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影響國家經濟的關鍵

⑴ 在外部規模經濟存在的條件下，地理位置和制度因素是如何影響國際分工關鍵是有什麼典型案例嗎

我不推薦案例，推薦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ction），又稱「國際生產綜合理論」，通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能夠利用的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只有當企業同時具備這三種優勢時，才完全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
1977年，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J•H•Dunning）在《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1981年，他在《國際生產和跨國企業》一書中對折衷理論又進行進一步闡述。
折衷理論的核心是所有權特定優勢、內部化特定優勢和區位特定優勢。所有權特定優勢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於獨占無形資產所產生的優勢，另一是企業規模經濟所產生的優勢。內部化特定優勢，是指跨國公司運用所有權特定優勢，以節約或消除交易成本的能力。內部化的根源在於外部市場失效。鄧寧把市場失效分為結構性市場失效和交易性失效兩類，結構性市場失效是指由於東道國貿易壁壘所引起的市場失效，交易性市場失效是指由於交易渠道不暢或有關信息不易獲得而導致的市場失效。區位特定優勢是東道國擁有的優勢，企業只能適應和利用這項優勢。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東道國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所產生的優勢，如自然資源豐富、地理位置方便等；另一是東道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政策法規靈活等形成的有利條件和良好的基礎設施等。
折衷理論的分析過程與主要結論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跨國公司是市場不完全性的產物，市場不完全導致跨國公司擁有所有權特定優勢，該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二是所有權優勢還不足以說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還必須引入內部化優勢才能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為什麼優於許可證貿易。三是僅僅考慮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仍不足以說明企業為什麼把生產地點設在國外而不是在國內生產並出口產品，必須引入區位優勢，才能說明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的選擇。四是企業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決定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條件。

⑵ 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什麼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製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區別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徵，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經濟基礎，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沒有作為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就不能確保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就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必須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制是社會經濟制度的核心和基礎，決定著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支柱和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物質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根本體現。

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對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具有關鍵性作用。我國對所有制結構的改革，是以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前提的，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也是以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條件的。

(2)制度是影響國家經濟的關鍵擴展閱讀：

深刻認識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重要作用

應當明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各個方面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這體現著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不過,不同的所有制因其性質不同,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樣。

私營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就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否認,但要全面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科學發展、參與高端國際競爭和促進共同富裕等,公有制經濟的作用也是無可爭議的。

其一,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推進力量。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國有經濟產值平均增長速度高於10%。國有經濟的利稅率一直高於其他所有制,在改革的較長時期內其上交利稅一直占國家財政收入的80%以上,目前仍佔50%以上。

2010年1-11月,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總額38828億元,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11924億元,增長速度達59.1%,高於外資企業和私人企業的增速

當前,我國經濟最重要的生產資料、關鍵技術和重要消費品,如石油、電力、鋼鐵、煤炭、大型專用機械設備等,80%以上都是由國有企業提供。化肥、農葯、大型農業機械,也主要是由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提供。

其二,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是國家高效調控經濟的主要產權基礎。對於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高效的國家調控是難以實現的。

就拿發達的美國來說,盡管金融和經濟危機後美國政府投入巨大的救市資金,卻無法滿足華爾街金融資本等的慾望之壑,而大量窮困失業人口依然存在,

債務危機和大量金融「有毒資產」消除不了,消費和投資等有效需求始終啟動不起來,其深層次根源在於私有制壟斷企業會反對和影響國家及時有效的調控。

而我國為了克服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和負面影響,迅速主要運用國有經濟的力量,積極執行國家投資計劃,高效率提供大量公共產品,大幅度改善國計民生,確保了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穩定運行。

其三,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是國家實現經濟自主發展和參與國際高端競爭的重要經濟條件。僅2005-2010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由10.5萬億元增長到24.3萬億元,年均增長18.2%,極大增強了我國綜合經濟實力。

2010年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的中央企業上榜30家,不僅沒有如某些人所說「比重越高對經濟轉型越不利」,相反,它還成為西方企業最具競爭力的對手。

國有經濟還是推動科技創新的主力軍,歷年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和大部分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均由中央企業包攬,國有經濟是我國開展重大科研項目和實現創新型國家的主要力量。

其四,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保障。公有制經濟不僅注重經濟效益,也注重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更注重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對內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維護以人為本的勞動者權益、建設生態環境、節約能源資源、保障社會整體利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加強軍工生產等方面,國有經濟均具有強大的制度和科技優勢,對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主導作用。

⑶ 什麼是浮動匯率制度對經濟的有利影響是什麼

浮動匯率制度是指匯率完全由市場的供求決定，政府不加任何干預的匯率制度。鑒於各國對浮動匯率的管理方式和寬松程度不一樣，該制度又有諸多分類。按政府是否干預，可以分為自由浮動和管理浮動。按浮動形式，可分為單獨浮動和聯合浮動。按被盯住的貨幣不同，可分為盯住單一貨幣浮動以及盯住合成貨幣。

對經濟的有利影響

⒈防止外匯儲備太量流失。

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貨幣當局沒有義務維持貨幣的固定比價。當本幣匯率下跌時，不必動用外匯儲備去購進被拋售的本幣，這樣可以避免這個國家外匯儲備的大量流失。

⒉節省國際儲備。

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隨著外匯供求的漲落而自動達到平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聽任匯率由外匯市場支配，減少干預行動，國家需要的外匯儲備的需求量自然可以減少。這就有助於節省國際儲備，使更多的外匯能用於本國的經濟建設。

3．自動調節國際收支。

根據市場供求，匯率不斷調整，可以使一國的國際收支自動達到均衡，從而免除長期不平衡的嚴重後果。當一國國際收支逆差，本國通貨就會開始貶值，這種情況對出口有回將同時分布在盈餘國和赤字國身上。

4．有利於國內經濟政策的獨立性。

浮動匯率制度使各國可以獨立地實行自己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各國政府為了維持匯率的上下限，必須盡力保持其外部的平衡。如一國的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往往採取緊縮性政策措施，減少進口和國內開支，使生產下降，失業增加。這樣國內經濟有時還要服從於國外的平衡。在浮動匯率制度下，通過匯率杠桿對國際收支進行自動調節，在一國發生暫時性或周期性失衡時，一定時期內的匯率波動不會立即影響國內的貨幣流通，一國政府不必急於使用破壞國內經濟平衡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調節國際收支。

5．使經濟周期和通貨膨脹的國際傳遞減少到最小限度。

貿易上有密切聯系的國家間容易通過固定匯率傳播經濟周期或通貨膨脹。1971年至1972年發生的國際性的通貨膨脹，就是同固定匯率制密切相關的。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若一國國內物價普遍上升，通貨膨脹嚴重，則會造成該國貨幣對外貨幣匯率下浮，該國出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漲便會被匯率下浮抵消，出口商品折成外幣的價格因而變化不大，從而貿易夥伴國就少受國外物價上漲壓力。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各國不得不經受相同的通貨膨脹。

⒍已緩解國際游資的沖擊。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由於要維持貨幣的固定比價，會使匯率與貨幣幣值嚴重背離，各種國際游資竟相追逐可以用來保值或用來謀求匯率變動利潤的硬貨幣，這會導致國際游資的大規模單方面轉移。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因國際收支、幣值的變動等頻繁調整，不會使幣值與匯率嚴重背離，某些硬通貨受到巨大沖擊的可能性減少。在浮動匯率制下，資本外流會使該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貶值。這種貶值又會使該國的生產者更容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利於國內經濟政策的獨立性。

⑷ 制度為什麼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

注:::::::你這里說的制度是體制的意思.
18世紀英國與法國的競爭,英國內勝出的一個重要原因容是,英國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市場制度。而發生在歐美國家政治革命的主要意義在於,建立起了一個好的市場制度。在制度體系中,社會分配製度、私有財產制度、政治民主制度等又是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的最為重要的制度。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只有在好的市場制度下,一國的經濟增長才有後勁和動力;經濟發展的任務,不僅僅是實現經濟增長,更重要的在於制度的建設、完善和不斷地創新。

中國改革前後經濟的變化也能說明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

網上查以查到一些其它文章,你可以找找看,比如 論制度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⑸ 高考制度對國家政治經濟的影響

近年來出現大批精英是人才放棄高考原本他國去接受他國的教育 這句話說得我認為內不太對 我是一名容中學教師，我知道的沒參加高考去國外就讀的多數不是精英，而是要麼家裡有錢要麼家裡有權的人。真正的精英在哪都是精英。
我國的高考制度許多人質疑，可是大家知不知道現在的高考考試的選拔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可以說高分低能的情況越來越少了，書獃子是越來越少的。我國必須要有選拔制度的這是我國國情決定的，而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選拔方式，可能短時間內是改不掉的。

⑹ 如何理解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

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
當前世界各國經濟增長路徑和經濟增長效率存在巨大差異，不僅並未出現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所預期的收斂趨勢，而且屬於同一發展水平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後更是出現兩極分化現象，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形勢依然嚴重。轉軌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和持續高增長表明，不同國家經濟發展可能有著不同路徑，一國成功改革模式直接應用於另一國家並不能取得預期效果。隨著20世紀後期實證方法的發展，經濟增長根源問題日益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點，也一直是經濟增長前沿文獻關注的焦點。

自Ronald H. Coase(1937，1960，1988)的代表性成果發表以來，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就沒有停止過經濟增長根源問題的爭論，大量文獻演繹經濟增長內生化模型，並進行計量分析，指出經濟體內眾多要素與經濟增長都有著正向的作用關系，羅列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地域、文化意識形態、宏觀經濟政策和政治經濟制度等決定經濟增長的一系列因素。在Montesquieu(1748)和Smith(1776)之後，North(1981，1990，1994)和Delong & Shleifer(1993)通過理論演繹分析了制度對經濟產出的作用，並通過實證分析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對經濟產出和個體最優化行為的重要性。此外，制度理論還特別關注有效制度分析，Knack & Keefer(1995)和Mauro(1995)構建出有效制度的演進機制和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式。制度有效論演繹表明，經濟增長取決於有效制度 (產權保護和民主政體約束)，正是通過制度約束以及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效率。當前，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理論研究已經有了較大進展，已經擺脫單純理論闡述為主的研究模式，轉向研究框架體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和研究結論可檢驗化的規范模式方向發展，但經濟增長根源問題並未形成共識 (江曙霞等，2006)。

制度決定論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和所有個體的經濟行為，都可以放置在制度框架內進行分析，微觀經濟個體行為、要素發展和經濟增長都受制於制度發展。在不同制度約束下，一國經濟將有著不同的發展模式和增長效率。經濟增長從根本上依賴於制度發展，制度先於經濟發展並決定經濟增長(Acemoglu et al.，2004)。在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增長更是體現為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經濟正是在制度更替和作用效率改進過程中發展。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只不過是經濟實現增長的手段，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或本身就是經濟增長(Noah & Thomas，1973；North，1990)。

在長期經濟增長內生決定機制的研究文獻中，以Acemgolu等為代表的政治制度決定論尤為突出。為回答1500—1800年間歐洲的興起根源，Acemoglu et al.(2005)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對比東歐、西歐和亞洲，大西洋貿易、地中海貿易和其他港口貿易後指出，歐洲興起直接誘因是大西洋貿易，大西洋貿易為西歐興起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保證，也導致了歐洲和亞洲國家間經濟增長的兩極分化。但歐洲貿易發展和經濟繁榮根本原因並非來自於此，因為同樣是受益於大西洋貿易且同屬於西歐的國家間(以英國和荷蘭為代表的貿易國和以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為代表的國家)經濟增長卻存在巨大差異，根本原因在於受益國之間初始制度稟賦差異。非集權的初始制度安排，促進了歐洲大西洋貿易的發展，市場化競爭和私有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深化，進而更深入地促進貿易發展、民間投資和經濟快速增長。隨著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私有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進一步實現了非集權國家經濟持續再增長。 Easterly & Levine(2003)利用跨國面板數據得出，制度對經濟增長作用效率顯著。在控制了制度影響後，貿易、經濟一體化和貨幣等其他因素對長期經濟增長均不存在正向作用。

如果認為政治或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那麼政治或民主制度是否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K.F. Robert et al.(2006)認為，由於當事人間的事前承諾和事後剩餘分配無法同時進行，時間不一致性導致制度當事人無法形成可信承諾，當事人間真實剩餘分配結構往往就需要正式制度加以保護。制度博弈均衡性質和制度再分配功能表明，制度更替並非是當事人自願選擇，而是基於資源稟賦博弈均衡甚至是社會沖突的結果。因此，並非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一般而言，民主制度能夠促進經濟開放和民主自由，經濟更易以市場方式配置資源和實現公平競爭，民主制度也就往往有利於經濟增長和保護剩餘分配結構。但Robert D. Kaplan(2000)、Fareed Zakaria(2003)和Amy Chua(2002)指出，在低收入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和少數民族集中的國家，民主轉軌卻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甚至是經濟崩潰。也就是說，民主改革雖然能夠引導一國經濟更加開放和經濟自由，但若經濟處於較低層次和較低發展階段，民主轉軌有可能導致經濟混亂甚至出現更大范圍的腐敗。為檢驗Robert D. Kaplan(2000)等人提出的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作用效率的階段性特徵，以及民主制度是否是經濟增長的根源問題，Rodrik & Wacziarg(2005)以民主轉軌國家為樣本進行實證檢驗，發現民主轉軌前後經濟改善和惡化的國家都普遍存在，並且在所選擇的樣本內二者所佔的比例基本相當。不過，民主轉軌後經濟增長出現惡化的國家，經濟衰退並非一定就是民主轉軌造成的。可能的情況是，如果不進行民主轉軌，該國可能將出現更大規模或更大范圍的經濟衰退，這類結論是建立在二者經濟短期作用關系的基礎上。當然，民主轉軌國家的短期歷史並不能完全證明，民主制度一定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優的制度安排。Rodrik & Wacziarg(2005)認為，Robert D. Kaplan(2000)的民主轉軌效率存在階段性特徵結論，來自於實證檢驗樣本選擇的差異，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貢獻和作用效率，不在於民主制度本身，而在於民主制度對市場競爭和產權有效保護的激勵作用。在民主社會中，市場經濟或生產力之所以得到巨大的發展，本質在於民主社會更易實現私有產權保護，減少市場進入障礙和阻止壟斷，更易於防範微觀經濟個體私有產權被剝奪的風險。同時還需要建立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產權制度是資源配置方式、配置效率、要素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沒有完善和正式的產權制度將無法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也得到國內學者的普遍認同。潘慧峰等(2006)將制度變遷引入內生增長模型，從制度角度詮釋了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認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資源稟賦只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缺少了持續的制度變遷，經濟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政府可以通過對提供製度創新的人力資本補貼以提高其制度創新的積極性。郭熙保等(2005)系統總結了近年來制度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制度是影響經濟績效的根本性決定因素，地域因素和資源稟賦只是通過制度的影響間接作用於經濟發展，並不直接影響收入水平。劉紅、唐元虎(2001)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將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利用數理模型揭示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盡管可以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繼續擴大趨勢，原因在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制度上存在差距。針對我國轉軌經濟發展歷程和改革實踐，學者們分別強調了比較優勢和發展戰略 (Lin，1999，2001)、市場競爭和產權制度(劉小玄，2003)、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黃少安、宮明波，2003；樊綱、王小魯，2003)等因素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影響。傅曉霞、吳利學(2002)從實證角度評估和驗證改革開放導致的制度變遷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選擇非國有化率、市場化程度、國家財政收支佔GDP的比重和對外開放程度等變數測度，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制度的綜合指標，然後對比制度、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實證結果顯示，1982—1999年制度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5.28%，非國有化、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制度變遷的主要內容，對我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另外，哪種制度改革模式對我國轉軌經濟增長更有效率的問題也存在爭論，主要觀點又分為兩類(Sachs，1997，2001)：(1)我國經濟增長取決於試驗性、漸進性的增量改革模式。這種觀點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無疑是漸進式增量改革的結果，東歐國家轉軌改革實踐表明，激進式的改革將導致一國正式制度和已有的非正式制度發生沖突，經濟政策實施無效，經濟不穩定甚至出現倒退。我國經濟改革的漸進性具體表現為：在農業上，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多種生產方式並存的漸進式改革；在工業上，鄉鎮企業中間產權模式、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企業家人力資本激勵有效地促進了工業的快速發展。(2)我國經濟增長取決於區域性的激進改革模式。激進學派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主要體現為我國農業和東部沿海地區的成功改革和快速增長。我國20世紀70年代末農地產權制度改革和80年代初東部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都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對於這些地區和部門經濟制度改革並非以漸進方式進行，而是體現為激進的產權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是誘致性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綜合作用的結果(Lin et al.，1998)，因此對擁有優勢資源和成熟改革條件的地區實施激進改革是有效率的。同時，制度改革並非建立在權力精英和政府對市場經濟改革的統一共識上，也不是依賴經濟環境和地域稟賦，而是基於我國政治環境約束下的改革結果，特別是政府分級結構和分權治理改革促進了地方政府競爭和市場秩序重構，決定了我國快速的經濟增長

⑺ 影響經濟增長的制度因素有哪些

影響來國家經濟實力的因素源:（1）制度是一種涉及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的行為規則。制度決定人們的經濟與其他行為，也決定一國的經濟增長。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經濟實力增強的前提。（2）資源。經濟實力的增強是產量的增加，產量是用各種生產要素生產出來的。各種生產要素是資源，因此，增長的源泉是資源的增加。資源包括勞動與資本。勞動指勞動力的增加，勞動力的增加又可以分為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與勞動力質量的提高。資本的概念分為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又稱有形資本，是指設備、廠房、存貨等的存量。人力資本又稱無形資本，是指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投資，如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健康狀況等。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必然有資本的增加。（3）技術。技術進步在經濟實力的增強中的作用，體現在生產率的提高上，即同樣的生產要素投入量能提供的產品。技術進步在經濟經濟實力的增強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技術進步主要包括資源配置的改善，規模經濟和知識的進展。

⑻ 運用具體的世界或中國經濟史說明社會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制度變遷理論與傳統的經濟學
狹義的新古典經濟學其實主要是微觀經濟學，也可以說是價格理論。他的內核主要為穩定偏好、理性選擇和均衡結構。而在諾斯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放棄了理性選擇假設，代之以「有限理性」和「滿意」的假設。從這個意義上說，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其實採用的是一種新的分析範式。具體在我國經濟學界對制度變遷理論大體上有兩種評價：一種認為諾思制度變遷理論重新認識和解釋歷史是經濟史學中的一大創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一種評價則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本身就是向古典制度經濟學的復歸，其中的制度變遷理論也不例外。
但我認為持前一種觀點的人似乎過分誇大了制度變遷理論在經濟學上的地位，事實上，通讀完《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我們不難發現，諾思分析問題所用的基本假設依然是「理性經濟人」，而分析制度變遷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成本——收益的方法。更何況，我認為相對於邏輯嚴密的新古典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需要說明的問題還有很多。再有就是連諾思自己也贊同的「新經濟史學必須用可靠的統計資料作為其堅定的基礎」。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方面的工作在制度變遷理論中還遠遠沒有達到完善（例如對制度變遷的成本的核算問題，諾思也僅僅是停留在估算的層面上，在這方面，還缺少強有力的核算體系作為其理論的支撐點）；對於持後一種觀點的人則認為從古典制度經濟學到西方市場經濟運行理論，再到新制度經濟學，體現了經濟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性，但他們卻沒有看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意義。制度變遷理論中的「理性經濟人」已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由於交易費用的引入使這里的分析變得更加復雜也更加貼近真實，制度變遷理論中所研究的乃是現實中的經濟人，而不是古典經濟學里的抽象的經濟人。他的最基本的著眼點是人，制度，經濟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還有就是制度變遷理論雖然依舊採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但這也與古典經濟學有很大的不同，這恰恰是因為諾思看到了在現實中有很多事情是無法用成本——收益的思路來解釋的，因而需要引入意識形態的理論以使其完善。當然，我認為最為精彩的則是制度變遷理論得出了與傳統經濟學截然相反的結論：「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正式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諾思）那麼，這個論點是否正確呢？我想先從他的上述兩個創新之處入手進行分析。

交易費用：
眾所周知，目前對於交易費用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他的核算方式自然也是千差萬別。核算的難度和可信度自不用提。我想也許也正因為此，交易費用才長久的被人們所忽視。雖然諾思曾說他度量了53個國家的交易費用有多大，以及每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多少。但是，如果連核算方法都不能得到認可的話，最終所得到的數據將是難以讓人信服的。很自然的，這是無法被科學所認可的。當然，我也並不是說，這一系列的工作毫無意義，至少它可以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交易費用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畢竟現在人們所信奉的科學是建立在精確的基礎之上的。一個模糊意義上的「很多」和一個精確的具有權威性的數字，給人們所帶來的影響之間的差別是巨大的，因此，我認為，產生一套公認的對於交易費用的核算體系不僅對於新制度經濟學，而且對於整個人類的經濟發展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要想對交易費用進行核算，就必須先形成一個關於交易費用的能被大家所廣泛接受的概念。有學者曾試圖去做到這一點：交易費用其實就是人們為了使他人的行為可預期而付出的一種費用。但我認為這個概念非常抽象，並不能滿足我上面所說的核算要求。我認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經濟學論題，應該不僅僅滿足於把眾多繁雜的論題納入自己的解釋之中，更為重要的是，他要能形成一整套的理論框架，使別的論題能夠自覺地歸入此框架之中。（打個比方：在一個有著很多小企業的市場之中，每一個小企業都可以被稱為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要形成更大的權威，就必須要有收購與兼並）。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的一個重要作用就在於降低交易費用，減少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之間的差距，激勵個人和組織從事生產型活動，以此來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制度的變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並且它的成本還非常的高昂。那麼，如何來度量這個成本呢？
在上面我們已經談到連交易費用的度量都是極為困難的，那麼要度量在交易費用的基礎上衍生出的制度變遷的成本不就是難上加難了嗎。諾思並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也正是因為此，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你才會常常看到這樣的句子：人們會對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進行估算，只有當人們的預期收益大於成本的時候，人們才會採取這一行為。我們會發現這里的「預期」與「估算」說的都是很牽強的。更何況制度本身也具有很多屬性，如階級性，公共性，正負性（有些貌似好的制度其實是方便了一些人鑽空子）等等。有鑒於此，某一特定的制度變遷究竟是減少了交易費用還是增加了交易費用還很難說。但是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似乎存在著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制度似乎是越來越好了。

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思在解釋歷史時陷入困境後才引入的，因而，我的感覺是這一理論似乎更多的是被作為一種工具來時制度變遷理論更加完善，但這樣卻又給這一理論本身帶來了很多問題。（有點像拆東牆補西牆的感覺）在這里只是大概提一下，有關意識形態理論的問題將會在下面單獨討論。

制度重於技術？
一種常見的誤解以為，只有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才是本源性的東西，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發展變化。
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高興技術產業發展的快慢不是決定與政府蓋了多少錢，掉了多少人，研製出多少技術，而是決定於是否有一套有利於創新活動開展和人的潛能充分發揮的制度安排，社會會環境和文化氛圍。 吳敬璉
可以看出，這和諾斯的論調是同出一轍的，他們同樣是強調制度的重要性。那麼，既然制度如此之重要，為什麼長期以來，人們會忽視它的作用呢？我認為制度之所以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不變的，是因為人們對制度的認識不足（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這就需要藉助其他的東西來認識它），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缺少一套對制度變遷的歷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研究體系。另外就是在大多數時候，制度變遷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它具有很大的長期意義（參看下面的制度變遷的一般框架）。與此相比，一項「好」的技術一旦的一發明，便會被迅速的推廣使用，且具有明顯的「自我強化機制」。
很多新制度經濟學家都會和古典經濟學家爭論說制度重於技術。 誠然，制度為技術的發展、經濟的增長營造了環境、創造了條件，但是技術的進步則為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原因。我認為爭論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究竟何者為因，何者為果，以及哪一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決定性作用，就如同討論先有蛋還是先有雞一樣，其實際意義並不大（如雖然諾斯證明了在產業革命前是先有一場制度的變革的，然後才導致了第二次經濟革命，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引起了這場制度的變革呢?）。如果跳出制度與技術誰是更為根本性的爭論這樣一個圈子，讓我們從經濟的增長這個視角來看，我認為制度因素與技術因素都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他們共同為經濟的增長而服務，並且只有當把制度與技術的貢獻轉化為經濟的時候，他們在經濟學上的討論才是有意義的。
但是，對於具體的歷史時期，這樣的討論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如我認為，就我國現階段而言：制度重於技術）。 這就需要人們（往往指國家）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對制度變遷與技術變遷的成本與收益進行估算。如果由技術變遷所引起的經濟凈增量大於由制度變遷所引起的經濟凈增量那麼，國家就應該先想辦法發展技術，以此來帶動制度變遷，然後二者相互協調，共同為經濟的增長服務；反之，就先進行制度上的改革。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的估算往往是不準確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人們的意識形態，並且當國家已經決定要採取制度變遷或是技術變遷的時候，他們成功與否，也並不嚴格符合上面所作說的成本——收益分析。因而這種決策的成功率支具有概率上的意義，而不服從因果決定論。犧牲是在所難免的。
三 制度變遷的一般框架
由《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這本書具體來看，制度變遷的一般過程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步驟：
1 由於相對價格或意識形態的變化，引起了制度的不均衡，從而使得一部分人有了改變現有制度的傾向，暫且把它們稱為第一行動集團；
2 由第一行動集團提出有關制度變遷的方案；
3 當這一制度提出以後，其他人則分成了兩大陣營：支持者和反對者（對於不屬於這兩者的則不予考慮）
4 接下來則是舊制度的擁護者與新制的倡導者這兩大集團博弈的過程，這個過程又可以分為漸進式的比較緩和的過程（大多數制度變遷都屬於這一類）和突變式的暴力過程（如法國大革命），兩種過程所付出的代價的差距是巨大的，
5 最後制度變遷的完成
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也可以被理解為眾多利益集團博弈的最終的均衡點。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這里所談到的制度變遷其實更傾向於是誘致型的制度變遷。它具有盈利性、自發性和漸進性等顯著特點。因而，它也是一種比較好的制度變遷的方式。與此相對的，強制型的制度變遷並不需要按照上述過程完成。強制型制度變遷的主體是國家（在這里，我更願意把國家理解為一種在暴力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組織），國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並保護產權以換取稅收。國家在進行制度變遷的時候，能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推進制度變遷。而它的資本就是自己的強制力和「暴力潛能」等方面的優勢。並因此可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但是國家並不是中立的，更何況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效果常常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往往會事與願違）。因而，我並不認為它是一種好的主要的制度變遷的方式。那麼，為什麼強制型制度變遷常常又是必要的呢?
除了制度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制度供給是國家的基本職能之一以外，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單純依靠誘致型制度變遷，往往會導致制度供給不足。這又於制度是具有差異性的有關，簡單的說，就是一些特定的制度必須要有特定的團體來實施。如法律必須由國家來制定。
綜上所述，雖然國家在使用強制力時有很大的規模經濟。也能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推進制度變遷，但是，我認為除非必要，否則國家就應該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促成成功的誘致型制度變遷上。
（在這一段的分析中，已經隱含了，制度變遷是向著好的方向發展。當然，也許事實並非如此）還有很多超過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