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挑戰

A.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問：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哪些挑戰？你認為該如何解決應對？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在金融危機劇烈動盪後的緩慢復甦之中，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新 的深刻復雜變化，但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沒有因為這場金融危機的沖擊而 發生改變和逆轉。

從國際環境看，一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我國在全球化調整發展中擁有新 的優勢。二是金融危機後，各國致力於發展新技術、新產業，將成為推動全球新 一輪增長的重要力量，我國在搶占科技和產業競爭制高點的競爭中具有新的機 遇。三是新興大國地位上升，我國等新興大國正在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 力量。

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也面臨了很大的挑戰。中國必須在未來五年內啟動經濟增 長模式從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的「庫茲尼茨增長」模式，逐步轉向以經濟結構 轉型、技術創新和微觀企業管理制度創新等為特徵的「熊彼特增長」模式，這是今 後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收入分配結構是否得到改善，是判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效果的關鍵。這是因為， 促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諸多矛盾，如投資與消費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 展滯後、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過高以及社會事業發展滯後等，都可以從收入 分配不合理上找到根源。

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居民收入增長滯後於經濟增 長；二是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三是城鄉居民收 入差距以及地區收入差距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隨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壯大，

社會財富這塊「蛋糕」越做越大。在這種形勢下，分好這塊「蛋糕」就變得越來越關 鍵——不僅是做大「蛋糕」的根本目的，也是繼續做大「蛋糕」的必要條件。

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這個問題早在 1980 年 12 月中央工作會議 就提出來了，到 1995 年十四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強調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 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我國實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努力進行了多年，但現狀 依然是：取得明顯進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銳。因此，要下定決心，找 到發展生產力的正確途徑。

產業結構不夠合理。1978 年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有所變化，但這樣的結構， 不僅低於高收入國家，而且也低於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現代服務業發展 滯後，反映了第三產業內部存在結構低水平。這種低水平在第三產業內部表現為， 生活性服務長期佔主導，生產性服務業處於非主導地位。這表明金融保險、房地 產、物流產業、科技開發、信息資源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發展遲緩。現代服務業發 展滯後，也反映了我國城鎮化發展滯後。

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我國科 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只有 24%，在世界 50 個主要國家中我國排行 24 位， 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後；美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 60―70%。我國對外 技術的依賴程度高於 50%，美國、日本只有 5%以下。事實深刻地告訴我們，提 高自主創新能力，是增強國家經濟實力的關鍵。

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尖銳。我國是個人口大國、資源小國，這 對矛盾將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是缺水的大國，人均擁有量僅占世 界平均水平的 1/4，全國 600 個城市有 400 個缺水，110 個嚴重缺水。我國耕地 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 40%。從 1996 年至 2003 年底的 7 年間，我國減少耕地 達 1 億畝。此外，石油人均儲量只有世界人均儲量的 8.3%，天然氣只有 4.1%， 銅是 25.5%，鋁是 9.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趨嚴重。

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突出問題。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具備相應的物質基 礎，然而，在經濟發展條件下，不能適時解決突出的社會發展問題，就會產生影

響社會穩定和妨礙經濟發展的尖銳問題。近十多年來，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突 出問題的解決。但是，隨著社會轉型時期的激烈變動，產生的社會問題仍是層出 不窮。當前最突出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問題是：就業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完

善和分配不順三大問題。較深層次的是教育、文化和醫療三大問題。 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亟待解決。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初步建立起來，但是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仍未得到徹底解決，要完善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還要作長期的努力，當前全黨必須打好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戰。
政府職能轉變還沒有從根本上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 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尚未完成；要繼續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各級政府在社會管理 的公共服務職能有待大力加強。應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健全 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和行政監督機制。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應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 堅持擴大內需戰略，調整優化投資結構，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 轉化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以大城市為依託，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堅持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引導產業跨區 域有序轉移，引導各地區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定位推進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調 整收入分配關系，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杭電的，握握手！（鄙抄轉的）

B. 如何正確看待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我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1）中國面臨的機遇。
其—，世界形勢的緩和，為中國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其二，在世界格局出現多極化的形勢下，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
（2）中國面臨的挑戰：
其一，在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下，地區或集團的經濟貿易保護主義壁壘，使中國的對外經濟面臨著激烈的競爭。
其二，正面臨著新科技革命的挑戰。

C. 新常態下的我國經濟的機遇和挑戰

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新的挑戰。概括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量依然可觀，但穩定經濟增長任務繁重。
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中國經濟體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從經濟總量看，我國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從發展速度看，30多年來，中國經濟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高速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
經濟新常態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能夠有效保障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而財力的增加能夠對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經濟和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切實改善民生、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自然災害的沖擊提供有力的資金保障。從我國的發展實際看，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是能夠實現的，也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大國紅利」。
但客觀講，經濟新常態下，經濟下行的挑戰亦十分明顯，需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採取各種措施綜合施策，使經濟增長運行在合理區間。
二是經濟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但核心動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從城鎮化角度看，我國正在經歷世界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化伴隨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將推動消費持續增長，這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2013年我國的名義城鎮化率僅為53.73%，戶籍城鎮化率則低得多，僅為36%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從工業化角度看，我國工業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除東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業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區工業化的發展還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
但也應當看到，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面臨的創新挑戰和技術瓶頸依然存在，離依靠「技術紅利」創造經濟增長核心動力源還有較遠的距離。
三是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還有很大空間。
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的統計公報顯示，這一比例攀升至48.2%，這是非常好的經濟結構優化跡象。在支撐我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內需結構中投資佔比相對較高，但2010年消費率和投資率達到各佔50%之後，消費率出現較快增長趨勢，在經濟結構中佔比再次超過投資率，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逐步得到體現。
由於地理條件、發展基礎、歷史文化等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結構中，東中西部發展差距較大，隨著「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區域結構亦在逐步得到優化，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發展紅利」。
但同時應看到，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還面臨著諸多挑戰，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顯得較為落後，需求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這些因素在制約著中國經濟質量的整體提高。
四是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但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經濟新常態下，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新一屆政府將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當頭炮」，目的就是要從體制機制上給各類市場主體松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13年以來，國家先後取消和下放了共700餘項行政審批等事項，涉及到將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為後置審批等一系列具體舉措。2014年前3個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60%以上。
這些舉措既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之一。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當前地方一些職能部門過度干預企業經營管理，吃拿卡要、「紅頂中介」、尋租腐敗等現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也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挑戰之一。

D.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十二五」時期對我國來說仍然是大有所為的機遇期,只是將面臨更多的新挑戰,受到國內外各種條件的制約,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梅佐喬諾陷阱」,以及避免保護依賴症和「未富先老」。

最大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十二五」時期對我國來說仍然是大有所為的機遇期,只是將面臨更多的新挑戰,其中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紹,世界銀行把人均G D P在975美元以下的國家稱為低收入國家,小於或等於3855美元的,劃作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G D P低於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大於11900美元的國家劃為高收入國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匯率,我國的人均G D P在當年達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了。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稱,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發展戰略,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須有新的發展戰略,新的手段來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階段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發展階段。

蔡昉表示,經濟學中所說的「陷阱」實際上是一種「均衡陷阱」,是指一個經濟體長期處於某種發展狀態(通常是不發展狀態),即使由於某種外力的推動,一度改變了原來的狀態,或擺脫了初始的均衡,卻總是有一種內在力量將其拉回到原來的均衡上面,使整個經濟體長期處於恆定狀態,既難以自拔也難以藉助外力解脫出來。

據他介紹,世界上1970年時處於同一起跑線的國家,在30年後出現了大分化。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進入了高收入階段,但還有相當多的國家仍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這說明中等收入階段這個門檻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這批國家與地區中跨越中等收入門檻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中現在日本人均G D P3萬美元,韓國人均G D P2萬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國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現在人均G D P仍在1萬美元以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拉美比東亞更發達,比歐洲的人均G D P還要高,但幾十年後卻仍然如此。而這些國家的歷史最高人均G D P都曾超越1萬美元,最終又回落下來,形成一種穩定的、特殊的均衡狀態。

是這些國家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有問題嗎?還是這些國家沒有及時轉變過時的發展方式?又或者是社會政治穩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問題?不管怎麼說,日本和韓國的基尼系數比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數達到0.6,阿根廷大於0.5,學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關系長期未得到改善是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認為,這一問題與劉易斯拐點相關,即二元經濟中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點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達到勞動力供不應求且開始短缺的轉折點。

「有些學者認為,只有當農業和工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等時,劉易斯拐點才到來,但那就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束了,是第二個轉折點。」蔡昉說,如果幾年前學界就普遍接受「劉易斯拐點到了」這個觀點,就會事先預料到勞動力短缺工資會上漲,靠生產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已經不夠了,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從依靠要素投入轉變到依靠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投入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發布《東亞奇跡》的報告,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這種資本與人力的要素投入與前蘇聯類似。而這些經濟學家研究的出發點是新古典主義,因為人力有限所以不斷增加資本,導致資本報酬遞減,所以需要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維持資本報酬。而東亞勞動力無限供給,就不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這也是東亞經濟廉價增長的奧秘所在。

但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結束,正接近新古典主義的假設,如果還不轉變方式,經濟增長就將不可持續。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人口撫養比進入低生育階段,收入多負擔少,人口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上升0.115個百分點。據統計,我國人口 紅 利 對 人 均GDP的 貢 獻 達 到26.8%,而東亞奇跡1/3-1/2的成就都來自人口紅利。

但從2013年起,我國的人口撫養比將開始上升,每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G D P就下降0.115個百分點,人口紅利瞬間成為人口負債。從2013年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實現零增長,並從此進入負增長,勞動力供給將逐漸減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過實證研究,2013年後,人口撫養比止跌上揚,人口紅利將不再支撐高儲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儲蓄率都要做出額外努力。

假設本世紀早期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能達到10%,但未來會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過去30年一樣的高增長速度。

事實上,近兩年製造業和建築業農民工工資的上漲速度都比較快,據統計,2010年我國農民工平均工資已達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農業中僱工工資自2003年後漲幅很高,側面反映了這種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這與新生代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關系不大。

他表示,跨國投資公司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勞動力工資是否真的上漲了,「春江水暖鴨先知」,大量產業從沿海向內地及越南等地轉移的趨勢投資者有目共睹,這是企業家自己看到勞動力相對價格提高後的選擇。

「中國是否正在喪失競爭力?」蔡昉認為,雖然過去勞動密集型產業呈現了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到東盟國家,再到中國沿海地區的雁陣轉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轉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類的國家。但是因為過去轉移過的那些國家都是小國,這些國家的內部各地區之間具有同質性,而中國是大國經濟,各地區之間具有強烈的異質性,在西部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同時,勞動生產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資上漲的不利因素,而工資上漲帶來的農民工市民化會顯著擴大消費。

謹防中西部陷入「梅佐喬諾陷阱」

第二個值得警惕的,叫做「梅佐喬諾陷阱」。

蔡昉介紹,梅佐喬諾指義大利半島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島,或泛指義大利南部。該地區傳統上以農業經濟為主,與義大利北方存在很大的發展差距。在發達國家,義大利南北差距算得上是少見的案例了,所以一直是增長經濟學家的關注對象。無獨有偶,在德國統一以後,該國東部與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長期得不到縮小,堪與義大利的南北差距相比,因此,經濟學家寫文章說歐洲有兩個梅佐喬諾。

細觀發達國家的這兩個地區差距持續存在的案例,可以發現一些共同點。首先,不能說中央政府沒有給予這些相對落後地區以高度的重視,甚至說兩地區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它們都享有大規模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獲得大量的資金投入。其次,恰恰是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的特殊關照,促成了這些地區與其資源稟賦不相適應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導致就業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雖然在一段時間里得益於投資因素,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看上去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在縮小,但是,最終這個經濟趨同的趨勢並未得以持續,最終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義大利南北方和德國東西部之間,地區差距迄今繼續存在。因此,我把這種現象叫做「梅佐喬諾陷阱」。

「梅佐喬諾陷阱」實際上是由於這樣一種區域發展戰略,它為落後地區提供了趕超所需的物質資源,卻沒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和體制保障;提供了發展的外部推動力,卻沒有建立起自身的發展激勵機制;來自外部輸入的物質資源短期內促進了經濟總量的增長,卻由於這種增長沒有遵循該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因而所形成的產業結構並不能保證增長的可持續性。

兩個「梅佐喬諾」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本世紀以來,我國政府實施了促進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各種戰略,如西部開發戰略、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在這些戰略的實施中,中央政府通過各種項目,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生產能力建設投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項目的補貼等,對中西部提供了大規模投資、轉移支付和其他財政支持,大幅度改變了資源投入的區域配置格局。例如,中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佔全國的份額,從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8年的48.1%,而其中國有經濟的部分,則從佔全國的47 .0%提高到58 .2%。這有力地促進了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呈現出對於東部地區的趨同。

以2 0 0 3年 為 轉 折 點 ,此 前 的1998-2003年期間,分省計算的人均G D P基尼系數趨於穩定提高。此後,人均G D P的基尼系數下降。這種地區差距縮小的現象,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未發生過的,無疑折射出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效果。

是否中西部地區在與沿海地區趨同的道路上,從此就一路高歌了呢?蔡昉說,既然有了兩個「梅佐喬諾」的前車之鑒,我們及時地來關心一下中國中西部趕超的可持續性,擔心一下會不會出現一個中國版的「梅佐喬諾」,應該不是杞人憂天,從一些已經顯示出的情況看,甚至都算不上是未雨綢繆了。具體來說,在中西部地區高速增長的畫面上,我們看到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必將在未來困擾該地區的可持續增長。

最先觀察到的現象是,在製造業發展重心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轉移的同時,勞動力流向仍然是相反的,繼續著長期從中西部向沿海地區轉移的模式。在2000-2003年期間,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0 .8%,高於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然而,2003-2007年期間的狀況就截然不同了,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為23 .6%,雖然有一定的加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增長率分別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過了東部地區。然而,各種資料顯示,除去金融危機早期出現的短暫農民工返鄉外,勞動力流動的模式沒有適應工業配置格局的變化而變化。這種不一致暗示一種判斷: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的。

接下來的觀察便印證了這個猜想。中西部地區製造業的資本密集程度 ,具 體 指 標 就 是 資 本 勞 動 比 ,在2000年以後是迅速上升的,速度大大快於沿海地區,而且經過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資本密集化的絕對水平已經高於沿海地區。也就是說,中西部地區製造業變得更加資本密集型,更加重化工業化了。與此同時,中西部製造業工資水平上漲也過快,在2000-2007年期間,中部和西部地區工資增長率分別比東部地區高24.9%和13 .5%。這個趨勢是正常的嗎?對中西部地區增長的可持續性會產生負面效果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2008年西部地區的人均G D P平均 為1 5 9 5 1元 ,中 部 地 區 平 均 為18542元,東部地區平均為36542元,也就是說西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只是東部平均水平的44%和51%,差距仍然顯著。以人均收入定義的發展差距,本身暗含著一個資源稟賦結構上的差異,即發達地區具有相對豐富的資本要素,從而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而相對不發達地區則具有勞動力豐富和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時至今日,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仍在大規模地從中西部向沿海地區流動這個事實,證明上述結論仍然是有效的。

隨著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些地區的比較優勢逐漸減弱。按照傳統雁陣理論的預期,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漸次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而事實上,近年來也的確出現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資轉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國家的趨勢。雖然這種外資流向的變化並不足為奇,但是,由於中國地域遼闊、地區之間資源稟賦差異巨大並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更為合理的雁陣模式應該主要不是國際版本而是國內版本,即中西部地區憑借自身的資源比較優勢,延續勞動密集型產業。目前,中西部地區沒有走勞動密集型的路徑,而是製造業的日益資本密集化,原因是這里的工業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導型和投資驅動型的特徵。如果我們吸取國際上的教訓,避免中西部地區的趕超陷入「梅佐喬諾陷阱」,就應該及時調整區域發展戰略,將這些地區的發展拉回到比較優勢的軌道上。

警惕保護依賴症與「未富先老」

另一個需要警惕的是保護依賴症。

蔡昉認為,人們猜測日本之所以會有「失去的十年」是因為泡沫經濟或高齡少子化趨勢,但事實上日本在這10年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政府通過政府購買、投資、補貼等手段保護了應該消亡的企業,這些干預保護措施越來越多,使得日本經濟無法進步。

而中國的問題是在目前特定的發展階段上,政府有時為了保護企業而忽視工人的訴求。蔡昉認為,工人提出訴求是因為到了劉易斯拐點,過去沒到拐點的時候,農民工沒有退出權,為了獲得穩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訴求。而達到劉易斯拐點後,農民工就業機會增多了,開始擁有退出權,如果是「血汗工廠」,他們就有可能直接選擇離開,而如果是對在世界品牌工廠的工作不滿又不特別害怕被裁員,才會體現忠誠原則,採取向企業訴求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所以勞資糾紛多發不是農民工的工作狀態變壞而是變好了,關鍵是建立解決問題的平台。」蔡昉說。

他介紹,日本在進入劉易斯拐點之後,收入分配問題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紀10年之後的70年代,人均G D 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韓國在70年代出現劉易斯拐點後消費率卻出現了下降,直到80年代後期消費率才逐漸提升,但仍然沒有日本快。這十多年的時差有可能是因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讓政府、企業、工人三方斗爭,形成工資協商結果,而70年代韓國朴正熙執政時,壓制工會、企業與工人利益分享的問題,結果在政治和經濟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還需要避免的錯誤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國目前的人口年齡結構,如果20年後順利成為發達國家,或許能解決人口日益老齡化帶來的問題;但如果不能成為發達國家,這個問題就將很嚴重。

目前我國低端就業崗位多,農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選擇不讓自己的孩子繼續上學獲得更高學歷而是提前進入人力資源市場,使得人力資本下降。

而蔡昉認為,這方面的壞榜樣可以看看美國。早在1991年,美國就出現了「無就業復甦」,連續10個月的「無就業復甦」讓布希沒能連任總統。2009年,美國經濟開始緩慢復甦,但是失業率高達10%,而失業人群中,有大學學歷的只有4%的失業率,而沒有大學學歷的人群失業率高達14%-15%。

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搶了他們的工作崗位,而事實上是美國的產業結構雖然在不斷地升級,但美國確實有一批人不上大學,所以美國目前的產業結構已經無法容納低端人才,這部分勞動力沒有適應本國的產業結構升級。

蔡昉說:「美國病還是富裕病,如果我們國內的下一代由於人力資本水平限制不能推動產業升級,那中國『未富先老』的前景就非常不容樂觀了。」

現場問答

問:中西部地區還有環渤海,與長三角、珠三角經濟方面現在有很大的區別,根據您提到的存在老齡化問題,還有以後的城市化進程問題,請問在未來它們的差別會呈現怎樣的一個發展趨勢?

答:實際上我們除了看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距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2003年以後,地區之間,省際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在縮小。這個差距在縮小,也就是人均G D P在省和省之間的基尼系數呈現了縮小的趨勢。當然資源稟賦上,人口轉變的階段上還是有差距的。也就是總體來說,中西部農村生育比重高。我們也知道城市和農村的生育政策是有差別的,同時,不同的發展水平生育意願也有差別,因此,農村的人口轉變慢。

我們曾經做過分析,農村的人口轉變比城市滯後20年。過去10年裡這個差距肯定大幅度縮小,但是仍然有差距。沿海地區或者說城市化地區人口轉變已經比較早地進入老齡化的階段,勞動年齡的優勢比較早地喪失的同時,農村地區仍然還會有人口紅利,也就是它的勞動力增長還會持續。實際上不同發展水平地區之間也是各有比較優勢的,因此其實可以判斷,僅僅因為人口結構的不同也形成了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如果我們創造一個更好的投資環境和經濟發展環境的話,人口紅利就會成為中西部地區承接沿海地區勞動力進行產業轉移的最有優勢的資源。

我想如果我們看未來的圖景的話,其實沿海地區在逐漸地實現產業升級,而中西部地區可能需要承接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的行業,而不是把自己的產業結構一下子升到資本密集度很高。

問:現在很多專家提出中國為避免將來老齡化社會,應該改變生育政策。網上流傳有可能今年開始在某些地區實行夫妻雙方有一個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您認為高層有哪些考慮?

答:高層的考慮我不知道,但是可以這么說,我們改變生育政策改變不了老齡化的趨勢。這一點我相信,其實人口轉變,也就是說從高出生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在任何國家,有計劃生育的也好,沒有計劃生育的也好,主要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我個人認為政策只起一個適度的助動作用,最終它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改變生育政策不改變人口趨勢。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不贊成生育政策調整。1980年的9月份,中央給共產黨員加共青團員發了一封公開信,要求他們實行計劃生育,最好生一個孩子。從那時候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式開始,過去三十年了。

現在我們考慮改這個政策,有兩個理由就充足了。一個是取信於民。因為三十年後情況有所變化了,那麼我們就可以實行其他的政策了。也就是說我們的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但是生幾個孩子並不是永遠不變的。還有一個就是以人為本。因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情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育意願,我們要尊重大家個人的意願。

因此,我認為這個政策肯定要調整。而且實際上,政策已經在調整。其實中國現在有很多政策調整,地方是有自己的相機決策權的,地方根據自身的特定的人口發展階段,人口轉變階段,自身的需求,適度地漸進式地調整生育政策,我認為也不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子,上海已經接近二十年戶籍人口是負增長,它也許會在某些生育政策上率先調整,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底決策是怎麼安排的,我不了解那麼多。

問:我想問的問題是當中低層收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消費趨勢是什麼?

答:其實在「十二五」時期,我們的主線叫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落實這個主線其實核心就是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里其實我們不想擴大的是投資需求,我們想擴大的就是消費需求。因此,很顯然擴大消費需求成了「十二五」最迫切、可能也是最艱難的一個任務。

你如果看中央的建議,它的邏輯特別清晰。什麼叫主線?主線就是貫穿到所有的部署和安排中,因此我們看到幾乎在所有的部分,它的改革也好,發展也好,其實都是和擴大消費需求有關系的。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初次分配也好,再分配也好,我們做的一些安排,都是有利於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適度的調整高收入,都是有利於消費的。我們另一個措施就是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實現我們叫「教有所學,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五有得到保障,百姓就沒有了後顧之憂。隨著居民收入增長,又有社會保障程度的不斷提高,我認為今後五年,消費會更快增長,而且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E. 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有哪些未來經濟發展將面臨哪些新挑戰

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主要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不斷增長。
主要面臨的就是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以及實現高質量發展。

F. 新時代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是什麼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據報道，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徵就是我國經濟已由版高速增長階權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報道稱，專家表示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實現人民對日益美好生活的嚮往，高質量發展是內在要求；破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高質量發展是本質手段。 2015年以來，我國GDP增速季度波動幅度最大不超過0.1個百分點，預計未來經濟增長將繼續呈現「低波動、有韌性」的特徵，經濟不會失速下行，這也為推動我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有利時機。 從中長期看，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和負利率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刺激效果甚微，甚至延緩了各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步伐，與此同時，資產價格非理性膨脹、債務率攀升、匯率競爭性貶值等問題卻相伴相生。希望中國經濟可以早日實現高質量發展！

G. 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下，我國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當前，世界經濟基本面良好，主要經濟體保持增長。今年上半年，美國經濟按年率計增長4.1%。日本經濟穩健增長，通貨緊縮狀況基本消除。歐盟經濟預計全年將增長2.1%，增速快於去年。發展中國家經濟繼續較快增長，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推動效應進一步顯現。國際貿易保持較快發展，新一輪跨國並購方興未艾，國際直接投資規模繼續擴大。據聯合國預測，全年世界經濟增速將達3.6%。但世界經濟運行也面臨全球經濟發展失衡加劇、資源能源價格高位震盪、貿易壁壘增加、貨幣政策環境趨緊等問題和挑戰。地區熱點問題持續、恐怖主義活動、地震等自然災害頻仍也增加了世界經濟運行的成本和風險。我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1）中國面臨的機遇。其—，世界形勢的緩和，為中國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其二，在世界格局出現多極化的形勢下，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2）中國面臨的挑戰：其一，在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下，地區或集團的經濟貿易保護主義壁壘，使中國的對外經濟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其二，正面臨著新科技革命的挑戰。世界兩極格局瓦解以後，軍備競賽的作用相對下降，綜合國力的競爭提到了首位。各國都在調整國家戰略，把發展科技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各國都把科技開發作為綜合國力一個關鍵因素。如何選擇適應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並使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迎接和戰勝新科技革命的挑戰，是當今時代向中國提出的新課題。第三，正面臨著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挑戰。歷史進入21世紀，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按國際經濟慣例辦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合作，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任何國家已很難保持封閉的經濟模式，所以，中國的唯一選擇，是適應這一趨勢，爭取經濟發展的主動權。第四，正面臨著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考驗。在兩極格局解體以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在推行強權政治時減少了前蘇聯的牽制，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也會相應增加。面對以上挑戰，只有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只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只有堅持依靠科技進步，才能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增強綜合國力，迎接各種挑戰，盡快地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H. 在中美貿易戰的復雜背景下,中國如何面對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挑戰和機遇

1、質量變革是主體

動力變革既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也是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的前提條件。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之所以突出強調動力變革，主要原因在於：一方面，在要素成本上升、環境問題嚴峻、經濟全球化不確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如果繼續沿用政府主導、要素投入、投資拉動的傳統增長模式，不僅無法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而且會使高產能、高庫存、高杠桿、高成本、低效率、低質量等結構性矛盾繼續累積，進一步加大經濟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在新j技術、新產品、新業態不斷出現、國際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新形式下，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要把自主創新作為第一動力。

I. 當前我國經濟新常態下面臨哪些挑戰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正面臨一系列不容忽視的新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於經濟速度。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我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擋
期，由高速轉入中高速。2003年至2007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長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
7.7%，今年上半年為7.4%。經濟增速「下台階」，是新常態下經濟規律自我作用的結果，也是各種資源和環境約束所決定的，我們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
業、物價、收入等保持穩定，經濟增速低一點沒什麼關系，也很正常。但同時也要認識到，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經濟增速滑出合理區間，市場預期就
會受到影響，民生支出就難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迴旋空間也會被壓縮，保持社會穩定的經濟基礎也就會動搖。

第二個挑戰來自於增長動力的轉化。轉向新常態，意味著粗放式發展方式走到了盡頭，原有動力加速弱化，新的動力加快形成。過去很長時間，我們依靠廉價
勞動力和資源要素投入，塑造著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現在的問題是，原有動力減弱了，新的增長動力尚未完全形成，「創新紅利」和「體制紅利」的充分釋放還需
要一個過程。從統計數據看，國內生產成本連年大幅攀升是不爭的事實。現在，不僅一些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更具有低成本優勢，連發達國家也在步步緊逼。
第
三個挑戰來自於傳統產業的收縮。進入產業加快升級新階段，是新常態的重要表現。在新舊產業交替過程中，容易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目前，多年來一直「高
歌猛進」的煤炭、鋼鐵、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業或出現產能過剩，或出現價格下跌。房地產市場低迷，汽車銷量增速也在放緩。新興產業快速崛起，亮點很多，但由
於市場競爭環境不完善、領軍人才和技術支撐不足等因素制約，短期內還難以形成像傳統支柱產業那麼大的拉動力。
還有一個挑戰，就是受經濟減
速、增長動力轉換和傳統產業收縮等影響，過去一些隱性矛盾暴露出來。比如，就業。傳統產業往往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機器換人」熱潮興起，如何依靠擴大服
務業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將新常態放在更長的時間軸里觀察，就可以發現，我國經濟還面臨著讓老百姓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戰。
挑戰看似重重，新的發展潛力恰恰蘊含其中。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具有巨大韌性、巨大潛力和巨大迴旋餘地，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有很多有利條件，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當，我們就能把潛力釋放出來，把各種可能的風險與挑戰化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