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對百姓生活的影響

❶ 兩宋時期經濟發展,對老百姓日常生活產生什麼影響

（2012·黃岡）有學者指出：「經濟重心的南移是我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迄今經濟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變遷。」人們普遍認為我國經濟重心南移完成於兩宋時期。

❷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對老百姓有啥好處啊

近年來人們提到中國經濟時，總喜歡用「一枝獨秀」來形容，中國經濟的穩健發展和世界經濟陷入「增長性衰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002年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了10萬億人民幣的大關，人均收入突破了1000美元，經濟增長高達8%。但是我們在看到經濟繁榮的同時也要清醒地思考，這就是在中國，是不是所有老百姓都感到了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鑒於對剛剛過去的2002年人們的幸福感受還沒有定量調查，在此我們引用的是2001年度「零點生活指數」的研究結果，這次調查覆蓋了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和武漢、成都、南京、西安、鄭州、大連、沈陽10個城市，城市居民的總體生活滿意度處在「一般」和「比較滿意」之間、偏向於「一般」的水平。滿意水平的分值較2000年稍有下降。如果要問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心情怎樣，那麼有超過四成(40.9%)的市民會感覺到「平靜」，而感覺心情「愉快」或「浪漫」的居民只佔到一成左右(11.4%)，城市居民對未來生活的態度中，覺得未來生活「會變得很好」的樂觀群體比例明顯下降，預期「不會有什麼變化」和「說不清」的群體也分別佔到14.9%和18.4%。

這種調查結果與一般人的感覺大致相同。但這項調查還基本屬於城鎮范圍，近8億農民滿意的情況怎麼樣還不清楚。

不可否認，中國經濟「七上八下」和全球經濟相比已相當不易。這樣好的經濟增長已經給大部分老百姓帶來了實惠，這僅用住房面積、汽車擁有量、旅遊人數、儲蓄等增加的數據就能看出來。但我們還應該看到，還有相當一部分老百姓沒有感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重要問題。

一是就業問題。據北京最新的一項調查顯示，失業和就業問題是北京老百姓最關心的第一位的問題，而前幾年這一問題是排在第四五位的。就城鎮來講，2001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與國企下崗職工共1400萬人，約相當於城鎮從業人口的5.8%。如果再加上非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00萬人，全國大概有2000萬下崗和失業人員，相當於城鎮從業人口的8.3%。但根據《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從1998年～2001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有2500萬人。應該注意到，這些下崗人數，還只是國有企業的下崗者，並不包含其他所有制企業的下崗者。目前中國城鎮至少有2500萬人等待飯碗，相當於城鎮中每10個人有一個人失業，這已經十分接近國際警戒線。如果考慮到中國農村尚有1.5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另尋出路，那麼我們計算的結果是中國城鎮失業率為10.2%，農村失業率和全社會從業人員失業率更高。失業就意味著收入下降。盡管黨、國家和各地政府在這方面已採取了許多措施，但解決好這一問題還有很大難度。而不解決這一問題，這部分人的生活就會受到影響。

二是中國公眾從經濟增長的蛋糕中分得的份額。中國經濟從1978年～1996年間的年均GDP增幅為9.5%，1997年～2002年間年均增幅達到了7.8%，但改革開放24年來，全國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卻從17%下降到12%，其中有16年工資總額／GDP的比重是下降的，上升或持平的僅有8年。當然，工資總量和平均工資上升很快，城鄉居民收入總水平和平均收入也增長很快。那麼工資比重為什麼會下降？中國繁榮的巨大財富何在？工資比重下降，是不是意味著積累率有點高了？值得研究。

目前中國出現了居民儲蓄總額的增長額超過了全國工資總額的情況，例如2002年工資總額大約是1.2萬億，而居民儲蓄卻增長了1.5萬億。這樣奇特現象最可能的解釋是兩種，要麼中國公眾有除工薪之外的巨額的其他收入，要麼財富被相對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這種情況更值得注意，並令人擔憂。

三是農村居民。根據農業部的統計，在1997年～2001年間，農民從土地獲得的收入對農民純收入的貢獻率為-6.2%，如果沒有非農收入，農民的生活就難改善，而流入到茫茫城市的農民工多數從事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的「非正式就業」，即在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行業打一些無勞動用工合同的零工，這樣打工很難獲得穩定的收益保障。此外，20世紀90年代以後，農民儲蓄佔全社會居民儲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約每5年下降5個百分點，人均存款不過數千元。農民正成為不能充分共享經濟繁榮成果的邊緣階層。

可以說，我們正在經歷巨大的繁榮，但還不是所有老百姓都能感受到這種繁榮帶來的好處。這是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黨的十六大提出今後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要實現這個目標，就應讓越來越多的人能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非常清醒地指出：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而要發展成為全面的、高水平的、平衡的小康社會，就要努力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能體會到經濟繁榮帶來的好處。

令人欣慰的是，黨和國家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並採取了一些很有針對性的措施。如提高離退休人員的工資、提高社會最低生活保障的標准等。應特別指出：感受到經濟增長好處的人們越多，經濟增長

的基礎就越穩定。讓更多的人感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更大動力。

❸ 經濟增長對普通老百姓有何影響

經濟增長是確定的復，比如個人物質財制富的豐富，如家用電器。但普通民眾的收入增長速度卻沒有跟上GDP增長速度，顯現出來就是貧富差距的擴大。GDP是增長了，財富也增加了，但是聚集到少數人手裡，不過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說這就是經濟增長。

❹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百姓的影響

進入新世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充滿活力，日益開放。與此同時，也要求我們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以使我們制定和實施方針政策時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根據中國當前的實際，我們需要很好掌握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價值規律調節社會主義生產和流通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計劃經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根本的區別，前者起基礎性作用，即主要調節者作用；後者則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是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調節者；而在傳統計劃經濟中，價值規律不起調節作用，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是國家的指令性計劃.

我國之所以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因為原來實行的計劃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發揮了一段積極作用以後，其弊端日顯突出，效率低，缺乏活力，貨不對路，致使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拉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很慢。與此不同，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在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經濟發展加速，25年間年均增速達9.4%，處於世界前列，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均GDP到去年超過1000美元，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總體上已達到小康水平。這表明，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能進一步解放社會生產力，能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資源，取得更為豐碩的發展成果。

在社會市場經濟中，支配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最主要的是價值規律，也就是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波動，供過於求時上漲，供不應求時下跌，各個企業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動，決定和調整自己的生產和經營，從而維系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的平衡。這就是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含義。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過，「價值規律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就講過，「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這句名言用於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因此，我們說在經濟工作中要尊重客觀規律，首先就是要尊重價值規律，以及相關的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等。各項市場經濟活動，除屬於自然壟斷的、具有外部性的、提供公共品的等等以外，都應放手讓價值規律調節即市場調節。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方面，目前還存在一些欠缺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政府擁有的資源過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審批過多，有些靠市場機制能優化資源配置的，政府卻採用計劃經濟辦法，因而帶來浪費和損失。有時還因政府對市場進行壟斷和封鎖，而影響公平競爭的開展，造成市場信號失真。因此，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就是要政府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左右市場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主要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作出生產經營決策。

二、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

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就必須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和利益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對於非國有企業來說做到這一點較為容易，盡管政府的行政干預至今還不少，需要逐步解決。而對於國有企業來說，就不容易了。改革開放20多年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從作為主管部門的附屬物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一方面，從企業來說，原來事事靠上級主管部門，照他們的指令辦事，經濟效益好壞不在乎，沒有改善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有活力。現在要轉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就必須努力適應市場，參與市場競爭，承擔風險。搞得好，就能不斷發展壯大，經營者和職工也能增加收益，否則就可能虧損甚至破產。市場機制如同一條無情的鞭子，督促著企業不斷改進技術，改善經營管理，向前再向前，永不停步，永不懈怠。另一方面，從政府來說，原來直接指揮各項微觀經濟活動，對企業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審批和下達指令。由於對企業往往多頭管理，多龍治水，企業生產經營搞得好，各個部門爭相把功勞記在自己名下，而一旦出了問題，則互相推諉，誰都不願承擔責任。因此推進市場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府不再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撤銷一些原來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由於這樣的改革觸及不少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官員的利益，因而往往受到這些部門的阻撓而困難重重。當「婆婆」慣了，一旦不能發號施令，便很不適應。所以，國有企業要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必須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必須有政府職能轉換的配合，政府不再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即轉變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現在，政府職能轉換，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改革，仍未完全到位。有的原來行政主管部門轉為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仍然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即使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只要是國有股一股獨大，政企就很難分開，因為國有控股公司實際上成為股份公司的「婆婆」，而控股公司往往就是前面所說的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這就使股份公司表面上改了制，但並未做到政企分開，仍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還有政府部門，特別是不少地方政府，對本地區的企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往往「愛護有加」，不但通過封鎖市場為本地企業產品打開銷路，排斥外地產品，而且從立項、融資、稅收、土地使用等方面，有時甚至不擇手段包括違法違紀地為本地企業的建設和發展提供方便條件，如2004年江蘇省出現的「鐵本事件」便是例證。一個只有3億元資本金的民營小鋼鐵企業主，一下子要建投資100多億元的年產800萬噸以上的大型鋼鐵企業，不申報立項，不經環保部門審核，違規侵佔農地2000多畝，沒有當地政府大力幫忙，是不可想像的事。再有，本地企業因經營不善面臨破產或債務纏身時，地方政府又會站出來，充當保護傘，向中央政府求情，向中央部門要錢或請求貸款解救，相當於為企業負無限責任。這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是政府職能的嚴重錯位，也是企業尚未成為真正市場主體的表現。

為使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不但要政企分開，還要政資分開，即實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政府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能分開。政府對國有獨資和控股、參股企業的國有資產履行出資人職能時，只是當老闆、股東，不能當婆婆，不能扮演董事會和經理層的角色，否則就成為老闆加婆婆，仍然是政企不分。

可見，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首先要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主要履行公共管理職能。應當看到，這方面的問題還未解決，仍要繼續深化改革，逐步到位。

三、國家宏觀調控主要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現代市場經濟並不是完全放任由市場機制調節的，而是有國家的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這樣。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把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這是對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宏觀調控豐富經驗的科學總結，是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世界上許多市場經濟國家，都把上述四個方面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中外的實踐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很好地處理增長與穩定的關系，既要促進經濟增長，又要保持經濟穩定。從長遠看，在經濟穩定中實現經濟增長，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快速的。不然，片面追求經濟增長，不重視經濟穩定，不在穩定中求增長，就很容易出現大起大落，而大起大落必然帶來生產力的浪費和損失。這樣一來，走了彎路反而慢了。在前面四大目標中，頭一個是促進經濟增長，後面三個是保持經濟穩定的內容。因此，可以把國家宏觀調控概括為促進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要點在於，在經濟穩定條件下，市場信號比較穩定、准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可以較好地發揮，從而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實現較快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搞好宏觀調控，就要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驗的重要總結。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是以人為本，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的實質是協調，五個統籌的實質是做到五個協調發展。做到五個統籌，就既能有效地保持經濟穩定，又能不失時機地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主要採用經濟和法律手段。這同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主要運用行政手段調節社會經濟活動有根本區別。具體來說，就是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經濟過熱或出現過熱傾向時，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反，在經濟過冷或出現通貨緊縮時，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目的都是保持經濟的穩定，努力熨平經濟波動的波幅，防止大起大落。有時人們把這種操作稱之為反周期措施，旨在使經濟上升時不要升得太高，力求上升時期延長一些；經濟蕭條時不要降得太多，延續時間不要太長。因此，國家的宏觀調控，以及實施從松或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是為的實現短期(一般一二年)的經濟平衡，而不能將其長期化。據此，如果將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長期化，似與市場經濟下宏觀調控的功能不太一致。與此相聯系，我們似乎也不應將擴大內需作為一項長期的方針。在發生通貨膨脹或存在明顯的通貨膨脹壓力時，我們能否籠統地談擴大內需，這是值得研究的。比如，2004年主要是擴大消費需求，而對投資需求則不但不能擴大，相反的要加以限制，因為從2003年起，我國投資總的已經過熱。

在我國，產業政策也常常作為進行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政策來運用。這是一個相當復雜且在經濟學界頗有爭議的問題。過去，由於政府制定和實施的產業政策在實踐中基本上不起作用，甚至政府鼓勵的產業往往發展不起來，限制的產業則發展得很紅火，因而不少人懷疑產業政策的有效性。考慮到中國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和數額超過年GDP的國有資產，政府的經濟職能一直較強，政府常用產業政策來調整產業結構，所以宏觀調控除了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外，還可運用產業政策，以改善產業結構，加強薄弱環節，約束某些產業的過度擴張。至於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否有效，主要看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是否符合國家的長遠發展戰略，是否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平穩和較快發展。

四、科學評價市場經濟活動效果，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科學評價市場經濟活動效果，難點不在企業，而在於政府，特別是如何評價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

過去，人們一般用GDP及其增長速度作為評價政府績效的主要標准，年年評比排座。GDP增長率高的，政績就優；GDP增長率低的，政績就差。結果各地競相攀比，全力以赴爭取GDP的快速增長，而且都想爭第一，你快了我要比你更快。因此人們形容這些地方政府是GDP政府。但是，多年的實踐，特別是近幾年的實踐表明，這樣做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主要指標，必然忽視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造成經濟發展腿長社會發展腿短的不協調局面。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但是，發展既包括經濟的發展，也包括社會的發展，即包括科技、教育、環保、文化、醫療、衛生、健身、旅遊、休閑、娛樂等事業的發展。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最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就既要求經濟發展，使社會物質財富越來越多，也要求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使人民有接受良好教育、醫療、保健的條件，生活環境優美，文化生活豐富多采。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經濟發展、GDP增長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社會事業的發展。所以，看一個地方政府的政績，不能只看GDP增長。

第二，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標，還會助長政府的短期行為，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為經濟的增長、GDP的增長，可以採取有水快流的辦法，即用粗放外延擴張的形式，消耗大量的資源和能源，破壞生態環境，在一個短時間內實現高速增長。這對於我國這樣一個資源相對不足，生態脆弱，環境污染嚴重的國家來說，顯然是不可取的，也是難以為繼的。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國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報載，建國50多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也增長了40多倍。去年我國消耗的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約合50億噸，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別約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創造的GDP僅相當於世界總量的4%。呵見，對我國來說，急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能只看GDP增長，還要看GDP增長後面付出了哪些代價。近來，有少學者建議改用綠色GDP作為評價經濟發展的指標，即從GDP增長中扣除為此付出的自然與環境的成本(比如1973年日本政府規定空氣、水、垃圾等環境污染的可允許標准，超過污染標準的，必須將其改善經費作為成本從GDP中扣除，按此方法，當年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這是值得大家重視和進一步研究的。

第三，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標，還會促使有的政府官員造假。過去流行「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說法，指的主要是官員造假虛報GDP數字，誇大成績，然後騙得陞官。有的地方官員不是根據實際數字，而是先探聽周圍地區的GDP數字，然後指示統計部門報高於其他地區的GDP增長數字，以顯示自己政績比別人高出一籌。而GDP數字造假，老百姓一般是難以監督的。

為了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制定科學的評價體系，就全國或一個地區來說，首先是逐步改GDP增長單一指標為多方面指標，比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了社會、環境、經濟、制度四個方面的指標。我們可以借鑒。其次是將GDP指標逐步發展為綠色GDP指標。再有就是加強對統計數字的核實，嚴肅查處作假者，增強統計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確性。可見，尋找正確評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效果的指標體系，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依法規范市場經濟活動，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

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中外市場經濟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只有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能比較有效地發揮其積極作用，減輕因其自發調節帶來的種種消極作用。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實行公平競爭，以提高效率。這就必須對如何競爭進行規范，形成有效的競爭規則或游戲規則。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能保證其健康發展。

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了依法治國的方略。這是我國從人治轉為法治的重大轉變。與此相適應，黨的十六大提出，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為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基礎服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全面推進經濟法制建設，即按照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著眼於確立制度、規范權責、保障權益、加強經濟立法。主要包括：完善市場主體和中介組織法律制度，使各類市場主體真正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完善產權法律制度，規范和理順產權關系，保護各類產權權益。完善市場交易法律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維護公平競爭。完善預算、稅收、金融和投資等法律法規，規范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完善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切實保護勞動者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完善社會領域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按照法治經濟的要求，一方面，微觀經濟行為主體，主要是企業，要依法經營，照章納稅，依法處理企業內部關系特別是要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遵守環保、安全、契約等法規。同時，要依法保護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獨立性和各項權益，保護企業法人財產權等等。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對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要依法管理，不能隨便發號施令。國務院於2004年初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中國將通過十年左右的不懈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目標，主要包括七個方面。第一，實現政企分開。第二，提出法律議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第三，法律、法規、規章得到全面、正確實施。第四，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基本形成。第五，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範、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第六，行政權力與責任緊密掛鉤，並與行政權力的主體利益徹底脫鉤。第七，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素質。可見，今後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和干預，要依法進行，不能再像過去計劃經濟時期那樣，主要採用行政手段，發布指令。既然政企分開，政府的經濟調節就是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實施恰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採用利率、稅率、匯率等經濟杠桿來進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正確界定政策、市場和企業的關系非常重要。一般來說，凡是靠市場能解決而又有效率的，政府都不要去管。凡是公民、企業、社會組織包括中介組織等能夠自主有效解決的，除法律另有規定的以外，政府也不要去管。政府主要從事公共管理。政府在使用納稅人交納的錢財時，要節儉、高效、清廉。政府官員要懂得，不僅權力是人民給的，政府的收入也是人民交納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有的官員提出，要做到政府給老百姓的，多於從老百姓取來的，這是不可能的。政府的錢都是納稅人交的，老百姓交納的，能夠將錢用之於民就不錯了。政府不是財富創造的主體，政府能做到消耗少一點，為人民服務的事多辦一點就不錯了。所有這些，都要用法律法規確定下來，成為大家的共識和行為准則。

此外，必須公平執法。無法可依不行，有法不依不行，執法不嚴、不公也不行。如果不能公正執法，再好的法律也用處不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不能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因此，必須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法治觀念和守法意識，形成良好的司法環境。在這方面，除了進行宣傳教育等外，政府領導幹部要帶頭執法，嚴格執法，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❺ 試分析經濟新常態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老百姓生活產生什麼影響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是中央全面總結發展經驗，科學分析當前形勢和未來走勢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全面系統深刻地闡述了經濟發展新常態，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一）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內涵。我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當前，經濟發展的內在支撐條件和外部需求環境都已發生了深刻變化，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二）經濟新常態的九大特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三好前大需求、生產能力、生產要素、市場競爭、資源環境、經濟風險、宏觀調控等九個方面闡述了新舊常態下的階段性特徵。消費需求，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投資需求，傳統產業相對飽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出口需求，全球總需求不振，低成本出口競爭優勢在削弱，培養競爭新優勢，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生產能力，過去供給不足，現在產能過剩，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新特徵。生產要素，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低成本勞動力數量優勢正在喪失，經濟增長將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新引擎。市場競爭，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資源環境，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新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經濟風險，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宏觀調控，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科學進行宏觀調控。（三）積極適應經濟新常態。新常態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也是新舊增長動力轉換接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釋放的過程。政府、企業和老百姓都要主動適應新常態，調整各自的認識和行動，爭取掌握發展主動權。從政府來說，政府調控理念需要真正調整過來，以往那種粗放式單純追求GDP數量的唯GDP論已不再適用，現在要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如何讓老百姓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這是政府要琢磨的地方。政府原來是拚命搞生產，搞投資，搞基礎設施建設，把招商引資作為重中之重，一句話，是以搞建設為主。將來，政府要以做好服務為主，為企業創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經營環境，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從企業來說，企業以往靠規模效應掙錢，眼睛總盯著上新項目或是擴大產能，因為上規模就會降低成本，取得競爭優勢，但是新常態下必須靠轉型升級、靠創新。現在各行各業都面臨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產品賣不出去，誰的規模越大，誰的日子越難過。將來，單純靠上規模難以為繼，企業必須創新，誰走在創新的前面，誰就會重新掌握競爭優勢。可以說，能不能通過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加快轉型升級、打造競爭新優勢，是很多企業面臨的一場「生死之搏」。從老百姓來說，原來有一批人靠炒股票、買國債、集郵、炒錢幣等發家致富，後來買房子、炒黃金，甚至一度靠炒大豆、生薑、大蒜等都皮缺大賺過。但是，以後怎麼理財賺錢？需要有專業的金融知識才能夠理財，才能夠掙錢。但這個理財不是要由老百姓自己從事，而是要燃襪辯有專業人才、有專門的金融服務機構給老百姓提供服務。國外大多情況下不是老百姓自己去炒股投資，而是金融機構、專業人士在投資，老百姓買的是基金等金融產品。經濟增速換擋，是為了獲得更大更優的發展動力，發展得更好。政府、企業、老百姓在新階段、新常態下，都應跟著形勢變化才行。每次改革都是大機遇，別看過程中的這幾年很困難，重要的是要認識並抓住其中的機遇。同樣，新常態下，轉型過程中也會有很多誘人的機遇，就看誰能抓住。

❻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快速發展，給人民帶來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百姓生活質量越來越好。請用有關

❼ 經濟發展太快 生活就越累 百姓跟不上怎麼辦

這個是沒辦法，畢竟大勢不可改，這種順應天地洪流的變化，一個人的力量太渺小了，你也改變不了什麼，所以說你只能改變自己加倍努力，其他的一切就看天意。

❽ 國家經濟下行對民眾的影響

1、從積極作用方面講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適度下行不是壞事，這樣可以將經濟工作的著力點更多地放到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上去，放到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上去。
中國經濟經過多年發展到現在，主要矛盾不是增長速度問題，根本問題還是結構與增長方式的問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適度回落是一件好事。
從2005年的「保八」開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沒有一年降到過9%，2007年經濟增長速度高達14%，經濟最不景氣的2009年也達到了9.2%。過去中國經濟長時間還是偏快，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定為7.5%。現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有助於把精力放到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上去，創造結構優化，轉變增長方式。
2、從消極方面來說
經濟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不是壞事，但經濟也不能再往下降。我們國家經濟基礎差，有十分強烈的發展經濟的需要，加之有龐大的就業人群，經濟下行必然帶來經濟萎靡，投資減少、消費萎縮，失業率增高等問題，甚至會影響到民生和社會的穩定，所以要嚴密注意經濟增長長期下行尤其是大起大落問題。
3、相應的政策
經濟增速過快過慢都不好，政策取向上就應當盡量放慢增速，延長增長周期，推遲下降。必須採取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措施。偏快偏慢都會貽誤中國經濟調整結構的時間。經濟發展有起有落是正常的，大大起大落就要盡量避免，長期下滑就更加可怕。「穩增長」的目的是要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不能一下增得太多，也不能放任下滑，政府應當利用財政、貨幣政策，適當干預調整經濟發展趨勢。而利用這個機會淘汰一些落後產能，促進一批企業發展升級，也是保增長的做法之一。
在經濟下滑過多時，加大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帶動民間資本跟進投資，擴大消費，在經濟過熱時，減少貨幣投放，加息提高銀行法定準備金率，抑制過熱的增長。
4、中國經濟穩增長要有兩個原則。即穩增長要和調結構、轉方式緊密結合；穩增長一定要與惠民生、改善民生緊密結合。穩增長不能再干盲目建設、重復建設的事情，不能讓產能過剩繼續蔓延。凡是老百姓不滿意的領域，都是中國經濟可以穩增長的領域，也是未來最重要的投資領域，比如醫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