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元末明初時代背景
元末農民起義又元末民變、元末農民戰爭，是十四世紀中葉爆發回的一次農民階級答的反封建斗爭。這次農民戰爭規模之大、歷時之久是空前。[1]
元末吏治腐敗，橫征暴斂，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全國稅額比元初增加20倍，大批蒙古貴族搶占土地，而中原連年災荒，更使得百姓破產流亡，無計為生。
當時，黃河泛濫，給沿河中下游地區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這些災民中普遍流行著一個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征發15萬人修治黃河，並派兵2萬沿河鎮壓。監督修河的官吏貪污作弊，剋扣民工「食錢」，致使民工挨餓受凍，群情激憤。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教友劉福通等便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起義，義軍頭裹紅巾，人稱紅巾軍
⑵ 關於元末明初的三個難題越詳細越好！
元朝末年，內政腐敗，丞相伯顏把持朝政，他排斥蒙古諸王，仇視漢人，揚言要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他還下令廢止科舉，禁止漢人、南人學蒙古、色目文字，引起了農民起義，其中以紅巾軍為主，各路義軍把蒙古人趕出關外，也就是趕到長城外面。
經過一段時間的征戰，朱元璋打敗其他義軍，於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明朝。
明教－－摩尼教 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紀所創立
明教在宋元時期進一步和中國本上文化結合起來，成為下層人民和江湖對抗朝廷的秘密斗爭形式，由於明教長期受到朝廷壓抑，行事極為詭秘，有時也為江湖「白道」所誤解，比一般的江湖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因此反抗朝廷也更堅決，在歷史上幾次掀起大的波瀾。第一次是北宋未年，方臘利用摩尼教組織群眾，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起義，震動東南半壁河山。第二次是南宋以後，明教和白蓮教相聯結，在元末農民戰爭中充當了重要角色。元末農民大起義中的紅中軍，多白蓮教徒，首領韓林兒又稱「小明王」，這個「明」又與明教有關。後來的明大祖朱元璋，當時也是白蓮教和明教中人。只是他。取得大權以後，因為深知秘密教派的厲害，逐漸與兩教不大和睦。等到他當上皇帝，便採納李善長的建議，下詔嚴禁白蓮社、明尊教，並把取締「左道邪術」寫進《明律》十一《禮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其後，白蓮教以各種支派的形式變換名目繼續得到發展，明教卻逐漸衰落了。在武俠小說中，由於金庸的武俠名著《倚天屠龍記》寫到明教，使明教蜚聲一時，成為俠的文化形式中秘密教派的一個典型
⑶ 元末明初指的是元朝還是明朝
元末明初表示的是時間范圍，經過了元末及至明初。
⑷ 元末明初有什麼重大戰役
鄱陽湖大戰：是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陳友諒為爭奪鄱陽湖水域而進行的一版次戰略決權戰，決戰以朱元璋的完全勝利而告終。這次戰役被視為中世紀世界規模最大水戰。此戰，朱元璋乘陳友諒軍久攻堅城受挫，分兵據守鄱陽湖口，先斷其退路；繼集中兵力，巧用火攻，殲其主力；後水陸截擊，全殲陳軍於突圍之際。創造了中國水戰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為統一江南奠定了基礎。
名 稱：鄱陽湖之戰
地 點：鄱陽湖與長江交界處
時 間：8月30日-10月4日，1363年
參戰方：明軍，漢軍
結 果：朱元璋獲得勝利，陳友諒陣亡
參戰方兵力：明軍200,000人，漢軍650,000人
傷亡情況：明軍1,346人陣亡，11,347人負傷 ，漢軍或死或降，陳友諒陣亡
⑸ 元末明初那年事
「北元」這一個名詞，是高麗人所創造的，一直到崇禎八年為止，「北元」始終與明朝對峙著，其情形猶如「南宋」與金朝，雖則地域迥異。明朝有過十六位皇帝，「北元」有過二十八個君主。
就大體來說，「北元」與明朝勢均力敵，誰也奈何不了誰。明成祖「親征」了好幾次，有一次到達克魯倫河與鄂嫩河之間，成吉思汗的發祥地，幾乎活捉了「北元」的第九個君主本雅失里，其餘幾次也嚇得敵人望風而逃，然而他沒有辦法留下漢人在沙漠南北定居，沒有辦法收為「郡縣」。
在「北元」的一方面，第十三個君主脫脫不花的權臣也先，有力量活捉得明朝的英宗，卻沒有力量「收復」大都，終於不得不把英宗送還，與明朝言歸於好。
⑹ 元末明初是什麼朝代
是指元朝的末年和明朝的初年，就是指這兩個朝代。
元末明初是一個概念化的時間段，是一種包括兩個朝代的時代。
⑺ 求元末明初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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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統治階級內部政局動盪。元朝政府橫征暴斂，土地高度集中，社會經濟衰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十一年，民間秘密團體白蓮教領袖韓山童及其門徒劉福通，利用政府征發農夫15萬人修治黃河，農夫不堪元官吏的欺凌和沉重的勞役的情緒，進行反抗元朝的組織活動。由於消息走漏，韓山童被俘遇害，劉福通逃回潁州(今安徽阜陽)，五月，劉福通率眾起義，以紅巾裹頭，稱紅巾軍。爾後率部西進河南相繼攻克項城(今河南項城南)、羅山(今河南羅山)、真陽(今河南正陽)等地，隊伍迅速發展至十餘萬人。在劉福通起義的影響下，大江南北許多地方相繼爆發了人民的反元斗爭，其中主要的有：徐州的李二(芝麻李)、趙均用，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的郭子興、孫德崖：湘漢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馬；蘄(今湖北蘄春)、黃(今湖北黃岡)的彭瑩玉、徐壽輝等，均屬紅巾軍系統，諸多起義軍中以北方劉福通，南方徐壽輝兩支為最強。這兩支起義軍的發展，將元統治區切成兩段，使南北隔絕，有力的打擊了元朝的統治。除此之外，還有張士誠起義軍。
劉福通所部起義軍在河南取勝的同時，徐壽輝將所部兵分兩路，一路逆江而上，攻克武昌(今湖北武昌)(參見武昌之戰)、江陵(今湖北江陵)等地；一路則順江而下，攻取長江中下游一些州縣後，進軍福建和浙西。十二年七月，攻克江南重鎮杭州路(今浙江杭州)。與此同時，李二所部義軍佔領了徐州及周圍一些州縣，將元朝賴以南北聯系的主動脈切斷。起義軍節節勝利，使元廷為之震動，急遣丞相脫脫率大軍南下，擊敗李二部，復占徐州，打開了南北通道，並乘勢集江南數省元軍再克杭州路，爾後對起義軍展開全面反攻。在元軍的強大攻勢下，起義軍節節敗退，徐壽輝部被迫退出長江中、下游，活動於湖泊和山區。劉福通雖仍立足於河南，但限於極小地區之內。起義斗爭轉入低潮。為徹底消滅起義軍，元廷又於十四年派脫脫統兵40萬，向淮東張士誠部發動進攻，張士誠僅率數千人堅守高郵(今江蘇高郵)一個多月，脫脫率40萬大軍師老無功，頓兵城下。元順帝聽信讒言，臨陣易將，罷免了脫脫的指揮權，使元軍軍心渙散，士無鬥志。為張士誠所乘，奪取整個淮東地區後，南渡長江，進占浙西(今浙江北部和江蘇南部)大部。其它各地起義軍亦趁機造勢，主動出擊，徐壽輝部重新佔領了湖廣、江西大部；郭子興部將朱元璋率一部南渡長江(參見渡江之戰)，攻佔集慶(今江蘇南京)等地(參見集慶之戰)，並佔領了江東和浙東大部。經三年激戰，元軍主力受重創，喪失了軍事優勢。十五年(1355年)二月，劉福通迎立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奠都毫州(今安徽毫縣)，改元龍鳳。爾後劉福通率部相繼攻佔鄧(今河南鄧縣)、許(今河南許昌)等州，勢力益增，眾至三十餘萬。十七年(1357年)六月，劉福通以河南為基地，分兵三路北上伐元；西路軍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領下進軍關中，陷興元(今陝西漢中)入鳳翔(今屬陝西)，直逼長安(今陝西西安)(參見陝西之戰)，受阻後，兵分兩路，一路轉入四川，一路西進攻取靈武(今寧夏靈武)；中路軍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下轉戰於河北、山東等地，並一度攻保定，威脅大都(今北京)，後由大同(今山西大同)轉戰塞外，於十八年底攻克元上都開平(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西北)。旋轉戰遼東，攻克遼陽(今遼寧遼陽)，東入高麗；東路軍由毛貴率領下由山東北上，直逼大都，威震京師，後恐孤軍深入，退回山東。此次北伐雖由於戰略不明確，各部協調不夠，未能推翻元封建王朝的統治，但劉福通攻佔了汴梁(今河南開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諸多地區，從根本上動搖了元朝的統治基礎。
元軍在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損失慘重。為與起義軍相抗衡，元廷重新組織軍事力量，除元朝軍隊外，注重對民間地主武裝的使用，尤其是對鎮壓起義軍有功的軍隊將領和地主武裝首領，進行迅速提拔。元廷這一新的軍事措施，使北方起義軍陷入被動局面。在新的形勢下，劉福通未能及時調整戰略部署，依然分兵出擊，至兵分勢寡，加之起義軍將領之間互相殘殺，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給元軍以可乘之機。孛羅帖木兒圍剿山西北部及塞外起義軍，十九年，察罕帖木兒攻陷宋政權都城汴梁，劉福通、韓林兒頑強抗擊後，突圍南走安豐(今安徽壽縣)。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兒遇刺死後，擴廓帖木兒繼為統帥，率軍繼續鎮壓山東境內的起義軍，未幾，山東境內起義軍即被鎮壓下去(參見元鎮壓紅巾軍山東之戰)，河南全境和山東大部又陷入元軍手中。黃河以北的起義斗爭再次轉入低潮。元統治集團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一些勝利，但內部矛盾加深，新興的將領擁兵自重，互相吞並，從而更加激化了元朝內部的矛盾，北方出現了軍閥連年混戰的局面。
在北方軍閥連年混戰的同時，南方各起義軍得到了迅速發展，逐漸形成了各政權割據的局面。朱元璋占據集慶後改集慶為應天府，但四面受敵，東有元將定定扼守鎮江，東南有張士誠佔有平江(今江蘇蘇州)、常州(今江蘇常州)和浙西地區，東北有地主武裝青衣軍張明鑒占據揚州(今屬江蘇)，南面有元將八思爾不花駐屯徽州(今安徽歙縣)，西面有徐壽輝佔有池州(今安徽貴池)。為解決來自諸多方面的危脅，朱元璋先後派兵攻佔了鎮江、廣德(今安徽廣德)、長興(今浙江長興)、江陰(今江蘇江陰)，使勢力范圍得到了擴展與鞏固。爾後集中力量打擊孤立無援的浙東元軍。為鞏固佔領區和繼續發展壯大勢力，朱元璋採納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策，經四、五年的努力和准備便開始進行統一江南的作戰。朱元璋根據當時形勢和自己處於陳友諒和張士誠兩大勢力之間的處境，制定了先西後東，先強後弱的戰略方針。二十年閏五月，陳友諒殺徐壽輝，自立為帝，國號漢，改元大義。是月初五，陳友諒率l0餘萬大軍順江而下攻應天，朱元璋採取誘敵深入之策，以伏兵擊敗陳友諒(參見安慶、江州之戰)。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派呂珍圍攻安豐，安豐糧盡援絕，劉福通戰死，朱元璋聞訊率部往援。三月，朱元璋渡江，三戰三捷，解安豐之圍。四月，陳友諒乘朱元璋率主力往救安豐，江南空虛之機，以號稱60萬的大軍於十一日圍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得訊後，於七月初六，親率舟師號稱20萬往救洪都。兩軍會戰於鄱陽湖上，朱元璋軍採用火攻，陳友諒兵敗身亡，主力傷亡殆盡(參見鄱陽湖之戰)。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攻克武昌，陳理投降，陳友諒的大漢政權滅亡(參見武昌之戰)。朱元璋攻取武昌後，旋又攻佔襄陽(今湖北襄樊)等漢水流域和要點，全部控制了長江中游。為穩定江漢局勢，又與四川明玉珍通好。然後轉兵東向攻張士誠。朱元璋根據張士誠佔領區南北狹長，中隔長江，南北兵力應援不便等弱點，制定了「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明太祖實錄》卷十八)的戰略方針。二十五年十月，徐達、常遇春率水步騎軍，水陸並進，進攻淮東(參見兩淮之戰)。朱軍進展順利，迅速佔領泰州(今江蘇泰州市)、高郵、徐州等地，從而佔領全部淮東，完成其攻取淮東剪其羽翼的作戰步驟。二十六年八月至十一月，朱元璋又先後攻克湖州(今浙江吳興)(參見湖州之戰)、杭州等重鎮，對平江形成北、西、南三面合圍之勢。二十七年九月，平江城破，張士誠被俘(參見平江之戰)。在這種形勢下，浙東方國珍被迫向朱元璋請降，朱元璋基本上統一了江南後，決定南征北伐同時並進，以北方為進攻重點，開始了北上伐元的戰爭。
朝初年的政治軍事形勢
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明朝，但此時元朝在北方特別是在西北的殘余勢力依然強大。1369年明朝大將徐達將元軍王保保部逐出寧夏。由於殘元勢力依然強大，他們以寧夏、內蒙古為根據地，不斷侵擾明朝邊境，明朝暫時無力據有寧夏。在洪武三年至洪武九年間(1370一1376年)，朱元璋下令將寧夏靈州、鳴沙和寧夏路等地的百姓遷往關中一帶，在寧夏北部製造無人區，實行真空防禦。洪武九年後，隨著明朝國勢的穩定，明軍力量加強，又陸續從山西、關中及中原各地遷來人口，充實寧夏地區。
洪武九年(1376年)鑒於殘元力量的侵擾，明朝在寧夏設寧夏衛，歸陝西都指揮使司管轄，在寧夏以軍事設置代替行政設置。
公元1402年後，蒙古韃靼、瓦刺各部日漸強大，成為明朝北方邊境的大患。為此，明朝在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二萬里邊防線上，先後建立遼東、宣府、大同、延綏(榆林)、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等九個軍事重鎮，總稱「九邊」。今寧夏區佔有兩鎮。因此，明朝的寧夏地區一直是邊患最嚴重的地區。寧夏這一時期歷史多與軍事活動有關。
自1376年設寧夏衛，後又升為鎮(治所在今銀川市)，歸中央右軍都督府管轄。總鎮下設衛、所，根據「分地守御」的原則，在劃定的范圍內形成一套防禦體系。寧夏總鎮轄有寧夏衛、寧夏前衛、中屯衛、左屯衛、右屯衛(以上五衛的治所均在寧夏鎮城內)、寧夏中衛、寧夏後衛，共7個衛。每衛各5個千戶所，外加靈州守御千戶所、興武營守御千戶所(今鹽池高沙窩鄉)、平虜(今平羅)守御千戶所和寧夏群牧千戶所(今同心韋州)共有39個千戶所。衛、所之下，設有屯堡和烽火台。據統計，在明嘉靖時期，寧夏鎮有屯、堡90個和烽堠485個，總兵力近5萬人。
寧夏南部地區於1425年在開城縣設守御千戶所，後因韃靼入侵，千戶所被迫遷往原州故地，於1469年升為衛，將古原州定名為固原。固原為關中門戶，地處延綏、甘肅、寧夏三鎮中間，軍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474年，朝廷派左都御史王越駐防固原，統一指揮延綏、寧夏、甘肅三鎮軍務，稱三邊總督，後因邊防等，改為冬、春駐固原，夏、秋移駐花馬地(今鹽池)。其後，固原又升為鎮，成為九邊之一，改開城縣為固原州。固原鎮下轄三個守御千戶所和一個群牧千戶所：平虜守御千戶所(今同心預旺)；鎮戎守御千戶所(今固原八營)；西安州守御千戶所(今海原縣西安鄉)；甘州群牧千戶所，為王府的牧馬地。嘉靖年間，固原鎮有白馬城、紅古城、下馬房關、海喇都和大灣川等大屯堡5個，其他小屯堡36個，烽堠154個，總兵力1．6萬人。
為了有效防止韃靼和瓦刺的入侵，明朝除了在北方邊境屯駐重兵外，還沿北部邊界修建了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的萬里長城。
⑻ 元末明初，朱元璋制定了怎樣的政策
元末明初，出身寒微的朱元璋在歷史洪流中拔地而起，建立了明王朝。稱帝以後，面對經濟凋敝、民心浮動的社會現實，朱元璋及時地提出了「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制定了一系列以睦鄰友好為核心的外交政策。
⑼ 元末明初到明代中期有什麼重大歷史事件
明代中期對建州女真的五次種族滅絕性屠殺
當今對清朝不滿者，大多在指責之際提及清兵入關後的「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用以煽起滿漢兩族之間的仇恨，為自己的論點增加幾分貌似大義的名份。然則，在漫漫歷史長河之中還埋藏著明朝中期失敗的少數民族政策所造成的多個血腥的往日，在拭去歲月的厚重塵埃之後，那種從悠遠處傳來的違和的味道依舊顯得分外刺鼻。
勿庸置疑的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明帝國對待少數民族有著近乎變態的敵視態度，無論是對曾經統治過中原地區並始終為其勁敵的蒙古族，還是一向不曾為過大害的西南少數民族，都無一例外地被列入攻擊或防禦的對象。
在北方，對待相對強大，難以戰勝的蒙古族，明人在永樂時代之後從主動進攻轉入被動防禦；而在西南，面對貧弱的諸少數民族，明朝則採取了「改土歸流」的強硬政策，以推行「王化」為名，進行強制同化的政策。這種破壞其他民族固有文化傳統的行為勢必激起反抗，對於敢於反抗者，明政府採取了無情鎮壓的政策，因而在西南地區引發了大小數百場戰爭，使得棘人等十幾個有著近千年歷史的古少數民族被人為毀滅了。
相對於北方和西南方的刀光劍影和血腥殺戮，明代中期之前的東北方卻顯得較為安寧。永樂七年（紀元1409年），明朝在東北設置了奴爾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龍江下游俄羅斯境內的哈巴羅夫斯克邊區塔赫塔一代，並於永樂九年（紀元1411年）將庫葉島納入都司轄區，認命當地的女真、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少數民族貴族為衛、所官員。根據《明通鑒》和《明實錄》的記載，隸屬於奴兒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轄區內雖有較為寬松的自治許可權，但不能如漢唐時代那樣自建王號，亦無「國」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較之漢唐的羈縻制度更為嚴密，是有助於東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較為溫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於明朝從側翼夾擊當時尚爭戰不休的北元的軍事策略。而日後建立清朝的主體民族滿族也是在這一時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場於歷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脫胎於元代建立於松花江流域黑龍江省依蘭縣一代的女真三萬戶，大約在元明交替之際開始南遷，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長納哈出的率領下遷至輝發河上游的鳳州（今吉林與黑龍江交界處，舊稱開元城的地方）。至其孫李滿住時又繼續南遷至渾河流域。另外，同樣出自三萬戶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則在酋長猛哥貼木兒的帶領下展轉抵達圖們江下游，後又繼續遷移到今朝鮮國北境。根據《朝鮮太宗實錄》記載，他們曾經接受過李朝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並以傭兵的身份參與過李成桂奪取高麗政權的戰爭。大約在永樂元年至九年之間，李成桂建立李朝後要求吾都里部完全歸順朝鮮，這個女真部落雖然僅有180戶，但也不願接受朝鮮的統治，於是再度遷移到渾江一帶，投奔已經居住在那裡的胡里改部。還有一種說法是，納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衛官之後，自告奮勇派人往招猛哥貼木兒。總之，猛哥貼木兒是在永樂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衛都指揮使一職的，遷往鳳州的時間則系之於永樂九年。大約也是在這一年裡，建州衛被明朝析為兩部，猛哥貼木兒被改任為建州左衛都指揮使。這就是日後建州女真的雛行，我們也知道猛哥貼木兒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直系祖先。
在鳳州這一段時間內，由於受到明朝武力的保護，使得朝鮮不敢再對建州女真施加壓力，建州兩部的經濟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環境內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單建州左衛一部，至永樂二十一年時，人口已增加到1000餘戶，6250口（據《朝鮮世宗實錄》載）。永樂二十年，為了表示對明朝的感激，猛哥貼木兒還率領部眾參加了明成祖發起的對韃靼部阿魯台的遠征，並在戰爭中建樹了功勛，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見。在這段時期內，明朝與建州的關系是友好的，猛哥貼木兒對明朝是恭順的。這種關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間，猛哥本人還數次親自前往北京朝貢。
可惜，這樣的好景不常。在明成祖死後，宣德十年（紀元1435年），明朝的對北方政策從進攻轉入收縮防禦，其代表性事件即撤銷奴兒干都司。而在稍早的宣德八年（紀元1433年），猛哥貼木兒本人及其長子阿古死於與七姓兀狄哈人的戰斗之中，其部眾也因戰敗而從千戶銳減至500戶。建州女真之所以在這場戰斗遭到失敗，其主要原因在於明朝與朝鮮軍隊的介入，僅朝鮮軍就殺害了500餘名女真人，使得建州女真「流離四散，其餘存者無幾」（據《朝鮮世宗實錄》載）。又據《滿洲實錄》記載，兀狄哈人「盡殺其（吾都里部）闔族子孫，內有一幼兒名樊察，脫身走至曠野，後兵追之，會有一神鵲棲兒頭上。追兵謂人首無鵲棲之理，疑為苦木樁，遂回。於是，樊察得出，遂隱其身而終焉。滿洲後世子孫俱以鵲為神，故不加害。」其實，又被稱謂凡察的他並非一個神話人物，而是可以從朝鮮史料內得以求證其存在的真實歷史人物。其實，他當時野並非一幼兒，而是猛哥貼木兒的異母弟弟。在躲過追兵之後，他找到了猛哥貼木兒的次子董山，叔侄二人收拾了潰散的部眾。為了躲避兀狄哈人的侵攻，他們在正統五年（1440年）率300戶南遷，在渾河上游支流蘇子河畔與先期遷移至此的胡里改部重新匯合。發源於長白山麓的蘇子河在匯入渾河處形成了一片平坦富饒的沖擊平原，為建州部落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條件，使得遭到失敗的吾都里部和另一支同樣經過長途跋涉的胡里改部得以休養生息，繁衍發展。在這一時期內，由於董山與叔父凡察之間發生了矛盾，經明朝遼東經略的調解，將建州重析為三衛，即建州衛、左衛和右衛，董山執左衛印，凡察領右衛，李滿住仍居建州衛。這樣的調解措施固然有建州內部斗爭的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這是明朝為防止女真強大而採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這件事情發生在正統七年（紀元1442年）。
在建州三衛的首領之中，董山是一位文武全才，驍勇善戰的英雄人物。由於他的治理，至成化三年（紀元1467年），建州左衛的實力已居於三衛之冠，引起了明朝的猜忌，遂於當年趁其來邊市貢馬之機將其拘禁起來並加以殺害。同年9月，明軍聯絡朝鮮部隊在24日向建州左衛發動突然襲擊，包圍了女真的營地。經過歷時一個月的大規模搜捕和圍剿，殺死女真人千餘名，並將其多年積畜劫掠一空。在這場劫難之中，毗鄰的建州衛也未能倖免，李滿住及其長子古納哈亦遭殺害。
這是建州女真第三次遭到明朝與朝鮮聯軍的屠戮，前兩次發生在宣德八年（紀元1433年）與正統二年（紀元1467年）。其後，明朝與朝鮮又於成化十四年（紀元1478年）和十五年（紀元1479年）連續兩次圍剿建州女真，對該地區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當時，兩軍約定「可屠者屠之……盡滅乃矣」（出處同前）的方針，完全是意圖對建州女真採取種族滅絕的政策。明朝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暴力政策，除了建州女真因自身生產力不能適應人口增長而對明與朝鮮邊境進行劫掠為其一部分原因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正如開篇所述的那樣，對弱小民族一以貫之的高壓政策，還有就是明朝邊臣們急欲立功而不惜用女真平民的鮮血來染自家紫袍的罪惡心態。眾所周知，邊臣必須通過軍功才能獲得升遷，在眼見西南同僚們通過對少數民族的征服而步步高升後，東北的明朝邊將也自然不甘寂寞，而密邇遼東的建州三衛就因此首當其沖地成為了他們的屠殺目標。從因成化三年之役而加封武靖伯的明將趙輔在《平夷賦自序》之中得意洋洋地誇耀武功為「強壯盡戮，老稚盡俘」（《明實錄·憲宗實錄》），可見其以殺人為功、為樂的殘忍面目。
以上這針對建州女真的五次屠戮，前後長達四十五年時間，對這個民族的破壞之嚴重達到了令人發止的程度。從嘉靖三十一年（紀元1552年）明朝官員在談論東北邊事的時候說，建州女真「至今五、六十年未反側」（《明世宗實錄》）一語中可見，經過這五次屠殺後，建州女真的實力直到明朝後期的嘉、隆年間後才得以逐漸恢復起來。從朝鮮史料給出的建州女真人口數字來看，三衛合計起來也不過萬餘人而已，其壯丁最多不過兩、三千人而已，即使對明邊有所騷擾，其規模也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通過政治上的策略加以調和，文化上的交流加以融合，而明朝政府恰恰沒有採取這樣的上策，而是自恃強大，不惜大動干戈，加以不分青紅皂白的「犁庭掃穴」，其暴虐不仁可見一斑。雖然五次屠殺從死亡人數而言和「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考慮到建州女真自身人口基數的渺小，則可說其性質完全達到了種族滅絕行為的程度，是更加嚴重的戰爭罪惡。
當然，本文的宗旨並非宣揚民族報復，更不贊成為了早已淡忘的陳年舊恨而製造新的民族仇恨。而是希望讀者們可以看到，殘忍的殺戮是人類潛藏於心底的共性，是必須通過理智和人文主義精神加以遏止的邪惡心魔，同時衷心祈禱在未來的時代之中，通過人類的共同努力，避免這種自相殘殺的悲劇再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