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刺激影響

⑴ 美國經濟危機爆發後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

我喜歡關注經濟！在此表達一下我個人淺見： 1. 4.1 的G20峰會，在倫敦如開。可以關注一下 2.前不久的的亞洲博鰲論壇也召開了關注一下。 這一輪的經濟危機對我國外貿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製造業。 因為我國從改革開放到現在，「made in china」,似乎是支撐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 3.當前是我國的經濟形勢是最復雜的時候，我個人覺得之後我國的經濟建設，可能在相對在服務業上，投入的會更多。 因為，在整個價值鏈環節中，中國要從低端走向高端，從被動走向主動。 中國不是最大的製造者，而要做最大的，最強的的創造者。 4.當然從世界范圍來看，經濟蛋糕分配比例也會有所變化，世界各國政要，都表示 加強金融政策的控制和改革！也出台一系列的相關措施。就以白宮的新主人，奧巴馬為例， 就把能源和環保的發展，放在刺激經濟復甦中一個很重要的們置。當然刺激一些新興產 業的發展。 5.通過這次的危機，也能看得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誰能在整個價值鏈 環節中扮演一個組織者和運營者，就能活得很好。

⑵ IMF警告美國財政刺激或導致什麼後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3日警告說，美國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的財政回刺激政策可能會帶答來美國通脹意外上升風險，為此美聯儲可能需要更快加息，而美國利率水平更快上升將會加大全球金融市場波動。

IMF執董們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短期內會提高美國和全球經濟產出，但中期內會影響美國債務可持續性，並加劇全球經濟失衡。考慮到美國財政刺激規模龐大，執董們認為美聯儲可能需要更快加息。他們指出，如果美國通脹意外上升風險成為現實，將會造成金融市場波動，並給全球帶來負面影響。

⑶ 美國簽暑2.2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對貴金屬有什麼影響

美國簽署的是2.2萬億美元，對貴金屬是提振的作用，因為貨幣再度超發，如果是別的國家，那黃金會大漲，但美元還是當前的主流貨幣，各國交易還是以美元為主，雖然黃金會漲，但也要看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

雖然還有4000多億美元的救援資金可以使用，但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早已有了自己的經濟刺激方案。8號，奧巴馬在新一屆國會正式宣布其當選美國第44任總統之際，於弗吉尼亞州的喬治梅森大學發表演講，公布了新經濟刺激計劃的部分內容，並敦促國會盡快批准這一計劃。

(3)美國經濟刺激影響擴展閱讀：

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康拉德表示，兩黨議員均認為奧巴馬經濟刺激方案中涉及至少500億美元資金的房地產行業救助措施需要進行修改，他們認為，為避免更多人失去房屋，經濟刺激方案必須包括至少500億美元資金用於資助房屋持有者。

及其他參議員對該計劃能多大程度挽救經濟表示懷疑，並准備就該方案中涉及數十億美元的內容提出修改意見。此外，有參議院共和黨以為此方案的稅收減免力度不夠，未真正緩解抵押貸款者的壓力，且認為應該削減政府的支出，他們希望不要擴大經濟刺激方案的規模。

⑷ 美國和日本推行經濟刺激政策會帶來什麼後果

後果就是大量的貨幣超發啊，但是如果他們回收的話，那就沒有問題，如果回收不回來的話，就貨幣貶值

⑸ 美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和對本國的影響

二戰後美國經濟的發展，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戰爭結束後，經過恢復與改造，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持續發展，西部、南部呈現繁榮景象；第二階段，面對危機與「通脹」，經過調整，8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形勢好轉，但債務負擔沉重；第三階段，通過調整政策，90年代以來，經濟持續穩定發展，進入新經濟時代。
二戰後美國的經濟發展及其特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經濟實力驟然增長，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佔有全面的優勢。在完成了由戰時經濟向和平時期轉變之後，美國經濟從20世紀50年代起在上述優勢地位的基礎上進一步持續增長。從1955至1968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長。雖然在同一時期西歐各國和日本的整體經濟增長速度趕上了美國（法國為5.7％、聯邦德國為5.1％、日本為7.2％、英國為2.8％），但是戰後美國經濟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仍佔有優勢地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期美國經濟曾經出現連續106個月的持續增長，這一記錄直至90年代出現所謂的「新經濟」之後才被打破。

美國戰後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優勢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聯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戰後美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不是表現在採取工業國有化的形式，而是運用財政和金融手段對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進行干預。其主要特點是不斷地依靠增加國家預算中的財政支出，依靠軍事定貨和對壟斷組織甚至中小私營企業實行優惠稅率來刺激生產，增加社會固定資本投資。雖然美國沒有在戰後實行工業國有化，其經濟體制仍保持著較為典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但是，美國聯邦政府在戰後對許多新興的工業部門、重大科研項目、現代化公共設施進行大量的投資。比如美國政府對發展原子能工業的投資，從1945年至1970年共計175億美元；對宇航工業的投資，從60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億美元。美國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戰後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戰後美國的經濟繁榮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對新科技產業部門的投資風險高，因此戰後美國政府就主動出面承擔起對這些部門的投資任務。美國政府在戰後對經濟的干預還表現在，為了維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項目下通過國家購買進行出口，另一方面對某些美國產品的出口實行補貼。在「援外」項目下提供的出口在美國出口比重中，1949年佔46％，50年代佔30％左右，60年代佔20％左右。此外，美國政府還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科研和教育網點，推行社會保障政策等，在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同時，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戰後美國經濟的發展具有一系列新特點。首先，從50～6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出現了一個西方經濟學家所稱的「黃金時代」。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經過「黃金時代」的發展從1961年的5 233億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 634億美元；1965～1970年美國的工業生產以18％的速度增長。1970年美國擁有世界煤產量的25％，原油產量的21％，鋼產量的25％。1971年美國擁有汽車1.11億輛，83％的家庭至少擁有一輛汽車。1970年美國農產品比1950年增長了2倍，一個農民能養活47.1個人。戰後美國經濟增長出現「黃金時代」的主要原因為：（1）上述已經提到的美國聯邦政府對經濟加強了干預；（2）為應付冷戰而加強的國民經濟軍事化極大地刺激了經濟的增長；（3）戰後技術革命推動了經濟的迅速發展；（4）利用戰後的經濟優勢地位，擴大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充分利用國外的廉價資源，其中特別是石油資源，從而極大地獲取高額利潤；（5）戰後美國的國內政治局面相當穩定。

其次，戰後美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逐漸向西部和南部轉移。美國傳統的工業區在東北部，隨著戰後新興工業的迅速發展，沒有傳統工業負擔的美國西部和南部，由於擁有新興工業的原料——石油而特別適宜於諸如飛機製造業、石油工業和石油化工等新興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美國西部和南部的新財團也驟然興起，在經濟乃至政治上與傳統的東北部財團形成激烈的競爭。比如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亞的資本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亞財團，控制了美國最大的銀行——美洲銀行；而南部的得克薩斯州由於戰時石油開采和軍事工業的擴建也形成了得克薩斯財團。加利福尼亞財團在50年代就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財團，其實力僅次於摩根財團和洛克菲勒財團。得克薩斯財團的實力雖然差一些，但是它經常和其他財團結盟與東北部的老財團如摩根和洛克菲勒財團展開對抗。美國西部和南部經濟實力的增長，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財團的興起，對美國的政治也產生巨大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歷屆政府的大權主要由東北部的財團操縱，但是這種政治局面在戰後開始發生變化，西部和南部的財團逐漸在政治上與東北部的財團展開競爭。美國的政治權力不再由「多雪地帶」的東北部獨占，西部和南部的「陽光地帶」開始分享政治權力。

再次，現代跨國公司在美國興起。跨國公司在20世紀上半期就已出現，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早期的跨國公司還是以局部地區為重點，其經濟實力和業務經營的多樣化也沒有達到現代跨國公司的地步。戰後，現代跨國公司首先在美國獲得空前的發展，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現代跨國公司首先在美國飛速發展的原因是：（1）美國在戰後憑借其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地位，掌握了世界經濟的領導權。美國的壟斷企業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擴張，充分地利用全球資源和世界市場，通過直接投資，以投資代替出口，擴大並保持在世界市場上的絕對份額，從而贏得高額利潤。（2）美國政府對待企業特別是對待大公司採取十分寬容的態度。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美國經歷了三次企業兼並的浪潮。第一次兼並浪潮發生於 19、20世紀之交，主要為同一產業部門的大企業吞並小企業。第二次兼並浪潮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其特點是從控制生產開始，到控制原料的供應和加工，直至最終控制銷售市場。第三次兼並浪潮就發生在二戰後，從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點為混合合並，即在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上互不聯系的企業進行合並和吞並，從而形成混合聯合公司。這樣的混合聯合公司從一開始就不是僅以爭奪美國國內市場為主要目標，而是以世界市場為導向，為世界市場設計商品，根據全球資源（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不同分布情況，同時在幾個國家生產，並把自己的金融和銷售戰略瞄準世界市場。由此，通過戰後混合兼並的美國大公司紛紛成為現代跨國公司。它們擁有巨額的資本、廣泛的經營范圍，並且其業務經營強調「全球戰略」，因此可以獲取龐大的利潤。例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原先的主業是製造汽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公司除了製造汽車，還製造飛機發動機、洲際導彈、潛艇、宇宙飛船和家用電器等，並且在全球范圍內設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產和銷售網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潤。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在60年代合並了120個不同的工商企業，並將業務擴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個國家中建立150餘家子公司，經營范圍也擴大到麵包和食品、人造纖維和紡織、建築、旅遊、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險等行業和部門，當然電話和通訊業依然是該公司的主業。

最後，戰後美國的經濟危機的烈度大大減低。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60年代末，美國沒有出現過1929～1933年那樣的經濟大危機，但是曾經經歷過5次經濟衰退（或者可以說發生過5次一般的經濟危機）。戰後美國經歷的第一次經濟衰退是在1948～1949年，其間工業生產下降了8.3％，失業率達5％。第二次經濟衰退從1953年8月延續至1954年8月，工業生產的幅度下降 9.1％，失業率達6.2％。第三次經濟衰退從1957年7月起到1958年4月止，時間雖比較短，但是程度卻比較嚴重，工業生產驟然下降13.5％，失業率高達7.5％。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國發生了戰後的第四次經濟衰退。工業生產下降8.6％，失業率為7%左右。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美國發生了戰後的第五次經濟衰退。工業生產下降8.1%，失業率達7%以上。從上述一系列數字可見，雖然戰後美國經濟並沒有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周期性循環，經濟危機或經濟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時間就要出現一次，但是經濟危機的烈度都不很大，比如工業生產下降幅度基本在10%以下，只有一次在13.5%，但恰恰這次持續的時間最短。另一方面，戰後美國政府對經濟危機都實行了一系列凱恩斯主義的反危機手段，即運用赤字財政，通過膨脹通貨，刺激總需求，從而抑制經濟危機的破壞程度，避免大量的企業在危機中倒閉，同時控制失業率的急劇攀升，穩定社會秩序。當然，美國政府的這些國家干預的辦法，在解決危機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國債大增，通貨膨脹有增無減，以至於積重難返，對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經濟產生強烈的負面影響

⑹ 美國經濟刺激法案對大眾有什麼影響

就是讓老百姓讓大眾減少一部分損失，讓美國的經濟復甦一些，實際上就好像一個病人一樣，美國得的這個病不是一天兩天了，這種已經深入抽里的病，已經沒法救了

⑺ 美國14萬億經濟刺激,會導致中國通貨膨脹嗎

輸入性通脹之前有很多例子…但是這次不像 米國的刺激絕大部分在金融市場

⑻ 美國簽署2.2萬億沒美元刺激經濟做法對其他國家有何影響

美國的大規模投入資金。對拉動美國經濟是有幫助的。現在全世界的經濟都是一盤棋。也就是說遷一發動全局。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只是一定會有的。

⑼ 美國的經濟危機的影響

美國的經濟危機的影響：
美國次貸危機是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盪引起的風暴，它導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不足的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到2007年8月席捲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
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通常採用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相結合的還款方式，即購房者在購房後頭幾年以固定利率償還貸款，其後以浮動利率償還貸款。隨著美國住房市場的降溫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級抵押貸款的還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大為加重。這種局面直接導致大批次級抵押貸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償還貸款，進而引發「次貸危機」。
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次貸危機的爆發瞬間就影響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以及一些周邊國家，其范圍也遠遠不僅僅是次貸危機方面，而是蔓延到整個金融行業。盡管美國經常項目赤字一直在下降，但其仍佔GDP約6%，因消費的產品遠多於其生產的產品，美國人仍是世界其他地區最大的需求來源之一，其需求的急劇下降極大得影響了其他地區的經濟，一度造成世界各國的恐慌。

⑽ 美國經濟崩潰、對全世界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當今世界整處在舊的世界格局尚未瓦解，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的過渡性世界，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的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且美元作為唯一的國際貨幣，其實行適度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來整救起經濟，卻導致世界正陷入一場國際性的『貨幣戰爭』，對世界經濟復甦造成嚴重影響。在美國擬定的G20匹茲堡峰會九大議題中，「可持續與平衡發展框架」頗為引人注目，這個議題矛頭直指中德等出口型經濟體。美國企圖把全球經濟失衡作為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以此為名向中德等國轉嫁危機責任，大有赤裸裸地轉移國際視角、混淆視聽的嫌疑，中國對此表示了嚴重質疑。 歷史經驗證明，每次全球性金融危機過後，世界經濟都會迎來新一輪的巨大調整，在此期間，世界經濟可能將經歷3至5年的調整期。奧巴馬上台以來，美國經濟結構調整就已開始，盡量避免削弱自身地位，繼續主導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當是美國本次行動的重要目的。美國希望能夠通過這個議題，迫使中國大幅縮減貿易盈餘，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外部壓力，讓中國承擔更多的應對金融危機的責任。如果中國不能順其所願，就將通過貿易保護等一系列手段打壓，開展「貿易戰」。最近的輪胎特保案已經為我們提了醒，如果不能堅決制止這種行為，披著「平衡全球經濟外衣」的貿易保護主義就將甚囂塵上。

金融危機之後，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壓力驟升，美國政府持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刺激政策是史無前例的，但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應正逐步遞減。更重要的是，政策的負面作用開始顯現，可能引發美國主權信用風險。從美國目前的失衡狀況以及再平衡的路徑看，持續寬松以及弱美元是美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選擇。但是，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和低水平的儲蓄率可能難以有效改善，美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責任方。同時，美聯儲過度寬松政策導致的過剩流動性具有極大的外溢效應，將推高大宗商品、原油和糧食價格，引發外圍國家的資本沖擊和通脹壓力，甚至會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與穩定。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美國自身的經濟困境。雖然美國經濟出現增長，但復甦勢頭緩慢，尤其是面臨9.7%的高失業率。「美國的失業問題已經不是短期問題，將是一個中長期的結構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說。美聯儲日前的議息會議決定維持現行利率不變一定程度上也是出於這個考慮。為解決棘手的就業問題，奧巴馬曾許諾國民，要在5年內使出口翻番，並增加200萬個就業機會。要實現這一目標並非易事，奧巴馬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而將矛頭指向人民幣或許不失為轉嫁責任、規避風險的好辦法，因此金融危機後，美方拋出全球經濟失衡的解釋來為自己卸責。

世界經濟呈現新型的多元失衡結構。面對此狀況，美國僅僅看重經常收支失衡，推動「GDP 佔比限制論」，不僅無益於糾正世界經濟的整體失衡，反而會激化矛盾，引起新風險。美國似乎也誤判了當前世界經濟的多元結構形勢，尤其是低估了日歐對國際貨幣權力競爭的烈度，而錯誤地將主攻方向瞄準了新興國家。實際上，「經常收支糾正論」是美國主導的提法。在峰會前，美國就提出各國要將「經常收支」的順差或逆差佔GDP 的比例控制在4%以下，搞強制性的「量化指標」。但在10月的G20財長會議期間，美國的這個方案就被各國否掉了。原因是，各國的經常收支結構不同，佔GDP的比例各異，不宜使用「定量指標」強制行動。顯然，本屆峰會提出的「 非定量性」的「 參考指南」堪稱各國政策妥協與協調的結果。事實上這也反映了危機後世界經濟的多元結構。面對復雜的失衡狀況，美國僅僅看重經常收支失衡，推動「GDP 佔比限制論」，不僅無益於糾正世界經濟的整體失衡，反而會激化矛盾，引起新風險。

世界經濟呈現新型多元失衡結構

一是各國匯率嚴重失衡。具體表現是，近三年來，美元持續貶值的同時，新興國貨幣持續升值。從反映美元幣值的實質實效匯率（貿易對象國物價可比匯率）的變化上看，目前美元對全球的「實質實效匯率」比2002年2月的最高值貶值了近30% ，逼近2008年5月的最低點。而另方面，新興經濟體貨幣全面持續升值，如中國人民幣比2005年7 月匯改前累計升值近20% 強。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基軸貨幣，美元貶值意味著其貿易對象國的財富流失。單純監督「經常收支」佔GDP 的比例，無法糾正世界經濟的整體失衡。

二是世界經濟的表象失衡。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的最大特點是，發達國家普遍呈現通貨緊縮的同時，新興經濟體則普遍存在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風險。而其背後隱藏的是，以美日為主的發達國家「企業儲蓄」增加，投資不旺，資金大量投資於國債，滯留於政府、央行和商業銀行之間，在發達國家市場難以形成有效的流動性。如日本上市公司內留資金高達203萬億日元（約 2.8萬億美元），美國企業內留資金也高達 1.8萬億美元。發達國家企業的「投資惰性」很難形成「創新型增長」和「出口擴張」，簡單逼迫新興國貨幣升值，難以糾正經常收支失衡。

三是美日執行積極的「金融緩和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則堅守傳統的金融政策，新興國不得不緊縮銀根，應對通脹。各國政策方向不一，加劇了世界資金移動無序，導致各國貨幣競爭。尤其是發達國家間的貨幣權力較量激烈，使市場調節功能失靈，加劇了經常收支和資本收支關系紊亂，堪稱當前世界經濟潛藏二次觸底的主要風險。 美國矛頭錯誤指向新興國家 ，實際上，美國關注「經常收支」另有維護美元體制的深層考慮。早在二戰結束後，新興的美國和衰落的英國，就曾圍繞戰後國際貨幣體制主導權展開過激烈的較量。國際貨幣體制由三個支柱構成，即匯率的決定機制、國際流動性的供給機制和經常收支失衡的調整機制。當時，鑒於美國掌握了全球70% 的黃金，無疑控制了匯率的決定權和國際流動性的供給權，「經常收支失衡的調整方式」便成為美英爭權的焦點。作為戰後最大的經常收支赤字方，英國堅持「 順差方承擔責任」，而收獲了戰爭漁利的美國則是最大的經常收支順差方，強調「赤字方自我責任」。
顯然，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赤字方，美國要重訂「經常收支的調整方式」，既反映了其對美國經濟日漸衰退的焦慮，也折射出要趁著新興順差國尚未形成真實挑戰前，借用霸權餘威，提前准備符合自己利益的國際貨幣體制，維護美元霸權的意圖。但問題是，美國似乎誤判了當前世界經濟的多元結構形勢，尤其是低估了日歐對國際貨幣權力競爭的烈度，而錯誤地將主攻方向瞄準了新興國。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的報告指出，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將繼續拖累全球經濟復甦。盡管發達國家在過去兩年採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遏制了金融危機的惡化、刺激了經濟復甦，但是其國內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在短期內不可能解決；同時，其金融系統仍然脆弱，信貸供給與需求缺乏活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疲軟，財政赤字和主權債務大幅度上升，這既給金融市場增加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又給財政政策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