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⑴ 如何正確的理解我國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專度提高,取得舉世屬矚目的成就.同時,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實現根本轉變,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由於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大量生產能力依賴出口,使我國變成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的「加工廠」,由此帶來投資、工業、出口的快速增長.加上我國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工業和出口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貼牌生產方式來實現,這就形成一種粗放增長的機制.面對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產業結構失衡、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等新的制約條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途徑,實現三個轉變才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思路. 以上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

⑵ 黨的十八大強調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和具體途徑是什麼

具體的途徑：1、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競爭環境和法制環境，減少行政的干預；2、努力通過創新來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鼓勵和推行創新，推動中國創造的行程；

⑶ 新經濟增長模式是什麼

• 模式

  1. 成本導向的模式
  2. 產品服務差異化的模式
  3. 市場細化後的集中戰略模式
  4. 科技創新的新產品新市場模式
  5. 銷售渠道改革整合資源模式
  6. 全球范圍內的市場需求分析後的重組
  

其一，新增長理論將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引入增長模式，認為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積累可以產生遞增收益並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進而總的規模收益遞增，這就說明了經濟增長持續的和永久的源泉與動力。其二，新增長理論對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重要修正是，放棄了技術外生化的假定，突出技術的內生性，強調大部分技術或知識經濟主體源於利潤最大化的有意識投資的產物。其三，新增長理論指出了邊干邊學以及知識外溢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廠商可以從自己的投資活動中學會很多東西，其知識存量是投資量的函數。其四，新增長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新增長理論認為，國與國之間發展對外貿易不僅可以增加對外貿易的總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參與貿易各國的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獲取邊干邊學和知識外溢效應。其五，與新古典增長理論不同的是，新增長理論重新確立了政府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該理論研究總結出一套維持並促進長期增長的經濟政策。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羅默(Paul Romer)和盧卡斯(Robert Lucas)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的出現。經濟增長理論在經過20餘年的沉寂之後再次煥發生機。新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勞動力」的定義擴大為人力資本投資，即人力不僅包括絕對的勞動力數量和該國所處的平均技術水平，而且還包括勞動力的教育水平、生產技能訓練和相互協作能力的培養等等，這些統稱為「人力資本」。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1990年提出了技術進步內生增長模型，他在理論上第一次提出了技術進步內生的增長模型，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內生技術進步上。

• 技術進步內生增長模型的基礎是：

（1 ）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

（2）大部分技術進步是出於市場激勵而導致的有意識行為的結果；

（3 ）知識商品可反復使用，無需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產開發本身的成本。

⑷ 要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就要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什麼上來

第一，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是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是只有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才能更好適應全球需求結構的重大變化。二是只有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才能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三是只有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才能在新的國際競爭中創造新優勢。四是只有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才能滿足人民群眾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
第二，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新進展，也存在一些問題。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從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3個方面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黨和全國人民不斷增強科學發展緊迫感、使命感，提高主動性和自覺性，堅持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使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進一步增強。但是，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從總體上看，我國內需不足，產業結構不合理，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創新能力不強，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質量和效益不高，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尚未形成。

⑸ 如何理解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一）2010年，本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

中國的現代化，又到了一個攸關未來的路口。

「在經歷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戰爭以及難以名狀的事件後，中國人正准備擁抱久盼的夢想，那就是國家的現代化」。當世界以慨嘆的目光，打量這個追趕者60餘年砥礪奮發的身影，「1949—2049」這一中國現代化的時間表，也進入了攻堅克難的「後半程」。靠什麼保證現代化的持續性？靠什麼續寫「前半程」的輝煌與光榮？中國必須做出抉擇。

「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黨的十七大，新的遠見開始凝聚。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一場國際金融危機使傳統發展方式「軟肋」盡顯。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新的任務迫在眉睫。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2010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發表重要講話，新的認識飛躍升華。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個時代的命題、發展的課題、現實的難題，在過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峻切，期待我們的破解之道。這一年，我們不僅有發展速度的V型反轉，更有發展方式的切實突破。國際輿論敏感地指出，「這個以接近10%的速度飛翔了30年的國家，在關注GDP增速的同時，開始更加關注GDP的構成和質量。」

多一些歷史眼光的人還發現，如同當年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無比艱難卻無比堅定；今天，這個發展中大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步履，同樣艱難也同樣堅決。

若干年後人們會看到，來自經濟領域的這場深刻變革，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又一次重要抉擇。

（二）這一抉擇，始於科學發展的時代要求，源於不變不行的現實憂患。

「金融危機引發的『傳染病』使眾多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倒下，中國也面臨『失去免疫力』的危險。假如沒有大規模政府投資拉動，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低點可能會降至1%左右。」

為什麼會這樣？

與發達國家金融體系陷入泥沼，危機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領域不同，中國的金融業健康穩定，對實體經濟的「造血」功能毫發未損，為什麼我們也在這場冠名「金融」的危機中受到嚴重沖擊？

問題出在經濟發展方式上。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外貿依存度從改革開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帶來與國際市場「同此涼熱」的高風險度。一旦危機席捲全球、外部需求急劇下滑，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就必然因為出口的自由落體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更多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依靠資源能源的大量投入來賺取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微薄利潤。「世界工廠」的光環，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貼牌產品的尷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嘯里，這些沒有自己「頭腦」和「心臟」的貼牌企業更容易「沉沒」。

重國際市場、輕國內需求，重低成本優勢、輕自主創新能力，重物質投入、輕資源環境，重財富增長、輕社會福利水平提高，這就是我們長期形成的傳統發展方式。這樣的發展方式不夠注重結構的優化、效益的增加、過程的可持續和成果的共享，難以實現質與量的統一、快與好的統一、物與人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這樣的發展方式與國際金融危機「雙碰頭」，自然會產生強烈的共振效應。「雖然金融風暴沒有正面沖擊中國，但『發展方式病』的存在，還是使這個龐然大物趔趄了一下」。

「國際金融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客觀上為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難得機遇」，黨中央果敢科學的判斷，堅定了人們以變革促轉型、從危機看生機的決心。穿越漫天怒吼的金融風暴，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時代命題，開始醞釀初現形態的「質變」，預示著中國現代化歷程上的重要轉折。

（三）自18世紀下半葉，蒸汽機吐著白氣推開現代化大門以來，人類文明發生了深刻的嬗變。在現代化進程的大舞台上，新老大國次第亮相，演繹了各具特色的發展篇章，這當中有一條堪稱規律的結論：一個國家要保持充滿活力、持續向上的發展態勢，關鍵是讓經濟發展方式始終與時俱進，找到符合時代潮流、契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現代化路徑。

近300年的世界現代化史，就是一部發展方式的更新史。正是依靠工業革命，轉向工業立國，才使英國這個孤懸一隅的小島，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為跨越兩個世紀世界發展的領頭羊。正是重視科技發明、信奉「專利制度就是將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才使美國這個原本照搬歐洲技術的學生，成為一個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國家，抓住機遇躍居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並以不斷創新的方式增強綜合國力、鞏固超級大國的地位。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拉美經濟高速起飛，但由於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及時轉型，其人均收入長期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中，掉進了「拉美陷阱」。同一時期，日本和韓國的工業化高速推進，卻忽視了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企業發展仍以政府為主導，致使一個個「超大企業」缺乏創新活力，技術多停留在模仿層面，陷入了「日韓困境」。

沒有一勞永逸的現代化，也就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方式。在發展方式這個問題上，不變則罔，不進則退，這條兩百多年來錘煉的歷史經驗，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推進現代化的國家理念。

國際金融危機波瀾未平，一場爭奪未來發展制高點的「競賽」就已悄然涌動：美國將研發投入提高到GDP的3%，創下歷史最高水平；英國著眼發展低碳經濟、數字經濟，「構建英國未來」；歐盟宣布投資1050億歐元發展綠色經濟；俄羅斯提出開發納米和核能技術……人們清楚地知道，這樣的結構調整、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前奏，它們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後危機時代」的國家力量對比，重構全球的經濟政治版圖。

此時此刻，中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僅符合世界經濟發展方式變革的一般規律，更關繫到我們在未來發展中能否擁有新的引擎，在未來競爭中能否獲得新的優勢，在現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四） 新中國成立前的200年，中國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落伍者。現代化之於中國，有夢卻無路。是新中國的誕生，使中國人的夢想有了清晰的「時間表」：用100年時間基本實現現代化。

60年過去了。從中國人用的火柴、煤油都姓「洋」，到不少人離開「中國製造」就將失去舒適的生活，中國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歷史跨越。歐美發達國家用了將近300年，才使10億左右人口進入工業社會；中國僅用了60年，就將13億人帶入工業社會，演繹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傳奇。

今天，進入現代化的「下半場」，構成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模式的諸多要素條件、內外環境、增長動力與機制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如果保持原有發展方式不轉變，未來40年我們將走上一條怎樣的道路？

這是一條外向發展難以持續的「風險之路」。「危險往往在危機結束之後」，國際金融危機漸行漸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卻有待時日，全球經濟可能進入相對低速增長期；發達國家居民儲蓄率將有所上升、消費率繼續下降，國際市場需求短期內甚至會相對收縮。那種過度依賴外向型經濟、「大進大出」的傳統發展方式，不僅會加大風險，而且在未來難以持續。只有將經濟發展更多建立在擴大內需的基礎上，才能在國際風雲變幻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這是一條資源環境難以支撐的「負重之路」。中國的人均資源能源擁有量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卻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這種「暴飲暴食」型的發展方式，不僅我們自己的國情不允許，全球的資源容量也難以承載。另一方面，我們正以歷史上最脆弱的生態環境，負擔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活動。如果沿襲原有的發展方式，「碳排放」將成為無法飄散的憂慮，不僅會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也不利於中國對環保這一人類共同責任的主動擔當。

這是一條國際競爭力難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國際產業分工有條「U」型曲線，一端是高利潤的研發、設計、標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潤的品牌、銷售和服務，中間是低利潤的加工生產。如果不能形成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中國將長期停留在「U」型曲線的中間段，徘徊在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隨著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我們所依賴的低成本「比較優勢」也將不復存在。

這是一條人的福利難以增長的「物本之路」。按照經濟學的「激勵相容」理論，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們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正好與社會實現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吻合。當今時代，百姓熱切盼望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盼望公平化、綠色化、國民福利最大化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單純物質增長為核心內容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讓人民從發展中分享紅利、滿足人的全面發展需求，是繼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中科院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將遇到資源環境壓力、發展不均衡等挑戰，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現代化的現有「歷史經驗」走下去，中國在本世紀末晉級發達國家的概率僅為4%。

環顧全球，曾經成功啟動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不少，但真正能夠推動現代化進程持續不斷進行下去並最終獲得成功的國家並不多。不少國家在邁入現代化進程後，最初的發展勢頭相當不錯，但後來卻出現停滯，甚至發生逆轉，關鍵原因就是沒有及時對發展方式作出調整。

飛速發展30多年之後，中國走到了這樣的關口。黨中央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是基於對歷史經驗和現實挑戰的深刻洞察——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適應全球需求結構重大變化、增強我國經濟抵禦國際市場風險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競爭中搶占制高點、爭創新優勢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新要求、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五）命運不關乎機會，而關乎對機會的把握和選擇。20世紀以來，中國曾有兩次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要轉型。

6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徹底掃清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制度障礙，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社會制度轉型，這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一次重大抉擇。

30年前，我們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殺出一條血路」的決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恢弘巨幕，開始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使我們這個曾占據人類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後世界現代化進程一個多世紀後，趕上了現代化的最新浪潮。經濟體制轉軌，這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二次重大抉擇。

今天，從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特點出發，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我們又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時代命題，並以國家整體發展方式的轉型，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性變革。發展方式轉變，這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又一次重大抉擇。

社會制度轉型，經濟體制轉軌，發展方式轉變。三次變革，處於不同歷史時期，源於不同歷史環境，反映了我們黨引領中國發展進步能力的不斷提高、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如果說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擇，打下了中國現代化的制度基礎，創造了新中國60年國強民富的輝煌成就；第二次「經濟體制」抉擇，激活了中國現代化的動力源泉，帶來了改革開放30年的飛速發展；那麼這次「發展方式」抉擇，將確定中國現代化的正確路徑，奠定未來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格局。

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方式並非僅僅涉及經濟增長，它同時涉及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消費行為、文化、人與人的關系等各個方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起來是經濟領域的一場變革，實質上「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在我們黨總體戰略布局中，「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8個「加快」關涉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深刻體現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全局性戰略意義。

（六）機遇稍縱即逝。

轉變發展方式是現代化進入一定階段後各國普遍面臨的挑戰。成功應對這個挑戰，就能保持現代化的連續性，否則，發展代價會越來越大、空間會越來越小、道路會越來越艱難。

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黨中央就提出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上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進入新世紀，黨中央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戰略思想，黨的十七大更明確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

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多年來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有一定成效，但經濟發展總體上仍呈粗放狀態。「GDP崇拜」在一些地方仍驅之不散，重速度輕效益、重國際市場輕國內需求、重財富增長輕民生投入的現象還在一些領域存在。特別是當前，轉變的步伐更明顯落後於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與抓緊解決經濟運行中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適應，與有效應對國際經濟風險挑戰的要求不相適應，與實現科學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久推難轉」、「轉而不快」，充分反映了轉變的艱巨性。

在片面追求增長速度的體制機制下，那些經濟總量大、增長速度快的地區，自然會受到某種激勵，盡管這些地區發展效益、質量並不顯著，甚至環境污染嚴重；

在價格形成機制不能真正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代價的背景下，企業總是能夠輕易獲得廉價生產要素並賺取高額利潤，自然不會去想辦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在以發展速度和規模論成敗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下，一些地方表面上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擺得再高，也有可能還是緊盯速度，「好」讓位於「快」。

沒有體制的突破，就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每一個具體的轉變，都要面對深刻的利益調整，也可能會帶來新的矛盾問題，甚至暫時看不到明顯的成效。加快轉變，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關鍵在於扎扎實實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出路在於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以改革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經歷化蛹成蝶的陣痛之後，我們將獲得更加廣闊的發展舞台。

（七）人類歷史上堪稱歷史時代的時期，是那些具有貫通的主題、出現巨大歷史變化的時期。1949年以後的中國無疑是這樣的時期，這60年，新中國全面鋪陳了現代化這一時代主題，並以中國共產黨人與時俱進的改革創新，億萬中國人萬眾一心的激情演繹，將這個主題書寫成舉世矚目的國家傳奇。

2010年初，一家外國媒體刊登的一篇文章這樣評述：「置身中國，我現在比任何時候更加確信，當歷史學家回顧21世紀頭十年的時候，他們會認為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經濟大衰退，而是中國的綠色大躍進」。托馬斯·弗里德曼，這個善於捕捉時代變化的觀察家，在中國現代化路程上看到了什麼？

每一次重大的危機，往往帶來調整的機遇；每一次抓住機遇的變革，都會醞造影響深遠的變局。

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我們一定能在深化改革中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歷史新跨越。

緊緊抓住機遇，承擔起歷史的使命，我們將在現代化的歷程中創造更加輝煌的中國時代。

⑹ 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首先涉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及其類型特徵。以《現代經濟辭典》給出的定義為代表：經濟增長方式是「生產要素的分配、投入、組合和使用的方式」。這一定義言簡意賅。然而從實際觀察出發，這個定義過於狹窄。其實，凡是有助於驅動經濟增長的要素組合，均可以稱之為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
由此觀察，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增長方式組合類型是復雜的，多種多樣的。
從理論上說，有多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組合類型。
例如：按要素投入劃分，分別有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增長主體功能作用劃分，分別有政府導向型和市場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市場供求內外部因素劃分，有以內需驅動型和外需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需求要素劃分，有投資拉動型，消費推動型、出口帶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數量與質量關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內涵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在經濟理論范疇中，經濟增長一般是指經濟活動單純的數量增加，經濟發展一般是指經濟總量增加與經濟結構優化同時出現。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了更加廣泛和深刻的含義。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經濟增長依然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或核心，離開經濟數量增加而談經濟結構優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對各種經濟增長類型的劃分其實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表現，在不嚴格限制的場合，兩者概念是可以互換的。
一般理解為，所謂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轉變就是促使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向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轉化，用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替代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
如果做兩個極端的歸類，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一組增長（發展）方式集合：資本、勞動密集型的；政府驅動型的；外需拉動型的；投資驅動型的；出口帶動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組方式集合：技術密集型的；市場導向型的：內需驅動型的；消費驅動型的；內涵集約型的。歷史地看，上述傳統與現代、舊與新的（發展）增長方式只是一種相對劃分。而且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有著不同的形成條件，相互之間並非孤立、對立，往往存在著交叉重疊、主輔互補的關系，相應產生不同的增長（發展）結果。這種實例舉不勝舉，不用多說。
在認識經濟增長方式時有三點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存在，本身並無價值好壞判斷。它具有在綜合條件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特徵。當一種增長方式的綜合條件沒有被新的條件打破、替代時，想要在主觀上讓這種增長方式退出歷史舞台是不現實、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夠理解：何以早在十幾年前就提出了要轉變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沒有完全轉變過來。它除了受到制度條件約束之外（相對而言，制度條件是比較容易轉變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機制條件、技術條件、資源條件的強制約束（這些條件轉變難度超過制度條件）。第二，評價一種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與否，關鍵不在於它的過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於它的實施結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純學理的評價，人們會說投入最少而產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長方式。但是這種抽象了現實和歷史條件的評價實際上說等於沒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時就曾經有這樣的思想：資本家對待一種新的技術發明在生產上使用的態度，首先要看這種技術能否使得資本增值，或者說增加相對剩餘價值。如若新技術不能帶來更多的價值增值，資本家就寧願繼續採用舊技術而置新技術於不顧。經濟增長方式採用哪種組合類型，除了取決於增長方式存在的條件性外，其實也取決於增長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對經濟增長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釋，比如可以把滿足人民消費需要作為經濟增長方式的目的。但這里考察地是在同樣滿足人民消費需要的基礎上，如何使得經濟增長方式保持一種合理的表現狀態。因而可以達成一點共識是：無論哪種組合方式類型，都須使得經濟增長在給定條件下到達一種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長狀態。
以上概念的討論就進一步演化為有關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與增長（發展）狀態之間關系的討論。進一步說，任何一種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能否實現經濟增長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狀態？經過實際經驗觀察可知，一種經濟（發展）增長方式能夠實現它在給定的現實條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狀態的。換句話說，這種比較理想的經濟增長狀態是存在的，這就是所謂無通脹增長狀態（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這種理想狀態的低通脹高增長狀態（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
無通脹增長被經濟增長理論視作一種理想型的增長狀態。這一定義出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法國經濟學家莫里斯?阿萊。他認為：「把創造貨幣的增長率建立在能夠促進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足夠高的水平上。經過計算，這個增長率為1%，它帶有輕微的通貨膨脹傾向，並且具有靈活可變的優勢而沒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視的缺點。」筆者完全同意這個定義，並進一步強調：無通脹增長首先是低通脹或無通脹，在此前提下出現一種高增長現象。那種高增長與高通脹相伴、低增長與低通脹相伴當然不屬於理想狀態。此外，這也不是通貨緊縮的高增長，因為通貨膨脹指數為負值才出現所謂通貨緊縮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實效及其比較
縱觀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實際狀態，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幾個顯著不同的時期，其增長狀態依次過渡為：中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無通脹增長。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國經濟增長狀態是起伏不定的，處於通脹與增長形影不離的伴生狀態，在相當時期內通脹指數大大高於增長指數。但是從1998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無通脹增長的黃金時代。而且就2007年實效情況看，這個黃金時代還似乎沒有結束。
進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年均高達9.1%，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只增長了0.7%。筆者曾經在另一篇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論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基礎上，利用增長趨勢方程得出結論：1978-2002年間，我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8.9%。這里出現了實際增長率比潛在增長率多出0.2個百分點的不合理差距。解釋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理由：其一，筆者的計算分析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其二，統計數據出現了低估情況。筆者傾向於第二種理由解釋。因為經過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之後，國家統計局對以前的數據進行了重新調整，新的實際增長率普遍都比舊的數據略微高一些。而筆者以前的計算正是建立在舊的數據基礎上的。無論如何，從1998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到達了它的潛在增長水平臨界點，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CPI只有近1%的增長，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萊所說的那種無通脹增長狀態的。追求無通脹增長，正是國民經濟管理的一個主要的任務和目標。
無獨有偶，通過對同處於亞洲亞文化經濟增長類型的國別（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地區）分析比較後發現，近似理想增長狀態的出現並非個案。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往往是一種經濟增長成功的標志物或伴生物。筆者以日本和韓國為例給以簡要說明。
1、這兩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後期，都出現過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增長的增長狀態。日本是在1982-1990年間，平均增長率為4.2%，通脹率平均為1.7%，接近無通脹增長型。韓國是在1983-1989年間，增長率平均為9.1%，通脹率平均為3.8%，屬於低通脹高增長型。應當說，日韓兩國均在當時給定的現實條件下實現了它們自身經濟增長方式所能到達的最好水平。
2、這兩個國家在持續了6-8年的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階段之後，被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所終止。日本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滅，經濟持續走向了衰退。韓國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增長不穩定，最後被亞洲金融危機拖入低谷。
日韓兩個東北亞經濟增長典型案例對中國的啟示是：第一，經濟增長理想狀態（或近似理想狀態）的出現是以一段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段為標志的。這個標志就是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同時也是經濟奇跡的伴生物。但是好景總是不長。到2008年結束的時候，中國無通脹增長黃金時段或許也面臨著終結的局面。第二，黃金時段早晚會結束，但這種黃金時段能夠持續多久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證明。眾所周知，日韓經濟進入衰退或危機之後，日韓式的增長方式就受到了挑戰和批判。日韓從此也進入了新一輪的結構調整時期。中國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但是新的增長方式並沒有完全出現，而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卻創造了持續十年的無通脹增長狀態。換言之，傳統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依然有著它特有的能量和效應，這種增長（發展）方式在過去十多年中到達了其較為理想的狀態。這種增長（發展）方式的潛力是否完全耗竭完畢？如果不是，那麼這種增長（發展方式還能有效地持續多久？如果是，那麼用什麼新方式來盡快代替它？

⑺ 波斯灣尋找的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什麼

首先你要先了解波斯灣。

西亞的波斯灣位於阿拉伯半島和伊朗高原之間，波斯灣海拔長約1040千米，寬180-320千米，面積24萬千米2，平均水深25米，是一片廣闊的內海。它西接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河水，向東則通過它唯一的出口——霍爾木茲海峽與阿拉伯海相連。 霍爾木茲海峽因扼守波斯灣石油海上運輸的出口而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在海灣及其周圍100千米2范圍內，是一條巨大的石油帶，這里蘊藏著佔世界石油總儲量一半以上的石油，僅沙特一國的石油儲量就佔世界總儲量的1/4，堪稱"石油王國"。

石油的生產和銷售，改變了世代居住在這里的阿拉伯人的生活。他們用石油還來的財富建設學校，完善醫療設施和住宅，發展現代化的工農業，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

波斯灣地區的石油生產和銷售在給他們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戰爭和災難。同時石油資源也並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波斯灣內珊瑚礁遍布，漁產豐富；但因臨近國家逐漸工業化，加上油輪漏油事件時有所聞，且臨近地區戰事不斷，環境污染日益嚴重。

這些產油國在穩定石油產量的同時，也在努力尋找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迪拜（Du），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時也是繼阿布扎比之後第二大酋長國。是中東地區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中東最富裕的城市，在全球最富裕城市中也位居前列。

迪拜從70年代起，憑借「石油美元」，由一個小漁村發展為中東的金融中心，又發展為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成為東、西方各資本市場的橋梁。現已成為本地區最重要的貿易、交通運輸、旅遊和購物中心。

迪拜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實行自由和穩定的經濟政策，大力發展轉口貿易業、旅遊業等非石油產業，還著重發展現代高科技產業，建成了一系列現代化配套基礎設施。免稅區涵蓋從媒體到體育、金融和生物科技的所有領域。在各國之間以及國際工商界贏得良好的聲譽，鼓勵了本國資本和外國資本投資於商業、工業和服務業等各個經濟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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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十八大說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那我國現在的或是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什麼

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就是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著力激發各類市場內主體容發展新活力，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著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著力培育開放型經濟發展新優勢，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更多依靠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更多依靠節約資源和循環經濟推動，更多依靠城鄉區域發展協調互動，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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