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發展經濟的措施

1. 二戰後聯邦德國為促進政治、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發展採取的舉措有那些

二戰後德國解體，分裂成為聯邦德國（西德）和民主德國（東德）。分別被美國和蘇聯占內領。聯邦德容國二戰後實行了以下政策：
1、國民經濟非軍事化政策。這不僅使得聯邦德國的工業得以恢復，甚至超過了戰前水平。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還促進了就業。同時也使得社會穩定。 2、西歐各國和美國的大力扶持。使得聯邦德國的經濟發展有了可靠的保證。 3、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將原有的人才研究方向從軍用轉為民用。 4、社會改革的推進，使得原有的法西斯主義得以消除。

2. 德國經濟發展模式是什麼

（一）主要特點復。
德國制模式，即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認為它實行的是宏觀控制的社會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對把經濟統緊管死，而要將個人的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的原則結合起來。它既保障私人企業和私人財產的自由，又要使這些權利的實行給公眾帶來好處。在國家和市場的關繫上，它的原則是國家要盡可能少干預而只給予必要的干預。國家在市場經濟中主要起調節作用，並為市場運作規定總的框架。所以德國實行的社會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國家有所調節的市場經濟，以保證市場自由和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

3. 1929~1933年經濟危機發生後，德國採取的措施是什麼

走上法西斯道路 瘋狂擴展軍備力量,發動了震驚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4. 二戰後，德國和日本採取了什麼措施發展經濟

都是在美國的經濟資源下發展的``

5. 德國東部經濟問題與德國經濟一體化措施

付出代價給你弄來的

淺談德國統一與德國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K51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374(2002)06-0707-08
我們在探討現代化問題時一般考慮的是社會層面的因素，比如產業結構的變化、科學 技術的發展、新興階級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傳播。這在本質上屬於一個漸進的自然的 變化過程。而統一問題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層面的事件，如統一力量、統一方式或是 統一策略等等。這更多地屬於劇烈的人為的速變過程。這兩種不同性質、不同時空的過程並沒有必然的聯系。然而，在德意志近代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統一與現代化之間 卻存在著極為密切的特殊關系。政治上的分崩離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發展史上的重大不 幸。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開了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統一運動的序幕，然而統一 是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的。隨著西歐的現代化浪潮向周邊推進，德國社會也深受震盪， 此後的統一運動開始與現代化緊緊地結合起來。1807年開始的反拿破崙戰爭，1848年的 德意志資產階級革命，都深深地打上了現代化的烙印。現代化客觀上要求統一的市場， 現代工業資產階級也需要統一的民族國家作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護神，現代化離不 開國家的統一。同時，現代化的發展，工業革命和工業化的進展，對德國的統一也起了 巨大的推動作用，德國的統一同樣也離不開現代化，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講它是現代化的 產物。因此，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化之間是一種密切相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 關系。
一
現代化問題在德國一經出現便與德國的統一緊緊地交織在一起。這是德國歷史發展的 必然，更是德意志民族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
近代英國和法國早就確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解決了統一問題。對內，這些民族國家 的專制王權為了鞏固其統治致力於度量衡的統一，道路的建設，關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統 的建立，促進了自由貿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外，專制王權奉行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 ，保護國內工商業的成長，開拓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市民階級在專制王權的襁褓里得 到了很大的發展。英、法等統一的民族國家遂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德意志社 會雖受影響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30年戰爭中，英、法甚至是瑞典等民族國家為 了本國利益而浴血奮戰，而此時的德意志諸邦還在相互廝殺，統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識 還是很淡漠。如果說，在18世紀，德意志人開始有了一種民族意識，那麼也僅僅只是一 種流傳於思想界、知識界精英觀念上的浪漫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1](第112頁)。這與英 法等民族國家基於共同政治意志與經濟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義」有著顯著的差異 。即便是到了18世紀中後期，雄心萬丈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沒有提出過要統一德意志之 類的話。那麼，到底是什麼事件或是什麼因素最終使統一問題提上日程?筆者認為這個 事件便是拿破崙戰爭，這個因素便是現代化對德意志社會的影響。
從1800年的馬倫哥戰役到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拿破崙同封建歐洲進行了歷時15年的 戰爭。毗鄰法蘭西的德意志受戰爭的打擊最為巨大。1805年第三次反法聯盟的失敗及《 普蘭斯堡和約》的簽訂和「萊茵聯邦」的建立直接導制了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國家不復存在，如何重拾舊山河提上了日程。1806、1807年普魯士軍隊 和普俄聯軍的失敗及《提爾西特和約》的簽訂使普魯士這個曾經擁有30萬平方公里土地 ，逾1000萬人口和25萬軍隊的強邦，連同它那自稱為歐洲最強的軍隊，以及曾被資產階 級視為進步和理性之所在的開明專制主義精神一道，陷於全面崩潰的境地[2](第241頁) 。拿破崙軍事上的勝利代表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是統一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勝利。以普 奧為代表的德意志的失敗反映了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分裂的諸侯專制統治的沒落。拿破崙 戰爭沉重打擊了德意志的封建專制制度，破壞了德意志強固的封建分裂格局，客觀上有 助於德意志的統一和社會內部新因素的興起和成長。1803年，德意志有關邦在拿破崙戰 爭打擊下召開的一個全帝國代表會議取消了112個邦國，使邦國數減少到30幾個，德意 志在統一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更為重要的是，戰爭中產生了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義 ，人們意識到：落後是由國家的分裂造成的，於是，新的社會力量出現了，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為旗幟，要求國家統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來，自由和統一是不可 分割的。普魯士雖然元氣大傷，但它是全德惟一獨立的國家，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只 有復興普魯士才能統一德意志、復興德意志。因此，全德精英分子聚集於普魯士，共話 改革。同時，軍事上的慘敗使普王無力實行專制統治，也意識到了對封建農奴制進行改 革的必要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自由主義貴族和民族主義者得以推行改革，拯 救德意志，出現了1807年開始的施泰因——哈登貝格改革。改革雖只在普魯士殘存的一 半國土上推行，卻具有全德意義：它既為德國歷史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即開始走上了 現代化，又為德意志提供了統一的力量。與此同時，拿破崙在萊茵蘭地區推行的資本主 義改造使萊茵蘭地區成為德意志境內最先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地區，促成了一個德意志 現代工商業資產階級，為普魯士改革者提供了可借鑒和效法的榜樣。1815年後萊茵蘭最 發達地區歸屬普魯士成為此後德意志現代化的火車頭，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了「萊 茵文明」，它不僅發展成為全德的重工業基地，而且成為德意志自由和統一運動的中心 。
統一是德意志民族發展的客觀要求，現代化是當時的時代精神，拿破崙戰爭最終把這 兩件關系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並促成了兩者的結合。
二
19世紀20年代，德意志工業開始繁榮、活躍起來。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現代化的起 動階段。德意志現代化一經起動便與德意志的統一事業息息相關。拿破崙戰爭雖然歸並 了大量的諸侯國，但德意志依然處於30多個邦國的分而治之之下。這種分裂局面在德意 志現代化啟動之後愈來愈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民族分裂問題的克服已成為德意志 現代化必須突破的關卡。德意志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先驅弗 里德里希•李斯特為建立德意志關稅同盟和全德鐵路系統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現代化 的進步和實現民族統一的進程緊緊地結合起來，首先在經濟上成功地突破了這種分裂局 面。關稅同盟和全德鐵路系統成為當時德意志現代化和統一運動的最主要的載體，是德 意志現代化和統一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最典型的體現和最完美的結合。李斯特曾 貼切地描述道：「鐵路系統和關稅同盟是連體雙胞胎；它們在同一時刻誕生，彼此肢體 相連，只有一個思想和一個感官，它們互相支持，追求同一個偉大的目標，即把德意志 各個部分聯合成一個偉大、文明、富足、強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3](P.347-377)。
在拿破崙戰爭的影響和李斯特的倡導下，德意志各邦意識到鐵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 上的重要性，掀起了鐵路建設的熱潮。1835年德國建成了長6公里的第一條鐵路，1939 年建成鐵路133公里，到1845年德國一共建成20條鐵路，長達2871公里，1849年全德的 鐵路長度超過了法國。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德意志的鐵路建設達到了高潮，開始形成鐵 路網，到60年代末，現代德國的鐵路格局基本形成。據統計，德國鐵路線的長度(不包 括奧地利)，1850年為5822公里，1855年為7781公里，1860年為11026公里，1865年為13 821公里，1870年為18560公里[4](P.93)。普魯士鐵路在其中佔了主要份額：1850年為3 869公里，1870年為11520公里[5](P.376-380)，從而控制了全德鐵路網的運營，鞏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經濟領導權。鐵路建設極大地帶動了煤鐵鋼等重工業的發展。鐵路網的建 成便利了德國煤炭的開采，使德國煤炭產量急劇增加，到1860年時，德國的煤產量已超 過比利時和法國。煤礦的開采給鋼鐵工業提供了豐富的能源，鐵路又成為鐵的主要消費 者。1861年至1870年，德意志的制鐵業出現了強勁的高漲，生鐵產量超過法國逼近英國 [6](P.2)。普魯士新建立的煉鐵、鐵器製造和機器製造企業，為全德之冠，佔70%以上 。鐵路事業發展的結果，還帶動了一些新興工業部門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電報業，60 年代建立的化學工業和光學工業以及銀行業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開始促進德意志的工業 化。鐵路事業發展的另一個後果是促進了德意志各邦國的聯系。全德鐵路網的建立不僅 在經濟上方便了交往，促進統一市場的形成，而且大大增進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 思想交流，增強了德意志統一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論述表明，鐵路建設和全德鐵路網的形成成為德意志現代化的強大拉力，使德意 志社會的整個經濟結構和階級力量的配置發生了「決定性的，實際上是革命性的變化」 [7](P.235)。而資產階級力量的增強客觀上又需要一個統一的政府和廣闊的市場，從而 有力地推動了統一大業。正如當時的詩人把鐵路稱為「德意志統一的結婚綬帶」，鐵路 不僅在經濟上，還在促進德意志各地區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上起著重大 的作用。普魯士也因其對全德鐵路網的控制而成為德意志諸邦中的領頭羊，並最終成為 德國統一的中心力量。
關稅同盟的建立與全德鐵路網的形成一樣，在德意志現代化和統一進程中同樣佔有重 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統一的情況下，事先造就了統一的內部市 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經濟上的統一。可以說關稅同盟從倡導之日起便具有兩個 明顯目的：現代化和統一。
由於奧地利對德國統一持冷漠和否定態度，給了經濟上強大的普魯士以爭奪全德霸權 的機會，它越過德意志聯邦，執行一種全德性的關稅政策。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達 姆斯塔特締結的雙邊條約和1829年與南德商業同盟締結的條約奠定了1834年關稅同盟的 兩個重要步驟。受奧地利支持的中德商業同盟遭到孤立，開始分化。1831年黑森選侯國 轉入普魯士關稅體系，打通了普魯士東西領土之間的壁壘，建立了一條通往西部的關稅 橋梁。1833年把上述的締約條約合並，產生了德意志現代化史上意義深遠的關稅同盟。 1834年1月1日關稅同盟生效，其他小邦紛紛加入，到1836年1月，已擁有居民25151000 人，佔1871年統一時德國居民的85.6%，一個巨大的德意志國內市場逐步建立起來。這 樣，日益增長的德國國內產品能按統一的方針銷售了。由於奧地利的自我孤立，德國政 治上同時也是經濟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爭局面首先在經濟上消除了[8](P.77)。當時很 多仁人志士都意識到經濟聯合對政治統一的巨大促進作用。普魯士財政部長莫茨在給國 王的備忘錄中對可以預見到的後果這樣寫道：「……收取進關、出關和過關稅僅僅是各 國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後果，如果這一點確是政治學真理的話，那麼反過來說，這 些國家結成關稅和商業聯盟的同時，它們也必將統一成一個政治體系，這也應當是真理 ……德意志將統一在普魯士的霸權之下。」[8](P.77)全德鐵路系統的形成和關稅同盟 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德意志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壯大了德意志資產階級力量。資產階級 力量的壯大又推動了小德意志地區同普魯士經濟一體化。從19世紀40年代起，關稅同盟 為保護自己年輕的工業，對內部採取自由貿易，對外部和外國採取一定的關稅保護，這 種政策受到大部分資產階級的歡迎，也使普魯士容克階級大受其利。在資本主義強有力 的影響、滲入下，容克階級也被捲入現代化——工業化的浪潮，並不自覺地參加了德意 志民族統一運動。
到1852年，除奧地利和漢堡等個別地區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繼加入關稅同盟。鐵 路不僅把東部農業經濟區同西部鋼鐵工業區緊緊連接起來，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區 都拉入民族經濟市場里來。各邦資產階級大受其利，把普魯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經濟代表，並且這時他們已有能力保護關稅同盟。1853年，向來與普魯士不和的薩 克森王國政府准備接受奧地利首相施瓦爾岑貝格要求建立奧地利領導下的大德意志—— 中歐聯盟的計劃，但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被迫站到普魯士一邊，支持關稅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現了支持關稅同盟的真正請願風暴。普魯士在全德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終於挫 敗了施瓦爾岑貝格計劃。這場危機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們已經 不再是同普奧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奧地利也正是經濟的落後而久久未能打入關稅同盟 。1862年普法商約的簽訂使奧地利再也沒有加入關稅同盟的可能，並最終被其他諸邦拋棄。
19世紀60年代以來，小德意志地區的經濟已同普魯士一體化。據統計，1860年德意志 聯邦鐵路總的貨運量為1700萬噸，絕大部分由普魯士掌握和承擔。1846年成立的普魯士 鐵路委員會，60年代擴大為德意志管理委員會，採取多種手段向各邦滲透[9](P.8-9)。 在全德鐵路網的有力支持下，關稅同盟地區形成了共同的經濟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語言 和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終形成並得到鞏固。經濟的統一為政治 的統一奠定了基礎。19世紀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現代化的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和經濟的 發展，已經成為一種強制力量，不僅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民族統一，連容克階級甚至是一 些邦的諸侯貴族也感到，如果他們對抗統一的潮流，德意志將把他們拋棄。可以這么說 ：統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強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運作 下，審時度勢，最終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的形式排除了奧地利，統一了德國。德國的 統一是在德國現代化造就的資產階級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是在現代化所造成的國際國 內有利形勢下，更是在現代化創造的偉大力量(財力、技術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繼擊 敗丹麥、奧地利、法國，頂住俄羅斯在戰爭後期的壓力取得的。俾斯麥在德國的統一事 業中能取得成功，歸根到底是順應了現代化歷史的潮流。
三
如果說德國統一以前現代化與統一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更多地表現為現代化對 統一的決定作用，那麼在德國統一之後兩者之間的關系更主要地表現為統一對現代化的 反作用。德國的統一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的工業化。
(一)德國的統一是工業化所必要的政治先決條件，統一掃除了德意志經濟發展中的最 大障礙，加速形成統一的民族市場
德國的統一不僅把整個德意志的經濟緊緊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種經濟 民族主義。加入帝國的各邦在「自由貿易」和「關稅保護」的激烈競爭中，在統一帝國 的全力保護與支持下，它們的工業實力和作用大多在這場競爭中大為提高。全德在對外 貿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轉：1872年德國的對外貿易中，進口為32.62億馬克， 出口為23.21億馬克；到1880年，進口下降為28.3億馬克，而出口則上升為29.23億馬克 [10](第366頁)。如果說，政治上是普魯士領導了德國，那麼經濟上卻是普魯士「融化 」在統一的德國之中。統一成為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助力。這種具有統一價格、統一 法規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造成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國的統一，標志著普魯士道路的最終確立
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的完成，為經濟起飛打下雄厚的基礎。德國不同於英國，工業化 的過程不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相反是在工業現代化的基礎上，保護農業的發展，並 在工業革命中起相互促進的作用。「保護農業利益」雖然是為了照顧政權在握的容克階 級的利益，但農業和工業之間保持一種比較平衡的發展卻是德國經濟現代化的特點和優 點。統一國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義」的推行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講，統一對農業現 代化有著直接的影響。1879年俾斯麥承認對農業實行了保護關稅以抵抗大量穀物從東歐 和美國湧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關稅。在國家關稅的保護下德國的農業得到了 蓬勃發展。據統計，1870—1913年德國穀物產量由1500萬噸增至3100多萬噸。農業經濟 的發展給德國工業化的發展注入強烈的興奮劑，為發展工業提供了豐富的生活資料、生 產資料、原料、資金和充足的勞力。
(三)統一國家對經濟的保護或者說是干預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
德國此時的經濟在國際市場還遠未能與英國相抗衡，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更是 為了盡快提高其民族工業的競爭力，俾斯麥推行保護關稅政策，設立鐵路基金，確立鐵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首的銀行體系，進一步促進國內的經濟聯系和自由貿易，扶 持德國工業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麥出於國防上的考慮，把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 擴充軍備方面，特別是修築堡壘和發展與軍工生產有關的重工業部門。軍事交通運輸業 和軍火工業的膨脹又帶動了鋼鐵、機械、冶煉等一系列重工業部門的發展。德國的統一 大大加強了國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謂的「大陸政策」，營建起一種歐陸均勢防衛 體系。這樣就為德國的經濟起飛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爭得了20年和平發展的時 間。單就工業增長而言，統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長為2.7%；1870—1880年即達到 4.1%；1880—1890年為6.4%；1890—1900年為6.1%。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英法等國，僅 次於美國[11](第110頁)。世界歷史表明國家權力並不一定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應當 承認，19世紀後30年的德國，國家利用統一的有利條件，利用來自人民復興國家的民族 意識，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進了德國的現代化。
(四)德國的統一有助於教育、科技的發展，從精神上保證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快速進程
德國統一後，俾斯麥政府加強對教育的控制，頒布了一系列帝國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實行強制義務教育制。這使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養大為改善。 全德文盲率從1841年的9.3%，下降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這個基礎上，調整了中等學校的體制，大力開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機構。這所有的一切如果沒有國家的統一籌備是無法想像的。在 國家的大力建設下，德國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科研的發展直接帶動了技術的 進步，而且德國人更善於把科研成果應用於生產、轉化為生產力。科技人員與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當代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對此 作了這樣的評論：「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比英國和美國 工業進展更快。」[12](第194頁)關於德國統一和重視科技教育同德國經濟現代化之間 的關系，在1904年德國鋼鐵廠職工聯合會慶祝大會上主持者不無自豪和自負的演說中得 到明示，他說，德國鋼鐵工業的輝煌發展可以「溯源於一種旺盛的事業心，在政治統一 後它鼓舞我們整個祖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們的鋼鐵工業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礙作用，……我們鋼鐵工業早就達到這個階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統一後的德國，在19世紀後半期，出現了歷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驚異的經濟轉變。在大約30年時間內，德國經歷了英國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業 革命，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後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
德國的統一不僅大大促進了德國的經濟現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政治 現代化。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始於18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次革命中召開的全德國民 議會中誕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聯邦政府和制訂了德意志帝國憲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國憲法獲得通過。該憲法是德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民主的一部憲法， 它是德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構建的新的國家嘗試。然而，由於當時德國還處 於四分五裂之中，資產階級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魯士還不足以克服奧地利的阻礙，這部 憲法成了一紙空文。然而，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誕生的這部憲法對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影響 頗大，它是民主政體精神的「發源地」，為魏瑪共和國憲法所直接繼承。
德國的統一使新憲法的制定和推行成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麥親自領導制訂的 帝國憲法，在新選出的德意志帝國議會上原樣通過。就本質而論，帝國憲法是俾斯麥的 傑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聯邦憲法適用於整個德意志帝國。根據憲法，帝國的主權 屬於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是帝國最重要的機構，掌握國家權力。普魯 士國王是世襲的德意志帝國皇帝。在國際法上他代表這個新的國家，有權宣戰、媾和、 結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員，也可免除他們的職務。皇帝還 有軍隊統率權，召集立法機構開會或宣布解散的權力，法律由皇帝簽署並頒布。皇帝以 下設帝國宰相，由普魯士首相兼任，具體負責領導帝國事務，然而他並不對議會負責， 只對皇帝負責。帝國議會是人民的代表機構，但實際權力很小。它沒有一個對它負責的 政府，所以有人說帝國議會只能發表「獨白」[14](P.176)。
和法蘭克福時期的憲法相反，俾斯麥的帝國憲法是君主立憲的聯邦制憲法，它謀求強 大的中央集權。基於該憲法原則建立起來的統一的德國依靠其強大的中央集權進一步鞏 固了統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義的傾向都來得優越[8](第156頁)，並為資產階級謀得了 巨大的國內外經濟利益。然而，這種在「自上而下」統一促成下的政治現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魯士的印記。德國普魯士風格的君主立憲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實權，直接行使統 治權，它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有著重大的區別，成為近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普魯士式君主 立憲制模式。德意志帝國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魯士，即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 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衛的、軍 事專制制度的國家」[15](第23頁)。
不可否認，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現代化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關系在雙方的 實現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德國的統一是德國現代化的產物，沒有德國的現代化就 沒有德國的統一；德國的統一一方面成為德國現代化的動因，另一方面又為德國的現代 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成為現代化的強大助力。統一的現代化的德意志帝國終於於19世 紀後期威廉二世皇帝時代崛起於歐洲的心臟。然而歷史表明，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 化存在著自身的特點或者說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那麼，這種弊病可否在德國的統一和 德國現代化進程及兩者相互的關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筆者認為可以。其一，現代化促成的統一使德國在民族問題上留下了後遺症。德國的 統一是在容克貴族領導下的現代化強制力(更是經濟力)作用下實現的，然而這種容克可 以控制的強制力量，只能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實現小德意志地區的統一。一方面，周邊 大國英、法、俄決不允許在歐洲的心臟出現一個南抵地中海、北達波羅的海的統一的德 國，而普魯士顯然沒有力量對抗這三個隨時可能結盟干涉的國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採取「大德意志方案」，那麼就意味著向哈布斯堡統治下的奧地利擴張，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亞人的強烈反對，也會受到在奧地利處於統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對。 即使普魯士將整個奧地利置於統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動搖。俾斯麥選擇了現實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統一了德國，然而不得不把奧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這 就使以俾斯麥為代表的容克階級陷入了兩難境地：要麼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統一旗幟象徵 而失去領導德意志的資格，要麼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從而使容克無力控制局面。 為了證明容克統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舉德國民族沙文主義的旗幟走上了侵略擴張的 道路。
其二，德國實現統一所依靠的力量和採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義深深地打上了普魯 士的烙印。統一以後，德國民族主義在普魯士封建的、軍國主義傳統的影響、滲透下惡 性發展，並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擴張力的急速膨脹而於19世紀末發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義。德國統治集團利用各種教育機構向國民灌輸民族沙文主義。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發表演講，要求學校培養「年輕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並要求學校「 向社會民主主義作戰」[16](第315頁)。壟斷集團也積極製造輿論、籌建組織，宣揚民 族沙文主義。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協會」，1894年的「德意志東部邊疆協會」， 1898年的「德意志海軍協會」和1904年的「反社會民主黨帝國協會」等組織公開為德國 民族沙文主義搖旗吶喊。這種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義與在德國統一後復活了的中世紀德 意志大統主義相結合，隨著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擴軍備戰而迅速膨脹起來 ，並為威廉時代的軍國主義政策提供意識形態的根據和自我辯護的理由，成為統治者推 行侵略擴張主義的動力。<

6. 德國的經濟體制是什麼

德國的經濟政策基於社會市場經濟的概念。

德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是歐洲最大經濟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第四大國（國際匯率），以及國內生產總值第五大國（購買力平價）。從工業革命時期以後，德國一直是日益全球化的經濟的先驅，創新者和受益者。

德國是歐盟和歐元區的創始成員之一。憑借其在2012年1.516萬億美元的出口額，德國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國。出口額占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家輸出。在2013年，德國在全球取得了2,7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輸出國。

(6)德國發展經濟的措施擴展閱讀：

德國採取」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的原因：

第一、通過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並且採取相應保證措施以防止產生專政，國家計劃化、經濟管理已經由於工業卡特爾化而造成的私人壟斷，目標是實現盡可能廣泛的經濟發展。

第二、建立能正常運轉的貨幣秩序，以保證價格穩定。在私人經濟創造奇跡的國家應保持貨幣一定程度的穩定性以及通過不同的國家措施保證市場的競爭和經濟的穩定。

第三、實現社會安全、社會公平與社會進步。主要手段是，促進經濟增長，即不斷擴大社會財富，國家對收入與財富進行再分配。同時為加強社會團結，如果由於競爭而產生較大收入差別，則通過累進稅率縮小這一差別，而同時又不至於影響貫徹刺激生產的原則。

7. 希特勒是如何發展納粹經濟的

希特勒如何發展納粹經濟：

一、經濟措施：

1.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加稅收、擴大國債和實行通貨膨脹

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國家稅收收入由65.6億馬克驟增到177億馬克，六年中實收稅款共增加了600億馬克以上。1932-1939年9月，德國國債由115億馬克上升到371億馬克。帝國銀行和幾家最大的私人銀行是國債的主要持有者。勞動者的小額儲蓄存款也被強迫投入公債。帝國銀行以國債為擔保大量增發銀行券，1933-1939年9月，流通中的銀行券由26億馬克驟增為110億馬克。這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德國國家有能力進行有規模的投資和軍事訂貨。

2.大規模的軍事采購和訂貨

1932年，德國的軍費支出為6.7億馬克，約占當年國家總支出的十分之一或國民收入的1.5%。1933年-1939年秋的六年備戰期間，德國全部備戰支出在400億馬克以上，約占同一時期國家預算總支出的五分之二或國民收入的10.6%。巨額的軍事訂貨使德國壟斷資本集團獲得了高額利潤。以軍火工業康采恩克虜伯公司為例，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公司從國家接受的軍事訂貨總值由930萬馬克猛升到1.45億馬克，即提高了近15倍。在同一時期，公司的純利潤額則由650萬馬克上升到1.22億馬克，即提高了近18倍。

3.剝奪猶太人資本

希特勒等人登台以後，大量開展「排猶運動」，幫助「雅利安」財團剝奪猶太人的財產。由於這一「運動」，共計約60-80億馬克的德國猶太資本，通過強力沒收或被迫易主的方式，全都轉到了「雅利安」財閥和納粹黨魁手中。

4.強制卡特爾化

強制卡特爾化是希特勒政府擴大壟斷組織統治及加速生產與資本集中的重要措施，並且比歷屆德國政府實施得更徹底。1933年7月，希特勒政府頒布所謂的「卡特爾條例」，規定帝國經濟部有權建立新卡特爾，而一切卡特爾則有許可權令局外企業合並起來。任何反對這種規定的局外企業，有關的卡特爾可以拒絕承認它們，從而剝奪它們得到原料和商品供應等權利。這實際上是在經濟上宣布了它們的死刑。在這種威脅下，大量中小局外被迫合並如壟斷組織，受壟斷資本的直接統治。卡特爾的數目迅速增加，1930-1936年，德國已登記的卡特爾總數，由2100個增加到2500個。

5. 淘汰中小企業，擴大壟斷組織

1937年，希特勒頒布了「股份公司改革法」，規定凡是資本不組10萬馬克的小股份公司應予淘汰；而新設立的股份公司，資本不得少於50萬馬克。結果，據德國官方統計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資本不足10萬馬克的公司絕大部分遭到淘汰，資本為10-50萬馬克的公司減少一半，而資本在500萬馬克以上的大公司，在股份公司資本總額中的比重由1931年的74.5%上升到1939年的78.8%。中等資產階級被大大削弱了。此外，希特勒政府還強迫封閉大量手工企業和小型零售商號。從1937年起，由於局勢工業的勞動力供應問題日益尖銳，希特勒政府以「清理」手工企業和小商號為由，連續頒布了若干法令，勒令所謂「負擔過剩」及「經濟上不合算」的大批手工企業和小商號停業，把數十萬手工業者及小商人騙入軍事工廠服苦役。據統計，到戰爭爆發時止，被迫停業的手工企業近20萬家，小商店約10萬家。 通過這種方式，德國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過程大大加速了，壟斷資本的勢力空前加強起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各部門生產的壟斷化達到驚人的程度。壟斷組織控制生產的比重在鉀鹽、煉鐵、金屬加工、人造氮、水泥、製糖、化學及葯品、電力等部門為95-100%，在機器及運輸工具製造、人造絲、麻織業、制紙業等部門為80-95%，在優等鋼生產中為60-70%資本進一步集中於各康采恩手中，到30年代末，他們已經控制了了全國股份資本總額的85%，為數眾多的小業主淪於破產。

6.政府全面干預國民經濟，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

希特勒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軍事化經濟調節機關，1933-1936年秋，帝國經濟部是最高中央調節機關。它下面設有各種專業管理局，分管各工業部門、農業、時常、對外貿易、物價等等。同時，根據1934年的「德國經濟有機結構條例」，在原有企業主聯合會及各壟斷組織基礎上，新設立了按部門和按地區的兩類經濟調節機構，交由壟斷寡頭及其親信直接掌握。部門調節機構的組織形式是經濟集團，共有四級。最上級為工業、商業、銀行、保險業、動力和手工業等6個最高集團；下屬44個經濟集團；它們下面又分350個部門集團；最下一級則為640個專業集團。地區調節機構採取了省經濟廳（下屬市、區分支機構）的形式，全德共有18個。這兩類調節機關都具有政府機構的權力，它們統一歸帝國經濟部下設的全德經濟院管轄，同時，兩者的地方基層組織有是同一的東西。通過各級經濟集團和省經濟廳系統，在有關中央專業管理局的協同之下，壟斷資本和希特勒政府企圖自上而下地實現對國民經濟的雙重交叉控制。另外，1933年7月，在帝國經濟部下面還設立了「德國經濟總委員會」，它是由壟斷寡頭直接把持的備戰經濟總參謀部，擁有很大權力，負責指導國家經濟政策和法令的制訂工作。 至此，希特勒政府的經濟調節機構已形成為一個自中央到地方的龐大體系，按軍事化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1936年秋，「四年計劃全權督辦」戈林又設立了一個調節機構「四年計劃全權機關」，引起了兩大機關職能的重復。 有計劃的經濟使德國的工業發展速度超過了英、法、美。1932-1938年，生鐵產量由390萬噸上升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1933年-1939年，德國軍火生產增長11.5倍。但同時，德國的部門經濟卻出現了不平衡。在軍火工廠加緊製造武器的同時，德國的紡織及製鞋工業的半數設備被閑置起來。在農業方面，帝國糧食局及其下屬的數萬個基層機構，是希特勒政府幹預農業活動的基本工具。不過全部的農業事務，包括播種面積及作物類別、農業就業人數、化肥的分配、飼料的購買、農產品義務上繳數量、農產品價格、經營農產品貿易的利用額、農戶的收入，甚至農民自己留用的脂肪量及運送給城市親友的蛋品數量等，都受到國家的控制。 希特勒政府時期的德國糧食產量基本停滯在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1937-1938年，年均糧食進口量與20年代差不多，約在400萬噸上下。

7.一方面加強和擴大國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將國有財產轉到私人壟斷資本手中

希特勒政府時期，德國國家所掌握的股份資本絕對和相對額都增長。1932-1939年，「國有的」股份資本額，由29億馬克提高到36億馬克，它在全國股份資本總額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1939年，德國國家壟斷資本共計248億馬克，佔全國總資本的五分之一。 在擴大國有化的同時，希特勒政府還執行了國有財產重新私有化的政策。在1929-1933年經濟危機期間，當時的德國政府為挽救一系列壟斷資本集團，以優惠價格收購了柏林各大銀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業公司的部分股票。隨著這些企業的扭虧為盈，希特勒政府把國家持有的巨額股票廉價賣給有關的私人壟斷資本集團。在德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壟斷企業同政府的結合也加強了。企業主職能與國家官僚職能達到了高度的融合。

8.擴大對外貿易

1932－1938年，德國在保加利亞、希臘、匈牙利、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等國的進出口貿易中的比重，分別提高了三分之一至三倍不等。1929－1938年，德國對外投資急劇上升，由12億美元增加到40億美元。1933年5月，德、法、比、盧等國鋼鐵壟斷組織又聯合成立國際粗鋼輸出協會，從而恢復了國際鋼鐵卡特爾。在國際鋼鐵卡特爾和國際鋁卡特爾中，德國壟斷組織也分別擁有近五分之一的出口份額或股份額。

9.興辦公共工程

希特勒政府頭兩年（1933-1934年）用於興辦公共工程的開支共約50億馬克。其中最大的是建築公路，主要是高速公路，16.1億馬克，其次是修建公共建築物與住宅（後來不少成為兵營）約7億馬克，開墾荒地與改良土壤等約7億馬克，整治河道、開鑿運河和架設橋梁等3.5 億馬克，修復和更新鐵路設備約5億馬克；對參加公共工程的私人發放補助金和減免稅金約6-7億馬克。

二、貨幣新經濟政策

1.拒絕接受國外借款，以生產為德國貨幣的基礎，而不以黃金為本位。
2.用直接易貨的方式來進行進出口貿易。
3.停止所謂「外匯自由」，即准許在貨幣方面實行賭博並按照政治情況，把私有的財產由國移到彼國。
4.當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資時，就製造貨幣，而不向外國借債。

三、社會福利政策

1.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
2.擴大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使工人享有過去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
3.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

以上措施對於起動處於危機最低點的德國經濟，減少龐大的失業人數，起了很大作用。客觀評價希特勒，不能抹殺他對德國經濟的貢獻，就經濟發展而言，從1932年到1937年，德國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納粹創造了德國經濟恢復的奇跡。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使得二十年前慘敗的德國，又重新崛起成為歐洲大國。

8. 希特勒採取了怎樣的經濟政策是德國經濟復甦

與英國、法國和美國相反，德國在和平時期就已經為戰爭做好了全面准備。因此在整個戰爭的前半個時期，它根本不用在經濟方面做什麼特別的努力或動員，也不必完成那些痛苦的和平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轉變工作。只有在閃電戰失敗、不得不對軍事資源實行全面動員之後，德國的「戰爭經濟」時期才真正開始。
一個國家戰時的經濟政策、經濟計劃與其技術成就有密切的關系。早在1916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就首次試圖發展與戰略需求相適應的經濟控制手段。這些手段都是一步步湊合起來的，並沒有一個整體的計劃。由於這些經濟控制手段決定了每一個工業部門得到的原料和資源的數量，所以這些相關的控制部門就取得了對整個德國經濟進行組織、分配和操縱的重要權力。在第三帝國成立之後，其重整軍備政策是在考慮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之後制定出來的，因此能夠比一戰時期更加完善地及時完成經濟生產向戰爭方面轉變的計劃。下面將對第三帝國各個時期的經濟做一些簡單的回顧。

一、1933年到1936年，前期的戰爭努力

在1919年凡爾賽條約之後，德國國防軍就在為德國的重新武裝而秘密努力，但是直到希特勒上台時為止，德國的總體經濟政策都是建立在和平國家通常的那些經濟需求上的。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經濟開始向總體化的重整軍備目標轉變。這樣的轉變，是與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密切相關的。而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又是由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所明確闡明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可以從以下兩個政治口號中得到精闢的概括：一個是「擴張領土」，另外一個是「征服生存空間」。在德國1936年的「四年計劃」和1937年的《霍斯巴赫會議記錄》（注）中，都詳細地對這些目的做了解釋。

這些外交政策的基礎，是以項雄心勃勃的軍備計劃。到了1936年，德國的軍備力量已經趕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英國、法國等國的軍備力量。到了戰爭爆發的時候，納粹德國的累計軍費開支已經達600億帝國馬克，所佔國家年度財政預算的比例從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當於德國該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國的軍費開支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美國為1%（見下表）

由於德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資產（步包括各州和行政區）在1933年到1939年之間只能負責軍費開支的三分之二，所以為了擔負如此龐大的開支，就必須建立起新的財政程序和財政制度。

德國政府為了不讓公眾看到政府為了重整軍備而負擔著巨額的債務，發行了一種「冶金研究所證券」。「冶金研究所」是一個純屬虛構的機構，它的資本由各主要軍火生產廠家提供。德國政府用這種證券償付軍火購置費用，而在德意志銀行的擔保下，這種證券交到軍火生產商手中後將不兌現，或盡量把兌現期延後，利息由政府支付。這就相當於德意志銀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筆規模巨大的信貸。在1937—1938財政年度快結束時，已經發行的冶金研究所證券面值達120億帝國馬克，到戰爭爆發時實際兌現的只有15億帝國馬克。到了1939年，軍火生產商手中到期兌現的冶金研究所證券由不付利息的國庫券代替現金支付。這樣，德國政府（獨裁者）就控制了德意志銀行和德國的全部信貸權。

在希特勒執政的初期，製造軍火的原料和農產品都發生過短缺情況，軍隊的汽油儲備也即將耗盡。這種物資短缺是德國對外貿易面臨的苛刻條件造成的。而且政府既要照顧到軍費開支，又要滿足民間的經濟需求，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直到1935年，德國規定了最高工資限額，國家得以從全國歲入中抽調更多的錢，才得以償還了日益增加的公眾債務。

第三帝國最喜歡標榜的成就之一就是解決了德國龐大的失業人口問題。不斷擴大的軍備需要刺激著軍火工業和相關產業的畸形繁榮發展。「熟練的工人進兵工廠，不熟練的工人修築高速公路」，這些失業大軍進入勞動力市場後，盡管平均薪金很低，但是社會的總體購買力增加了。當然，德國國內基本消費品的匱乏使得購買力的增加僅僅停留在帳面上。作為解決途徑之一，納粹提倡德國的人民大眾一種樸素的、農民式的簡朴生活，求溫飽不求奢華。號召人們用魚代肉，用黑麵包替代白麵包，用人造黃油替代真正的黃油。高級食品如野味、貝類、魚子醬、肥鵝肝和進口的高級酒類僅僅在大飯店和高級食品店裡出售，享用這些美味被宣傳為非德意志的、罪惡的和墮落的行為。普通的中產階級美味如熱帶水果、進口肉類、咖啡、白麵包和新鮮黃油，在德國的市面上也不是經常能夠見到。總體上講，在當時德國這種「大炮代替黃油」的政策下，民生只是次要的問題。

除了國內的困難以外，德國對外貿易的條件也變壞了。1933年之前，德國曾經因為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的下跌而獲利。但是在1934年和1935年，國際市場上工業製成品的價格不斷下跌，原材料、食品和半成品的價格卻不斷上漲。這對德國這樣的工業國家是非常不利的。德國政府官員就曾經考慮過，如果軍備擴張速度保持不變，就從1935年秋季開始在德國國內實行食物配給制度。軍備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時提高，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任命戈林擔任原料和通貨部的調解員，隨後又任命他為這個部的經濟協調員，專門負責解決這個令人煩惱的問題。1936年之後，德國利用先進的工業產品向中國、丹麥、蘇聯和東歐各國換取了大量農產品和原料。但是德國國內消費品短缺和民眾生活水平低下的狀況，直到戰爭結束都未能徹底解決。

燃料問題比對外貿易和原料供應方面的問題都嚴重。這是後來在1936年制訂備戰的「四年計劃」的主要原因。德國的石油主要來自羅馬尼亞和波斯灣的美、英石油公司，此外還從匈牙利和愛沙尼亞進口少量石油和油頁岩。德國國防軍曾經發誓要在德國生產出人工合成汽油。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以及考慮到戰時不依賴國外的石油來源，就必須用液化煤炭的方法大量生產燃油。這個任務交給了規模巨大的I.G.法本康采恩。鋼鐵和橡膠方面自給自足化的嘗試也一直在努力不懈地進行，而且象食品和消費品方面的嘗試一樣，最終的成果不是很好（人造橡膠工業除外）。

註：《霍斯巴赫會議記錄》，Das Hossbach Protokoll，Hossbach Memoran。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是納粹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的上校。他以記錄官身份參加了希特勒於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召開的軍事首腦會議，記錄了希特勒講述的納粹德國侵略擴張計劃的細節，並在11月10日將其整理提交給總參謀部。從下午四點到晚上八點，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長達四小時的長篇大論，並詳細地闡述了征服各個國家的先後順序——首先是征服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對付蘇聯的重要的初步行動。後來納粹德國按照這個順序開始了戰爭行動。出席會議的有希特勒、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元帥、陸軍總司令馮·弗立契男爵、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上將、空軍總司令戈林、外交部長馮·牛賴特男爵和霍斯巴赫上校。這份會議記錄後來成為1946年紐倫堡審判中的重要證據。

二、1936年到1940年，「四年備戰計劃」

1936年8月紐倫堡黨代會上，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全面備戰的「四年計劃」。他隨後任命戈林為「四年計劃」的全權負責人。德國開始了全面的戰爭經濟計劃階段。希特勒宣布了四年計劃要達到的目標。經濟上承擔的任務是，給德國人民創造若干「自力更生」的條件，也就是說，給德國人提供武器，以便打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鑒於德國經濟的發展因缺少「生存空間」而受到限制，因此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只有擴大「生存空間」才能保證德國人民獲得生活的資料。換言之，也就是為德國獲取食品和原料的來源。然而當時的情況是，德國的經濟只能部分地滿足人民的需求，在那段時間里，德國經濟的職能有兩個：一個是在有限的領域內保證人民的生活條件，另外一個是創造若干能「自力更生」的條件。軍事上的努力要輔之以經濟上的努力。在四年的期限內，要組織調整德國的經濟，以便支援耗費巨大的戰爭。要盡一切力量發展燃油、合成橡膠、鋼鐵、化工工業，以減少德國對進口原料的依賴。

希特勒對經濟工作的指示是德國總體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為獲取國外原料，武裝手段就不可避免了。後來從一些繳獲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德國的經濟部門為德國奪取原料產地做出的一些建議和貢獻。這些建議得到了戈林的支持，但是要達到的目的還是老生常談，即德國如何武裝起來打贏最後一場戰爭。與德皇的軍火和經濟巨頭們在一戰當中所做的同樣建議比較起來，唯一的新意就是把德國的經濟自給自足與擴張主義聯系起來。這和經濟部長雅爾馬·沙赫特的最終目標——重振德國經濟並使之重返世界市場——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德國成立了一個不隸屬於經濟部，而是直接向戈林本人負責的四年計劃委員會。

德國出現了以戈林及其親信為核心的一個特殊集團，掌握著全國的貿易、生產、國民經濟和原料分配——不幸的是，在兼任空軍頭子的戈林領導下，這種分配必然向空軍、航空工業部門以及遍及德國各地的所謂「赫爾曼·戈林」康采恩的各個企業傾斜，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分配。

在1936年到1942年期間，四年計劃的組織和目的幾次改變，但從1938年夏季開始，它在經濟方面的重點就已經集中到擬訂發展原料和常用消費品的計劃。在這一時期，四年計劃也考慮到了發展農業生產。此外，工資和物價的管制、勞工、海外投資等問題也在這項計劃的考慮范圍之內。也是從1938年夏季開始，計劃人員把發展那些與裝備機械化部隊有關的工業列為首要的考慮重點，包括那些製造合成燃料、裝甲、槍炮和發動機的工廠。從宣戰到1942年，「四年計劃」的相關執行組織成了整個德國戰爭經濟中最主要的部門。它能夠為國防軍提供大量的武器裝備和燃料，但是並沒能消滅那種官僚機構的爭權奪利和拖拉延誤的作風。這樣一來，事先制訂好的發展原料、消費品和合成製品的指標必然要經常修改，數量多得不合理，時間期限短得不合理。重要戰爭物資的生產本應該由軍方掌握，但是也被放進了四年計劃那些生產原料和消費品的計劃之中。同時，四年計劃下屬各部門各自為政，通常不能從全局的角度考慮資本的周轉、生產的周期、勞動力的分配和運輸的途徑，因此這些部門常常是產生錯誤的根源。當然，這種體制也有一定的靈活性，在某些資源全部集中到某一個部門掌管的情況下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四年計劃在德國的戰爭努力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要進行確切的統計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只在某些特定的工業部門中控制個別的項目。但是可以從四年計劃的投資中看出它的各種活動的規模。從1936年到1942年，四年計劃的總投資額達132.5億帝國馬克，占該時期德國工業總投資額的50%。在四年計劃的投資中，生產碳氫化合物的投資佔41%，合成紡織品的投資佔21%，生產重金屬的投資佔10%，生產炸葯、彈葯和其他武器成品的投資佔12%。盡管一些生產項目沒有實現，但是總的來說四年計劃還是比較成功的——起碼德國政府的看法如此。在戰爭的最初幾年當中，德國的這些戰爭物資從來沒出現過嚴重的短缺。

盡管軍工企業得到了絕大部分的投資，但是消費品工業的投資也得到了小幅度的增長。德國政府擔心消費品的短缺將會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德國工業投資結構在1938年和1939年的改變說明，經濟體系的負擔日益加重，需要政府不斷地加以調整，以便使各個部門之間出現的不平衡得到糾正。雖然經濟上出現了這種狀況，但是人們不能因此推理說，因為軍備開支如此之高，所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納粹思想的唯物力論造成了生產狀況的極度緊張，國家經濟結構的變化使社會壓力逐漸增大，同時也使戰爭的誘惑力增大。同樣，德國那種以備戰為基礎的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存在極其危險的局限性。即使社會公眾輿論未對這種戰爭經濟動員加以阻礙，這種經濟也只有在不斷爆發危機的情況下才能進一步向前發展。

三、1939年到1945年：戰爭經濟的確立

戰爭爆發伊始，德國與其軟弱而無准備的鄰國相比，在戰爭物資的儲備方面享有優勢，從而獲得極大的好處。這樣就使得他們得以利用閃電戰戰術，在連續兩年的時間里接連取得勝利。但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在戰爭准備上的那些願望和目標得到了實現。盡管德國的大部分資源均劃歸軍用，但是它的戰爭機器並未能如它的宣傳鼓動人員所說的那樣，成為不可抗拒的巨人。1939年之前，德國有兩種互相矛盾的傾向處於不穩定的平衡之中。一種傾向是搞戰爭經濟。另外一種傾向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納粹黨在表面上是團結一致的，但是在對這兩個傾向的看法和應該採取的辦法上存在嚴重的分歧。最後由希特勒拍板決定，為了避免民心低落，在德國進入戰爭之前的一個階段，必須使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時德國也得以借這個機會大量囤積非武器方面的戰爭物資——到開戰時，德國已經儲備了足夠全國食用兩年多的糧食、糖，27萬噸豬油、腌肥肉和黃油，以及大量的飼料用燕麥、玉米。同時，德國軍方還囤積了很多皮革、布匹和絲綢（可以用來製作降落傘等戰爭物資）。這些都是戰前的努力成果。事實上，與英國在1940年窘迫的處境相比，德國人民的生活在該年達到了戰時的最高水平。從被佔領國家運來的大量農產品、肉類和奢侈品繁榮了德國的市場，被佔領國家支付的巨額佔領費更使得德國得以將這些國家的消費品市場搜刮一空。而英國卻不得不對基本民生物資實行嚴格的配給制度——肉、蛋、糖和水果的消費量分別下跌了27%、56%、35%和56%，糖果、黃油、茶葉和咖啡的配給量幾乎是零。1940年到1945年出生的整整一代英國孩子在1946年之前沒有見到過香蕉。

另外一方面，盡管存在很多的內部問題，但是事實證明，由中央統一計劃經濟問題這種策略對當時以戰爭經濟為中心內容的德國來說是正確的，就象在戰場中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則一樣，對於戰時經濟的掌管越集中化，其效率就越高。就象前面的數據所說明的，英國的戰爭准備極糟，戰爭爆發後的對經濟的籠統計劃和管制也不適用於英國那種民主政治制度。

戰爭爆發後，德國建立了上夜班、節假日上班和獎勵加班加點的制度。工人們在戰爭初期很願意延長工作時間，以便換取加班費。某些部門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時間達10小時到12小時（不包括後期的奴隸勞工）。1940年1月，德國新徵召的工人數量達到了140萬。到1942年下降到了80萬——主要原因是由於外國勞工的補充以及建立了合理化的勞動分工制度。

從武器的生產數量和工人薪金的變化等指標來看，1940年和1941年的經濟動員規模並沒有擴大。甚至一系列與戰爭努力有關的法律因為效果沒有預期的明顯，也在開戰後不久就被廢除了。這樣，限制工人自由流動和凍結最高工資兩個德國勞工政策的核心指導方針都在無形中失效了。德國工人的平均薪金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之間增長了10.4%。德國婦女的動員並不象英國那樣有效。德國人的傳統觀念一直認為婦女的工作崗位就是廚房和縫紉間。英國的婦女勞動力在開戰後增加了18%，大量婦女補充到軍工生產、後勤、交通、農業等部門中。同一時期，德國的婦女勞動力數量卻在一直下降。1941年之前，德國兵工廠的人數只增加了11%。兵工廠的大生產直到阿爾伯特·施佩爾掌管這方面個工作時方才開始。

當戰爭拖延的時間比預期的要長得多時，德國建立了一種能夠充分滿足戰爭需要的體制。此時也是經濟動員的第二個階段。希特勒不得不承認，閃電戰沒能打倒蘇聯巨人。到1942年年初，他對速戰速決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擬定戰略計劃。德國國內、被佔領地區以及德國衛星國的戰爭經濟發展方向，隨著兩個人的職務任命而有所變化。一個是施佩爾就任武器和軍事工業部部長；另外一個是弗里茨·沙克爾在1942年春擔任勞工部長。施佩爾傾向於搞集權，但是為了提高生產力，他也同意工廠加強管理方面的自治。在擬定計劃方面，新的方法取代了1942年以前那些老的程序，因為這些老方法已經因為各式各樣的權力斗爭、爭權奪利和隨意修改而變得不實用了。施佩爾搞集權的方法一開始就遭到戈林和德國國防軍內部某些部門的反對。尤其可怕的是來自戈林的怨恨和嫉妒。施佩爾曾經自嘲為「在德國空軍司令官監督下、根據『四年計劃』掌管軍工生產的總負責人」。由於施佩爾的任命，戈林的「四年計劃」宣告結束。但是這個名詞在德國投降之前一直使用著。

1942年，德國最高統帥部下屬的防禦和軍械部門並入德國武器和軍事工業部。德國海軍下屬的類似部門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到1944年，施佩爾還設法控制了德國空軍屬下的武器軍械部門。這樣他便可以對中央計劃委員會和軍隊的計劃部門進行壓制了。後兩者曾經負責做出全部的重要決定。這樣，施佩爾就完成了國家經濟的總動員計劃。他現在掌管了除負責徵召勞動力方面以外的全部軍工企業管理部門和行政部門。「四年計劃」指導生產的權力現在都歸了施佩爾。這些權力包括：現有生產計劃的制訂權和執行權；更改計劃的最後決定權；設置新的生產部門；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分配……。即使海軍和空軍設法保留了對一些船廠和飛機廠的控制，施佩爾還是能通過給予或拒付原材料的方法來控制他們。

這種集中控制的第二個特點是，鼓勵私人企業的發展。通過建立工業自我管理機構以及在各工業部門內部設置有權威的委託代理機構和聯營機構，德國第一次能夠使大規模生產體系標准化，並從中得到好處。無論是位於埃森的規模巨大的克虜伯兵工廠還是西里西亞地區只有十多個人的家族小工廠，都可以按照統一的標准生產同樣規格的槍管、子彈、齒輪和其他產品。這種新的控制體系對於經濟和生產是有巨大好處的。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產量增加了兩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消費品的產量只有少許降低。與外國觀察家的期望正好相反，積極備戰的德國工業總產量在整個戰爭期間均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即使1945年最初的那幾個月也是如此。

1942年後，唯一不受施佩爾部長管轄的一個部門就是就業總委員會。1942年3月27日頒布的一個命令規定，沙克爾對就業大軍負有監督和統制之責。在此以前，根據四年計劃的規定，這一職責由幾個部門分別負責。

沙克爾特別注意按照武器和軍事生產部的需求徵集和分配勞動力。這種體系在後來的戰爭歲月中又有所擴大。這位掌管勞工的頭頭獲得了迄那時為止勞工方面最大的權力。為了增加勞工的數量，他個人有權力頒布法令、採取必要的措施，以及制訂他認為需要的政策，而置勞工部於不顧。因為各地方長官的支持，沙克爾的權力得到了鞏固。1942年4月6日，他頒布法令宣布這些地方長官是他的代理人。沙克爾是制訂勞工政策的最高官員，而他最關心的是從國外徵集勞動力。其次是對德國的工人進行等級評定。最優秀的熟練工人可以得到最優厚的供給和豐厚的獎金。沙克爾的工作卓有成效，僅1942年一年，德國的勞工數量就增加了130萬。

增加的勞工中，最主要的來源是徵集外國勞工。沙克爾和法奸皮埃爾·賴伐爾規定，法國每提供5個志願勞工，就可以換取釋放一個法國戰俘。法國的警察在電影院和咖啡館里兜捕青壯年勞動力，把他們帶到警察局，然後運往德國——很多人利用回法國休假的機會逃往英國和西班牙，或者在國內參加了地下軍。法國一共輸送了60萬名勞工。在荷蘭和比利時則主要是依靠通敵分子們的欺騙宣傳，以及蕭條和失業的威力，送去了35萬人。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簽定了相關協議，許多義大利勞工在簽定合同後被送往德國，主要是建築工人，在托特的「大西洋牆」築壘系統中工作。如果說這種徵集在西歐主要是通過自願登記和被占國政府的配合，那麼在東歐和中歐，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奴隸掠奪了。這些外國勞工工作條件惡劣，營養不良，工資很少，又受到歧視和虐待，待遇僅僅比集中營那些奴隸勞工要好一點而已。因為這種野蠻罪惡的勞工政策，沙克爾在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丟了性命。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德國勞工政策的兩種重要趨勢。第一個是用強行徵集外國勞動力的做法，至少在數量上彌補了德國男性勞動力的不足；第二個是，由於思想意識上的障礙，增加女性勞工數量的做法失敗了。但是不管怎麼說，1944年德國產業工人的數量與1939年大體持平，生產效率卻提高了。軍火工業的某些部門在1944年之前，曾經出現過生產激增的情況。類似的還有化學工業部門（產量增加了30%）、內燃機生產和燃油工業部門（增加了85%），電力工業部門（發電量增加了26%）。而且德國人民的吃食也是在戰爭進入了第五個年頭後才逐漸變壞。1943年以前，德國國內對所有消費品實行嚴格的配給，再加上被佔領國家源源不斷的貢款，以及衛星國的進貢，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對其他歐洲國家還是比較高的（前文所說「德國國內消費品短缺和民眾生活水平低下的狀況，直到戰爭結束都未能徹底解決」，是同美國、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國家，以及一戰前的德國本身比較而言的）。

註：義大利為1943年9月後數據，其他國家包括挪威、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克、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軸心國不需繳納佔領費，但是需要繳納其他貢款，並且經常被德國勒索提供「貸款」。

（弗里茨·費德勞，《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經費的籌措》，1962年蒂賓根版）

各個被佔領國家和衛星國在向德國提供原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3年德國使用的原料中，55%到100%的鐵礦石、硫、硅、氮都來自被佔領國家。從1941年開始，德國有規律地用火車將在蘇聯繳獲的戰利品運回國內，以保持他們的生產速度。在德國人建立的「歐洲新秩序」下，歐洲每個國家都要為供養龐大的德國怪獸而耗盡力量。俄羅斯提供奴隸勞工和各種原料，烏克蘭提供小麥和玉米，丹麥和荷蘭提供乳酪、肉類和黃油，挪威提供電力，瑞典提供礦石，瑞士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匈牙利提供鋁礬土，羅馬尼亞提供石油和小麥，比利時提供鋼鐵和機器，法國則提供從糧食、酒類到鋼鐵、鋁、武器、引擎、汽車……無所不包的東西。當然，與戰爭無關的私人小汽車、電冰箱、真空吸塵器和鋼琴等消費物品在戰爭結束前，都不準再生產。不過這不限於德國，英國和美國也是如此。

德國政府曾經試圖減輕日益增長的戰爭費用加在人民大眾頭上的負擔。1941年，德國個人年收入一萬帝國馬克的所得稅率為13.7%，相比之下，英國人同樣的年收入（1000英鎊）需要繳納的所得稅比率為23.7%，再加上其他稅收，總的稅率達38%。德國個人年收入十萬帝國馬克的稅率為55%，而英國為85%。英國對奢侈品徵收100%的消費稅，非工資的意外收入，每1000英鎊要徵收94%的稅。在戰爭期間，英國發行了84.67億英鎊（850億帝國馬克）的公債。作為對比，德國為戰爭付出的代價為6570億帝國馬克，其中只有1847億帝國馬克是通過稅收解決的。德國政府更喜歡通過隱蔽的方式獲得財政支援。它強迫所有的公眾資本存儲中心同意，德國政府有權在緊急情況下任意處置他們的資產。這樣，德國人的養老基金、社會保險基金等大規模的公眾資本就都在政府的掌管之下了。此類暗箱操作可以給德國大眾一種穩定的假象，避免因突然增稅而帶來的心理創傷。在1944年以前，大約有1600億帝國馬克的公債（大約相當與德國的國內稅收總額）由這些公眾資本存儲中心償付。政府的剩餘赤字則由發行鈔票的方法解決。到1945年，德國國家公債已經達3400億帝國馬克。但是這種情況實際上對德國的 軍火生產和作戰沒有大的影響，因為盡管政府負債累累，還是可以通過一紙徵用令來獲得所有的物資。從所有的跡象看來，在戰爭結束時，德國的貨幣體系已經面臨崩潰的邊緣。戰後聯邦德國貨幣改革時，不得不規定限制帝國馬克兌換新德國馬克的數量（按1：1兌換，現金以40馬克、銀行存款以1000馬克為兌換上限），以免德國經濟崩潰。

最後，關於第三帝國的經濟動員情況，還有一個現象。1942—1943財政年度，德國的生產水平達到了令人吃驚的高峰，盡管戰爭在這個時期達到了最激烈的階段。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閃電戰取得了空前勝利，因此德國得以動員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力量，在最短的時期里把這些國家的經濟潛力利用起來。德國在這個短暫的時期內，自認是一個經濟巨人。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起碼與美國和蘇聯相比，它並非什麼經濟巨人。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優勢是勢必要大顯身手的。到了1944年初，德國的資源已經耗盡，而盟國卻有美國這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巨大資源寶庫，以及民主國家龐大的人力資源。這也是希特勒之輩一直加以蔑視和忽略的東西。

9. 德國經濟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德國西佔區分別由英、美、法三國主持。三占區中，美國的實力最為雄厚，它的佔領政策因而舉足輕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影響了英法的對德政策。隨著戰後東西方關系的變化，美國統治集團逐漸將前蘇聯視為其控制歐洲和稱霸世界的最大障礙和對手，為鞏固在歐洲的地位，美國對德政策轉向扶植德國。1947年1月1日，美英聯合佔領區(簡稱雙占區)成立，這為整個西佔區的經濟恢復和經濟改革開辟了道路。

同時，企業失去活力，生產無從發展，市面一片蕭條，貨幣體系已經名存實亡，加之，廣大人民群眾渴望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這種形勢的發展和人心所向為西佔區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輿論基礎。1947年，佔領當局任命路德維希·艾哈德為雙占區的「貨幣與信貸特別委員會」主席，具體負責籌劃貨幣改革的措施，這標志經濟改革的時機成熟了。

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即是艾哈德針對德國的病症所開的處方。

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包括五大要素，即：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場競爭制度。在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中，私有制是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基礎，佔主體地位，國家干預調節只是一種輔助形式。必要的國家干預調節措施必須始終保持與市場一致的原則。社會保障制度，主要通過社會保險制度和救濟制度來實現。共同決定製度，通過立法手段保障工人在企業中的共同決定權力，即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決策。收入再分配措施。國家通過稅收等手段對市場的初級分配進行再分配，以防止社會過度的兩極分化，保障社會低下階層的基本生活需要。

1948年6月進行了貨幣改革，把經濟活動的組織、調整交給了市場，為治理通貨膨脹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成為建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起點。

幣制改革和隨後的稅收改革、取消配給和放開價格改革及加強國家干預與社會經濟秩序的改革，在短期內取得了較明顯的效果，很快扭轉了西佔區經濟混亂局面。從1948年起，德國經濟進入恢復和發展階段。

1949年，阿登納組成聯邦德國的首屆政府。繼續推行已初見成效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即是在靈活適應市場行情的基礎上，採用一種綜合性經濟政策的有機手段有計劃地刺激經濟。

與此同時，聯邦德國還實行了一整套使人民消費需求得到滿足、經濟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措施。由於這些措施的推行，聯邦德國在1951年就完成了經濟的恢復，實現了國民經濟從戰時體制轉移到「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軌道上來的過渡，為往後經濟迅速、順利的發展打下了比較牢固的基礎。

10. 為擺脫1929-1933年經濟危機,德國採取了什麼措施結果怎樣

走上法西斯道路 實行對外戰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