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反腐敗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即興評述怎麼說
反腐倡廉跟社會發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滲透，有著密不可分的辯證關系。必須全面、客觀、辯證地看待廉政建設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在反腐倡廉中加快發展，在加快發展中預防和治理腐敗問題。
一、概念：
反腐倡廉，亦稱「懲腐倡廉」。即反對腐敗，倡導廉政。政治倫理學術語，屬政治道德范疇。廉政建設的基本內容。思想道德建設的集中體現。要廉政就必須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經濟體制轉換的改革開放的時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行動綱領。
社會發展指以個體為基礎的社會關系出現從個體到社會總體的自由延伸，個體的自由延伸到社會整體關系面。包涵個體的物質及精神自由發展到社會層面，並取得社會化的一致。這其中包含經濟、文化、政治、習俗、體制等一系列的社會存在的總體發展。
二、關系：
1.廉政建設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保證。
廉政建設，一方面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意願，極大地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增強了黨政機關執政為民、勤政高效的意識，建立公開透明的行政運行機制，激發各類社會組織的活力，促進社會經濟、文化快速發展。
廉政建設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社會經濟越發展，滋生腐敗的溫床、機會就越多。反過來，腐敗現象又會制約社會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以犧牲長遠利益、敗壞社會風氣為代價的發展，是不足取的，不僅個人要付出政治、經濟甚至法律上的代價，地方、部門更要付出重大的代價。要促進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就必然要有一個好的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就必須加強廉政建設。
廉政建設實踐表明，廉政建設是確保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手段。多年來，各級黨政部門認真抓好廉潔自律各項規定的落實，進一步規范領導幹部從政行為；加大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力度，嚴懲腐敗分子；深化糾風工作，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創新體制制度，推進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工作；健全制約監督機制，強化對黨員領導幹部監督；嚴格執行黨風廉政責任制，切實加大工作落實的力度。這一系列反腐倡廉工作的開展，都為社會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保證。
2.社會發展為反腐倡廉提供保障和支持。經濟發展為反腐倡廉提供物質保障，文化發展為反腐倡廉提供智力支持，體制的完善為反腐倡廉提供製度上的保障。
隨著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為廉政建設提供物質保障。廉政建設是一項系統社會工程，需要耗費一定的人力、財力、物力，這其中既包括在與腐敗斗爭的過程中耗費的代價，也包括懲治腐敗後重建社會秩序的代價，還包括建設源頭治腐工程的代價。經濟保持快速發展，就能為廉政建設提供必需可能的物質保障，有效扼制腐敗的滋生蔓延。
隨著社會發展，人民群眾在得到了更多更大實惠的同時，管理國家的主人翁意識也日益增強，從而為廉政建設提供了廣泛和堅強的社會力量。
廉政建設要為社會提供有力支持和堅強保證，就必須堅持正確的服務觀。在反腐倡廉過程中，牢牢把握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經濟發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時刻注意更好地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把反腐倡廉同經濟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堅持用行政的、組織的、法律的手段掃除不利於發展的一切障礙，營造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反腐倡廉環境，使反腐倡廉和社會發展相互折射，雙向互動。
㈡ 腐敗是否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你如何看待對腐敗的零容忍
胡扯淡！腐敗就是腐敗，怎麼會是潤滑劑？？？這是精英們愚弄老百姓的鬼話.胡話.混賬話！
㈢ 腐敗是怎麼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的
腐敗的產生，源自沒有制約，就如目前的社會一樣。
老布希曾經說過：人類之所以文明，不是創造了多少物質財富，而是人類懂得制約和節制。
那些沒有節制的社會必將滅亡。
㈣ 腐敗就是經濟，浪費就是發展，你怎麼看
不管怎麼看，這些年就是這么走過來的，畸形的發展理論，拆了重建就是為了消耗產能，商品迫不及待的更新換代，就是為了刺激市場，拉動經濟，從沒考慮過，上一代產品的利用價值，畸形的思想導致畸形的浮華，真心在幫你期待採納，
㈤ 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這句話對嗎
呃，這個很難講呀。
從經濟學角度上來說，它一定程度上是對的，因為腐敗確實能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在制度體系不完全的情況下，絕對是無法擺脫腐敗的，就算是歐美國家也還是有腐敗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腐敗的客觀存在性和其對經濟發展一定程度上的促進，就忽略腐敗的危害任其滋生蔓延
參考： http://bbs.voc.com.cn/topic-2695853-1-1.html
http://bbs.pinggu.org/thread-805981-1-1.html
㈥ 腐敗是不是可以促進經濟發展
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初實施經濟改革後，腐敗現象愈演愈烈，而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率卻遠高於世界平均經濟增長水平。於是中國也就成了一個謎：為何日益猖獗的腐敗現象沒有造成其經濟增速下降？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國的腐敗現象與別國一些最嚴重的掠奪式腐敗有類似之處，而那些國家猖獗的腐敗問題已對國民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亞洲四小龍」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骯臟的秘密就是，它們都是建立在腐敗基礎上的發展型國家。也就是說，資金從商業領域流入執政黨手裡，然後執政黨再將其分配給在政治上堅定支持自己的人和選民，以打造穩固的執政聯盟。中國的情況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共產黨不依賴私營行業的資金支持。韓國、台灣地區和日本在經濟發展上取得成功，少不了非法錢財的支持，而中國的腐敗問題則符合腐敗的標準定義，即濫用公共權力以謀私利。
中國的經濟改革說到底，就是產權從國家向市場轉移的問題。這些資產的名義價值常常遠低於它們的市場價值。因此，如果買家能以政府設定的低價拿到這筆資產，那麼只要將資產控制權轉售給第三方，就可以獲得暴利。由於存在巨額暴利，所以政府官員在把國有資產控制權轉給第三方時有著強大的索賄動力，而買家也願意從預期暴利中拿出一部分，作為回扣返給政府官員。
腐敗遠遠沒有刺激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是借經濟的快速增長得以滋生。從根本上說，腐敗官員掠奪了改革所創造的部分利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能激勵他們支持經濟改革。但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和市場化的政治動力並不來自官員對腐敗收入的慾望。
從長遠看，腐敗會傷害中國經濟，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有害影響。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遏制腐敗，則可能開始破壞中國經濟狀況。不確定是否會發生最壞的情況。有關中國遍地腐敗的種種炒作常常忘記了一點，即雖然中國的腐敗程度比全球平均水平更嚴重，但它還不至於到我們或可稱之為「腐敗危機」的地步。如果腐敗不加以控制，它會開始拖累經濟增長率，尤其是在資產轉移規模下降和總體經濟增長率放緩的情況下。但腐敗這一個因素還不足以將經濟推入崩潰。
㈦ 發展經濟與腐敗有必然聯系嗎
對腐敗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著名學府中的許內多經濟學家，容都曾通過模型分析和實證檢驗，發現腐敗可能與經濟增長負相關。經濟學家們的分析理論是：政府官員腐敗會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導致社會資源浪費，扼殺企業家精神，阻礙技術創新，從而減緩經濟增長。
然而實際情況，常常與經濟學家們運用某一時期一些國家的數據所做的實證檢驗結果並不相符。譬如，在政府官員腐敗滋生、蔓延甚至非常猖獗的同時而經濟卻高速增長，在許多國家的歷史上均發生過。遠的不說，在明朝中後期和清康乾盛世晚期，就曾發生過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而社會腐敗卻滋生和蔓延的情形，並導致了這兩個王朝的衰落。
㈧ 有人說：「治理腐敗問題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對此你怎麼看
治理腐敗問題會阻礙經濟的發展這是個偽命題。從根本上講腐敗是阻礙市場經濟有序發展的毒瘤，其後果是權貴資本的泛濫將改革紅利蠶食瓜分，新寡頭出現，壟斷形成，使逐步成型的市場經濟體系遭受沉重打擊。腐敗與經濟發展相伴相生又水火不容，治理腐敗是經濟主體在發展過程中自我凈化的需要，可能會打亂原有的一些潛規則，從這一點來說，治理腐敗具有革命性，無疑會觸及一些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既得利益者會極力唱空，涉及的問題很多，阻力重重。所以，治理腐敗要下大決心，要有大無畏的氣概，不能只是「改良」，需要徹底「根治」，「洗洗澡」「照鏡子」是前奏曲，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㈨ 腐敗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嗎，如果是，我們為什麼反腐敗
就算是促進也是不健康的發展，總有一天會爆發出來，而我們要的是健康的經濟
㈩ 產權，腐敗和經濟進步之間有何聯系
一、轉型時期體制制度缺陷阻礙我國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當前出現的很多矛盾和問題，其根源就在於改革不到位和體制不完善。經濟增長方式之所以粗放，與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財稅金融體制不健全和企業改革不到位有直接關系；資源的嚴重浪費和低效使用，與土地、水和重要礦產資源的產權制度不明晰、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有關。目前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尚未根本消除，又出現了一些新的體制性障礙，如城鄉體制分割、產權制度不健全、國有企業改革任務艱巨、資本等要素市場發育滯後、市場經濟秩序混亂等。新舊體制並存、體制缺位和錯位、法律規制力度不夠等，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不和諧的制度根源。市場主體的道德水準和素質、誠信度等不夠高，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也對構建和諧社會產生不利影響。目前，改革已走到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已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人們的發展意識、效率意識和自我價值實現意識顯著增強，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出現多樣化趨勢，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盪，社會價值取向錯綜復雜。當前，在傳統思想文化觀、道德觀、國家觀、民族觀、價值觀受到了劇烈沖擊的過程中，在我們的思想文化戰線，既缺乏對傳統思想文化進行科學的揚棄精神，又缺乏對符合主流社會及時代潮流思想文化的正確引導措施。男女老幼普遍是跟著感覺走，跟著金錢走。在傳統文化精髓延伸到了國外形成商業文化，並在中國大江南北產生巨大轟動效應時，人們的價值取向才受到了人類良知的烘烤。目前，宣傳教育、思想文化建設的現狀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極其不相適應。利益分配格局調整的矛盾更趨尖銳，實現社會公平，統籌各方利益的任務十分艱巨。目前，既有中央與地方、東中西部、各省市區之間以及區域地區內部的多重行政分割的利益主體，也有行業、產業方面的市場分割的經濟利益主體，還有眾多的作為經濟細胞存在的企業主體和作為經濟人和社會人雙重人格存在的個體「人」的利益。在發展極不均衡的狀態下，貧富差距逐年擴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越來越嚴重。目前，國有單位在職職工平均工資收入最高與最低比已達到3：1；城市居民人均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比已達8：1，城市居民人均最高消費與最低消費比為4.5：1；農村人均純收入最高與最低比接近30：1。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引發的社會矛盾日漸增多，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解決難度越來越大。
二、城鄉二元結構導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和諧。
所謂城鄉二元結構指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的城鄉生產和組織的不對稱性。當前我國正處在加快工業化階段，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轉化機制尚未建立，城鄉居民在就業、居住、教育、醫療等身份待遇上存在較大差別。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結構理論，採用比較勞動生產率、二元對比系數和二元反差系數等指標，量化測度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情況。表明二元結構特別顯著。建國以來，我國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始終小於1，非農業則均大於1，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差距較大；城鄉二元對比系數介於0.1―0.4，而發達國家一般在0.5―0.9；非農增加值比重仍高於從業人員比重達30個百分點左右。二是二元結構變遷階段性明顯。1955－1980年，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二元對比系數一直介於0.1－0.3，1981－1991年，農村改革、城市化和戶籍制度的松動，使二元對比系數穩定在0.3以上；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又逐步降低至0.22，二元結構進一步強化。當前我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任務艱巨。從全國看，東中西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2004年，西部的人口佔全國的28.8%，財政收入佔全國的17%，財政支出佔全國的24.9%,人均生產總值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3%。從我國西部欠發達省份新疆來看，天山北坡經濟帶，人口僅佔全疆的23.3%，生產總值卻佔了1/2強，財政收入佔了52.8%，其中各項稅收佔了55.7%。盡管80%以上的地方財政支出投向了南疆及其他邊遠地區，但經濟發展緩慢的格局依舊沒有改變。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已由2.5：1擴大到3.3：1，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獲得的各種轉移支付和補貼等，實際收入的差距則約達5倍。農村居民人均儲蓄存款只有城鎮居民的13.2%，金融發展加劇了財產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三、收入分配機制不健全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當前在改革利益結構調整過程中，由於企業改制過程中產生的分配差異，靠假冒偽劣獲得非法收入，靠資源壟斷產生的高收入，設租尋租等腐敗行為產生的「黑色」、「灰色」收入等現象的普遍存在，嚴重影響了通過市場效率來調節收入分配，使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的原則體現不足。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指出：在經濟增長的長期階段，收入分配不均的變動是沿著一種「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型軌跡進行的，這種「先惡化、後改善」的過程大約需要50－100年時間。2005年我國基尼系數已經逼近0.5，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正處在上升通道。而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則處於下降階段，如日本（1993年）、法國（1995年）分別為0.249和0.327。我國經濟增長與利益分配之間的不和諧還體現在城鄉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持續拉大，貧富不均的問題十分突出上。城鎮居民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之比為10∶1，農村居民為30∶1。僅從城鎮居民分析，高收入家庭收入增長明顯快於低收入家庭，財富越來越快地向少數富人聚集。行業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懸殊也十分突出。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行業之比已由1990年的2.3∶1上升到目前的3∶1，這還不包括工資外的各種福利；特別是民航、電信、金融、郵政、石油、電力、燃氣、自來水等行業收入水平大大高於其它行業，行業壟斷難以打破，加劇了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時，我國中低收入家庭較多。城鎮中低收入家庭「上學難、看病難、買房難」普遍存在；農村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比較突出，人均教育和醫療支出占其生活消費支出的23.0%，比全國平均水平高4.5個百分點；長期下崗失業者、困難企業的職工和無工作能力、無收入來源、無贍養的「三無」低保家庭更是無力參加各種保險。這些不公正的收入分配機制的存在，常常是社會出現政治危機的導因。一般，人們對收入差距並非完全不能容忍，相反，如果這種差距的形成機制被認為是合理的，那麼，人們除了會對經濟上的成功者表示認可之外，更會以自己的努力去獲取這種成功，反之如果這種差距的形成機制本身被認為是不合理的，那麼人們就不會接受它，甚至可能會利用斯科特所謂的「弱者的武器」進行反抗。
四、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加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和諧。
當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中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如產業結構不合理、資源配置低效率和社會福利難增進等，歸根結底是由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所致。總體上看，我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實現根本性的轉變，技術創新能力不強，自主研發能力弱，影響了競爭力的提升。自2000以來，我國R&D經費投入佔GDP的比重雖然保持在1%以上，且呈逐年遞增之勢，2004年達到1.44%，但同美國R&D經費投入佔GDP的比重高達2.8%的比重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由來已久，無論是企業生產行為，還是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行為，都形成了粗放的慣性；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短期內不但難以改變，而且有「加重」的趨勢，而發展重工業，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會提高單位產出的能耗比重。全國許多省市自治區在發展觀念上的「唯GDP論」並沒有徹底改變，很多地方政府官員為了「要政績」，仍然熱衷於上項目、鋪攤子，最後形成了一批落後的生產能力。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經濟的快速發展總是伴隨著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和資源的嚴重浪費，能源資源的瓶徑制約越來越嚴重，原油進口依存度已達40％以上，銅進口依存度達65％，尤其是能夠提供的土地與環境資源已相當匱乏。從我國西部的新疆來看，國土面積雖然佔了全國的1/6，而綠洲面積（包括水域面積）還不足8萬平方千米，綠洲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為250人，高於江浙的人口密度。由於人口過快增長和經濟發展加快，水的利用增加，導致了大量湖泊乾涸，湖泊總面積比50年前縮小一半。與50年代比，塔里木河下游400km河道斷流，上中游胡楊林由600萬畝減至360萬畝，下游胡楊林由81萬畝減至11萬畝，耕地鹽鹼化面積達38%，綠色生態屏障瀕臨滅絕。尤其是南北疆頻繁的沙塵暴危及半個中國。可利用的水資源量盡管還多，但開發利用成本太高。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經濟雖有長足發展，但僅僅只是在規模上做大，有產業形成卻沒有產業化。棉花總產189萬噸，加工還不到1/5，而且主要是紗。人均GDP雖高於全國6%，居全國前列位次，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卻居全國倒數第5的水平。除了石油開采加工、特變電工等少數企業擁有某些方面的知識產權外，新疆整個經濟發展的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長期以來的粗放經營，經濟運行質量不但很差，競爭力不強，而且對生態環境產生了極大的破壞，影響到了人的生活質量和全面發展。
五、傳統的經濟發展觀導致我國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嚴重失衡經濟發展為社會進步提供了物質條件，但不會自動帶來社會進步。如果社會的發展不能取得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進展，發展的結果將難以被社會成員公正地分享，發展也很難持續。傳統的經濟發展觀普遍存在重經濟發展、輕社會進步的導向，不少地方在實踐中仍把GDP增長作為發展的核心，客觀上對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重視不夠，導致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社會領域的發展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更不能適應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改善的要求，直接加劇重效率輕公平的社會失衡現象。在改革過程中部分群體利益受損現象也十分突出。在近年來的改革中，付出改革成本最多的卻被弱勢化，沒有共享到改革的成果。如企業兼並重組過程中形成的下崗工人、城鎮擴張過程中形成的失地農民；城市農民工缺乏在工資、社保、中介、就醫、子女入學等正當權益的維權和保險；被征地農民的補償安置標准偏低，兌現承諾不到位，出現了一些「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遊民，成為「城市化浪潮中的新弱勢群體」。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更加劇了這一矛盾。
六、政府方面特權與貪污腐敗產生的不和諧 我們必須要承認一個事實，特權和腐敗是社會不和諧的首要因素。根據「兩會」調查「群眾關注十大焦點」，被排到首位的是「反腐倡廉，嚴懲腐敗」。人們對腐敗還是發自內心的咬牙切齒的痛恨。這從人們的關注度很容易看出來。老百姓最痛恨的，是特權和腐敗；社會反映最強烈的，是特權和腐敗；影響政黨與政權根基的，是特權和腐敗。 3·農村貧困引起的不和諧 在21世紀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同樣將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的歷史征程中處於極其重要的位置，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基礎和保障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功與否取決於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解決與否，解決「三農」問題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任務。然而農村的貧困引起極大地不和諧，阻礙著農村的發展，更加不利於和諧社會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