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經濟發展動態
一、當前中國經濟是否過熱
對這個問題，國內經濟界人士認識不大一致，而且標准也不完全一樣。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總體上是正常的，但在部分行業已局部出現過熱的苗頭。
① 當前的經濟加速增長，是多年堅持改革開放的成果，更是近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及其他一系列宏觀政策的結果。
②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為經濟持續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
③中國仍將是國際投資的熱土。
④在某些部門、某些領域、某些方面則已出現了過熱的跡象。
二、「三農」和城鄉、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
「三農」問題突出表現在農民收入上。「九五」期間，農民收入增幅連續4年下降，1997～2000年農民出售農產品收入四年合計人均減少183元，出現增產不增收的局面。同時，少數不仁富豪的出現以及貧富差距、地域差距的日趨擴大，造成社會分配不公,不穩定因素增加。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絕對量之比在20世紀80年代為1.8∶1，到2001年上升為2.9∶1，2002年上升至3.1∶1。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的財政補貼，這一比例將達到6∶1，這一比例在世界范圍內都不多見。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日益下降，1997年為4.6%，1998年為4.3%，1999年降至2.1%，2003年上半年農民人均收入1158元，同比增長2.5%，增速下降了3.4個百分點。
同時，各地區和各類人群的收入差距也在繼續擴大。衡量收入分化程度有兩個經濟指標，一是財富集中程度，一是基尼系數。2002年中國總計8.69億儲蓄存款中的50%為不足10%的人群所擁有，社會財富已日趨集中於少數人手中。200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59，較1980年改革之初的0.33上漲了近40%。[1]另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00年100個最發達縣(市)的縣均GDP是106.6億元，為最不發達的l00個縣(市)5億元的21倍；前者的縣均地方財政收入為4億元，為後者0.23億元的17.4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前者為後者的11.6倍。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前者為後者的9.6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前者為後者的4.3倍。而且，兩者在教育、衛生、醫療等社會發展方面的差距也很大。2001年，中國東、中、西部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3267元、2165元和l662元，差距在繼續擴大，收入比例(以西部為1)由2002年的1.92∶1.30∶1擴大為1.97∶1.30∶1。東、中、西部農民生活消費水平差距也在擴大，生活消費支出比為1.69∶1.19∶1。
中國政府業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採取了一系列解決「三農」問題的措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等都是針對廣大落後貧困地區的政策舉措，旨在提供公平增長的空間，今後要進一步加強。
三、就業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數量多而素質不高，盡管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眾多的就業崗位，但仍難以滿足充分就業的要求。按照目前的產業結構和GDP年增長率為7%～8%計算，每年新增就業崗位約800～1000萬個，只能基本滿足每年新成長的勞動力（1000～1200萬人）的就業需要。但還有如下幾方面因素必須考慮。
①由於中國的人口基數大，新成長的勞動力和勞動年齡人口總數將繼續增長。據統計，在總人口中，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1982年為61.5%，1990年為66.7%，1995年為67.2%，2000年為70.1%，2002年為70.3%。因此,這部分勞動力總量會繼續增多。
②不斷增加的城鎮登記失業人口。2001年底登記失業率為3.6%,2002年底為4.0%。2003年上半年上升為4.2%，如包括未登記的失業者，城鎮失業率可能達到8%左右，即約1500萬人。這些失業者有相當一部分急需解決就業問題。
③未再就業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2001年底為515萬人，2002年9月底為439萬人，為1998年以來最低水平，但其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就業機會較少，加上大齡和技術水平低，再就業問題就更難解決。目前中國人均GDP已達1000美元，正處於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階段，今後隨著技術進步、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員工的轉崗、下崗將成為不可避免的經常現象。
④最大的問題是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問題。1990年底，中國總人口為114333萬人，其中農業人口90446萬人，非農業人口23887萬人；到2002年底總人口增加到128453萬人，其中農業人口93269萬人，非農業人口35184萬人。即非農業人口增加了11299萬人，其中一部分是人口增長的結果，另一部分是從農業轉移過來的。但農業總人口絕對數仍有增加。據估計，目前農業剩餘勞動力有1.5億～2.0億人，目前有9000萬左右在城裡打工，還有0.6億～1.1億人需要解決其就業問題。
一方面是勞動力資源不斷增加，另一方面是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在逐漸減少。由於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中國每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所創造的就業崗位，20世紀80年代約為240萬個，而90年代以來只有70萬～100萬個。今後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還會繼續降低。因此，就業問題將是今後幾十年內都要特別關注的大問題。因此，黨中央、國務院對就業問題高度重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別強調，要「把就業和再就業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四、資源與環境問題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對資源與環境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首先,應該正確認識中國「地大物博」問題。的確，中國是世界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自然資源也很豐富，但是由於國土地形復雜，水土資源短缺，生態環境脆弱，且人口眾多，因而問題很大。2002年中國共有耕地18.89億畝，人均耕地約1.47畝，為世界人均數的45%；全國有660多個縣區人均耕地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0.8畝的警戒線，其中463個縣區低於0.5畝。人均水資源為世界人均數的1/4；全國600多個城市中，一半缺水；108個重要城市因缺水每年損失工業總產值約600億元。全國屬於乾旱、半乾旱及裸露岩溶地區的面積占陸地總面積的43.5%。50多年來，盡管國家在生態環境建設方面取得很大成績，但由於中國生態環境條件先天不足，人口增長過快，經濟發展迅速，生產和消費方式落後，亂墾濫伐、廣種薄收、超載放牧，過度開發利用水土林草資源，使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38%，每年流失土壤量達50多億噸；中國荒漠化（含荒漠）土地面積267.4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28%。[2]在礦物資源中，大部分礦種只能供應到2010年，如不加強勘探開發，到2020年將處於全面緊缺狀態，即使像煤炭這種長期以來被認為中國十分豐富的礦產資源，到2010～2020年供給率也不高。石油問題就更大，按最低需求量計算，到2010～2020年，國內的開發生產也只能滿足需求的50%左右，石油的大量進口，對於國家經濟安全將是一個嚴重挑戰。
其次,中國很多部門、企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都較低，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能源、資源的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嚴重，帶來的社會、經濟損失極大 。
高度重視資源環境問題，把可持續發展列為基本國策，對國土、資源要開發、保護、節約並重，並樹立資源的全球利用觀念，鼓勵企業「走出去」開發資源，同時要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大力防治環境污染，減排SO2和CO2，實現綠色生產，保護人民身體健康。
此外，還有一些問題，如對外開放中如何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限制、制裁和反限制問題；如何應對美、日等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如何推進新型工業化和逐步提升城市化的問題；如何更好地保障經濟、政治、國防等方面的國家安全問題，等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慎重處理的大問題。
總的來看，中國經濟已進入新的快速增長期。中國經濟發展2010年以前的目標是GDP總量將翻一番達到2萬億美元，超過法國居全球第四位，GDP增長率保持在7.8%～8.9%之間。國外研究機構對2000～2010年GDP增長率的預測：亞洲開發銀行認為是6%；世界銀行認為是6.9%；美國高盛公司認為是7.2%；2010～2020年GDP總量在前一步的基礎上再翻一番，經濟規模達到4萬億美元，中國經濟佔全球比重提升為5%以上，超過德國排全球第三位，基本上完成工業化，GDP增長率為年7.18%左右。由於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地區和城鄉差距大等因素，致使人均GDP僅達到3000美元以上，也有可能達到4000美元。總之，中國在這20年仍是經濟轉型與起飛階段，將屬於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2020～2050年是從工業化向現代化過渡的後30年，預測GDP增長率保持在5%左右，GDP總量再翻兩番。經濟規模在2035年達到10萬億美元，相當於現在的美國經濟總量水平，2040年超過日本居全球第二位，2050年將要達到16萬億美元，中國經濟佔全球比重將為15%以上。如果在人口生育政策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到1萬美元。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國，實現中國人民二百年來強國富民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2. 新常態下什麼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李佐軍談中國大勢·發展動力（24）
李佐軍
中國經濟正在尋求向新常態過渡的新動力。只要新動力找到，向新常態平穩過渡就基本無憂。長期以來，很多人根據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理論的基本原理，將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反復在增加出口和擴大內需上做文章。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只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三大發動機」是近年來筆者根據自己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或「五人理論」，即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對經濟發展動力的新概括。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與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的釋放改革紅利、推進結構調整、強化創新驅動（簡言之，改革、轉型、創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變革即制度改革，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規、標准規則、政府等組織、市場機制、宏觀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無形制度，以及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優化（新型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區域結構優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消費結構優化（消費結構升級）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與要素投入有區別，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級則是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的質的提升。
為什麼「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首先，制度變革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經濟發展依賴於企業、創業者、勞動力、地方政府等各個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各個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依賴於好的制度設計，好的制度表現為權責清晰、責權利對稱、實施機制明確、各方共識度高。長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復博弈的結果，好的制度不會自動形成，需要通過社會主導群體良性博弈形成，特別是通過發揮執政者的長期理性和民眾的首創精神形成。現實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或者是單純追求GDP增長而忽視科學發展的，因此需要對現有制度進行改革，以使其變成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過三個方面釋放紅利或促進經濟發展：一是通過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紅利；二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釋放紅利；三是通過改善或提升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釋放紅利。
其次，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過程性動力。所謂「過程性動力」相當於經濟發展的「隨行加油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賦予發展動力。結構優化的實質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源泉。對此，亞當·斯密已有充分論證，簡單說就是發展取決於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決於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決於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來，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見的手」，在我們現在看來，好的制度是「看不見的手」（市場）和「看得見的手」（政府）兩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結構優化是如何帶來經濟發展的呢？我們來看看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結構優化的表現。從分工角度看，工業化和產業轉型升級就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從較低效率工業部門向較高效率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其結果是國民經濟效率的提高；城鎮化就是人口和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農村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從較低效率城鎮向較高效率城鎮轉移的過程，其結果也是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區域內不同地區分工協作的深化，進而共同提高效率、實現共同發展。
再次，要素升級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勞動力、資金、技術、資源等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要素從兩個層面起作用：一個層面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如大規模增加勞動力和資金投入帶來經濟發展，另一個層面是要素升級（或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或檔次）帶來經濟發展。要素升級比較典型的表現是前面已提到的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信息化等。技術進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種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顯著提高附加值，促進經濟發展。我們只要想想互聯網技術是如何極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顯著地增加各種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術進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資本既包括一般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也包括企業家才能，人力資本提升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和企業家綜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無疑會帶來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發展。
上面分別對「三大發動機」為何是經濟發展根本動力進行了簡要分析，這還不夠，還需要從整體上進行分析。從最簡化的生產函數關系式Q＝f（L、K）中，我們也能看到「三大發動機」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生產函數關系式左邊是產量Q或GDP，相當於衡量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右邊是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表面看，在這個關系式中找不到「三駕馬車」的影子，但細一想就會發現，產量中不能被勞動和資本投入解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隱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就是「三大發動機」。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發動機」制約，如資本既是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作為結果必受制度變革、技術進步等的影響。
這里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三大發動機」並非是完全並行的，其中制度變革是根源性發動機，因為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兩大發動機都要受其制約和影響。在好的制度下，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都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則不能得到順利地推進。因此，發動「三大發動機」的關鍵是抓住制度變革這個「牛鼻子」，綱舉則目張。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時期，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是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如何找准新動力又是尋找新動力的關鍵。找准新動力不能想當然拍腦袋，或僅根據經驗進行判斷，還要將找新動力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分析基礎上。過去一段時期，我們囿於既有的部分理論，將視野局限在需求邊短期動力——「三駕馬車」上，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擴大消費，結果是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金融政策、財稅政策、投資政策等來拉動經濟增長，雖然帶來了短期立竿見影的增長，但也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後遺症，以至於現在不得不花較長的時間對前期刺激政策進行消化，不得不全力應對高房價、高負債、高產能過剩等經濟風險。鑒此，當前和今後我們要優先推進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的轉型，從主要依靠「三駕馬車」轉向主要依靠「三大發動機」，特別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部署，緊緊抓住全面改革這個「牛鼻子」，推進經濟全面轉型，強化創新驅動，努力使中國經濟較快地進入到一個好的新常態中。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中國經濟時報社 作者：李佐軍 編輯：曹陽
3. 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有哪些
中國的經濟數據長期以來一直受到質疑，英國《金融時報》載文指出，毋庸置疑，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切實存在。在未來幾年，8%到10%的實際增長率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文章認為，在微觀層面上，中國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確實存在，而且還造就了全新的企業和行業。數以千萬計的人口現在越過了溫飽線，第一次有了可以隨意使用的可支配收入。他們正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行使這種權力，例如，他們能夠選擇三種不同的大米，不像以前那樣只有一種可選。
從全國層面來看，消費者需求也在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是受出口導向型活動驅動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低成本製造中心。它已經享受到了直接投資帶來的好處。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建立新工廠和基礎設施，生產產品滿足全球的需求。國內活動的重要性在於，它可讓中國經受住美國或其它國家偶爾經濟放緩的沖擊。
文章認為，中國正在進行的金融改革，其重要性也是雙重的。在微觀層面，這些改革措施正在創造向一些公司投資的機遇。其中有些公司是我們以前不可能涉足的——確切說，就是中國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盡管第一批進入市場的公司一般都是規模最大、以前由國家掌控的銀行，它們在質量和特性方面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話說回來，它們的標價相當具有吸引力。
4. 論述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和經濟波動三者之間的關系
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和經濟波動三者之間的關系
三者是對立統一的。
經濟增長是以側重量化分析，經濟發展側重結構分析，經濟波動是經濟發展中的必然過程。結構調整合理，經濟適度增長則波動頻率會小；反之，則波動幅度大。
經濟增長通常是指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上，一個國家人均產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續增加。經濟增長率的高低體現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經濟實力增長速度的標志。決定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投資量、勞動量、生產率水平。用現價計算的GDP，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規模，用不變價計算的GDP可以用來計算經濟增長的速度。
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福利增長過程，它不僅是財富和經濟機體的量的增加和擴張，而且還意味著其質的方面的變化，即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創新，社會生活質量和投入產出效益的提高。簡而言之，經濟發展就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持續高級化的創新過程或變化過程。
生產力水平或高或低，經濟增長率忽上忽下，就不可避免，並構成經濟增長的常態，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經濟波動。短期的經濟波動通常稱為經濟周期
關於經濟波動的三個事實：
經濟波動是無規律的且不可預測；
大多數宏觀經濟變數同時波動;
隨著產量減少，失業增加。
5. 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什麼
改革創新。
國務院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是改革創新。通過改革，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使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狀況；通過創新，推動科技發展，提高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
這一論斷，是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特點提出的：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呈現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要深刻認識我國經濟發展新特點新要求，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要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性戰略調整，把創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強大動力。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創新的競爭。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6. 經濟發展新動力是什麼又在哪裡
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要打好各種有利於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版。除此之外，要堅持需權求管理政策，積極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短期內加快清理各種債務問題；積極減輕企業負擔，解決僵屍企業，尤其是通過市場化方式形成化解產能過剩的退出機制。從長期發展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解決資源錯配，提高人力資本和勞動生產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加快技術進步，提高創新效率，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實施破產機制，必須實施好五大政策支柱，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發展高質量的教育，尤其是要通過有效需求拉動有效供給；發揮新型城鎮化巨大的潛力和需求空間，實施好收入分配政策；特別是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靈活精準的貨幣政策。第二：即宏觀政策要穩，筆者認為，第一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7. 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1、經濟量的增長，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產品和勞務的增加，它構成了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
2、經濟結構的改進和優化，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以及人口結構等經濟結構的變化；
3、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效益的提高、經濟穩定程度、衛生健康狀況的改善、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現代化進程。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不僅取決於科技的先進性，還取決於企業的另一個車輪——管理。科技與管理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相伴而生又相輔相成，發揮著各自的功能。
科技的功能主要表現在突破和創新，對企業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管理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完善和發揮，對企業發展具有保障性作用。
突破性科技創新對於企業來說猶如上了一個樓層，能使企業發生明顯的本質性進步；管理創新對於企業來說猶如上樓梯，能使企業發生持續性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也可使企業發生明顯的本質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