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

⑷ 中國近幾年的發展變化有哪些

1. 孩子上得起學。

2004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3年，超過世界平均水平1年。但教育從業人員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僅為7.2%，教育投依然嚴重不足。2006年，普及和鞏固農村義務教育將成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財政性教育支增長將高於財政支出的增長，教師工資、生均公用經費等逐步增長，辦學條件差、運轉困難、教育亂收費等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將逐步得到解決。到2010 年，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人口覆蓋率將接近100%。

2.看病心裡舒暢。

過去的5年，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突破了靠政府單一發展的模式，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但醫療體制、機制還存在著諸多障礙，公立醫療機構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的傾向嚴重，小病「大處方」、「濫檢查」，看病難、看病貴成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2006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面將擴大到40%，群眾因病致貧、返貧現象將得到進一步遏制；國家將落實必要的經費，支持鄉衛生院和縣醫院的建設，為農民提供安全、廉價的基本醫療服務；發展社區衛生服務，將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保障。

3.支起「保護傘」。

2005年前10個月，我國累計實現城鎮新增就業人員880萬人，「十五」期間實現城鎮新增就業4000萬人的目標已提前實現。但我國已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高峰期，今後幾年裡，每年勞動力供求缺口仍將達到1300萬～1400萬人。今後，企業不得集中將富餘人員推向社會，國家也將建立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培訓機構指標體系。「十一五」期間，將新增4500萬個就業崗位。一些歧視性就業協議將被禁止。優化就業環境，成為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

3.居者有其屋。

2005年，在國務院統一部署下，多部門聯手出擊調控房地產市場，市場秩序得到好轉。但對普通百姓而言，商品房價格仍然「高高在上」。隨著中央穩定住房價格政策的陸續實施，房地產市場將朝著遏制投資、控制投資、引導合理消費、穩定房價的預期目標方向發展，投機性購房行為將得到遏制，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將會得到更多關注，房價將在更大范圍與百姓對接。

4.老有所養。

統計顯示，全國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險費19年增長119倍。但目前我國公共養老覆蓋面只佔總人口的15%，一部分退休人員生活窘迫，農村老人基本不享受社會保障。隨著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斷完善，以非公有制企業、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參保工作為重點，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將逐步擴大。國家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越來越多的人將過上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生活。

⑸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⑹ 中國未來5年的經濟發展趨勢

學科前沿經濟所董志凱武力
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發展趨勢

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歷史，即從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到今天這個時段。就研究隊伍來看，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研究中共黨史和共和國史的史學工作者；二是研究經濟學和現實經濟問題的經濟學者。專門研究中國現代經濟史的學者則不多。從研究方法來看，由於學者的學術背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採用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方法幾乎各佔一半。
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范圍主要是1949年至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的歷史及其經驗。其中還包括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經濟；也包括對香港、澳門和台灣等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包括中外經濟關系史、中外現代經濟史的比較研究。
就「十五」期間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熱點來看，仍然是「言於古必有驗於今」，即跟隨這幾年現實經濟的熱點和焦點問題，而推動經濟史的研究。概括起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1）「三農」問題的形成與演變（包括城鎮化）；（2）政府經濟職能演變；（3）對外經濟關系演變（配合加入WTO）；（4）區域經濟史研究（配合西部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
由於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歷史，而這段歷史不僅時間跨度在不斷延長，目前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本學科興起時的30餘年延長到今天的50多年；同時內容也日益豐富。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當西方經濟學的「西學東漸」浪潮過去後，注重實證研究逐漸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以後，就導致了近年來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逐漸升溫的現象，許多研究現實問題或對策性的論著，也更加關注其「歷史淵源」。從本學科未來5年或10年的發展趨勢看，有下列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一是怎樣認識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相適應理論與正確評價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否「搞早了」，是否「搞錯了」？由於這個問題牽涉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評價，它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理論問題，還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現象，如果從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角度看問題，必須說明當年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建立與後來改革開放及今天經濟體制的關系。因此，它就成為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焦點問題，也是一個難題。
二是怎樣認識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選擇問題。新中國56年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歷史，就是一個不斷探索和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配套體制的歷史，怎樣認識這個歷史，中國能否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以及怎樣認識中國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則是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中的另一個重大問題。這里牽涉到對社會主義本質和表現形式的認識問題，牽涉到社會主義理論。對於這個問題，時至今日，仍然沒有完全搞清楚。
三是怎樣認識建國以來的黨政關系以及政府與經濟的關系。研究中國56年的經濟史，就會遇到怎樣認識與評價中國的特殊性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實行著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如何；怎樣與時俱進，推進政府經濟職能轉變，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結果是否採取世界大多數學者公認的評價標准等，都需要從歷史的角度進行總結。
四是經濟效益與社會公平問題。這也是困擾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回顧歷史，從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到「大躍進」；從20世紀60年代的「包產到戶」、「托拉斯」到「文革」期間的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從20世紀80年代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20世紀90年代的「863扶貧計劃」、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最近減免農業稅等，都反映出黨和政府長期在探索和調整有關政策，以實現二者兼顧的目的。怎樣認識和評價新中國56年來出現的上述問題，既需要經濟史研究的努力，也需要理論界的努力。
今後5年或10年，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重點，與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所遇到的重大問題聯系在一起。概括起來說，大致有以下四大問題：（1）圍繞解決「三農」問題而開展的關於農村經濟發展史、城鄉關系演變史（包括城鎮化）、勞動力流動、就業和收入分配史（包括戶籍制度演變史）。（2）圍繞政府經濟職能轉變而開展的國家與農民關系史、國有企業史、政府與市場關系演變史。（3）圍繞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而開展的跨學科的人口、環境、資源、科技等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歷史研究。（4）圍繞經濟全球化進程開展的中外經濟關系的歷史研究。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⑺ 你覺得近年來中國省內經濟發展快速的城市是哪幾個

蘇州：這座城市是我國有名的魚米之鄉，它有著將近2500年的歷史，是我國首批24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不少人都聽說過這個城市的名號，更是有不少人被它所吸引，在蘇州有一個著名的景區就是蘇州園林，很多人到蘇州旅遊都是為它而去。當然，蘇州身為長三角城市群中的一員，那麼經濟實力和地位也是不容小覷的，這也是為什麼說它會有機會趕上北上廣深了。這三座城市可以說是黑馬相十足，潛力更是被所有人看好，實力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有望晉升超一線，作為網友的你怎麼認為呢？

⑻ 中國的發展速度，近年來中國在什麼領域，什麼技術，什麼經濟發展速度特別快

基礎科學方面不太懂，我所知道都是跟經濟相關的一些。
1、中國的光伏產業十幾年來發版展很快，國家扶持力度很權大，所以歐盟等很多國家都對中國的光伏產品實行反傾銷。
2、鐵路橋梁等跟高鐵相關技術很打法，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凍土上修鐵路的技術是中國獨有的，穿山打洞，長距離架橋中國都是世界領先。
3、上天下海的技術也是非常牛的，深潛，水下勘探技術國家投入很大，發展也很快，應該是目前世界領先的，具體沒有權威數據。還有中國的航天和衛星技術，眾所周知不說了。
4、農業技術，中國7%耕地養活22%人口。當然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歸功於雜交水稻，其實雜交水稻就是轉基因，轉基因方面中國也有很大的成績了，只是受困於輿論沒辦法推廣，中國這些農業老學究們只知道埋頭做研究，不懂怎麼作秀怎麼推廣，被一些人佔了先機牽著鼻子玩，很多科研成果白白浪費在那裡等著被超越。目前中國的農業很危險，ABCD四大糧商已進駐中國開始全面接管農業的上下游，很多作物的種植已經被控制。

經濟方面，發展最快的無疑是互聯網，現在「互聯網+」和「大數據」的概念鋪天蓋地。。。。 不想打字了 好睏。

⑼ 中國近年來取得的新成就

中國人權事業抄取得新成就

一、是改革紅利更多惠及全民，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階。

二、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有效推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三、是人人平等原則得到切實貫徹，各類群體的權利保障力度穩步加強。

四、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弘揚，人權教育研究水平顯著提升。

五、是國際人權交流合作廣泛開展，人權理念、政策和成就更受尊重。

人權司法保障方面取得新成就

一、是不斷健全人權司法保障機制。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司法職權配置進一步優化。

二、是進一步完善人權司法保障程序。

三、是努力提高人權司法保障執行力。

四、是切實保障被羈押人合法權利。

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取得新成就

一、建設目標向信息化整體轉型。

二、編制構成向質量效能型轉變。

三、軍事訓練向基地化、模擬化、網路化發展。

四、人才培養向素質能力躍升。

五、政治工作向提高戰鬥力聚焦、

六、後勤保障邁向三軍一體、軍民兼容、平戰結合。

七、武器裝備建設更加註重頂層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