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晚清中國興起經濟民族主義的背景
外商在華企業利潤的刺激，再加上洋務運動的誘導，使中國在19世紀70年代初產生了民族企業，民族資本主義出現了。
⑵ 民族主義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國主義支持的清朝封建統治
個人認為不對
雖然說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
但是我記得書上有一句話說
帝國主義不可能控制中國只能瓜分
就是利用清政府從而控制中國
⑶ 晚清時期的經濟民族主義思潮演變為張謇等人的什麼主張
實業救國抄論
中國近代民族資產階級一些代表人物所宣揚的、以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即實業）作為救國救民主要途徑的一種思想。
在19世紀末提出，以張謇、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主要代表。他們宣揚此論的同時，否定採取革 命手段改變落後生產關系的必要性。
實業泛指農、工、商、交通等。
⑷ 跪求：晚清重商主義的影響
重商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民族主義在經濟層面的表現。民族國家是重商主義干預政策的基礎〔31〕。晚清中國出現的重商主義浪潮確實與當時勃然興起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密不可分。這其中經濟民族主義可以說是晚清重商主義的核心，而「商戰」則是其最響亮的口號。
1. 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
民族主義(Nationalism) 意味著對國家的高度忠誠，把國家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或其他團體利益之上，本質上是一種以國族為個人效忠最高對象的心理狀態。〔32〕「民族」作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其創建被白芝皓(Bagehot ，Walter ) 認為是19 世紀歷史發展的核心關鍵〔33〕。白氏此語似針對歐美而言，而對20 世紀的中國而言，余英時認為民族主義仍是政治演變最重要的原動力，幾次重要的政權更疊實際上均拜民族主義之賜。〔34〕
晚清以降民族主義在中國社會的勃興又以經濟層面表現較為明顯〔35〕。論者常以「經濟民族主義」一詞來表示。該詞的具體意涵，一般認為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對外主張收回或者抵制外國對本國經濟主權的佔取或者侵蝕；對內大力提倡振興實業，積極推動經濟的近代化。〔36〕收迴路礦利權與抵制外貨的運動，是中國近代經濟民族主義最具體的表現。〔37〕收回利權與抵制外貨運動使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增加。到1910 年，甚至有人將購外貨與亡國聯系起來，看到旁邊有人極力模仿歐風，便大嘆「亡國之尤」。〔38〕將利權與主權相聯系變成一種普遍的認識〔39〕，經濟競爭亦成為一些知識分子的口中名詞〔40〕。
中國經濟民族主義思潮到1904 年前後出現高漲的情勢。這既與內外政治經濟變化有關，亦由於國內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發生政策性的制度變革，使「紳商」預見到新式企業可能帶來的豐厚利潤，經濟民族主義運動遂由口號轉化成實踐。〔41〕在保路運動中，經濟排外主義思潮與地方主義勢力、地方諮議局力量密切結合，〔42〕個人私利意識亦夾雜其中〔43〕。所謂「挽回利權」，不一定是針對外人，亦可能是針對本國甚至本省人而言。〔44〕因此，阮忠仁不同意將1903 - 1911 年的經濟民族主義運動稱之為「愛國」運動，他認為在「紳商」的價值體系中，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結合，並非絕對性的，而是概然性的。一旦無利可圖，隨時可棄土地、主權；一旦為了獲取私利，也可出賣土地與主權。〔45〕
然而，以「愛國」來作為評判商人經濟行為的標准本來就是誤入歧途。投資者以利潤為依歸，自屬無可厚非。何況，所謂出賣土地、主權如何是商人能作主? 以此為標准，只能愈走愈遠，直至取消私有產權，步入國家統制主義。商人在運動中的不良表現，只能說是利益空間存在時，產權沒有很好地界定，沒有相應配套的制度加以規范。投資本國企業的買辦或商人，可能是有志於實業救國，也可能是純粹基於利益的考慮，也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他們的動機其實是不易分辨的。不過，從一些商人留下來的資料，我們仍然可以看出有些買辦或商人確實早已具有民族意識。〔46〕但是政府工商業政策及投資環境亦是商人投身於創辦新式企業的重要影響因素〔47〕。固然，在「愛國」民氣高昂之時，商人如果完全以「利潤需求」為其投資新式企業或者參與收迴路礦權運動的公開目標，自然是難以得到其他社會階層的響應的。於是對經濟民族主義口號的利用，又是近世工商業者的一個營業策略。這其中，「商戰」無疑是最響亮的口號。
2.「商戰」——商人手中的雙刃劍
「商戰」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一個直接表達，亦是重商浪潮中最響亮的口號。「商戰」一詞，據王爾敏研究最早為曾國藩所使用，鄭觀應則作過較完整的表述。〔48〕他認為商戰觀念的覺悟與提出，主要出於傳統科甲出身的知識分子。〔49〕不過後來似乎成為國人的普遍用語。當「商戰」成為輿論界頻繁的用語時，商人自然亦會搬用。高呼「商戰」可能會對商人們的事業有利。首先，他們以「商戰」為口號，強調與列強競爭，最要緊的是通過貿易及工礦業生產，既要增加出口額，更要在本國市場上將外貨驅逐出去，以國貨代替。於是「國貨運動」便成了商人們持久不息的愛好。其次，商人們用「商戰」口號去作游說資本，以期獲得政府的實業支持或補助。晚清政府出台一系列保商恤商獎商的政策，不能不說有「商戰」的考慮在其中。而所謂「商權」的抬升，更是受「商戰」思潮的推動。
近世一波波的社會運動，實際上無一不是以「救國」為旗幟。「在商言商」的商人們也只有應合時勢，舉起一桿「愛國主義」的旗幟，與「愛國」民眾站在一起。否則便極有可能成為運動中群眾發泄憤恨和激情的目標。民族主義運動中先反帝國主義再反奸商的例子舉不勝舉。所以打著「商戰」的旗幟，對商人而言，既有利用的成分，亦屬時勢所逼。從商人而論，以商利為目的，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在近世中國，民氣沸騰，社會進化學說與經濟民族主義喧囂塵上，情勢並不允許商人超然度外地去逐利。
但是這種策略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商人們的擔憂。私利的追逐仍未有多少道德資源可供支持。商人們也只有一面做生意，一面用警惕的目光注視著街市上的動靜。
阮忠仁認為，紳商以「商戰」觀念配合民族主義思潮，把自我形象詮釋為愛國角色。但事實上，此種角色很難被國人接受。其原因是紳商的多數行為只顧私利而罔顧國家公利，甚至非法行為層出不窮。不僅破壞自我標榜的愛國角色，更為社會所唾罵。〔50〕筆者認為，商人的「愛國」形象不被社會接受，其實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輕商」社會心理未有多少改變。商人在其事業經營中，對私利的專注是非常自然的事，只要在合法的范圍內，這種行為便不應受到譴責。但經濟民族主義運動中舉著「商戰」旗幟的商人，確實會遇到「公利與私利」、「合法與非法」等類似讓他們尷尬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政府提倡「商戰」，其目的最後還是為了「抵禦外強」。 由於商人將其逐利的合理性建築於「商戰」的浮沙之上，一味以「商戰」為招牌，而不是像歐洲的卡爾文教徒信奉「新教倫理」，宣稱賺錢就是人的「天職」，並且要求得到法律的保護。所以當知識分子或者革命黨人認為他們所提出的道路比「商戰」更能救國，那麼，商人便只有服從於新的口號了。遇到激進的群眾要來侵犯其私有產權，商人們也實在是搬不出像樣的理論武器來對抗。而如果政府以「人民」與「國家」的名義對其實施壓榨剝奪政策時，商人們便只有忍受的份了。這是「商戰」口號為商人們帶來的悲劇性命運。不從法律上去尋求私有產權的保護，而欲靠著民眾的「愛國」熱情大賺一票，也許他們確實能獲得一些暫時的利潤，但是最後卻可能毀掉其擁有的一切。對商人而言，「商戰」口號正是這樣一柄雙刃劍。
⑸ 晚清繪圖師如何把民族主義畫入地圖
清末民初，現代中抄國的「領土空間」與傳統中國的「疆域空間」開始發生交錯，而如何論證傳統中國「疆域空間」向現代中國「領土空間」轉型的合法性，如何重新界定這兩者的關系，並以此重建多民族的現代中國國家認同，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特別是辛亥革命前後，由於滿漢對立，族群界限與國族界限相互糾纏，這種困境不僅成為現代中國多民族國家建設的內在起點，同時也預示著中華民國的領土空間與族群關系直接繼承於滿清政權。
因此，在民族主義作為原生動力的刺激下，依託於清末民初新式出版機構的普遍建立以及西方繪圖技術的廣泛傳播，中國本土學者編繪的新式歷史地圖相繼出現，日益呈現多元化的中國歷史空間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