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國的經濟發展意義
中國的經濟發展意義
今日中國在全球經濟的重要地位,既來自於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也離不開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探索。
前30年建立起的完整工業體系,奠定了改革開放期間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起點。不過,中國經濟在這一時期未能實現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與世界的差距也拉大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新興經濟體和眾多從計劃經濟轉型的國家實行開放政策,深度參與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中國正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和獲益者,在40年裡對發達國家實現了奇跡般的經濟趕超。
中國並不謀求世界經濟霸權,也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但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以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等,中國義不容辭反映自身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關於國際經貿規則的訴求,引領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轉變。
由於以下突出特徵,中國及其發展對於世界的意義尤其重要。首先,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占人類1/5的中國人民創造的成就對世界的顯著意義,其他國家無可比擬。其次,從滿足探索國家興衰之謎的學術追求來看,中國是迄今為止唯一經歷了經濟發展由盛至衰再至盛,並接近於完整經歷經濟發展每一個必要階段的大國案例。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先驅大衛·休謨在1742年曾經預言,當藝術和科學在一個國家達到至真至善之後,藝術和科學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後極少甚至永遠不會在同一國家得到復興。迄今為止中國在各個領域發展創造的奇跡,已經在不斷打破這個「休謨預言」。
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
在過去70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經歷了跌宕起伏,有失敗的教訓更有成功的經驗。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步履穩健地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經濟規模足夠大、增長速度足夠快、不僅改變了自身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國家。可以說,中國以其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以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中國GDP總規模1978年排在全球第14位,僅相當於世界經濟的1.1%和美國經濟的4.6%。及至2017年,中國GDP達到10.2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中的佔比約12.7%,相當於美國經濟的58.7%。隨著體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增量貢獻。1990年以後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增量貢獻就超過了10%,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則始終保持在30%左右。在本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異常變化的年份中,正是由於中國經濟的穩定作用,全球波動性得以顯著降低。
以中國為主體的新興經濟體乃至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論上成立的全球經濟趨同,終於開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1978年至2017年期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GDP全球佔比從21.3%提高到35.3%,按不變價計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GDP總額擴大了四倍,其中中國的貢獻高達43.6%。
作為全球經濟趨同的結果,全球絕對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發生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1981年至2015年期間,全世界按照世界銀行標准統計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11.4億人,減幅高達60%以上,中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為76.2%。
從中國特色中提煉一般規律
中國從改革伊始,便沒有接受任何先驗的教條,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謂共識,而是服從於發展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堅持了漸進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發展和共享理念。
第一步,激活「點石成金」的激勵機制。在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條件下,為了壓低農產品價格,以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作為工業化積累手段,實行了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為了保證農業生產要素不致流失,人民公社制度和戶籍制度也應運而生。這一制度扭曲了資源配置,造成農業生產的低效率和勞動激勵不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順應制度需求的變革。勞動努力程度與產量及收入直接掛鉤,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勵機制,在極短的時間內顯著增加了農產品產量,大幅度降低了農村人口貧困發生率,全面增加了農產品供給。
第二步,展開資源重新配置的結構調整過程。由於一系列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障礙被逐漸消除,勞動者提高收入的個體動機與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驅動力得到銜接,共同推動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同時在宏觀層面上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在改革期間,中國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勞動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之間進行重新配置,或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作出了高達44.9%左右的貢獻。
第三步,全方位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是同時發生的。於1979年建立經濟特區,先後經歷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開放到全面開放的歷程;於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貿易擴大、引進外資和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為轉移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引導產業結構向符合資源比較優勢的方向發展,也為製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競爭力。作為改革開放的結果,中國經濟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年均9.5%的增長速度。
展望中國對世界經濟的新貢獻
首先,從時間維度延續和升級經濟增長動能。隨著中國經濟跨過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漸趨完結。從增長動力的角度來看,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如大規模勞動力轉移產生有利於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改進的效果逐漸消失,經濟增長越來越需要通過市場機制下的優勝劣汰、人力資本提升、技術創新等途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的意義就在於,揭示了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不是自然而然的,而要根據每個國家面對的特殊挑戰,創造出挖掘新增長源泉的條件。對中國來說,這就要求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考慮到改革效應,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仍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國等高收入國家的增長水平。這意味著,中國將很快成為第一個完整經歷經濟發展所有形態,並完成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階段轉變的最大經濟體。
其次,從空間維度延伸改革、開放、發展和共享的邏輯。隨著中國經濟跨越劉易斯轉折點,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最先失去比較優勢。中西部地區恰好具備了迎接產業轉移的條件,形成「國內版雁陣模型」。同時,中國擘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長三角一體化等區域發展布局,意在通過聚集規模經濟保持製造業優勢。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最終在中國喪失比較優勢,需要形成新的「國際版雁陣模型」,即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勞動力豐富的周邊國家和非洲等地區。「一帶一路」建設以基礎設施建設先行,進而帶動產業轉移,既契合「雁陣模型」這個一般發展軌跡,也為中國自身的梯度發展實踐證明有效。
再次,以共享發展理念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各國尋求經濟發展並不是為了發展而發展,而是由於發展帶來人民福祉的改善。過去40多年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的偉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於具有共享性。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市場機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將會減弱。在增長模式從投入型轉向創新型的情況下,要求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發揮社會政策托底功能;在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效應會大於互補效應;改革開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進」的空間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礙越多。這些都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共享發展理念更好體現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
❷ 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是什麼
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如下:
1、中國經濟發展韌性好,調整適應能力強
經濟發展韌性好,是指經濟發展的調整適應能力強,並有較強的抵禦風險能力,遇到困難和風險時能夠及時採取有效措施,推動經濟較快地恢復正常狀態。
2、中國經濟發展潛力足,有平穩增長的廣闊空間
中國經濟發展潛力足,是因為支撐經濟平穩、可持續發展所需的各項條件是充分有力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還有廣闊的提升空間。
一是市場資源空間廣闊。經過了新中國70年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的洗禮,我國形成了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龐大市場空間:近14億人口、9億勞動力、8億網民、1.7億受過高等教育和擁有技能的人才資源、1億多個市場主體,這些動輒數以億計的市場資源和空間,就是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重要競爭優勢。
二是內需潛力持續旺盛。消費方面,按世界銀行劃分標准,我國有4億多人處於中等收入階段,隨著消費環境的改善和優質供給的跟進,消費需求增長的潛力,特別是居民消費還有很大增長空間。
三是新的活力更加充沛。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的推進,極大地激發了全社會的創業創新活力。
3、中國經濟發展迴旋餘地大,具有戰略縱深
中國經濟迴旋餘地大,主要表現是經濟發展的梯度差異明顯,經濟發展的進退空間巨大。
一是發展空間大,我國幅員遼闊,國土面積約960萬平方公里,地區發展梯度明顯。隨著一系列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的有效實施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深入推進,將不斷拓展發展空間,進一步釋放發展潛力,加快培育新的區域增長極。
二是產業門類齊全,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工業領域的持續努力,為改革開放後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攻堅克難,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工業大國、製造業大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220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且產業鏈條非常完備。
三是宏觀調控餘地大,市場經濟需要適時適度逆周期調節和相機抉擇,我國政府宏觀調控「工具箱」里尚有較多政策儲備,可供選擇的工具較多。既能夠打「組合拳」,也可定向施策。
(2)發展中的經濟擴展閱讀:
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思路
為了順應時代潮流和適應經濟發展面臨的新環境,中國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創造性地規劃了未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增長方式。
新的發展理念為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塑造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提供了新的思路。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內外環境與因素的新變化,新形勢下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還需重點把握以下五個方面。
一、准確把握經濟發展階段
經過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從大的歷史階段看,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從當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看,中國已經進入中等偏上的發展階段。相比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方面,經濟發展方式正從注重規模和速度的粗放型增長向注重質量和效率的集約型增長轉型,經濟結構正從以增量擴能為主轉向化解過剩存量、提質增量並重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依託能源資源和勞動的傳統增長點向以創新為支撐的新的增長點轉變;
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防範力度不斷加大,在出口、技術轉讓、規則等方面對中國嚴加限制。因此,要准確分析判斷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提前布局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盡早規避「中等收入陷阱」。
二、培育技術競爭新優勢
在傳統技術領域,先進技術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在新興技術領域,發達國家同樣擁有技術開發與創新的優勢。要為經濟崛起提供持續的技術支持,必須打破這種技術分配格局,跨越「技術鴻溝」,並在部分領域占據優勢地位。
為此,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加快技術的研發與運用進程:
一是加大對基礎性研究的支持,鼓勵普遍性的技術改進,為全社會的科技創新夯實牢固基礎;
二是為科研項目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在進一步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礎上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科技創新活動;
三是高度重視高精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健全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和保護機制,激發科技人才的持久創新動力;
四是推動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技術研發合作,推進產學研一體化發展,促進科技成果快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五是推動在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領域的技術開發,力爭取得突破性進展,創造相對於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此外,還要創造機遇和條件繼續加強同歐美等發達國家之間的高新技術合作。
三、系統推進深化結構改革
在結構性因素持續壓制需求的情況下,僅靠短期政策刺激不僅難以持續維持較高經濟增速,而且還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深化結構改革。
在人口結構上,不斷提高高素質人口的比例,加快人力資本積累。這包括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高精尖人才的培養,促進更多人口更高質量的就業;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在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和加強社會保障之間尋找更好的平衡;持續增加研發投入,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原則下促進知識擴散和技術轉移,將創新作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動力。
在需求結構上,一方面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另一方面逐步實現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在產業結構上,一方面逐步實現更多依靠服務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帶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促進經濟的轉型升級。
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
為了破除不合時宜的舊體制機制的束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活力和動力,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斷完善市場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體來說,它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反對壟斷,促進競爭。逐步打破部門分工的傳統格局,反對行業壟斷,促進各行業的自由競爭。
二是放鬆管制。在加強監管的基礎上放鬆管制,不斷完善現有宏觀經濟治理規則的設計,促進全社會要素的自由流動。
三是擴大開放。在加強宏觀審慎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擴大對內對外開放,推動開放不斷向廣度拓展和深度延伸。
五、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為了給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必須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並在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理念上,中國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基本理念,彰顯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得到了很多國家和地區的認同。
在行動上,中國需要重點做好以下三點:
一是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依託,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根據需要促進產能「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雙向流動;
二是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推動建立反映新興經濟體發展利益的國際規則;
三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極應對發達經濟體追求自身利益優先的政策調整,引領經濟全球化朝著符合時代潮流的方向繼續前行。
❸ 中國共產黨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立足全局才能把握大局,順應大勢方可乘勢而進。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明年經濟工作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這是中央對當前經濟發展態勢的正確把握,也是指導2015年經濟工作的根本遵循。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形勢總體良好,各項重要經濟指標處於合理區間,為明年和今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面臨不少困難。經濟下行壓力仍較大,結構調整陣痛顯現,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多,部分經濟風險顯現。這里有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徵使然的因素,也有全球經濟增長恢復乏力的背景,呈現出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包含諸多新機遇、新挑戰。如何看、怎麼辦?關鍵在於對經濟規律的把握是否符合實際、對經濟治理措施的貫徹是否堅決到位。
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做好明年經濟工作意義重大。只有全面分析、正確把握新常態這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大背景,把認識統一到中央對形勢的正確判斷上來,把行動落實到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中去,才能保持從容應對各種情況的定力,增強推動經濟健康發展的信心,揚長避短,積極有為。
所謂新常態,一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過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對新常態的認識理解深化了,才有可能主動適應新常態,進而有效引領新常態,鞏固傳統優勢,實施創新驅動,確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動力源和制度支撐,充分釋放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創新活力,實現經濟提質增效升級預期目標。
行穩以致遠,欲速則不達。主動適應新常態,首先需要放下對經濟增速的糾結。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面貌深刻改變、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得益於我國經濟保持了較長時期的高速增長。但無論是基於對高速增長產生、積聚的問題考慮,還是從我們確立的奮斗目標看,繼續保持原有的高速度既不科學,也無必要。而適度調低增速並使之保持在合理區間,穩定經濟運行,不僅有利於緩解資源、能源、環境的約束壓力,也有利於為調整優化結構、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拓展更大空間。從單純關注經濟增速到更加重視經濟結構和增長質量,本身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體現,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增速換擋,是為了獲得更大發展動力。新常態下,那種靠拼資源、比投資的粗放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以超國民待遇政策優惠招商引資也日趨乏力,原有動力弱化趨勢凸顯。面對新常態,應當主動作為,增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動性、自覺性,走數量質量效益並重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走民生改善、就業比較充分的發展之路,走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經濟活力增強、結構調整有效的發展之路,發揮體制改革對於經濟的重大牽引作用,靠改革出動力,以創新增活力。特別是面對新矛盾新問題,必須加大全面深化改革力度,以此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為創新拓寬道路,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新常態從「新」到「常」,是一個經濟轉型轉軌的過程,新舊問題並存,新老矛盾交織,需要把握好發展的協同性、平衡點。既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又要有針對性地預調微調、精準調控;既要著力推動傳統產業向中高端邁進,又要積極發現培育新的增長點、增長極,增強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的支撐作用;既要積極穩妥推進新「四化」同步發展,又要優化經濟發展空間布局,堅持不懈推進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保護;既要堅定不移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又要加強保障改善民生工作,更加重視社會大局穩定,把統籌兼顧、協同推進各項工作完成好。
計熟事定,舉必有功。看清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本面,增強謀事而定、乘勢而動的主動性,認真領會、堅決貫徹中央經濟會議精神,以奮發有為、真抓實乾的狀態落實好中央各項政策。
❹ 經濟發展中的乘數有哪些,並說明他們的含義
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是一種宏觀的經濟效應,也是一種宏觀經濟控制手段,是指經濟活動中某一變數的增減所引起的經濟總量變化的連鎖反應程度。財政政策乘數是研究財政收支變化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其中包括財政支出乘數、稅收乘數和平衡預算乘數。
區域經濟發展中它的概念:指通過產業關聯和區域關聯對周圍地區發生示範、組織、帶動作用。通過循環和因果積累這種作用不斷強化放大、不斷擴大影響。是指經濟活動中某一變數的增減所引起的經濟總量變化的連鎖反應程度。在經濟學中,乘數效應更完整地說是支出/收入乘數效應,是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概念,是指支出的變化導致經濟總需求與其不成比例的變化。它是以乘數加速度方式引起最終量的增加的一個變數。是制定宏觀政策要考慮的因素。
凱恩斯乘數理論的內涵乘數效應的理論支撐源於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著名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的收入乘數原理,其內容簡述如下:
以簡單商品市場為例,簡單商品市場是指只考慮了商品市場而暫時不考慮貨幣市場、外匯市場等其他市場。在簡單商品市場中,當窖藏等於貿易余額時,供給等於需求,國民經濟處於均衡狀態。
凱恩斯乘數理論的內涵
(1)貿易余額:以公式表示為:一個國家的貿易余額 T = X - M ,它實際上是三個變數是函數,用模型表示:T = T(g,Y*,Y)
其中,g 表示兩國貨幣之間的實際匯率(g=e.(P*/P)),Y*是外國國民收入,Y是該國國民收入。經過分析證明,T = T1-mY,0式中,T1表示「自主性貿易余額」, m稱為「邊際進口傾向」。
(2)窖藏與國民收入:當一國的國內吸收小於國民收入時,就會有收入的一部分以貨幣資產的形式儲存起來,稱為「窖藏」,用H 表示,即:H = Y – A 注意,窖藏不同於儲蓄。
以此來計算簡單商品市場平衡時的國民收入,兩公式相加得:H=-A1 +sY=T1 -mY=T,解得:Y0=[1/(s+m)](A1+T1) = α(A1+T1) ,式中 α=1/(s+m)稱為「凱恩斯開放經濟收入乘數」。
乘數模型
(1) 封閉經濟中消費乘數:α=1/s =1/(1-c)=1/(1-a),這是因為在封閉經濟中,該國經濟與外界沒有交換,所以邊際進口傾向m=0。因此,凱恩斯乘數在封閉經濟中的作用要比開放經濟中的作用大。
(2)投資乘數:投資對國民收入也有乘數效應。投資乘數的大小與消費乘數是一樣的。這是因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三者共同構成了國內吸收:A+C+I+G,短期內他們的作用都等同於a(邊際吸收傾向),乘數作用大小等於s,這是因為1-a=s。不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投資I對國民經濟長期增長有促進作用,這是因為當投資的資該品產業的收入獲得者得到更多的收入時,他們便會啟動新一輪以及由此引發一系列次一輪的消費支出和就業。
(3)政府支出乘數:[1]政府的財政支出(包括政府消費支出和政府投資支出)是一種與居民投資十分類似的高效能支出。政府在商品與服務上的一項采購,將會引發一系列的再支出。不過政府支出乘數也會出現反向作用。如果政府支出下降,而稅收和其他因素保持不變,則GDP的下降幅度將等於G的變化量乘以乘數。因此任何一屆政府在選擇經濟政策時,究竟是採取擴張性政策還是緊縮性政策,在採取行動前必須知道實際的乘數究竟有多大。否則將會對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的傷害。
開放經濟
在開放經濟中,自主性支出擴張對國民經濟的擴張效果比封閉條件下小。這是因為在開放經濟的支出擴張過程中,一部分支出被邊際進口傾向用於進口外國商品與服務這一擴張效果作用在外國經濟之上。則:α=1/(s+m)。
例如:M國的邊際儲蓄傾向是s=0.04 (即儲蓄率為4%),邊際進口傾向是m=0.16,那麼該國的國民收入乘數是多少呢?α=1/(s+m)=1/(0.04+0.16)=5;Z國的邊際儲蓄傾向是s=0.83,(即儲蓄率為83%),邊際進口傾向是m=0.10,那麼Z國的收入乘數是多少呢?α=1/(s+m)=1/(0.83+0.1)=1.075。兩者相比,差別何其大也!導致一國經濟在低水平上摸爬,另一個卻在高速發展。
乘數與財政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客觀准確地把握乘數的數值是診斷經濟和制定對策的關鍵。就象醫生用止痛葯必須知道不同劑量的效果,同理,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者也必須知道政府支出乘數和稅收乘數數值的大小。當經濟增長過快或經濟長期低迷而必須開出財政政策的猛葯時,經濟的診斷者和決策者在決定用多大劑量的「增加稅收」、「減少稅收」或「減少開」」、或「增加開支」之前,必須知道實際的乘數究竟有多大。
❺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什麼
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
真正想發展總部經濟的地方特別是打算把外部企版業總權部吸引進來的地方,要有一個好的、開放的心態,在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上下功夫。
這樣對當地的龍頭企業是有好處的,因為一個總部集群所形成的種種環境、關系、特點和優點都會對當地企業有好處。
地方政府對產業集群的發展表現出非常高的熱情,採取不少措施推動產業集群的發展。
但從廣東、浙江等地產業集群發展的歷史看,基本上是在市場推動下成長起來的,政府主導也有,但是還是比較少的。
比如像北京,總部經濟事實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原因在於北京政府的公共關系、信息的交流、國際、國內人員的交流、教育、研發等方面具有其它地方不具有的或少有的優勢,大大小小的國內外企業的辦事機構在北京雲集的狀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❻ 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如何
中國的未來在農村,不讓九億農民參加到中國經濟中來,中國沒有未來。中國的經濟是投專資、屬出口、消費拉動的,投資不必說,房地產業為主,這個行業無法持續太長的時間,出口,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影響,只有消費,才是成熟經濟體的選擇。
而中國有近十億很少參加到消費市場來,因為收入太少。中國的農民是被動的或者直接說是受剝削的參加中國的經濟建設。這次的土地改革,雖然給了農民權利,但是並定會加劇農村地區的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民的消費,盤活了農村市場,但是長久看多會發生危機,這樣發展,社會矛盾從城鄉會擴大到貧富差距,長此以往,會產生亂子的,我一點也看不到希望。
❼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有哪些特點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經濟增長總量明顯,但效率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