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Ⅰ 中國經濟發展為何必須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據報道，日來前新鮮出爐的外源貿數據顯示，中國外貿扭轉了此前連續兩年下降的局面，實現了兩位數的增，而事實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轉型升級的重要引擎。

2017年，自主發展能力增強，國內產業鏈長、附加值高的一般貿易進出口增長16.8%，增速高於總體進出口增速2.6個百分點；各類型企業進出口均實現兩位數增長，其中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15.3%，對我國進出口總值增長的貢獻率最高。

2018年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總體上有利條件不少，但國際環境錯綜復雜，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在全球范圍內仍然較為突出，可能對全球經濟復甦與金融市場穩定造成沖擊，世界貿易復甦之路仍將曲折。

應對挑戰，促進外貿轉型升級，加快培育外貿發展新動能，支持新型貿易業態發展，從而保證今年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將繼續保持增長，質量效益將有所提高。

Ⅱ 分析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為什麼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市場規律是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回，進行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正確答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按市場規律辦事。 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是，穩定物價，促進就業，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實現社會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進行供給側改革，有利於完善科學宏觀調控，在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促進供給側，也可以推動經濟發展。 生產決定消費，實現供給側改革，有利於更好地發展生產，保障供給，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構。 科學發展觀要求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調整產業結構為突破口。

Ⅲ 如何分析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式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波動下行，持續時間已有5年多，經濟運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態勢和特點。其中，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後。這就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為什麼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2013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戶均達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車擁有量超過100輛。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階段「住」「行」的市場需求會發生明顯變化。2013年後，我國新開工房屋面積、住房銷售面積先後出現負增長，汽車銷售進入低增長階段。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佔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遊、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准、供應鏈管理、營銷網路、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鋼鐵產量出現自2000年以來的首次下降，水泥產量出現自1990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後於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產能，處置「僵屍企業」，推進資產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於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全球低增長困境的症結在於結構性改革遲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採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資產和債券、降低利率甚至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等方式，大規模增加市場流動性，提振市場信心。但從實際效果看，全球經濟復甦遲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可見，單一的需求刺激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雖在抵禦危機沖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長期結構性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增強經濟增長動力還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對結構性改革提出緊迫要求。過去一個時期，歐美國家是主要的產成品消費市場，東亞國家是主要的生產基地，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出地。國際金融危機後，這種「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製造業出現迴流；能源原材料生產國迫於新能源技術快速發展的壓力，著力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調整，跨境資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經濟體都力求通過結構性調整提升分工位勢，爭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就要求我國從供給側發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競爭優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
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是無效和低端供給的集中表現。2015年底，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產能利用率還要更低一些，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2億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很大。過剩產能和積壓的庫存沉澱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去產能、去庫存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舉措。
著力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是導致國內消費外流、消費潛力難以釋放等問題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超過1.2億人次，境外消費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一半用於購物，而且購買的商品層次呈下移態勢，從以往的高檔奢侈品轉向性價比高的日用消費品。這反映了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明顯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升有效供給能力。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當前，行業准入限制阻礙了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增大了民營企業進入障礙；金融市場不完善，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市場誠信體系不健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致使消費者「用腳投票」，轉向境外消費市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的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動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產要素從無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流向中高端領域，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供需不平衡、不協調、不匹配，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定、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場預期，增強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避免經濟下行與市場悲觀預期形成相互循環的放大效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當前，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窗口，根據改革的總體部署、時序安排和推進節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改革有序推進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發揮提振需求的作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貨幣化，在棚戶區改造中以貨幣化形式鼓勵搬遷住戶購買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庫存的同時將拉動裝修和家電等相關消費。「補短板」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增加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來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品質和質量，吸引和創造更多的國內外需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當前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的相互疊加，產品供給遠大於需求，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商品房庫存規模偏大的問題尤為突出，需要較長的消化周期。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於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佔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著力防範和化解風險。當前，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重化工和房地產領域債務高企，資金鏈緊張，違約風險上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處置「僵屍企業」和不良債務，加快資產重組，提高資產收益率，改善資產質量，避免潛在風險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降低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壓力，引導資金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實體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重塑中長期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做好「減法」，還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葯、高端裝備、智能製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的增長動力。做乘法，就是要轉向創新驅動，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入市場化交易機制，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麼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託，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Ⅳ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底想解決中國經濟什麼問題

一、需要並能夠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
二、需要並能夠解決對接需求和供給的問版題

三、需要並能夠權解決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

參考：http://wenku..com/link?url=wBoA_9rimJbrdIfd7_-sa2RCtR6qBoQpBUkB3vZDDFba

Ⅳ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什麼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專，促進經濟發展。這種屬改革具體而言是要求清理「僵屍企業」，淘汰落後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1]面對中國經濟當下的困局，僅從需求側著手已經很難有所突破，供給側與需求側雙側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才是結構性改革。[2]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象上是速度問題，根子上看是結構問題。抓住供給側做文章，是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階段的必然選擇。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飛速發展，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在長期形成的粗放式發展慣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業和一般製造業形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不僅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而且成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的重負。此外，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公共服務、社會公平等領域，也存在著很多短板。中國經濟面臨的最突出矛盾不是總量矛盾，而是結構問題，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逢其時，未來可以大有作為。

Ⅵ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怎樣看待中國目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供給側改革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去認識。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於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於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二）供給側改革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於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餘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餘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徵。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核心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於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因此，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並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於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沒能科學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據這兩種經濟學理論所制定的，無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還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由於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從而也未能消除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因此，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決抵制這兩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的干擾，必須堅定不移地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制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方面具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