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資本國際流動對輸出國的經濟效應是什麼
國際資本流動對我國經濟的正面影響
（一）彌補我國資本不足
建國初，我國基本處於半封閉狀態，由於經濟發展水平低、居民儲蓄率不高等原因，國內資本嚴重匱乏，導致經濟發展缺乏動力，發展速度緩慢。70年代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外資。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入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了鮮活的血液，大批企業、工廠發展起來，銀行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進出口貿易增加，外匯儲備也隨之增長。這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我國資本不足。
（二）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獲得先進的管理經驗
長期資本流動的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投資，給我國直接帶來技術、設備，甚至是銷售市場國際資本行業分布重點從種植業和採掘業，轉向製造業、銀行、金融和保險等資金——知識密集行業，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同時，為了充分吸取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所能帶來的利潤，往往以技術入股、技術轉讓等方式提供比較先進的技術、工藝和產品。提高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增加經濟效益，加速經濟發展進程。
（三）擴大出口，增加就業機會，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發達國家通過資本輸出，把勞動、能源和原材料密集的生產工序和一般消費品的生產過程遷往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地區，並把在那裡生產的許多產品銷到本國市場和國際市場，這對擴大我國的產品出口是有利的。同時，我國也可利用外資所帶來的先進技術和海外銷售渠道，提高自己產品的出口創匯能力。就有利於增加就業機會，有利於增加國民生產總值，進而有利於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
（四）可以改善國際收支
一方面，輸入資本，建立外向型企業，實現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就有利於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進而起到改善國際收支的作用，另一方面，資本以存款形式進入，也可能形成一國國際收支的來源。
國際資本流動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一）對我國經濟主權產生沖擊
一方面，國際資本流動有可能影響我國貨幣發行、貨幣政策等。由於我國證券市場不是很完善，而且近來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私營經濟主體有價證券多樣化和進出口商爭取降低國際貿易交易成本有可能採取用美元標價，這使得國內的宏觀需求管理極為困難。這將有可能與格雷欣法則相反的現象：良幣驅逐劣幣。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出現過熱，央行提高利率，以抑制總需求。然而，由於國際資本流動的存在，提高利率會誘使國外熱錢（hot money）流入，反而會進一步刺激投資。人民幣升值後，中國的貿易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擴大。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強化，各市場主體變得不願意增加持有美元資產，它們甚至可能拋售其美元資產，這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
（二）國際資本流動可能給我國未來國際收支帶來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積極的利用外資政策，對國際收支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受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制約，我國資本流動的形式存在較大差異，直接投資結構發展不均衡，違規資本流動，特別是資本外逃現象層出不窮，國際資本流動的有效性低，這些都對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此外，我國長期以來實行「寬進嚴出」的投資和外匯管理政策，資本的流出入政策待遇區別較大，資本的流出受到嚴格的審批限制，再加上我國在生產國際化中的參與度很低，我國企業在國際投資、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強。因此，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發展起步較晚，嚴重滯後於利用外資的發展水平。近幾年來外商投資利潤匯出呈較快的增長勢頭，倘若發生將歷年外方投資收益集中購匯支付的情況，將給我國未來的國際收支平衡帶來風險。
（三）對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的沖擊
首先，資本大量流入導致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規模加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增加。我國的外國資本主要通過銀行流入到國內，因而國內銀行對外負債的增加會導致銀行國內資產負債表的擴大。如果對銀行管理和監控不善，資本流入就會加大銀行信貸擴張的機會，不良貸款的比例就會增加。其次，導致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出現。最後，導致證券市場出現波動。國際投資者的出現可能會給資本市場定價的效率帶來一些沖突。信息的效率會使資本市場發揮配置資本的作用。因為證券的價格反映了所有可利用的信息，錯誤的標價可能導致資本錯誤地分配到生產效率相對較差的企業和行業。例如，股票價格會因為外國投資者的出現而發生扭曲，進而波動，特別是在那些外國投資者佔了大部分交易量的市場。
（四）匯率超調導致國際收支危機
根據多恩布希的超調匯率理論，商品市場與資產市場的調整速度不同，商品市場的價格水平具有粘性特點。在短期內，實際匯率不能滿足購買力平價的要求，會發生過度調整的現象。這會給金融市場和實際經濟的發展帶來很大的沖擊。開放資本項目後，由於資本的大量流入，導致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商品的競爭力。這時，如果外國投資者大幅度的減少資本流入或開始撤資，本國匯率又會急劇下跌。同時由於經常項目的惡化及外資流入的減少，有外債的國家的到期還本付息就會出現困難，從而引發一場貨幣危機。
Ⅱ 資本外逃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
一、我國資本外逃的現實考察
1.我國資本外逃的現狀
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又稱為資本逃避，資本非法轉移等，是資金跨國界的一種異常流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有分析顯示，我國曾經成為繼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後的世界第4大資本外逃國，資本外逃額佔GDP的比重僅小於俄羅斯。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我國已成為全球資本輸出大國，在輸出資本的結構當中，只有一小部分屬於政府批準的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其餘均屬各種形式的資本外逃。由於資本外逃具有違規性與隱蔽性的特點，因此其規模很難被准確衡量。最近的 研究成果顯示，我國資本外逃額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圍繞著100億美元總體呈上升趨勢，分別在1992年、1994-1995年、1997-1998年形成三個峰頂，於1998年達到最大值，當年超過了400億美元；15年間，我國資本外逃累計達到1531億美元，年均102億美元。
（1）通過經常項目的資本外逃
經常項目包括貨物和服務、收益和經常性轉移。貨物項是資本外逃的重要渠道。當事人一方面低報貿易外匯收入，違反國家規定將外匯擅自自存境外，或者乾脆隱瞞貿易活動中的外匯收入；另一方面，高報貿易外匯支出，向國家外匯指定銀行騙購外匯匯往國外。類似子這樣的「進出口謊報」（mis-invoicing）還有其它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進出口謊報」中的某些內容如偽造單據所造成的虛假進口貨值會反映在「錯誤與遺漏」項目中，但假報貨值包括進口高報、出口低報所導致的資本外逃並未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得到反映。
服務類項目包括運輸、旅遊、通訊、建築、保險、金融服務、計算機與信息服務專有權使用費和特許費、各種商業服務、個人文化娛樂服務以及政府服務。單位和個人都可通過服務項目外逃資本，如單位以各種對外支付的名義向銀行購匯或從其外匯賬戶中支出以實現資本外逃，個人也可因私出境購匯。對頻繁出入境的人員來說，多次合法攜帶或違規超額攜帶現鈔累計起來也是較大的數目。
收益項目包括職工報酬和投資收益兩部分，其中投資收益存在較大的資本外逃空間，當事人一般通過低報對外投資收益、高報對外商投資支付的投資收益實現外逃資金的目的。經常性轉移也是個人外逃資金的通道。由於我國有關政策的松動，個人向國外匯款的限額已由2000美元擴大到20000美元，因此通過這一途徑外逃的資本將會迅速增加。
（2）通過資本與金融項目的資本外逃
資本與金融項目包括資本項目和金融項目，其中金融項目是資本外逃的重要通道。金融項目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它投資。直接投資的兩個小項目「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和「我國在外直接投資」經常被資本外逃操縱者利用。證券投資項目的資產類值得關注，資產類的借貸方分別反映我國持有的非居民證券資產的增加和減少。這一項目自1997年後迅速增加，逆差逐年擴大，表明國內資本通過證券投資流出迅速上升（見表2）。其它投資項目記錄了除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是近期資本與金融賬戶變化最大的項目，已成為我國資本外逃的重要通道之一。
（3）通過地下銀行系統的資本外逃
地下銀行作為一個轉移資金的非正式途徑，正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使用，特別是被用於一些國際性的違法犯罪活動。我國江浙地區，有不少地下錢庄，它們有固定的地點、固定的客戶和穩定的資金來源，近年來，我國通過地下錢庄這一渠道流出的資金數目驚人。據報道，我國每年通過地下銀行轉移出去的資金高達2000億人民幣（約合244億美元），是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相當於255億美元的全年對外貿易順差。地下銀行由於其高保密、無記錄及匿名性的特點，常被走私、腐敗、毒品犯罪分子作為洗錢的最重要途徑。
2.我國資本外逃的特點
（1）資本外逃具有「過渡性」
資本外逃根據性質不同可分為真實性資本外逃與過渡性資本外逃。真實性資本外逃是因恐懼、懷疑或是為了逃避某國的異常風險或管制而導致資本從一國單向轉移到另一國的資本外逃；過渡性資本外逃則是為了逃避各種管制，獲取較高的相對收益所引起的資本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而後者再以投資身份返回資本流出國的資本外逃。
王國林、楊海珍（2001）等人證實了我國資本外逃與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說明我國的資本外逃主要是由於對內資和外資之間差別的政策待遇引起的，並非是由於投資環境惡化所致（註：王國林、楊海珍：《中國資本外逃與外國直接投資關系的實證分析：1984～1997》，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4.）。李曉峰（2000）指出，「不對稱風險」因素即國內外投資者所獲得的信息不對稱，或所面臨的經濟政治風險不對稱，會導致大量的外資流入與不斷增加的資本外逃並存（註：李曉峰：《中國資本外逃的理論與現實》，《管理世界》，2000.4.）。這一點，可以從我國外商投資的來源結構中得到證實。田曉霞（2000）認為，在刺激中國資本外逃發生的國內風險因素當中，我國政府對內外資實行的差別待遇政策所形成的「可套利空間」是重要因素之一。
（2）跨國洗錢是資金外逃的重要內容
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貪污腐敗分子及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使「黑錢」數目迅速上升。為逃避打擊，近年來國內大量「黑錢」流出境外呈愈演愈烈之勢。一批貪污腐敗公職人員、走私犯罪人員通過各種途徑給非法黑錢披上合法外衣後，不僅可以公開揮霍這些非法所得，還可用來投資和進行再增值。我國的洗錢多通過地下錢庄跨國境進行。據估算，在我國內地每年通過地下錢庄洗出境的2000億元黑錢中，走私收入洗錢約為700億元人民幣，官員腐敗收入洗錢超過300億元人民幣。
二、我國資本外逃的影響
1.資本外逃對我國國內經濟的影響
（1）影響資本形成
經濟學家羅斯托在其著名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中斷言，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是凈投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遞增到10％以上，而凈投資的增長必須以社會資本的積累為條件。在著名的「哈羅德—多馬模型」G=S/K的公式中，當產出率一定時，資本積累率S就成為決定一國經濟增長率G的唯一因素。因此，資本外逃會削弱一國經濟發展的後勁。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從總體上看尚處於投資推動階段，大量資本外逃無疑將減緩經濟發展速度。
（2）削弱政府稅基
規模較大的資本外逃必然侵蝕一國稅收的基礎。我國近年來發生的巨額資金外逃，尤其是「過渡性」資本外逃，逃出去的資本以「外資」身份返回享受稅收優惠，一方面使國家應徵收的稅收流失，減少了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又製造了一批假外資企業，形成了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3）導致財富流失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的資本外逃有相當一部分是單向流向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2001年1月新華社的一則報道指出：「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嫌疑人攜公款在逃。其中，有的已潛逃出境……」。外逃的貪官大多將非法所得的巨款在境外大肆揮霍，造成國內財富的大量流失。
2.資本外逃對我國開放經濟的影響
（1）影響國際信用等級
資本外逃會加劇我國對外資的依賴，而外資、外債的大量增加無疑對我國的國際清償力提出了挑戰。盡管我國擁有較多的外匯儲備，但資本外逃若持續地、大規模地發生，必然影響到債務清償率，導致國際社會對我國信用評價降低。同時，資本外逃也從側面反映了國內外投資者對我國經濟和社會前景信心不足，阻礙了我國政府申請追加國外貸款，影響在國際上等資。在資本外逃嚴重的時期，兩大國際風險評估機構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和標准普爾公司，對我國的信用評級分別是BBB[+]和BBB.因此，規模龐大的資本外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
（2）影響國際收支平衡
一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平衡來實現。隨著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擴大，資本項目比重會不斷上升，而經常項目比重會下降。從短期看，大規模的特別是突發性的資本外逃將使我國資本項目惡化，外匯儲備下降，這將進一步加劇國際收支失衡並引發更大規模的資本外逃。資本外逃也將對我國的經常項目產生不利影響。從貿易收支看，資本外逃使本幣匯率貶值，根據「J曲線」效應，我國貿易收支先有逆差，後有順差；從非貿易收支來看，可能出現持續逆差。長期的持續大量的資金外逃最終將破壞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惡化我國的對外經濟環境。
（3）影響人民幣匯率穩定
就外匯市場而言，資本外逃一方面減少了外匯供給，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對外匯的需求。在浮動匯率制下，本幣匯率會迅速下跌。而實行固定匯率或管理浮動匯率的國家，央行將動用外匯儲備維持一定的匯率水平，故會迅速減少國家外匯儲備。因此，資本外逃是沖擊我國外匯市場、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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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本外逃對我國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的影響
（1）加劇國有資產流失
我國國有企業存在的「所有者缺位」現象，使國有企業經營者獲得相當大的支配國有資產的權利。在缺少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行政權力經濟化。國有企業的資本外逃，是國有資產在缺乏有效監管下不斷流失的一種重要形式。
（2）助長各類洗錢犯罪
資本外逃特別是跨國洗錢如果能夠得逞，各類違法犯罪分子的經濟實力得以增加，其進一步犯罪的慾望將受到刺激，其進一步犯罪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這樣將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在此背景下，走私、毒品交易、黑社會等各類犯罪分子的氣焰將更為囂張，洗錢犯罪進一步擴大，這將嚴重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社會穩定。
（3）損害執政基礎
由於我國外逃的資金有不少是某些權力階層及與其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人的非法所得，而外逃正是為了逃避打擊。因此，一旦資本外逃行為得逞，其腐敗行為將難以查證，使之逃脫處罰，這將在社會上造成惡劣的影響，使黨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損害，長此下去必將從根本上損害執政黨的執政基礎。
三、標本兼治，有效遏制我國的資本外逃
1.從源頭上遏制資本外逃
（1）保持穩定的政治經濟形勢，以有利的投資環境留住國內外資本
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既是我國經濟穩步發展的前提，也是我國吸引外資的首要條件，同時還是我國從源頭上防止資金外逃的第一要務。國家相關部門要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保持貨幣流通與幣值的穩定，要為國內外資本創造安全可靠的投資環境。國家既要加大對能源、交通、通訊、市政公用設施的投資力度，同時各級政府也要積極完善非物質形態領域的條件，如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健全法制，簡化手段，減少干預等。
（2）統一內外資的不同待遇，消除內外資之間的「級差地租」與「政策落差」
我國外逃資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屬「過渡性」資本外逃，其主要目的是通過資本外逃實現資本身份的轉換，即由內資變成為外資，從而可以享受我國政府提供的稅收等多方面的政策優勢。這種「政策落差」及「級差地租」的存在，無疑助長了我國的資本外逃。國際經驗表明，稅收優惠對注重全球利益和執行長期投資戰略的跨國公司來說並沒有特殊的吸引力。如美國對外資並沒有稅收優惠等「超國民待遇」，但其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我國應取消外資在企業所得稅、關稅、工商稅、外匯管理、產業政策乃至市場准入方面享有的「超國民待遇」，代之以有吸引力的市場、高效健全的管理機制以及優越的投資環境，使內外資在平等的待遇下公平競爭。這樣基本上可消除「迂迴投資」現象。
（3）保護私人產權，實現不同所有制經濟形式之間的平等待遇
首先，要大力宣傳《憲法》對私人財產保護的有關規定，使私人合法財產與公有財產一樣受到法律保護。其次，在實踐中要提高對私人產權的保障力度，強調保護私有財產的連續性與一貫性，打消少數富人「怕露富」、到國外尋求「避風港」的疑慮心理。第三，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實現平等待遇，保障私營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平等競爭，在市場機制的引導下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4）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從機制上解決化公為私的國有資產轉移問題
國資委的成立，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及國有資產管理奠定了堅實基礎。國資委應從以下方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消除國有企業的資本外逃。其一，切實履行出資人職責，當好國有企業的「東家」，徹底消除「所有者缺位」現象；其二，設立獨立董事，充實董事會，加強董事會對總經理的內部約束；其三，通過嚴格的法律法規和公正的審計、會計等社會中介機構，提高國有企業經營的合法性與透明度，加強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外部約束；其四，推進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實現產權形式多樣化，引進社會個人股東，調動不同所有者對國有控股企業經營者監督的積極性；其五，培養國有企業經理市場，便於國有企業經理層的優勝劣汰。
2.從路徑上堵塞資本外逃
（1）建立反洗錢聯合金融監管網路，堵塞跨國洗錢通道
反洗錢的監管組織網路，應涵蓋金融、司法、海關等多個部門。在我國目前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下，為了提高反洗錢工作的效率，建議建立一個混業模式下的反洗錢金融監管機構，即由銀監會、保監會和證券會共同組成「反洗錢金融監管小組」。同時，打擊洗錢犯罪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界的協調與配合，因此，我國應該完善包括金融系統、司法機構、稅務部門、海關、財政部在內的聯合金融監管網。也就是說，在反洗錢金融監管小組的基礎上，為了加強與國內相關機構的合作，建議在聯席會議制下建立常設機構-聯席會議小組；針對洗錢活動的國際化特點，建立「反洗錢外聯組」，加強與國際反洗錢組織的合作。
依據國際經驗，我國還應建立反洗錢的金融情報小組，其觸角應遍及我國商業銀行等主要金融機構，其主要任務是負責搜集資料和信息，向反洗錢金融監管小組報告大額現金交易和可疑金融交易，對有犯罪嫌疑的，應及時向公檢法等機關報告。
（2）國家外匯管理部門肩負起治理資金外逃的重擔
當前，我國應盡快採取措施消除多頭管理的現狀，明確國家外匯管理局作為全國管理外匯資金的責任部門。作為一種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的貨幣，人民幣在發生國際間交易行為，且必須是屬於經常項目下真實的交易行為時，才能由當事人持真實的交易憑證購匯支付。大量的資金外逃，恰恰是利用假進口的形式進行的。外匯管理部門應對進口付匯的報關單位嚴格查驗其真實性，對金額超過一定限額（如20萬美元或10萬美元）的報關單位作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核驗，對弄虛作假的單位及通過單位外逃資金的腐敗分子通知相關部門嚴肅查處。
外匯管理部門對以個人名義對外支付教育費、差旅費等非貿易項目下的資金外逃，應通過嚴格控制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轉移收支加以制止。特別要注意監管具有一定行政級別（如正處級）的領導幹部以及大中型國有企業負責人的對外支付行為，審查其轉移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並建立完善的對外支付記錄。如果當事人不能證明其資金來源正當、合法，則暫緩辦理，從而為有關部門查清事實提供條件。要嚴格執行現行外匯管理規定，對境內居民從現鈔賬戶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萬美元以上的外幣現鈔，銀行須審核其真實的身份證明，並按筆數和金額逐筆登記，定期向外匯局備案；從現匯賬戶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萬美元以上、5萬美元以下的外幣現鈔，銀行必須審核有關證明材料，進行登記備案；一次性提取等值5萬美元以上的外幣現鈔，要由外匯管理局審核其真實性。如果從境外匯入的外匯收入不進入個人賬戶而直接提取外幣現鈔，也要按照相應的外匯管理規定予以監督。商業銀行發現居民個人提鈔中的異常情況要及時向外匯局報告。相對來說，外匯管理部門對以外商投資的紅利分配名義流出的資金，雖然難以有效控制，但進行動態的跟蹤還是能夠做到的。國家已經制定了《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辦法》。如果該辦法能夠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等部門得到貫徹實施，則相當一部分外逃資金將暴露於「陽光」之下，外逃的企圖難以得逞。
（3）公、檢、法、海關等部門要加強協調配合，堵塞漏洞
作為執法部門，公、檢、法應提高對資金外逃嚴重危害的認識以及敏銳度，提高反洗錢、反資金外逃能力和業務素質。應從頻繁的國際資金流動中發現蛛絲馬跡，特別要注重少數子女或其它直系親屬在境外就讀、就業或辦公司的領導幹部，要嚴格審查其匯出境外的資金來源並採取有力措施，加大打擊非法資金外逃的力度，發現一起，處理一起，堅持將非法資金堵在境內，將損失減到最低限度。同時，對我國東南沿海等地大量的地下錢庄，公、檢、法部門要加大打擊力度，對首要分子應從快從嚴懲處，從而切斷我國資金外逃的黑色通道。
海關應擔負起制止少數腐敗分子攜帶非法收入出境的重要職責。據了解，我國不少地方的海關對旅客攜帶資金出境的查驗並不嚴格，少數腐敗分子通過銀行匯票帶出巨額非法收入事件時有發生。為此，海關應將減少資金外逃列入其工作重點，要添置必要設備，調整人員配備，增強一線的查檢力量，既抓好單據查驗，又做好出境旅客行李檢查；要嚴格執行現行規定，境內居民個人攜帶等值2000美元以上出境的，需要向銀行申領外匯攜帶證，海關憑攜帶證查驗放行；一般不允許攜帶10000美元以上的外幣現鈔出境，如確需，須經外匯局審核，海關憑攜帶證查驗放行。
（4）積極開展反跨國洗錢、反資金外逃的國際合作
全球性的規模浩大且越來越深入的反「洗錢」行動，無疑為我國反跨國洗錢、反資金外逃工作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加強在該領域的國際合作，其一是在政府層面，我國政府要拿出勇氣與決心，制定相關政策，重拳出擊；其二是在立法與司法層面，按國際公約修改國內有關法律、法規，並嚴格執法；其三是在金融特別是在銀行層面，由於犯罪分子與犯罪集團大多通過銀行來洗錢及外逃資金，所以銀行界的任務較為艱巨。2000年底，世界上11家知名的大銀行，在瑞士蘇黎世向世人宣布了醞釀已久的《沃爾斯堡准則》，以「建立對贓錢存入銀行實行嚴打的一項全球標准」（註：藍君：《洗錢毒瘤觸目驚心》，《中國經營報》，2001.6.12.）。這是全球銀行業反洗錢的第一個行業准則。我國銀行業尚未加入這樣的國際公約。至今。我國公安部、中國人民銀行已是「歐亞會議反洗錢項目指導小組」成員，但我國尚未加入全球性反洗錢組織-「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鑒於反跨國洗錢、反資金外逃任務的復雜性與艱巨性，早日參加國際協作，對我國銀行業的聲譽及長遠利益是十分有利的。當然，光有約定還不夠，關鍵是各家銀行「管好自己的孩子（分支機構）」，不貪一時之利，主動抵抗暴利誘惑是最重要的。只有做到這一點，銀行才不會成為助長跨國洗錢及資金外逃的「幫凶」，從而遏制資金外逃犯罪活動的升溫之勢。
Ⅲ 資本外逃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
資產外逃（Capital flight）是資產流出中「非常的」那一部分，其中既包括規模未被政府准確掌握著的資產流出部分，如出口低報和走私等；也包括渠道未被政府准確掌握著的資產流出部分，如資產項下的資產混入經常項下流了出去等。
產生原因
一般來講資產外逃多由於經濟原因造成,但中國資產外逃主要是大量貪官通過挪用,詐騙等手段攜款外逃.資產外逃可能對投資者產生不利影響.資產外逃一般會伴隨著匯率的劇烈變化(貶值).
一部分業主對私有財產權的保障心存疑慮；腐敗分子、走私集團轉移資金等。經濟體制不健全，管理強度弱。 一國的政局不穩，實施外匯管制或政策法令的限制投資應用:恰如資產市場是經濟晴雨表的說法，當發生資產外逃事件時，通常也是經濟將遭遇衰退的前兆。一次大規模資產外逃事件是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境內外資金逃離亞洲各國後，該地區用了2-3年時間才從衰退中擺脫出來。中國由於還實施嚴格的資產項下外匯管制，出現大規模資產外逃的可能性不大。
危害：
1.資本外逃對我國國內經濟的影響
（1）影響資本形成
經濟學家羅斯托在其著名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中斷言，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是凈投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遞增到10％以上，而凈投資的增長必須以社會資本的積累為條件。在著名的「哈羅德—多馬模型」G=S/K的公式中，當產出率一定時，資本積累率S就成為決定一國經濟增長率G的唯一因素。因此，資本外逃會削弱一國經濟發展的後勁。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從總體上看尚處於投資推動階段，大量資本外逃無疑將減緩經濟發展速度。
（2）削弱政府稅基
規模較大的資本外逃必然侵蝕一國稅收的基礎。我國近年來發生的巨額資金外逃，尤其是「過渡性」資本外逃，逃出去的資本以「外資」身份返回享受稅收優惠，一方面使國家應徵收的稅收流失，減少了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又製造了一批假外資企業，形成了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3）導致財富流失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的資本外逃有相當一部分是單向流向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2001年1月新華社的一則報道指出：「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嫌疑人攜公款在逃。其中，有的已潛逃出境……」。外逃的貪官大多將非法所得的巨款在境外大肆揮霍，造成國內財富的大量流失。
2.資本外逃對我國開放經濟的影響
（1）影響國際信用等級
資本外逃會加劇我國對外資的依賴，而外資、外債的大量增加無疑對我國的國際清償力提出了挑戰。盡管我國擁有較多的外匯儲備，但資本外逃若持續地、大規模地發生，必然影響到債務清償率，導致國際社會對我國信用評價降低。同時，資本外逃也從側面反映了國內外投資者對我國經濟和社會前景信心不足，阻礙了我國政府申請追加國外貸款，影響在國際上等資。在資本外逃嚴重的時期，兩大國際風險評估機構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和標准普爾公司，對我國的信用評級分別是BBB[+]和BBB.因此，規模龐大的資本外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
（2）影響國際收支平衡
一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平衡來實現。隨著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擴大，資本項目比重會不斷上升，而經常項目比重會下降。從短期看，大規模的特別是突發性的資本外逃將使我國資本項目惡化，外匯儲備下降，這將進一步加劇國際收支失衡並引發更大規模的資本外逃。資本外逃也將對我國的經常項目產生不利影響。從貿易收支看，資本外逃使本幣匯率貶值，根據「J曲線」效應，我國貿易收支先有逆差，後有順差；從非貿易收支來看，可能出現持續逆差。長期的持續大量的資金外逃最終將破壞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惡化我國的對外經濟環境。
（3）影響人民幣匯率穩定
就外匯市場而言，資本外逃一方面減少了外匯供給，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對外匯的需求。在浮動匯率制下，本幣匯率會迅速下跌。而實行固定匯率或管理浮動匯率的國家，央行將動用外匯儲備維持一定的匯率水平，故會迅速減少國家外匯儲備。因此，資本外逃是沖擊我國外匯市場、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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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本外逃對我國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的影響
（1）加劇國有資產流失
我國國有企業存在的「所有者缺位」現象，使國有企業經營者獲得相當大的支配國有資產的權利。在缺少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行政權力經濟化。國有企業的資本外逃，是國有資產在缺乏有效監管下不斷流失的一種重要形式。
（2）助長各類洗錢犯罪
資本外逃特別是跨國洗錢如果能夠得逞，各類違法犯罪分子的經濟實力得以增加，其進一步犯罪的慾望將受到刺激，其進一步犯罪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這樣將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在此背景下，走私、毒品交易、黑社會等各類犯罪分子的氣焰將更為囂張，洗錢犯罪進一步擴大，這將嚴重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社會穩定。
（3）損害執政基礎
由於我國外逃的資金有不少是某些權力階層及與其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人的非法所得，而外逃正是為了逃避打擊。因此，一旦資本外逃行為得逞，其腐敗行為將難以查證，使之逃脫處罰，這將在社會上造成惡劣的影響，使黨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損害，長此下去必將從根本上損害執政黨的執政基礎。
Ⅳ 資本項目開放的利弊分析
摘要：近年來國外學者對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相關性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實證結論差異的原因在於度量指標和樣本上存在區別。多數實證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項目的收益少於發達國家。本文認為其原因在於資本項目
開放後，在增加投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增加政策約束性方面，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收益小於發達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項目必須具備一定的宏觀經濟和微觀金融條件。
關鍵詞：資本項目開放，經濟增長，金融深化
在理論分析框架下，開放資本項目將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增加風險分散和促進金融發展等來促進經濟增長。在1997年香港年會上，時任IMF總裁Fischer也提出「推行資本項目自由化將成為IMF的核心工作」。但在實證研究中，盡管有實證研究認為開放資本項目能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但也存在相反結論的實證研究，Bhazwati(1998)甚至認為「資本項目開放的好處體現在理論上而不是在實際中」。本文旨在梳理近10年來國外學者關於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分析實證研究差異的原因所在，以期得出新的啟示。
一、資本項目開放度的度量指標
度量資本項目開放度的指標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定量度量資本項目開放(或管制)的實際效果，常用的指標有：國民儲蓄率與投資率的比較、利率差、實際資本流入等。這些指標在實證檢驗中並不常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難以獲得數據、或者存在利率管制、或資本實際流入受國際環境的影響等。另一類指標是根據IMF公布的《匯率安排和外匯管制年度報告(AREAER)》定性度量資本項目開放度，以往的研究多採用對資本管制項目採取「0／1」變數的形式來度量資本項目開放度(如Grilli，Milesi Ferreti，1995)，該方法的缺陷在於難以反映出一國對資本項目的實際控製程度。基於此，一些學者提出新的度量指標，目前這些指標已經成為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的主流指標。定性度量指標主要有：
(1)Quinn指數。Quinn指數由Ouinn(1997)提出，Quinn將資本項目開放的判分范圍定為0—4分，其中流入資本和流出資本的兌換各2分。其判定標準是：「0」表示完全限制資本項目兌換，「0.5」表示資本項目兌換需要批准，「1」表示資本項目兌換需獲得許可、但課以重稅，「1.5」表示資本項目兌換以市場機制完成、課以較輕的稅賦，「2」表示資本項目完全自由兌換。根據該判分原則，可以得出一國資本項目開放度，而「△Quinn」度量了開放度的變化。與「0/1」變數度量方法相比，Quinn指數更准確地度量了資本項目開放的強度。
(2)SHARE。根據IMF公布的《匯率安排和外匯管制年度報告》，一國資本項目開放的SHARE為開放資本項目的年度數占整個觀察期的份額。表1是Klein & Olivei(1999)(下稱K-O)根據AREAER公布的資料對一些國家1986-1995年資本項目開放度的度量結果。與Quinn指數相比較，SHARE指標反映的是一國完全開放資本項目的時間份額。以芬蘭為例，芬蘭於1992年開放資本項目，因此，在1986-1995年間的SHARE值為5／10=0.5。
表1 部分國家的資本項目開放度(1986-1995年)
SHARE值
資本項目開放時間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0.1
1995
挪威
哥斯大黎加、尼爾利亞
0.2
1994-1995
西班牙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島
0.3
1993-1995
葡萄牙、瑞典
宏都拉斯、秘魯
0.4
1992-1995
愛爾蘭
0.5
1991-1995
芬蘭、奧地利
0.6
1990-1995
法國、義大利
1988-92,1995
厄瓜多
0.7
1989-1995
瓜地馬拉
1986-1992
烏拉圭
0.8
1988-1995
丹麥
0.9
1987-1995
日本
1.0
1986-1995
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日本、紐西蘭、英國、美國
玻利維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馬爾地夫、巴拿馬
資料來源：Klein & Olivei(1999)。
最近，Edison & Warnock(2003)(下稱E-W)提出一種從證券投資方面度量資本自由化程度的新方法。國際金融公司(1FC)公布的兩個證券市場數據：(1)Global指數(IFCG)，代表一國資本市場可交易的證券總額；(2)Investable指數(1FCl)，代表外國投資者可以參與投資證券額。E-W用，IFCI與IFCG的比值來反映外國投資者對一國證券市場的可參與程度，E-W發現用證券市場開放度度量的資本市場開放度與SHARE、Quinn具有較高的相關性。
二、開放資本項目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實證研究回顧
表2是近年來國外學者對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所做的實證研究。在支持「開放資本項目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Quinn(1997)首次證明Quinn指數與人均GDP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Quinn的研究樣本中包含了58個國家，其中16個拉美國家、6個東南亞國家、20個OECD國家和16個其他國家，上述國家在1958年Quinn指數平均值為2.3。Quinn的實證研究表明上述國家1960-1989年的經濟增長與△Quinn1958-1988呈顯著正相關關系。
K-O則用間接方式得出該結論。K-O首先證實資本項目開放促進金融深化，用「SHARE」作為資本項目開放度的度量，用流動性負債／GDP(LLY)、非金融私人部門債權／GDP(PRIVY)、商業銀行國內資產與銀行體系總國內資產(含中央銀行)(BANK)比來度量金融深化。用93個國家1986-1995年的數據，K-O的實證研究發現資本項目開放與ALLY、APRIVY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並證實上述金融深化指標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盡管K-O間接得出了資本項目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但在子樣本的實證中，K-O發現資本項目開放顯著促進了20個OECD國家的金融深化，而在18個南美國家子樣本中，作用則不明顯。
Bekaert，Harvey，Lundblad(下稱B-H-L)(2001)用證券市場開放度證實資本項目開放能促進經濟增長。因為證券市場開放是資本項目開放的重要內容，證券市場開放不僅能降低股權融資的成本，而且因外國投資者的進入，可以完善公司監管、增加投資和投資效率。B-H-L證實95個國家1980-1997年的經濟增長與證券市場開放呈正相關關系o，即使引入宏觀經濟改革、金融改革、法律環境和銀行危機等因素後，該正相關關系也具有顯著性。B-H-L使用子樣本分析時也得出與K-O相類似的結論，即發達國家通過資本項目開放獲得的收益高於發展中國家，有意思的是，Edwards(2001)用21個發達國家和44個新興市場國家1971-1997年數據所做的實證研究也得出了該結論。
在「開放資本項目對經濟增長無顯著影響」的實證研究方面，Grilli，Milesi-Ferreti(下稱G-M)(1995)首次提出「開放資本項目對經濟增長無顯著影響」。G-M的實證以61個國家 1966~1989年間每5年的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資本項目開放的度量指標「SHARE」、經常項目管制、多重匯率體制、期初收入、政治變數和入學率等為自變數，實證結果表明SHARE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Rodrik(1998)以近100個國家(含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1975~1989年的數據為樣本，用「SHARE"為資本項目開放度的度量指標，在控制其他變數的前提下，如期初的人均收入、中學入學率、政府信譽、地區變數後，也認為資本項目開放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正相關關系。
Kraay(1998)分別用Share、0uinn指數和實際資本流入來度量64-117個國家資本項目開放度，然後用人均GDP增長率、人均GNP增長率和人均GDP水平對資本項目開放度、人口增長率、中學入學率等變數進行回歸分析，實證結果表明盡管資本項目開放度的估計系數為正，但不具有顯著性。即使使用「事件分析法」分析，資本項目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不具有顯著性。
此外，Klein(2003)的實證研究認為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呈現「倒U」型，即在一定的收入水平(或人均GDP)內，資本項目開放能促進經濟增長，而不發達國家和富國開放資本項目未必能促進經濟增長。對於不發達國家，因為缺乏必要的國內金融體系，開放資本項目未必能促進本國投資的增加，而對於富裕國家，本國的金融體系則能順利地將本國居民的儲蓄轉化成投資。
三、開放資本項目對經濟增長影響力差異原因分析
為什麼對同一問題的實證研究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其原因主要有：(1)用於度量資本項目開放度的指標不同，如使用SHARE、Quinn指數或其它度量指標，而這些指標間的相關程度並不高，如Kraay(1998)對117個國家1985— 1997年的三個資本項目開放度量指標SHARE、 Quinn指數、實際資本流入和流出與GDP比值之間的相關系數在0.31-0.7之間；(2)樣本不同，如Quinn(1997)與Rodrik(1998)的實證相比，前者樣本中不僅包含的發展中國家較少，而且其樣本區間並不包括20世紀80年代這一「丟失的年代」。而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項目收益少於發達國家這一結論已被許多研究證實，如 K-O、Edwards(2001)、E-K的實證研究。我們感興趣的是資本項目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何因國而異?一般認為，開放資本項目通過三種途徑促進經濟增長： (1)增加風險分散的機會，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2)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3)增加國內的政策約束(Kraay,1998)。我們依次分析這三種途徑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
表3 1975-1997年的國際資本流動情況
1975-1982
1983-1989
1990-1997
外債
總流入
外債
總流入
外債
總流入
發達國家
3.328
3.352
3.926
4.756
4。151
5.461
新興市場國家
1.116
2.573
1.019
1,470
0。189
0.897
非洲國家
2.725
2.976
1.990
1.843
0，029
0.330
亞洲國家
1.707
2.601
1.020
1.616
1，182
2.947
非發達的歐洲國家
2.260
2.023
0.338
0.520
0.719
1.855
中東國家
2.341
3.129
1.402
1.990
0.525
-0.229
拉美、加勒比海
-2.380
1.930
-0.531
0.929
-0.458
0.562
註：資料來源：Edwards(2001)。表中「外債」指債務資本流入與GDP之比，「總資本流入」
首先，開放資本項目與資本流入並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系。表3是1975-1997年間的國際資本流動情況。在1975~1997年，發達國家、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都具有較高的資本項目開放度，但是，無論是外債還是總資本流入，發達國家都高於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而持續保持較多的資本管制的亞洲國家反而對國際資本有較強的吸引力。
其次，開放資本項目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差異。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存在較多的金融抑制、較弱的金融體系和監管體系。就理論上而言，資本項目開放能減輕國內金融抑制，促進金融體系和金融監管的完善，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然而，資本項目開放後引入的國際資本更多地表現出「候鳥特徵」，以20世紀 90年代發生的兩次金融危機為例，1993年流入墨西哥的國際資本達到230億美元，而在1995年流出額達到140億美元，逆轉額達到370億美元。同樣的資本逆轉在東亞五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韓國)也重演，1996年東亞五國的資金流入為400億美元，1997年凈流出為300億美元，逆轉額為700億美元。這種類似「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的資金流動更多是帶來經濟波動而不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Stiglitz,2000)。
第三，政策的約束性。據Johnson& Tamirisa(1998)的實證分析，實施資本項目管制的兩個重要目的是為債務融資和獲得政策的自主性。在資本管制下，一國政府通過通貨膨脹稅為本國財政赤字融資，還可以避免本國貨幣貶值和升值壓力。當資本項目開放後，由於居民可以持有外國資產以及「貨幣替代」的潛在威脅。貨幣當局在實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將面對更多的約束條件。度量政策約束性的常用度量指標是通貨膨脹率，然而Kraay(1998)的實證檢驗並未證實資本項目開放能顯著降低通貨膨脹率，其根本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家中央銀行尚缺乏獨立性，而發展中國家的「弱財政」也迫使政府當局繼續依賴通貨膨脹稅。。
四、結語
Eichengreen & Leblang(2002)在回顧了百年的資本管制史後認為：資本管制本身雖不能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在金融危機發生時，資本管制卻能抑制危機對經濟的破壞作用。因此，只有當國內金融體系穩健、國際金融環境也不易發生代價昂貴、極具破壞性的金融危機時，開放資本項目的收益才可能大於成本。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開放資本項目，吸引更多的外部資金流入、增加本國投資和促進經濟增長。然而，開放資本項目猶如「將賽車的發動機裝入舊車」，如果不檢查汽車的其它部件和培訓車手的情況下就發動，其效果甚至不如未裝前的舊車，因為駕駛舊車雖然慢但安全可靠，而換發動機後可能高速行駛，但更可能發生事故(Stizlitz，2000)。因此，只有在經濟水平和金融體系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後，開放資本項目才能促進金融深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增加政策的約束性，並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Ⅳ 資本外流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中國的企業風險管理能力，關繫到中國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穩健性程度，提高風險管理能力等。在經濟上，今天金融貨幣化，經濟金融的穩定和健康的工作分不開的。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我們的金融體系改革是一系列的大考驗，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極大地影響了該國的經濟穩定，我們保障稅進一步的影響，所以其實人民幣匯率改革和稅收安全在中國有著內在的聯系。首先，人民幣匯率和稅收保障制度改革（一）人民幣匯率改革和人民幣金融風險1.狀態和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改革趨勢的匯率在逐漸市場為移動化的方向發展。從1994年到2005年，人民幣匯率的統一，我們的政策一直是市場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際上是盯住美元被動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中國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變為以市場為導向參考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一籃子單一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市場對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經過改革的方向最終是要完全市場化，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改革2.總的方向是把面向市場的方向，隨著市場的不斷推進過程中，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將繼續出現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如作為我們現在商業銀行改革，從以前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帶來大量的行李和經營管理的問題，人民幣匯率改革，風險管理是銀行系統測試的能力，銀行風險管理的健全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成敗決定著國家的經濟穩定。可以說，在過去的金融史上對外封閉，金融風險在我們的金融體系和我們的經濟是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積累，就像是慢慢擰開排氣閥的風險是，更快的市場化進程，本次發布我們的金融體系，人們的態度和思維測試也越大，更大的考驗。（二）與我國的稅收安全性1.金融風險和經濟實體的金融風險相關的客觀存在，我們無法選擇的金融風險存在的金融風險，我們只能選擇來管理風險。系統性風險是不可避免的，管理的，通過其他方式組合的非系統風險分散。最合理的經濟體是風險中性或風險厭惡情緒在市場經濟中，他們會選擇各種方式來管理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如企業，個人，政府，外國投資者，投機者等，他們選擇的風險回應會影響我們的經濟。2.真正的風險給經濟和應對稅收安全隱患，面對金融的不確定性，不同經濟體都會選擇來處理不同的風險管理措施，如匯率更加市場化，進口的情況下，出口企業會選擇遠離交易和其他衍生金融工具來規避匯率風險，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可能會提高風險控制和識別水平，推出更加全面的風險管理理念，而這些管理理念仍處於危險之中，等等，可以肯定的是，風險我們的經濟帶來了的不確定性對中國的稅收安全帶來了的不確定性。第二，人民幣匯率對中國稅收安全的稅制改革的影響分析各級人民幣匯率改革帶來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和這種反應的進一步分析，以得出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首先的各方面的影響基本認識，通過分析方法在各級的影響和後果，我們就可以對症下葯，維護我國的安全稅。（一）支付匯率風險1.征稅當前級別的進出口貿易進出口貿易的強烈匯率變動影響的國際收支，人民幣匯率的改革。在國家釘住匯率制度，大多數進出口貿易美元結算基本上不受影響，進出口企業大幅匯率風險不敏感。而經過我們的匯率基本市場，匯率更加市場因素的表現。在對貿易的匯率波動，這意味著貶值會改善貿易平衡，而貨幣升值將會使企業陷入日益惡化的局勢的影響一般分析。然而，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在匯率波動的過程中，當貨幣貶值時，他並沒有改善貿易平衡的目的，反而使貿易余額預計將轉向相反的一些經濟體，在追求這個事業沖突中產生一個新的匯率傳遞理論（不完全的匯率傳遞）。「對匯率傳遞的程度，許多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系數經驗估計，匯率傳遞發現是不完整的，這是過程，在進口和出口價格按不同比例後，匯率的變化而變化，匯率傳遞系數不等於1。因此，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不確定的。特別是在出口行業，中國在一個大的紡織產品的主題，以及一些初級加工電氣設備，機電項目出口，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象徵性的水平。對我們產品的國外需求在價格上優勢非常缺乏彈性的，該未成年人的當前人民幣升值2％不會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在未來50年的樂觀預測中國經濟存在升值預期的情況下，努力升值將繼續加大，幅度將是緩慢的，在這漫長的升值預期-standing，出口部門將加快資金周轉，企業將創造的利潤。另外，在進口方面，中國的長期業績是內需嚴重不足，利率的變化對中國的儲蓄影響不大，消費品市場一直是一個溫和的通貨緊縮趨勢，產品市場在未來10年將比供需形勢時，進口不會有很大的增長，與營業稅的外貿環節將增加進出口企業增加。匯率的變化並不完全是由於市場本身的變化，也有很多人為因素，如國際游資和熱錢的干擾。中國目前正處於金融改革的關鍵階段，在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成功。由於承受著巨大的歷史包袱中國的金融體系，積累了路到人民幣遠期市場，這是中國的稅收增加安全了很多不確定性的改革上巨大的金融風險，困難。2，外匯匯兌收益和對外經濟，匯兌損益的影響，風險損失也影響進出口企業和外匯交易業務的風險。由於中國目前正在實施的強制性結售匯制度，外匯業務保持為數不多的進口和出口企業的自主權，完成進出口交易，需要經過結算和售匯的兩個階段，兩個階段有一個相互交流和外幣，以及匯率市場的變化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生交換匯兌損益，這是企業必須面對的，以及對我們的稅務風險。近期我們推出遠期交易後，公司可避免通過掉期和其他遠期交易風險的一部分。（二）在國際收支資本賬戶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在資本帳戶中的納稅影響水平的平衡，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逐步實現完全可兌換，資本的自由流動。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因而不能從三角理論推導，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目標的獨立性，而只有實現兩者之一。在我們國家的未來選擇的匯率制度，有利於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的資本項目下必然需要更大的靈活性，是不是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而事實上，許多國家和為了防止國際資本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區域都做了一定的影響。資本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的金融風險1.金融風險的自由流動帶來的金融系統不穩定，增加金融脆弱性。資本的自由流動在提高交易效率，同時也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如國際投機資本惡意炒作和熱錢的沖擊故意。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資本流入一直呈現增長的勢頭。「中國在國際資本結構，保持合理的時期，從那時起，外商投資，外債的溫和增長，而相對較低的投資證券的形式，絕大多數的資本流入。」外國直接投資已投資房地產行業有相當一部分，造成金融風險的積累。再加上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如果故意使用，危及中國的金融體系的穩定和改革的成功，這將危及中國的稅收收入的安全性。稅務2.國際資本流動影響資本將大大加強該國的未來中國的金融效率，很長一段時間的自由流動，它限制資本的自由流動，是適合中國國情和發展需要。隨著市場的不斷加快的不斷完善國際投資資金進入環境，經濟環境的過程中會越來越好，以確保未來的投資價值會比西方國家更好，中國經濟的健康快速增長的形象將吸引國際資本，導致中國國內市場的繁榮，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這導致中國的稅收收入增長。一般情況下，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貨幣危機，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但資本流動的金融風險並不一定演變為貨幣危機或銀行危機，取決於貨幣當局的政策和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對於國際游資和熱錢的進入，我們需要加強監督，參與的限制措施，加強風險預警，維護經濟穩定和保障稅的。（三）人民幣匯率將直接影響到中國的金融市場，通過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等影響中國的稅制改革國內金融市場的水平，人民幣匯率改革我們金融風險。1.人民幣匯率改革和金融市場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風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在當前值得考慮的一個字：弱的銀行體系和資本賬戶開放是「意外的結合等待發生。「人民幣匯率改革後看，資本項目可兌換有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安全舉足輕重的戰略重要性。在我們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統一實行，中國的金融市場基本處於封閉狀態，金融市場主要由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變化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中國金融市場，影響渠道是不是特別光滑。這也是該國的原因抵禦亞洲金融危機於97年。當人民幣完全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資本市場自由化，中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後，中國金融市場將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金融風險將更加廣泛和蔓延傳染性的影響會更大。2.金融中介和市場風險我國稅收安全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例較高。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轉型過程中，由於資本市場發展緩慢，主要是在一個統一的政策指導，以支持投資和經濟發展的成長型企業的需求間接融資銀行的主要利率的融資模式起到了重要的角色。然而，由於體制機制創新作為企業改革的核心內容未能實現突破，在銀行的大量信貸資金的正常管理的政府幹預與各級只是「半金融」在本質上經營和扭曲銀行之間的關系;近年來企業資產重組，債務，債務是嚴重的浪費，增加了銀行的壓力。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出來。我們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由於與經營管理，再加上監管滯後的問題，這些機構運作，存在很多問題，這意味著風險肯定是不能忽視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後，金融中介機構將面臨的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後，金融機構將面臨一個市場化的利率，匯率風險，直接影響金融機構的盈利，隨著的金融機構一起往往會被逐漸混合，中國的金融機構將面臨的投資風險，風險管理，這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金融機構的穩定，影響到我們保障稅。（四）在國內市場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影響中國的稅收從根本意義上水平，匯率反映了一國貨幣的對外價值，價格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本國貨幣的價值，所以在有限度開放的國家，價格仍主要受國內供求關系和內部經濟因素的變化，與一國的開放性，外部因素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對價格的匯率的影響以及會逐漸影響深化。具體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化影響國內價格，魯。M和Z採用張增值經銷商（VAR）上的實證檢驗的國內價格，人民幣匯率的方法（2003年），得到了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將通脹國內價格的結論的影響。另外J.沙伊貝和D藤（2005）上繪制的貿易加權名義有效匯率中國通脹實證研究是影響國內通脹的一個重要因素，名義有效匯率的一個百分點的貶值，將導致國內價格上漲了0.3個百分點。「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國內波動將導致所生產的產品對市場價格的價格，對我們保障稅直接影響到企業結構帶來的變化（五）稅務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後，人民幣匯率我們改革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我們認為，不僅在國內市場的平衡，還要綜合考慮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均衡政策的選擇要考慮內部和外部市場的配合。1，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與人民幣匯率改革「的人民幣匯率改革過程中，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以來，價格，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的收入將逐步收購佔主導地位的經濟生活調節和優勢，有效和完整的這些宏觀調控體系，有助於發揮經濟杠桿。「在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任何微小的改變利率或偶然事件，可能會導致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快，很容易造成對一國的經濟。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更大的影響和沖擊選擇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後，更市場化的選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與對方，確保國際收支的平衡，以確保貿易往往正常，沒有大規模的順差或逆差，資本項目下，國際資本的正常流動，同時確保穩定和諧的國內基本經濟變數，以保證國內消費，投資，儲蓄，宏觀政策選擇更加一體化，市場化。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運作互相保證我們的稅收平衡和協調國際國內市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相互合作。根據蒙代爾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理論，國際收支更加有效的平衡調控，貨幣政策平衡的財政政策，在國內市場的更有效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後的監管，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實施，在國際收支的調節，央行有必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對沖操作中，保持國內經濟變數相對穩定，同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協調，使投資和政府采購調整，維持和調節供需總體平衡，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兩者相得益彰，以確保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確保中國稅收收入的穩定增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中國的稅制改革和稅收方面相應的人民幣匯率改革改革後相應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很難在由模型確定的數額找出難以衡量在市場經濟中發生了什麼，如何衡量很多經濟學的最後一個影響變數的變化嚴格假設的情況不會在實踐中。經過一番討論，稅收改革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還比較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已經知道對中國稅制改革的匯率影響的各個方面，使我們可以對症下葯，找到適當的稅收政策。（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稅收制度下的基本要求，稅收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追求效率，公平性，注重便利性，力求節約。古典經濟學亞當·斯密的稅收創始人四項原則提出了我們很大的洞察到今天仍然適用。設計我們的稅收制度，以盡可能地促進市場經濟的理念，確保效益優先，實現更大的公平，維護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社會和諧穩定，實施四項原則的前提下，稅收是必要的，不僅有利於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以確保我們的安全稅，更增加我們的資金實力，以確保實現我們的和諧社會的目標。（二）稅收制度，以處理金融風險調整後的建立和客觀問題金融體系的發展有關金融風險的基本原則，能正確認識並有效防範和化解，這是保證金融安全關鍵，關繫到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效率。事實上，因為幾乎在整個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所有財務方面，因此資金安全，以控制為基調的風險，該公司今天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標志。對金融風險防範稅收是確保金融市場的效率，減少和金融風險的分散最大程度的前提下進行，並確保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穩定，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確保穩定的宏觀經濟保證平衡和協調國內和國際金融市場。（三）金融風險的金融風險管理稅收制度改革的重大改革的防治是一項系統工程，依賴於系統和完善各方面的改革，完善稅收制度僅僅是各項改革，稅收部分改革固然重要，但還必須滿足其他系統和機構改革，我們的改革是全面和有效的。1.調整房地產稅收政策，加大對房地產市場的投機力度，控制和防止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機是比較容易產生泡沫市場，金融風險的積累，可以說是房地產市場是金融風險預警裝置，因為房地產市場的流動性較大，容易兌現，國際資本和熱錢傾向於選擇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有利於規避金融風險，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改變現有的銷售稅，加強對涉嫌炒作房地產投機行為的房地產流通規范徵收高額稅收，如發射的最後一個銷售稅，以防止房地產投機的改革，我認為改革應得到加強，低稅率，相對於房地產市場的投機高利潤額，營業稅稅率調控不會事倍功半。2.調整資本市場稅收政策，防範金融風險，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在很多方面，比如在促進資產證券化來進行稅收政策的調整，鼓勵資本投資進入市場，防止投機資金炒作等。在推進資產證券化，我們應該印花稅發起機構轉讓信貸資產將實施信貸資產信託的信貸資產證券化給予受託人，由雙方簽訂的信託合同信貸資產證券化，受託人委託的貸款服務管理雙方簽訂信貸資產受託管理合同，不得徵收印花稅時;在營業稅方面，由受託管理銷售稅的信託項目信貸資產受託人的貸款利息收入應全額支付。非金融機構投資者，資產支持信用利差收益證券，不徵收營業稅;所得稅的目的。在這一年信託項目收益的機構投資者作出分配的信任和企業所得稅等方面暫時的一部分。在防止投機資本的炒作，一方面是加強對投機性資本和游資炒作的監控，另一方面在所得稅惡意炒作的術語來講徵收高額稅收來作出特別規定。投機資金炒作方面，因為中國沒有建立良好的監督體系，使稅收調節是難以發揮作用。除了惡意炒作行為很難有效地定義，投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不會出現在很短的時間，稅收調節在這方面存在很大的滯後性。發揮稅收調節作用，改革監管制度是必要的。3.調整稅收政策，加快企業及商業銀行體系，理順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銀行資產在1998年財政部下發270十億人民幣的特別國債，以國有商業銀行資本補充資本充足激活比國際標准，增強抵禦風險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要加快商業銀行改革，按照「商業銀行法」規定，實際執行單獨的管理，資產負債管理，強化約束機制改革措施;銀行信貸資產分類標準的風險，並有效的管理，加大不良資產重組和清理存量也應積極推進體制機制創新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內容，理順銀行之間的關系和企業。在這方面，稅收調節應在推動投資銀行業務的多元化起到一定的作用，引進戰略投資者，推進股份制改造。例如，引入戰略投資者，我們可以徵收股權投資者的所得稅或預提稅較低的回報。在推動多元化金融機構進一步的投資，我們在所得稅，印花稅提供優惠的條款。4.出台相應的稅收政策，提高銀行信貸政策和資本市場政策，支持非國有經濟，優化財政資源配置，商業銀行信貸應該權衡收益與風險的主要標準的效率，擴大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良好的發展前景，建議為銀行的中小企業信貸部「的成立，這將是真正的民營經濟的信貸支持，非國有經濟主體包含在每一行的全年信貸計劃，央行扮演「指導規模貸款」也應明確列明的信貸支持，非國有經濟的看法的指導作用。其次，非國有經濟開放市場的證券融資，特別是對進入基礎產業，高科技，製造業的非國有企業，引導他們允許上市的股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改制，通過資本市場股權融資獲得持續發展的資本。同時，對於符合條件的非國有企業也應該允許一定的程序和發行債券融資的要求，接受審查的市場自律組織和被交易來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在這方面的稅收扶持應是促進金融機構，促進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融資和直接融資，減少了對中國金融風險。金融機構在促進中小企業融資，我們可以給予優惠所得稅的目的，發揮國家政策導向的作用，因為在中國的經濟發展貢獻的過程中，中小企業是不容忽視的，它應該是適當的支持。直接融資，促進中小企業，我們仍然可以保證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發行，一方面債券，以確保該機構的所得稅，而另一方面，利用諸如中小企業融資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升級後和改善經營管理給予稅收優惠。5，繼續推進對外開放過程中，進行了稅制改革，加強財務管理，提高當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走向全球化的方向，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國的開放政策風險防範能力是大勢所趨歷史要求，也是關鍵是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20年對外開放的實踐，引進外資流入已經從原來單純的產業資本改變，我們看到銀行越來越多，保險，基金和金融資本的含量證券開始流入中國，這兩個保持我們持續投資資本的海外業務，並保證其穩定性，或加速中國的金融改革，是必要的。然而，金融資本流入相比，工商資本，具有較大的風險因素。因此，未來繼續吸引高科技產業，而資本流入，這取決於經濟現實，應要求加快金融機構和監管標準的建設，總量控制的原則下，積極穩妥地吸引金融資本流入，重點是外匯制度和行業，企業接入管理學位的嚴格監控。在金融資本流入進行監督，中國對目前國外生產商的金融資本流入享受「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應該看到，這樣的政策有政策依據，也吸引外資流入的趨勢在中國金融市場上競爭有利於中國金融市場的健康快速發展。
Ⅵ 經濟研究中國應加速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嗎
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一、 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指的是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整個世界經濟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不斷收縮（負的經濟增長率）。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 。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由於資本主義的特性，其爆發也是存在一定的規律。
經濟危機是指經濟系統沒有產生足夠的消費價值。也就是生產能力過剩的危機。有的學者把經濟危機分為被動型危機與主動型危機兩種類型。
所謂被動型經濟危機是指該國宏觀經濟管理當局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出現經濟的嚴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貨幣貶值從而引發金融危機進而演化為經濟危機的情況。如果危機的性質屬於這種被動型的，很難認為這種貨幣在危機之後還會回升，危機過程實際上是對該國貨幣價值重新尋求和確認的過程。
主動型危機是指宏觀經濟管理當局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採取的政策行為的結果。危機的產生完全在管理當局的預料之中，危機或經濟衰退可以視作為改革的機會成本。
二、經濟危機是一個挑戰
第一個層面，海外投資。一方面，危機發生後，海外資本市場出現暴跌，對我國較多海外投資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國際金融風暴使得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歷史低位；一些公司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賤賣公司資產或控股權；一些國家大幅降低了外資進入門檻。
第二個層面，進出口貿易。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而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的目標地也主要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因此這次危機對我國進出口將產生重大影響，尤其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將會帶來沖擊，一些出口導向型企業面臨著資金回收困難、訂單減少的風險。我國一般性貿易出口收入、貿易順差、外匯收入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標可能都會發生重要變化。
第三個層面，金融證券保險業。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利率聯動、匯率波動及其對金融機構經營的影響；金融環境的變化對銀行貸款業務可能產生重要影響；
第四個層面，房地產業。這次危機從源頭上看是房地產市場危機。因此，由房地產市場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房地產業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我國幾個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面臨一些海外投資客拋售房產、抽離資金的情況。
第五個層面，旅遊業。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旅遊業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我國居民出國旅遊可能會更加便利，國內旅遊業面臨著旅遊人數分流的潛在壓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影響，海外入境的人數可能會明顯減少，這對涉外旅遊會產生較大影響。
第六個層面，勞動就業。此次危機對我國勞動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放緩，新增就業機會可能相對減少。因此，未來一定時期可能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
第七個層面，經濟增長。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會對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第八個層面，經濟地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恢復經濟的復雜程度、困難程度會比我國大得多。
三、經濟危機是個機遇
海外投資國際股資的縮水，為我國相關企業、機構創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間接投資的潛在機會。國際金融危機延續時間越長，破壞程度越大、經濟恢復越慢，我國海外投資的潛在機會就會越多。 進出口貿易就我國進口而言，一些國家基於生產自救可能會出台一些有利於產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關稅、降低出口價格、放鬆技術封鎖等。我國企業應抓住這一機遇，根據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擴大技術類、資源類、短缺類、價格優勢類商品的進口。
金融證券保險業在國際金融、證券市場沒有穩定之前，我國金融、證券市場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單邊行情。影響我國金融、證券市場未來走勢的主要因素仍是國內的市場環境和運行機制。今後我國仍會堅持金融改革、開放、創新的發展路徑，但市場監管和風險防範會進一步加強。
房地產業基於美國這次房地產市場危機的深刻教訓，我國未來會進一步規范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會控制房地產虛假需求的擴大和價格的暴漲暴跌，以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劇烈波動引發金融業系統性風險。
旅遊業受危機影響較深的國家，基於發展本國經濟、增加就業的需要，可能會出台促進本國旅遊業發展的舉措，以吸引更多境外遊客。
勞動就業金融危機爆發後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失業金融從業人員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少的國家和地區。因此，我國面臨著引進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機遇，國內金融業也可能面臨著更加嚴峻的人才競爭的態勢。
經濟增長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基礎、方式與西方發達國家明顯不同。同時，我國經濟仍是投資推動型經濟，鐵路、公路、機場、港口、電網、城市基礎實施、新農村建設等領域仍有巨大的投資空間。
經濟地位。在未來幾年增速趨緩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總量與發達國家的相對差距將會縮小，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將會上升。
四、我國應該採取的政策
1、匯率政策和外匯管制。中國人民幣升值目前已經成為一種長期的預期，我個人覺得一定要通過各種手段打掉這種預期。可以採取的手段第一肯定是加快升值，人民幣在2008年應該以加快升值速度；第二改革出口政策，引導出口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產品靠攏，增強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第三擴大進口，加快進口我們需要資源、技術等重要物資；第四，我們既然已經被認為是匯率控制國，索性控制一把給他們看，人民幣可以有時升有時跌，讓熱錢找不到北；第四外資進來之後需要匯出利潤等必須到指定銀行換匯，換匯審批和換匯價格要完全掌握在我們手裡，扼住外資出逃喉嚨。 人民幣一旦升值到位，我相信美歐日又會聯合起來以市場經濟地位等等問題相威脅，逼迫中國放棄資本賬戶管制。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和金融體系遠遠沒有到可以承受放開資本賬戶的實力。在沒有準備好之前匆匆放開資本賬戶，帶來的肯定是經濟崩潰和金融危機。
上面提到的第四第五條只是權宜之計，不能依靠這個與游資搏鬥，關鍵是中國經濟自身的內功要練好，至少要練到和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那樣的實力。第一個關鍵是有自己核心競爭力、核心創新能力、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國際型大企業；第二個關鍵是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銀行、保險公司、券商等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提高金融市場效率和公平有效性，實現以投資者利益和存款人利益為先的金融監管；第三個關鍵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一定要退出對經濟的微觀干預領域，加強宏觀管理，加快建立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醫療、養老、工傷、失業保險等），增強老百姓對未來的信心，提高當期消費，是國內經濟真正成為一個以自我消費帶動為主的經濟體；第四個關鍵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步伐，做好廉政建設、民主建設等；第五個關鍵是加快教育體制改革，培養一代代擁有自由、創新、實乾等良好品質的年輕人，保證未來發展後繼有人。我想如果做好這幾項關鍵工作，我們的國家會是一個政治安定、經濟活力充沛、市場高效、企業競爭力強、法律制度比較完備，在這種狀態下放開資本賬戶對我們經濟體和社會的沖擊會非常小。
2、利率政策與通貨膨脹。我想央行的首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所以利率政策的導向要完全反映通貨膨脹的趨勢。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如果再不抓緊時間提高利率，通貨膨脹很快就會失控。因為從加息到通貨膨脹實際受到控制之間有一個明顯的時滯，如果央行不把握好這個節奏，很容易出現通脹失控的問題。
我們知道價格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資源配置的最主要手段。而通貨膨脹恰恰會打亂市場價格反映給經濟體的正常信號，一旦這個信號失真，很多企業和個人的行為會出現明顯的非理性，導致經濟體的混亂，甚至經濟危機，所以控制通貨膨脹是目前首要任務。但是政府目前採取行政手段直接打壓價格，例如不準方便麵漲價，不準汽油漲價，不準電力漲價等，這些政策的效果是短暫的。而且政府很有可能會因為這些暫時的效果而放棄實行根本的措施，這樣為未來埋下了禍根。
因為目前國內是實際利率為負，這樣就打亂了資金的正常價格，所以會出現股市和樓市的非正常上漲。一旦上漲的預期被實際上漲所證實，會引發下一輪上漲，最終到資產泡沫。資產泡沫一旦形成，刺破這個泡沫對經濟體的沖擊會是致命的，搞不好就會出現日本那樣十幾年通貨緊縮的局面。如果我們不主動刺破這個泡沫，泡沫最終會因為資金鏈的斷裂而自己破滅，這樣對經濟的打擊更大。 個人認為央行應該與通脹預期趕時間，加快升息步伐，首先要保證實際利率為正。我想在我們在保證全國一片安定保證十七大順利召開，之後央行的出手會更快更狠吧。
3、股市與房地產。我覺得中央真的要抓緊時間處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了，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股市與房地產市場相比，我更擔心房地產市場，因為涉及面太廣了，一旦泡沫破滅對經濟的打擊是致命的，有可能會直接危及政權。股市泡沫了，最後被套牢的許多人肯定是有錢人，他們的錢沒有了應該還能生活下去。可是，房地產市場套牢的很多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個家庭，甚至是一個家庭加上一對年輕人的一輩子，還要加上我們的國有銀行。老百姓既然交了稅，國家就有義務為老百姓提供住所，滿足老百姓購房置家的夢想。當年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前也是股市樓市一飛沖天，特別是樓市，據說，按照市場價值計算，當年東京皇宮周圍4平方公里范圍內的房地產價值就相當於美國加州房地產價值的總和。
所以現在應該考慮採取以下措施對房地產市場降溫，必須打擊投機，在適當的時候開征物業稅和房地產轉讓資本增值稅。我想我們國家是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緊張，首先要保證老百姓有房子可住，所以對富人的高檔住宅必須進行限制。我想具體步驟應該是這樣的。首先，首先按照房子的面積和密度把商業房地產分成普通住宅和高檔住宅，鼓勵老百姓購買普通住宅，適當抑制高檔住宅。一個老百姓家庭購買第一套普通住宅免徵物業稅，購買第二套住宅徵收相對較低的物業稅，例如每年按照房地產市值的1%徵收，從第三套住宅開始徵收高額的物業稅，譬如每年按照市值5%徵收，這樣就可以從稅收上保證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對於富人購買高檔房地產，就應該按照每年房地產市值3%以上的稅率徵收物業稅，對於第二套高檔住宅就要按照更高的稅率徵收物業稅，既然富人有錢就讓他多掏一點，這樣的稅收方式對老百姓也更公平的。關於房地產轉讓資本利得稅，應該考慮這樣徵收:普通房地產在購買之日起一年內轉讓的，應該按照轉讓資本利得80%的稅率徵收所得稅，同時繳納營業稅；在購買之日起二年內轉讓的，稅率可以降低到60%；依次按照持有年限的增長降低稅率，但最低不能低於30%，以打擊投機。至於高檔住宅的稅率應該可以適當降低，但是第一年內轉讓的稅率不能低於50%，最低的轉讓稅率不能低於20%。對於外資炒作性地購買房地產，就應該狠狠征稅，千萬不能手軟，否則受害的肯定是我們自己。這樣一種稅率安排大大打擊了投機性房地產炒作，體現了稅收對收入的調節，抑制了房價過快上升，有利於保證普通老百姓購買自住房產。政府可以用收到的土地出讓金和稅收建設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限價房保證窮人有房可住。同時政府應該設立例如美國那樣的房地產金融機構支持老百姓取得較低成本的信貸融資，讓老百姓提前實現有房的夢想。
有朋友可能會擔心這樣一種稅制安排會大大打擊房地產市場，其實我想這種擔心是多餘的，看看我們老百姓對自住房地產的需求就知道房地產市場垮不了，而且在這樣一種制度安排下，非常有利於保證普通百姓的正常住房需求，保證了房地產行業的平穩發展和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減少了由於過度投機而出現泡沫影響經濟長期穩定的概率。
當然從目前房地產的泡沫來看，一下子實行這么嚴厲的政策會對房地產打擊太大，政府可以考慮步步推進，讓市場有一個明確的預期，政府是希望保證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但是會不斷打擊投機，這樣對市場的沖擊會比較小，有利於實現房地產市場的軟著落。其實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國家土地面積小，人口密度大，所以政府根本不允許房地產炒作，對房地產轉讓徵收100%的資本利得稅，所以新加坡的房價非常平穩，普通一套100平米的商品房，價格大概只有20萬到30萬新幣左右，換成人民幣也就是100萬到150萬，這個價格對於高收入的新加坡人來說是非常便宜的。
4、醫療體制改革和社會保障改革，和由此引出的啟動內需。這個問題其實早就應該解決，只不過我們一直在拖著，所謂等一個好的時機。可是什麼時候是好時機呢？我們不能拖到不能再拖的地步，否則就太晚了。這些改革的成本以前我們賴掉了，但是終歸是要還的，遲還不如早還，被逼著還不如主動還。我想這方面應該是十七大報告濃墨重彩的部分吧。另外，十七大報告肯定會對提振內需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吧。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能靠貿易維持，這樣在政治上也很危險。而且我們不能永遠給別人打工，生產東西讓別人享受吧。我們生產這么多東西是應該讓我們的老百姓享受的。提振內需的關鍵在社會保障上，包括住房保障。
5、產業政策。中國是一個大國，我們應該有我們的產業政策。但是產業政策不是保護政策，更不是政府直接管制經濟的借口。產業政策更多的是一種正向引導，是一種激勵。我們如果能夠把產業政策做成一種創新推動力，我們的產業政策就成功了。但是說實話，目前的產業政策是很糟糕的，搞審批、搞評比、送貸款、送政策等等保護性的政策只是讓受保護的企業與未受保護的企業不公平競爭。產業政策的第一條是產業開放，取消不必要的市場准入，市場在對外開放前，至少提前五年對內開放，對民營資本開放；第二條是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第三條是激勵政策，對創新有實質貢獻的企業進行公開獎勵。
6、新能源、新材料。能源和資源問題將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長期挑戰。中國經濟要發展，能源和資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國很多重要資源缺乏，對外依存度過高，容易受制於人，所以我們對新能源、新材料的研究的迫切程度可能不亞於日本。我們要早作打算，早作安排。在國際上，該爭的時候就得爭，該打的時候就得打，該出錢的時候就出錢，沒有什麼可以客氣的。
7、就業政策。我想就業是我們以後歷屆政府面臨的最頭疼的事情。我們不能像現在一樣靠把大學生發配到基層去來解決問題，更何況基層總有一天也會人滿為患。關鍵的出路還在發展經濟，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適當以就業為指標對某些就業大戶實行獎勵。另外鼓勵年輕人創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這些都是主要的出路。我想關於就業也應該是十七大報告的重點。
一直來，國際經濟關系和世界金融格局也影響和制約我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各種貿易糾紛。金融危機也有利於我們加入國際經濟金融新體系中。這將體現在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變革中，產生在對主導世界經濟多邊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八國集團等機構的改革中。抓住百年一遇金融危機中的世界經濟組織結構調整的改革機遇，在國際合作中提出我們的合理訴求，實現我們中國在國際地位的逐步改變。
制定和掌握政策就是尋求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我們需要用科學的方法深入分析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經濟的影響，實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振興股市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建議，要嚴格區分好過度復雜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場保值工具，防止因咽廢食，用虛擬經濟的健康發展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Ⅶ 資本市場對經濟的影響
資本市場對經濟的影響不久前，中信證券（愛股,行情,資訊）與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建立全面戰略合作關系。中信證券向貝爾斯登投入約10億美元，從而獲得後者的可轉換證券，這些證券日後可轉換為相當於這家公司6%左右的股權。與此同時，貝爾斯登也將投資10億美元左右，購得中信證券總計2%的股權。
中國證券業協會有關人士認為，中信證券不需付出現金就可以拿到貝爾斯登6%的股權，而代價僅是付出中信證券2%的股權，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協議。中信證券2%的股權為什麼能換到貝爾斯登6%的股權？
因為，中信證券在這輪牛市中，市值已突破450億美元，停牌前的收盤價為105.93元，一躍成為全球市值排名第四的券商；而貝爾斯登因受次級債市場違約浪潮的沖擊，第三季度業績下滑61%，其股價也在8月份跌至歷史最低點103美元，市值縮水至136億美元左右。毫無疑問，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繁榮，即使貝爾斯登價格再低，中信證券也只能隔海遙望而無緣參股。這其實也告訴我們，惟有繁榮的資本市場，才能讓亟待崛起的中國證券業快速提升競爭力和實力；也只有資本市場繁榮，中國證券業才能在相對封閉的市場中強身健體、做大做強，才能在行業整合中孕生出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一流券商，在證券業開放中實現與全球一流投行競爭與對話的夢想。證券業之於資本市場如此，其他行業之於資本市場也如此。工行因為上市，不僅市值迅速躍升至世界大型上市銀行之首，而且知名度、美譽度也在迅速提升。上市後，工行近一年已啟動了三次海外收購。中國企業正因為資本市場繁榮，其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在不斷攀升。
繁榮的資本市場，必將催生出一個與大國地位相匹配、在全球的影響舉足輕重的資本市場。因為繁榮的資本市場如此重要，因此，當前在市場低迷之際，我們尤需防止因調控失當而造成的投資者信心逆轉。盡管市場由「快牛」變「慢牛」是好事，但拋壓激增和基金贖回潮一旦出現，也會帶來股市非理性下跌。因此，要保證市場的理性繁榮，當前必須防止股市大起大落。
Ⅷ 國際資本流動問題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可以寫進出口問題，例如石油，農產品等，和國際金融炒家對大宗商品的炒作等！
Ⅸ 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狀況對投資的重要影響
我國即將加入，應對加入WTO的挑戰也是今年國民經濟的重要任務之一。加入WTO以後，關稅將進一步下降，各種進口的數量限制和貿易壁壘將被消除，外商可以在我國直接投資生產，內銷其產品，我國將成為一個幾乎是不設防的開放經濟，政府可用來保護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的能力將大受限制，只有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的產業和企業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國內一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和企業需要盡快做出調整，才能面對嚴峻的挑戰。轉變經濟發展戰略，遵循比較優勢原則來調整國民經濟結構乃為當務之急。
在任何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和技術結構的選擇都必須根據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才能在競爭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以人多地少的東亞經濟為例，在經濟發展的早期，一般是勞動力資源豐富而資本稀缺，因此勞動力價格低廉，而資本價格昂貴，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強，資本密集型產業難以具備競爭力。在這種要素稟賦的條件下，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優先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經濟剩餘就會更快、更多地被創造出來，加上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資本的回報率高，經濟剩餘的積累率也就會相應較高，如我國八十年代以來儲蓄率長期高達40%左右，東亞、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一般也在35%左右，因此，積累多、投資多，生產擴張快而有競爭力。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並不意味我國必須放棄目前需求增長非常快的信息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只不過在這些產業上必須選擇合適的區段來發展。以信息產業為例，信息產品有兩個基本組成部分：硬體和軟體。硬體產品的生產可按所需資本的密集度區分為R&D、核心晶元生產、零部件生產、和組裝四個區段。前兩個區段的生產，要求非常密集的資本，除非利用我國巨大的國內市場為誘因，吸引外資到我國來直接投資，否則，我國不具有比較優勢，如果不惜一切代價強行發展，會因為生產成本太高，難以在激烈的競爭中立足。後兩個區段則屬於勞動密集型，如計算機鍵盤、顯示器、外殼甚至許多電子元器件的生產和計算機的組裝等。這些都是我國比較優勢之所在，我國的企業在這方面的投資，因為總的生產成本低廉，可以很快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應該大力發展。軟體產品的開發、生產主要依靠人力資本。所需的人力資本可分為兩種：了解市場需求和產品趨勢的人力資本和編程的人力資本。目前的軟體產品，以美國的英文軟體市場為主，在了解英文軟體市場需求方面我國沒有比較優勢，但在編程的人力資本上，只要受到同樣的教育我國的編程人員和發達國家的編程人員沒有差別，而我國編程人員的工資水平則要低得多，因此，除了中文軟體的開發外，我國在英文軟體的發展上，可以和發達國家的軟體開發商合作，發揮我們的優勢。總的來說，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過程中，我們必須與發達國家有所分工，現階段應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開發、生產為主，不能不顧實際經濟條件和效益去發展不具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的產品開發和生產。
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並不是象一些人想像的那樣會導致我國技術水平、產業結構永遠落後，進而導致經濟發展水平永遠落後和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相反，由於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下經濟剩餘多，資本積累快，而自然資源總量是一定的，勞動力增長受到人口增長的限制，比較緩慢，因而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亦即人均資本的擁有量的增加會比較快，資本由相對稀缺逐漸變得相對豐富，而勞動則由相對豐富逐漸變得相對稀缺。適應這種資源稟賦的變化，產業結構會自動作出調整，逐漸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自工業革命以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是世界上諸多發展中經濟中，唯一趕上/縮小與西歐和北美的發達國家的差距的經濟。他們靠的就是在經濟發展的每一階段中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
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應對WTO的挑戰，我們應該在政策上改變過去那種貪大、圖新、求高的觀念，給與中小企業和大企業在發展的機會上同等的待遇，尤其在金融服務上也應該如此。
在談到WTO對我國金融體系的挑戰中，多數學者把注意力放在我國現有的四大國有銀行的呆帳和壞帳的比例上，降低國有銀行的呆壞帳比例固然重要，但同等重要的是改善我國現有的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結構。金融結構指的是在一個經濟的金融體系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所佔的比例。從資金擁有者和資金使用者的角度來說，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各有利弊，在現實經濟中，最有效的金融結構取決於企業、產業的性質。如果，一個經濟中的企業以資金密集型的企業和產業為主，其融資渠道以從大銀行貸款和發行股票、債券為主。如果一個經濟中的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為主，則有效的融資方式應以中小銀行貸款和企業自有資金為主。
上述金融結構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費用和信息成本決定的。中小企業因為規模小，承擔不起股票、債券的發行費用，更不易取得公開發行上市的資格，因此中小企業一般不依賴直接融資。而從間接融資來說，大銀行天生喜歡為大企業服務，中小企業難以得到大銀行的資金支持，這是因為無論銀行貸款的數額大小，一筆交易的信息費用和其它成本相差無幾，大企業資金需求量大，銀行發放一筆大額貸款所需花費的平均成本比小額貸款低許多。而且，中小企業需要的資金相對較小，分散在各地，大銀行等大金融機構獲取其經營和信用狀況的成本很高，加大了大銀行給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中小銀行則因為資金規模小，無力經營大的項目，並且，中小銀行與中小企業一樣，分散在各地，對當地的中小企業資信和經營情況比較了解，信息費用不高，因而中小銀行也願意為中小企業服務。
在准備迎接WTO的挑戰上，我們應該確立按比較優勢發展的戰略思想，以此為准則來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並按產業結構的特性來改革我國的金融結構，創造合適的政策環境發展中小銀行，以此支持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的發展。並在有條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領域，創造有利於外資獨資和合資經營的環境，這樣我們才能在加入WTO後，最大程度地趨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