾生活水平的急遽下降同時發生時，沖擊政府的社會運動是遲早的事情。面對這種局面，政府有三種選擇。其一，暴力鎮壓參與運動的群眾；其二，賄賂組織運動的某些骨幹分子，使群眾分化瓦解，或者賄賂全部參與運動的群眾，暫時性的安撫民心；其三，順從民意，改革政治制度。第一種選擇依賴於政府所掌握的暴力力量，第二種選擇依賴於政府的經濟實力，第三種選擇要麼是政府無所倚仗，迫於形勢而為之，要麼是政府中的改革派占據優勢。顯而易見，唯有第三種選擇可以使政府重新贏得民心，使政權重新獲得合法性。但是，歷史一再證明，大多數時候，政府都會選擇第一種應對辦法，或者兼而運用前兩種辦法。無論如何，運用經濟利益收買人心，只是延緩了政治制度的革新，從而延緩了軟實力的躍升。

當A國為了改變B國的行為而以經濟相威懾或誘惑時，A國很可能會因此而損害自身的道德形象。因為人們傾向於相信，正義的行動自然會得到他人的響應，而無需附加上物質上的好處；而只有違背正義的行動，才需要以物質利益來彌補道德上的缺陷。正如某位學者所言，軟實力占據著道義制高點。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物質利益的介入本身就是非道德的標志。而當A國為了改善B國的境況而向B國提供經濟援助時，A國的道德形象會進一步放大。因此，經濟實力的運用方式會影響到主體的軟實力水平，而且不同的方式可能意味著截然相反的影響。這些現象說明，經濟實力的運用對於軟實力的影響並非都是積極的。

實際上，雖然經濟實力決定軟實力，但是在經濟實力一定的情況下，軟實力仍然有其變動的空間。這就使機械決定論不適於刻畫經濟實力與軟實力的關系。同時，這也意味著人們不能單純依靠發展經濟來促進軟實力的提升，而必須在發展經濟之外，採取其它措施鞏固和發展軟實力。唯有如此，一國才能最有效率的實現綜合實力的提升。

『叄』 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文化和經濟有什麼影響

中國發展越來越強大了，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文化和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就是近年來非常強大的中國就影響了全世界。

『肆』 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經濟與文化的辯證關系

●文化與經濟是什麼關系？我的觀點是：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結構。我們發展文化，主要是發揮文化的這種基礎性作用，而不是要把它變成產業，創造產值。
●我們之所以強調文化和經濟的互動，還因為人類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即文化時代，文化發展應該成為發展的主題。經濟發展是主題，但是文化發展可能是更重要的主題，因為人類社會已經進入文化時代。
●文化和經濟要互動，發展模式要轉型。發展要從單純的經濟過程過渡到文化過程，從脫離人的發展轉向以人為本的發展，從脫離文化的發展轉向基於文化的發展。
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文化對經濟又有推動作用，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文化就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他決定於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有什麼樣的經濟發展狀態，就有什麼樣的文化。文化不能脫離經濟發展而獨立存在。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美國的自由文化，法國的浪漫，英國的紳士風度，中國的禮義廉恥……
文化可以反過來推動經濟的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
歷史力：一個民族或國家在長期的發展中,經過積累、沉澱、改造、創新,必然形成特有的文化,並成為支撐其發展的無形力量。我們常說，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民族自傲感油然而生，即使如此。
凝聚力：一種文化管理力量，文化能夠豐富社會內涵,提高人民素質,展示國家形象;能夠團結和凝聚力量,產生精神動力,鼓舞人心,激勵鬥志。
競爭力：優化投資環境,吸引人才,促進對外交流,擴大對外影響.
生產力：文化資源開發直接轉化為經濟資源，能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

『伍』 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的關系

經濟社會發展是文化的決定性因素，文化對經濟社會又有推動作用，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文化就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他決定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可以說有什麼樣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態，就有什麼樣的文化。文化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發展而獨立存在。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美國的自由文化，法國的浪漫，英國的紳士風度，中國的禮義廉恥……

文化可以反過來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

歷史力：一個民族或國家在長期的發展中,經過積累、沉澱、改造、創新,必然形成特有的文化,並成為支撐其發展的無形力量。我們常說，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民族自傲感油然而生，即使如此。

凝聚力：一種文化管理力量，文化能夠豐富社會內涵,提高人民素質,展示國家形象;能夠團結和凝聚力量,產生精神動力,鼓舞人心,激勵鬥志。

競爭力：優化投資環境,吸引人才,促進對外交流,擴大對外影響.

生產力：文化資源開發直接轉化為經濟資源，能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

『陸』 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的關系

怎樣全面理解「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

1．經濟、政治和文化是社會生活的三個基本領域

所謂經濟，就是指在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礎上進行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活動，以及在這些活動中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所謂政治，就是指人們在特定的經濟基礎上，通過奪取或者運用公共權力而實現和維護特定階級和社會利益要求，處理和協調各種社會利益要求的社會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基本內容為：第一，政治是一種具有公共性的社會關系。第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第三，政治的根本問題是政治權力，也就是國家政權問題。

文化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包括思想、理論、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學、文學、藝術等。

經濟、政治和文化構成了社會生活的三個基本領域。

2．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所決定。

（1）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政治屬於上層建築，它根源於經濟，由經濟基礎決定，並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任何階級或社會集團的政治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實現和維護本階級或本集團的根本經濟利益。

例如，我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決定了我國政治制度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我國的各項政治制度歸根結底是為實現和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經濟利益服務的。政治關系隨著經濟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例如，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體制改革也正不斷走向深入，社會政治關系也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和調整。

◇小辭典：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人類社會有三個基本層次：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是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產品分配方式三個方面的總和。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是兩個術語、同一內容，相對於生產力而言叫生產關系，相對於上層建築而言，叫經濟基礎。

上層建築是與經濟基礎相對應的范疇，指社會的政治、法律、文藝、道德、宗教、哲學等意識形態以及與這些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的總和。上層建築包括政治上層建築和觀念上層建築兩部分。政治上層建築亦稱實體性上層建築，指政治法律制度以及軍隊、警察、法院、監獄、政府機關等設施，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一套組織。觀念上層建築又稱思想上層建築，包括政治、法律、文藝、道德、宗教、哲學等各種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思想體系。在上層建築各種因素中，政治居於主導地位；在階級社會里，國家政權和領導國家政權的政黨是上層建築的主要組成部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第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產生和上層建築的性質。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築的物質根源．上層建築是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而產生的．一定的上層建築．是一定的經濟基礎的反映和表現．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必然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與之適應。

第二。經濟基礎的變化決定上層建築的變化。當某一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某些局部變化，被其決定的上層建築也要相應地發生局部變化；而當經濟基礎發生根本變革，即舊經濟基礎被新經濟基礎代替時，舊的上層建築也必然被新的上層建築所代替。

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是被經濟基礎決定的，但它並不是消極地反映經濟基礎，相反，上層建築一經建立起來，就對經濟基礎發生大的反作用。這一反作用集中表現為一定的上層建築總是為鞏固和發展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

(2)文化由經濟、政治所決定，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

一方面經濟是基礎，為政治和文化的發展奠定物質條件，政治文明和文化的發展歸根到底要受到物質文明發展水平的制約。離開了經濟這個基礎，物質文明上不去，政治文明和文化建設就因失去基礎而成為一句空話。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中，經濟處於基礎和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一定的社會文化反映著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狀況，經濟和政治決定著文化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例如。目前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就是我國以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所決定，並反映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

◇注意：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的發展始終與經濟的發展亦步亦趨。如同不能簡單地把精神文明看作是物質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屬品一樣．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文化是經濟、政治的派生物和附屬品。文化有其自身的傳承性和相時的獨立性。那種認為只要物質條件好了，精神文化自然而然地就會好起來．物質條件蓋一點，精神文化就不可能搞好的觀點。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事實，是不正確的。

3．文化反作用於政治、經濟，給予政治、經濟以重大影響

一位哲學家曾做過這樣的比喻：政治足骨骼、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這一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文化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掀開歷史的畫卷，文化既有占今和地域之別，又有先進與落後、腐朽之分。不同的文化，對經濟、政治的影響不同，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也不同。

(1)不同民族的文化，影響不同民族和國家各具特色的發展道路。

如，中國的發展一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而西方的發展則深受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今天，中閑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2)不同性質的文化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不同。

先進的、健康的文化會促進社會的發展，落後的、腐朽的文化則會阻礙社會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為一種先進的文化，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發揮著巨大的促進作用。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它淵源於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它反映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基本特徵，義對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起巨大促進作用。」

點撥：教材此處的「專家點評」闡述了如下道理：不同的社會形態(如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具有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文化 (如封建主義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等)，這些不同的社會文化，都對該社會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課堂練習：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據此，有人認為，經濟上去了，社會文化就發展，社會文明程度就必然而然地提高了。請對此談談你的看法。

答案：從整體上講，經濟是基礎，經濟的發展會決定或帶動文化的發展。但是又不能認為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是絕對同步的，兩者的發展既有同步性的，也有不同步的情況。

(1)一方面經濟是文化發展的基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而知榮辱」，強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決定著文化的發展水平。從這種意義上說。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

(2)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並不意味著文化的發展始終與經濟的發展同步。文化有其自身的傳承性和相對的獨立性。那種認為只要物質條件好了，精神文化自然而然地就會好起來，物質條件差一點，精神文化就不可能搞好的觀點，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事實，是不正確的。

解析：文化的內容是多層次的，有的受經濟的制約大，有的受經濟的制約小。比如，教育的規模與涵蓋面大小、醫療衛生事業的規模與涵蓋面大小，要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取決於經濟發展水平。但傑出的教育家、思想家、醫學家的出現，又可以超越經濟的制約。因此，對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需要做具體分析，不可絕對化。
參考資料：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7/39251/archives/2007/530242.shtml

『柒』 運用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知識說明城市更名如何促進經濟發展

如果這是最後一題，那麼背背答題模板。如果要寫論文，找找文獻。我覺得，城市更名更有利於對外宣傳，促進文化底蘊，增加客流量。

『捌』 中國古代經濟發展與文化興盛的關系

商品經濟對中國古來代文化自的影響，突出的是在元與明靖兩個時期。兩個時期又有所不同。
1、宋元時期，商品經濟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以對文學藝術的影響為主，表現：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中的市民階層的隊伍不斷的發展壯大。他們的生產生活的需要成為社會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力量。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必然帶來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瓦子的出現，酒樓、茶館的增加、宋詞的繁榮，世俗文學、風俗畫的興起，《竇娥冤》等作品的出現等。
2、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以對思想的影響為最明顯(體現商品經濟對古代文化影響的不斷深入)。表現：商品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產生與緩慢發展，出現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這些思想家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對封建制度進行批判。李贄側重對封建制度理論依據的批判，指責儒家經典，否定孔子是「天生聖人」，揭露道學家的虛偽，是反封建思想的先驅。黃宗羲側重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提倡「工商皆本」。顧炎武側重對封建迂腐學風的批判，提出「經世致用」，重視書本知識和實地調查結合。王夫之側重從哲學上批判，並從發展的角度提出「趨時更新」。

『玖』 中國經濟發展與中華文化有什麼關系

以下內容供你參考：
中國經濟發展和文化復興
演講人：林毅夫時間：11月4日地點：北京大學·北京論壇
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
中國文化能否復興取決於三個問題。第一，儒家文化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是否能支撐起經濟基礎，即器物層次的不斷地發展、創新，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第三，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不斷演化的過程中能否保存，並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倫理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
首先，從經濟基礎來看，中國繼續快速發展的潛力巨大。中國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長。這是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以西方為例，Maddison的研究認為，在18世紀以前的一兩千年裡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僅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後，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個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後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紀前後巨變的關鍵是在18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創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還在不斷地加快。中國在19世紀之前領先於西方，以後迅速滑落，其原因在於工業革命以前技術發明以經驗為主，中國人多，工人農民的數量多，生產經驗多，技術發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轉型為以科學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發明創新速度加快以後，中國的經濟地位就日益落後。
中國現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要持續快速發展，最重要的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技術創新的方式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已經處於世界的最前沿，其創新只能靠自己發明創造。而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哪一種方式比較好？根據定義，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比原來效率高的技術就是創新，不見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發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好壞的標準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術的發明一般投入大、風險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對而言引進技術則成本小、風險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日本的奇跡，亞洲四條小龍的奇跡，這些奇跡背後的實質秘密就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引進技術，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快，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了，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就隨之縮小。中國在1978年改革前後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78年之前，中國自力更生，自己發明技術，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以後的30年，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9.9%的成績，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這些經驗的對比印證：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創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最好的途徑。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一條道路，中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能不能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對於這一點關鍵在於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收入為美國的21%，說明中國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間的技術差距還很大，在這個差距縮小前，中國還可以繼續利用後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根據麥迪遜的估計，中國在2008年和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相當於日本1951年、台灣地區1975年、韓國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9.2%，台灣地區在1975-199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8.3%，韓國在1977-1997年間年均增長速度則為7.6%。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日本、台灣地區、韓國相同，據此中國應當還有維持20年年均增長8%的潛力。日本、台灣地區和韓國在1971、1975和1977年時，人均收入分別提升為美國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美國的50%，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達到美國的兩倍，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國相當。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當然要把這些潛在的技術可能性轉化成經濟的現實增長率，要靠改革開放來克服當前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要靠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和諧，要靠提高教育、產業水平，要靠不斷吸收外來的技術、管理，並逐漸加強自主研發。只有做到這些，前述的預期才能夠實現。
第二個問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經濟組織方面，現在的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多數學者也認為和現代經濟相適應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從理論上來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有利於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技術的不斷創新。中國的文化體系能否和市場經濟兼容？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因為當西方還是封建農奴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就土地而言，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歐洲在整個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時期，土地屬於貴族，不存在土地市場。就勞動力而言，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例如，春秋時期就有許多像孔子、孟子、蘇秦、張儀之類的士人周遊列國，相當於今天的高級白領人員出國尋找就業機會。幫助齊桓公稱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寫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其意為「一個國家如果富裕，就會吸引遠方的外國百姓來定居；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土地生產力，老百姓就會留下來耕作、生活。」這表明當時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流動的原則與現在勞動力的流動完全一致。而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於土地，只有極少數取得自由農身份的勞動力才能自由流動。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僅要素市場極為活躍，商品市場就更是如此，並且已經有了投機行為，而且投機的原則與今天毫無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吳越之爭時，范蠡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後，了解到「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棄官從商，並在很短的時間內三聚千金之財三散之於貧窮的親戚朋友。短時間內賺取巨大財富的捷徑是投機。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里記載了范蠡投機之道是「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說明當時價格是由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決定。「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說明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來決定生產，價格高時多生產，導致供大於求，價格下跌；價格低時少生產，導致求大於供，價格上漲。最後一句「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投機的原則，當商品價格昂貴時要像清理糞土一樣趕快拋賣，當商品價格便宜時要像珠寶一樣買進積存越多越好。可見二十一世紀的投機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時代就已經總結出來了。
如前所述，明朝時我國就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既已萌芽為何未能茁壯成資本主義？同樣這並不是因為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所致，而是因為技術變遷的方式未能從以經驗為基礎轉變為以科學、實驗為基礎，技術變遷的速度非常慢，資本難於深化，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就不能深入發展。上述種種說明中國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系是共容的。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的參政意識會越來越強。與西方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強調「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與西方君權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標，群眾的意見是政治決策過程的依據，有這種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國儒家文化內，作為組織層次的文化應該有能力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進行必要的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經濟組織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實質，並根據經濟基礎和組織層次的需要以相應的形式形成一個完整的內部自洽的文化體系？很多學者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後的，是妨礙中國發展的？因為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但這種理解並不全面，孟子稱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聖人，是因為在各種不同的情況、環境下，他的行為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處。孔子主張「仁」，在《論語》中談到「仁」的地方有20多處，但是，說法各有不同，就是因為對象、情況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現的形式也就不一樣。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把過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處時代的需要給予了創新性的整理、詮釋。他的內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斷變動，不斷與時代相適應。
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的「仁」是「視人如己」的道德關懷。孟子的「義」是「義者宜也」，「義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應該遵循的行為准則。但是，義的判斷的標准還在於自己的內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說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義」更強調的是人對社會的積極責任，他的學說反映的是戰國末期社會紛亂的現實。
孟子之後儒家文化又繼續發展，到了宋明時期，社會經濟基礎改變的同時又受到印度佛學沖擊。在佛學的沖擊中出現了理學，強調心性。理學家堅持的行為標准同樣是儒家的「仁」。中國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學的同時，也把佛學融合成為中國文化體系的一部分。佛學在印度、泰國，重視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脫，到中國以後發展的是大乘佛教，講的是普度眾生，和儒家的「仁」有異曲同工之妙。「仁者愛人」，希望每個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價值移植到佛學裡面去了，變成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時至明朝，社會分工進一步完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王陽明的「心學」和「知行合一」的學說應運而生。「心學」和「理學」的差異，可以從王陽明和朱熹對《大學》一書中對「親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來。朱熹認為「親民」當作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則是「即物窮理」，也就是從各個事物上去認識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則認為「親民」是「親親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則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個人良知的物慾以恢復每個人與生具有的良知。
從上述脈絡來看，作為上層建築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不是頑固、保守、一成不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障礙。實際上，這一點也可以從亞洲四條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會不會消失？如果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價值消失了，我們就會像今天的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文明一樣，即使有一個經濟實體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經是不同的文化了。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來說不容易出現，但是並非不可能。一個人的倫理價值取向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很小的時候學會，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中國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人三歲時，其行為、價值取向就已經固定，到七歲時，基本上已內化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就是靠從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動中，以他所接觸到的人的行為為學習的榜樣，而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然而，不容易變並不代表不能變，否則也就不會有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的消失。在我國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些人為名為利昧著良心而干傷風敗俗的事時有發生。並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傳播、接觸，人們也容易不自覺地受到外來文化倫理取向的影響。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多了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也可能會逐漸消失。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各界有志於民族文化復興的人士，尤其是屬於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責任與義務推動社會的物質進步，獻身於經濟社會政治的現代化，同時也必須要有「死而後已」的任重道遠之責任心，以「仁」為己任，用適合於時代特質的形式，身體力行地實踐給社會做出楷模。政府和輿論界也應該通過教育與媒體的報道有意識地倡導適合時代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只有這樣才能在經濟水平提高、實現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中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
希望能幫到你。

『拾』 文化與經濟的關系

經濟是基礎，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所決定。經濟的發展會決定或帶動文化的發展。但是又不能認為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是絕對同步的，兩者的發展既有同步性的，也有不同步的情況。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具體分析：

1、一方面經濟是文化發展的基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而知榮辱」，強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決定著文化的發展水平。從這種意義上說。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

2、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並不意味著文化的發展始終與經濟的發展同步。文化有其自身的傳承性和相對的獨立性。那種認為只要物質條件好了，精神文化自然而然地就會好起來，物質條件差一點，精神文化就不可能搞好的觀點，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事實，是不正確的。

文化與經濟融合催生文化經濟。「文化經濟」這個新概念的特點，就是文化和經濟緊密結合，互相滲透，形成以經濟為依託的新文化形態，或以文化為內涵的新經濟形態，即「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化」。

(10)文化與經濟發展擴展閱讀：

文化經濟可能的界定是滿足人們休閑需要的經濟以及實物經濟文化附加值增加的經濟。這是一個極其廣闊的經濟領域，日本學者日下公人在《新文化產業論》一書里粗線條地把文化產業劃分為三類：

1、生產與銷售以相對獨立的物態形式呈現的文化產品，如書籍、報刊、雕塑、影視等產品；

2、以勞務形式出現的文化服務行業，如戲劇舞蹈的演出、體育、娛樂、策劃、經紀業等；

3、向其他商品和行業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業，如裝潢裝飾、形象設計、文化旅遊等。

文化經濟的火爆事例已經到處可見，在「生產」這部分中，首先要搞清楚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各自的特徵；文化（藝術）產品（服務）的生產組織，在市場經濟格局下的分類，不同類型的生產組織各自的特徵以及市場主體地位的確立；

生產資組織資金來源的回顧，使用的結果（效益）；盡快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投資體系，其中包括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借鑒發達國家的某些作法、建立和完善社會贊助文化事業的法律法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