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水平碳排放

『壹』 GDP碳排放的概括

會議認為，妥善應對氣候變化，事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事關各國人民的福祉和長遠發展。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主張通過切實有效的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我們將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基本框架，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主張嚴格遵循巴厘路線圖授權，加強《公約》及《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統籌考慮減緩、適應、技術轉讓和資金支持，推動哥本哈根會議取得積極成果。會議指出，在不久前聯合國召開的氣候變化峰會上，胡錦濤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表明了中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明確提出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將採取的重大舉措。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於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決議。
中國的立場和主張，贏得了世界各國的充分理解和廣泛認同。會議指出，我國始終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從國情和實際出發，制定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積極推進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能源結構、實施鼓勵節能、提高能效等政策措施，不斷增加應對氣候變化科技研發投入，努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森林碳匯，提高適應能力，取得了積極成效。會議提出，面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我們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採取更加強有力的政策措施與行動，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會議決定，到2020年使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並制定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考核辦法。會議還決定，通過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積極推進核電建設等行動，到202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左右；通過植樹造林和加強森林管理，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這是我國根據國情採取的自主行動，是我國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的巨大努力。會議強調，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重要階段，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十分繁重。我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經濟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結構以煤為主，能源需求還將繼續增長，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面臨巨大壓力和特殊困難，實現上述行動目標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引會議要求，應對氣候變化工作要立足於推動科學發展，立足於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統籌經濟發展和保護環境，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現實需要和長遠利益。要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加強對節能、提高能效、潔凈煤、可再生能源、先進核能、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加快建設以低碳為特徵的工業、建築和交通體系。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規和標准，完善財政、稅收、價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健全管理體系和監督實施機制。加強國際合作，有效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的低碳和氣候友好技術，提高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增強全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加快形成低碳綠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

『貳』 碳排放交易體系，這對中國經濟發展會造成哪些影響

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也面臨了很大的挑戰。中國必須在未來五年內啟動經濟增長模式從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的「庫茲尼茨增長」模式，逐步轉向以經濟結構轉型、技術創新和微觀企業管理制度創新等為特徵的「熊彼特增長」模式，這是今後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收入分配結構是否得到改善，是判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效果的關鍵。這是因為，促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諸多矛盾，如投資與消費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過高以及社會事業發展滯後等，都可以從收入分配不合理上找到根源。
，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居民收入增長滯後於經濟增長；二是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三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區收入差距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隨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壯大，社會財富這塊「蛋糕」越做越大。在這種形勢下，分好這塊「蛋糕」就變得越來越關鍵——不僅是做大「蛋糕」的根本目的，也是繼續做大「蛋糕」的必要條件。

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這個問題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就提出來了，到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強調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我國實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努力進行了多年，但現狀依然是：取得明顯進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銳。因此，要下定決心，找到發展生產力的正確途徑。

產業結構不夠合理。1978年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有所變化，但這樣的結構，不僅低於高收入國家，而且也低於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反映了第三產業內部存在結構低水平。這種低水平在第三產業內部表現為，生活性服務長期佔主導，生產性服務業處於非主導地位。這表明金融保險、房地產、物流產業、科技開發、信息資源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發展遲緩。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也反映了嘗譏佰客脂九拌循飽末我國城鎮化發展滯後。

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只有24%，在世界50個主要國家中我國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後；美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60―70%。我國對外技術的依賴程度高於50%，美國、日本只有5%以下。事實深刻地告訴我們，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增強國家經濟實力的關鍵。

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尖銳。我國是個人口大國、資源小國，這對矛盾將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是缺水的大國，人均擁有量僅佔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國600個城市有400個缺水，110個嚴重缺水。我國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從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間，我國減少耕地達1億畝。此外，石油人均儲量只有世界人均儲量的8.3%，天然氣只有4.1%，銅是25.5%，鋁是9.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趨嚴重。
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突出問題。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具備相應的物質基礎，然而，在經濟發展條件下，不能適時解決突出的社會發展問題，就會產生影響社會穩定和妨礙經濟發展的尖銳問題。近十多年來，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突出問題的解決。但是，隨著社會轉型時期的激烈變動，產生的社會問題仍是層出不窮。當前最突出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問題是：就業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順三大問題。較深層次的是教育、文化和醫療三大問題。
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亟待解決。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起來，但是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仍未得到徹底解決，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要作長期的努力，當前全黨必須打好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戰。

政府職能轉變還沒有從根本上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尚未完成；要繼續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各級政府在社會管理的公共服務職能有待大力加強。應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和行政監督機制。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應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
堅持擴大內需戰略，調整優化投資結構，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化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以大城市為依託，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堅持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引導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引導各地區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定位推進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叄』 碳排放與經濟發展服從倒U型曲線關系嗎

在社抄會心理學的研究中，人們發現了這樣一個現象,動機強度與活動效率兩者並不呈現正的線性關系,動機強度過高或者過低，均會導致活動效率下降。而研究表明，每種活動都存在最佳的動機水平，這樣的倒U型曲線告訴人們，中等強度的動機，活動效率最高。
在引起人們的態度轉變中如果信息能喚起人們的畏懼情緒一般有利於說服。但畏懼與態度轉變的關系也並不成正線性關系，大多數情況下畏懼的喚起能增強說服效果，但是如果畏懼太強烈導致接受者的心理防禦以至否定就會使態度轉變比較少，研究發現，中等強度的畏懼信息能達到比較好的說服效果。
溝通信息的重復效率與說服效果也是呈現這樣的倒U型曲線關系。中等頻率的重復，效果較好，如果過低或者過高，均達不到預期效果。
在影響人際吸引因素中交往頻率和喜歡程度也遵循著這樣的原理，過低與過高的交往頻率都不會使彼此的喜歡程度提高，而只有在中等交往的程度時，彼此的喜歡程度較高
由倒U型曲線聯想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看來事情最終成敗與否並不以最初的本意是否強烈為基礎的,如果把握不好尺度多一分或減一分都會阻攔最好的效果,不偏不倚境界的精髓，過猶不及,適度就好。

『肆』 經濟發展與碳排放 怎麼選工具變數

解釋變數內生性檢驗 首先檢驗解釋變數內生性（解釋變數內生性的Hausman 檢驗：使用工具變數法的前提是存在內生解釋變數。

『伍』 隨著經濟發展，碳排放水平一定隨之上升嗎

這是錯誤的，現在很多國家都在重視C排放，最近我們國家對重點企業都在摸底核查，以後會逐漸控制C的排放量的。

『陸』 工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關系怎樣

經濟發展初期，主要靠第二產業帶動，所以，只要經濟發展模式未成熟，經濟越發展，工業碳排放越多

『柒』 發展中國家減少碳排放對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

目前中國仍然並將長期處於發展中的狀態，國家的經濟發展依舊是當前中國發展中最重要的任務，因此想要減少發展所帶來的碳排放，最主要的還是依靠優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工業化發展道路，改革創新發展理念，樹立綜合發展、科學發展、環保發展的理念，走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
一、中國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
經濟發展的具體定義，筆者認為是國家或者某個地域，在生產要素中投入比或者是效率提升，進而經濟規模數量擴大，商品產出量增大，進而是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增加。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與不斷完善，中國經濟年增長率逐步提升，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能源消耗，也致使中國碳排放量呈現逐漸遞增的趨勢，隨著碳排放增加，國家的經濟、社會、人文發展也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通過對國家經濟發展結構的分析與調查，可以進一步優化國家經濟發展形式與結構，選擇合理的溫室氣體排放方式。中國進入工業化時間並不長，更多的經濟增長依賴於外界投資，外界投資的注入，也增加了中國重工業發展步伐，隨之而來的能源、交通需求也逐步增加，這些需求的增長，直接帶動了碳排放量的增長，其次由於經濟的增加，國民人均GDP增長，人們的生活質提升，對於日常生活用品、文化用品的需求增加，對碳排放的需求量也隨之增加，因為工業發展，城市佔地的拓展，一些地區缺乏科學發展意識，造成大片的森林被破壞，環境的破壞，也從側面提升了碳排放量。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增長到一定的階段，便會引起技術與制度的改革與創新，逐步減少與優化碳排放量。從大量的研究與調查顯示來看，國家經濟發展經歷過一定的階段，會轉向多元化結構，碳排量也會有初期的逐步增長到後期轉變為逐步減緩，並且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發展，會促使國家工業化發展由高燃材料轉變為低碳。

『捌』 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哪些因素帶動的碳排放

氣候變化正在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焦點議題。它不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道德問題和技術問題，它和恐怖主義、核擴散、領土安全等問題一樣，變成了各種社會矛盾如何平衡的問題，變成了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戰略性博弈問題。其背後體現的是大國的權力角逐，全球氣候爭端的實質就是國際話語權之爭。
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充分表明，減少碳排放的問題面臨著各國權利和責任不一致的政治問題。由於國際社會在這一問題上沒能解決責權不一致的問題，因此推進控制氣候變化進程受到嚴重阻礙。
從理念之爭到利益之爭
去年哥本哈根大會之前，發達國家之間立場並不一致，歐盟和日本比較積極，一直在推動氣候政治日程方面不遺餘力，美國則一直猶豫不決，在氣候問題上遲遲不肯承擔責任，甚至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大會之後，盡管發達國家之間仍然還存在一些小的立場差異，但在氣候政治化方面越來越趨於一致，尋求將溫室氣體排放與國際貿易政策掛鉤。
後哥本哈根時代，發達國家將積極或者變相推進碳關稅進程，2009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按照該法案，從2020年起將針對來自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邊境調節稅」(碳關稅)。從2012年開始，2000多家航空公司被納入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屆時，只要飛機經過歐盟的天空，就必須為排放的溫室氣體付費。我國幾十家航空公司均被納入了征稅范圍。更有甚者，法國從2010年1月1日起，將針對法國國內企業和家庭徵收碳稅，同時還意欲藉此推行碳關稅。 碳排放和應對氣候變化日益成為發達國家構造新的貿易規則的借口和理由，甚至WTO也放風支持碳關稅，說是碳關稅符合WTO規則。發達國家在徵收碳稅方面的立場趨於一致，在整合了發達國家政治立場的同時，也擴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政治界限。
與發達國家相比，除了一些受氣候變化影響緊迫的小島國集團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漸漸將注意力集中到獲得資金援助和技術支持上來，維護發展權益和尋求資金援助和技術支持漸成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談判中的核心戰略。2010年1月24日，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礎四國」氣候變化部長級協調會第二次會議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說，四國將繼續推動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以雙軌制進行氣候變化會談。聲明倡議設立氣候援助基金，以幫助氣候變暖中的弱勢國家，並呼籲發達國家盡快兌現援助資金承諾，以顯示其在氣候問題上的責任心，發達國家應盡快落實在去年年底哥本哈根大會所作出的在2010年為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國和非洲國家提供100億美元援助的承諾。在長期資金支持上，各方越來越同意設立聯合國氣候變化共同基金，包括美國內，均認這是一條可行的辦法。而以「基礎四國」為代表的發展中新興大國決心促成一個「全面而平衡」的坎昆會議成果，為未來的南非會議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成果鋪平道路。四國還首次就全球溫控目標表態，稱將為升溫控制在「遠低於」2攝氏度提供幫助，這接近於小島國家一直呼籲的1.5度目標。
總之，在後哥本哈根時代，關於氣候變化問題越來越集中在減排目標、碳稅、資金和技術合作等議題上，有關各方圍繞上述議題展開博弈。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能否在碳稅、減排、資金和技術支持方面達成一致，成為決定墨西哥坎昆會議前景的觀點，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交鋒將成為坎昆會議的焦點。
爭奪國際話語權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由於涉及人類生存前景、經濟和能源安全以及復雜的利益分配，越來越成為大國爭奪世界軟權力的戰場。
美國：收復話語權失地
冷戰結束初期，美國對環保話語權的需求不大。它在2001年3月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其結果就是歐盟填補了氣候變化領域的軟權力真空。而在2007年底澳大利亞宣布簽署《京都議定書》之後，美國在發達國家中受到孤立。再加上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更加令美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受到損傷，美國面臨著來自世界范圍內的批評和指責。為了改善美國形象，重新確立美國世界領導力的支柱，奧巴馬政府將注意力集中到了氣候變化問題上，希望重振美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上，美國態度積極，試圖重新掌握氣候談判主導權。
歐洲：謀求軟權力制高點
作為美國的盟友，西歐各國在許多國際重大政治事務上不得不附和美國，國際政治地位和話語權大大降低。在硬實力方面上依然無法對美國構成挑戰，歐盟將注意力集中於軟權力領域。在民主、人權是美歐共有的價值觀，歐盟另闢蹊徑地試圖在環保領域確立話語權領袖地位。對於發展中國家，歐盟通過清潔發展機制和全球環境基金機制加以援助。對於中東歐國家，歐盟通過聯合履約機制實行援助。對於俄羅斯，歐盟通過支持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加強貿易聯系等交換條件使俄羅斯於2004年底批准了《京都議定書》。歐盟的舉動獲得了國際認可，被譽為「國際氣候談判領導者的角色」，歐盟的國際政治地位將通過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得到日漸提升。
中國、印度等經濟高增長的發展中大國：謀求發言權
隨著中國、印度等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溫室氣體排放快速增長。發達國家要求中國在氣候問題上承擔大國責任。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對於中國提出的國內減排目標，美國認為中國需要做更多，還要求中國將減排承諾納入國際協議。
中國未來將獨自面臨更多的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若發展中大國承擔減排的重要責任，則必然犧牲經濟發展，因此發達國家強調減排與發展中大國強調發展之間的矛盾將成為未來的主要矛盾。而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大國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增加，但發言權卻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因此中國、印度等國未來將會謀求與其責任相匹配的發言權。
其他經濟低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搭便車心態
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開始，中國一直以「77國集團+中國」模式與發展中國家陣營一起參與談判。然而，國家數量越多，集體行動的難度越大。隨著氣候爭端的南北矛盾加劇，發展中國家內部的觀念差異化也可能加劇。經濟低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從各自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雖然也支持環保和減排，但希望搭便車，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自身則不願承擔過多成本。
上述各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應對氣候爭端軟實力問題的不同心態，導致了各方的博弈，這也是導致氣候爭端遷延不決的重要原因。在各國圍繞氣候變化問題的博弈中，核心是關於話語權和國際合法性的爭奪，是軟實力的爭奪。每一個國家都試圖從自己的國情和利益出發，提出有利於本國經濟發展和國情需要的氣候政治話語，並極力說服其他國家接受和認同這些氣候政治話語。究竟哪一種話語將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導性話語，將決定著全球氣候政治爭端的未來趨勢。
中國的壓力遞減時間表
盡管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國家軟實力與合法性的來源之一，但各國減排政策的力度與國家戰略利益密切相關。當環保合法性與本國利益相結合時，國家會大力支持減排，反之則不會支持。在哥本哈根會議後，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的緩慢復甦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國際氣候軟實力之爭的格局將發生變化，中、美、歐等大國政治棋盤可能重新洗牌。
在未來三年，中國在氣候問題上面臨的壓力基本上維持現狀，難以出現較大變化。這是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仍然存在，而中國經濟恢復較快，因此各國主要關注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問題，需要與中國合作。
未來4-7年，中國面臨的國際氣候政治壓力將是不確定的。由於中美結構性矛盾將加劇，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減排問題上的矛盾難以達成一致，西方國家仍可能以環保為武器，從政治方面給中國崛起造成困難。然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的需要上升，又需要加大與中國的合作。
未來8-15年，將獲得一定的主導性地位。屆時，中國的減排成果將明顯優於其他國家，因此在全球氣候問題上的發言權將上升。目前，我國正在加大減排的政策力度。我國「十一五」規劃的目標是：2010年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20%。2009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的目標是：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並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在以上措施下，我們可以預計在未來8-15年，中國在氣候問題上受制於西方的局面將被扭轉。同時，隨著中國承擔的責任增多，中國在氣候問題上的軟權力將有所上升，美歐將難以再保持其在氣候爭端中的制高點。
從戰略高度重估氣候大會
排放二氧化碳是基本人權和國家主權的一部分，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必須以尊重一切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權為出發點，以構建公正合理的碳排放秩序為根本目標，以下幾個原則尤為重要。
排除低碳主義干擾，確立責權一致的原則。從1990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一直持續到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低碳主義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躍。然而，低碳主義忽視了世界各國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事實上，由於發展階段不同，人口規模不一，基本國情迥異，各國在節能減排方面承擔的責任差別很大。比較可取的是確立責任與權利相一致的原則，鼓勵那些勇於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積極承擔責任的國家採取果斷行為。
尊重各方碳排放主權，確立協商一致原則。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行動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從實際出發，從尊重國際社會多樣性出發，在尊重有關各方的碳排放主權基礎上，確立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此外，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還需注意在減排責任上給國家「減負」，將國家無法承擔的責任交給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承擔。通過強大輿論壓力和道德約束的「軟制衡」，效果可能要比強行迫使國家達成協議更好。
確立公正合理的核查原則，制定普遍接受的碳排放標准。碳排放標準的確立是一個復雜的體系，要統籌兼顧，配套進行。首要的是考慮人均排放標准，確保全世界的所有人口均享有普遍的排放標准，不能對部分國家人均排放形成歧視性排放標准。其次，要以碳排放強度作為國家排放標準的依據，嚴格限制一個國家的單位GDP排放，但不能限制新興經濟體現代化發展的合理要求。再次，還要根據全球氣候變化趨勢的需要，結合各國歷史排放責任，綜合制定國家排放峰值標准。同時，碳排放標準的確立還需要與嚴格的核查監督體系相結合，確保全球減排責任落實到位。
目前，國際上已經出現一些比較規范的用於溫室氣體核算的方法學和標准，比如《溫室氣體排放協議：企業核算與報告准則》、國際標准組織推出的《ISO14064》等。國際社會應繼續推進溫室氣體排放的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方面的研究，逐步將溫室氣體減排核查納入制度化軌道。
探索氣候治理的原則，確立氣候治理的機制。一是推動建立聯合國氣候理事會。各國以自願承擔的減排責任份額加入，並根據承擔責任的大小分配理事會席次和職位，以體現權責一致的原則；二是推動設立全球氣候變化公共基金。各會員國都應當從各國徵收的碳排放稅中按照人均消費額度提取一定比例，形成各國的碳基金額度，以自願捐資的方式設立全球氣候變化公共基金，根據各國捐資的額度確立特別提款權份額；三是推動設立氣候技術委員會。吸納各國企業以技術合作為條件成為會員，設立聯合國氣候技術合作開發項目，將企業開拓市場、聯合國技術援助和各國減排責任結合起來，推進國際節能減排進程；四是推動建立國際防災減災合作機制。組建類似於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那樣的聯合國防災減災特別行動隊，各會員國派出抗震、救災隊員，每逢國際社會出現氣候災害援助請求時，有聯合國防災減災特別行動隊迅速反應，整合各國力量用於防災減災；五是推動建立國際減排核查組織。由各會員國、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代表組成專業化的國際減排核查小組，開展全天候減排核查和檢測，並公開發布檢測報告，為聯合國氣候理事會決策提供依據。
推動形式靈活的氣候外交
作為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在溫室氣體排放上面臨很大壓力。中國的碳排放量從2006年開始達到60.17億噸，超過美國59.02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從1990年開始算起，在16年中全球碳排放量增加75億噸，中國增加37億噸，佔一半，全部發展中國家一共增加54億噸，16年來，我們新的增量占發展中國家的三分之二。即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降低到年增長2.8%的增速，2030年中國也可能達到117億噸。這個數字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注意。其次，美國、歐盟和其他小島國集團將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國，並且以道義指責、政治施壓以及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措施等限制中國，令中國在外交上極為被動。
存在矛盾和分歧並不可怕，關鍵是盡可能通過對話和談判的外交渠道加以解決。因此，要大力推動形式靈活的氣候外交，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國際社會一起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問題，如參與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在各種國際場合闡明中方立場、與一些國家進行氣候領域內的對話與合作，逐步達成氣候共識。此外，還要以應對氣候變化為契機，廣泛提高公眾意識，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和資源積極參與，加速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認識和培養新資源，形成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切入點和新動力，進而把外在壓力轉變為內在動力，把挑戰轉化為機遇，開拓創新，強化能力建設，建設生態文明，提高國家可持續發展水平。
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園，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是全人類共同的課題。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要真誠地本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制定多樣但合理的減排標准，從而建設一個公正的碳排放世界。

『玖』 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哪幾個碳排放高峰

經濟發展從長期來看,一般需要依次跨越三大高峰,即能源消費強度或碳排放強度的倒U型曲線高峰、人均能源消費或者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高峰以及能源消費總量或者碳排放總量的倒U型曲線高峰。

在技術不斷進步即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持續降低的前提下,當技術進步的速度能夠抵消經濟增長所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長速度時,根據IPAT方程,此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增長實現零增長,並向持續下降方向轉變。也就是跨越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高峰。

當技術進步速度能夠進一步抵消人口和經濟增長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長速度時,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實現零增長,並向穩定下降方向轉變即跨越了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倒U型曲線。

由於技術的進步是一個隨時間的演變過程,這就決定了上述三個倒U型曲線高峰通常先後出現的基本特徵。在一般情形下,人口增長速度低於經濟增長速度。當人口保持低速增長和零增長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高峰將會接近或重合。

————《發展低碳經濟需跨越能源消費或碳排放的三大高峰》（陳劭鋒，劉揚，蘇利陽）

(9)經濟發展水平碳排放擴展閱讀：

如果要實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的分離或者最終跨越二氧化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必須依次跨越三大高峰即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倒U型曲線高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高峰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倒U型曲線高峰。

因此,以往的碳排放實證研究中選取的不同指標實質上對應著不同發展階段的倒U型曲線,而低碳經濟努力的方向是需要跨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倒U型曲線高峰。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判斷是基於碳排放強度持續降低或者技術不斷進步的嚴格假定。在正常狀況下,能源消費或碳排放強度總體發展變化趨勢至少如此。

由於受到經濟波動、經濟結構調整、管理水平、技術和經濟效率極限等因素的影響,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變化率可能在個別年份或者短期內發生波動,並非一定保持持續下降態勢。但是只要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源消耗強度在總體趨勢上呈現比較明顯的連續下降趨勢也是符合上述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