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質量顯著

『壹』 把提高什麼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1、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版主攻方向，顯著增權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消費需求向高品質升級，但主要產品供給體系仍處於中低端。

2、目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突出矛盾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出現資本「脫實向虛」現象，資本過剩與實體經濟「缺血」現象並存；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價過快上漲，導致過多資本從實體經濟領域流向房地產領域，同時也推高實體經濟發展成本。

3、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報告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作出部署，傳遞出諸多改革著力點。

『貳』 把提高什麼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據報道，日前的會議上，中國領導人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是發展實體經濟。
報道稱，專家表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消費需求向高品質升級，但主要產品供給體系仍處於中低端。
目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突出矛盾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出現資本「脫實向虛」現象，資本過剩與實體經濟「缺血」現象並存；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價過快上漲，導致過多資本從實體經濟領域流向房地產領域，同時也推高實體經濟發展成本。

『叄』 2020年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兩大著力點是什麼為什麼(200字)

高質量發展要求

1. 通過實體經濟的發展優化經濟結構，支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2.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要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於通過創新獲得新的增長動力源泉。為此，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跟蹤全球科技發展方向的基礎上，通過實施重大科技項目，在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以技術創新推動和支撐高質量發展。
   

『肆』 概述2019年我國經濟發展狀況,談談對「高質量發展」的理解

對高質量發展的理解如下：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做好今年的經濟工作，十分重要。從今年一季度經濟運行情況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市場信心明顯提升，新舊動能轉換加快實施，改革開放繼續有力推進。

在經濟運行總體平穩、開局良好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好全年經濟工作，需緊緊圍繞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落實好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謀劃與部署，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打下決定性基礎。

一、充分認識我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思想基礎

2018年，我國面臨三方面嚴峻挑戰。首先是深刻變化的外部環境，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其次是經濟轉型陣痛凸顯，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再次是兩難多難問題增多，要實現多重目標、完成多項任務、處理多種關系，政策選擇和工作難度加大。

盡管如此，我國經濟仍然在高基數上達到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社會大局保持穩定。2019年，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仍不樂觀。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下調全球經濟增長展望，把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值降為3.5%。

與此同時，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加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外部輸入性風險上升。盡管如此，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沒有也不會改變。這表現在：

我國經濟擁有足夠的韌性。2018年在大幅度壓減工業產能和嚴格環保督察的環境下，工業增加值突破30萬億元。在國內結構性去杠桿以及融資環境收緊的情況下，企業經濟效益繼續提高。2018年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66351億元，比上年增長10.3％。

同時，受服務業需求持續擴大以及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服務業經營利潤同樣保持快速增長，全年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比上年增長11.4％，營業利潤增長6.5％。我國經濟具有巨大的潛力。我國經濟的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調整，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2018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76.2％。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看，未來幾年我國商品零售規模有望突破4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零售市場。我國經濟不斷迸發創新活力。2018年研發（R＆D）經費支出19657億元，比上年增長11.6％。

2018年日均新設企業超過1.8萬戶，市場主體總量超過1億戶。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軌道交通裝備等產業快速發展，產業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發展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

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基礎

在經濟運行層面，我們面臨新老矛盾交織，周期性、結構性問題疊加的雙重風險。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在宏觀調控上，推出調結構、防風險的政策措施要把握好節奏和力度。為此，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度加大需求調控力度。

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但是，這些逆周期的宏觀調控措施，決不意味著「大水漫灌」，更不意味著宏觀政策導向的根本轉變。2019年乃至更長遠的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宏觀調控的基本政策取向都將遵循「五個堅持」。

1、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進一步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2、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出台更有效的措施，繼續推動生動實踐。

3、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既要體現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上，還要體現在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

4、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更多採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同時要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堅持結構性去杠桿，防範金融市場異常波動，處理好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5、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這就要求我們繼續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一方面要使國有企業通過改革創新強身健體，不斷增強發展活力和核心競爭力。

另一方面要下大氣力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促進民營經濟更好發展。同時要在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中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賦予微觀主體更大活力。

三、促進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部署了10項工作任務，每項任務都很重要。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角度看，關鍵一環是要促進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促進新舊動能轉換要立足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改造提升的基本途徑是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提高製造業服務化水平。

其基本規律大致包含以下三點：一是價值鏈上的橫向升級。由製造環節向上游延伸，向研發、設計、創意、標准環節推進，如軌道交通裝備產業；由製造環節向下游延伸，向品牌、渠道、物流、服務環節推進，如家用電器產業。二是價值鏈網路上的縱向升級。

要使從事製造環節的企業由模塊供應商上升為系統集成商，如高端船舶、重大技術裝備產業。三是價值整合層面的創新。這主要包括製造業的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需要超前布局新興產業。深化大數據、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慧等研發應用。

發展高端製造、生物醫葯、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集群，壯大數字經濟。應該看到，以數據為關鍵投入要素的數字經濟將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對此，要加大投入，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還要看到，智能製造成為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趨勢，自動駕駛是智能製造最具商用前景的領域之一。我們需要著眼這些新興產業，提前進行布局，為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積聚力量。

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需要改革攻堅。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將更多集中於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上。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不優是當前發展不充分的主要表現，引入市場機制能有效解決供給不足、不優等問題。

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應恰當分類、區別對待、具體施策；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緩解政府投入資金的不足。這些特殊產業也帶有普惠性特徵，引入市場機制後不能以盈利為唯一目的，但需要解決投資回報和企業發展的商業利益問題。

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需要解決好知識經驗短缺和資本積聚不足的問題。當前，不少中小企業感到憂慮和困惑，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新形勢下，要依靠新動能發展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產業，就超出了以往的知識和經驗，以至於一些企業不知從何著手。

還要看到，一些新產業需要的投資較大、需要的技術較高，大量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投資和運營能力。因此，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需要激發全社會對新知識的學習熱情，推動新技能的普及，同時探索社會資本積聚的新模式。

『伍』 如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

「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黨的十八大報告所闡述的這一重大戰略任務，是基於深刻分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後提出的。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對內需要不斷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對外需要著力培育開放型經濟發展新優勢，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其落實的關鍵在於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通過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提升發展的質量與效益，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一、國內外經濟環境新變化要求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是與發展環境密不可分的。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政治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我國戰略機遇期的挑戰因素明顯增加，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客觀壓力加大。
國際方面，近期世界經濟逐步復甦，但進程緩慢，國際市場持續震盪。受歐債危機、美國財政懸崖問題等的拖累，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短期內難以實現強勁反彈。在原有需求動力減弱的背景下，許多國家紛紛謀求通過經濟結構調整拉動增長，新一輪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態勢顯現，新興行業和技術創新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
國內方面，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與發展程度的加深，我國的傳統競爭優勢正在逐步減弱。在外需增速放緩的同時，國內的綜合成本卻持續上漲，勞動力價格不斷攀升，資源環境約束明顯增強，盈利空間急劇縮小。此外，創新能力不強，研發能力有限等問題也制約著中國產業發展的質量與效益，長期以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已不可為繼。
「我們要堅定信心，打勝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場硬仗，把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按照十八大報告的要求，經濟轉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努力實現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由出口投資拉動型向內需導向型發展模式的轉變，實現勞動力、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從低端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從製造業向服務業，從低質低效行業向高質高效行業的轉移，從而實現經濟發展質量、效益與競爭力的全面提升。這也需要政府轉變管理經濟的模式，在發揮好宏觀管理和指導作用的同時，堅持市場的導向作用，尊重市場規律，開展以市場為基礎的生產要素與結構調整，積極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有效配置中的關鍵作用。
二、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先決條件
三十年多前的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排除了思維模式的障礙，逐步拆除了體制上的桎梏，讓社會生產力從傳統的計劃經濟中解放出來，煥發出勃勃生機。現在，我們無論是在經濟結構、增長方式，還是在區域差異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此前的改革潛力已逐漸釋放，需要新的動力。面對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與條件的顯著變化，我們急需新一輪的改革，構建起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加快形成新的對內對外的經濟發展方式，為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強大動力與制度保障。
（一）營造平等競爭環境，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創造良好的體制政策環境，以適應和增強各類市場主體的發展活力。目前，市場還存在部分行業缺乏競爭，政府對經濟活動直接干預過多、過度監管與監管不到位並存等問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環境有待改善，企業的治理結構和合規經營還有待提高。我們應該通過有力的改革舉措，切實打破壟斷，增強競爭，尤其為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創造良好的市場條件和經營環境，通過優勝劣汰機制規范市場秩序，增強企業生存競爭能力，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公司，充分調動各類市場主體的創新和發展活力，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良性市場格局。
（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建設服務於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這要求我們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中，要牢牢把握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這一本質，積極建設和運用好金融系統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為經濟的整體發展提供支持與保障。「百業興則金融興，百業穩則金融穩。」這次金融危機充分說明了有些西方發達國家發生的虛擬經濟過度膨脹、脫離實體經濟的嚴重惡果。我們要以此為戒，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結合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和需求，積極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通過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體制問題、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深化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等有針對性的金融改革措施，有效疏導實體經濟發展瓶頸，促進經濟快速健康發展。
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還處於相對初級階段，資金的利用效率還不是很高。在做好金融監管，有效控制風險的同時，也要積極鼓勵和推進有益的金融創新，維護金融業的活力與競爭力，提升其配置資源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構建有效服務各類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多層次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
（三）實施創新驅動，加快產業升級，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創新將是中國經濟保持活力和競爭力的關鍵所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創造良好的政策體制環境，鼓勵與保護市場的創新能力，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技術創新體系、知識創新體系，健全相關法制環境，實現對知識產權的有力保護，把社會智慧和力量引導到創新發展上來。堅持走自主創新道路，抓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也是中國實現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迫切需要。我們要通過快速提高創新能力，轉變中國經濟過度依賴要素數量投入的狀況，不斷提高資本投入的技術含量和勞動力的素質水平，加快向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上游移動，保證中國在新一輪的國際產業競爭中處於優勢。
三、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這一提法體現了我國更加積極主動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更加重視開放的質量與效益，順應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凸顯了內外統籌的科學發展思路。結合當今世界經濟形勢看，此次提出的「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與以往的「擴大對外開放」相比，強調了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推動開放朝著優化結構、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轉變。
當前，我們需要努力轉變對外經濟粗放型發展的模式，引導企業出口從傳統的競爭成本向競爭技術與品牌的轉變，擴大高附加值產品和自主品牌的出口比例，鼓勵企業提升科研與創新能力，不斷提升「中國製造」的質量和水平，逐步實現「中國創造」的跨越式發展，努力提高對外開放的經濟效益，提升中國產業的國際分工地位，實現對外經濟的高效益、高質量發展。
在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我們也要堅持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原則，理解和尊重合作方的利益訴求，積極尋找利益共同點，推動與經貿夥伴的相互開放和務實合作，不斷拓寬外部空間，為我國的自身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陸』 運用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容說明如何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築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堅實基礎。
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營造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發展環境和社會氛圍，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柒』 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_______為主線。

C.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拓展資料：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適應我國經濟已由版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權量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從國內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呈現增速轉軌、結構轉型、動能轉換的特點。同時，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我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期，國民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只有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推動經濟建設再上新台階。從國際看，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還在持續，世界經濟復甦進程仍然曲折，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只有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更是我們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必須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供需動態平衡，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爬坡過坎，攻堅克難，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捌』 經濟發展質量包括哪些

一、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所謂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指所設計的指標體系將數量上的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甚至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這一理解經濟發展的方式與我國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經濟發展戰略有緊密關系。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經濟發展處於頹廢邊緣，社會物質財富極度缺乏，面對這一現實，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做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尤其強調應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這一決定是對我國當時國情的正確判斷，然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其最基本的表現是出現生產總值(GDP)崇拜，即認為GDP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發展，只要GDP增長，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這樣的經濟發展實踐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故而這種認為經濟增長就是經濟發展，並將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二者混用的現象在學術研究中也屢見不鮮。張風波(1987)在研究交通貨運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曾以工業產值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顯然，工業產值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指標，該文作者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同樣，張為付(2008)在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以我國凈對外直接投資(NFDI)為因變數，以人均GDP為自變數，實證分析了二者之間的關系。朱翠華和張曉峒(2012)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系時，檢驗了人均GDP與3類污染指標之間的關系。
以上三篇文獻有一個共同點，即用單個的指標來表徵經濟發展，但有的學者意識到單個經濟增長指標並不能客觀地描述經濟發展的全貌，因而試圖用一套指標體系即多個指標來衡量經濟發展。即便如此，該指標體系仍然是以經濟增長指標為主。如岳曉燕(2011)在研究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時，用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以及第三產業產值比重構建了經濟發展測度指標;聶春霞等(2012)通過模糊分級評價方法對西北五省會的城市環境、經濟與城市協調發展進行評價，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年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崗職工人均工資。以上研究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側重於經濟數量上的增長，甚至將GDP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只要經濟增長，則意味著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解方式抹殺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差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效率、經濟發展的結構、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的環境等問題。
二、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注重經濟發展量上的增加，而在實踐中卻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於是，學者們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的結構等問題，並將這些問題納入測度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中，構建一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這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大致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注經濟發展本身，另外一類是除了關注經濟發展自身外，還關注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
在第一類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文獻中，學者們在構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時，一般先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幾個維度，然後再從各維度選取合適的指標測量經濟發展。王新華(2011)在研究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四個維度，即經濟總量、經濟結構、經濟效益以及經濟動力，再從這四個維度出發構建了由17指標組成的經濟測度指標體系。戴西超(2005)在研究技術－經濟－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協調度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三類指標，即總量指標、結構指標以及質量指標。其中總量指標包括GDP、工業總產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進出口貿易總額、第三產業總產值增長率;結構指標包括出口商品工業製成品比重、工業佔GDP比重、第三產業佔GDP比重;質量指標包括國家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萬元GDP能耗的能源、人均GDP。王愛苓等(2012)以保定市為例，分析了經濟、社會、資源以及環境復合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在研究經濟發展子系統時，選取了三個維度7個指標，分別是經濟總量維度(GDP、人均GDP、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經濟結構維度(第三產業產值)、經濟效益維度(全市財政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車冰清等(2012)對研究江蘇省13個地級市以及52個縣(市)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經濟總量、經濟質量、經濟結構、經濟外向性、經濟效益)，23個指標。
以上文獻對經濟發展本身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測度，然而，學者們也發現經濟發展存在外溢效應，如社會福利的增進也是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因而在理解經濟發展時，這些顯然是應該被測量的因素。因而李鳳梧、池金明(1991)設計我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時，認為該體系包括31個指標，具體為人均GDP、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基尼系數、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城鎮就業率、平均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文盲率、農村人口平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收入、城鄉人口平均儲蓄、通貨膨脹率、城市人口平均消費水平、農村人口平均消費水平、恩格爾系數、人均生活能源消費量、家電及其他耐用消費品占總消費的比重、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城鎮人均居住面積、每千人擁有電話機數量、每千人擁有病床數、農村自來水普及率、人均教育經費、人均訂閱報紙雜志數量、廣播電視覆蓋率、每萬人擁有電影院數量、享受生活救濟人數占應享受人口比重、實行勞動保險職工的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撫恤和救濟金占財政收入比重。
在這篇文獻中，對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的偏愛表現的非常明顯。另外，徐徐、賈晶如(2012)在研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協調性時，將經濟發展子系統定義為4個維度11個指標，具體為經濟實力維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經濟活力維度(第三產業貢獻率、人均進出口總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生活質量維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人均汽車擁有量)、基礎服務維度(人均境內公路里程、人均用電量、每百萬人口醫生數)。周嫻(2006)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恩格爾系數。李永友(2008)在對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實證研究時，選用了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效率、經濟結構以及社會結構等指標來衡量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董正信等(2011)選取了社會總需求、產業結構、資源環境、科技進步、民生改善等29個指標研究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方式;沈露瑩(2010)從經濟增長、經濟服務、城市功能、自主創新、資源環境、人本等維度構建了包括48個指標的測評體系測評了上海的經濟發展方式。
可見，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對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改進，擴展和進一步完善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的內涵。
三、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改革開放初期，環境問題相對經濟增長的緊迫感而言，顯得並不突出，甚至並不顯見，因而如何使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整個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經濟增長高於一切成為必然結果，因此，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應運而生，並日益顯示其負面影響，即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問題，人類不得不重新選擇經濟發展模式，考慮經濟增長以什麼方式能在環境資源約束下有助於社會福利的進一步增加這一問題①。這種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在學術研究中表現為更加關心生態環境，並將生態環境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早在1984年，何乃維，賁克平提出了生態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生態系統，包括光能利用率、森林覆蓋率、能量平衡、有機質含量以及氮素平衡;另一個是經濟系統，包括人口、投入、產出以及純收入。國家環保總局也於2003年5月發布了《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建設指標(試行)》，該文件提出了生態省的評價標准，其中經濟發展指標有6項，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人均財政收入、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環保產業比重以及第三產業比重。
為進一步強調生態環境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引導經濟健康發展，學者們特別提出了「低碳經濟」概念。葉依常，黃明鳳(2011)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碳生產率與人文發展彼此協調的經濟形態，因此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既包括碳生產率指標，又包括人文發展指標，基於這樣的理解，文中構建了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並採用因子分析法對每個指標賦值，具體包括9個指標: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均碳排放、GDP、產業結構比例、碳生產率、非碳能源比重、低碳政策、碳能源排放系數、森林覆蓋率。此外，付加鋒等(2010)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環境、低碳消費、低碳產出以及低碳政策五個緯度14個具體指標的低碳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馮碧梅(2011)建立了由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數層以及要素層5個層次組成的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包括24個指標，其中，系統層由產業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人文生態系統構成。庄貴陽、潘家華、朱守先(2011)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以及低碳政策四個維度的衡量指標。
與此同時，學者們認為發展循環經濟也是保護生態的重要途徑，循環經濟也是生態經濟的重要內容。王志憲等(2006)設計了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包括4大系統，25項具體指標，具體包括減量化系統(萬元GDP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水耗、萬元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萬元工業增加值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農葯施用強度、化肥使用強度、人均生活垃圾生產量)、再循環再利用系統(工業廢水處理回用率、工業重復用水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廢舊物資綜合利用率、農用薄膜回收率、秸稈綜合利用率)、社會經濟系統系統(人均GDP、居民恩格爾系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生態環境建設系統(環保投入佔GDP的比例、清潔能源利用率、工業廢氣凈化處理率、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城市污水集中處理率、城市氣化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城市雜訊達標區覆蓋率)。
章波(2005)構建了南通市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12個指標，具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維度(人均GDP、職工平均工資)、資源減量投入維度(萬元GDP能耗、萬元GDP耗電量、萬元農業產值化學用品強度、單位土地面積GDP)、污染減量排放維度(萬元工業產值廢氣排放量、工業廢氣達標排放率、萬元工業產值廢水排放量、單位COD的GDP)、資源再利用維度(「三廢」綜合利用產值占工業產值比)、生態環境質量維度(環保投資額佔GDP比例)。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不僅關注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等方面，而且關注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試圖用更多的環保理念來充實對經濟發展的理解，這是經濟發展實踐的必然，也是經濟發展理論對社會現實的回應。
四、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自然資源的消耗，而部分重要的自然資源又屬於非再生資源，因此，目前以過渡的資源消耗來促進經濟發展則可能剝奪後代享受資源的權力，為保證代際公平，學者們提出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源於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能損害後代需求的發展模式」。那麼經濟可持續型發展則可以定義為在一定資源基礎上取得盡可能多的當代經濟福利的同時，能保證後代人所得的經濟福利不小於當代人所享受的經濟福利。可持續經濟發展理念與生態型經濟發展理念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比如對污染的控制，對環境的關注，但可持續型經濟發展不簡單的等同於生態化或環境保護，它還包括資源的代際分配等問題。
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在學術研究中也得到積極回應，具體表現在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上。楊文進(2000)根據對可持續型經濟發展的理解，構建了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和動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的表達式為:式(1)中，Y為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GDP為國內生產總值，W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非市場外部經濟，N為未市場化的各種收入或收益，C為傳統上的物質資本耗費，L為非正常消費補償外的人力資本耗費，S為自然資源及土地損耗，V為生態環境損耗，M為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性外部不經濟後果，R為生態資本的恢復成本或防止生態資本損失而採取保護措施等方面的開支;式(2)中Yt為動態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i為資本組合所具有的增值率，C''''為物質資本，L''''為人力資本，S''''為自然資本，V''''為環境資本。該文獻從理論上構建了可持續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考慮問題比較全面，但從實際操作來講，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N為未市場化的收入，這部分則很難計算，因而作為測度指標還需要進一步的量化。
另外，郝曉輝(1996)年構建了我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中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包括就業結構、單位國民生產總值(GNP)廢氣排放、單位GNP木材消耗、單位GNP水耗、單位GNP能耗、單位GNP其他資源消耗、每億元工業產值能耗、人口城市化水平、環保投資及佔GNP比重、第一、二、三產業產值分別佔GNP比重、人均GNP及變化率、GNP變化率，一共13個指標。毛漢英(1996)也根據指標體系建立的基本原則，結合山東省實際省況，構建了山東省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並對該指標體系採用層次分析法對各指標賦權。其中經濟發展指標包括GDP年均增長率、工業銷售收入年均增長率、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經濟密度、單位GDP的資金投入、單位GDP的勞動投入、單位GDP消耗的能源數量、單位GDP消耗的原材料數量、單位GDP消耗的水資源數量、單位GDP產生的污染物數量、三次產業結構、全員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資金利稅率、產值利稅率、固定資產產值率。這兩套指標體系比較接近，在經濟增長、經濟效率、產業結構、能耗等方面都有涉及，與第一套指標體系比較，理論支撐稍顯薄弱，但操作性較強。此外，國家統計局與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也提出了我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中經濟可持續發展有38個。可見，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構建是基於對以往經濟發展經驗的總結以及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展望基礎上提出的，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這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使經濟發展有了更多新內涵。
五、研究結論與研究展望
已有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研究客觀的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對深入理解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經濟發展還會在實踐中不斷被調整，這也意味著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理解也將隨之不斷深化。
(一)研究結論
已有研究對經濟發展問題從測度指標的角度予以了較多的關注，這些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闡釋了學者對經濟發展的認識和理解，將這些理解有機綜合起來，由此形成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認識。第一，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一個變遷的體系。經濟發展具有時代性，在不同時刻，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內涵與外延都會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側重點也會改變。從文獻可知，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學者們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建構專注於經濟發展量上的增長，隨後，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結構等問題。隨著經濟進一步的發展，環境問題以及代際公平問題凸顯，學者們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又更進一層，其測度指標開始關注經濟外溢效應以及可持續性。可以顯見的是，即使現今認為比較合理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都有可能不斷的被修正，從而走向更加合理。
第二，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一個復合的體系。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很難用單一指標進行描述，已有文獻中，除了3篇文獻用1個指標對經濟發展進行測度外，剩餘均是用4－48個不等的指標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各個側面盡可能進行比較全面的描述。隨著學術界對經濟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入以及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日後的經濟發展概念將注入了更多新的內涵，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復合性也將越來越強。第三，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基本要素。已有文獻中，經濟發展測度指標不僅數量差異大，而且指標內容差異也比較明顯，但有一點非常明確，即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即所有的文獻中除了一篇文獻用工業產值測度經濟發展外，其餘均包含GDP或人均GDP這一指標，而工業產值、GDP或者人均GDP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測度指標，可見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基本要素在已有文獻中形成了共識。
當然，以定量的方式研究社會科學是學術研究中的新潮流，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問題。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研究亦是如此，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已有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存在明顯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表現在測度指標提的數量和內容上。就數量而言，不同文獻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個數在1－48個之間，數量跨度較大;就內容而言，測度指標更是千姿百態，即使是在特定的階段、關注同樣的問題，如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不同的指標體系之間也會表現出較大的差異。這種異質性使研究的問題很難形成成熟的結論，一般而言，比較成熟的研究領域的一個基本特徵即是對研究問題在學者中能形成比較統一的意見。二是建構指標體系的規范性不容樂觀。從定量研究方法上來講，指標體系的建構應遵循一定的程序，大致包括指標的理論篩選、實證遴選、指標賦權以及指標體系的信度與效度檢驗。本文對所引用的25篇文獻的規范性做了簡單的統計，結果表明:只有10篇文獻的指標有理論支撐;只有4篇文章有指標的遴選方法，並且只有1篇採用模糊關聯度方法進行實證遴選，其餘3篇採用了主觀遴選方法，如德爾菲、專家咨詢等;只有14篇文獻採用層次分析法等為指標進行了賦權;沒有任何文獻對指標體系進行信度與效度的檢驗。顯然，研究的規范性對科學的研究結論至關重要，反之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將受到質疑。
(二)研究展望
追溯起來，亞當•斯密應該是第一位系統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他於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第一部關於經濟發展的著作，但是，真正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問題以及發展過程展開系統研究的實際不超過50年②。面對一個如此重要且研究稍顯薄弱的領域，日後的研究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用發展的眼光研究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變遷的概念，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發展經驗的積累都會改變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認識。為此，應密切關注經濟發展實踐，總結經濟發展經驗，預測經濟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構建合理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其次，注意經濟發展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的關聯，在密切關注經濟發展的外溢效應同時，還可以從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經濟發展與環境發展、經濟與文化發展等角度理解經濟發展的變化並構建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再次，在研究前盡可能的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其精華，去其糟粕，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研究，這樣避免研究的重復，更重要的是這樣有利於學者們在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問題上形成較一致的意見。最後，在建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時恪守研究規范。研究規范是保證研究結論科學性的重要保障，定量研究中更是如此。因此，在研究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時應嚴格按照指標體系建構的方法(指標遴選方法及指標賦權方法等)和程序(指標的理論遴選、實證遴選、指標賦權以及指標體系的信度與效度檢驗等)構建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

『玖』 16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那些顯著的成就

報告認為，十六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具體表現在八個方面：

一是經濟持續平穩快速增長，總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躍居第四位，人均國民總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實現了連續四年10％以上的增長速度。2003年－2006年年均增長10．4％，不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長4．9％高出5．5個百分點，而且比改革開放以來年均增長9．7％高出0．7個百分點。經濟增速不僅快，年度之間波幅也比較小。人均國民總收入翻了近一番，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邁出新步伐，地區、城鄉和產業發展的協調性進一步增強。經濟結構調整出現了明顯的積極變化，中西部地區經濟快速增長，城市化步伐明顯加快，第三產業比重繼續提高。城鄉經濟在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中趨向協調發展。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鄉村人口由農村向城鎮的轉移，促進了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是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穩步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持續大幅增加，節能減排取得初步成效。財政收入在四年內翻了一番多。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使得我們辦了多年想辦而未辦成的一些大事，重點加強了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切實加大了對落後地區和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有效地保障了經濟社會的穩定協調發展。企業利潤連續四年保持在20％以上速度的增長，拓展了企業的發展空間，調動了企業的發展積極性。

四是農業生產穩步增長，工業生產迅猛發展，供給能力大幅提高。我國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增產，棉、油、肉等主要農產品穩產增產。

五是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得到進一步加強。一大批重點建設項目建成投產，交通、通訊、能源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得到加強，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煤電油運等「瓶頸」制約得到明顯緩解。

六是對外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進出口貿易總額連升三位居世界第三位，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位。

七是城鄉居民生活持續提高和改善，人民群眾得到了更多改革和發展的實惠。

八是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社會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經濟社會呈現同步快速發展的良好局面。（記者張毅、周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