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困境及其發展

1. 中國經濟學如何走出困境

中國經濟學？ 請問你是想問中國經濟學理論的提升？
還是中國實體經濟如何走版出困境？權
從理論來說，中國沒有經過長時間的資本主義發展，理論來說都是借鑒國外的~沒有自成學說。 如果是中國的實體經濟，中國經濟的出路，個人覺得還是注重內需好些，尤其是日常的消費，公共設施的建設，降低公共設施的成本（過路費等等），杜絕房地產畸形經濟模式。

2. 關於旅遊業發展困境與對策論文的英文版研究綜述怎麼寫

文獻綜述，還是英文的，可以寫。用人們熟知的事物作比喻來證明論點。（作用：生動形象地回論證了答觀點（主論點或分論點），使文章淺顯易懂，易於理解和接受）此外，在駁論中，往往還採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批駁方法和「歸謬法」。在多數議論文中往往是綜合運用的。

3. 伽利略推翻亞里士多德理論時通過邏輯推理運用什麼法使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陷入困境

反證法
詳情如下
假設重的物體下落地快 輕則慢（即亞是正確的）
那麼把一輕一重兩物體連在內一起容.
又此理論推出的結論：
1.輕的那個會拉著重的 導致整體速度比原先輕的快,比重的慢
2.整體質量更大 整體速度比重的快
顯然是矛盾的 所以此理論錯誤
其實那時候很多物理學家都是用這種理論的方法處理問題~

4. 理性選擇理論的理論困境

1．「目的論」與「同義反復」的陷阱。
「目的論」是指用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社會現象時，所選擇的材料、視角、解釋路徑等都圍繞理性選擇來解釋。理性選擇理論家往往把適合於他們理論的偏好與信念賦予所研究的對象，甚至樂於將表面看來不合理性的社會實踐努力論證為實際上是契合理性選擇範式的。針對解釋實際生活中的「利他」行為，而考慮到理性選擇的「利己」出發點時，阿貝爾曾指出「理性選擇理論家在訴諸這類情感始終非常謹慎，在面對外表上的慮他(利他)時，往往會去尋求隱藏的慮己(利己)」。叭『同義反復」是指人們在判斷一種實現自身利益的個體行動時，由於利益沒有自主的指示，必須依靠行動過程來說明何為利益最大化，即不得不把行動說成是自己說明了自己。導致的一個結果是，理性選擇理論似乎可以對一切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譬如一個人可以眼睜睜看著歹徒搶劫而不為所動，這當然是一種理性選擇；一個人恰巧遇見有人落水而奮不顧身地營救，這也可以是一種理性選擇；不發達國家掠奪性開采自然資源，大力發展本國工業，這是一種理性選擇；發達國家通過立法禁止濫用自然資源，寧願高價從國際市場購買，以保持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這當然是一種理性選擇。表面看來，理性選擇理論能夠解釋的人類行動與社會現象越來越廣泛，實際上暗示著理性選擇理論的活力或生命力在降低，正因為如此，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對理論進行修正補充。
2．方法論的悖論。
「理性選擇理論」走的是韋伯的「理解社會學」路線，本來是不折不扣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但既便在純粹的經濟領域，即使是嚴格按理性選擇理論建立起來的復雜經濟學模型，在解釋多個自變數對某個因變數的影響程度時，事實上總存在一個既有變數無法解釋的「殘差」。這表明，即使是在經濟領域，「不確定性」是無法排除的幽靈，而一些非理性或理性之外的因素也會產生常規的影響。相比之下，社會學比經濟學更關注理性的有限性和個體行動受文化、制度因素的制約性。這意味著，欲對復雜的個體行動作合理性闡釋，除了從個體內部作出說明外，還不得不將個體定位於外部文化、制度的框架之上。這樣實則違反了理性選擇範式所堅持的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則，因為這等於承認了社會結構的地位更高，先在並獨立於個體的意圖。這樣，理性選擇範式照樣擺脫不了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宏觀結構與個體行動的「二元對立」老問題，方法論上的悖論迫使社會學家們一直在努力彌合兩者之間的鴻溝，我們可以在科爾曼的《社會理論的基礎》中看到這種不懈的努力。然而，不容樂觀的是，由於人類社會現象的紛繁復雜，個體行動的靈活多變，使得要打通個體與集體、宏觀與微觀之間關聯的路途還十分遙遠。
3．解釋效力的質疑。
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質疑理性選擇理論的解釋效力：一方面，並非如有人稱贊理性選擇範式在確立基本假設上所採用的「奧卡姆剃刀」的方式，把多餘的問題全部去除，使假設簡單明了，從而保證了整個範式解釋的清晰和系統，避免了通常因為過大的理論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導致的理論的內在矛盾，現在的問題卻是對「理性選擇理論」過多的修修補補，導致前面所提及的「目的論」與「同義反復」的陷阱和方法論的悖論，反而大大降低了理性選擇範式的解釋力度。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分析同一對象卻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面對理性化的搭便車者，奧爾森、阿羅等人都主張，提供公共物品的惟一途徑就是採取(仁慈的)專制。而尼斯卡寧和唐斯則主張，政客和官僚的最大化行為妨礙了公共物品的最優分配。但每一種立場都同樣是從一種利益最大化理性的假設推論出來的。 另一方面，當把產生於「個體主義」西方文化中的「理性選擇理論」，應用到異質於西方文化傳統(譬如對於以「集體主義」為主導東方文化傳統)中的社會現象時，「理性選擇理論」的解釋力度多少令人懷疑。勿庸置疑，幾千年來受儒家文化浸淫下的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取向自有不同於西方的特異之處。中國已有學者通過研究指出「中國人的社會行為的取向始終是和家長權威、道德規范、利益分配、血緣關系等四個因素聯系在一起的」。 或許，對於中國的許多社會現象，採用面子與人情的解釋模式比直接套用「理性選擇理論」來得妥帖、有效。理性選擇範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價值推向普遍主義的危險傾向，忽視甚至無視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早已為人所詬病。正如查默斯·約翰遜對美國政治學界中的理性選擇理論泛濫所做的批評那樣，「在文化概念上理性選擇理論完全是幼稚可笑的；與其說它超越了文化，不如說它僅僅反映了美國文化中的特有的地方偏狹主義(Parochialisms)以及像戴達盧思雜志(Daedalus)所說的『美國的學術文化』

5. 加分跪求：類似「囚徒困境」的精典理論〥

莫非定律吧 很經典很經典的 呵呵

墨菲定律（英文名：Murphy's Law），亦稱莫非定律、莫非定理、或摩菲定理，是西方世界常用的俚語。墨菲定律主要內容是：事情如果有變壞的可能，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小，它總會發生。比如你衣袋裡有兩把鑰匙，一把是你房間的，一把是汽車的，如果你現在想拿出車鑰匙，會發生什麼？是的，你往往是拿出了房間鑰匙。
「墨菲法則」、「派金森定理」和「彼得原理」並稱為二十世紀西方文化中最傑出的三大發現。
墨菲定律並不是一種強調人為錯誤的概率性定律,而是闡述了一種偶然中的必然性，我們再舉個例子：
你兜里裝著一枚金幣，生怕別人知道也生怕丟失，所以你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用手摸兜，去查看金幣是不是還在，於是你的規律性動作引起了小偷的注意，最終被小偷偷走了。即便沒有被小偷偷走，那個總被你摸來摸去的兜最後終於被磨破了，金幣掉了出去丟失了。
這就說明了，越害怕發生的事情就越會發生的原因，為什麼？就因為害怕發生，所以會非常在意，注意力越集中，就越容易犯錯誤。
[編輯本段]溯源
墨菲定律的原話是這樣說的：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ways to do something, and one of those ways can result in a catastrophe, then someone will do it.(如果有兩種選擇，其中一種將導致災難，則必定有人會作出這種選擇。)
根據「墨菲定律」：
一、任何事都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
二、所有的事都會比你預計的時間長；
三、會出錯的事總會出錯；
四，如果你擔心某種情況發生，那麼它就更有可能發生。
知道是誰發現了這個定律嗎？你能相信它不是由哲學家、牧師、文學家或是科學家創造，而是一名工程師的即興發揮嗎？
愛德華·墨菲(Edward A. Murphy)是一名工程師，他曾參加美國空軍於 1949年進行的MX981實驗。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定人類對加速度的承受極限。其中有一個實驗項目是將16個火箭加速度計懸空裝置在受試者上方，當時有兩種方法可以將加速度計固定在支架上，而不可思議的是，竟然有人有條不紊地將16個加速度計全部裝在錯誤的位置。於是墨菲作出了這一著名的論斷，並被那個受試者在幾天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引用。
幾個月後這一「墨菲定律」被廣泛引用在與航天機械相關的領域。經過多年，這一「定律」逐漸進入習語范疇，其內涵被賦予無窮的創意，出現了眾多的變體，其中最著名的一條也被稱為 Finagle's Law(菲納格定律)，具體內容為：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會出錯的，終將會出錯。)。這一定律被認為是對「墨菲定律」最好的模仿和闡述。
[編輯本段]簡介
什麼是墨菲定律？最簡單的表達形式是「有可能出錯的事情，就會出錯（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愛德華·墨菲(Edward A. Murphy)是一名工程師，他曾參加美國空軍於 1949年進行的MX981實驗。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定人類對加速度的承受極限。其中有一個實驗項目是將16個火箭加速度計懸空裝置在受試者上方，當時有兩種方法可以將加速度計固定在支架上，而不可思議的是，竟然有人有條不紊地將16個加速度計全部裝在錯誤的位置。於是墨菲作出了這一著名的論斷，並被那個受試者在幾天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引用。
這句話迅速流傳。經過多年，這一「定律」逐漸進入習語范疇，其內涵被賦予無窮的創意，出現了眾多的變體，「如果壞事有可能發生，不管這種可能性多麼小，它總會發生，並引起最大可能的損失」、「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會出錯的，終將會出錯)」、「笑一笑，明天未必比今天好。」「東西越好，越不中用」、「別試圖教豬唱歌，這樣不但不會有結果，還會惹豬不高興!」
墨菲定律的原句是這樣的：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ways to do something, and one of those ways can result in a catastrophe, then someone will do it.（如果有兩種選擇，其中一種將導致災難，則必定有人會作出這種選擇。）
「墨菲定律」誕生於20世紀中葉，這正是一個經濟飛速發展，科技不斷進步，人類真正成為世界主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處處彌漫著樂觀主義的精神：人類取得了對自然、對疾病以及其他限制的勝利，並將不斷擴大優勢；我們不但飛上了天空，而且飛向太空……我們能夠隨心所欲地改造世界的面貌，這一切似乎昭示著：一切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無論是怎樣的困難和挑戰，我們總能找到一種辦法或模式戰而勝之。
[編輯本段]解讀
墨菲定律告訴我們，容易犯錯誤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弱點，不論科技多發達，事故都會發生。而且我們解決問題的手段越高明，面臨的麻煩就越嚴重。所以，我們在事前應該是盡可能想得周到、全面一些，如果真的發生不幸或者損失，就笑著應對吧，關鍵在於總結所犯的錯誤，而不是企圖掩蓋它。
2003年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即將返回地面時，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中部地區上空解體，機上6名美國宇航員以及首位進入太空的以色列宇航員拉蒙全部遇難。「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失事也印證了墨菲定律。如此復雜的系統是一定要出事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合情合理。一次事故之後，人們總是要積極尋找事故原因，以防止下一次事故，這是人的一般理性都能夠理解的，否則，或者從此放棄航天事業，或者聽任下一次事故再次發生，這都不是一個國家能夠接受的結果。
人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上帝，當你妄自尊大時，「墨菲定律」會叫你知道厲害；相反，如果你承認自己的無知，「墨菲定律」會幫助你做得更嚴密些。
這其實是概率在起作用，人算不如天算，如老話說的「上的山多終遇虎」。還有「禍不單行」。如彩票，連著幾期沒大獎，最後必定滾出一個千萬大獎來，災禍發生的概率雖然也很小，但累積到一定程度，也會從最薄弱環節爆發。所以關鍵是要平時清掃死角，消除不安全隱患，降低事故概率。怕什麼來什麼，好的狀態是只想技術要領，忘掉自己。
[編輯本段]延伸
人生哲學
1、別試圖教貓唱歌，這樣不但不會有結果，還會惹貓不高興？
2、別跟傻瓜吵架，不然旁人會搞不清楚，到底誰是傻瓜？
3、不要以為自己很重要，因為沒有你，太陽明天還是一樣從東方升上來？
4、笑一笑，明天未必比今天好。
5、好的開始，未必就有好結果；壞的開始，結果往往會更糟。
處事原則
1、你若幫助了一個急需用錢的朋友，他一定會記得你——在他下次急需用錢的時候。
2、有能力的——讓他做；沒能力的——教他做；做不來的——管理他。
3、你早到了，會議卻取消；你准時到，卻還要等；遲到，就是遲了。
4、你攜伴出遊，越不想讓人看見，越會遇見熟人。
愛情意義
1、你愛上的人，總以為你愛上他是因為：他使你想起你的老情人。
2、你最後硬著頭皮寄出的情書；寄達對方的時間有多長，你反悔的時間就有多長。
3、當你越討厭一個人時，他就會無時無刻不出現在你的面前，而當你想念一個人時， 翻 遍地球都找不到他。
生活常識
1、東西越好，越不中用。
2、一種產品保證60天不會出故障，等於保證第61天一定就會壞掉。
3、東西久久都派不上用場，就可以丟掉；東西一丟掉，往往就必須要用它。
4、你丟掉了東西時，最先去找的地方，往往也是可能找到的最後一個地方。
5、你往往會找到不是你正想找的東西。
6、你出去買爆米花的時候，銀幕上偏偏就出現了精彩鏡頭。
7、另一排總是動的比較快；你換到另一排，你原來站的那一排，就開始動的比較快了；你站的越久，越有可能是站錯了排。
8、等公車的時候，往往不是你想等的車已經過去好幾趟，而你等的車還是沒有出現。

6. 以下哪些理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提出的 A囚徒困境 B前景理論 C心理賬戶 D有限理性

(A)BCD
A：囚徒困境是美國蘭德公司的梅里爾·弗勒德（MerrillFlood）和梅爾文·德雷希爾（MelvinDresher）提出的，艾伯特·內塔克（AlbertTucker）命名的。容這三個人都不是諾貝爾獎得主，但是囚徒困境因為常被用於說明納什均衡，因此往往被誤認為是約翰納什提出的，而約翰納什也確實獲得了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說這個選項對不對，要看出題人的水平如何。
B: 前景理論是行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理論之一，提出者是丹尼爾·卡內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其中丹尼爾·卡內曼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阿莫斯·特沃斯基1996年去世，沒有拿到。因此這個選項是正確的。
C：心理賬戶也是行為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理論，提出者理查德·塞勒1997年拿了諾貝爾獎，因此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D：最早涉及有限理性這個概念的是阿羅，而正式提出這個概念的是赫伯特西蒙。這兩個人都獲得了諾貝爾獎，因此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7. 近代自然科學後期發展的困境

第一，結構與功能之間不再有緊密的聯系。
生物現象雖然比物理現象復雜，但生物行為主要是本能性行為 (為行文方便，以下用「生物」泛指人類之外的所有生命體，以示區別)。在生物世界中結構和功能是高度統一的。人的特性破壞了在自然世界中廣泛存在的結構和功能的統一，因為人作為社會行動者可以創造結構以維持特權，也可以運用理論來論證特權。存在(結構)因此不再等於合理(功能)。這並不是說任何社會存在都沒有合理性可言，但是存在和合理的關系變得可緊可松——強權、洗腦和精英聯盟可以維系「不合理」的存在，「合理」的存在也總是可以被解讀為是特權的需要。我給不合理和合理都打上了引號是因為一旦結構與功能失去了緊密的關系，任何一種對現存社會結構的正面或負面論述都很難完全跳出論證者本身的價值觀、企圖甚至是潛意識。社會科學家首先要破除結構功能主義的思維，但真正做到這一點的非常之少。社會科學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堅持「沖突論」的學者同時也會顯得特別功能主義——他們強烈的價值傾向會使他們在面對與自己價值觀和利益相符的事物時馬上採取結構功能主義視角。
第二，幾乎所有的生物學機制都是負反饋機制。體溫升高會流汗，體溫降低會發抖。這都是恆溫動物為了維持體溫而產生的機制。吃飯會導致血糖濃度提高，而血糖濃度提高又會導致體內胰島素的釋放和血糖濃度降低，這樣人就不至於在飯後產生糖尿病症狀(但是會飯後犯困)。生物要存活就必須在多變的環境中達到自穩定，各種負反饋機制起到的都是這個作用。但是人在社會中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穩定，而且是權力和成功。一個人的權力和成功慾望越大，他改變周邊環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有特別強烈的權力和成功慾望的人的追求，於是成為社會變遷的最大的原動力。人的這一特性使得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再遵從進化論原則。人類社會中的許多重要機制要麼是正反饋機制(例如，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觀和相應的理論)，要麼是那些會產生更大范圍正反饋效應的負反饋機制(例如，價格規律是個負反饋機制，但是由之而產生的經濟周期性危機以及環境危機與市場的關系則是正反饋的)。人類社會中的一些重要負反饋機制都是來自宗教和從左到右的各種非自由主義世俗意識形態，及其與它們相應的制度和組織力量。但是這些意識形態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壓抑著人的權力和成功慾望的自然表達，因此維系這些意識形態的制度雖然可以壓抑大多數人的人性，卻不能阻止人性(特別是權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種扭曲的方式不斷表達。這種狀況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政治就會變得專制、復雜和醜陋無比。
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或者對人類社會的正反饋特點認識不足，或者對人類自我設定的負反饋機制的黑暗性缺乏清晰認識，他們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論點一次往往都顯得天真和簡單。人類社會的這一特徵要求我們在方法論意義上建立如下觀點：(1)文化得以延續必須有各種制度維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穩定性;(2)人類社會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穩定性，不但不具有任何烏托邦的可能性，甚至不具有永恆的較為不壞的選擇(the lesser evil)(比如有人也許就會以為西方民主體制就是一個永恆的較為不壞的選擇);(3)任何社會意義上的「成功」都是相對的，任何解決問題方法都會給今後帶來「麻煩」;(4)非期然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軸。
生物是沒有智力的，生物系統卻都是有智力的(intelligent);人是有智力的，人類社會卻是沒有智力的。
第三，前文提到，生命現象背後的進化論原則以及生命現象結構和功能的高度統一給了生物世界顯著的系統特徵。但是，人的特性破壞了在生物世界中廣泛存在的結構和功能的統一;人的特性也造就了大量具有正反饋效應的(或者說是反進化論原則的)社會機制。人類社會因此不具有生物世界中所具有的系統特徵，或者說人作為行動者可以把社會的系統特徵搞得亂七八糟。
由於社會不是一個系統，歷史發展也就不會遵從任何統一的規律。任何系統性的社會理論——無論是結構功能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特別是福山(Fukuyama 1992)提出的自由主義史觀]還是進步主義——無一例外都是對社會本質和歷史發展規律的誤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很同意默頓(Merton 1967)提倡的以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 為基礎的經驗研究，以及當今許多社會學和政治學家所提倡的以機制為核心的經驗研究。但在後文中我會指出，由於人的特性，中層理論和以機制為核心的理論也走不了多遠。系統性理論和中層理論的無能給了虛無主義很大的市場。這就是為什麼當今主流歷史學家都會認為歷史是非發展的、無目的的，每個歷史都是自己的歷史 (Every history is its own history)。而後現代主義者則對人類的認知能力產生了全面懷疑，並以解構和批判既有知識為己任。在後續文章中我會系統地指出，這些歷史學家和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的產生，背後有著許多重大的歷史原因，他們的懷疑和批判也有著從社會到學術多方面的正面意義，但他們卻從科學主義的極端走到了虛無主義的極端。
第四，與生物學一樣，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也有「層次」：基因、個體、群體、地區、國家、國際社會——這僅僅是層次的一種分法。一旦有層次就有還原問題，即是否能夠把某一社會現象的產生原因歸結於更低層面(比如，個體層面甚至是基因層面)的機制?社會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相對於方法論集體主義)就是還原主義的一個表現形式。但是，還原論的哲學討論在社會科學中變得幾乎沒有意義，因為人的策略和自我辯解能力不但使得還原主義方法的運用更為有限，而且把問題變得非常復雜，復雜到幾乎要一事一議(即是否能還原完要看研究對象和問題意識而定)。
例如，有西方學者用生物機制來解釋性別不平等這一現象。其中一個解釋認為性別不平等是人直立後骨盆變狹窄而產生的副作用。動物四肢著地，骨盆因此松大，能產出很大的子代。因此馬、牛、羊、老虎等的幼崽一出生就能行走，即使是猩猩和猴子的子代也是如此。為了「解決」直立起來後骨盆變窄這一問題，人就只能「早產」，新生嬰兒要到一周歲左右才開始牙牙學步。這樣，母親照顧嬰兒就變很重要，而女性的這一任務使她們根本不可能在社會中與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這一還原性的論點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它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性別關系在現代社會走向了平等?畢竟，現代女性又鍛煉身體又推遲生育，骨盆只會變得更緊。
一般來說，經過還原後的理論因為自變數和因變數在性質上差別很大，或者說自變數是「外生變數」，因而產生的解釋很有說服力。因此還原理論是許多學者的追求。但是，還原性理論都會遇到一個相同的問題：社會變化要比基因和行為上的變化來得快得多，社會現象的動態性也遠遠超過生物行為。像抽煙、喝酒、同性戀(對這些行為筆者沒有價值評判)等社會行為的背後都有一定的生物學基礎，但是決定這類現象在社會中的消長卻只能是社會原因。就性別平等來說，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和民族國家興起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個非企及結果，同時也是女性在現代社會中成為社會行動者之後奮斗的結果。
更為復雜的是，即使是針對同一問題，還原論方法也是有時有效，有時行不通，全要看情景而定。例如，關於人口消長背後的原因，社會科學家一般會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找答案。一種說法是性別平等的社會出生率低，因為女性一旦有了生育權就會不願意去生一大堆小孩。也有人認為人口增加與財產繼承方式有關。在古代中國，遺產在兒子中平分，而在古代歐洲只有長子才有繼承權。婚姻和家庭都需要財產，於是就有人認為性別地位和遺產分配方式是傳統中國人口密度較其它地區高的原因。但是，在公元1500年前，整個歐亞大陸人口都在較低的水平擺動，而1500年後又出現同步性的提高，既然歐亞大陸各個地區的人口動態具有相似性，背後一定有某種總體性規律。麥克尼爾(McNeill 1976)把這一現象還原到流行病的角度進行了解釋：歐亞大陸不同人群對本地的流行病帶有抗體而對外來的流行病缺乏抗體。流行病通過戰爭和經商在歐亞大陸來回傳播，不斷殺死各個群體中的不帶抗體的成員(在14世紀，歐洲黑死病死亡人口超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公元1500年前後歐亞大陸不同群體對傳統的流行病都有了一定免疫力，導致歐亞大陸人口的同時增長。麥克尼爾把古代歐亞大陸人口消長的原因還原到傳染病這一層次，比從社會結構角度的解釋要有說服力。但是，這一理論卻只能解釋古代社會的人口消長。現代醫學出現後，傳染病對人口消長的影響越來越小，而各種社會結構的影響則在加大，還原論解釋不再有效。
第五，生物學是「科層科學」(bureaucratic science)，而社會科學不是。筆者採用科層科學這一概念，指的是絕大多數生物機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 。例如，釋放胰島素減低血糖濃度這一機制只有在人進食血糖濃度提高後才會啟動，而且血糖濃度在此時降低的原因也肯定是由於胰島素的釋放導致。生命現象雖然很復雜，背後機制的運作規律卻十分機械。某個機制在什麼時候起作用，怎麼起作用都按部就班，就好比一個運行嚴密無比的科層組織。但是人的特性把這一切全都打破。
(1)人的行動可以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改變某些社會機制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市場機制在現代社會變得如此重要，就是早期現代歐洲的國家精英與中產階級共同推動的結果(Polanyi 1957)。計劃經濟下工人吃大鍋飯，干多干少、干好乾壞一個樣，因此搭便車(free rider problem)就成了約束計劃經濟效率的一個主要機制。(2)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人可以設計機制(即所謂的制度設計)甚至改變策略和組織形態把許多方向相近的機制動員起來為自己服務。例如，為使士兵英勇作戰，戰爭的指揮者都會設計和運用能產生以下三種效果的機制：懲罰、獎勵和意識形態激勵 (Zhao 2015)。(3)一旦當人認識到某機制的作用後，該機制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就會產生重大變化。20世紀初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統治者和經濟學家都了解了馬克思所刻畫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可怕後果，於是就出現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此後的經濟危機就失去了20世紀初的破壞力量。
大量重量級社會科學家提倡以機制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分析(e.g.， Coleman 1990; Elster 1989, 1998; Hedstrom and Swedberg 1998;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Stinchombe 1991) 。他們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先前默頓所提倡的中層理論(Merton 1967)。筆者對他們的觀點非常理解。的確，敘事如果沒有機制為依託的話，就成了一個毫無規律可言的故事。但是同時必須注意的是，人的特性造成了社會機制不同於生物機制的作用方式，使得所謂以機制為中心的社會解釋和中層理論都也走不了多遠。具體說，生物學中機制和經驗現象的關系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對一的，而人的特性致使了機制和經驗現象在社會中產生了多對一的關系：對於一個社會現象，我們一般都能找到多個——有些甚至是和經驗現象毫無關系的——解釋機制(或者說社會現象都是「過度決定」的)。社會科學家自身的價值觀和秉性在這時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市場經濟搞得不好，自由派肯定會去找與壟斷和腐敗相關的機制，而左派會說這是市場經濟的負面後果。只要一個人有邏輯能力，他的故事都會有一定的自恰性。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中，大量從機制出發的解釋所反映的往往是作者的眼睛和機制本身的邏輯，而不是所關心的經驗現象背後最為重要的規律。
第六，控制實驗在社會科學中的難度大並且意義有限。生物學能作控制實驗。如果某一生物現象由單個機制決定，控制實驗能直接弄清楚這一機制在機體中的作用。如果一個生物現象由多個機制所決定，控制實驗雖然不一定能弄清楚這一機制在機體中的作用，但至少可以弄清楚這一機制在其它條件得到控制下的作用。生物學家作實驗前一般會首先提出一個至數個「為什麼」問題(例如，為什麼飯後人會犯困，為什麼人會得糖尿病等等)，然後根據已有知識作出一些演繹性的推測。而實驗的目的就是在控制條件下通過對實驗證據的歸納找出問題背後的機制，並弄清楚這機制的作用過程和方式。因此，如果說經典力學是在低速宏觀的自然條件下達到了兩個統一，即演繹和歸納的統一，以及「為什麼問題」(why question)和「怎麼樣問題」(how question)的統一，那麼生物學方法論在實驗室條件下也達到了這兩個統一。
許多生物學實驗可以做到把研究視野以外的因子全部控制(所謂克隆技術、細胞株培養都是為這一目的)，社會科學幾乎做不到這一點。當然西方也有社會科學家用實驗方法做研究。例如，在研究種族和性別歧視程度時，美國學者的一個常用實驗手法是：隨機向同類公司發出許多工作申請信。每一封信的寫法與申請人的履歷都編得幾乎相同，有差別的僅僅是名字，而通過名字可以看出申請人的族群和性別。實驗背後的邏輯很直截：不同族群和性別的工作申請成功率差別越顯著，族群和性別歧視就越嚴重。[9] 問題是，這種方法雖然能較好地控制信件內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公司的性質和招聘工作的性質，但是卻不能控制各個公司內部存在的許多難以一一識別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能夠通過實驗來解答的問題不僅少之又少，而且能通過控制實驗來解答的問題往往只是隨處可見和用其它方法也能回答的簡單問題或常識性問題。
在常用的社會科學方法中，訪談調查時訪談者的特徵(知識面、性格和價值觀)、被訪談者的特徵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方式都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參與式觀察所能觀察到的往往是研究者的感官能夠和願意接受的信號;歷史文獻方法面對的是一大堆前人帶著不同目的而留下的材料;網路方法在取樣上有許多方面難以得到有效控制，而且因為其注意力中很少有網路關系的內容，研究結論往往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問卷調查最多隻「控制」了問卷設計者注意到的和想控制的「變數」，並且調查結果會顯著地受到提問方式的影響;博弈論方法作出的是給定社會機制和前提條件下的演繹，卻完全不能保證任何相關社會現象的確是在按演繹邏輯發展。行動者計算機模擬法(agent-based simulation)對環境、社會機制和人的行為模式都作設定，模擬結果基本上只有啟發意義。
上述這些社會科學方法中，有的倚重經驗歸納，有的倚重邏輯演繹，但都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控制實驗。由於實驗方法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極其有限，在生物學中達到的兩個統一，在社會科學就變成了兩個分離(演繹和歸納的分離，為什麼問題和怎麼樣問題的分離)。這給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重大挑戰。

8. 1.運用管理經濟學差別定價理論分析某一實際決策案例。 2.舉一實例說明如何解決「囚徒困境」問題。

1，差別定價 理論的 案例應該不少，根據不同的目標客戶制定不同的價格，比如尼康內，有針對各種客戶群制容作不同型號相機，差別定價。（這個因為不太記得差別定價的定義所以只能做參考）
2，囚徒困境指的是 個人所做的最有決策對於整體來說並不是效率最大效果最優的，解決的方法應該是相互合作。囚徒困境里的兩個人都在進行一項最簡單的博弈，就是通過對對方行為的分析來做決策，其結果雖然對於他們自己來說是最好的最合理的，但是對於我們局外人來看卻不是最優的，解決的方法就是雙方溝通互相信賴並且達成一致，但在這個故事裡不是不可能的，因為跟故事設定的前提相悖。

9. 關於囚徒困境與納什均衡

在20世紀50年代的一系列博弈論的論文提出的約翰·納什納什均衡。他假設版的玩家在游戲中，每個權玩家選擇自己的最優策略，在給定條件的其他人策略（個人最優策略可能依賴於也可能不依賴於他人的戰略），從而使效用最大化。所有球員的策略構成的組合策略（策略模式）。納什均衡是指這樣一個戰略組合，這種策略的最優策略組合由所有參加者，即，給定其他戰略的情況下，沒有足夠的理由來打破這種平衡。 囚徒困境形成均衡解納什均衡解，兩名囚犯的角度考慮自身效用最大化來清潔，但是這是不是帕累托最優的。

10. 中國社會工作發展困境的解決

中國社會工作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及解決

中國與西方社會工作的差距，引發了我們如何對待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國家存在已有百年的社會工作的經驗；如何看待中國1949年以後計劃經濟時期解決社會問題的傳統；如何判斷我國社會轉型的方向，進程及其對社會工作的需求。這些都是我國社會工作發展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而當前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不盡人意，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幾方面：

一、社會工作名詞的歧義性。在我國以前人們也經常提到社會工作，一般是指人們在本職工作之外所做的，不計報酬的其它工作。如兼任工會委員，擔任政協委員等。實際上作為一門專業的社會工作學科與之有很大的不同。名詞稱謂上的歧義性，使人們很容易把二者混為一談，不利於專業社會工作的傳播。社會工作是一門專業性的助人服務活動，與日常生活所說的社會工作並不一樣。

二、社會工作專業性未能凸顯社會工作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專業。社會工作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在我國得以進一步發展，並被社會廣泛承認，就必須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職業范圍，有自己特殊的理論，方法和技巧，在社會分工中找到定位。這些問題在西方社工界已不成問題，而在我國，由於社工知識理念尚未普遍，人們還不知道社工到底是干什麼的。還有人認為，目前，在社工領域工作的人沒有專業知識同樣也能幹。因此對社工的專業意義產生懷疑。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社工專業知識會有助於人們更高質量地做好社會福利工作。

三、實際社會工作職業的缺乏。目前，我國社會工作領域雖然很廣闊，但主要是基層行政幹部，如民政，街道社區各種福利，工青婦等。由於行政改革，人員精簡，這些部門很少引進專業的社工人員。缺乏對口的就業崗位，已有的就業崗位也沒有相關的職稱序列和職業保障制度。這種「有專業無職業」、「有崗位無職業序列」的狀況，極大地刺傷了社工專業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嚴重製約了社會工作專業隊伍的壯大。實際上，社工的就業范圍不僅在民政系統，其它領域如學校、、慈善、機關也需要社工的介入。近兩年，高校系統專業社工專業蓬勃發展，不斷有學校新開設社工專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職業問題，無疑會造成人才浪費，用非所學，從而制約社工教育及社工實務的進一步發展。

同時，還要對現有社工職業進行專業化改造。即通過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引入，提高工作的質量和專業化水平，可以採取走出去，引進來的辦法，實地考察和系統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親身觀察他們的具體作法，並吸收到自己的工作當中去。

四，扶持不夠，科研實務脫節。社會工作的發展需要、科研教育工作者、實際工作者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目前，各級對社會工作是一項社會福利服務事業，發展社會福利事業是重要的公共職能之一，是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等方面的認識還存在著某些局限，在這方面借鑒香港的經驗是非常有益的。香港的社會福利政策和財政資助是香港社會工作得以不斷發展的基礎和前提，香港在制定社會福利政策，制定社會工作法規和條例等方面負有宏觀管理與指導的責任。在經濟上，對非的社會工作進行大力資助。1998年受財政資助的非有182個，下屬實務單位有2872個，承擔著香港80%左右服務工作。目前我國大陸的社會工作正處於起步階段，更需要的關懷和支持。社會工作也需要在福利政策、人事制度、就業崗位、財政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另外，高校教育工作者、社科院所的理論工作者是發展我國社會工作的重要力量，他們在培養人才、推動社工教育、探索社工理論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普遍存在著實務經驗不足的現象。理論工作者因為精力有限，評職稱等原因，常常不願走進實務工作者領域，不願寫科普性的文章來普及社會工理念，使社會工作理念只是囿於少數專家、學者，囿於大學專業課之中，沒能很好得發揮服務社會的作用。

五，對社會工作的宣傳力度不足。當前「社工」一詞頻頻出現在學術期刊、學術著作中。而在大眾化的傳媒如：報紙、雜志、電視上卻沓無蹤跡。宣傳力度不夠有各種因素。一是有的大眾傳媒不了解不重視。二是由於我國社會福利服務方式、的多模式化。在我國於社會工作相關的社會福利工作由多個部門和群眾團體分別承擔，這些部門有民政、勞動、人事等，群眾團體有工會、共青團、婦聯和居委會。他們在黨和的領導下，根據各自的工作方法開展工作，而不是以統一的社會福利服務的面目出現，也沒有運用統一的社會工作理念和方法，而本土化的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尚未形成，都使得以社工名義開展的社會福利服務活動很少出現，無法吸引媒體的關注。這些都影響社會工作的宣傳。三是一些理論工作者因各原因不願意寫通俗的讀物。概言之，社會工作要在中國發展起來，要被社會認可接受，必須做好社會工作的普及和宣傳工作，使高深的學術思想變為大眾的日常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