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市場化對我國農業發展的影響如何
市場化帶動整個農業生產資料，農業生產方式，農業生產目的，農業政策向著農業經濟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市場化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農業生產資料的發展和進步，使我國的農業資料生產逐漸國際化，市場化，科技化等，逐漸產生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農資企業；市場化導致農業生產方式更趨於市場化，在市場化的條件下，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成為市場化的一種需求，人工勞作現在逐漸被機械化，規模化以及標准化所取代；市場化導致農業生產目的更趨於市場化，遵循市場化的游戲規則，以需求為根本，以市場為導向，有目的性的種植逐漸明顯，所以市場化會決定農民該種什麼，種多少。
市場化對國家的農業政策也有很大的影響作用，市場和政策是國家調控一個行業的兩只手，同時兩只手也要相互促進能夠抓在一起，世界農業市場化也要求著中國農業能夠在政策的調控在根據國情做出調整，大力扶持農業經濟的發展，加快土地流轉，逐漸形成規模化的農業種植，農業生產和農業輸出，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化農業，具有我國的農業特色，與世界接軌，連續六年的國家農業一號文件正是由市場化和我國的國情結合起來向著農業規模化，機械化，標准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2. 市場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就是需求關系
有需求就會促進一個行業，這是最基礎的
3.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長期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呈現出以調控國內均衡為主的特點。但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傳統的調控模式將受到外部經濟的強烈沖擊。本文在分析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關於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理論之後，提出了中國應該選擇內外兼重，雙重平衡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觀點，同時認為在具體模式構建上，應積極發揮人民幣浮動匯率穩定國際收支的作用，同時重點採用浮動匯率條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較優勢的貨幣政策實現國內均衡，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遵循WTO的有關規則，強化政府在供給政策中的作用，構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經濟政策協調。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調控 外部均衡 內部均衡經過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和計算機通信以及網路技術的強力推動下，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國際競爭不斷加劇，世界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其次，從國內情況看，總供求關系出現了根本性轉變，經濟開始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通貨膨脹走向通貨緊縮。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選擇將日益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一）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進程與趨勢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市場化，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方面採取循序漸進的改革措施，在擴大進出口貿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擴大沿海地區開放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據《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鑒》顯示，20年裡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2656億美元，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左右。據專家估計，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5%，照此推算，外資投入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在6%左右。顯然，國際間要素流動極大地提高了國內生產率。據有關統計表明，90年代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通過擴大投資和提高要素生產率，對GDP平均增長10.7%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構成上都有很大變化。在收支規模上，1979-2000年累計進出口總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建國以後前29年的15倍多。我國貿易佔世界貿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隨著國際收支規模的擴大，國家外匯儲備總水平不斷上升，2000年底達1513億美元。近20年來，除進出口和僑匯兩個傳統項目以外，其它如旅遊、運輸、服務承包和資本項目收支急劇增長，其中資本項目收支增長尤其明顯。 隨著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斷加深，涉外經濟活動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佔比重大大提高。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為例，1988年為25.6%，2000年則上升到約40%。參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國民收入得到了飛速的增長，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逐漸縮小。 （二）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始於1992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國家採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引導，這種調控區別於以往的計劃手段的特點就在於它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面對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經濟，中國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側重於對國內均衡的追求，顯然這是由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仍處於逐步完善的階段以及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並且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也確實發揮了較為積極的作用，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經濟的增長。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現的市場震盪和1989年供給缺口的拉大導致了1989-1991年的經濟急速滑坡。1991年經濟步入低谷並緩慢回升，1992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勢頭特別猛烈，但1994年發生了中國改革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了21.7%，消費價格上漲了24.1%。1993年中期以後，中央政府開始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口號，實施了抑制經濟過熱的經濟政策，並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有效地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使整個國民經濟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長的勢頭。97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雖然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但增長的速度卻有所放慢，目前維持在7%左右，同時國內有效需求逐漸轉向不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狀態，物價出現了負增長，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現今，但已開始表現出反彈的跡象。1988年和1989年高達20%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全國范圍內的搶購風潮，針對該種狀況，中央政府於1989年下半年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即在全面緊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又大力緊縮信貸。在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下，實現經濟硬性著陸，這使得經濟由過熱陷入過冷之中。1992年以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漲期，但同時又引發了過熱問題，針對這一次的投資過熱和高通貨膨脹，國務院實施了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並不是全面的緊縮。此次財政緊縮不是針對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緊縮，而只針對引發投資沖動的房地產和開發區投資的緊縮，貨幣政策並非全面的信貸緊縮，而只是針對亂集資，亂拆借的信貸緊縮，正常的生產和建設的資金供給沒有受到影響，有效地實現了宏觀經濟的軟著陸。97年以後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跡象，對此國務院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增發國債，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進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和物價的回升，目前已經顯現出積極的效果。 在國內宏觀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卻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不均衡狀態。國內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家對出口與外商投資的政策傾斜，引發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額年年遞增。同時，雖然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順差的不均衡狀態，但是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反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因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呈現出貶值的狀況而促進了出口的增加，事實證明順差對於國內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有利的。人民幣的匯率之所以表現出上述特點，這是由中國國內市場體系與國際市場體系接軌所產生的效應決定的，以往人民幣一直處於名義匯率高估狀況，人民幣匯率體系在1996年被改革為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銀行結售匯制，加速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一直高估的名義匯率不斷貶值向實際匯率接軌，使得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有利的順差狀態，同時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對外經濟呈現出順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並沒有必要急於改變這種狀態，而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經濟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之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明顯地表現出側重於對國內經濟周期的調控之上，並且這一策略的選擇有效地平抑了國內的經濟周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挑戰對於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與外部經濟的聯系對該國經濟的運行有著重大影響。這些影響表現為在經濟全球化為該國經濟提供了許多封閉條件下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的同時，也對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帶來了沖擊。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政府對經濟調控不但要實現國內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而且要確定經濟開放的合理的程度，這樣就必然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協調上的矛盾。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原先只側重於解決國內宏觀經濟均衡問題的宏觀調控模式必然受到開放經濟下經濟運行方式的沖擊，帶來內外均衡的沖突，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都可以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 首先，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接軌，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是極其不利的，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並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要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其次，隨著網路經濟泡沫的破滅， 美國經濟繼續減速，2001年美國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為0%。市場信心不足，投資和消費不振。日本經濟，歐元區經濟，我國的周邊國家和亞洲地區經濟受美國經濟大幅滑坡的影響，都明顯表現出經濟衰退的跡象。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調低了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4%，低於IMF原先預計的3.5%。聯合國則預測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4%降為2001年的2.4%，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將從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將造成我國出口的巨大壓力，貿易順差將大幅減少。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其需求緊縮勢必對我國出口造成較大影響，同時亞洲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也非常不利於我國出口的增長，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視。如果出現逆差的話，採用緊縮需求的方式進行逆差的調節必然加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由於中國近年來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對逆差調節的政策經驗，因而對國際收支逆差的調節將是中國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三，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以網路技術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在國際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確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條件下，家庭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更強，他們更能准確地對事物做出判斷和預測。因而，經濟全球化下信息技術的擴散，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模式發生了改變，雖然這種改變不致於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成為完全理性，但預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遞進必然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而完全歸於無效。另外在出現巨額逆差的情況下，在脆弱的國內金融體系的條件下，預期的自我持續可能釀成國際儲備大量流失，資本嚴重外逃的貨幣危機。在貨幣危機中，市場投機者的貶值預期因名義利率機制的作用表現出一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政府幹預的成本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政府放棄對外匯市場與匯率的干預而爆發貨幣危機。從這一投機者與政府的動態博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預期模式對政府幹預政策的沖擊與影響。因而在以上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受預期影響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 第四：中國即將加入WTO，然而WTO的多邊規則對各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首先，WTO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採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的規則。另外WTO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地區和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後，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將受到WTO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而在加入WTO後，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第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機制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徵是，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的、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要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形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教育，人力資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政府應在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創造出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從各個不同層麵塑造出研究與開發，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運作機制。由此可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面臨著對本國經濟內在穩定性和合理開放性之間的協調問題，也就是說，如何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一致將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調控目標。此時，當政府採取措施努力實現某一均衡目標時，這一措施可能會同時造成另一均衡目標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對另一均衡目標的干擾或破壞，這樣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形。 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與發展，同樣也會促使政府對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理論研究不斷地完善與發展。關於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則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等理論的出現發展了開放經濟下的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開放經濟的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均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是以預算作為財政政策的代表，以貨幣供給作為貨幣政策的代表來論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爾認為由於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的分析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的實際匯率的升貶值可以明顯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斯旺認為應採用支出增減型政策對付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應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雖然蒙代爾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對實際經濟作了相當簡化處理的基礎之上，但其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對於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模式的選擇是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和作用的。 實現國際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對外部均衡調控的主要目標。最早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可追溯到18世紀休謨的物價一現金流動機制學說，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研究不斷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眾多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分析法是瓊•羅賓遜在馬歇爾微觀經濟學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著重考慮貨幣貶值取得成功的條件及其對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的影響。國際收支調節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方程式入手，著重考察總收入與總支出對國際收支的影響。該理論分析認為，當國民收入大於國內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順差；當國民收入小於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逆差。相應，政府對順差和逆差的調節應著手於對國內吸收水平的調節上，以擴張性的政策調節順差，以緊縮型的政策調節逆差。國際收支調節的貨幣分析法由哈里•約翰遜和雅各布•弗蘭柯在貨幣主義學說的基礎上提出。該理論認為國際收支是一種貨幣現象，國際收支逆差實際上是一國國內的名義貨幣供應量超出了名義貨幣的需求量，因而對逆差的調節主要在於實行緊縮的貨幣供應政策。貨幣論的政策主張的核心是，在國際收支發生逆差時，政府應當緊縮國內信貸。國際收支分析結構論認為國際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給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長期性的供給不足往往是由經濟結構問題引起的，如經濟結構老化，經濟結構單一和經濟結構落後等。如果國際收支失衡是由經濟結構導致的話，那麼調節政策的重點就應在改善經濟結構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供給政策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調節國際收支以實現外部均衡時應靈活運用上述各種理論分析具體問題，吸收上述各理論正確的部分，摒棄不合理的成份，靈活地加以綜合運用，力爭使政府的決策與分析切合現實。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對經濟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與封閉條件下的情況相比均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分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它是以標準的IS--LM模型為基礎，針對開放的小國，假定總需求不足，對國際資金流動採用了流量分析法。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一般都比較有效，一國可以自主控制貨幣供給，貨幣政策會通過對匯率的影響而加強其效果。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為例，它會帶來產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這兩者都會帶來國際收支的惡化從而使本國貨幣匯率貶值，這就又加強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同時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是相對無效的，雖然在不存在國際資金流動時，財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變動會引起匯率的調整，從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財政擴張政策為例，它會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帶來國際收支的改善，順差會帶來本國貨幣匯率升水從而削弱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論證了開放經濟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比較優勢，對於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該模型還在很多方面被進一步改進，但主要理論結論並沒有太大變化。由該理論，我們可以看出，在浮動匯率制下，一國可以更為主動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標，這一分析結果對於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的匯率制度的選擇也是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的。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向理性預期的遞進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預期的條件下，政府相機訣擇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會完全被微觀經濟主體基於理性預期下的行為所抵消，這就構成了宏觀經濟問題中政府與大眾之間的動態不一致。在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中解決動態不一致的關鍵在於政府要建立和保持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對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大眾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奕。關於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譽又具體有委託模式，契約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論。所有的模式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設計出激勵機制促使政府有維持其政策信譽的動機。在這些旨在尋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譽以改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的激勵機制的設計之中，對策論的引進起了關鍵的作用。對策論方法強調預期的關鍵作用，以及理性預期概念的不完備性。信譽博奕存在著多種可能的情形，因此對於政府來說，其制定政策必須要從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實踐中能夠產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夠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話，將會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從而能達到防範貨幣危機的目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不但要在總需求方面進行經濟調控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而且還要有效地運用供給政策對開放經濟的總供給方面進行調控。關於供給政策的理論重點目前主要體現在對政府的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和制度創新政策的討論之上。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國際競爭也主要表現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僅應該要做到能夠推動科技進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核心，在於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實施產業政策應著重於克服資源在各產業部門間流動的障礙，因此政府要在宏觀上予以調控，建立解決結構性失業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業制度。如果開放經濟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麼政府就有必要進行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政策主要體現在企業制度上，包括企業創立時的投資制度的改革、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對開放經濟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目前還重點體現在對國際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研究之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參與國的經濟存在著深刻的相互依存性，僅僅通過一國的政策搭配還不足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各參與國應該在經濟政策上進行國際協調。特別是在浮動匯率制下，國際間政策協調已受到廣泛的重視。凡是在國際范圍內能夠對各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產生一定程度制約的行為均可視為國際間經濟政策協調。研究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學者們設計了很多具有特定規則的國際間政策協調方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最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賓提出的各國對外匯交易徵收交易稅的托賓稅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匯率目標區方案、麥金農提出的恢復固定匯率制方案等，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論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對實現內外均衡的各國協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國際間政策協調因各國的主權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礙，而且參與國際政策協調本身也有成本收益問題，這些都影響到了國際間政策協調的實踐。
4. 中國加入WTO對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影響有哪些
中國加入WTO後， 國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就要按照國際社會通行標准建立。用外部力量沖破目前國內的各行改革面臨的阻力、加速中國經濟向市場化進程。加入WTO將其影響我國哪些行業， 帶著這個問題記者采訪了一些專家學者，下面聽聽他們的見解。
WTO與我國的農業
田心文（四川農業大學校長、教授）
近10年來，我國糧食生產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遞增，使糧食價格也隨之快速增長。目前我國小麥、玉米、大米等大宗農產品的國內價格已高於國際市場價格二至七成，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以往的競爭優勢，但我國的油料、糖料、水果、蔬菜等農業經濟作物和水產品、肉類卻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
世界貿易組織制定的規則對農業生產的國內補貼有著明確的支持條款，照這一規定，我國今後對農業的資金投入將達到480億元。 這筆錢對擁有10億農業人口的農業大國來說不算多，但就近3 年我國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糧食儲備，貧困地區扶持，自然災害，生產資料的國內補貼等方面的投入平均每年只有270億元來講，480多億元與270 多億元之間的差額，是我國農業今後發展的一個非常寬松良好的空間。
WTO與我國銀行業
殷永波（西南財經大學教授）
中國的金融業發展與國外相比有較大的差距，金融創新能力，金融衍生品市場及資本市場遠未建立起來，外資企業及外資金融機構的增加，資本項目下的監管將變得更為重要，以防範於短期資本外逃而形成的市場風險。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資產資本率與國外大型商業銀行有很大的差距。中國銀行界的不良資產高達幾千億元，每年利潤不過幾十億元。相比之下，跨國銀行輕裝上陣，有明顯的競爭優勢，而且外資金融機構優厚的收入和良好的發展空間都將對中國優秀金融人才產生極強的吸引力，對國有商業銀行構成極大的威脅。
中國的金融
市場對外開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中國不可能在短期內全面開放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資本市場，這有待於人民幣的國際貨幣角色及政府控制能力提高後才審慎而行。
中國金融風險主要集中於個別地區，個別金融經營機構以及一些銀行的行處。具體說，一些信託投資公司、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農村合作基金會將是未來的高風險部門。
WTO與我國商業
李天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加入WTO後，我國對於內貿分銷方面的所有限制都將取消， 時間最長不超過5年。
好處是可以帶來資金和先進的管理，促進進出口，給消費者帶來實惠。過去先開放工業後開放商業的邏輯是：商業進入門檻低、外資易於擠占市場；投資周期短，回報高；固定資產和科技含量低；商業企業只收人民幣，可能會引起國際收支方面的問題。
目前商業的開放程度實際上還未達到要控制的警戒線，中外合資商業流通企業總共不過500家左右，只佔整個市場銷售額的1.51 ％（1999年數據）。國內企業的擔心更多是心理上的，實際壓力要小得多，外資商業的進入會有一個三部曲，先是恐慌，後是學習，再是競爭。
WTO與我國化學工業
李賢均（四川大學化學系，有機金屬絡合催化研究所所長）
化學工業在國際國內趨同的市場上將面臨激烈的競爭。
首先，我國化工產品將受到市場開放的沖擊。許多化工企業生產工藝和設備落後，原料裝運路線不盡合理，許多生產裝置達不到合理的經濟規模，許多產品成本高、質量低、用戶服務跟不上，在市場競爭中缺乏價格和質量優勢，很容易受到價廉質優的進口產品的沖擊。
其次，化工基本建設面臨新的問題，我國一些急需的化工產品生產企業的項目建設周期長、建成投產時市場早已變化，效益難以發揮。從國際市場供求情況和價格變化考慮，進一步評估是必要的。
第三，我國許多化工產品特別是精細化工產品的發展，主要靠仿製。如農葯現有約150種，95％屬於仿製，染料300多個品種，80％是仿製；生產彩色膠卷所用的100多種化工原料，國產化率僅6％。我國在進口農葯新產品中曾有選擇地仿製，既省時間， 又節約了大量資金。 加入WTO後，有關知識產權規定對我國起到約束作用， 化工科技開放將面臨嚴峻的形勢。
WTO與我國醫葯工業
機遇：首先，加入WTO，特別是有關WTO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必然加快我國醫葯工業以仿製為主走向自主開發道路的進程。其次，保護知識產權對於促進我國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提供了更高的保險系數，使國外更多的醫葯企業放心與我國進行合作。再次，我國西葯產品盡管總體水平不高，但有的產品已達到或接近國際水平，中成葯是我國醫葯的出口拳頭產品；醫葯器械中的普通設備和手術器械等中低檔產品已達到或接近國際的同類水平，加入WTO 後我們的這類產品就能順利地進入國際市場參與競爭。
挑戰：由於政策上的原因，我國醫葯工業從福利事業轉軌時間太短，技術落後，設備陳舊，人員素質也不高，總體生產水平大致落後國際先進水平20年，高、精、尖的診斷治療設備與國際水平相比差距較大。許多高技術產品國內不能生產，我國每年進口這些設備耗資數十億美元。國外開發一項新葯，一般耗時10年左右，耗資1億美元；國內至少也要2億元人民幣，而國家每年專用於新葯開發的資金卻很少。 我國醫葯生產企業中能達到國際衛生組織CMP標準的為數不多， 這不僅制約了國內葯品質量的提高，也嚴重阻礙了我國葯品進入國際市場。
WTO與我國保險業
陳永忠（四川社科院財貿金融所所長）
積極影響：加入WTO將迫使我國保險結構進行調整， 經營機制轉軌，從而適應參與國際保險業的競爭，會使國內保險業更加市場化，會增加新的險種，相應配套改革服務的保險中介機構將相繼設立；根據有關協定的對等互惠精神，我國將參與世界保險市場的競爭，外資保險公司會帶來先進的保險業務技術和管理經驗。
消極影響：我國保險業恢復僅十幾年，國外保險公司會利用先進的經營技術和管理手段搶奪國內保險市場，國內保險市場將受到沖擊：保險市場管理難度加大，我國保險市場缺乏管理外資保險公司的法規和經驗，除《保險法》之外，有關保單、條款、費率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形成，國內保險人才隊伍不穩定，外資保險公司介入後，人才流動將更為頻繁。
WTO與我國房地產業
楊鋼（四川社科院體改所所長）
加入WTO對我國房地產業的整體影響， 專家普遍認為正面影響肯定大於負面影響。「入世」對房地產的影響首先是一個技術上進步的問題，包括從設計的進步到材料以及結構、戶型、生活觀念上的進步。從宏觀來看，目前國內在相關技術設備、技術和資料的引進方面都比較落後。如很多新型建材、國外已經用得很多、很普遍，但在國內根本沒有，連設計標准、建築安裝標准和整個規范標准都沒有。「入世」能夠創造更多的交流機會，從而提高我國的建築設計水平。1992年以來，大量外資湧入、對房地產市場形成巨大的支持。但外資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今後，會更多地向中小城市滲透。
WTO與我國轎車工業
曾國安（中國市場學會理事、西南財大教授）
眾多中國汽車製造商一直心生憂慮，中美協議削減汽車及零部件的高額進出口關稅，使中國汽車製造者未來必須面對更大的競爭壓力，預測轎車進口關稅的削減幅度在2000年前可能達到60％—80％， 加入WTO後5年降至50％至60％。8年後降至30％至46％，10年後降至20％—38％。
中國的轎車工業起步晚，尚未形成經濟規模，1999年全國轎車生產52萬輛還不及國外一個中等轎車廠的規模，開發能力弱，目前國內8 大轎車廠生產的幾十種車型，僅有兩種是「純國產」品牌，且多數不具備整車開發能力，勞動生產率低下，質量上不具競爭力，價格居高不下，如桑塔納車國際市場售價不到9000美元，而國內市場需11萬人民幣。綜上所述，中國加入WTO對轎車工業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
另一方面，可加速轎車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促進中國與國外汽車跨國公司的全面合作，錘煉出先進轎車企業的競爭力，將會促使國家出台寬松的購車及用車配套政策。
5. 請談談市場經濟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促進作用
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第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確保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必須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的部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從「增長」到「發展」兩個字的調整，體現了我們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認識的深化。一般來說，經濟增長方式是指通過要素結構變化包括生產要素數量增加和質量改善來實現經濟增長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迫求產品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稱為粗放型增長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長方式，稱為集約型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更加豐富，既涵蓋要素結構的變化，又包括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的變化，也包括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狀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要求從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集約型增長，又要求從通常的經濟增長轉變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中央歷來十分重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黨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黨的十三大提出，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上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黨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所佔的含量，促進整個經濟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性轉變。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我們對增長與發展的認識有了進一步提高，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統籌城鄉區域和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調整需求結構等方面，進行了新的實踐。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反映了客觀規律，順應了時代要求，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大舉措。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是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的要求，實現以下「三個轉變」：一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目前，我國需求結構中投資率偏高、消費率較低。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同步提高，導致國內市場規模受限，生產能力相對過剩。消費率的持續下降，還對擴大內需造成嚴重製約，使得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而外貿順差過大和國際收支盈餘過多，還會造成國內資金流動性過剩，反過來又助長了投資的高增長。因此，無論是著眼於改善民生，還是著眼於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收支平衡，都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鼓勵合理消費，把經濟發展建立在開拓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調整和健全消費政策，通過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穩定居民消費預期；通過改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信心，促進居民擴大即期消費。要拓寬服務性消費領域，不斷開拓城鄉消費市場，繼續拓展住房、汽車、通信、旅遊、文化和健身等熱點消費。同時，要適度控制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合理降低投資率。要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進出口結構，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發揮拉動增長的作用。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既是擴大國內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目前，農民仍然是我國人口的主體，農村是國內市場的潛力所在。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更加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大力開拓農村市場特別是農村消費市場。要統籌城鄉發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同時，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有序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這是提高農民收入和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二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近些年來，我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都有了很大發展，但仍存在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後等問題。對此，必須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鞏固第一產業，做大第三產業，提升第二產業，發展現代產業體系。首先，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鞏固、完善、加強支農惠農政策，逐步做到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其次，要不失時機地發展現代服務業。堅持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方向，在繼續發展商貿服務、社區服務、旅遊文化、住宅產業等生活性服務業的同時，加快發展綜合運輸、現代物流、金融保險、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商務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盡快把服務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再次，要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依託重大項目，集中組織攻關，加快振興裝備製造業；培育產業集群，積極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現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環保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抓住結構調整的契機，加快淘汰鋼鐵、有色、化工、建材、煤炭、電力等行業的落後生產能力，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工業由大變強。區域結構是產業結構的空間分布。在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同時，必須優化國土開發格局。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扶持力度。加強國土規劃，按照形成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等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布局。以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為方向，促進產業分工協作，形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紐帶的互利互惠、共同發展格局。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高度重視並逐步緩解區域發展差距問題，促進各地區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三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全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科技創新取得明顯成效，但從總體上看，自主創新不足，轉化水平不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不論是從國際科技競爭加劇的趨勢看，還是從國內低成本競爭優勢減弱的現實看，都到了必須地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帶動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影響我國科技創新的因素較多，但最主要的是科技與經濟結合不夠緊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採取綜合性措施。要按照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認真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加大對自主創新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抓緊組織實施重大科技專項，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要推動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支持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和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使企業真正成為研發投入和自主創新的主體。要繼續實施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大力提高勞動者科技文化素質，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優勢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實現這一轉變，必須把節能減排作為重要抓手。要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抓緊完善有利於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節能、節水、節材機制。要大力開發和推廣節約、替代、循環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進適用技術，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護土地和水資源，加快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實施好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重點工程，重點加強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積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讓人民群眾喝上干凈的水、呼吸上清潔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環境中生產生活。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三個轉變」，主要從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等方面，對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任務和基本途徑。加快推進「三個轉變」，逐步形成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消費投資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以及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發展相協調的新格局，將有力地促進經濟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目標。第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保障。必須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激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大的生機活力，建立健全有利於自主創新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科學發展提供製度基礎。一是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財稅改革不斷推進，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社會發展。實行分稅制改革後，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結構尚未調整到位，還不能滿足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實踐表明，現行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很難避免一些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應大的加工業尤其是重化工業。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進一步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不按主體功能區的要求採取有區別的經濟政策，不消除行政力量干預經濟發展的利益動因，國民經濟就難以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必須按照履行職責與提供資源相對稱的原則，深化預算制度改革，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圍繞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制定和實施差別化的財稅政策和績效評價體系，提高經濟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深化稅制改革，引導經濟活動主體走科學發展的道路。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我國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促進了現代化建設。但在國內外金融市場聯系和相互影響日益密切的新形勢下，金融體制和結構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日益顯現，保障金融安全的任務相當繁重。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步伐，著力建設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形式、結構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現代金融體系。要擴大資本市場規模，優化資本市場結構，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要深化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改革，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金融企業經營效益，提升金融業競爭力和服務水平。要提高金融監管水平，及時化解金融風險，切實維護金融安全。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國家計劃對維護宏觀經濟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綜合協調作用。要抓緊改革和完善規劃體制，健全編製程序，完善國家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的管理和實施機制，形成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為統領，各類規劃定位清晰、功能互補、有效銜接的規劃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二是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門類齊全、功能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市場體系建設已取得明顯成效，但與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要求相比還有差距。因此，必須大力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主要有加強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建設，解決資本市場不適應經濟發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場的方式，經營性土地使用權一律通過招標拍賣掛牌出讓，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積極發展人力資源市場，建立健全市場化的用工機制和服務體系，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健全和完善技術市場，保護知識產權，促進技術成果轉化。資源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不能反映資源利用和要素使用的真實成本，既不利於資源節約和保護，也不利於生產要素合理配置。必須深化價格改革，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當前的重點是理順水、電、油、氣、土地等價格，深化資金、外匯等要素價格改革，穩妥地推進利率市場化，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社會信用體系是現代市場體系的基礎，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是規范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要結合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以完善信貸、納稅、合同履行、產品質量信用記錄為重點，通過道德建設、產權改革和法律約束，加快建設社會信用服務體系，健全並嚴格執行失信懲戒制度。市場中介組織發展和規范水平是市場體系發育成熟程度和現代化水平的標志。要積極發展獨立公正、規范運作、市場認可的行業協會和專業化中介服務機構，在行業內發揮應有作用。三是進一步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上，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平等保護物權，從根本上確認和保障了公平競爭這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原則。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和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是有機統一的。只有公有制經濟始終居於主體地位，才能從根本上維護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只有各種所有制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才能始終保持並不斷增強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和活力。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要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為著眼點，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進一步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戰略性調整。對已經引入競爭機制的電力、電信、民航等行業，進一步分離壟斷性業務與競爭性業務。對其他有關行業和城市公用事業等，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對競爭性業務要放寬准入，對壟斷性業務要實行國有法人為主的多元化持股。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關鍵是切實落實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進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重點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面臨的行業准入難、融資難等突出問題，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依法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同時，加強引導和管理，促進企業依法經營。第三，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近些年來，我們抓住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機遇，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目前，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不斷增加，對外開放進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雙向流動的新階段。國內外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影響不斷加深，經濟利益互相交織，我國對外經濟關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國際眼光，加強戰略思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環境，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起來。要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立足以質取勝，調整進出口結構，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優化出口結構，重視發揮進口對國民經濟的積極作用，合理進口國內短缺的技術、設備、資源等產品。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立足以質取勝，調整進出口結構，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創新利用外資方式，優化利用外資結構，發揮利用外資在推動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要進一步提高吸收外資的質量和水平，更好地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高素質人才和資金。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積極開展國際化經營，完善支持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財稅、信貸、外匯、保險等政策。對外投資企業要遵守當地法律，參與公益事業，維護企業聲譽和國家形象。要加強雙邊和多邊經貿合作，積極開展國際能源資源互利合作，推進區域和次區域經濟合作；完善公平貿易政策，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努力形成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互利互補的關系。對外開放越擴大，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經貿利益的問題就越突出。必須始終牢牢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善於在國內國際形勢的相互聯系中把握發展方向，在國內國際條件的相互轉化中用好發展機遇，在國內國際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創造發展條件。要適應開放型經濟的要求，建立統籌內外經濟的調控和應對機制，更好地處理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把握關鍵領域和敏感行業對外資開放的程度，防範國際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6. 經濟持續增長對中國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中國應該放慢腳步想一想，單純的追求經濟增長犧牲了多少
把為了增長GDP而用來重復建設的錢，拿去支援一下貧困地區
天天喊著市場經濟，市場化，有什麼用。政府就是要來起指導調節作用的。
好大喜功永遠都是中國政府官員的傷，也是人民的痛。
7. 市場化水平從哪些方面對經濟活動產生影響的如何影響
市場化的水平主要是指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的水平。
8.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百姓的影響
進入新世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充滿活力，日益開放。與此同時，也要求我們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以使我們制定和實施方針政策時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根據中國當前的實際，我們需要很好掌握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價值規律調節社會主義生產和流通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計劃經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根本的區別，前者起基礎性作用，即主要調節者作用；後者則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是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調節者；而在傳統計劃經濟中，價值規律不起調節作用，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是國家的指令性計劃.
我國之所以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因為原來實行的計劃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發揮了一段積極作用以後，其弊端日顯突出，效率低，缺乏活力，貨不對路，致使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拉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很慢。與此不同，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在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經濟發展加速，25年間年均增速達9.4%，處於世界前列，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均GDP到去年超過1000美元，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總體上已達到小康水平。這表明，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能進一步解放社會生產力，能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資源，取得更為豐碩的發展成果。
在社會市場經濟中，支配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最主要的是價值規律，也就是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波動，供過於求時上漲，供不應求時下跌，各個企業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動，決定和調整自己的生產和經營，從而維系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的平衡。這就是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含義。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過，「價值規律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就講過，「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這句名言用於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因此，我們說在經濟工作中要尊重客觀規律，首先就是要尊重價值規律，以及相關的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等。各項市場經濟活動，除屬於自然壟斷的、具有外部性的、提供公共品的等等以外，都應放手讓價值規律調節即市場調節。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方面，目前還存在一些欠缺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政府擁有的資源過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審批過多，有些靠市場機制能優化資源配置的，政府卻採用計劃經濟辦法，因而帶來浪費和損失。有時還因政府對市場進行壟斷和封鎖，而影響公平競爭的開展，造成市場信號失真。因此，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就是要政府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左右市場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主要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作出生產經營決策。
二、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
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就必須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和利益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對於非國有企業來說做到這一點較為容易，盡管政府的行政干預至今還不少，需要逐步解決。而對於國有企業來說，就不容易了。改革開放20多年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從作為主管部門的附屬物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一方面，從企業來說，原來事事靠上級主管部門，照他們的指令辦事，經濟效益好壞不在乎，沒有改善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有活力。現在要轉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就必須努力適應市場，參與市場競爭，承擔風險。搞得好，就能不斷發展壯大，經營者和職工也能增加收益，否則就可能虧損甚至破產。市場機制如同一條無情的鞭子，督促著企業不斷改進技術，改善經營管理，向前再向前，永不停步，永不懈怠。另一方面，從政府來說，原來直接指揮各項微觀經濟活動，對企業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審批和下達指令。由於對企業往往多頭管理，多龍治水，企業生產經營搞得好，各個部門爭相把功勞記在自己名下，而一旦出了問題，則互相推諉，誰都不願承擔責任。因此推進市場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府不再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撤銷一些原來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由於這樣的改革觸及不少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官員的利益，因而往往受到這些部門的阻撓而困難重重。當「婆婆」慣了，一旦不能發號施令，便很不適應。所以，國有企業要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必須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必須有政府職能轉換的配合，政府不再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即轉變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現在，政府職能轉換，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改革，仍未完全到位。有的原來行政主管部門轉為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仍然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即使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只要是國有股一股獨大，政企就很難分開，因為國有控股公司實際上成為股份公司的「婆婆」，而控股公司往往就是前面所說的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這就使股份公司表面上改了制，但並未做到政企分開，仍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還有政府部門，特別是不少地方政府，對本地區的企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往往「愛護有加」，不但通過封鎖市場為本地企業產品打開銷路，排斥外地產品，而且從立項、融資、稅收、土地使用等方面，有時甚至不擇手段包括違法違紀地為本地企業的建設和發展提供方便條件，如2004年江蘇省出現的「鐵本事件」便是例證。一個只有3億元資本金的民營小鋼鐵企業主，一下子要建投資100多億元的年產800萬噸以上的大型鋼鐵企業，不申報立項，不經環保部門審核，違規侵佔農地2000多畝，沒有當地政府大力幫忙，是不可想像的事。再有，本地企業因經營不善面臨破產或債務纏身時，地方政府又會站出來，充當保護傘，向中央政府求情，向中央部門要錢或請求貸款解救，相當於為企業負無限責任。這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是政府職能的嚴重錯位，也是企業尚未成為真正市場主體的表現。
為使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不但要政企分開，還要政資分開，即實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政府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能分開。政府對國有獨資和控股、參股企業的國有資產履行出資人職能時，只是當老闆、股東，不能當婆婆，不能扮演董事會和經理層的角色，否則就成為老闆加婆婆，仍然是政企不分。
可見，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首先要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主要履行公共管理職能。應當看到，這方面的問題還未解決，仍要繼續深化改革，逐步到位。
三、國家宏觀調控主要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現代市場經濟並不是完全放任由市場機制調節的，而是有國家的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這樣。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把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這是對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宏觀調控豐富經驗的科學總結，是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世界上許多市場經濟國家，都把上述四個方面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中外的實踐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很好地處理增長與穩定的關系，既要促進經濟增長，又要保持經濟穩定。從長遠看，在經濟穩定中實現經濟增長，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快速的。不然，片面追求經濟增長，不重視經濟穩定，不在穩定中求增長，就很容易出現大起大落，而大起大落必然帶來生產力的浪費和損失。這樣一來，走了彎路反而慢了。在前面四大目標中，頭一個是促進經濟增長，後面三個是保持經濟穩定的內容。因此，可以把國家宏觀調控概括為促進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要點在於，在經濟穩定條件下，市場信號比較穩定、准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可以較好地發揮，從而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實現較快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搞好宏觀調控，就要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驗的重要總結。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是以人為本，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的實質是協調，五個統籌的實質是做到五個協調發展。做到五個統籌，就既能有效地保持經濟穩定，又能不失時機地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主要採用經濟和法律手段。這同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主要運用行政手段調節社會經濟活動有根本區別。具體來說，就是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經濟過熱或出現過熱傾向時，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反，在經濟過冷或出現通貨緊縮時，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目的都是保持經濟的穩定，努力熨平經濟波動的波幅，防止大起大落。有時人們把這種操作稱之為反周期措施，旨在使經濟上升時不要升得太高，力求上升時期延長一些；經濟蕭條時不要降得太多，延續時間不要太長。因此，國家的宏觀調控，以及實施從松或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是為的實現短期(一般一二年)的經濟平衡，而不能將其長期化。據此，如果將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長期化，似與市場經濟下宏觀調控的功能不太一致。與此相聯系，我們似乎也不應將擴大內需作為一項長期的方針。在發生通貨膨脹或存在明顯的通貨膨脹壓力時，我們能否籠統地談擴大內需，這是值得研究的。比如，2004年主要是擴大消費需求，而對投資需求則不但不能擴大，相反的要加以限制，因為從2003年起，我國投資總的已經過熱。
在我國，產業政策也常常作為進行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政策來運用。這是一個相當復雜且在經濟學界頗有爭議的問題。過去，由於政府制定和實施的產業政策在實踐中基本上不起作用，甚至政府鼓勵的產業往往發展不起來，限制的產業則發展得很紅火，因而不少人懷疑產業政策的有效性。考慮到中國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和數額超過年GDP的國有資產，政府的經濟職能一直較強，政府常用產業政策來調整產業結構，所以宏觀調控除了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外，還可運用產業政策，以改善產業結構，加強薄弱環節，約束某些產業的過度擴張。至於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否有效，主要看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是否符合國家的長遠發展戰略，是否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平穩和較快發展。
四、科學評價市場經濟活動效果，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科學評價市場經濟活動效果，難點不在企業，而在於政府，特別是如何評價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
過去，人們一般用GDP及其增長速度作為評價政府績效的主要標准，年年評比排座。GDP增長率高的，政績就優；GDP增長率低的，政績就差。結果各地競相攀比，全力以赴爭取GDP的快速增長，而且都想爭第一，你快了我要比你更快。因此人們形容這些地方政府是GDP政府。但是，多年的實踐，特別是近幾年的實踐表明，這樣做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主要指標，必然忽視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造成經濟發展腿長社會發展腿短的不協調局面。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但是，發展既包括經濟的發展，也包括社會的發展，即包括科技、教育、環保、文化、醫療、衛生、健身、旅遊、休閑、娛樂等事業的發展。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最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就既要求經濟發展，使社會物質財富越來越多，也要求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使人民有接受良好教育、醫療、保健的條件，生活環境優美，文化生活豐富多采。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經濟發展、GDP增長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社會事業的發展。所以，看一個地方政府的政績，不能只看GDP增長。
第二，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標，還會助長政府的短期行為，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為經濟的增長、GDP的增長，可以採取有水快流的辦法，即用粗放外延擴張的形式，消耗大量的資源和能源，破壞生態環境，在一個短時間內實現高速增長。這對於我國這樣一個資源相對不足，生態脆弱，環境污染嚴重的國家來說，顯然是不可取的，也是難以為繼的。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國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報載，建國50多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也增長了40多倍。去年我國消耗的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約合50億噸，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別約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創造的GDP僅相當於世界總量的4%。呵見，對我國來說，急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能只看GDP增長，還要看GDP增長後面付出了哪些代價。近來，有少學者建議改用綠色GDP作為評價經濟發展的指標，即從GDP增長中扣除為此付出的自然與環境的成本(比如1973年日本政府規定空氣、水、垃圾等環境污染的可允許標准，超過污染標準的，必須將其改善經費作為成本從GDP中扣除，按此方法，當年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這是值得大家重視和進一步研究的。
第三，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標，還會促使有的政府官員造假。過去流行「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說法，指的主要是官員造假虛報GDP數字，誇大成績，然後騙得陞官。有的地方官員不是根據實際數字，而是先探聽周圍地區的GDP數字，然後指示統計部門報高於其他地區的GDP增長數字，以顯示自己政績比別人高出一籌。而GDP數字造假，老百姓一般是難以監督的。
為了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制定科學的評價體系，就全國或一個地區來說，首先是逐步改GDP增長單一指標為多方面指標，比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了社會、環境、經濟、制度四個方面的指標。我們可以借鑒。其次是將GDP指標逐步發展為綠色GDP指標。再有就是加強對統計數字的核實，嚴肅查處作假者，增強統計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確性。可見，尋找正確評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效果的指標體系，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依法規范市場經濟活動，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
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中外市場經濟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只有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能比較有效地發揮其積極作用，減輕因其自發調節帶來的種種消極作用。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實行公平競爭，以提高效率。這就必須對如何競爭進行規范，形成有效的競爭規則或游戲規則。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能保證其健康發展。
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了依法治國的方略。這是我國從人治轉為法治的重大轉變。與此相適應，黨的十六大提出，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為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基礎服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全面推進經濟法制建設，即按照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著眼於確立制度、規范權責、保障權益、加強經濟立法。主要包括：完善市場主體和中介組織法律制度，使各類市場主體真正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完善產權法律制度，規范和理順產權關系，保護各類產權權益。完善市場交易法律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維護公平競爭。完善預算、稅收、金融和投資等法律法規，規范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完善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切實保護勞動者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完善社會領域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按照法治經濟的要求，一方面，微觀經濟行為主體，主要是企業，要依法經營，照章納稅，依法處理企業內部關系特別是要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遵守環保、安全、契約等法規。同時，要依法保護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獨立性和各項權益，保護企業法人財產權等等。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對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要依法管理，不能隨便發號施令。國務院於2004年初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中國將通過十年左右的不懈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目標，主要包括七個方面。第一，實現政企分開。第二，提出法律議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第三，法律、法規、規章得到全面、正確實施。第四，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基本形成。第五，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範、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第六，行政權力與責任緊密掛鉤，並與行政權力的主體利益徹底脫鉤。第七，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素質。可見，今後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和干預，要依法進行，不能再像過去計劃經濟時期那樣，主要採用行政手段，發布指令。既然政企分開，政府的經濟調節就是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實施恰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採用利率、稅率、匯率等經濟杠桿來進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正確界定政策、市場和企業的關系非常重要。一般來說，凡是靠市場能解決而又有效率的，政府都不要去管。凡是公民、企業、社會組織包括中介組織等能夠自主有效解決的，除法律另有規定的以外，政府也不要去管。政府主要從事公共管理。政府在使用納稅人交納的錢財時，要節儉、高效、清廉。政府官員要懂得，不僅權力是人民給的，政府的收入也是人民交納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有的官員提出，要做到政府給老百姓的，多於從老百姓取來的，這是不可能的。政府的錢都是納稅人交的，老百姓交納的，能夠將錢用之於民就不錯了。政府不是財富創造的主體，政府能做到消耗少一點，為人民服務的事多辦一點就不錯了。所有這些，都要用法律法規確定下來，成為大家的共識和行為准則。
此外，必須公平執法。無法可依不行，有法不依不行，執法不嚴、不公也不行。如果不能公正執法，再好的法律也用處不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不能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因此，必須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法治觀念和守法意識，形成良好的司法環境。在這方面，除了進行宣傳教育等外，政府領導幹部要帶頭執法，嚴格執法，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9. 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今天剛剛拿到書，這本（美）巴羅寫的很不錯，對於一國的長期經濟福利而言，沒有什麼比經濟增長率更重要了。年增長率的差別看起來很小，但經過多年的積累，這些細微差別會導致生活水準上的巨大差異。在過去的十年內，經濟示意圖工的研究大量出現，數百項關於跨國經濟增長的經驗分析差重研究了增長和務種變數之產的相關性。本書對這些得要文獻進行了概括。以亞當·斯密在二百年前提出的一個重大問題開頭什麼決定了長期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巴羅利用一百多個國家的基礎數據檢驗了許多理論，並始終細心地解釋它們的缺陷。對於那些基於非常不完善的數據所得到的結論，他總是精心設計其他的檢驗方法來檢驗這些結論。最重要的是，這本書名含了足夠多的統計細節和技術細節以滿足專業內行的需求，但對重要發現的敘述方式也能被感興趣的外行接受。本書以廣闊的研究視角探索了經濟增長的各種決定因素，不僅有經濟因素，而且有政治因素。通過對大量跨國數據的分析，巴羅證實了三個基本結論跨國數據支持條件收斂民主和增長之間具有某種非線性關系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再高通貨膨脹率情況下比較明顯，但在低通貨膨脹率情況下卻不確定。盡管本書是經濟增長領域的專著，但第一章的文獻綜述已經讓讀者領略到了經濟增長思想發展的脈絡，而且理解書中的絕大多數的內容並不需要高深的增長理論基礎。本書由三項完整、詳細、標準的經驗研究組成，向已經掌握中級計量工具的讀者提供了經驗研究的典範。細心的讀者不但能從字里行間體會到巴羅在經驗研究方面的巧妙，而且更可能從廣闊的研究視角中激發新的研究靈感。巴羅（.）教授是哈佛大學瓦戈納經濟學講座教授，被經濟學界公認為是宏觀經濟和經濟增長領域的一顆耀眼之星，他對增長的研究已經從最初的經濟因素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如民主、宗教等領域。初讀本書，我最強烈的感覺是應該更早的把這本書介紹給國內經濟學界和改革者。不過，對於中國的改革進程而言，這本姍姍來遲的中譯本並不遲。中國的改革從經濟體制人手，逐步推進市場化進程。市場自由的擴大必然會對政治體制提出相應的要求。這正好印證了1835年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的思想私有組織對民主自由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國政府改革的目光已經越來越多地投向政治領域。如何推進民主才能有利於經濟增長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一直認為民主對增長的促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讀過本書，我們可能會對巴羅的研究結果感到驚訝，卻又覺得完全合理。岡此，對於中國今後的改革而言，本書至少向我們揭示了大量國家在經濟發展進程中民主化時機的選擇以及由此帶來的經驗教訓。表1-1的列（1）回歸還揭示了以健康形式體現的初始人力資本
10. 市場經濟對我們的影響
特徵也可說是社會影響吧，不過對於個人或小的組織如家庭要另寫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時代最基本的特徵是，工業取代農業占據了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市場營銷成為最普遍的經營形式，由此導致社會經濟各個方面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
（1） 由封閉走向開放 市場營銷要求根據市場需求，廣泛利用各種市場資源，在極其廣闊的時空范圍內進行生產，而不是象傳統小農那樣局限在一個家庭范圍內，使用家庭資源，為滿足家庭需要而進行生產。在這里需要特別強調一下「廣泛利用市場資源」。到目前為止，國人一般已經普遍接受了面向市場需求的概念，但廣泛利用市場資源的觀念依然十分淡薄，經常見諸媒體的一句話是「立足於當地實際，從當地實際出發」，乍一看似乎的確無疑，但其實是一種典型的小農經濟觀念，應當從根本上予以革除。
（2） 機器化 從歷史發展來看，世界各地小農經濟統治數千年間並不曾發明過任何一台最簡單的機器，而15世紀末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流，人們便開始嘗試發明這樣那樣的機器，特別是自18世紀下半葉以來短短二三百年時間，人們便便發明了無數精巧絕倫、神通廣大的機器，各行各業都普遍實現了機器化。事實表明，機器化是與市場化相聯系的一個歷史范疇。從理論上來分析，首先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手工生產是無法滿足的，必須大量應用機器生產；其次，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廣泛的社會分工協作，集廣大民眾的智慧和汗水於一體，為各種機器的發明和製造提供了充分的現實可行條件。於是，經過人們堅持不懈的努力，終於實現了機器大生產，其主要特點是：以煤炭、石油等非生物能源為動力，能夠大功率、高效率、長時間連續作業。簡言之，歷史發展的邏輯表明，機器化是市場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伴隨產物，沒有市場化，就沒有機器化。
（3） 科學化 由於面向市場經營，使用機器大生產，這就要求人們改變以往小農經濟狀態下那種憑經驗靠估計的做法，而代之以科學的定量測試、計算和分析。注意：這里「科學化」並不簡單地局限於科學技術成果在生產中的應用，而是主要指人們觀察和分析問題時的思維方式的科學化。
這里插一段討論。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這一問題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筆者認為，其實很簡單，關鍵就在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小農經濟本質上是排斥科學的，中國古代曾長期將一些民間創造發明斥之為「奇技淫巧」，就是這種觀念的一個典型例證。分析其原因，可以設想一個封建小農家庭，其產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費，首先，自己是不會欺騙自己的，因此無需對產品的數量與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驗；其次，投入與產出均在家庭內部完成，因此無需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沒有市場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無需費心巴力地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於日常生產外，根本無力顧及其它；第五，小農家庭經營規模過小，一項新技術即使能夠使產量成倍增加，對農戶來講，也沒有什麼吸引力。歸納起來，當這種封建小農家庭在社會上占據絕對多數的時候，即使少數人有興趣進行科學研究，也成不了氣候。反之，市場經濟就不同了：第一，產品要通過市場銷售，這就需要對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測；第二，生產要素是通過市場方式配置的，這就要求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在市場需求的拉動下，整個社會都有強烈的動機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減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經濟的主角是廠商，廠商有足夠的資金與實力來推動科學研究的發展，並在生產實踐中廣泛應用各種科學研究成果；第五，由於廠商經營規模很大，一項新技術的採納，即使產量僅僅增加1%，也會帶來相當豐厚的利潤。總之，科學化是市場化的伴隨產物，沒有市場化，就沒有科學化。
（4） 僱工經營 面對巨大的市場需要，僅靠家庭勞動力顯然是無法滿足的，必須大量引入家庭外勞動力。抽象地來講，使用家庭外勞動力，可以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強迫一些人當自己的奴隸；另一個是通過支付工資來僱傭他人為自己工作。但是，大量強迫本國人當奴隸，會使國家統治失去基本的依靠力量，導致社會秩序徹底崩潰，因此使用奴隸勞動原則上只能抓擄其他貧窮落後弱小國家的民眾，如美國早期歷史上曾大量抓捕非洲黑人從事奴隸勞動，就是一例。但是，抓捕外國人來當奴隸，決非長久之計，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都是有限的，並且增長緩慢，遠遠趕不上非人的奴隸勞動折磨下人口減少的速度，同時大量抓擄外國人當奴隸，還會引起越來越強烈的反抗，不利於海外市場的擴大。因此，從根本上來說，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能通過支付工資的辦法來僱傭本國自由民從事生產勞動。此外，大量機器的應用及由此導致的技術分工，使大量工人能夠真正融合為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共同完成生產過程，為大規模僱工經營提供了技術基礎。否則，在手工生產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缺乏內在的技術分工和聯系，勉強將大量的人集中在一起勞動，不過是聚沙成塔，徒勞無功，就如同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前的人民公社一樣，最終還得散夥。
（5） 專業化和社會化 使用機器大生產和僱工經營的結果，是社會分工變得越來越細，整個社會經濟呈顯專業化和社會化的特點，社會成員普遍養成了分工協作的習慣和理念，這也是社會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原因。
（6） 廠商（或企業）成為最基本的經濟組織形式 機器大生產和僱工經營，必然突破家庭經營的局限，使廠商成為最基本的經濟組織形式。與小農家庭相對簡單的內部結構，廠商內部結構要復雜得多，其中包含了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分工精細的各種生產要素，是一個巨大復雜的經濟系統。
（7） 私有制范圍擴大了 廠商成為基本經濟組織形式以後，私有制的范圍就擴大了，雖然名義上仍然是私有制，但在實際經營和管理層面上，所有者已經不能完全隨心所欲地支配和處分自己名下的財產了。這與封建農業時期的個體私有制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這是一種「擴大的私有制」，其內部正在孕育產生新興公有制萌芽。
（8） 利潤取代具體產品成為直接生產目的 由於在極其廣闊的時空范圍內組織市場經營，廠商生產的目的不再象小農經濟那樣以獲取產品為直接目標，而是以利潤為直接生產目的，產品的生產變成了獲取利潤的手段。在這里，利潤是泛指一切價值增值。
（9） 生產要素資本化 隨著利潤成為直接的生產目的，一切生產要素都相應地變成了賺取利潤的手段，即通常所謂「資本」。整個社會經濟從此都置於資本的支配之下，受資本統治，「資本主義」成了這一時代的最強音。
（10）實行市場機制 市場分配成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 包括各種市場資源和勞動產品，都通過市場交換來進行分配，實行「各增其值、等價交換」原則，即個人向廠商提供生產要素，按系統論觀點，每一種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都實現增值，並得到各自的報酬，形成個人收入，個人再以其收入按等價交換的原則向廠商購買各種消費品。
（11） 廣泛而激烈的市場競爭 由於市場分配成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一切生產要素和產品都要通過市場來分配，於是千千萬萬的廠商和個人便在市場上圍繞有限的市場資源展開了廣泛而激烈的市場競爭，使每一個人和每一家廠商都隨時面臨嚴酷的市場壓力，從而推動市場經濟不斷向前發展。
（12） 政治民主 由於市場經營通行等價交換原則，從本質上來講，要求人與人平等協商，這樣就形成一種基本的人類行為模式，反映到政治上，就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同時，市場把個人、企業與社會緊密地聯繫到了一起，這使得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強烈的動機關心和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人們普遍具有濃厚的民主意識。最後，市場經濟的基本組織單位是廠商，廠商既財大氣粗，又人多勢眾，這樣政府使用高壓手段就失去了現實可行基礎，除了民主別無出路。總之，民主化是市場化的派生產物，沒有市場化，就沒有民主化。
（13） 規范化 市場經濟是一個由千千萬萬的廠商和個人參與的過程，因此必然要求對人們的行為作出嚴格的規范，包括國家法律制度、廠商內部的管理制度、各種技術性操作規范以及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標准等。這就好比，在鄉間小道上，一個人或很少的幾個人走路，無需交通規則，但在大城市，數以萬計的行人、車輛一起上路，就必須制定交通規則了。總之，規范化是與市場化相聯系的，沒有市場化，就沒有規范化。
（14） 對外擴張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 市場經營由封閉走向開放，廠商經營規模越來越大，最終勢必突破國家疆界，向全球擴張，這樣市場經濟的擴張性就與小農經濟的保守性形成了尖銳的矛盾，這是15世紀末以來長達數百年的殖民侵略活動，以及20世紀上半葉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所在。
市場經濟就是指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
（15）市場經濟的局限性 市場經濟是一個由千千萬萬的廠商和個人自主參與交易形式，在市場經濟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指揮。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的價值規律。一般來說，商品的價格是受供求關系影響，沿著自身價值上下波動。所以在交易過程中，我們常能看到同一種商品在不同時期價格不同。當漲價時，賣方會自發的加大生產投入；當減價時，賣方會自發的減少生產投入，這就是市場經濟的一個特點：自發性。市場的范圍之大使得誰也無法客觀宏觀的去分析觀察，參與者們大多以價格的增幅程度來決定是否參與，與參與程度，這就體現了市場經濟的第二個特點：盲目性。參與者盲目自發的投入生產，而生產是一個相對於價格變動耗時較長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常能看到一種商品降價後，它的供應量卻在上升，這就是市場經濟的第三個性質：滯後性。
對於個人或家庭等首先就農業來講，其比較經濟效益顯著下降，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農民的貧困問題日漸突出，農民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土地湧入城市，成了社會上長期受到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問題的原因當然是非常復雜的，但從根本上來說，則是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發展過渡時期的社會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自近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就是工業和服務業的興起，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隨之不斷地由農業向工業、服務業流動。就象「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一樣，資源是由經濟效益低的行業向經濟效益高的行業流動。因此，伴隨著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必然是農業的比較經濟效益低於工業和服務業。在這一歷史大背景下，任何企圖提高農業比較經濟效益的努力從根本上說都是徒勞的。要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根本出路只能是「非農化」。
其次，世界性的家庭倫理危機日益嚴重。家庭的規模在不斷縮小，「三世同堂」式大家庭已基本成為過去，一對夫婦及其孩子組成的「核心家庭」已取而代之成為目前最普遍的家庭形式。但家庭規模的縮小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還在進一步縮小中，出現了大量非典型不完整家庭，如各種單親家庭、丁克家庭（Double in no kids，DINK）、單身家庭等。與此同時，家庭的職能也在不斷剝離。在農業時代，家庭可以說是全職全能的，包括生產經營、生活消費、兩性情愛、生育後代、撫養教育、贍養老人以及承擔社會義務等許多職能。進入工業時代以來，這些職能都開始相繼從家庭中分化獨立出來，程度不等地實現了市場化、社會化。生產經營差不多已經完全由各類廠商所包辦，生活消費遠遠超出了家庭范圍，「天倫之樂」已讓位於「天涯之樂」，孩子的撫養教育不再由家庭大包大攬，而是由各類托兒所、幼兒園、學校承擔了相當大一部分，老人的贍養也不再完全由子女承擔，而是由各類托老組織承擔了一部分。最叫人難以接受的是，夫妻感情日漸淡化，婚外戀大量涌現，非法色情交易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發展至今，除了生育職能基本上完全由家庭承擔以外，其它職能都已經全部或部分越出了家庭的范圍。導致這些問題的具體原因當然是非常復雜的，但從根本上來說，也是由於進入工業時代以來，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結果。一個基本的事實是，隨著生產經營職能完全由廠商所取代，人們正在日益遠離家庭，融入社會，最終必然導致家庭的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