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急求中國歷史的百年變遷!!!
中國近百年社會生活變遷,是一個饒有興味的課題。它從一個最基本的層面反映了我們社會文化幾千年未有過的偉大變化。對於社會歷史的研究,可以從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等諸多專門史角度去進行。過去,我們曾非常重視社會發展史研究,五十年代全國范圍內曾普遍進行社會發展史教育。但是,那時所講的社會發展史,實際上只是社會形態發展更迭的歷史,講的是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生產方式發展更迭的歷史過程,基本上沒有觸及社會生活方式,更沒有具體研究人們實際的社會生活形態。綜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除政治活動、政治生活非常重要外,還有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等等更值得注意,而常常被以往學者所忽略的社會日常生活方式,其重要性其實完全不下於它們。正如人們所熟知的那樣,人類從來就不是單個人在生活,人類從一產生起,就是在特定的社會中生活。人們不能自由超越他們所處的特定社會關系和社會存在,他們總受制於歷史形成的特定的社會生活,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也是別無選擇的。這里所說的社會生活變遷,不是包羅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生活的變遷,而是指人類有史以來賴以生存的最普通、最普遍的日常生活,是人民千百萬芸芸眾生世俗生活的歷史演變。
為什麼我們在當今尤其要重視研究社會生活的變遷歷程呢?這是因為多少年來,由於政治過於泛化,意識形態過於泛化的影響,我們比較多地注意了人類歷史中的政治活動、經濟活動、思想文化活動等方面的研究,而恰恰忽略了與廣大老百姓關系最為密切的衣食住行等社會生活方式及其變遷的研究。我們的歷史研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研究的,而馬克思本人在進行歷史研究時對於人們的衣食住行卻是極為重視的。他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就認定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便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這是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是人們每日每時都在進行的歷史活動。遺憾的是,除了年鑒學派以外,號稱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學家們在研究社會生活方式方面並沒有做出引人注目的成績。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國學術界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對於社會生活變遷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與發展,出版了許多專著和論文,在一些領域應該說還有一定的突破。但總的說來,這些成果與我們飛速發展的社會需要相比較,還遠遠不夠。精深的著述可以說還是鳳毛麟角,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待於作進一步的開掘和拓展。
本書的作者是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的一群學子,他們艱苦收集相關資料,經多年潛心研究撰成本書。研究社會生活變遷與研究民俗文化原本有著天然的聯系。民俗文化學是專門研究具有傳承性的民間生活和民間文化的科學,它在廣泛而深入研究具體的民間生活和民間文化現象的基礎上,綜合研究民俗文化的特殊規律和一般規律,作出理論概括。從民俗文化這個獨特的視角來研究社會生活變遷,為社會生活變遷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新的視野。芸芸眾生的生活這個色彩斑斕的世界,它所提供的資料,最具體、最形象、最可靠,也最真實地反映了人類歷史發展中經常為人們所忽視的一些基礎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方面。這些民俗文化現象在什麼社會條件下產生,又是如何影響著社會生活,社會生活又如何推動民俗文化的演變,從這里,可以更好地理清社會生活變遷發展的脈絡。
2. 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簡史
夏商西周時期
當黃河流域出現夏、商和西周三代文明古國之際,代表新的生產力的文字、青銅器和城市已經在北方的遼河流域、長江以南地區紛紛出現,從而使中國大陸的奴隸制王朝得以鞏固和發展,成為東方世界的經濟發展中心。
春秋戰國時期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發展迅速,判斷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這里所說的勞動資料主要指生產工具而言。由於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先進的生鐵冶鑄技術,即出現了鑄鐵,促進了鐵器的普遍使用,並由此推動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使中國在經濟發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秦漢時期
由於中國早在公元前3 世紀就建立了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迫使封建統治集團對古代社會的自然經濟狀態進行干預,以使社會經濟朝著有利於鞏固封建統一的軌道運行,於是形成了封建經濟的自然發展與封建國家經濟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
魏晉南北朝
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專制集權較弱,政治上相對寬松的時代。因而對經濟活動的控制也相對寬松,經濟活動也比較活躍。這在南朝表現得尤為明顯。
隋唐五代時期
唐的經濟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
(一)南北經濟均有發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經濟已逐漸成為中國中央政權的主要支柱,成為經濟中心。
(二)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新的技術給生產帶來突破性變化。如造船、建築、農田水利、造紙印刷術、瓷器、絲織都有創造性發明並向海外流傳。
(三)與外國經濟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與非洲、西歐、中亞、西亞、東南亞、日本、朝鮮等國,都有貿易往來,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
五代十國時間很短,實際是唐代的繼續,經濟雖因戰亂而受影響,但仍然有很大進步,正因為經濟的發展才有全國統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統一起來了。
宋遼夏金時期
其主要標志是,以農業為主、以手工操作為基礎的社會生產體系及其相應的制度保證體系已經趨於完善;從對資源開發的深度和廣度而言,已經接近甚至幾乎達到了古代的技術條件所能允許的最高水平。
元朝時期
元代經濟歷史提供的經驗和教訓在中華民族經濟管理歷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卓越的軍事、經濟管理謀略運籌思維,忽必烈多元一體化的國民經濟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長期影響後世的經鞏固、各族人民的團結交往、封建社會後期經濟的進步性發展都有重要的、深遠的影響。
明清時期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時代。明代經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上處於變革的重要時期,有諸多新現象、新特點,值得認真總結,深刻分析、取其精華,以資借鑒。
封建末期
甲午戰爭後的中國,不僅遠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工業國家,而且被歷史拋在了東方的日本後面。
(2)中國百年經濟發展史擴展閱讀
中國遠古暨三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歷史長河的源頭,也是光輝燦爛的中國古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經濟的發展是以越來越快的步伐前進的,舊石器時代經歷了上百萬年的漫長道路,新石器時代只有幾千年,進入文明時期以後,各個王朝的更替不過數百年的時間。
每一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都有一定的特點,也都遵循著中國傳統文化和農業經濟的共同規律。經濟基礎對政治、軍事、文化藝術乃至人們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3. 中國百年歷史啊!
要學好高中歷史,還需要一定歷史理論的學習。高中歷史比初中歷史的難度提高了一個層次,注重歷史的前因後果,加強了對歷史問題的分析,而在這其中就蘊藏著歷史理論。關於高中歷史學習方法,推薦可以去『李曉鵬博客』看看,此人曾經是高考狀元,對於歷史的學習很有心得,下面我把在他博客里看到的一段關於高中歷史的學習方法分享給大家,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預習是首要環節。預習的目的在於對將要學習的知識有個總體了解,以便上課時有目的地聽講,集中精力解決好新課的重點和難點。所以,學習新課前必須預習。預習時要認真仔細地閱讀新課內容,對照注釋或例題,參考課後練習題。預習時要讀懂詞句,聯系有關知識,了解課文內容及重點難點,劃出生字新詞或概念。預習時要邊讀邊記,把疑難問題注在書上或筆記本里,為上課作好准備。課前預習中如果發現有與新知識相關而又未能牢固掌握的舊知識時,應先回頭來重溫舊課,並弄懂舊知識。良好的預習習慣的養成並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就行的,需要堅持每天預習。在預習的時候,應做到看、做、思結合,做到眼到、手到、心到。不能把預習僅當作任務完成,而要將它作為學習知識的一個重要環節來看待。正所謂不動筆墨不讀書。邊看書,邊用筆在書上進行「圈、點、勾、畫、批」。圈點的過程,就是提煉重點的過程,就是品味、加深理解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
上課的時候,課前准備好需用的課本、筆記本、作業本、工具書及學慣用具等。上課時要認真專注地聽老師講解和同學發言,要積極思考,課堂上回答問題和討論問題,都要積極踴躍,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要記課堂筆記,記學習要點,要記得正確、完整。把自己自學的心得和老師對新教材的闡述加以對照比較,加深或更正自己的認識,不斷提高自己的自學能力,若有疑問,可以及時提出或課後探討。
課後要進行及時的復習。復習分為三種:平時復習、階段復習和總復習。不同的復習有不同的目的與要求。
平時復習,其目的主要是鞏固課堂所學的新知識,因此平時復習必須做到及時,整理、修改、補充課堂筆記,深化和鞏固對新知識的理解、記憶。對重要的知識,要經常復習,牢固掌握。
階段復習的主要目的是使知識條理化、結構化。對單元、章節知識的復習鞏固,復習時要進行知識歸類,把握重點,新舊聯系,融會貫通,在階段復習時注意養成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總復習的目的是對一個學期、一個學年所學的知識全面復習鞏固,因此復習時要對照大綱教材的要求,根據復習時間制定好切實可行的復習計劃,對已學的知識進行系統梳理,查漏補缺,解決疑難,達到全面掌握。此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復習不僅僅是知識的復習,還應包括學習方法的回顧和總結。通過學習方法的不斷總結和完善,就可以不斷提高學習能力。
最後,學會學習,關鍵在於學會如何讀書。
讀書之前,大家應該對「書」有一個大概的了解。拿高中歷史教材來說,從形式上講,它大致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①目錄和大事年表。目錄是各章節知識的總綱,大事年表是簡明的大事記,這是全冊課本的總體知識框架,應從宏觀上把握。②每章開頭的「引言」。「引言」主要說明本章內容的歷史背景和本階段的時代特徵和本章內容的特點。③正文內容(大字)和閱讀內容(小字)。正文部分是課文的主體,是考試命題的依據,屬於必須掌握的內容。閱讀部分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或是對正文內容的補充,或是正文上下段內容的過渡,或是正文的展開性敘述等等,應有不同的要求。④原始資料。應聯系課文內容加以分析,可培養思維問題的能力。⑤表格、圖畫。要弄清其與正文的關系,安排這圖表的用意和作用等。⑥思考題和練習題。思考題是高層次的練習,練習題是基本的作業。⑦學術爭鳴。旨在提高思辨能力,要求大家能大膽質疑,養成求知的好習慣。
如果覺得有幫助的話,可以自己去『李曉鵬博客』里詳細看看,裡面除了有關於如何學好歷史的博文,還有具體的歷史解題技巧等等,都挺不錯的,而且他曾經用了6個月從最後一名成為的高考狀元,我挺佩服他的,博客里都是他的學習經驗總結,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網路搜一下看看,我就不多說了,想學的童鞋們加油吧 !
地理是中學的一門重要基礎課程,由於它兼有自然學科和社會學科的性質,所以,其學習既不同於物理、化學、生物等理科課程,又與政治、歷史等文科課程有很大的區別。怎樣才能學好高中地理呢?古人雲:「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學」就是要有好的學習方法。學習高中地理的方法很多,也因人而異,但我認為比較好的方法主要有:培養對地理的興趣,文理兼容的學法,重視地圖,高初中知識有機聯系等幾個方面。
一、培養興趣,輕松學習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沒有興趣,學習就會從「享受」變作「忍受」,成為負擔。有了興趣,學習就成為一種需求,就學得輕松愉快,動力無窮。學習地理,首先就是要培養對地理的興趣,喜歡地理。
地理是研究人類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科學。人生活在環境里,人類離不開環境。地理學科引導我們去認識環境,教我們怎樣去適應環境,改造環境,使人類與環境協調發展,因而也是我們學習生存的科學,是我們生活的工具,是每一個公民必須的素質。
地理學科的內涵非常廣泛,它不僅包含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科學知識,與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政治等各門學科有著廣泛的聯系,它那特有的全面分析和思考問題的地理思維方法還對我們學習其它學科大有幫助,使我們在這今後的學習、工作、生活中也受益匪淺。
地理學科的實用性很強,它引導我們把身邊的世界看得更清楚。宇宙的奧妙,海陸的變遷,氣候的異常,資源的開發,工業的合理布局,農業的因地制宜,人口的合理增長,環境的有效保護等等,都是地理學科研究的內容;航空航天、南極探險、邊貿洽談、中東戰亂、三峽工程、經濟發展、「五一」旅遊、拉閘限電……無一不與地理有關。只要我們留心觀察身邊事物,就會發現生活中處處有地理,生活離不開地理;只要我們聯系實際學習就會感覺到地理非常實用且趣味橫生;只要我們熱愛生活,關注生活,關心發展,就能培養起對地理的興趣,喜歡地理,學習地理就會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獲取,就一定能夠輕松地學好地理。
二、文理交融,學法兼用
在高中的各門課程中,地理與其它學科相比,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文理交融。它既有理科的嚴密性與邏輯性,又具有文科的形象生動與靈活。因此,學習高中地理就要針對不同的內容,分別採用理科或文科的學習方法。
高中地理中的自然地理(主要是高中地理上冊部分),包括宇宙、大氣、海洋、陸地等,主要屬於理科內容。特別是其中的地球運動及時間計算、太陽高度角、各種日照圖以及氣候、洋流、各種等值線圖等內容,具有鮮明的理科特點,需要較多的邏輯思維。學習時,應該採用偏重理科的學習方法,強調理解重於記憶,以會用為目的,側重於對地理原理、地理規律的理解運用,聯系實際分析解決問題。平時還應多做練習,重視解題思路,特別要多畫圖,以加深理解和鞏固所學知識。
高中地理中的人文地理(主要是高中地理下冊和選修教材一)和區域地理(選修教材二),主要屬於文科內容,適合採用偏重文科的學習方法,在理解的基礎上加強記憶非常重要。學習時要多看書,熟悉和掌握知識要點;會看書,把握教材的脈絡和主要思想、觀點;還要多思多想,善於總結,形成自己的看法。學習人文地理側重於觀點、方法的運用,結合實際進行評價與反思。
三、圖文結合,易學好記
地理學習離不開地圖,必須重視地圖,識圖、用圖也是地理學科最重要的基本技能。高中地理教材中有著豐富多彩的各種類型的插圖,與文字配合,使教材內容的呈現更加直觀、形象、生動。學習時,不論是自然地理還是人文地理,都要重視圖的學習和運用,採用圖文結合的方法,才能更好地認識、理解和掌握各種地理事物和現象、地理規律和原理,使地理易懂易學、好記好用。
例如,「晝夜長短和正午太陽高度的變化」內容,必須結合「二分二至日全球晝長和正午太陽高度角」 的圖像來學習,才能闡述清楚,理解透徹,遇到相關知識的試題時才能靈活運用,順利解答,脫離了地圖是難以弄懂和解答這類問題的。又如,「人類與環境」內容,結合「人類社會與環境的相關模式圖」來分析理解,可以使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直觀、形象、簡單、明了地印在我們的腦子里。「世界城市化的進程」內容,結合「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的增長圖」和「上海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展圖」學習,使我們比較容易地理解城市化的概念,記住城市化的三個主要標志。
地圖是地理知識的載體和學習地理最重要的工具,運用地圖記憶地理知識是最准確、最牢固、最有效的記憶方法。地理內容紛繁復雜,但幾乎所有的地理知識都源於它在相關圖上的位置。學習時要做到看書與看圖相結合,將地理知識逐一在圖上查找落實,熟記;平時要多看地圖(還可以填圖、繪圖),「圖不離手」(每次看幾分鍾也行),把地圖印在腦子里,並能在圖上再現知識。這樣,當我們解答地理問題時,頭腦中就能浮現出一幅形象、清晰的地圖:「地球運動」,「大氣分層」,「山河分布」,「洋流流向」,「國家位置」,「鐵路干線」,「工業中心」……於是,我們就可以從中准確而有效地提取需要的信息,從容作答。有的同學可能會認為,看圖太費時間,不如看書來得快。殊不知落實到圖上的知識印象深刻,經久難忘,便於運用,避免了死記硬背文字造成的多次重復耗時,枯燥無味,知識容易張冠李戴等弊病。因而從整體效果上看,圖文結合實際耗時並不多,效果卻很明顯。同學們學習地理,應該養成讀圖用圖的習慣,培養讀圖用圖的能力,只要胸有成「圖」,定能事半功倍。
四、知識聯系,融會貫通
我們知道,高中地理是建立在初中區域地理基礎之上的,初中地理中區域的位置、地形、氣候、河流、資源等地理要素,往往是高中系統地理,特別是人文地理的基礎。因此,具備必要的初中地理知識是學好高中地理的保障。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一些同學的初中地理知識已經淡忘,影響到高中地理的學習,因而有必要在高中地理的學習過程中適當復習一些初中地理的知識。一是可以抽點時間(讀報刊雜志的時間即可)瀏覽一下初中地理教材,主要是地球地圖知識、大洲大洋的分布、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基本情況、中國分區地理等內容,加深這些基礎知識在頭腦中的印象。二是在高中地理的學習中,當涉及初中知識時,及時查找區域地圖或復習初中相關內容,注意高初中知識的有機聯系,把系統地理知識落實到具體的地理區域中去理解、分析、解決問題,使知識得以融會貫通。例如,在高中地理上冊「全球性大氣環流」一節中,「海陸熱力差異使緯向的氣壓帶被分裂為一個個的高低氣壓中心」 的內容,就涉及到初中的海陸分布、印度、蒙古、西伯利亞、夏威夷等具體地方,及時復習熟悉這些地方,才能較好地掌握相關的大氣活動中心的位置、范圍及其移動和影響等內容。在「世界主要的農業地域類型」一節,需要密切聯系美國、澳大利亞、阿根廷、南非、日本、南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初中地理知識,才能學好這一節內容。
4. 中國近一百年的歷史
1840年-1842年 鴉片戰爭
1842年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
19世紀四五十年代 中國無產階級產生
1851年 金田起義、太平天國建立
1856年-1860年 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8年 《愛琿條約》《天津條約》的簽訂
19世紀六七十年代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產生
1860年 《北京條約》的簽訂
19世紀60到90年代 洋務運動
1864年 天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1883年-1885年 中法戰爭
1894年-1895年 甲午中日戰爭
1895年 中日《馬關條約》簽訂
19世紀90年代 帝國主義在中國強占「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
1898年 戊戌變法
1900年 義和團運動高潮,八國聯軍侵略中國
1901年 《辛丑條約》簽訂
1905年 中國同盟會成立
1911年 黃花崗起義、保路運動、武昌起義
民國(1912年到1949年)
1912年 中華民國建立
1913年 二次革命
1915年 新文化運動、護國運動開始
1916年 袁世凱恢復帝制失敗
1919年 五四運動爆發
1921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3年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1925年 五卅慘案、五卅反帝運動爆發
1926年 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
1927年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南昌起義
1928年 井岡山會師
1931年 九·一八事變
1934年 紅軍長征開始
1936年 西安事變
1937年 盧溝橋事變,日軍南京大屠殺
1940年 百團大戰
1941年 皖南事變
1947年 發動「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運動
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 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
1951年 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徹底廢除封建剝削制度
1953年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
1954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誕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76年 四五運動,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8年 改革開放
1992年 鄧小平講話,加快改革開放
1997年 香港回歸
1999年 澳門回歸
5. 中國近代經濟史的過程
中國近代史一般是說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開始到新中國成立1949年為止。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的革命史,中華民族打到封建主義,帝國主意的抗戰史。
6. 幫忙說一下中國交通百年發展史
進入20世紀之後的一百年,中國交通史的研究由創始而繁榮,治交通史的學者歷經艱 苦的耕耘,也取得了豐饒的收獲。
一
正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30年)中討論「史之意義及其范圍 」時所說:「舊史因專供特殊階級誦讀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樞,遂致吾 儕所認為極重要之史跡,有時反闕不載。」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傳統史學體系開 始動搖。20世紀20年代初問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篇幅不過6萬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編,各編均列有「中國 」、「各國」、「綜論」三章。全書以70%的篇幅論述中國歷代交通,因而就中國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稱作我們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後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叢報社長沙鐵路協會,1928年)出版。這兩部專著雖然內容過於簡單,仍然顯 示出中國史學在新的歷史階段的新氣象。交通史作為史學新領域的最初開辟,表現出史 家視野有所開闊,觀念有所革新。
白壽彝著《中國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作為《中國文化史叢書》中的一種, 是第一部較全面地綜合研究中國歷代交通史的學術專著。全書分五篇,分述先秦時代、 秦漢時代、隋唐宋時代、元明清時代及現代中國之交通,對於交通路線、交通設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這部著作出版兩年後就有日譯本刊行東洋,在中國更 多次印行,發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中國交通史作為一個學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後數十年,中國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較顯著的進步。不過,在王倬、袁德宣、白壽 彝之後,除了幾種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徵的交通史讀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題的綜述 歷代交通發展的專著問世。30年代交通部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郵政篇》(1935年)、《交通 史電政篇》(1936年)、《交通史總務篇》(1936年)等,實際上主要都是部門交通史,而 所論說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階段亦偏於晚近。同樣可以歸入部門交通史范疇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種中國公路史、中國鐵路史、中國航運史、中國運河史等研究專著。除了部門 交通史之外,斷代交通史、區域交通史也得以創生和發展。這一現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經跨過粗略籠統進行歷史總結的「概說」的階段,治交通史的學者已經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較為精確地描述交通歷史發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斷代研究和分區研究,即取某一時間階段或空間范圍為限定對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綜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礎。
作為交通史斷代研究的成果,嚴耕望自謂「耗時四十年,文繁兩百萬」的巨制《唐代 交通圖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3,1985年),堪稱具有經典意義的名著。其 成就在於以所論證的若干史實,描繪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圖景,其中多有極其重要的發 現,然而又絕不僅僅是羅列有關交通的史料而已,對於交通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的關系亦有透徹的論述。
《唐代交通圖考》是規模與價值均有空前之意義的交通史巨著。嚴耕望總結其研究所 獲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舉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視為荒蕪絕境,人跡罕到;乃 其實,自漢末至南北朝以來,岷嶺、松潘草原即為西北河湟青海地區南通長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爭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區,蓋地形所限,兩國交通惟此為坦途也。 故唐人於此極力經營,州軍鎮戍星羅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經此詳考,當時唐蕃兵爭 之形勢,使臣商貿之進出,皆得按圖指證。」3.「涼州(近武威)境域,兩宋以來,久陷 荒殘,但於唐世,實為繁榮大都會之一,驛道兩線東達長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謂河 西走廊,遠通西域。其道雖早有經營,但前人於此仍多茫然,岑仲勉雲『漢唐在玉門以 西未見驛傳之記載。』(註: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1962年,第3頁。 )此非一人之見也。乃其實,唐代驛傳之推行遠達安西(今庫車)、北庭(今孚遠)以西諸 屬國,唐代史志與唐人詩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瓜州常樂( 今安西縣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兩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磧道,館驛名稱里 距皆一一詳明;西州(今吐魯番東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東西道 上館驛名稱可知者亦數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驛,不始於唐。」4.「長安北通河上三驛道 ,分達靈(今靈武南)、豐(今狼山、晏江間約N41°·E107°41′—50′)、勝(今托克托 西黃河南十二連城E111°·N40°13′)三州,豐州驛使通傳長安不過四日余,亦近中古 驛傳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鎮之天德軍(約E109°·N41°之西北,進烏梁素海東北水濱 ),其地望久不能詳,近亦准確知之。且賈耽所記天德軍東通雲中(今歸綏、托克托間) 之塞外道,為自古用兵之要,後人無能明之者,亦得據今圖,考故事,一一證之。」5. 「唐與回紇邦交常睦,有豐州高闕(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蘭計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約E103°30′·N42°30′)、庭州特羅堡子(今北塔 山南,約E90°30′·N45°稍南地區)三道相通。此三道今雖不能詳,但大要途程可曉 。且回紇入唐先取鸊鵜泉入高闕至豐州,南下靈、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後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闕東行繞經天德、振武(今歸綏、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長安,迂迴千餘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東北邊塞,居庸(今關)、古 北(今古北口)、盧龍(東晉至唐道出青陘,蓋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關( 今山海關)四道並出,而取途不詳,今得歷歷指證。」7.「飛狐(E114°35′·N39°35 ′)之險,久著史冊,而關隘之要,因時代而轉移,中古北魏前期,尤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門反居其次,此寓有經濟、歷史、地理之 意義,非一般讀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劍南邊區,諸道並出,而通南詔之青溪、石 門兩道為著,此《蠻書》已著錄者,前人考研,頗失粗疏,今皆詳為比證,事乃大明。 」9.「雲南通安南交州之陸道,前人論者多家,皆以今紅河線當之;實則取葉榆河谷, 今盤龍江。」以上所說,都是邊區交通形勢,關於內地交通,又有10.「長安、洛陽為 西東兩都,交通至繁,沿途館驛相次,榆柳蔭翳,軒騎翩翩,鈴鐸應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驛道也。以雲途程,必謂大抵與今隴海路相當,而實不然。自崤山以東,南取永寧( 今洛寧東北、三鄉鎮西北),東循洛水,與今道異,與漢以澠池、新安道為主者亦異。 而兩都間計程八百餘里,置驛三十四五,今考其名號尚十得八九。他如長安太原道、洛 陽太原道、藍田武關道、駱穀道、褒斜道、金牛道、荊襄道、太行東麓走廓道等,館驛 名稱亦頗有可考者。凡此館驛多出於詩人之吟詠,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嚴耕望還寫道:「此外如褒斜、陰平諸道之名實,洛南三關、太行八陘之通塞,黃河 關津之建置,永濟通渠之流程,三峽水運之興盛,大堤商貿之繁榮,渤海海運之發達, 河套、代北水運之績效,以及東南沿海海運之萌芽,諸如此類殆難盡列。」(《唐代交 通圖考》第1冊,第3—5頁)。
《唐代交通圖考》是20世紀中國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這一領域最值得稱羨 的學術成就,就對於以後中國交通史研究的影響而言,也成為學者公認的典範。「此書 已出版之五冊,每冊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線或一地區之交通路線。不但研究驛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誠如有的學者所說,「文中詳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勢、物產、所經過之城市、鄉村、關隘、橋梁、驛站、寺廟等,甚至某處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樹,亦根據資料描述。並附論與該道路有關之歷史事件。」(廖伯源:《嚴耕 望傳》,《國史擬傳》第7輯,1998年6月)對於這部前後歷時半個世紀的大規模研究的 最終成果,學界以其工作條件和工作質量的對比,稱作「一個難以相像的奇跡」,以其 豐厚的學術內涵,譽為「傳之久遠的大著作」(余英時:《中國史學界的朴實楷模—— 敬悼嚴耕望學長》,《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紀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唐代交通圖考》的著述,對於有關資料的發掘採用,有「竭澤而漁」的稱譽。作 者曾經自認為此書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論辯最繁之述作」,「諸凡正史、通鑒、政書 、地書、別史、雜史、詩文、碑刻、佛藏、科技、雜著、類纂諸書,及考古資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論片紙巨篇,搜錄詳密。」但是即使如此,嚴耕望依然誠懇地表示,「 然問題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學術求精,固無際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唐代交通 圖考》第1冊,第2—3頁)
中國交通史是一門新興的學問,許多方面的研究尚屬於拓荒階段,因而學者的辯議, 新論的琢磨,都顯得尤為重要。即使如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這樣堪稱20世紀中國交 通史研究之豐碑的學術名著,因多種原因,其中也不無瑕疵。而關於作者本人對其中某 些結論受到批評時所表示的態度,又更有令人感動的故事。
嚴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圖考》出版前曾以論文形式發表,大陸學者對其 中若干論點曾提出商榷意見。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館驛使壁記>與唐代長安城附近的驛 道和驛館=(《西北歷史資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儻駱道上的幾個驛館 》《(《人文雜志》1984年第4期)、《唐代藍武道上的七盤嶺與韓公堆》(《西北歷史研 究》1987年號,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寶歷年間裴度重修的斜穀道及其所置 驛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 交通》(《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4輯)等論文都對嚴耕望的有關結論提出異議。由 於當時兩岸學者學術交流條件方面的原因,學術對話受到限制。
據劉健明回憶,1995年9月,中國唐史學會在武漢召開第6屆年會,藍勇提交的論文涉 及對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的評論。論文「肯定《圖考》為中 國歷史交通地理的經典之作,但指出有五處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圖考》認為 唐代牛尾驛是今永川長江邊的水驛,但藍勇認為是深處今永川內腹郵亭鋪的一陸驛;2. 《唐代交通圖考》認為唐代金牛道稅人場在今劍閣縣南,但藍勇認為應在廣元市南劍閣 縣北的石洞溝與大朝間;3.《唐代交通圖考》認為唐代開邊縣在今宜賓縣安邊鄉,藍勇 認為應在今雲南水富縣治大灘附近;4.《唐代交通圖考》認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紅崖, 而在白崖,藍勇認為在今彌渡壩子(又稱紅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紅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圖考》認為秦漢至今,四川通雲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門道和清 溪道,藍勇認為明代以來烏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藍勇因有機會遍游中國西南部, 他的論據主要是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結合而提出的。藍勇的論文在最後還提出嚴耕望從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種:1.「長期以來大陸與港台的學術交流不暢,雙 方多處於一種閉門造車的狀態。特別是港台學者往往對大陸學者的已有成果不夠了解, 尤其是對大陸不斷出現的考古資料運用不夠」,「在嚴耕望對唐代西南交通論著中幾乎 沒有對考古資料的運用,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2.「由於交流條件的限制,很長一 段時間內港台學者不可能深入內地進行大量的徒步實地考察,這也是港台歷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於紙上談兵的原因。」3.「由於條件限制,嚴耕望主要參考的地圖為美國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報館中國分省地圖》、《國防研究院地圖》、《 黎明公司中華民國全圖》,這些地圖不論是從比例尺大小、地名陳舊程度,還是標繪的 繁簡程度和准確程度來說都是與50年代以來大陸編繪的各種地圖存在差距,這也一定程 度上影響了其歷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藍勇:《<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 區>品評=,《古代交通生態研究與實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劉健明將藍勇的論文寄交嚴耕望後,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寫道:「藍的評語多能中 肯,值得參考。我寫圖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獻作一番仔細的整理研究,而不能親履 各地勘察為憾!這樣自必發生一些偏差,但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時 間都很有限,縱然能有機會走遍全國,而一個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團體來支持,組合一個團體做工作,而這些在我都談不到,只能獨力奮斗,盡我所能而 已。海外與大陸國內隔絕,能看到國內人著作本極有限,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這 些弱點不難想像,即以藍所提到的三泉縣與牛尾驛,我寫作當時本已懷疑,但為資料所 限,又不能親履其地看看,自是無可如何。其實這類例子一定還相當不少,好在學問本 不是一個人的事,每個人只能盡其在我,盡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績,以供大家參考,再做 進一步的工作。你如與藍通信,請代我謝謝他,並告訴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補正工 夫,那是最好。」這是嚴耕望致劉健明的最後一封信,引錄者以為「信件異常珍貴」( 劉健明:《筆耕室受教記》,《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紀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內容的學者,無疑都會心生同感。從中我們不僅可以領會對待學 術探討和學術爭論的正確態度,體味到一種健康親和的學術空氣,也可以看到中國交通 史研究學者相互繼承,代有推進的學術形勢。
斷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還有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聖《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貨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學界影響相當大的全漢升的名著《唐宋帝國與運河》(商務印書館,1944年) ,以交通對於經濟的作用作為論述的主線。作者因宋代經濟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這一學術領域的開創者。當時漕運對於經濟的意義,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鏞《隋唐時 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年),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5年),彭雲鶴《明清漕運史》(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運》(中華書局,1995年)等學術專著,也都對交通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乃至政治權 力的重要支撐的意義,進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關漕運的研究有較為集中的成果, 體現出對這種交通形式的歷史作用的特殊重視。
如嚴耕望所說,交通現象往往「寓有經濟、歷史、地理之意義」。有的中國交通史研 究專著則並不局限於交通於經濟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較重視交通的文化作用,這 樣研究角度,或許是值得肯定的。
作為區域交通史研究的學術專著,陳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藍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黎小龍等《交通貿易與西南 開發》(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陸韌《雲南對外交通史》(雲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視。作為一種特殊的區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楊聰編著《中國少數民 族地區交通運輸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書具有值得肯定的價值。在少數民 族聚居的地區,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條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條件。楊著匯集了雲南、廣西、貴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區、西藏、新疆、青海、 甘肅、寧夏、內蒙古等地區交通史研究的收獲,進行了有開拓意義的工作,只是論述各 地區古代交通的部分,內容比較簡略。
上述中國交通史研究專著中,陳小平、藍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獻資料和考古資 料相結合,又藉助實地考察的收獲完成的。
二
以上說到的學術專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學術論文作為階段性成果 的。如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出版前已有數十篇專題論文發表,這樣的專著具有堅實 深厚的學術根基。回顧中國交通史研究的歷程,應當肯定這一學科分支的基本構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學內涵的重要的學術論文為基礎建立的。
在20世紀史學學術史上留有姓名的歷史學學者,許多都曾經關注過中國交通史研究的 進步,發表過中國交通史研究的論著。例如,王國維《古行記四種校錄》、《長春真人 西遊記校注》(《王國維遺書》經13冊,商務印書館,1940年),陳垣《大唐西域記撰人 辯機》(《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 》第1集,中華書局,1980年),收入《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車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車與騎》等篇,岑仲勉《<西域 傳>各國去長安及去都護里距表=(《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顧 頡剛《<穆天子傳>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黃文弼《兩 漢通西域路線之變遷》(《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論古水 道與交通》(《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釋古長 江下游之交通》(《圖書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歷史的考察 》(《東方雜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鄭天挺《歷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雜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華書局,1980年),吳晗《傳·過 所·路引的歷史》(《中國建設》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 與南朝的陸路交通》(《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於省吾《武王伐 紂行程考》(《禹貢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劉敦願《試論古代黃 淮下游之與江漢地區間的交通關系》(《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巴蜀書社,1990年) 等,都是中國交通史研究的名作。這些論著用現在的眼光看來,有些並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為研究對象,但是其內容涉及交通史,甚至關繫到交通史的重大課題;有些論著發 表較早,後來因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工作的進步,若干論點顯得陳舊,但是在當時卻曾 經對這一學科分支的進步發生過不宜忽視的影響。
於省吾曾經討論殷墟卜辭中「+[外辶內至]」字的意義,以為 馹為後起的代字。」(《 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第279頁)《說文·馬部》:「馹,傳也。」卜 辭中所見乘+[外辶內至]而行的文字,說明殷代已經出現以傳遞信息為主要職能的馹傳制度(《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馹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見「周行」「周道」,傳統經學均以禮制道義為釋,只有朱熹在《詩集 傳》中解釋為「大路」、「大道」。不過,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視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級列位和道德准則解說「周行」、「周道」的說法佔據上風,對古代交通建設有所肯 定的朱說幾被淹沒。顧頡剛曾經在《周道與周行》一文中推揚朱熹之說,並且有進一步 的論證(《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楊升南的論文《說「周行」「周道— —西周時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雜志叢刊第2輯,1984年8月)進一步明確 了「周行」、「周道」於交通史的意義,又以金文資料以為新證,指出「周道」應是由 周王室修築,通往各地,聯系各諸侯國的一種道路的專稱。楊文又考定了當時由王室中 心地區通向各諸侯國的幾條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並且對於「周道」的特點及其設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人文雜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聯書店,1963年),陳盤《春秋列國的交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關於春秋時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盧雲《戰國時期主要陸 路交通初探》(《歷史地理研究》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對於戰國陸路交通 形勢的概況進行了總結。
對於漢代交通研究有開創作用,於中國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經典意義的勞干題為《論漢 代之陸運與水運》的著名論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從陸 路運輸和水路運輸兩個方面詳盡地論述了漢代交通的歷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對河濟文化之區勢成居高臨下,農藝之民艱於守御,有國者不得不悉其國力以防胡虜之 南侵。於是邦國之政事與軍備皆北重於南,陸重於海;而西北之區遂為國家首善。然以 民族發展之方位言之,則經濟發展之趨向在南而不在北,國防發展之趨向在北而不在南 。」「今於漢世水陸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見漢朝帝國雖賴陸運以維持國家之完整,供給 國防之軍資,而緣海之地則海運常重於陸運。漢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陸上危機大於緣海 。其間不能不有所輕重。」這樣的論述,已經不是就交通論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會 文化背景和社會文化作用。有關「海運」乃至「海事」之輕重的分析,甚至關繫到我們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觀課題。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交通發展歷程中成就特別突出的歷史 時期。研究秦漢時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論文,還有呂思勉《漢代亭傳之制》(《學林》第4 輯,1941年2月),王毓瑚《秦漢帝國之經濟及交通地理》(《文史雜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漢時期國內之交通路線》(《文史雜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孫毓棠《漢代的 交通》(《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孫毓棠學術論文集》 ,中華書局,1995年),武伯綸《秦漢車制雜議》(《西北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陳 直《漢晉過所通考》(《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漢簡研究·居延漢簡綜論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陳沅遠《唐代驛制考》(《史學年報》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嚴耕望《唐代國內交 通與都市》(《大陸雜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會學 院學報》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論文(註:除上文提到的論文外 ,又有《儻駱古道的發展特點具體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陝古道 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藍田縣的兩個石門與唐長安附近藍武道北段的水陸聯運問題 》、《論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東驛館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王文楚的系列論文(註:如《唐兩京驛路考》、《西安洛陽間 陸路交通的歷史發展》、《唐代洛陽至襄州》、《唐代長安至襄州荊州驛路考》、《唐 代太原至長安驛路考》、《唐代洛陽至魏州幽州驛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叢 考》(中華書局,1996年)。)、辛德勇的系列論文(註:如《唐<東渭橋記>碑讀後=,《 唐長安都亭驛考辨》、《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漢唐期間長安附近的水路 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等,都對唐代 交通史研究有所推進。
王夔強《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慶《兩宋時代之交通事業》(《正風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鄒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開封師院學報》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東京至遼南京驛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書局,1996年)等論文,說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點。
元代驛傳制度的發達久已受到重視。當時驛傳系統聯系范圍之廣,為前代所未有。李 夢瑛《「站」與「站赤」》(《禹貢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與站赤 考釋》(《東方雜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 ,1962年),潘念慈《關於元代的驛傳》(《歷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陳得芝、施一揆 《「關於元代的驛傳」一文的資料問題》(《歷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國藩《元王 惲驛赴上都行程考釋》(《大陸雜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陳得芝《元嶺北行 省諸驛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遼陽 省驛道考略》(《北方論叢》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價值的論文。羅哲文《元 代「運筏圖」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討了當時水運的具體形式。研究元代水 運的論文,還有張蓉初《元代大都糧食的運輸》(《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賴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運》(《歷史教學》1958年第5期),袁國藩《元初河 漕轉變之研究》(《大陸雜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論述明清時期交通的比較重要的論文,有萬國鼎《明清漕運概要》(《政治季刊》第4 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關系》(《歷史教學》1957年第9期) ,吳緝華《明代的海陸兼運及運河的浚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 冊,1958年),樊樹志《明清漕運述略》(《學術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 對大運河的治理》(《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楊杭軍《略論清朝嘉道時期漕運 之弊及其影響》(《中州學刊》1998年第1期)和陳峰《略論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學學 報》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運組織管理的消極面進行分析,揭露了當時交通制度的弊端 。
對於以往少有人注意的邊地交通、少數民族政權交通,也有一些學者矚目,發表過有 重要學術價值的論著。如黃文弼《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學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國瑜 《諸葛亮南征的路線考說》(《思
7. 中國歷史上經濟搞得最好的是哪個朝代
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朝代是宋朝。
宋朝人口首次突破1億的階梯,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北宋的首都汴梁人口超過15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經濟總量居當時世界第一位。經濟強盛的另一個表現是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最直觀的例子是《清明上河圖》里所展現出的超越以前任何朝代的商業繁榮。
據英國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趙匡胤建立宋朝的公元960年時,年人均GDP已達到600美元,經濟總量佔全球的21%,「人均收入上就已經是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國家」;宋朝財政收入峰值達到1.6億貫,按照「1貫=1000枚制錢=1兩白銀」的公式作個簡單推算,宋朝年財政收入的最高值達1.6億兩白銀,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北宋中後期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達10000萬貫。
明隆慶5年(1571)歲入白銀250萬兩。參照黃仁宇先生的估算,明朝正常的歲入最多也只有1500萬兩,緊急時期達到2500萬兩。以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那麼明朝的正常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
清朝的財政狀況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後),歲入約為4000萬兩,仍然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3倍。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
(7)中國百年經濟發展史擴展閱讀:
宋朝在對外貿易方面,強盛的經濟一方面來自外貿的增長,另一方面又為對外貿易注入了活力,加上造船技術的進步和指南針導航的應用,使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大增強,除了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傳統貿易夥伴,宋朝的貿易對象還包括了其它亞洲國家以及一部分非洲、歐洲國家。
宋朝已經可以建造300噸的大船,用指南針導航,而數百年後哥倫布的航船才120噸。英國學者巴茲爾·戴維遜在《古老非洲的再發現》一書中認為:「十二世紀前後,中國造船就技術上來講,已經能夠航行到任何船隻所能到達的地方。」
瓷器、絲綢等是宋朝海外貿易的「拳手產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宋代「五大名窯」出產的瓷器享譽海外,根據史料的記載和考古發現,當時進出口商品多達300多種,印刷術、火葯、指南針等中國的發明也隨著海外貿易走向越來越多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