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大環境影響的經濟

⑴ 大家好，我在我現在的公司工作了五年，由於今年的房地產行業受大環境經濟影響，公司從今年4月份起至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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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我國的環境問題和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什麼方式有關

近些年,在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能源消耗過大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雖實現了年均增速超過9%的高速度增長,但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增長方式相對粗放.一些產業的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雖實現了產量的增長,但卻以消耗大量資源能源為代價,不但不利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而且也無益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2006年我國以佔世界總量15%能耗、30%鋼材消耗、54%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僅產出了佔全球產值總量的5.5%的國內生產總值①.在過去的20年,能源需求彈性系數平均為0.5,「十五」期間卻超過1.0.我國「十五」計劃預測,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減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萬噸降到2005年的1796萬噸,結果反而增長了27%,達到了2549萬噸②.從我國與西方7個發達國家能源消耗的比較來看(表3一1),G一7國家平均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為n.7*1O(6)焦,而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為:69*10(6)焦,是西方7個發達國家平均的5.9倍,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這說明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的③.
1.2環境污染嚴重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沒有把環境污染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續了西方國家發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發展經濟,後對環境污染進行治理.工業排放廢氣、廢渣、廢水污染環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例如:我國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斷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業經濟發展,大量消耗資源,導致空氣中二氧化碳劇增,固體廢棄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環境.
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於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國工業和生活廢水排放總量453億噸,其中化學需氧量排放1348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了最新的「環境可持續指數」評價,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多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根據中國科學院2003年的估計,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巧%.①目前,我國關於環境保護的各項法律法規不夠完善,財政政策出台滯後,公共財政政策對循環經濟的扶持力度不夠.如:涉及環境保護的稅種太少,目前只有資源稅和所得稅涉及到環保問題,其他主體稅種對綜合利用「三廢」生產的項目沒有優惠政策,這樣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也難以形成專門的用於環保的稅收收入來源,弱化了稅收在環保方面的作用;對排放污染項目缺乏制約作用,有些稅種對環保項目本身免稅,卻對排污項目沒有限製作用,同時,那些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無污染的產品和清潔生產,又沒有享受到優惠的稅收政策;就現有涉及環保的資源稅來說,稅率過低,各檔之間的差距過小,征稅范圍狹窄,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這與我國資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費現象嚴重的情況極不相稱,由於資源稅收入大部分歸地方,在執行過程中又因為是對使用煤、石油、天然氣、鹽等自然資源所獲得的收益征稅,往往起到了鼓勵地方對資源過度開發的作用,反而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
1.3投資消費關系不協調
我國長期以來主要是靠投資和出口,特別是靠高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消費長期不足.據統計,從2003年以來,我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都保持在25%左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②.但我國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消費率)卻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6年的50%,而世界平均的消費率是80.1%(2002年),我國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8個百分點①.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消費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費支出在GDP中所佔比重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也大大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投資所佔比重卻過高,分別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比重的2倍和1.6倍(見表3一2).從世界上一些經濟發達、開放度高的國家來看,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歐洲的幾個大國,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費,如美國是國際上進出口第一大國,但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只有百分之十幾,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遠排在國內消費之後.高投資低消費的後果是投資效率低下,部分行業生產能力過剩,影響產業結構調整,影響居民整體生活質量的提升,最終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4產業結構不合理
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仍佔主導地位,高技術產業比重低.在三次產業結構方面,仍存在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後等問題.
自2004年以來,我國鋼鐵、水泥和電解鋁3個行業的投資增長過快,不僅引發了這些產品的輪番上漲,加大了物價全面上漲的壓力,還使得產業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由於市場供需矛盾,導致鋼材價格上漲,致使鋼鐵產業盲目擴張,這樣的生產規模勢必造成高投入、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效益低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一產業所佔比重明顯下降,第二產業所佔比重基本持平,第三產業所佔比重大幅上升.三次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佔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1.9調整為2007年的11.3:48.6:40.1.與1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產業比重下降16.9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上升0.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16.2個百分點.但從國際上看,我國第一、二產業尤其是物質資本密集的第二產業所佔比重仍然過高,而人力資本相對密集的第三產業所佔比重仍然過低: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明顯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見表3一3).
從三大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2003年以來,我國的GDP增長率都在10%以上,但第一產業的貢獻率都在0.8個百分點以下,第二產業在5.3個百分點以上,第三產業在4個百分點左右.第一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較低,而第二產業的貢獻率過高20世紀80年代,我國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同時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大量引進外資,主要發展加工產業.90年代後期,中國更成為發達國家與地區加工產業轉移的主要對象,從而急劇擴展為世界的「加工車間」.第二產業的急劇拓展成為80年代以來促進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
急劇的工業化發展進程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如資源的極度浪費、環境的嚴重污染、農業的相對落後、第三產業的發展不足等一些後遺症.中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服務業佔GDP比重較小,還不到40%,國際上比較發達的國家一般都在70%以上②.三次產業間的不協調,已經到了不僅影響整個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也影響到第二產業本身持續發展的地步.
從第一、二、三次產業的就業比例(各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看,2007年為40.8:26.8:32.4.與一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大幅下降了29.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就業比重上升了9.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顯著上升了20.2個百分點.但是,我國三次產業的增加值比例與其就業結構嚴重不相稱:第一產業增加值僅佔GDP的11%,卻集中了40%多的就業人數;第二產業增加值佔到GDP的近一半,卻只吸納了l/4多的就業人數;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與其就業比重雖然基本相稱,但同國際相比較,其就業比重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也比許多發展中國家低得多(見3一4).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僅是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實現充分就業這丫最大民生問題的主要途徑.
1.5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沿海的東部地區,還是廣大的內陸地區,都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區域經濟的發展為全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區域之間市場分割、地方保護、產業結構類同、無序競爭等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特別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
據2007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06年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5年,我國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分別比2004年擴大了462元和545元.同時,各地區內部的「城鄉收入差」比上年擴大500元以上;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①.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已經十分明顯.我國甚至被國際上稱為不平等發展最快的國家,改革已經不能夠普遍提高各群體的「收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有對中國的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的描述.據國家統計局披露,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佔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佔有的財富僅為1.4%;銀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戶手裡.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多年高速增長的成果未能被社會各階層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數人手裡.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大量居民屬於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階層是我國GDP中居民消費所佔比重過低的根源.這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稅制不健全,再分配作用沒有充分發揮直接相關.如: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所得稅制,沒有綜合考慮居民家庭的人口、生計、健康狀況和教育支出等實際負擔,稅負分配不公.
1.6人力資本資源醫乏實現
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高素質的勞動者,他們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體力量.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主要途徑.教育不僅要傳授科學知識和技能,還應加強勞動態度和職業道德的教育,為經濟發展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人才基礎和智力支持.
目前,我國對科技人才、教育及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偏低,嚴重影響了科技水平及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從而制約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例如:從教育事業看,2007年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在4%以上,而我國僅為1.32%.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到2010年前後實現「財政性教育支出佔GDP比例達到4%」的目標.同樣是發展中人口大國印度,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如我國(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2007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360美元,而印度只有950美元),但印度早在2000年就己經達到了該目標,並雄心勃勃地向OECD國家平均為5%的目標努力.②因此,盡管我國政府十分重視教育事業,在財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增長速度高於財政支出的平均增長速度,但由於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太低,所以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太低,這必然會制約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國勞動力人口眾多,但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不高.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供的研究結果表明,生產率與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關系.與文盲相比,小學畢業生可以提高生產率43%,初中生可以提高108%,大學生可以提高300%.
因此,我國人力資本資源是比較匾乏的,我國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水平急需提高.1.7自主創新能力低下
與創新型國家相比,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仍顯薄弱,自主品牌缺失現象嚴重,自主知識產權與主要工業化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將難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勁的動力支持,並會造成國家創新地位下滑.據央視報道,2002年一2003年度中國「全球競爭力」的排名為第33位,2004一2005年度的排名為第46位①.
造成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研發投入不足、科技人才短缺、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尚未確立、稅收政策在促進自主創新的應有功能未得到充分發揮.我國現行激勵自主創新稅收體系不健全,稅收政策目標不明確,缺乏.系統性,稅收優惠受益不均.如:在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的科技發展領域缺乏傾向性,在如何協調發展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發展高新技術和改革傳統技術等方面目標不清晰;現行優惠政策使科技成果的受讓者受益較多,而科研單位和科技工作者獲益較少.我國對自主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以事後優惠為主,缺乏事前的鼓勵和支持.如:我國現行的高新技術產業稅收政策激勵的重點在產業鏈的下游,對於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和規模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缺少了對產業鏈上游的政策支持,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受到抑制.缺乏針對風險投融資的相關稅收政策.在技術創新的整個過程中,都存在著資金風險,而由於技術創新活動自身所具有的高風險性和收益的不穩定性,一般難以得到商業銀行的支持,而僅僅利用政府的直接財政支出來資助企業技術創新的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國具有核心技術創新項目的高科技企業和擁有核心技術創新項目的個人,在技術創新的起步階段,都面臨著籌資難、利潤低的困難,而我國目前缺乏相關針對風險投融資的稅收政策使其在自主創新方面受到影響.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中,對於高科技人才的收入並沒有明確的個人所得稅優惠,尤其是對高科技人才的創新發明所獲收入缺乏相應的稅收激勵,對高科技人才的技術入股、股票期權的個人所得稅徵收等問題也沒有得力的稅收措施.這些問題的存在既不利於調動科技人才的積極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業對人才的吸引力,使得大量人才流向海外.
1.8企業海外投資困難
國際投資有利於全球資本、資源、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外投資問題,部分企業也有對外投資的積極性.但是,由於受到諸因素的限制,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方面困難重重,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8.1海外投資法規與政策落後
我國涉外投資法律體系和結構不盡合理,現行涉外投資立法僅限於有關吸引外商來華投資方面,而有關企業海外投資方面的立法工作幾乎一片空白.長期以來,我國對海外投資企業發展缺乏總體規劃,海外投資處於企業自我發展狀態.
境外投資的政策依據主要是《海外投資項目審批所需主要文件的內容和要求》,它完全是按中央各部委文件的內容要求而制定,政府並未制定《境外投資管理辦法》.
上述《要求》僅僅涉及國有及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沒有規定民營、「三資」企業的海外投資審批程序.
1.8.2.境外投資手續煩瑣
國家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項目進行審批的初衷是試圖從嚴把關,為對外投資項目的落實和實施後的經濟效益提供保障.但是,目前參與審批的政府部門層次太多,范圍太廣,環節太多,加上各部門把握的尺度不同,為企業進行項目申請帶來許多困難.這不僅挫傷了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而且也會延誤商機.
1.8.3外匯管制的制約
我國迄今沒有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化,對境外投資所需外匯的匯出管制嚴格.盡管中央已經定下了促進海外投資的總體方針,但具體的外匯管理措施還沒有相應改變.這對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過嚴,阻礙了境外投資的發展: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對企業資金周轉不利;現行《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提高了企業的用匯成本,加大;海外中資企業融資的難度.
1.8.4境外投資缺乏資金支持
目前,我國金融保險業的發展還遠遠不能適應海外投資的需要.主要表現在:海外企業獲得的資金支持力度不夠,企業能採用的融資方式不夠靈活,對國際商業融資的控制,阻礙了企業利用國際資金市場;對租賃業務認識和管理方面存在不足,租賃業的經濟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肯定,缺乏完善的租賃立法,影響了企業依靠租賃業務增強資金實力並向海外擴展;投資咨詢業發展滯後.
1.8.5政策支持措施不完善
我國在對境外投資保護方面缺乏必要的科學機制,利益比較和風險評估方面的工作尚未形成體系,甚至連承擔海外投資擔保的合適機構也沒有,這些問題的存在無疑對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約和阻礙.
1.8.6信息服務欠缺,境外投資信息不暢
政府尚未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企業服務網路,境外信息渠道少.海外投資尤其是高科技企業的投資,通常要求企業事先做好充分的調查研究.由於由於我國企業實力薄弱,難以獨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了解國際市場信息,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建立涵蓋廣泛市場空間的境外投資服務網路,為國內企業投資提供從考察、調研、注冊到辦公場所、經營、稅務、法律、會計等全面的咨詢服務.
1.8.7對企業海外投資保護力度不夠
進入海外市場投資,若遇到東道國經濟政策、政治形式、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等多方面的影響,具有較大的風險,可能使企業遭受重大損失,因此發達國家對境外企業和境外投資行為都有比較完善的風險保障機制.而我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夠,至今還沒有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保險.
1.8.8企業境外投資實力不足
與國內經營相比,企業開展海外經營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因此需要較強的實力.與西方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實力比較薄弱,中小企業尤其突出.從海外投資項目規模來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平均投資規模為600萬美元,發展中國家為260萬美元,而我國非貿易性企業平均投資額僅為120萬美元.①1.8.9缺乏跨國經營人才成功的跨國企業離不開優秀的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級管理人才.跨國經營更需要高素質的人才,而且要有良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人才匾乏的問題己經顯現,國際性、復合型經營人才更是奇缺,這使得我國企業外派人員素質不高.同時,我國跨國經營企業實力薄弱對人力資源的挖掘和培養也產生了制約作用.
1.8.10缺乏稅收支持
我國對企業「走出去」缺乏系統的稅收促進法律體系.國際上通用的做法是以低稅或免稅方式,鼓勵本國企業到海外進行資源性開發.近些年,我國對境外投資企業開始實施稅收優惠,但優惠政策很少而且零散,原則性規定多,能真正落實到企業的很少,扶持政策范圍有限.另外,現行的對外投資所得稅政策是一種無投資導向性的無差異政策,對特定項目也沒有給予稅收優惠傾斜,結果導致對外投資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因此,目前我國在稅收政策上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既沒有體現在投資產業上的區別,也沒有體現在投資地區、投資形式上的政策導向.對特定項目和產業對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幾乎空白,體現不出產業發展導向,也不利於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從稅收支持形式看,主要是減稅或免稅,形式比較單一.

⑶ 採取什麼戰略易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大，如經濟不景氣

可以來分為一般環境因素源和任務環境因素兩類：
一般環境因素：（間接影響因素）
1、政治環境（地區穩定、國際化趨勢、政企關系等）
2、經濟環境（經濟政策、經濟制度、經濟結構、消費水平、CPI指標等）
3、社會環境（人口結構、生活方式、風俗道德、教育水平等）
4、科技水平（技術水平、技術政策、科研潛力、技術發展等）
任務環境因素（直接影響因素）
1、資源供應者（如：供貨商、材料商）
2、服務對象（如：顧客）
3、競爭對手
4、管理部門及行業政策法規（直接管理的）
5、社會特殊利益代表或團體（如：動物保護協會、殘疾人聯合會、婦女權益聯合會等，因屬性不同而不同）

⑷ 這兩年受大環境影響,經濟下滑的描述

主要從企業因為受到經濟環境的影響，造成企業產品積壓，因資金短缺回無法研發新產品，職工答工資無法及時發放，造成企業停產的惡果，企業職工面臨下崗的風險，會給社會造成一定的就業壓力，故此請求財政補助金，以緩解企業的資金壓力，給職工發放工資，穩定職工的人心，並及時研發新產品，以使企業盡快恢復生產和經營，使之正常運轉。

⑸ 受大環境影響最近經濟形勢不好，怎麼做好保險營銷

2019年5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7%，其中鮮果價格上漲26.7%，影響CPI上漲約0.48%，豬肉價格上漲18.2%，影響CPI上漲約0.38%。
這樣的一個數據發布，讓我想起那群，雖然跑不贏劉翔，但一定要跑贏通貨膨脹的低利存款戶。

一、時事議題 (關鍵詞) 
錢放銀行，真實的購買力受兩個因素影響，利率與物價，利率與物價又受近期經濟金融政策影響。
利率影響因素：1、美聯儲降息的預期，2、寬松的貨幣政策，3、社會負債過多
物價影響因素：1、水果豬肉價格上升，2、進口課關稅，3、人民幣貶值
二、實用話術 (風險提醒)
1、中美貿易戰，美國經濟受到很大影響，美聯儲下半年要降息了，中國利率不太可能往上升。
2、中國經濟一季度增長率6.4%，但二季度經濟數據開始遲緩了，央行會推出寬松貨幣政策來救經濟，降低利率來拉動消費與投資。
3、國企及房企目前負債比率偏高，民企面臨融資難、融資貴，老百姓也承擔房貸壓力，政府若提高利率會擔心金融系統性風險。
4、水果豬肉價格大漲，吃不起了，改吃魚。
5、雖然人民幣貶值可以減輕出口商壓力，但會增加進口商負擔，因為貶值加上進口加征關稅會讓進口價格上升，有通脹壓力。
話術邏輯重點就是：存款利率持續低於CPI指數，利息跑不贏通貨膨脹，導致存款是實質負利率。

三、需求規劃 (正確做法)
錢放銀行用起來方便，具備流動性，最適合當應急的錢。
流動性有兩個特點：1，、及時變現2、變現時不受損失或損失較小
存款流動性最好，但利率低，報酬不高若持有太多是浪費，若持有太少會擔心萬一緊急需求怎麼辦。
所以准備「應急的錢」 一般是3個月的生活費，也就是應付「傷筋動骨100天」就夠了。
四、財務診斷 (客戶現狀)
一個案例
• 劉太太…….家有現金1萬元，活期存款4萬元，五年期定期存款25萬元。
• 年支出包括：兒子教育及父母贍養2萬元，生活開支為8萬元，旅遊支出2萬元。
五、解決方案 (會不會更好?)
1、留夠用的錢就好
2、用低成本保障意外、重疾風險 (拿下擔心)
3、爭取更高回報，透過年金投資去完成理財目標，如教育、養老…….(完成夢想) 
盤活流動性資產，錢從左口袋換入右口袋，存款變保險及投資，不但可以拿下擔心、又可完成夢想，效果真的不一樣。 

⑹ 環境問題對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要專業的，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求助求助求助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青海地處三江源頭，為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素有「中華水塔」之稱，是我國淡水資源的主要補給區和生態屏障，這種區域和生態的特點決定了青海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保護和修復好青海的生態環境，不僅關繫到青海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對改善長江、黃河、瀾滄江流域的生態環境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我省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突出重點抓生態，以退耕還林（草）、天然林保護、三北防護林建設、自然保護區建設四大工程為重點，大力開展生態保護和修復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局部地區生態環境得到顯著改善。但由於我省地處高寒乾旱的高原地區，自然條件嚴酷，生態十分脆弱，恢復速度緩慢，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主要表現為水土流失加劇，目前全省水土流失面積已達35萬平方公里，約佔全省總面積的一半，而且仍以每年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大；土地荒漠化和草地退化日益嚴重，土地荒漠化和草地中度以上退化面積均佔到全省總面積和草地總面積的20%。同時，濕地面積正在大幅度地縮減。面對不斷增長的人口，日益加劇的經濟社會活動和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可持續發展的壓力越來越大，任務越來越重，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工作任重而道遠。我省是全國欠發達的省份之一，加快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富民強省和改善生態兩大任務相互交織，決定了我們必須承擔起保護和修復生態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雙重歷史責任，要求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之間的關系，遵循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在維護和提高生態環境承載力的前提下，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良性循環。

因此，「十一五」期間，我省要繼續大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要堅持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方針。堅持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並重，力求在發展中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在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按照「全面規劃、分步實施、點上治理、面上保護」的原則，因地制宜，突出重點，講求實效，認真落實好加強生態保護與修復的各項措施。通過加大投入，建立健全生態效益補償機制等方法，不斷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修復。以重點工程帶動，以重點區域治理為突破口，全力以赴組織實施好三江源生態保護與建設規劃，通過退牧還草、退耕還林、生態移民和草地、林地、濕地、野生動物集散地保護工程建設，實行以草定畜，減少草地載畜量和不合理的生產經營活動，解決與生態保護密切相關的移民安置、後續產業發展等問題，發展替代能源，減輕天然草場的生態負荷，遏制住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的人為破壞，逐步恢復天然林草植被、水源涵養功能和生物多樣性。搞好環青海湖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通過綜合治理，使入湖水量不再因人為因素而減少，逐步建立起良性循環的草地生態系統和魚鳥共生水體生態系統。抓好柴達木盆地生態環境建設，以城鎮、工礦區、綠洲農業區為重點，大力造林種草，建設防沙治沙工程，遏制荒漠化面積擴大的趨勢。加強河湟谷地和黃土丘陵區的生態治理，控制水土流失，增加水源涵養，減少流入黃河泥沙量。到「十一五」末，使我省重要生態功能區的生態功能得到有效保護，水土流失、草原退化和荒漠化擴大的趨勢得到初步遏制，可持續發展能力進一步增強，人與自然更加和諧。

⑺ 辯論會主題 正方:先發展經濟，再保護環境 反方：先保護環境，再發展經濟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時常發生沖突。我們發展經濟必須保護環境。

一、發展經濟必須保護環境是發展經濟的本質要求。發展經濟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國發展經濟是為了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我國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經濟基礎薄弱，工業化程度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矛盾普遍存在。保護環境包括保護人民群眾生活環境和自然環境。在城市存在發展經濟尤其是發展工業對居民生活產生不良影響的情況，在農村更是存在破壞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的問題。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發展過程中因破壞環境影響人民生活，違背了發展經濟的本意。

二、發展經濟必須保護環境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我們生活的環境，我們的子孫後代也要在這里生活。我們發展經濟破壞了環境，有些破壞是無法彌補的，是對子孫後代的犯罪。現在世界各國都已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研究，大力發展綠色工業，無公害產業。我國是具有悠久歷史和文明的大國，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更應該重視環境保護，為子孫後代留下美好的生活空間。

三、發展經濟必須保護環境是自然規律的要求。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自然環境受到了嚴重損害，那麼我們將受到自然的嚴厲懲罰。重大的洪澇災害都是破壞環境造成的必然結果。在抗洪救災中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務恐怕已超過了犧牲環境的經濟發展成果。自然規律是無情的，誰侵犯了它誰將受到它的報復。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發展經濟過程中保護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四、解決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矛盾的根本出路在於進一步發展經濟。發展是硬道理。我們不能因為發展經濟而失去對環境的保護，更不能因為以保護環境為由在發展經濟問題上畏縮不前。出路還在於發展經濟。要加強環境保護意識，開動腦筋。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並不是必然矛盾。相反，發展經濟應該促進環境保護。廣泛多發展科技水平高，無公害的綠色工業。經濟發展了，國家富強了，生產力發展水平提高了，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會進一步得到加強。人們不但有能力保護環境，還可以改造環境。將沙漠改造成良田。發展經濟是保護環境的出路。

五、全社會都應該重視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問題。目前許多地方、許多部門都存在著犧牲環境而發展經濟的情況。這有歷史和現實原因，但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人們會更加深刻認識發展經濟過程中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各級領導都應該樹立環保意識，從戰略的高度認識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問題，立足全局，統籌兼顧，在保護好環境的同時大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總之，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是不矛盾的。發展經濟過程中必須注意保護環境。
因為污染當然會造成危害。地球是一個循環的世界。其實，在地球上沒有絕對的廢棄物。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循環利用。但是人類的介入，使這個循環出現了偏差，出現了不能循環的東西。比如早些年的發泡飯盒。如果這樣的話，那麼，就是一個惡性循環。這樣地球的資源就會被消耗完。那麼，地球就危險了。保護的措施應該是盡量的接近地球的自我循環。預防應該是多做些「遠視」，不要老是盯在經濟目標上。應該從人文和自然的角度出發

⑻ 對環境問題進行經濟學分析。

環境是公共產品，很易產生「搭便車」現象，即不承擔治理環境的成本，卻享受治理環境的好處。經濟學家考慮的是，用什麼方式才能最經濟地解決問題
21世紀的人們已經愈加認識到了環境的重要性，包括清潔環境的價值和治理環境的成本。這其中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很多產品價格只反映了其內部的經濟成本，但沒有包括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即對環境的污染，或負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環境是一個公共產品（public good），有公共產品的特徵，很容易產生「搭便車」(free rider problem)的現象，即不承擔治理環境成本，卻享受治理環境的好處。
如何使產品價格體現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的總和；誰承擔成本、誰享受好處都是非常復雜的政治經濟問題。任何政策選擇和取向都會有深遠的影響，影響一大片人的經濟利益，以及更多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什麼樣的政策是最佳選擇呢？
馬丁•費爾德斯坦教授講完開放經濟部分（美元與貿易赤字）以後，請來了肯尼迪政府學院環境與資源項目的經濟學教授羅伯特•斯達溫思（Robert N. Stavins）來講環境問題，一共四堂課。
斯達溫思於1988年獲哈佛大學經濟系博士，是環境問題專家，曾任美國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環境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1997－2002）。
斯達溫思開門見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學生介紹，經濟學家是如何分析環境問題的，並如何利用經濟學框架及理論幫助設置解決環境問題的機制。
他原以為每節課有90分鍾（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課程大多是90分鍾一堂），走進教室以後，助教才告訴他只有55分鍾，所以不得不消減他准備好的30％以上的內容。即使如此，最後一節課講氣候問題時，他也只能蜻蜓點水，非常倉促。兩個層面
介紹任何領域都是從定義和分類開始的。討論環境污染有兩種層面：一個是時間層面，一個是地域層面。
從時間層面上說，污染排放量在任何一個時間都等於存量加增量，減自然分解或消失的部分（decay）。二氧化碳在空氣中會存在幾十年，所以一般來說，只考慮它的存量和增量。
從地域層面上說，有的污染源只是就近污染，對附近造成危害，例如一氧化碳。有的污染源會傳的比較遠，對較遠的區域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硫和酸雨。我們時常會看到有的工廠的煙筒建造得出奇的高，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想讓排出的廢氣影響周圍的空氣質量，而希望把二氧化硫等廢氣排入高空，隨風帶到更遠的地方。
還有的污染源會在全球范圍內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溫室效應的氣體。解決這種污染很棘手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搭便車」的問題：沒有為減排付出努力，卻可以享受到別人減排使得空氣清新的成果。思維框架
經濟學家總是考慮，用什麼方式才能最經濟地解決問題。根據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收益遞減的微觀經濟學原理，我們得出結論，當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時，總收益最大。
具體到環境問題，當減少排污的邊際成本等於減少排污的邊際好處時，減少排污的好處總量最大。
但是，減少排污的好處很難定義，更難量化，所以經濟學家就把問題加以轉換，變為如何減少減排成本的問題。
衡量環境政策手段（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的好壞，有多種標准：政策是否達到預期目標；是否成本最小；政府是否有作決策需要的信息；執行和監督的力度有多大；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政策是否有隨科技變化的靈活性；分配經濟和環境影響時的公正性如何（誰多承受成本，誰少承受成本；誰多享受好處，誰少享受好處）；政策的目的和性質是否可以比較容易地解釋給公眾等等。
現在假設我們只考慮一種污染源，而且污染源是均勻混合的，例如二氧化碳。每個排出二氧化碳廢氣的廠家都有非常不同的隨減排量而變化的成本結構，他們甚至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減排的成本曲線是什麼樣的。
假設政府的政治任務是減排x立方米，這個減排指標應該如何分配呢？
如果把這個指標平均分配給所有產生這個污染源的廠家，表面看起來，每個廠家都是平等的，但問題是這種辦法沒有把每個廠家不同的減排成本考慮進去，所以整體來說，這不是完成這個政治任務成本最小的方法。直覺告訴我們，那些減排成本更小的廠家應該承擔更多的減排任務，成本更大的廠家承擔更小的減排任務。數學證明顯示，只有當這些廠家減排的邊際成本都一樣時，各個廠家的減排成本之和是最小的。
行政命令與經濟手段
這種方法與其他環境政策手段有什麼不同呢？通過行政命令達到環保目的的方法有很多問題，最主要的就是「一刀切」，不靈活機動。
一種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規定必須使用的技術標准（technology standard），例如每個汽車上都必須裝有廢氣監測器。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監管容易，壞處是不能直接地達到目標；而且只能用現在的技術，不能夠靈活地隨科學技術的變化而變化，而且不是最經濟劃算的。
另一種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規定業績標准（performance standard），即根據技術指標，看看各個廠家是否達標。一般來說，這樣做都不是成本最小化的，因為政府沒有辦法知道廠家減排的成本曲線。如果政府詢問他們，即使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本結構，他們肯定也會說，減排的成本高得難以承受。所以這不是最好的方式。
經濟學家更傾向，通過給予經濟鼓勵政策（economic-incentive approach），讓經濟個體酌情而定，從而在整體層面達到減排目的。經濟學家通過兩種方式改變經濟個體的決策動機，一種是對排污征稅，也就是經濟個體要向政府購買污染環境的權利；另一種是限制排放總量，經濟個體之間可以自由買賣排放配額（cap-and-trade system）。前者是通過征稅，調整價格（price control）；後者是通過配額，調整數量（quantity control）。
假設政府對每單位數量的污染征稅額為t，那麼每個廠家就要選擇排放多少污染和自己解決消化多少污染。每個廠家的目的是使繳污染稅和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之和最小化。數學證明顯示，每個廠家都會選擇減排的邊際成本等於t時所相對應的減排數量。通過設置t，政府使所有廠家減排的邊際成本都相等了，所以通過征稅減排可以達到成本最小化。而且當有新的科學技術出現時，廠家有動力採用新技術以減少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和污染稅。這和行政命令有顯著區別。
（一）資源環境配置方式分析
配置資源有兩種基本方式，即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主體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價格和競爭機制推動著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在產權明確，市場主體明確的競爭性領域，通過市場經濟來配置資源很有效率，但市場經濟在自然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領域存在「失靈」現象，需要政府用計劃和行政法律手段來發揮作用。
環境資源問題的重要特點，在於其存在「外部不經濟性」和「不可逆性」，即市場主體行為對環境資源的不利影響由該行為主體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後代人承擔，其個人成本小於社會成本；一次性能源的利用，生態物種的消失都不可能實現可逆。在獲利動機的驅使下，每個市場主體都會無節制地開發、利用環境資源，多個市場主體的共同行為最終必然導致環境資源的枯竭、污染、毀滅，對全體開發、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公用地的悲劇」。「外部不經濟性」則成為環境問題的重要經濟根源，「不可逆性」成為我們必須關注資源環境問題的原因。
環境費用應該體現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定上。目前的現狀是把環境作為「免費品」，並把代價轉嫁給社會的其他部分，轉嫁給其他國家或未來幾代人，這種趨勢應該逆轉。因此，面對市場在環境資源領域的「失靈」，政府必須加以干預，採取有效措施保護環境節約資源。通過行政、法律、法規等直接手段，來保證「總量控制」，使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達到社會所期望的環境目標；實現「十一五」規劃約束指標，這是解決環境資源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
（二）資源環境系統控制方式分析
資源環境系統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對資源環境系統進行調節和控制主要有三種類型：直接控制型、間接控制型和自我控制型。
直接控制就是採用計劃管理，用行政、法律等手段保證計劃實施的控制方法。其突出特點在於其技術性、嚴格性、強制性，即污染環境者或者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者必須遵守有關法律法規，否則會經由司法或者行政管理程序而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美國是採用直接控制模式的典型國家，通過「確立法規標准——頒發許可證——監督實施——對違法者進行制裁」程序來保證控制目標的實現。
間接控制就是採用經濟手段，其實質在於通過產權制度，按照環境資源有償使用和「污染者付費原則」，解決「外部不經濟性」，通過市場機制，使開發、利用、污染、破壞環境資源的生產者、消費者承擔相應的經濟代價，從而將環境成本納入各級環境影響主體分析和決策過程，促使開發、利用、污染、破壞環境資源者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選擇更加有利於環境資源的生產、經營和消費方式。
自我控制就是通過宣傳、教育、合作與交流等，鼓勵公眾、非政府組織、工業企業等環境參與主體改變其損害環境的行為。
直接控制、間接控制和自我控制在實現環境資源控制時，應以直接控制為主，以間接控制和自我控制為輔，促使區域建立循環經濟、生態工業、落實清潔生產。一般來說，行政控制的適用具有普遍性、基礎性的特點，而且隨著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強制性措施的可行性和效果均會增強。而經濟手段的適用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補充性：某些對公眾身體健康危害極大的污染物，如有毒化學品、重金屬等，經濟手段失去了應用的前提，行政手段成為唯一的控制手段。因此，環境管理中「直接控制」的基礎性主體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經濟手段往往只能使嚴厲的直接控制方案變得「溫和」而有助於其實施，屬於「自願」基礎上的經濟技術強制措施，是對直接控制措施的有力配合與補充。人們普遍認為環境經濟手段和制度有利於提高靈活性和效率，能夠為進一步消除污染以及技術進步提供持續不斷的壓力並刺激創新，因而更加有利於預防性環境政策的實現。至於「自我調控」手段的補充地位，則極為明顯。
發達國家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法律實踐
20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公害泛濫促使各國相繼制定了大量以污染控制為主的法律法規，確立了計劃行政管理模式，要求工礦企業的污染物排放在限定的時間內達到排放限額標准（普遍實行污染物的「總量控制」），同時還要求政府機構的決策過程中考慮其決定對環境的不良影響，如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聯邦政府的一切機構，在採取會對人類環境產生明顯的重大影響的聯邦行動時，應當編制一份詳盡的說明書，其中應包括擬議中的行動將對環境產生的影響」。
由於各國污染控製法規大都採用了嚴厲的「技術強制」處理方式，即強迫現有污染源「重新符合」排污限額，強迫新污染源採用「最佳實用技術」，該模式發揮了重要作用：西方國家大多數城鎮的空氣比20世紀60年代干凈得多；一些原來污染嚴重的河流、湖泊得到了恢復和保護；有害廢物、有毒化學品和農葯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在自然資源的開發、保護方面，政府的規劃、計劃、事先審批以及許可證等行政管理方法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美國法律確認，應當對某些特殊性質的地域、特殊種類的動植物提供特別保護。這些資源的保護相對於它們的其他用途而言享有優先權，取走或使用這些資源，只有在某些極特殊的情況下才能被允許。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了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歐美等許多發達國家先後進行了環保戰略的重大調整，從實行了20餘年的以「末端」處理為主要內容的污染控制政策轉向以實行「清潔生產」、「循環經濟」、「全程式控制制」為主要內容的污染預防政策，形成了當前世界環境保護的新潮流。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也於1989年制定了清潔生產計劃，致力於向全世界推行。 「清潔生產成為21世紀議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戰略所確認的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近年來，許多發達國家積極推行以節約資源、環境保護為目的生態工業、循環經濟、清潔生產，並已經開始取得成效。美國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推行污染預防（即清潔生產、源頭削減）的國家，並且特別重視環境技術的發展。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90年污染預防法》，宣布以污染預防政策取代長期採用的以「末端」處理為主的污染控制政策，要求工礦企業必須通過「源頭削減」減少各種污染物的排放量，並從組織、資金、技術和宏觀政策等方面授權美國國家環保局執行聯邦政府的新環境政策。與美國的做法相類似，德國、法國、加拿大、荷蘭、瑞典、丹麥等國家也都高度重視科技進步在實施污染預防、清潔生產戰略中的核心地位，主要通過法規管制、經濟刺激、人才培訓、信息交流等途徑推行清潔生產。而在企業界，許多公司已經開始轉變觀念，努力在減少廢物排放和減輕對環境的危害的同時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
由於直接行政控制的缺乏靈活性，經濟手段在實現環境政策目標時能同時兼顧靈活性、效果和效率，能夠對進一步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和採用清潔生產工藝技術產生持續的壓力並刺激創新，能夠對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發展循環經濟產生促進，從而更有利於預防性環境政策的實現，主張利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等非行政手段的呼聲很高。但是，即使在目前變革環保戰略、強化環境經濟手段的新形勢下，歐美等國的政府依然普遍認為「行政控制」措施仍舊是環境管理的首要手段。他們強調必須根據推行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總量<

⑼ 影響環境人口容量的因素

1、地球人口增長； 2、資源短缺 ；3、環境惡化； 4、人類生存空間萎縮。環境人口容量的大版小受到資源因素、權科學技術因素、綜合生活水平等因素的影響。一個地方的環境人口容量，與自然資源擁有量成正向關系，與科學技術水平成正向關系，與地區居民的綜合生活水平成反向關系，一個地區的合理人口容量，不僅僅取決於本地的自然資源，還與本地獲得外來資源的能力有關。

拓展資料

簡單地說，環境人口容量就是環境所能容納的最大人口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對環境人口容量下了一個較為精確的定義：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環境人口容量，是在可預見到的時期內，利用本地資源及其他資源和智力、技術等條件，在保證符合社會文化准則的物質生活水平條件下，該國家或地區所能持續供養的人口數量。

環境人口容量與科學技術成正向關系，科學技術不是定量，是變化，是隨著時間逐漸前進的，因此，同一個地區或國家，不同時間的環境人口容量是不同的，時間越新，環境人口容量就越大。未來社會，環境人口容量會更大。用環境人口容量預測國家的人口容量，需要考慮時間因素。原來認為合理的人口數量預測，現在也許就不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