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史

⑴ 關於近代經濟歷史

財政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復合體，因而是解讀社會經濟發展史的重要窗口。財政收入的來源決定了財政制度的性質，因而可以依據財政收入來源將財政制度分為租金型財政制度、利潤型財政制度和稅收型財政制度等。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等原因，中國近現代財政制度變遷掙扎於利潤型財政制度、租金型財政制度和稅收型財政制度之間，雖然財政包干制開啟了利潤型財政制度向稅收型財政制度轉型的大門，但由於政府財政權力始終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約，使轉型期財政制度呈現了鮮明的租金型財政制度特徵。中國未來的財政制度選擇在於稅收型財政制度，公開化、透明化的預算體制是稅收型財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建立、演化與發展，黃金、貨幣與金融安全在不同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客觀上形成了不同的組合關系，表現出不同的金融風險形式。
要保持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創造經濟健康威長的金融條件，必須大力提高金融效率，並將提高金融效率作為全部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標和主要出發點。
經濟貨幣化是貨幣金融體系發揮作用的一個基本前提,同時又是一國商品經濟發達程度的貨幣體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發展最顯著的成果就是經濟貨幣化水平的迅速提升。

⑵ 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資料3

直到1895年為止，上海幾乎仍舊是個純粹經商的城市，因此人口從未超過50萬。……盡管1843年至1895年間由於外國人創辦的經商機構的結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後伴隨著市內現代工業發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麼早期的增長就顯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為首先開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納農業人口的容量必定更為有限。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近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然而這種影響畢竟有限，原因就是工業化發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顯得疲乏。甲午戰爭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陸續出現了由外國資本、清政府和新興民族資本所經營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業，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其多數在資本、規模、技術上都非常有限。據統計近代新式工業的產值僅占工農業生產總額的10%左右，而農業和手工業的產值卻佔90%上下。(32)
此一階段，城市發展的不平衡十分明顯。長江下游地區和嶺南地區，開辟的商埠、設置的租界最多，工商業、服務業比較繁榮，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較快。與此相反的是，許多曾經是商業中心、交通要道、軍事據點的內陸城市，或趨於衰落，或陷於停滯，如蘇州、佛山、湘潭、邵陽、湖州、杭州、濰坊等。(33)此外，甲午戰爭前的半個多世紀由於戰爭的影響，例如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直至中法、中日戰爭，成千上萬的城鎮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戰爭摧殘。江南地區是明清以來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也是當時中國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19世紀50-60年代卻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軍隊激烈廝殺的主要戰場，在長達14年之久的連綿戰爭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鎮摧毀，對城市的破壞性極大。
對此，施堅雅在說明為什麼19世紀晚期中國的城市化率不能作為近代模式的代表時，提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國城鎮體系受到戰爭的劇烈破壞：
一方面從十七世紀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一般說來農業中國大部分地區處於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從1850-1890年這四十年裡，八個地區有六個遭到劇烈的破壞。太平天國、捻軍和回軍之亂，使得除嶺南和長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區的廣大區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國減少了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口，破壞了數以百計的城鎮。長江下游地區的城市體系被破壞；西北地區和長江中游大區五個地區中的兩個地區的城市體系遭到嚴重的破壞；雲貴、東南沿海和華北的城市體系遭到部分破壞，到1893年為止，許多地區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復。(34)
初步發展階段「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可以看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它的有關條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並開啟了一個鐵路鋪設的時代。這樣，19世紀90年代，在中國幾個區域的城市系統中，出現了較有成效的交通現代化變革。」(35)施堅雅的這段話，既說明了為什麼以1895年作為城市化第二階段的分界點，也說明了其間的理由，即是「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以及由於鐵路的鋪設而引起的「交通現代化變革」。
馬關條約後，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由以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外國以條約為掩護，加快了在中國設立工礦企業的步伐。據汪敬虞先生統計，1895年至1913年，外國在華設立了136個工場，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6倍（23家）；同期，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外國大型工廠的總投資達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近13.5倍（7031千元）。(36)
隨著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民族意識的勃興，清末民初興起了一個興辦實業的熱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得到迅速發展，進入發展史上的黃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獲得長足發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冊工廠124家，資本總額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冊41.3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冊工廠374家，資本總額74 633千元，平均每年124.6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這些新注冊工廠大多是紡織業、麵粉業、針織業、卷煙業、榨油業等輕工業企業。(37)工業發展的本身意味著工人階級隊伍的擴大，據估計，抗日戰爭前中國工廠工人（手工業除外）至少有230萬以上，其中在鐵路、航運、采礦等大型工業部門的也有52萬以上。(38)
城市工業的發展，大大增強了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強了城市化的拉力。由於中國資本主義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這些現代化水平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長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數為基本指數100的話，那麼，到1933年時，上海人口數指數則為1520，天津為600，南京為560，北京為150，長沙為190。上海在90年裡城市人口增長了15倍，天津增長了6倍，北京也增長了1.5倍。(39)
從甲午戰後至1937年，中國境內修築鐵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國境內共修築鐵路364公里，1911年達9 618公里，1927年達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過21 000多公里。(40)這一時期，鐵路修築最快的地區是東北，此時修築了京奉、東清南滿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圖、洮海、齊北、錦承等鐵路，從而啟動了城市化過程。19世紀30年代，隨著鐵路線的鋪設，原來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鐵路車站為中心發展成現代都市的事例到處可見，大連、營口、海城、鞍山、遼陽、奉天、四平、開原、公主嶺、長春、安東、撫順等二十多個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據統計，東北沈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本溪、撫順六城市在20世紀30年代初人口合計達到230餘萬，比1895年增長了11倍。(41)在幅員廣大的內地省份，除原有城市進一步發展外，因鐵路而興起的城市為數也不少。如京漢、粵漢鐵路沿線的石家莊、衡陽，津浦線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鐵路而興。石家莊原來只是一個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漢、正大鐵路修通後，工商業日盛，成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處在鐵路與淮河的交界處，原不過是只有500戶人家的村埠，津浦線開通後，商務大展，人口集結，1914年已增至10萬，1929年達20萬。(42)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鐵路沿線大批城市的興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如果說，甲午戰爭前，中國城市化的推動力主要是商業的話，那麼，這時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乃是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況下，農村的推力也增強了，大量農民離村，進入城市，中國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發展。
曲折發展階段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對城市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抗戰時期，中國半壁河山淪陷敵手，大多數城市，特別是若乾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興起的主要工商業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濟南、太原、長沙、南京、蘇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繼被日軍佔領，戰火侵擾加之日軍的野蠻掠奪，城市遭到嚴重破壞，人口銳減。
從局部看，在東部中部城市受到戰爭破壞嚴重的情形下，東北與西南兩個局部區域的城市化卻得到了很大發展。日本一方面要對東北進行殖民掠奪、奴役，另一方面為了適應對中國發動的全面戰爭的需要，將東北作為戰爭基地，加大了對東北的投資。1931年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為5.5億元，其後逐年增加，到1944年則增至52.7億元。(43)
由於戰爭的特殊原因，抗戰勝利後，東北成為中國重工業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
戰爭造成了中國東部人口大規模向西遷移，推動了西部城市的發展。如成都，在抗戰中後期，由於東來人口資金的進入，城市工商業、文化教育事業都有較大的發展，1941年城市人口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初又較1941年增加了6.4%，年末又較上年增加了20.8%。(44)這兩個區域城市的發展遠不足彌補戰爭對整個中國城市發展所造成的破壞和負面影響。
抗爭勝利後，中國一度出現戰後的復興，經濟和城市都出現較大發展，但很快又出現了三年的國共內戰，內戰對經濟的破壞相當嚴重。1949的生產量與歷史上最高年產量比較，農業生產大約下降了25%，輕工業生產大約下降了30%，重工業生產損失尤其嚴重，大約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國解放前夕，國民政府軍隊撤退台灣時，還破壞了許多重要的工廠和礦區，加之戰爭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數量減少，這些都使城市的發展限於滯緩。
注釋：
①朱鐵臻：《城市現代化研究》，北京：紅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頁。
②人口統計失實主要表現是人口統計過程中存在缺漏、虛報及人為編造等問題，統計人口往往低於實際人口數。具體可參見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葛劍雄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59-64頁。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頁。文中後面涉及全國總人口數，在沒有修訂的情況下，一般取較大的數。
③「四民」是一種基於社會職業的劃分，都是傳統社會的所謂「編戶齊名」。漢代人給四民的定義是：「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他們之間由於來源以及所從事的職業關系，在社會地位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四民的劃分一直沿襲到清代末年，幾乎貫穿整個傳統社會始末，因此，傳統社會實際上也可稱為四民社會。但四民只是對傳統時代人口社會職業構成的一個大致勾勒，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事實上都存在著一些為士、農、工、商四大社會集團所無法涵蓋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說儲上篇後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錄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冊，李星點校，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第222頁。
⑤卜凱主編：《中國土地利用》，喬啟明等譯，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頁。
⑥詳細可參見楊子惠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頁。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頁。
⑦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鑒·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頁。
⑨1982年以前我國城市人口僅指建制市和鎮中的非農業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鎮中的農業人口同居住在鄉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劃為鄉村人口。1982年我國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作了一次大的調整，即把建制市和鎮轄區內的總人口，包括其中的農業人口也視為城市人口。參見朱鐵臻主編：《中國城市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99頁。
⑩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37頁。
(11)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44頁。
(12)同上書，第339-355頁。
(13)美國學者羅茲曼著的《清代中國與德川時代日本的城市網路》（普林斯頓大學，1973年），比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學，1977年）。該書所用方法與施堅雅差不多，不過只是將城市分為7級來估量的。由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的《中國人口史·清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雖然對施堅雅的城市人口估計數頗有微詞，但是縱觀該書採用的區域城市人口等級模式的構造方法較多注意到政治級別的行政分層，與施堅雅偏重於經濟地理分層在分析的方法上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具體參見該書第724-781頁。另見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頁。
(15)關於這一點很多學者已經指出，詳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45頁；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2頁。
(16)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王旭等譯，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頁。
(17)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頁。不過姜濤將10%作為在正常情況下從古（先秦）至今（近代）整個中國社會城市化率的平均數，這一點似覺牽強，因為他所給出的先秦及漢代城市化率為10%左右的說明不夠充分。
(18)20世紀20-30年代，一些社會學家對中國近代的城市化率做過估計，不過普遍數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28.1%，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67頁。由我們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這些估算數字誤差較大。當代，國內外很多研究過中國近代城市的學者都估算過近代中國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這三年，1820年有6.3%（行龍估算）、6.9%（趙岡估算）；1840年是6.5%（行龍估算）、1843年有5.1%（施堅雅估算）、1893年有6.0%（施堅雅）、7.7%（趙岡）、7.9%（行龍）。此外行龍對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別是10.6%與11.4%。具體參見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關著述。
(19)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4-87頁。在趙岡看來從戰國到南宋是一個上升態勢較為明顯的發展階段，從南宋自清中葉是個下降階段，從清中葉直到現今又是個不斷上升階段。
(20)行龍：《也論中國近代的城市化》，見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41頁。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48頁。宋代的參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頁。明代的參見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774頁。
(22)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五卷），第829頁。
(23)王先謙：《東華續錄·道光四十四》第20頁b。
(24)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1頁。
(25)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第399頁。
(26)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鑒·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1頁。
(27)施堅雅認為「迄1893年，很多地區的恢復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第73頁。姜濤在前引書第75、78頁，也提到這時候的人口總數接近戰前道光年間水平。
(28)何一民：《中國城市史綱》，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40頁。
(29)三階段是劃分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一般模式，就筆者所掌握的材料來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階段模式來劃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節，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劃分為：鴉片戰爭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階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戰爭前是第二階段，抗日戰爭至新中國成立是第三階段。行龍前引論述的三階段劃分為：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為第一階段，甲午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為第二階段，20世紀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為第三階段。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57-261頁的劃分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筆者傾向於贊同寧越敏、張務棟、錢今昔：《中國城市發展史》，第七章，第一節的三段式劃分的。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30)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頁。
(31)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頁。
(32)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第1頁。
(33)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第258頁。
(34)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62頁。
(35)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第64頁。
(36)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頁。
(37)陳真、姚洛合：《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4頁。
(38)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上海：銀行學會、銀行周報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頁。
(39)(41)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第260頁。
(40)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90頁。
(42)於雲漢、馬繼雲：《中國城市發展史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頁。
(43)吳承明：《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頁。
(44)何一民主編：《變革與發展：中國內陸城市成都現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86頁。
(45)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編：《三年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頁。

⑶ 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介紹

本書是「九五」哲學社會科學國家重點研究項目，是《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汪敬虞主編）的後續，全面考察和探討1927——1937年，即國民黨政府成立最初10年間中國經濟的發展、變化及其規律、特點。汪敬虞教授早先提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是其中心線索，嚴中平教授生前反復強調的「三新」（新觀點、新資料、新方法）是本書力求達到的重要目標。

⑷ 鴉片戰爭100多年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歷程

1842 《南京條約》後，中國開始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
1842年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自然經濟開始解體。
19世紀60年代起洋務運動興辦軍事工業，中國近代工業誕生。
19世紀60、7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誕生。
1895年《馬關條約》後，清政府放鬆民間設廠限制，民族工業進一步發展。
1912-1919或者1920，包括一戰期間（1914-1918）民族工業出現短暫的春天。
1919後，列強卷土重來，民族工業蕭條。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民族工業快速發展。有資料證明這一時期是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時期，超過一戰期間。
1927年，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日益形成。
1937-1945日本全面侵華，民族資本主義遭受沉重打擊，部分遷往大西南，為抗戰准備了物質條件，同時有利於我國工業布局的發展。
1945-1949官僚資本膨脹，民族資本主義瀕於崩潰。
1949-1952中共合理調整工商業，民族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同時，土地改革，變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1953-1956一五計劃，三大改造
1956-1966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破壞了經濟。1960年八字方針後經濟開始調整，1962年後，明顯好轉。
1966-1976 十年文革。1967年全面奪權後，經濟衰落。1971-1973周恩來總理主持工作，經濟好轉。1975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面整頓，經濟好轉，但是被四人幫阻斷。
1976-1978文革後，但是左傾錯誤依然存在，經濟發展緩慢。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
1978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開始
1992年，十四大，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008年左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⑸ 中國近代經濟史的過程

中國近代史一般是說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開始到新中國成立1949年為止。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的革命史，中華民族打到封建主義，帝國主意的抗戰史。

⑹ 中國近代發展史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70多年間，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地探索，無法解決這一問題。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爆發。

熱血青年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奮不顧身；青年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努力探尋改變中國命運的科學真理和發展道路。

在救亡圖存的不斷求索中，在「改造中國」的艱苦實踐中，一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經大革命的失敗、土地革命的挫折、抗日戰爭的壯大，在解放戰爭後，建立新中國，成功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崛起。

(6)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史擴展閱讀

中國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徵：

其一是中國無力保衛自己免於侵略；其二是中國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條約。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引起了近代史學界的強烈關注和熱烈討論。

在文章中，胡繩非常明確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間，也就是說，以五四運動為分野，在此之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為近代史；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開始取代民族資產階級成為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此後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是為中國現代史。

胡繩的這一主張，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

從這時開始，中國歷史學界出現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分界線就是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

⑺ 1840到1949與1949年至今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發展脈絡

1840年到1949年與1949年至今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發展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中國1840年至今的現代化歷程經歷了三條道路的轉化：

1、1840年1949年10月前，是中國「早期現代化」階段，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為主體；

2、1949-1978年是「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帶有蘇聯的「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色彩：

3、1979年至今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在政治經濟方面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7)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史擴展閱讀：

1949-1978年是「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中國走「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前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中國的成立、民族獨立、推翻三座大山等）

20世紀50年代我國探索社會建設道路出現的曲折史實：「大躍進」或人民公社化運動。

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轉化的標志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行改革開放。

20世紀90年代我國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現代化是各國發展的必然趨勢；實現民族獨立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前提；應結合本國實際，走符合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⑻ 中國近現代經濟，到底是怎麼發展變化的

第一，近代中國被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強行裹進西式近代化的浪潮中，西方的事務、制度、思想如潮水一樣湧入中國；
第二，經濟方面自洋務運動以後中國經濟近代化歷程開始，工業化會改變社會面貌的。
第三，政治方面變法維新運動促進了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至少中國封建統治有所松動，政治制度的變革對於後來辛亥革命的促成是不可小視的。
第四，近代以來思想文化方面西方思潮的湧入，帶來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思想觀念的變化必然帶來社會生活習俗方方面面的變化

⑼ 求 中國經濟發展近代史，越詳細越好，謝謝

近代

民國經濟史
中國民國時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各種予盾的激烈斗爭之中，社會經濟在動盪、曲折中緩慢前進。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曲折發展的歷程，各種經濟勢力此消彼長的現象，給我們以如下啟示：

第一，要使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得到順利發展，必須以國家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為前提。近代中國歷史表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對中國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使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處於十分緩慢的狀況。沒有一個政治上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就不可能使中國經濟得到正常、健康的發展。

第二，民國經濟的歷史表明，在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封建地主經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是阻礙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他們利用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瘋狂地掠奪中國的資源，並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壓制、打擊。封建地主經濟佔有農村絕大部分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造成農民生活困苦，農村經濟萎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壟斷著中國主要經濟部門，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排斥、打擊，阻礙了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第三，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民國時期曾得到發展，這表明代表著新的生產方式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民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內容，是貫穿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封建勢力的包圍打擊下，難以得到正常、自由的發展，最後走向衰落。歷史表明，要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是非常困難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建立符合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和封建勢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壓迫，阻礙了中國近代經濟的順利發展，因此，在中國人民進行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革命斗爭中，必須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來代替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後性，不可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建立一種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並以發展生產力為主，為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開辟道路的新的經濟形式，這種新的經濟形式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只有這種由多種經濟成分構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由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居於領導和支配地位，這就保證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必將是社會主義。

1、民國經濟概述

2、民國初期社會經濟的初步發展

3、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社會經濟的曲折發展

4、抗日戰爭時期的社會經濟

5、民國末期社會經濟的崩潰

中國經濟發展史-現代卷

1949--1957年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

1、新中國建立時的經濟背景和發展條件

2、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

3、國民經濟的恢復

4、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

5、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完成

6、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和遺留的問題

1958--1978年的經濟發展與制度演變

1、「大躍進」及其嚴重後果

2、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復發展

3、「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的艱難發展

4、徘徊中前進的國民經濟

1978--1998年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革

1、經濟調整和開始改革開放

2、全面改革的實施和經濟高速增長中的曲折

3、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

4、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

希望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