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快速發展

❶ 經濟發展快有什麼好處

這么說吧，假如我想買一斤蘋果，為什麼要花錢購買，是因為我沒有，此時通過貨幣實現了交換，正是因為有了交換的需求，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掙錢來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要通過提高自己的水平（個人能力，業務水平）來在眾多人群或者企業中脫穎而出，獲得較高的酬勞。經濟發展（交換的更加頻繁）意味著在各行各業的整體水平都在提升，直觀感覺就是生活水平、科學人文醫療等的提升。

❷ 促進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根本是什麼

促進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根本：
1、一個國家經濟的開放程度，是建立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穩定的政權基礎上的，只有經濟實力雄厚，政權穩固才能談及真正的發展經濟。
2、一個經濟學家，只有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否則，他將不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並對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
3、只有提高綜合國力，才能使一個國家立於不敗之地。
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要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更加註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節能環保水平、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要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❸ 中國近30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

來中國近30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
自1，中國政局穩定，執政者對經濟干預少，因此，經濟的發展阻力小。
2，中國勞動力賤，生產成本低，因此，吸引了大量境外資本。
3，中國人口多，消費力量強大，因此，即使生產出過多的產品，也不太容易造成生產過剩導致經濟危機。
4，中國經濟正在起步階段，任何國家經濟起步階段都會飛速發展，只要執政者不幹預。
5，中國人早在春秋時期就熟悉了商品經濟。經商是中國人很熟悉的活動。中國經濟在中國商人的運作下，發展速度快。
6，中國人民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潛力很大。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

❹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體現在哪裡

1)國民經濟保持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現代化建設事業穩步推進，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顯著提高，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並不斷完善，各項改革事業取得重大進展；(3)全方位對外開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4)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重要進展；(5)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成效顯著；(6)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貫徹；(7)祖國統一大業取得重大進展；(8)國防和軍隊建設邁出新步伐；(9)積極開展全方位外交：(10)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這些成就說明一點，那就是中國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選擇。堅持這三個選擇，中國就一定能夠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一定能夠為人類和平進步事業做出重要貢獻。
在敘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時，我們是分階段來進行的。因為，歷史的發展本來就是分時期、分階段的。每個時期、每個階段都有其客觀的特徵和特點，都有歷史賦予它的主要任務和特定的問題。但是，我們在展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時，是完整地來論述的，而沒有分階段。因為，歷史是不能割裂的，歷史的發展總有其內在的延續性和傳承性。以上列舉的十項成就中的每一項成就，都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下，都是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指引下，通過不斷地發展來實現的。離開每一歷史階段的不懈努力，要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發展觀。
同樣的道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也離不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探索和建設所打下的基礎、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國從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以來，盡管經歷過嚴重的曲折，但是整個說來，還是取得了重大的顯著的成就。在前面，我們列舉了新中國前20年取得的最為突出的成就：(1)初步形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文化、醫療、科技事業的發展；(3)國際地位的提高與國際環境的改善。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沒有這些成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以來比較寬松的國際環境。

❺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❻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

1.有強有力的政府和制度保障經濟發展的環境，這一點是從建國以來就有的優專勢，也是極其重要的一屬點。
2.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落後的優勢，就是後發展的優勢。
3.面對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能較為及時得調整經濟政策，尤其是從計劃到市場經濟的漸進式轉型非常漂亮。
4.長期的高儲蓄率高投資率。
5.有大量積累的外匯儲備，有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度，保障了實際匯率長期低估，從而贏得巨大貿易順差；不允許資本絕對自由進出，總體來講是易進難出。
6.重視對科技和研發的投資。
7.長期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
8.中國人傳統文化優勢，中國人喜歡把大量的收入都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中國價值觀里，集體利益大於個人利益，西方正好相反；中國人勤奮好學。
還有很多原因，但是以上的是最重要的。

❼ 經濟發展快的好處

樓下的答案是以前上政治課那種背的不能再爛的答案 現在 我已經不吃這一套了 准確來說 那種標准答案缺乏解釋性 我重新組織邏輯 我時常思考 經濟本質是什麼 什麼是經濟好 之前重新有了頓悟 經濟是為老百姓需求所服務的 任何將經濟 貨幣和老百姓生活社會生產力割裂開的論斷 都是脫離現實意義的 說到經濟首先就能想到錢 假設老百姓大多數都有錢了 那麼人的慾望 和需求就會保證他們去消費 這樣錢會流入市場 製造者 服務者的手裡 製造者 服務者有了錢 可以保證公司 工廠不倒閉 繼續為老百姓們服務 同時 還可以擴大規模 以及對其他領域的投資 那麼就會再僱傭勞動力 提高了就業率 沒有工作的人才有飯吃 這樣 社會生產力提高 科技條件相對不變的情況下 參與社會發展的工人多了 工廠多了 產業類別多了 如果資源分配合理 老百姓沒被壓榨 那麼經濟一直增長 當然 總得有極限的 保持住就行 那麼 此時 整個社會 產業繁榮 百姓需求充分滿足就會幸福 這就產生了良性循環 因為生產力繁榮 那麼為研究新事物新科技提供了基礎 因為老百姓不用再垂死掙扎 就有時間搞點別的 說不定 會再次推動新科技 新產業的出現 而 國家有了錢 可以對科技投入多一點 最終對軍事裝備產生影響 國家便能昌盛 國家就能對未來的危險有強抵抗力 在國際上說話也會更有分量 只要地球資源不枯竭 一直保持住 沒有外星人侵略 那麼 國家便會永遠繁榮 國民會世世代代過著比較幸福的日子 至少可以活得有尊嚴 即便面臨戰爭 也有力挽狂瀾的餘地 補充 個人覺得經濟不能一直增長 極限是必須的 脫離老百姓實際需求的增長那是通貨膨脹了 而且 經濟不是數字游戲 一定要考慮資源分配方式的合理性 如果充分合理 並且確實能解決全國每個老百姓的最大需求 那麼多餘的增長其實沒有必要的 那就是生產力過盛了 當然 這是理性化了 如果真的那樣 我想整個社會體制 資源分配系統已經高度健全了 有生之年等不到了 最後 希望人類不要一味追求發展 多考慮現實意義 而不是糊里糊塗的玩一系列的文字數字游戲 當然 有些人沒有 但很多人都有 我知道環境所迫 這就是人類個體面對體制環境的無奈之處 實際上我們都是在消耗地球資源 她才是唯一的犧牲者 願未來一切都好 附 之前有個人把我禁言了，當我解禁的時候理由讓我很無語，讓我回去重新回去看看經濟學講義，我不是不知道上面說的，我只是根據生活重新有了自己的感悟，這里是理想化的情況下，為了兼顧全世界每個人的幸福，如果要拉上對未來風險的抗拒，那毫無疑越發展越好，無論有沒有通脹，賺到的錢能夠支配的資源越多越好，但是其它地區的人可能就少賺了，所以正好寫在了這里。希望某些有權利的人不要看人不爽，意見不合就封禁，這樣真的很狹隘。我也沒覺得一定對啊;也沒反動思想啊，說好的言論自由呢？補充，這個快字的理解是怎樣的？我覺得是金錢快速在各行各業各人的手裡流通，因為金錢只是調動資和勞動力源的手段，快速流通說明什麼？說明了社會經濟秩序很完善，產業結構很合理，錢能流經大多數人手裡，這樣參與到社會生產的老百姓都能有錢去消費獲得他們的需要，保障了民生，而上面我的不能一直增長的我覺得是體量有限，所以不能超額生產和開發否則會破壞平衡，但是金錢的流通越快速越好。如果產業鏈破壞了，或者被大資本家壟斷了絕大多數財富，且這些資本家不積極投資，或者投資跟不上社會發展，結果是什麼？社會市場流通的貨幣急劇減少，那其他人就玩不了了，貨幣只是道具，充當一般等價物，道具都被少部分人收走了，那其他人還玩個球？可能有人說，那國家可以多印鈔啊？不把貨幣流通的通道給重新打開進行循環，不把那個抽水機給打掉或者調整好抽水流量，印再多的錢也遲早會被重新吸走，治標不治本，只能緩解燃眉之急，而且，這樣做，如果有一天市場被調整好，前前後後加起來的錢一下子湧入市場那就貨幣就貶值了，老百姓的工資那麼多年了也不增長多少，貨幣一貶值還得了，更窮了。這就是我對快字相關問題的理解。我沒有學過相關的理論，也只有高中了解基本的概念，其他的都只是我自己根據生活實踐和歷史推論的結果，所以，看看就好，如有錯誤，還望指出。

❽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表現是什麼

動力強勁，不同領域都有所突破，人均收入邁入發達國家水平，參與世界性的經濟活動更顯重要。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