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影響分析

① 試分析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因素都有哪些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都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但由於經濟發展的內涵要比經濟增長的內涵寬得多,因而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也就要比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多而復雜.其中,自然因素、人口數量、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四大因素對一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1、自然因素
自然資源的特點和在人類生產與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的數量、質量和構成及其分布狀況,對經濟發展關系極大.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或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自然資源是影響勞動生產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的生產技術水平下,自然資源數量的多少、質量的優劣不同,勞動生產率也就不同.
第二,自然資源是形成產品實體的物質源泉,其質量決定著社會產出品的效用,數量決定著社會產出品的規模.
第三,自然資源是制約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一般說來,一國自然資源的構成不同,會由此形成與之相適應的不同的產業部門.
第四,自然資源制約著生產力布局.
2、人口數量
人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統一,人口發展必須與物質資料生產發展相適應.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者,是社會生產力的主體,一定的人口數量是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適當的人口增長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另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者又是有條件的,不僅要同生產資料相結合,還要受年齡、體質和技能的限制.而人作為消費者又是無條件的,從生到死整個周期都要消費.人口的過快增長對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同時還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有的甚至直接威脅到社會的安定.
3、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其他方面也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些作用主要表現在：第一,它是人類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的強大武器.
第二,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高度化.
第三,能改變勞動者的就業結構和勞動力的構成,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
第四,它是促進生產關系變革和制度創新的有力杠桿.
第五,它是促進文化教育知識的不斷更新,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培養人才,開發人力資源的強有力的手段.
第六,為領導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奠定了基礎.
第七,能促進人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
第八,能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使世界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日趨國際化.
第九,它還是一國國防現代化的基礎,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
4、文化教育
對人力資源的開發是通過人力投資實現的,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體力投資,一是智力投資.教育是對人的智力投資,是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的各種途徑中最重要的途徑.教育雖然不能直接提供產品,但能提高生產產品的勞動者的智力素質和思想素質,從而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和源泉.尤其在當代,如果說科學技術是帶動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那麼,教育則是推動這個火車頭的動力源.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1985年的統計,文盲數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按相反方向變化.經濟發達國家平均文盲率為2.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8324美元；發展中國家平均文盲率為38.2%,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則下降為656美元；最不發達國家平均文盲率為67.6%,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195美元.
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教育能夠提高普通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素質.經過教育形成的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的存量越大,越來越成為當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現代經濟增長有兩個趨勢,一是從資本——收入比率的長期變動來看,資金相對於收入而言使用得越來越少；二是國民收入相對於國民資源(用於生產收入的土地、實際勞動量和再生產性基金的數量)而言增長得越來越快.產生這兩個趨勢的根源是人力資源的增長,人的能力的改進,這最終是教育的作用.據世界銀行1980年的報告,44個發展中國家教育投資的所有收益率超過世界銀行標準的可接受的最低比率10%以上,其中初等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平均為22%；中等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分別為17%和14%；高等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分別為13%和12%.
第二,教育是培養科技人才的惟一途徑.為加強綜合國力,世界各國在高新技術領域展開了激烈的角逐.發展高新技術的競爭,其實質是知識和人才的競爭,是人們掌握和運用最新技術能力的競爭.在這場世界空前的、全球規模的經濟和科技激烈競爭中,競爭的焦點是科技競爭,而科技競爭的核心則是人才競爭.為在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發達國家都在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資,大力培養年輕科技人才.
在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不只缺物質資本(機器設備),更缺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不能與物質資本保持齊頭並進,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極大限制因素.造成這種後果的根源是教育投資不足和投資效率低下.因此,必須增加教育投資,並通過制定正確的教育發展戰略提高教育投資效率,使人力資源發展與經濟發展協調一致.

② 為什麼要選擇分析"一帶一路"的經濟影響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實現戰略轉變。這一構想已經引起了國內和相關國家、地區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和強烈共鳴。之所以產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就在於這一宏偉構想有著極其深遠的重要意義。
首先，「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順應了我國對外開放區域結構轉型的需要。眾所周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從1979年開始，我們先後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個經濟特區，開放和開發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東新區，相繼開放了13個沿邊、6個沿江和18個內陸省會城市，建立了眾多的特殊政策園區。但顯然，前期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東南沿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成為了「領頭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始終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東、中、西部的區域失衡。「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起始於西部，也主要經過西部通向西亞和歐洲，這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由中西部地區作為新的牽動者承擔著開發與振興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二廣大區域的重任，與東部地區一起承擔著中國走出去的重任。同時，東部地區正在通過連片式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轉型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需要。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我們亟需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因此，當初的對外開放主要是以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主。有數據顯示，1979至2012年，中國共引進外商項目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12761.08億美元。不可否認，這些外資和外國資本對於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說，這是一次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性產業大轉移。而今，盡管國內仍然需要大規模有效和技術改造升級，但我們已經具備了要素輸出的能力。據統計，2014年末，中國對外已經突破了千億美元，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一帶一路」建設恰好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新趨勢。「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將中國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優質的過剩產能輸送出去，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的成果。
第三，「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中國與其他經濟合作國家結構轉變的需要。在中國對外開放的早期，以歐、美、日等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有著資本、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優勢，而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就恰好成為他們最大的樂園。所以，中國早期的對外開放可以說主要針對的是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今，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面轉型升級的重任。長期建設形成的一些產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許多處於發展中的國家卻面臨著當初中國同樣的難題。因此，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比如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他們發展一些產業比如紡織服裝、家電、甚至汽車製造、鋼鐵、電力等，提高他們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生產能力，就順應了中國產業技術升級的需要。
第四，「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國際經貿合作與經貿機制轉型的需要。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中國「入世」對我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WTO這一被大多數成員國一致遵守國家經貿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少數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封鎖。但是，近年來國際經貿機制又在發生深刻變化並有新的動向。「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自由貿易區戰略是緊密聯系的。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在建自貿區，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在建的自由貿易區中，大部分是處於「一帶一路」沿線上。因此，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必將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而得到落實和發展。

③ 分析股市對經濟的影響

股市對經濟的影響：1.股市重挫江打擊消費信心和投資信心。2.財富縮水將顯著抑專制國內消費需求增長。3.股市下屬跌對房市將產生深遠影響。4.負財富效應對我國經濟增產生不利影響。5.股市重挫將增加我國的金融風險。 望蟲子採納~辛苦找的~

④ 分析宏觀經濟對給我們什麼影響

一、熟悉指標與搜集資料 經濟運行與發展是一個抽象的過程，其變化與結果都不能為人們所直接接觸到，而主要是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指標反映出來的。各種經濟指標在經濟運行中互為條件，彼此關聯，互相影響，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並按照一定的規律發展變化著。如果國民經濟運轉出現異常，那麼，一定會有一些指標率先反映出來。正是由於經濟變數間存在的這種內在聯系，才使我們對宏觀經濟的分析成為可能。因此，宏觀分析的首要步驟就是熟悉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各項指標。如果要分析國民經濟形勢，那麼首先就必須對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的各項主要指標，如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物價總指數、工農業總產值等等有充分的了解；如果要分析貨幣形勢與貨幣政策就需要熟悉貨幣供應量、金融機構貸款、居民儲蓄存款等等金融指標。 （1）指標的分類 由於宏觀經濟現象的錯綜復雜與類型多樣，因而反映這些現象的指標也是多種多樣的，但概括起來不外是總量指標、相對指標和平均指標三類。 ①總量指標。總量指標指在統計資料匯總後得到的總和指標，從指標的數字來看錶現為絕對數。它反映了某種宏觀經濟現象在一定時間、地點和條件下的規模和水平。總量指標按其所說明的總體內容的不同，又可分為說明總體各單位某一數量標志值總和的標志總量與表明總體單位總數的單位總數。例如國民生產總值、工業生產總值、農業生產總值、利潤總額等都屬於標志總量，而企業總數、機構總數、職工總數等則屬於單位總數。 總量指標是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情和國力，反映一個地區、部門或單位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的基本指標。同時，總量指標還是計算相對指標與平均指標的基礎，相對指標和平均指標是總量指標的派生指標。總量指標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相對指標與平均指標的計算結果。因此，總量指標是進行宏觀分析、研究經濟運行客觀規律的重要依據。 正確計算和運用總量指標必須堅持以下幾個原則：首先，必須明確各項總量指標的涵義、范圍，分清它與有關指標的界限。例如，在考察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時，只有明確它們各自的涵義與范圍才能正確運用這些指標來進行分析。 其次，不同種類的實物總量指標的數值不能加總，只有同類現象才能計算實物總量。石油產量與電視機產量顯然不能加總，而同為農作物的小麥產量與棉花產量也不可混為一談。 最後，同類現象的總量指標的數值其計量單位必須一致才能加總，否則必須先換算成統一的計量單位。 ②相對指標。相對指標是社會經濟現象中兩個有關指標之比，它表明了各種經濟現象間的數量對比關系。相對指標的表現形式一般有百分數、千分數、系數、倍數等，其中，百分數是最常用的一種。 相對指標的優點在於它把反映分子分母兩個社會經濟現象的具體數值進行了抽象，因而便於在現象間進行對比分析。 相對指標能將社會經濟現象間的數量對比關系作出明確的說明。例如，通過將工業總產值與工農業總產值進行對比，或將報告期某種主要產品產量與基期該產品產量進行對比等，可以表明經濟現象的結構、發展速度和相對強度，為深入分析提供了依據。另外，相對指標還能將現象的絕對數的差異抽象化，使一些不能直接對比的總量指標可以進行對比。 相對指標主要包括以下幾種：第一，計劃完成相對指標。它是實際完成數與計劃完成數之比，主要用於反映計劃完成情況。 第二，結構相對指標。它是總體中不同性質的各部分有關數值與總體數值之比，反映各部分在總體中所佔的比重。例如外貿出口額與進出口總額的比值就反映了出口額在進出口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另外，通過考察不同時期結構相對指標的變化，可以看出事物的變化過程及其發展趨勢。 第三，比較相對指標。它是指同一時期某一同類現象在不同空間的對比，表明某一同類現象在各國、各地或各部分之間的相對差異程度。比如甲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與乙國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就反映了甲乙兩國在經濟實力上的差距。 第四，動態相對指標。它是某一現象的報告期數值與同一現象基期數值之比，反映了事物的發展速度或增長速度。例如我國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為44，918億元，1993年為34，477億元，1994年為1993年的111．6％，即增長11．6％（按可比價格）。

⑤ 經濟影響分析的需要進行經濟影響分析的項目特徵

原則上對一般性項目不需要進行經濟影響分析，只有對區域經濟、產業發展或宏觀經濟版能夠產生明顯影響的項目，權才有必要進行經濟影響分析。
需要進行經濟影響分析的項目，一般應具有下列部分或全部特徵：
(1)投資規模巨大、建設工期較長(橫跨5年甚至10年規劃);
(2)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戰略地位，項目實施對所在區域或宏觀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或相關群體利益格局等產生較大影響;
(3)項目實施會帶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引發關聯產業或新產業的產生和發展;
(4)項目對生態及社會環境影響范圍廣，持續時間長;
(5)項目對國家經濟安全產生影響;
(6)項目對區域或國家長期財政收支產生較大影響;
(7)項目的投入或產出對進出口影響較大;
(8)項目能夠對區域或宏觀經濟產生其他重大影響。

⑥ 如何分析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摘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1、在方法論上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3、在發展政策上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參考文獻：[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2]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陳宗勝.發展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5]周業安.關於當前中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反思[J].經濟研究，2001（7）.[6]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7]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⑦ 經濟學分析包括哪些內容

經濟學分析是一個極為寬泛的概念,J·熊彼特從經濟分析史的角度,將它定義為「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主要包括三種大的範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有五個基本組成部分：界定經濟環境、設定行為假設、給出制度安排、選擇均衡結果、以及進行評估比較。任何一個經濟理論基本上都是由這五個部分組成的。對這五個部份的討論自然會引申到如何按科學的研究方法將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並且可以逐步深入地研究各種經濟現象，發展出新的經濟理論。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通常所採用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它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參照系，給出度量標尺，提供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