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

①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現狀

中國經濟發展的猜想
近年來，中國四萬億促進內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蓬勃發展、薪資水平上升等等。在這些亂象中有人痛斥政府亂花錢，如果把花在高鐵、高速上的錢發給普通老百姓多好，這這才是實實在在的。然而本人從國家及未來的角度做出一些猜想，政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是個正確的決定。首先從中國從放開商品房開始說起，房地產從此一枝獨秀，一飛沖天，飛漲的房價和穩如泰山的工資形成鮮明對比，老百姓卻怨聲載道，政府只能提高最低工資標准來提高百姓收入，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用人成本的提升很快體現在物價上，物價也一路看漲。房價和物價的上漲又進一步刺激政府提高人民工資（這個提高當然是緩慢的），不斷反復，可是這僅僅是國內的情勢，從全球考慮，商品價格的提高使「中國製造」優勢削弱，出口疲軟。中國是個製造業大國、出口大國，GDP沒有了出口的拉動就會增長放緩，為了保GDP（其實是保製造業）政府開始大力促進內需，四萬億投資（稍後再說）、家電下鄉等等，家電下鄉確實讓老百姓掏出了更多的錢來購買商品，從而促進了內需、延緩了製造業的衰退，但是美國不會讓你這么安生，從中國房地產起飛以來就一直伴隨著美元的升值，在中國製造業開始衰退後更甚。內憂外患的中國製造業「飄搖欲墜」，政府採取的家電下鄉等努力與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匯率上漲相比顯得不夠「給力」，面對利潤不斷減少的企業家們唯有另謀出路——到勞動力更加低廉的其他國家開廠，中國企業的出走必然使國內失業率大大增加，同時也會使國外投資者對中國投資環境更加不看好，這樣一來中國經濟發展就會很困難。四萬億投資，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政府為了留住國內企業、吸引外資所做出的努力，不是亂花錢。下面說個情況，有的企業家也到國外考察過辦廠的可能性，雖然當地勞動力成本很低廉，但是物流、交通、配套設施、產業鏈都相對缺乏，工作效率也不高，綜合考慮這些因素，還是在國內辦廠更加合適。從而可以看出，在勞動力成本沒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交通狀況、提高辦廠環境也是留住企業、吸引外資的有效方式。看看現在的中國，高鐵、高速快速建設，可以說四通八達，交通的改善也迅速的提高了物流的速度與質量，再加上中國產業鏈比較齊全，不用到處尋找原材料，這些才是中國留住企業的優勢。返回開始的話題，中國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道路建設雖然耗資巨大，但這是為了能夠留住製造業企業，而對於中國這個製造業大國，留住了製造業企業就相當於挽救了中國經濟。（補充：中國各項政策中的貪污腐敗現象不考慮在內）
希望採納

② 中國的經濟發展

1978年11月，中國經濟開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達30年之久，讓全世界矚目。這30年中，中國經濟增長成為世界第3大經濟體。中國現在持有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並已成為第一大貿易國和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很多發展專家和理論家都在談論著「中國發展模式」。

然而，「中國發展模式」的經濟狀況到底如何？什麼是中國經濟的真面目？

美國新橋投資集團董事總經理單偉建早在2003年在「財經」雜志上就發表文章提出，中國經濟是一個巨大的悖論。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經常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另一方面，如果用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比例來衡量，中國卻是最沒有效率的經濟體。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匪夷所思的：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同時又是最無效率的。

單偉建說，「沒有效率的經濟有可能實現真實的增長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儲蓄率，第二是人為的資本控制。假設公民因為某種原因停止儲蓄，銀行沒有多餘資金對企業投放時，增長就會停止。如果允許儲蓄流出國境，去尋找更好的投資機會，增長也會停止。」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經濟像是一個服用了興奮劑的世界冠軍，銀行通過浪費居民儲蓄來推動經濟增長。但這是以長期健康為代價的，是不能持久的。中國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如此高投資水平、高資源消耗、高浪費、高污染和低效率，使得經濟成就的代價越來越高。
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工人的超低工資。表面上，中國的平均工資也一直在增長，但其實大部份流向了壟斷行業和高管人員，直接製造產品的工人工資遠遠低於其它國家。花旗銀行在其《宏觀中國》研究報告中指出，若不考慮中國製造業勞動力比美國遠為密集的因素，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5%。兩年前，美國蘋果公司和英國金融時報先後來中國的「富士康」調查顯示，富士康公司打工者每天工作15小時以上，月工資不足50美元，還不到美國同類工人2小時的工資。就是這點兒工資，還經常不能按時拿到。
中國是世界第3大經濟體，目前佔世界GDP的約5%，然而卻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鋼鐵和棉花，以及將近一半的水泥。中國的煤炭消費量比美國、印度和俄國的總和還要多；10多年前，中國還是一個完全的石油出口國，而現在已經變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
國家環保總局承認，中國萬元GDP能源消耗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3至11倍。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資源榨取性的過度消耗甚至浪費的基礎之上，並往往以犧牲環境和犧牲後代的機會獲得。對於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生態環境窘境，環保總局承認：中國45種主要礦產15年後剩下6種，5年以後70%以上的石油依賴進口；無論在全球范圍內還是局部范圍內，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空氣和水的污染物濃度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這損害了人身健康、也造成了農業收成的損失。根據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和世界銀行最近的報告，空氣和水污染使中國損失了5.8%的GDP。
世界上污染最重的20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有三分之二的中國人呼吸著不達標的空氣。
英國權威雜志《經濟學人》認為，中國經濟投資過度，投資佔GDP比率高達40至45%，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承受。改革開放30年，經濟增長了6倍，而資源的消耗卻增長了幾十倍。如果算上生態成本，中國經濟增長將為負值。所謂的「先進生產力」，正是揮霍本已面臨枯竭的生態資源而拼出來的。這樣的經濟增長既無法持久，也對世界和後代子孫貽禍無窮。
中國經濟帶動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卻唯獨犧牲了中國人民的福利，不僅是犧牲了這一代人的福利，更掏空了子孫後代的資源和環境基礎。
盡管來中國的外國投資已超過印度的10倍，且中國的國民儲蓄率高達GDP的40％，而印度的儲蓄率只有24％，但在過去10年中，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實際上大約為7％，而印度的年增長率則為6％。這說明，與中國相比，印度的資金利用得更有效率。其實，不光是資金利用效率問題，兩國經濟發展模式有著顯著的差別。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外資和出口，而印度則靠的是內資和內需。這就決定了兩國發展潛力和後勁的不同。
對印度經濟貢獻最大的是包括信息產業在內的服務業，佔GDP的50%。而中國則主要依靠製造業的出口來支撐經濟發展，出口產品主要是缺乏技術含量的低級加工產品，如玩具業、製鞋業與紡織業，憑藉的優勢是廉價的中國勞動力。這都是犧牲國人利益換來的，如果中國經濟不能實現轉型和提高效益，生產越多，中國人就被剝削得越厲害。
而上述這一切惡果的根源，在於權力市場化。權力市場化是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也是理解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一把鑰匙。它貫穿於價格雙軌制、股份制改造、房地產開發以及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等一切經濟活動中。權力市場化像一頭貪婪而兇猛的野獸，30年間一刻不停的啃噬著中國社會上本已單薄的公義。可以說，改革開放的一開始就失去了正義的基點，而後引發的各種問題再加上它在改革過程中一直犧牲老百姓的利益為其權力集團牟利，使社會公義在中國一步步泯滅殆盡。
近年來，在中國學界所進行的對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目前中國社會內部的灰色收入，高達5萬億，主要來源於五個渠道：行政審批、金融腐敗、公共資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壟斷行業收入。目前在中國社會中真正的富人，靠個人奮鬥起家的私人企業家只是很少數；真正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著權力或直接、間接與權力有關的人。這也恰恰是人們對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強烈不滿的主要原因。
當今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關鍵問題，並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中國幾乎所有的所謂改革，如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等等，其實質就是向社會甩包袱，把改革的負擔，改革的代價全都由加在社會的弱勢群體身上。
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卻低的可憐，中國僅僅為7.4%，而美國是42%，英國49%，加拿大則高達52%。聯合國對世界醫療體系的兩項排名，一個是醫療衛生體系的實際效果的排名，總共排名國家是192個國家，中國排在144位。第二個是醫療體系公平性排名，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排名是188位，是倒數第四名。也就是說，中國的醫療體系是最貧富分化的，連很多非洲國家都不如。
有人感嘆：我們失去了公平，卻沒有得到效率；我們失去了理想，卻沒有得到現實；我們失去了「魚」，卻沒有得到「熊掌」。對中國來說，這就是經濟發展的現狀。

③ 如何正確看待近兩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速

近兩年中國經濟是穩步增長，雖然增長率略微有所下降，那是因為中國的基數已經很龐大了，6%以上的經濟增長已經相當不錯了

④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⑤ 近年來中國國際地位提升或經濟發展的例子

1、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2、中國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達到創世紀的3.2萬億美元。
3、在聯合國組織下，中國向很多國派駐維和部隊。
4、中國軍艦派駐亞丁灣海域，維護船隻安全，打擊索馬裏海盜。
5、G8峰會失去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有中國參加的G20峰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6、G2的新說法，使中國表面上成為同美國平起平坐的世界主導力量。
7、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多數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

⑥ 中國近十年的經濟會怎樣發展`

中國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兩種可能性；

近30年來的中國經濟留給人們的謎題太多，以至於對中國的增長只能用「奇跡」來形容。當然，認真的研究者也明白，增長與所謂崛起有很大差別。中國增長背後，隱藏著一系列潛在並日益凸顯的問題，它們是否會激化社會矛盾，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
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推動力時，論者的觀點主要可以概括為兩個方向：從國際角度看，是外部力量（具體為外商直接投資）驅動了經濟增長，與之相應的是人民幣長期被低估，推動了低成本製造業的出口擴張，造就了中國奇跡；從內部審視，不少學者則指出，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及強勢政府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當然，這兩種觀點或許並不構成沖突，而更多地可以從互補角度來看待。
福禍兩相依。增長的原因背後，隱藏著崩潰論者發現的危機。對於崩潰的可能，有學者歸納出八個方面：貧困與失業帶來的社會不穩定，腐敗扭曲資源配置，水資源及其他環境污染問題加重，能源消耗高但產出較低，金融系統抗風險能力差，國有企業若失去壟斷地位則競爭力堪憂，外商投資減速，以及作為隱患的台灣問題。
那麼，中國的危機會以何種形式體現呢？是會重蹈拉美的覆轍，還是走上日本的老路？此外，印度模式對中國又意味著什麼？《崛起？！》第三部分重點分析了這三種可能的參照路徑。
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均與政治體制的專制是拉美國家經濟轉型中遭遇的重大問題，盡管有論者認為，中國即便存在「拉美化」，也只是集中在收入分配領域。但無論如何，政治上的同構性還是讓「拉美病」成為值得中國警惕的一種傾向。
日本在地產與證券泡沫破裂後，經濟一直步履蹣跚。中國的快速增長也讓人憂心經濟已過熱，調控不當就會犯和日本一樣的錯誤——大量不良銀行貸款、競爭力衰退、無節制的能耗等等。
人口數量上與中國相近的印度近年來的崛起，對中國的沖擊不小。有論者認為，印度依靠本土企業的內源性增長，會比中國依靠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更為持久；另一方面，印度的民主政治在長期中給經濟發展帶來的活力，要遠高於中國。盡管有人認為印度起碼落後中國十年，但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未來的走向。印度的潛力，或許正是中國下一步轉型的一個方向。
在剛剛閉幕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世界需要怎樣的中國」的討論轉向了「中國需要怎樣的世界」，這暗示著中國深深嵌入到了全球化進程之中，而且已是舉足輕重。對此，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國崛起的重要意義，與美國崛起或日本與歐洲的復興對於世界的意義是相同的，因為一個富裕的鄰居總好過一個來自貧民窟的鄰居。對中國而言，以更負責也更具合作精神的姿態進一步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去，這或許可以同時回答「世界需要怎樣的中國」以及「中國需要怎樣的世界」的問題。

⑦ 中國經濟發展態勢呈現了哪些變化

據報道，日前發布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經濟持續運行在合理區間，發展態勢呈現新變化。

分析人士表示，中國實現了6.9%的經濟增長、不到5%的失業、1.6%的通脹，這樣的經濟運行格局難能可貴，在世界范圍內也是一枝獨秀的。

⑧ 中國近年來取得的新成就

中國人權事業抄取得新成就

一、是改革紅利更多惠及全民，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階。

二、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有效推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三、是人人平等原則得到切實貫徹，各類群體的權利保障力度穩步加強。

四、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弘揚，人權教育研究水平顯著提升。

五、是國際人權交流合作廣泛開展，人權理念、政策和成就更受尊重。

人權司法保障方面取得新成就

一、是不斷健全人權司法保障機制。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司法職權配置進一步優化。

二、是進一步完善人權司法保障程序。

三、是努力提高人權司法保障執行力。

四、是切實保障被羈押人合法權利。

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取得新成就

一、建設目標向信息化整體轉型。

二、編制構成向質量效能型轉變。

三、軍事訓練向基地化、模擬化、網路化發展。

四、人才培養向素質能力躍升。

五、政治工作向提高戰鬥力聚焦、

六、後勤保障邁向三軍一體、軍民兼容、平戰結合。

七、武器裝備建設更加註重頂層設計。

⑨ 求中國近年經濟，發展數據

1990 18667.8 1644
1991 21781.5 1893
1992 26923.5 2311
1993 35333.9 2998
1994 48197.9 4044
1995 60793.7 5046
1996 71176.6 5846
1997 78973.0 6420
1998 84402.3 6796
1999 89677.1 7159
2000 99214.6 7858
2001 109655.2 8622
2002 120332.7 9398
2003 135822.8 10542
2004 159878.3 12336
2005 183084.8 14040
2006 209407.0 15931
2007 257306.0 18268 (2009.01)
2008 300670 (2009.01)
走勢自己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