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我國經濟發展情況

A. 我國經濟發展問題

近些年，在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能源消耗過大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雖實現了年均增速超過9%的高速度增長，但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增長方式相對粗放。一些產業的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雖實現了產量的增長，但卻以消耗大量資源能源為代價，不但不利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而且也無益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2006年我國以佔世界總量15%能耗、30%鋼材消耗、54%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僅產出了佔全球產值總量的5.5%的國內生產總值①。在過去的20年，能源需求彈性系數平均為0.5，「十五」期間卻超過1.0。我國「十五」計劃預測，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減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萬噸降到2005年的1796萬噸，結果反而增長了27%，達到了2549萬噸②。從我國與西方7個發達國家能源消耗的比較來看(表3一1)，G一7國家平均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為n.7*1O(6)焦，而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為:69*10(6)焦，是西方7個發達國家平均的5.9倍，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這說明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的③.
1.2環境污染嚴重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沒有把環境污染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續了西方國家發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發展經濟，後對環境污染進行治理。工業排放廢氣、廢渣、廢水污染環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例如:我國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斷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業經濟發展，大量消耗資源，導致空氣中二氧化碳劇增，固體廢棄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環境.
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於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國工業和生活廢水排放總量453億噸，其中化學需氧量排放1348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了最新的「環境可持續指數」評價，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多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根據中國科學院2003年的估計，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巧%。①目前，我國關於環境保護的各項法律法規不夠完善，財政政策出台滯後，公共財政政策對循環經濟的扶持力度不夠。如:涉及環境保護的稅種太少，目前只有資源稅和所得稅涉及到環保問題，其他主體稅種對綜合利用「三廢」生產的項目沒有優惠政策，這樣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也難以形成專門的用於環保的稅收收入來源，弱化了稅收在環保方面的作用;對排放污染項目缺乏制約作用，有些稅種對環保項目本身免稅，卻對排污項目沒有限製作用，同時，那些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無污染的產品和清潔生產，又沒有享受到優惠的稅收政策;就現有涉及環保的資源稅來說，稅率過低，各檔之間的差距過小，征稅范圍狹窄，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這與我國資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費現象嚴重的情況極不相稱，由於資源稅收入大部分歸地方，在執行過程中又因為是對使用煤、石油、天然氣、鹽等自然資源所獲得的收益征稅，往往起到了鼓勵地方對資源過度開發的作用，反而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
1.3投資消費關系不協調
我國長期以來主要是靠投資和出口，特別是靠高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消費長期不足。據統計，從2003年以來，我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都保持在25%左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②。但我國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消費率)卻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6年的50%，而世界平均的消費率是80.1%(2002年)，我國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8個百分點①。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消費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費支出在GDP中所佔比重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也大大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投資所佔比重卻過高，分別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比重的2倍和1.6倍(見表3一2)。從世界上一些經濟發達、開放度高的國家來看，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歐洲的幾個大國，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費，如美國是國際上進出口第一大國，但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只有百分之十幾，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遠排在國內消費之後。高投資低消費的後果是投資效率低下，部分行業生產能力過剩，影響產業結構調整，影響居民整體生活質量的提升，最終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4產業結構不合理
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仍佔主導地位，高技術產業比重低。在三次產業結構方面，仍存在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後等問題.
自2004年以來，我國鋼鐵、水泥和電解鋁3個行業的投資增長過快，不僅引發了這些產品的輪番上漲，加大了物價全面上漲的壓力，還使得產業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由於市場供需矛盾，導致鋼材價格上漲，致使鋼鐵產業盲目擴張，這樣的生產規模勢必造成高投入、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效益低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一產業所佔比重明顯下降，第二產業所佔比重基本持平，第三產業所佔比重大幅上升。三次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佔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1.9調整為2007年的11.3:48.6:40.1。與1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產業比重下降16.9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上升0.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16.2個百分點。但從國際上看，我國第一、二產業尤其是物質資本密集的第二產業所佔比重仍然過高，而人力資本相對密集的第三產業所佔比重仍然過低: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明顯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見表3一3).
從三大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2003年以來，我國的GDP增長率都在10%以上，但第一產業的貢獻率都在0.8個百分點以下，第二產業在5.3個百分點以上，第三產業在4個百分點左右。第一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較低，而第二產業的貢獻率過高20世紀80年代，我國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同時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大量引進外資，主要發展加工產業。90年代後期，中國更成為發達國家與地區加工產業轉移的主要對象，從而急劇擴展為世界的「加工車間」。第二產業的急劇拓展成為80年代以來促進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
急劇的工業化發展進程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如資源的極度浪費、環境的嚴重污染、農業的相對落後、第三產業的發展不足等一些後遺症。中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服務業佔GDP比重較小，還不到40%，國際上比較發達的國家一般都在70%以上②。三次產業間的不協調，已經到了不僅影響整個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也影響到第二產業本身持續發展的地步.
從第一、二、三次產業的就業比例(各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看，2007年為40.8:26.8:32.4。與一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大幅下降了29.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就業比重上升了9.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顯著上升了20.2個百分點。但是，我國三次產業的增加值比例與其就業結構嚴重不相稱:第一產業增加值僅佔GDP的11%，卻集中了40%多的就業人數;第二產業增加值佔到GDP的近一半，卻只吸納了l/4多的就業人數;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與其就業比重雖然基本相稱，但同國際相比較，其就業比重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也比許多發展中國家低得多(見3一4)。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僅是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實現充分就業這丫最大民生問題的主要途徑.
1.5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沿海的東部地區，還是廣大的內陸地區，都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區域經濟的發展為全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區域之間市場分割、地方保護、產業結構類同、無序競爭等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特別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
據2007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06年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5年，我國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分別比2004年擴大了462元和545元。同時，各地區內部的「城鄉收入差」比上年擴大500元以上;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①.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已經十分明顯。我國甚至被國際上稱為不平等發展最快的國家，改革已經不能夠普遍提高各群體的「收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有對中國的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的描述。據國家統計局披露，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佔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佔有的財富僅為1.4%;銀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戶手裡。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多年高速增長的成果未能被社會各階層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數人手裡。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大量居民屬於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階層是我國GDP中居民消費所佔比重過低的根源。這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稅制不健全，再分配作用沒有充分發揮直接相關。如: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所得稅制，沒有綜合考慮居民家庭的人口、生計、健康狀況和教育支出等實際負擔，稅負分配不公.
1.6人力資本資源醫乏實現
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高素質的勞動者，他們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體力量。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主要途徑。教育不僅要傳授科學知識和技能，還應加強勞動態度和職業道德的教育，為經濟發展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人才基礎和智力支持.
目前，我國對科技人才、教育及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偏低，嚴重影響了科技水平及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從而制約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例如:從教育事業看，2007年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在4%以上，而我國僅為1.32%。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到2010年前後實現「財政性教育支出佔GDP比例達到4%」的目標。同樣是發展中人口大國印度，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如我國(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2007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360美元，而印度只有950美元)，但印度早在2000年就己經達到了該目標，並雄心勃勃地向OECD國家平均為5%的目標努力。②因此，盡管我國政府十分重視教育事業，在財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增長速度高於財政支出的平均增長速度，但由於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太低，所以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太低，這必然會制約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國勞動力人口眾多，但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不高。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供的研究結果表明，生產率與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關系。與文盲相比，小學畢業生可以提高生產率43%，初中生可以提高108%，大學生可以提高300%.
因此，我國人力資本資源是比較匾乏的，我國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水平急需提高.1.7自主創新能力低下
與創新型國家相比，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仍顯薄弱，自主品牌缺失現象嚴重，自主知識產權與主要工業化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將難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勁的動力支持，並會造成國家創新地位下滑。據央視報道，2002年一2003年度中國「全球競爭力」的排名為第33位，2004一2005年度的排名為第46位①.
造成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研發投入不足、科技人才短缺、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尚未確立、稅收政策在促進自主創新的應有功能未得到充分發揮。我國現行激勵自主創新稅收體系不健全，稅收政策目標不明確，缺乏.系統性，稅收優惠受益不均。如:在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的科技發展領域缺乏傾向性，在如何協調發展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發展高新技術和改革傳統技術等方面目標不清晰;現行優惠政策使科技成果的受讓者受益較多，而科研單位和科技工作者獲益較少。我國對自主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以事後優惠為主，缺乏事前的鼓勵和支持。如:我國現行的高新技術產業稅收政策激勵的重點在產業鏈的下游，對於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和規模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缺少了對產業鏈上游的政策支持，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受到抑制。缺乏針對風險投融資的相關稅收政策。在技術創新的整個過程中，都存在著資金風險，而由於技術創新活動自身所具有的高風險性和收益的不穩定性，一般難以得到商業銀行的支持，而僅僅利用政府的直接財政支出來資助企業技術創新的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國具有核心技術創新項目的高科技企業和擁有核心技術創新項目的個人，在技術創新的起步階段，都面臨著籌資難、利潤低的困難，而我國目前缺乏相關針對風險投融資的稅收政策使其在自主創新方面受到影響。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中，對於高科技人才的收入並沒有明確的個人所得稅優惠，尤其是對高科技人才的創新發明所獲收入缺乏相應的稅收激勵，對高科技人才的技術入股、股票期權的個人所得稅徵收等問題也沒有得力的稅收措施。這些問題的存在既不利於調動科技人才的積極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業對人才的吸引力，使得大量人才流向海外.
1.8企業海外投資困難
國際投資有利於全球資本、資源、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外投資問題，部分企業也有對外投資的積極性。但是，由於受到諸因素的限制，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方面困難重重，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8.1海外投資法規與政策落後
我國涉外投資法律體系和結構不盡合理，現行涉外投資立法僅限於有關吸引外商來華投資方面，而有關企業海外投資方面的立法工作幾乎一片空白。長期以來，我國對海外投資企業發展缺乏總體規劃，海外投資處於企業自我發展狀態.
境外投資的政策依據主要是《海外投資項目審批所需主要文件的內容和要求》，它完全是按中央各部委文件的內容要求而制定，政府並未制定《境外投資管理辦法》.
上述《要求》僅僅涉及國有及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沒有規定民營、「三資」企業的海外投資審批程序.
1.8.2.境外投資手續煩瑣
國家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項目進行審批的初衷是試圖從嚴把關，為對外投資項目的落實和實施後的經濟效益提供保障。但是，目前參與審批的政府部門層次太多，范圍太廣，環節太多，加上各部門把握的尺度不同，為企業進行項目申請帶來許多困難。這不僅挫傷了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而且也會延誤商機.
1.8.3外匯管制的制約
我國迄今沒有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化，對境外投資所需外匯的匯出管制嚴格。盡管中央已經定下了促進海外投資的總體方針，但具體的外匯管理措施還沒有相應改變。這對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過嚴，阻礙了境外投資的發展: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對企業資金周轉不利;現行《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提高了企業的用匯成本，加大;海外中資企業融資的難度.
1.8.4境外投資缺乏資金支持
目前，我國金融保險業的發展還遠遠不能適應海外投資的需要。主要表現在:海外企業獲得的資金支持力度不夠，企業能採用的融資方式不夠靈活，對國際商業融資的控制，阻礙了企業利用國際資金市場;對租賃業務認識和管理方面存在不足，租賃業的經濟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肯定，缺乏完善的租賃立法，影響了企業依靠租賃業務增強資金實力並向海外擴展;投資咨詢業發展滯後.
1.8.5政策支持措施不完善
我國在對境外投資保護方面缺乏必要的科學機制，利益比較和風險評估方面的工作尚未形成體系，甚至連承擔海外投資擔保的合適機構也沒有，這些問題的存在無疑對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約和阻礙.
1.8.6信息服務欠缺，境外投資信息不暢
政府尚未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企業服務網路，境外信息渠道少。海外投資尤其是高科技企業的投資，通常要求企業事先做好充分的調查研究。由於由於我國企業實力薄弱，難以獨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了解國際市場信息，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建立涵蓋廣泛市場空間的境外投資服務網路，為國內企業投資提供從考察、調研、注冊到辦公場所、經營、稅務、法律、會計等全面的咨詢服務.
1.8.7對企業海外投資保護力度不夠
進入海外市場投資，若遇到東道國經濟政策、政治形式、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等多方面的影響，具有較大的風險，可能使企業遭受重大損失，因此發達國家對境外企業和境外投資行為都有比較完善的風險保障機制。而我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夠，至今還沒有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保險.
1.8.8企業境外投資實力不足
與國內經營相比，企業開展海外經營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因此需要較強的實力。與西方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實力比較薄弱，中小企業尤其突出。從海外投資項目規模來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平均投資規模為600萬美元，發展中國家為260萬美元，而我國非貿易性企業平均投資額僅為120萬美元。①1.8.9缺乏跨國經營人才成功的跨國企業離不開優秀的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級管理人才。跨國經營更需要高素質的人才，而且要有良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人才匾乏的問題己經顯現，國際性、復合型經營人才更是奇缺，這使得我國企業外派人員素質不高。同時，我國跨國經營企業實力薄弱對人力資源的挖掘和培養也產生了制約作用.
1.8.10缺乏稅收支持
我國對企業「走出去」缺乏系統的稅收促進法律體系。國際上通用的做法是以低稅或免稅方式，鼓勵本國企業到海外進行資源性開發。近些年，我國對境外投資企業開始實施稅收優惠，但優惠政策很少而且零散，原則性規定多，能真正落實到企業的很少，扶持政策范圍有限。另外，現行的對外投資所得稅政策是一種無投資導向性的無差異政策，對特定項目也沒有給予稅收優惠傾斜，結果導致對外投資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因此，目前我國在稅收政策上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既沒有體現在投資產業上的區別，也沒有體現在投資地區、投資形式上的政策導向。對特定項目和產業對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幾乎空白，體現不出產業發展導向，也不利於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從稅收支持形式看，主要是減稅或免稅，形式比較單一.

B. 我國是如何統計GDP的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簡稱GDP）仍然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引世人矚目，GDP數據是如何統計出來的？為此，記者日前采訪了一直參與中國GDP核算工作的高級統計師、現任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的許憲春先生。

問：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採用什麼方法？資料來自何處？數據是如何形成和發布的？

答：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上是按國際通行的核算原則，對各種類型資料來源進行加工計算得出的。主要資料來源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統計資料，包括國家統計局系統的統計資料，如農業、工業、建築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固定資產投資、勞動報酬、價格、住戶收支統計資料，國務院有關部門的統計資料，如交通運輸、貨物和服務進出口、國際收支統計資料；第二部分是行政管理資料，包括財政決算資料、工商管理資料等；第三部分是會計決算資料，包括銀行、保險、航空運輸、鐵路運輸、郵電通信系統的會計決算資料等。統計資料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採用抽樣調查方法和為避免中間層次干擾的超級匯總法。基本計算方法採用國際通用的現價和不變價計算方法。

人們會發現，不同時期發布的同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往往不一樣，這是因為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數據有個不斷向客觀性、准確性調整的過程。首先是初步估計過程。某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先是在次年的年初，依據統計快報進行初步估計。統計快報比較及時，但范圍不全，准確性不很強。初步估計數一般於次年2月28日發表在《中國統計公報》上。其次是在次年第二季度，利用統計年報數據對國內生產總值數據重新進行核實。年報比快報統計范圍全，准確度也高，採用這類資料計算得到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是初步核實數，一般在第二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上公布。至此，工作還未結束，因為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除了大量統計資料外，還要用諸如財政決算資料、會計決算資料等大量其他資料，這些資料一般來得比較晚，大約在第二年10月左右得到，所以在第二年年底的時候，根據這些資料再做一次核實，叫最終核實。最終核實數在隔一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上發布。三次數據發布後，如果發現新的更准確的資料來源，或者基本概念、計算方法發生變化，為了保持歷史數據的准確性和可比性，還需要對歷史數據進行調整。我國在1995年利用第一次第三產業普查資料對國內生產總值歷史數據進行過一次重大調整。

問：我國GDP核算方法哪些方面已與國際標准接軌？目前需要完善之處是什麼？

答：這個問題從我國1985年開始計算國內生產總值談起。1985年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主要指標是產生於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的國民收入，它只能反映物質生產活動成果。改革開放後，特別是80年代，我國非物質服務業發展加快，在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上升，這樣就提出了如何反映非物質服務業發展的問題。既能夠反映物質生產活動成果，又能夠反映非物質服務業發展的宏觀經濟指標是產生於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國內生產總值。1985年，我國統計部門建立了國家和省兩級國內生產總值核算制度。1993年，國家統計局正式取消傳統的國民收入核算，國內生產總值成為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90年代初以來，隨著國民經濟核算實踐的不斷發展，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正在逐步向最新國際標准———聯合國1993年SNA轉換；與此相適應，統計調查范圍由傳統的物質生產領域擴展到非物質生產領域；統計調查方法也從全面行政報表的方式正在逐漸向世界上多數國家採用的普查和抽樣調查方法過渡。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的歷史比較短，又經歷了從傳統體系向新的國際標准過渡的歷史，所以，與發達國家和一般國際規則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和缺陷：資料來源方面還有不完善之處，比如服務業，特別是一些新興服務業，如律師服務、會計師服務、廣告咨詢、證券交易等，缺乏健全的資料來源；分類方面比較粗，還未達到國際標准，比如由於小型和個體工業企業統計缺少細分類資料，全部工業增加值盡管占整個國內生產總值40％以上，但卻沒像國際標准那樣劃分為採掘業、製造業、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細行業；在計算方法上仍保留著部分傳統方法；在數據發布上還不夠及時完整，透明度不夠。目前我們正在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問：為達到統計結果的客觀公正性，國家統計局主要採取了哪些措施？

答：要達到統計結果的客觀公正，首先要保證原始資料的准確性。為此，國家統計局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採用抽樣調查方法。傳統的統計調查方法以全面報表為主，基層單位向政府統計部門報送報表，然後層層匯總到國家統計局。這種調查方法涉及單位多，需要大量統計人員，有限的資源無法保障對他們進行必要的統計技能的培訓，因而無法保證基層統計資料的准確性。抽樣調查涉及的單位少，需要的統計調查人員相對較少，統計部門有能力進行統計技能培訓，從而能夠提高基層統計調查資料的質量。目前，糧食產量、棉花產量、城鄉住戶調查、價格調查、1％人口調查、規模以下工業等統計領域採用了抽樣調查方法。第二，採用超級匯總法。為了避免統計調查數據在層層匯總過程中的人為干擾，國家統計局對一些重要的基層統計報表採取了直接匯總的方法，比如規模以上工業經濟效益指標、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等抽樣調查數據已經採用的了這種匯總方法。第三，加大執法力度。對虛報、瞞報、拒報或干擾統計數據等統計違法現象進行查處。這些措施對於維護統計數據的客觀性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問：作為統計專家，您如何看待中國GDP核算結果？您認為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將如何變化？

答：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講，要做到國內生產總值數據100％准確都是不可能的。尤其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又正在經歷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之中，統計體系正在從適應傳統體制向適應新體制的轉換過程之中，完全搞准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實屬不易，中國目前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基本反映了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情況。我們要繼續努力，不斷改進核算工作，提高數據質量，使之更好地逼近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有觀點認為中國GDP增長率遠高於美國，所以中國的經濟總量不久就會超過美國。對此我持不同意見。世界銀行最新統計資料表明，中國GDP總量世界排名第六，但僅相當於美國的1／9，美國增長一個百分點相當於我們增長9個百分點。所以，即使中美兩國各自保持近些年的經濟增長率，在短時期內，兩國GDP的相對差距在縮小，但絕對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如果我國能夠長期保持經濟增長率的優勢，才能逐步縮小與美國經濟總量的差距。但即使如此，中國經濟總量趕上美國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我認為，在本世紀內，趕上美國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我們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肯定會縮小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經濟總體上還是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問：國際上對中國官方的GDP統計如何看待？

答：國際機構，比如世界銀行，對中國國家的統計水平還是比較肯定的。世界銀行對中國統計數據的認可有個過程：20世紀80年代，世行在計算按美元表示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時都直接採用中國官方統計數據，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們對中國官方統計數據產生了懷疑。世行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統計雖然進行了很多方面改革，但基本概念依然深深紮根於傳統體系，基本調查范圍仍主要局限於物質生產領域，基本調查方法仍然採用的是全面行政報表的方法。隨後，世行開始對中國官方GDP數據進行調整。90年代末，隨著中國統計體系的不斷完善，我國向世行正式提出了取消對中國官方GDP數據進行調整的要求，經過雙方深入磋商和對中國統計體系進行考察後，世行認為，中國的統計體系是比較健全的，中國統計人員和國民經濟核算人員具有較好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水平，世行對中國官方GDP數據進行調整的基礎已不復存在，今後世行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國人均GNP時直接利用中國官方數據進行計算。近些年，世行一直履行它的上述承諾，並且每發表數據前，都徵求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意見。前些天剛徵求完國家統計局對中國2001年GNP數據的意見。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年05月23日第二版)

記者 羅蘭

C. 中國GDP首超100萬億元！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上是什麼水平

中國GDP首次超過萬億元，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屬於第二的位置。
在1月1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新一輪的數據，顯示我國在2020年生產總值GDP已經突破了100萬億元的大關，這說明了我國各方面的實力都非常的強，發展速度都非常的快，也就是說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都已經上了一個新的大台階，而且我國在2020年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個目標也即將完成，只要經濟達到一定的量，我國就可以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是一個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數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將決定著我國新一輪的變化。

三、為開啟我國新時代現代化建設有非常大的意義。
開啟中國新時代現代化建設有非常大的意義，這個GDP可以說明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我國將努力的向下一個目標出發，這個目標就是新時代，中國新時代，中國將會越來越強大。

D. 我國現階段社會發展情況分析

內容提要：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取決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繼續積極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利用通貨緊縮一方面「大掃除」，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供給面，另一方面採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積極擴大就業，逐步緩解失業，建立靈活性勞動力市場；(2)提高經濟增長水平和增長質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質量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質量；其次要通過制度建設，特別是建立國家廉政體系，從源頭控制腐敗，進一步打破壟斷，消除壟斷租金；其三實行「透明革命」、「信息公開」；(3)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關鍵在於高質量高增長模式；(4)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進一步提高中央本級財力潛力，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
一、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經歷明顯的轉變
如何認識當前我國經濟形勢?這需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和國際比較的視角來認識。總的評價是，我國經濟形勢正處在建國以來相對穩定、持續增長、經濟效益明顯改善、生態環境效益開始改善的良好時期。
「九五」期間比「八五」期間年平均GDP增長率下降了3.7個百分點，但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效益明顯好於「八五」期間。突出表現：經濟波動系數處在建國以來最低水平；實際財政收入增長率明顯超過GDP增長率，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提高了6.2個百分點，中央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提高了3.5個百分點；從高通脹率降至低通脹率，但仍處在通貨緊縮狀態；國內市場銷售額增長率高於GDP增長率；進出口貿易增長率高於GDP增長率；能源消費量首次負增長，單位GDP能源消耗強度明顯下降(見表1)，煤炭生產量減少了3億噸，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首次下降，減少了7.7個百分點；C02和SO2首次出現下降，1995 -2000年期間累計分別約減少了14％和15.8％，粉塵減少了33.2％，工業粉塵減少了36.9％，工業廢水減少了1／3，木材生產量首次下降，減少了24.6％，累計退耕還林3502萬畝，「生態赤字」開始減小。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過去6年的大量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發生明顯轉變，正在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改善型轉變，不僅經濟效益改善，而且環境生態效益開始改善，功在當代，利在未來。
如何看待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率呈減緩趨勢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過去6年我國各類庫存明顯下降，是經濟增長率放緩的重要原因，使實際GDP增長率減少了一個百分點。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資本存貨佔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為2001年的-0.35％，資本存貨減少了3847.1億元。這反映了國內各類投資者(包括政府、企業、外資和私人投資者)更注意調整投資結構，更注重提高投資效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投資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減少了無效投資或低效投資；商品庫存佔GDP(生產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減少為 2001年的4.3％(見表2和圖1)，商品庫存減少了3070.4億元，反映了各類企業對供大於求的國內市場作出積極的響應，通過降低庫存、降低生產成本來提高市場競爭力。根據我們估計，由於這兩種庫存量下降，分別使GDP增長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說在庫存量不變的條件下，GDP增長率分別為9.16％和8.98％(見表3)。
加入WTO之後，我國經濟增長率不會有明顯提高，可能在7-8％之間。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值均7.0％；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家信息中心預測值均7.4-7.4％。盡管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為7-8％，低於長期增長潛力(1979-1997年期間為9.5％)，還是一個比較適度的經濟增長率。我們不能盲目追求高經濟增長率，如果庫存大量增加，就等於無效生產或低效生產，我們希望經濟增長率是沒有水分的、實實在在的、有經濟效益的、低庫存比率的經濟增長率。
從國際橫向比較看，盡管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呈減緩趨勢，但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宏觀經濟比較穩定的國家之一，已經成為東亞地區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長的發動機與經濟穩定的「穩定器」。由於受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與貿易衰退的影響，大多數新興工業化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都經歷了兩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長軌跡，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歷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長軌跡，只有中國和印度避免了這兩種情形，而且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還要高於印度。據世界銀行預測，東亞地區國家將由2000年的7.5％下降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國的數據，這一地區經濟增長率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中，「不進則退」。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按實際購買力(PPP)計算，1995年中國GNP超過了日本，1999年中國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所說，「四年來，中國兩次成功克服全球經濟衰退的沖擊，逆流而上，無論在亞洲還是全球都是一枝獨秀」。
過去幾年實踐證明，1998年中央和國務院提出積極實行擴大國內需求重大決策，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及時的、也是正確的。從國際比較角度客觀公正的打分的話，中國政府是世界上表現成績最好的國家之一，為世界所矚目，為國際所公認，不僅造福於中國人民，也貢獻於世界發展和東亞經濟發展。
二、我國持續5年通貨緊縮，屬於「危害型通貨緊縮」
通常有兩種不同類型的通貨緊縮：一種是「溫和型通貨緊縮」，主要是由於加快技術進步、降低生產成本，從而促進產品價格下降，但是產出仍呈上升趨勢；另一種是「危害型通貨緊縮」，它是由於生產能力過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產出缺口」不斷擴大，表現為價格總水平和總產出同時下降。
中國是屬於「危害型通貨緊縮」，不僅價格總水平下降，GDP增長率也呈下降趨勢。除少數服務價格外，各類商品市場供大於求，實際產出低於生產能力，這也迫使廠商大幅度減少庫存。
根據英國《經濟學家》(1999年3月)的定義，如果通貨膨脹率(即價格指數上漲率)低於1％作為判斷出現通貨緊縮的標准。根據這一定義，按商品零售指數上漲率來看，1997年我國已經進入通貨緊縮；按居民消費指數上漲率看，我國1998年進入通貨緊縮，一直低於1％；到2002年4月這兩個價格指數上漲率分別為-2.1％和-0.3％。這表明，我國仍處於通貨緊縮之中，或者說通貨緊縮卷土重來。
1997年以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出現負增長(見表4)。以1996年價格水平為基數，到2000年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下降了25.6個百分點；到2001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下降了11.5個百分點，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了 5.3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等購進價格減少了1.6個百分點；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下降了6.9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指數僅提高了1，7個百分點(見表4)。
由於中國通貨緊縮具有結構性特徵，在農業部門表現尤為突出，農產品收購價格下降幅度最大，農業附加值增長率呈下降趨勢，1997年和1998年以後各類糧食總產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計，1997-2000年期間全國農民因價格下跌出售農產品的損失達3000億元。
在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和通貨緊縮，各類產品價格(除石油產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農產品價格水平在1995年後大幅度下降，累計下降了23個百分點，原材料、金屬、礦產和鋼鐵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見表5)。
在世界性工農業產品供過於求的情況下，我國國內生產也出現工農業產品供過於求；一方面全球生產能力過剩，向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尋找出路，會通過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從進口和投資加劇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放大了國內供過於求的局面，出現國內價格向國際價格趨同趨勢，促使工農業產品價格下跌，我們稱為「輸入型生產能力過剩通貨緊縮」；另一方面中國已成為世界製造品生產大國，國內生產能力過剩，需要向國際市場尋找出路，通過出口方式加劇國際生產過剩，我們稱為「出口型生產能力過剩通貨緊縮」，也會加劇全球性通貨緊縮。這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國際市場背景和國內市場背景。加入WTO之後，上述兩種趨勢會更加明顯。從中長期看，供給大於需求是我國國內市場(除少數壟斷性服務業市場外)的基本格局，通貨緊縮取代通貨膨脹成為影響中國宏觀經濟健康運行頭號頑敵。
三、關於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三者的關系
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是觀察一國或地區宏觀經濟運行「晴雨表」的三個最重要經濟指標，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也是宏觀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第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的歷史被稱為「摸索對待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以實現經濟增長的歷史」。
通常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由奧肯模型來描述，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由菲利普斯曲線來描述；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的關系是由奧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推導而得。
由於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無法反映真實失業情況，則無法比較准確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線在我國的應用和局限性。根據我們對我國實際城鎮失業率的估計以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 (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三個變數的模型計算 (見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結論：
第一、在短期內(指1993-2001年之間)存在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菲利普斯曲線特徵，兩者呈負相關關系，即通貨膨脹率變化量上升，失業率下降；反之則反。通貨膨脹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失業率則上升0.2個百分點；(見表10方程3)。但是，當樣本擴大之後則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線特徵關系。
第二、產出缺口(指實際GDP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差)與通貨膨脹率變化量(指t年與t-1年之間的變化量)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見表8方程2)。
第三、我國產出缺口與失業率變化量(指t年與t- 1年之間的變化量)呈負相關關系。(見表8方程1)。
上述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三者相互關系的短期經濟政策含義是：要繼續積極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減少產出缺口；由零通貨膨脹或負通貨膨脹率轉向適度低通貨膨脹率(如3％左右；亞洲開發銀行認為適宜的區域在1-1.5％)，即利用通貨緊縮的時期一方面「大掃除」，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供給面；另一方面採取更積極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積極擴大就業，逐步緩解失業，通過建立靈活性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的產業、地區、部門轉移以及就業或崗位轉換。
五、我國「三農」問題愈來愈突出，直接影響2／3總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農」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廣大農民的農業收入的絕對數大幅度下降，而農民無法大規模地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 1996年以來，由於農產品市場價格持續下降，盡管全國每個農民出售糧食等農產品實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額在減少，從1013元減少到2001年的637元(見表9)，僅此一項，我們估計，在1997—2000年期間全國農民累計現金損失達4000億元左右。
農民農業剩餘明顯下降，實際已出現負盈餘。全國每個農民農業盈餘(指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減去用於農業現金支出)1997年為655元，到2001年下降為 340元(見表10)。如果計入農民自身的勞動工資，實際農業剩餘是負值。農業一直處於弱質、低收益產業，不僅存在自然災害風險，還存在市場變化波動風險。農民出售農產品收入占人均現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為2001年的25.1％，減少了18.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3.8個百分點(見表11)
農業佔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左右。照這個速度下降，到2006年農業佔CDP的比重將不足10％。在此情況下，我們很難依靠這么低的農業佔比來提高50％農業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和2／3農村人口的農業收入。
我國內需不足，GDP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佔GDP比重為47％，明顯低於低收入國家(為68％)、下中等收入國家(為57％)水平。而居民消費不足主要是農村居民消費不足，佔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為2000年的21.8％(見表13)。而農民消費不足主要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相當於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續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為2001年的31.37％。
農民人均出售農產品收入相對全國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見表14)。8億多農民在全國GDP分配格局和生產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越來越不利。此外，政府財政支出和財政轉移支出嚴重向城市傾斜。
六、我國社會矛盾日益突出
我國正處在歷史上經濟繁榮、經濟穩定的最好時期，但也是各類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復雜時期。經濟高速增長並不能自動保證社會穩定，也不會自然地解決和調節社會矛盾。我們不僅要促進GDP持續高增長，更要尋求較為公平的經濟增長模式。
老百姓普遍認為腐敗、下崗失業和農民負擔過重是影響中國穩定的三大突出問題。社會穩定核心是人心穩定、人民滿意。民意調查是反映社會人群心願的「晴雨表」。「我國社會穩定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城市居民對影響當前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或問題)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個大問題上：下崗失業，腐敗，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社會治安惡化；農村居民2001年關注的五大問題是：農民負擔過重，腐敗官僚主義，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失業下崗人員增加。從中央紀委系統1996年以來連續6年的調查中，人民群眾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中的頭號問題，1996年為通貨膨脹，1997-2000年為腐敗，2001年轉為失業與就業，腐敗居第二位。
七、我國未來經濟增長取決於提高TFP
過去20多年，30多個不同省市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很大，有的發展快，有的發展相對慢。那麼，經濟增長的來源究竟是什麼呢?如何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決定經濟增長有兩種效應：一是水平效應即短期效應，即指在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會產生一個短期的增長效應，只要增加資本投入，經濟水平就會提高。二是速度效應即長期效應，即加快技術進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組織變革，就會產生一個長期的增長效應。前者是使產出曲線發生平行移動，後者則使產出曲線改變斜率。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高增長得益於TFP(全要素生產率)大幅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計算，我們研究，在1978-1995年間，資本的貢獻大約是55％左右；人力資本大約是5.4％；勞動力的貢獻，大約是9.5％；TFP大約是29.4％。實際上中國資本的增長率並沒有高於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顯增加，是由一個負值變成了一個正值，其貢獻率達到近30％，幾乎是三分之一。
從今後來看，提高中國勞動力的增長率已經不太可能，盡管未來勞動力供給的絕對數還會增加，但增長率並不會很高，低於1％。從資本增長率來看，中國國內的儲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進一步提高，因為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國家，也是高的國內投資率國家，在這方面已經是世界最高水平國家之一。那麼，中國今後經濟高增長的關鍵，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須提高政策質量和政府質量。經濟增長無論是物質資本的積累、自然資本的積累還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都有待於一個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國加入WTO並不是無代價、無成本，這些成本應該考慮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損者得到必要的補償。
中國要想提高經濟增長水平和增長質量，有三個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問題是提高政策的質量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質量。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會有效地促進增長；相反則會阻礙經濟增長。要改變由政府獨家管理社會的狀況，讓多個社會組織共同管理和治理社會，包括企業、社團、公民自身，甚至國際組織。政府要重塑與社會的關系，改變政府與企業和居民傳統的控制關系，變成新型的合作夥伴關系，實行「良治」，其目的是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財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個方面是要通過制度建設，特別是建立國家廉政體系，從源頭控制腐敗，通過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機制，進一步打破壟斷，消除壟斷租金。
第三個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開」，由一個看不見的政府變成一個看得見的政府，由一個看不見的財政變成一個看得見的財政，由一個缺乏責任的政府變成一個負有責任的政府，由一個不受公民監督和信賴的政府變成一個受到公民監督和信賴的政府。
今後中國要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關鍵問題不在於能否實現高增長，而在於能否實現高質量的高增長。高質量高增長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長轉向高效率高增長；由不公平高增長轉向公平高增長；由低就業高增長轉向高就業高增長；由不可持續高增長轉向可持續高增長。
八、消除「一國兩制」的體制性障礙，加速城鎮化進程，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
加速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大規模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會進一步提高TFP，從而促進經濟高增長。從經濟增長率看，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1997)估計，在1978—1995年期間，僅農業勞動力向非轉移型產生資源配置的效應，約占經濟增長率1個百分點。王曉魯計算，鄉鎮企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大概有1.5個百分點。從勞動生產率看，一個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轉移到第三產業可提高2.8倍，這將不同程度地提高總產出。從人均消費水平看，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醫療等消費會提高2.5倍以上。從投資需求看，農民進城還會帶來巨大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這些都是中國擴大國內需求的主要來源之一。
中國需要一場制度革命，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國不僅城鄉存在巨大發展差距，無論人均收入，還是人口公共服務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發展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而且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體制，可稱謂「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公共財政制度。例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於農村的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10-15％，2000年農村人口人均稅費比率為3.0％，但實際比率在5％，而城鎮人口實際人均稅率為0.58％。這種長期實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嚴重地限制農民人身自由、妨礙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阻礙農民勞動力流動和轉移，這是農民人均收入相對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縛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體制性障礙。
中國需要第三次「解放農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農民、投資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中國發展的首要問題始終是農民問題。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2／3，農村與農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從歷史上看有兩次「解放農民」的制度變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通過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農民」，使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農民獲得7億畝土地，免除了700億斤糧食的地租，糧食產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過了解放前最高年產量18％。80年代初期中國第二次「解放農民」是採取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使農民從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來，從1978-1985年農業附加值增長了55.4％；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了1.7倍，其增長幅度是歷史上最高的。那麼現在需要第三次「解放農民」，使農民從土地、農村永久性的解放出來，使農民盡快變為非農業人口，特別是對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鄉村青年提供進城務工的機會(四川省調查有90％的初、高中農村青年希望外出進城務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鄉居民兩種身份制度，使農民擁有與城市人口平等的發展機會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水平，包括自由遷徙和自由居住的權利、平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職業培訓的機會；平等就業競爭的機會和享有勞動保護的權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區同等民主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以及充分享有憲法所賦予公民的權利與機會。
國家應在農村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制度，為農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根治流行病與地方病，提供清潔水源，提供計劃生育服務，提供農業科技知識服務和技能培訓。
國家應投資於農村基礎設施，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的基礎設施，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例如農田基本建設，國土整治，植樹造林，建設鄉村道路、鄉村自來水網、鄉村電網、鄉村廣播電視網、鄉村公共電話網、鄉村公共網際網路以及公用通訊設施。
九、進一步提高中央本級財力潛力，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
關於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見。余永定認為，如果一旦停止當前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而GDP增長趨緩，國債佔GDP的比重就會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險的。戴園晨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時，操作起來還是有相當大的難度的。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從宏觀調控著眼，害怕減少財政赤字規模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下不了決心；另一方面是因為財政支出有剛性，取消任何一項無效開支都要經過財政部門和有關部門的反復磋商，縮減開支很不容易。
我認為，在世界經濟衰退尚未復甦和世界貿易增長低迷，以及國內需求仍顯不足的情況下，不要急於淡出，還需要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但不是繼續依靠擴大發行國債規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級財政收入。盡管過去幾年中央財政收入明顯增長，但是提高中央財力還有很大潛力。對此我有如下建議：
第一，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開征統一的、強制性的社會保障稅。若將社會保障費改為社會保障稅，從近期來看，中央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可增加2.5-3.0個百分點；從中長期來看，可逐步提高4-5個百分點。
第二，按照WTO的原則，全面清理和取消對各類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對外資企業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和補貼財政優惠政策。同時開放國內各類市場，維護公平、公正、公開競爭的統一的市場。按照WTO的原則，全面清理和取消在進出口貿易方面的減免關稅或補貼政策，同時降低名義關稅稅率，減少人為的出口反傾銷事件，每年中央財政對出口補貼高達800-1200億元，國家財政需要重新調整對出口不適當的、或被認為直接補貼或過度補貼的中央財政支出。
第三，國家應當徵收國家賦予各種特許機構的特許權收入。例如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收入特許權收入；經營銀行、證券、信託和保險的特許權收入；發行有價債券和郵票等特許權收入；中央電視台全國電視播放特許權收入；各類電信公司使用國家無線電頻道資源的特許權收入；各航空運輸公司使用國家空中資源航空或其他飛行的特許權收入；銷售煙酒的特許權收入，進一步提高香煙消費稅稅率；銷售石油產品和加油的特許權收入。必要時採取公開拍賣這些經營特許權，收益歸中央財政。特許經營權屬於國家資源，具有相當之高的「租金」。採取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將國家的特許權收益歸國家所有，而不是歸部門所有。這一是沒有增加公民和企業的稅收負擔；二是沒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財政的負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十分可行的辦法。

E. 我國在1992年正式使用GDP統計經濟增長之前，使用的是什麼指標或是標准來統計我國經濟增長的

以前使用國民收入（物質生產部門凈產值之和）、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

F. 我國人口狀況對我國經濟發展有何影響

中國人口總數大，對經濟發展來說，利的是提供了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使工業成本降低，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也促進了消費，但人口素質不高，高科技產業人才難覓，使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緩慢。資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斷增長，對資源造成了巨大壓力，人們的節約和保護意識薄弱，對資源的需求量大，工業，農業，生活對資源的浪費和污染，使中國的資源面臨巨大壓力。人口多，產生的廢棄物也就多，再加上人們的環保意識不夠強，生態環境自然差
我國水資源總量2.8×104億m3，但人均佔有量僅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資源13個貧水國之一。全國668個城市中，目前有400個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為突出。據統計，我國城市平均日缺水量為1600萬m3，北京、山東、沈陽、長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個城市缺水，說明人口的增長，需求量加大)。

糧食問題、土地問題
隨著人口的增加，人類對糧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據美國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現在世界糧食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1985年後人口增長速度未變，則每年將短缺1億噸糧食和5000萬噸蛋白質，將會有更多國家人民不得不處於飢餓和營養不良的狀態。

造成糧食短缺的一個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積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於耕種的土地均已開墾，剩下的若開墾則需要大量投資。實際上各個國家人均佔有耕地的數量是極不平均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幾乎沒有擴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區甚至還需要退耕還林、還牧。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工業、城市、交通佔地的不斷增加，使耕地面積不斷縮小。雖然人們還可以通過改革耕作技術和增加農業投資等措施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使糧食獲得較高的收獲，但目前糧食增產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長。

中國人均佔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長過快，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人地矛盾日趨尖銳。1953年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為0.18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養活5.5人，目前我國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萬人，而耕地面積每年由於工業、城市、交通佔地而減少40~50萬公頃，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1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需要養活9.8人。預計到2050年，每公頃耕地需養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頃，福建省只有0.04公頃。

預計到2050年，我國人口達到16.4億，而耕地面積則下降到7300萬公頃(由目前的9600萬公頃)，按16億人均年消費糧食600kg計算，我國共需糧食9.84億噸，需每公頃產糧13.5噸，而目前糧食單產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現在需要提高糧食單產2.7倍。達此指標是相當困難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長才是唯一出路。

能源與資源的問題
自然資源的耗竭問題指的是不可更新資源，包括礦產、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總量中的38%，發達國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氣消耗占總耗能額的65.8%，煤僅佔18.8%，美國石油、天然氣消耗額占總額的65.6%，煤佔29.3%，而我國能耗特點是以煤為主，1990年煤耗佔75.06%，石油、天然氣僅佔19.4%。

礦產資源：我國總量豐富，但人均佔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龐大的人口數量對礦產資源需求，已使我國在允許的人均礦產消費很低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資源消費大國。每年礦石採掘量達50億噸，年人均5噸。總量超過了美國的採掘量。不僅造成資源的緊張，而又誘發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很多礦產品和加工產品又被用來滿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G. 怎樣應用統計方法反映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綜合狀況

答：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世界組織和各國官方普遍認可、廣泛採用的重要經濟指標。它涵蓋了國民經濟活動的各行各業，計算簡便，可操作性較強。它採用「增加值」的概念，剔除了傳統總量指標——社會總產值的重復計算，從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上分別統計的新增投入及附加價值，理論上說不重復、不遺漏，比較准確、全面地反映了一定時期內（通常是一年）一定區域范圍內的經濟活動總量，是政府實施宏觀管理的重要依據，也是各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經濟實力比較的重要指標。當然，GDP的缺點也十分突出：第一，國內生產總值忽視了社會生產所消耗的環境與自然資源的成本，相反，計算中還記入不少與福利無關的費用（如環境污染惡化導致的居民「抵禦性支出」）。第二，不能度量經濟福利和公平，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與社會保障和社會安全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系。第三，忽視了經濟增長的內因和效率。僅從總量指標，我們無從判斷經濟增長到底是財政投資輸入型的還是社會投資內生型的，是粗放型的還是集約型的，是資本密集型的還是勞動力密集型的，等等。國內生產總值的缺點與優點一樣突出。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我們不應以GDP論英誰，但這並不等於它不重要，目前還沒有什麼其他指標可以取代它的地位和作用。為了彌補在經濟增長評價上的缺陷，政府和學術界也正在探索研究，並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希望能通過對GDP本身的改進和其他經濟指標的採用，更好地反映經濟增長的實質。沒有任何一個指標是完美無缺的，GDP不能做到，其他指標同樣也不能做到。

H. 如何全面准確把握我國當前經濟形勢

正確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需要把握幾個方面：
一、經濟正在經歷艱難時刻
一個時期以來，除了大環境國際經濟不景氣，國內經濟結束了兩位數高速增長之後，開始階段性轉換，增長速度持續下行，增長速度呈階梯式回落之勢。經濟增長速度階梯式回落，使各方面壓力加大，相當多的經營困難甚至倒閉，部分地區經濟下滑嚴重，一些省份財政收入急降、失業問題突出，股市大幅動盪，地方債務風險升高。從統計數據看，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三大需求同時收縮；二是工業生產繼續回落；三是產能過剩問題依然突出；四是部分地區困難凸顯。
二、在經濟下行中有亮點
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表明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確實給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壓力當前，但也不乏亮點。一是產業結構加速升級，第三產業增長增速較快；二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上升，目前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達到60%，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在加速調整，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強化；三是新市場主體繼續快速增加。在經濟下行壓力下，盡管有些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但又不斷有新生，實際上生生死死是市場經濟競爭規律發揮作用的體現；四是能源消耗進一步下降。降低消耗、減少污染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要內容，是經濟運行效益提高的重要體現；五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城鄉居民平均收入增長經濟增速，說明城鄉居民的平均收入增幅相對穩定。
三、「三期疊加」下尋找和把握經濟發展機會
我國正在經歷經濟增長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困難。所謂換擋，就是從高擋換到中高擋，減速成為必然；結構調整，意味著產能過剩行業收縮；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意味著刺激政策的累積效應和溢出效應還在發生作用，使經濟結構調整難度加大，當期宏觀政策的選擇運用受到掣肘。「三期疊加」矛盾交織，對我國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形成制約。還有，當前議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就是「為官不為」。在我國現階段，由於相關制度不配套不完善，在守規矩守紀律要求越來越嚴的大背景下，的確出現一些官員怕犯錯誤，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在招商引資、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縮手縮腳，積極性主動性下降的情況。近年來對GDP增長指標考核力度減弱，部分區域和縣域取消GDP考核，也對地方經濟增長形成一定的客觀影響。同時，還要看到，經濟下行往往會慣性發生作用。
但分析經濟形勢不能只看一面，看不到困難就找不到政策著力點，只看困難看不到亮點則容易喪失信心。對經濟形勢有利條件是，近年來陸續出台的穩增長政策的效應會逐步顯現；國家批準的重大工程項目會陸續展開並產生相應的經濟帶動作用；經濟運行中的新趨勢新亮點會得到強化；基期年度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意味著新的經濟年度增長基數相對低。只要決策者能審時度勢，仍然把中心放在經濟建設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措施得當，同時加快推進體制改革，擴大「改革紅利」，把有利條件變成實際的增長速度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