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論文！
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貿易結構轉換中國對外貿易總量迅速擴張的同時，結構上也出現相應變化。然而，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存在著一種「悖論」，即貿易結構的升級與其比較優勢的演進似乎不相關，並且貿易結構的高度化並沒有帶來貿易條件的改善。這就引發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還要不要遵循比較優勢原理；二是中國在新的貿易格局下如何進一步實現貿易結構的升級。.內生比較優勢理論是現代國際分工與貿易分析的基石，本書在此基礎上立論闡釋，指出中國對外貿易格局的轉換必須基於比較優勢的內生演進。整合先天比較優勢與後天比較優勢，實現各類優勢的動態嫁接和空間重組，從而促進中國比較優勢的內生演進與對外貿易結構的轉換
❷ 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關系中國入世後應如何利用這兩種理論發展對外貿易
比較優勢是靜態的競爭力,是一國絕對競爭力的基礎。而競爭優勢是一種動態的、綜合的競爭力,所以擁有比較優勢並不等於擁有現實的競爭力,而擁有競爭優勢才稱得上真正擁有現實的競爭力。因此應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投入,提高其技術密集度,使其由簡單勞動密集型轉變為智力勞動密集型,實現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化.
由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
中國在初級生產要素上優勢明顯，其中對於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來說，最大的比較優勢，即勞動力優勢。
中國是世界上最具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地區，短期這種優勢仍將持續。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報告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低工資」新興經濟體仍是世界上最具成本競爭優勢的地區，我國製造業雇員工資水平處於較低位置，僅高於印度。
此外，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很長時間內占總人口的比重將處於很高的水平，並且仍然將保持一定的增長。與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將是低廉的。但伴隨城市化進程，農村剩餘勞動力正在迅速縮小，「民工荒」和民工勞動力成本正快速上升，國內的勞動力價格面臨重估。因此我國初級勞動力成本在世界上仍然具備優勢，但是優勢在逐漸縮小。
競爭優勢理論的特點
1.前提不同
比較優勢理論以完全競爭市場作為理論前提，競爭優勢理論則以不完全競爭市場作為理論前提。後者比前者更符合當前的現實。
2.角度不同
比較優勢理論從全球角度考慮，認為一個國家只要按照比較成本原則分工，就會增加自身的福利，並提高世界范圍的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水平。競爭優勢理論從國家角度出發，考慮怎樣才能使一國在貿易活動中得到的福利更多一些，生產效率提高得更快一些，在國際分工中占據更加有利的地位。
3.范圍不同
比較優勢理論只考慮某些產品或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而且主要是對其成本即價格的競爭能力進行比較。競爭優勢理論則是將一國的國際競爭能力即其生產力發展水平與它國進行比較。此外，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只討論現實存在的利益對比。競爭優勢理論除了考慮現實情況之外，還要考慮潛在的利益對比，考慮怎樣才能使一國取得或保持競爭優勢，以便從對外貿易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4.性質不同
比較優勢是相對性的概念，一國在某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在另一些方面必具比較劣勢。這種理論的邏輯結果是，任何國家都應安於現狀、保持現狀。因為這樣可以在付出最小代價的情況下使本國獲利。競爭優勢是絕對性的概念，一個國家或者處於競爭優勢，或者處於競爭劣勢，界限相當清楚，沒有半點含糊。任何國家都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取得或保持競爭優勢。
5.原因不同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比較優勢主要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初始條件。這些初始條件或來自自然原因，或來自歷史原因。假如一個國家由於歷史原因而經濟落後、開發不足、技術低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分工，只能生產和出口礦產品、農產品，在國際分工中處於較低層次。
競爭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優勢主要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創新機制，取決於企業的後天努力和進取精神。如此看來，只要企業敢於創新，積極競爭，一個後進的國家也有可能成為有著競爭優勢的國家。同樣，如果一個國家的企業失去創新意識和進取精神，這個國家的市場失去了競爭刺激。那麼，先進國家也有可能失去競爭優勢。
6.關系密切
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雖然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但同時它們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一國是否有競爭優勢，可以由它擁有的比較優勢的特點表現出來。如果兩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處於同一技術層次，那麼，兩國具有相同的競爭力水平。如果兩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處於不同技術層次，居較高層次的國傢具有競爭優勢。例如，發達國家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所以具有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在較低技術層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所以具有競爭劣勢。因此，當亞洲「四小龍」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逐步轉變為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時，就使自己從競爭劣勢地位轉變到競爭優勢地位。近幾年公布的國際競爭力分析報告表明，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競爭力水平上升很快。新加坡和香港已居國際競爭力排行榜的第1位和第2位，把所有發達工業國拋在了後面。
自2002年加入WTO，中國的對外開放步入一個新階段，５年來的發展更充分顯示出中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優勢。
一是2002年中國進出口同比增幅僅7.5%，從2002年起中國外貿猛然提速。2002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增長21.8％，2003年增長37.1%，2004年1～10月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21.8%，全年外貿總額突破1.1萬億美元大關，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德兩國的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3年全球進出口商品貿易總額為15.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為13%，德國為9%，中國不到6%，2004年中國將達7%左右。在今後幾年中，中國將在貿易總額上超過德國，在出口總額上超過美國，2010年後不久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這一預測是建立在中國經濟又很高的外貿依存度至上的，遠遠高出美國、日本、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大國．
二是直接利用外資迅速增長。自2002年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突破500億大關以來，中國已連續５年成為世界上世紀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第一大國。由於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建立在勞動成本低廉和潛在市場的巨大比較優勢基礎至上，只要經濟保持持續增長態勢，在短期內將沒有國家能夠取代中國的地位。
（一） 人口眾多的大國優勢
人口眾多曾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最大障礙。在全球背景下，這一劣勢正在向比較優勢方向轉化，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一方面，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可以長期維持低工資成本的優勢。另一方面，人口眾多，潛在市場需求巨大。
（二） 勞動力的長期比較優勢
一是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低成本優勢將長期維持。
二是中國在中高技能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開始顯露， 人才教育方面卓有成效，勞動力素質提高．
對於中國來說，勞動資源豐富就像一把雙刃劍：它有利於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行本；但要維持這一優勢又需要不斷將潛在的勞動供給轉變為現實供給，通過增加各層次勞動力供給來降低工資水平，以維持競爭力，這又會使就業壓力長期化。
總之，中國相對劣勢的產業是：高技術，部分資本密集產品，如化工，航空航天產品，先進技術裝備，特別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長期動態比較利益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中國作為政治獨立的世界大國，必須同時走兩條道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將目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利用國家力量支持大企業，長期扶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這是發展和創造動態比較優勢的兩條並行不悖的道路。
❸ 對比較優勢理論的評價
謝謝邀請。比較優勢理論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所提到的。要評價他，我們應該先了解其被提出的背景，該理論是在1815年英國頒布「穀物法」之後被提出，由於該法案的提出，穀物價格上漲，工人必須出更多的錢才能購買，變相提高了資產階級的生產成本，影響了英國工業商品的競爭力，卻為地主貴族帶去巨大利益。從現在的角度看是阻礙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法案。該理論就在此時被李嘉圖提出，理論的主旨在於說服英政府，用英國更有競爭力的紡織商品去獲得更高的利潤，從而進口外國廉價的穀物，既能發展經濟，也解決了溫飽問題。其理論的思路是「兩優相權取其重，兩劣相衡取其輕」，這個理論與我們中國古代「田忌賽馬」的思路較為相似，用自身的最大優勢換取最大利益，時至今日該理論依舊對世界的貿易經濟有著重大的意義。
然而，沒有一種理論是完美的，比較優勢理論在現實應用中並不能解決所有國家在貿易上遇到的問題。首先，這種理論並不適合生產力相差懸殊的兩國之間的貿易，因為會出現以下情況，兩國在經濟、科技、生產產品的質量上存在巨大差距，無論哪一種商品，更為發達的國家所生產的都要好過落後國家的產品，兩國在貿易上無法互補，也就是說，比較的對象不對等，並且由於落後，這樣的國家也找不到可對應的貿易對象。還有就是貿易往往是多邊的而非一對一的貿易，所以，這個理論比較適合實力相當的國家之間的貿易。另外，隨著時代發展，很多發達國家對於技術的掌握更為全面，很多商品完全可以取代進口，如果只從市場經濟而非政治的角度來說，基本可以自給自足，所以說這個理論目前還在無休止的完善當中。不過不可否認，這一理論的出現打開了許多國家的貿易思路，所以說該理論具有重大的意義。
比較優勢理論不僅在經濟學中，在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會給予人們更多的思考空間，擁有更多的選擇餘地，通過系統認真的學習，可以通過數學模型顯而易見的做出更為優勢的判斷。對於我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也有著很大的幫助。
以上愚見，現學現賣，如有紕漏，望指點，受教。
❹ 如何看待比較優勢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
比較優勢理論是大衛·李嘉圖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回提出的一種理論。傳統答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比較優勢是指各國在土地、勞動力及金融資本等有形資源稟賦上存在著差異,而使一個國家可以在某類產品的國際貿易中形成比較生產費用優勢,據此說明其參與國際分工的依據和條件。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論"把各國比較優勢的差異歸結為要素稟賦的不同,以及生產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認為由於各國的生產要素相對數量不同,它們的相對價格也不同,如果一個國家某種生產要素相對豐富,則要素價格便相對便宜,用這些要素生產出來的產品便成本小、價格低,具有比較成本優勢。根據該學說,由於發展中國家普遍資本匱乏,技術水平低下和勞動力豐富,因此,發展中國傢具有比較優勢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資本密集型產品和知識密集型產品則不佔優勢,發達國家的情況則正好相反,具有比較優勢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今這種比較優勢已經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
❺ 運用比較優勢理論分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比較優勢理論，國際競爭理論，產業內貿易關於指導中國對外貿易理論的爭論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對外貿易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逐步上升，日益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與投資、需求一起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三支重要力量。然而，探索出指導中國對外貿易的理論思想顯得十分緊迫。在這一過程中，圍繞比較優勢理論能否指導中國對外貿易的實踐了激烈的爭論，出現了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中國的對外貿易應該以亞當·斯密的地域分工學說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指導。第二，指出亞當·斯密的地域分工學說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科學合理的成份，中國可以借鑒其中的「合理內核」，但並不主張把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指導中國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第三，有人認為比較優勢理論長期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給這些國家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如果也照搬照抄，中國必將長期處於國際分工中的劣勢地位，因此不應該借鑒比較優勢理論。從理論的探索到形成共識是需要時間作為代價的，當人們對此莫衷一是，還沒有形成新的共識之前，比較優勢理論被經濟學界所默認。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發展迅猛，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人們更有理由相信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的成功。改革開放的前十幾年，人們對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的實踐深信不疑。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隨著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國的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明顯削弱，外貿出口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趨緩，外貿企業的利潤空間大幅縮減，出口貿易的後勁嚴重不足等問題凸現。嚴峻的形勢又迫使經濟學界重新思考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有「比較利益陷阱」論和「國際競爭優勢」論。「比較利益陷阱」理論的主要內容該理論認為，比較利益理論是不能指導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基本理論的。因為比較利益結構的本質是一國產業的比較優勢，按照這種格局來進行分工的結果是，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雖然從理論上分析，勞動或資本密集型主要不是用產品本身來區分的，而是按照投入要素來區分的，但「比較成本」是相對於本國的產品進行比較的，它並不代表勞動密集型產品在世界市場就有競爭能力。所以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對外貿易雖然能獲得利益，但不能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而且在現階段，一個國家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主要取決於產業競爭力。在國際貿易中，如果單純根據資源稟賦來確定自己的國際貿易結構，企圖通過勞動密集型的出口來發展國內經濟，不僅不一定具有競爭優勢，而且還可能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即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於不利地位，它進一步強化了該國低水平的產業結構，同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該理論的實質是要告訴人們不要靜止地看待比較利益理論，它並沒有完全否定比較利益的思想，而是要求人們應當動態地看待比較利益理論，並不能以此作為長期發展戰略。「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主要內容這里所指的「國際競爭優勢」是指一國在參與國際競爭的過程中，要從全局的高度入手，根據一國范圍內可以調度的資源，並以最終在國際市場上確立本國產品的市場佔有率為目的的競爭能力。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國際競爭已不僅僅是單獨的企業行為，而是各個領域共同的力量才能實現。「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代表邁克爾·波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的形成，不僅僅是因為一國的比較優勢，更關鍵在於能否使主導產業具有優勢，優勢產業的建立有賴於提高生產效率，而提高生產效率的源泉在於企業是否具有創新機制。進一步說，競爭優勢主要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創新機制、企業的後天努力和進取精神。根據一些經濟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創造「國際競爭優勢」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貿易結構導向的轉變，過去參加國際競爭主要是依據自身的供給條件，以資源稟賦為導向，現在則要以國際市場需求為導向。二是有效地進行由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轉變。為了使比較優勢成為競爭優勢，世界各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爭相採用高新技術，以新技術產品打進國際市場
❻ 李嘉圖比較優勢論的核心思想是什麼該理論對各國發展外貿有何積極意義
答：李嘉圖比較優勢論的核心思想是國家間也應該按「兩優取其重，兩劣取其輕」的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分工，通過對外貿易，雙方都能獲得利益。
它的積極意義在於：第一，它使絕對優勢論成為比較優勢論的一個特例，為各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提供了理論依據，成為國際貿易的一大理論基石。比較優勢論在歷史上曾起過重大的進步作用，第二，它曾經為英國資產階級爭取自由貿易提供了有利的理論武器，其推動自由貿易成效卓越。而自由貿易政策又促進了英國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使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在世界工業和貿易中處於首位。第三，這一理論表明價值規律的作用在世界市場的背景下發生重大變化。按照「優勝劣汰」法則，通過競爭，技術落後、效率低下的生產者將不斷被逐出市場。但按照「比較優勢論」，「劣者」不但不會因競爭而淘汰，反而有可能從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獲益。
❼ 在中國加入WTO之後，我國應該如何利用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來大力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
摘 要：近年來，學術界對於我國究竟應按比較優勢理論，還是競爭優勢理論來指導我國的對外貿易問題，一直有所分歧。主要因為中國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往往一個省的面積和人口就都大於歐洲的中等國家的面積和人口。所以，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在我國的運用，不能一刀切，而應分地區來看，資本密集的地區如上海，可以發展競爭優勢；勞動密集的地區如貴州，應充分利用其勞動力豐裕的比較優勢。
關鍵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區域分割
比較優勢理論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然而現實中不少發展中國家卻出現了貿易條件惡化和「貧困化增長」的現象，陷入了「比較優勢陷阱」。(洪銀興，1997)因此，有的學者倡導中國應該發展競爭優勢，打造自己核心競爭力。然而，生產要素存在匹配效率的問題，單方面加大對某一要素的投入，而不變動其他相關要素，不僅全要素生產效率難以提升，而且此要素本身效率也難發揮，從而邊際效益遞減(林毅夫，2002)。
兩種觀點都是從我國總體宏觀的角度上分析和把握的，正是比較優勢理論的運用才促成了我國改革開放這些年來突飛猛進的發展，然而現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促使學者從競爭優勢理論的角度來尋求解決方法，以促進我國貿易和經濟的良性發展。雖然上述兩種理論某種程度上都是適用中國的現實的，但近年來卻時有爭論。本文認為，主要是中國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往往一個省的面積和人口就大於歐洲的中等國家的面積和人口。錢納里曾在《結構變化與發展政策》一文中指出，大國指的是人口2 000萬以上的國家結構，從這點看，我國是名副其實的大國。而且中國存在著區域的二元經濟結構，既有經濟較發達的東部沿海省市，又有經濟落後的中西部省份。有些東部發達地區的各項經濟指標可以與中等發達國家相媲美，而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卻要落後很多。因此，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理論的運用不應該「一刀切」，而應該分地區實行，對於東部發達地區主要推行競爭優勢戰略，輔以比較優勢；對中西部不發達地區，著重推行比較優勢戰略，輔以競爭優勢，甚至專一採取比較優勢戰略。
一、現階段比較優勢在我國運用所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比較優勢理論的應用主要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從一國生產要素豐缺的角度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就是看各國資源稟賦差異造成的比較利益差異，各個國家應按照比較利益原則加入國際分工，從而形成對外貿易的比較利益結構。發展中國家缺乏資本和技術，而具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應專業化生產和出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傢具有資本和技術資源豐富的優勢，應專業化生產和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從這個理論上看，我國的出口主導產品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由於比較優勢理論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假定才能成立，這與現實經濟相差很大。雖然從1957—2004年，我國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由20.6%提高到93.4%，初級產品出口比重則由79.4%下降到6.58%，基本實現了出口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製成品為主的轉變，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有了極大改善，但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
總體上說，中國佔全球商品出口和進口的比例由1993年的2.9%和2.6%分別上升到2005年的7.4%和6.1%。自1995年以來，中國出口和進口的年平均增速分別達到18.9%和17.9%。其中初級產品出口比重繼續下降，工業製成品比重繼續上升。2001年兩者比重分別為9.89%和90.11%，第一次達到10∶90的狀態。而到了2005年初級產品出口和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分別為***3%和93.56%。其中，外商投資的企業，其出口額從1998年的886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4 441.8億美元。其出口份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也由48.2%上升到58.3%，是我國最主要出口部門的地位。跨國公司進入中國，與當地企業合資或合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中國市場的要素優勢，降低自己的製造成本。另一方面，能享受到中國合資或合作企業所提供的市場信息、銷售網路、人力資本、與中國其他企業的聯系、與中國政府的關系，以及有關中國的法律、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知識。在這個國際化生產鏈條中，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產業內分工類型在總體上仍以垂直分工為主，這種分工類型使得中國出口呈現出低級化狀態。中國處在相對次要的地位，所獲附加值很小，且難以獲得核心技術和培育國際化的品牌。外資投資企業出口份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逐年增長，表面上優化了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但由於出口規模過大，是我國外貿順差的主要造成者，貿易順差的擴大導致了我國貿易摩擦的頻發，而中方資本的收益卻相比較小，且在某種程度上惡化了我國的國際市場環境。
二、分地區實行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從比較優勢理論來看，我國應該專業化生產並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我國卻沒有簡單的依據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分工。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玩具，服裝，簡單電子電路)一直在我國出口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出口大量的高尖端產品。我國的出口結構是一個人均收入水平相當於我國三倍的國家才具有的(丹尼·羅德里克)。這是因為我國既有東部發達地區又有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如下表。
用人均GDP來表示一國資本相對勞動力的豐裕程度，從整體看我國的資本豐裕度比較低，但分地區來看，在我國既有像上海這樣的資本相對充裕的地方，又有像貴州這樣的資本相對匱乏、勞動力相對豐裕的地方。因此，類似上海這樣的地方從比較優勢來說可以出口資本密集型的產品，且其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存量比較高，可以通過加大研發、創新力度來培育自身的競爭優勢。像貴州這樣的地方則應該專業化生產並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根據適用勞動力密集程度的不同選取四個行業來分析：服裝、紡織、機械和化工，四個行業的資本密集程度依次增強，而勞動密集程度依次增強(彼德·K.斯科特)。
借用下圖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來表示在國際貿易中按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的情況。
這樣，四個行業分割出A、B、C三個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區，一個國家在所屬區域外發展某產業將會導致負利潤，因此追求GDP最大化的國家會固定在其所屬區域內專心發展兩個產業。假定拉美的經濟體位於B區，他們產品組合中的勞動密集型部分與中國勞動充裕的部分相交迭，而產品組合的資本密集型部分與美國的資本充裕部分相重疊。如圖所示，國家之間產品組合的重疊說明兩國具有相對相似要素稟賦。由於我國國內要素差異很大，從而使我國能夠跨A、B兩區，意味著我國既可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又可以出口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分布A、B兩區內我國的各地區反映了這種狀況。
三、各地區實行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路徑選擇
從上面我們看出由於地區差異的存在，我國一方面可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另一方面可以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同時說明我國是一個「超大國」，各地區應根據自身情況來選擇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或兼有二者等不同的貿易策略。
首先對不同的地區我們應採取不同的貿易策略，在上海我們應通過投資帶進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要素培育競爭優勢。所謂競爭優勢戰略就是指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產業結構升級為特徵，全面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加大自主創新和二次創新的能力，培育要素的核心競爭能力，使企業逐步掌握自主的核心競爭力，在國際競爭中獲利。而像在貴州這樣勞動力相對比較充裕的地方我們應採取比較優勢策略，來引導企業增強其自生能力，獲取貿易分工的比較利益，促進本地區經濟的發展。
其次，從表中我們看出，上海等處在表左欄的地區不僅資本相對豐裕，而且高級人力資本也相對豐裕，高級人力資本的勞動屬於復雜勞動，而貴州等處在表右欄的地區的勞動多屬於簡單勞動，我們知道復雜勞動相當於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處於左欄的地區尤其處於左欄上部的地區要充分利用其人力資本的比較優勢，提高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人力資本投入，從而提升產品競爭力，獲取較高的貿易收益。而貴州等處在表右欄的地區，尤其是陝西、四川和重慶等地這些區內有不少可以承當地區增長角色的城市，這些城市在吸引外資時應著重吸引跨國公司來建立研發中心，通過技術外溢來取得某些行業的競爭優勢。但對於表右欄的大部分地區來言，應該發揮勞動力充裕的比較優勢。
總體來說，對於東部發達地區主要推行競爭優勢戰略，輔以比較優勢，但這里的比較優勢其要素的質量也相對較高，譬如人力資本稟賦的比較優勢；對中西部不發達地區，著重推行比較優勢戰略，個別地區輔以競爭優勢，甚至專一採取比較優勢戰略。並且即便同一省內，經濟發展不同程度又有某些要素優勢的地市縣對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權重取捨也應不同。這就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官員、專家和企業家共同協商，研究制訂真正適合當地情況的貿易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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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韓慶凱)
❽ 比較優勢論和要素稟賦論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啟示
一、50年代初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黨和政府就著手於對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和變革，要創建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經濟體制。經過三年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在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化中形成的，大體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沒收官僚資本，完成土地改革，統一財政經濟。沒收官僚資本，使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完成土地改革，變地主所有制為農民所有制，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統一財政經濟，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強市場、物價和金融的管理，以及進一步統一財政收支、統一物資調度、統一貨幣發行，到1952年實現了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這為形成新的經濟體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奠定了一個基本條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這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
第三步，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對重點建設實行統一管理。後來，對糧食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工業、物資、交通運輸等部門的國營企業和部分公私合營企業主要實行直接計劃和實物調撥，並對財政、信貸和勞動工資等也實行統收統支、統存統放和統分統配。於是，形成了以計劃體制為中心的、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
對於這種體制的形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建國初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面臨著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統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繁重任務，逐步建立起全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那個時候，在許多方面還沒有統得很死，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步驟上堅持了從中國實際出發，有很大的創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經濟體制改革
「大躍進」時期，「左」的思想佔了上風，經濟決策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錯誤，服從於實現「大躍進」的目標，經濟體制也有很多突然變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於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級」、「過渡」，企圖盡快實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和國家經營。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運動，把小社並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實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殘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個體經濟和個體經營，限制集體經濟和集體經營，有的轉為或並入國營企業，並使經營方式、購銷形式和分配力、法歸干一律。這都脫離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導致了「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繫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權，實際上是「大撒手」。針對過去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下放管理權有必要，但當時不加分析，一放就過了頭。
第三，在國家和企業的關繫上，擴大企業許可權也是必要的，但在整個經濟混亂的情況下，這無助於增強企業活力。當時規定減少指令性指標，實行全額利潤分成制度，企業有權調整機構和配置人員，自行處理固定資產。由於缺乏正確的領導，層層抬高指標，企業失去正常管理，經濟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製度上，無論農村還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調」，使平均主義進一步發展，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職工的積極性，在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掩蓋下，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
針對「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八字方針的中心是調整。這個方針，到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時得到了全面貫徹。貫徹這個方針，在縮小投資規模、放慢發展速度、恢復工農業生產並抑制通貨膨脹、保證人民最低生活標準的同時，在經濟體制上也有相應的對策。
首先，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管理，搞好綜合平衡。為了克服無政府主義和分散主義，經濟管理上加強集中統一。
其次，開始注意運用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為了糾正否定價值規律的錯誤，注意了運用經濟杠桿來調節經濟運行。
再次，制定各種管理條例，加強經濟監督。為了制止幾年中造成的各經濟領域的混亂現象，除制定了《農業六十條》外，還先後制定了《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和《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四十條》以及計劃、財政等各項工作條例。
在調整過程中，還對體制改革進行了若幹探索。例如：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組織管理經濟，在工業、交通部門按照專業化協調的原則辦了一些全國性的、地區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業管理體制，按照《工業七十條》，要求國家對企業實行「五定」、企業對國家實行「五保」，並建立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等等；改進物資管理，要求對生產資料參照商業部門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轉環節，按照經濟區設供應網點；試行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即固定工與合同工、臨時工、亦工亦農並存，全日制學校與半工半讀、半農半讀並存；適當擴大地方管理許可權，在繼續加強集中統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該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給地方管理，包括計劃留有機動和提高財政預備費的比例、給予調劑物資分配的許可權等。調整時期的體制演變，針對以調整為主的任務，強調集中統一，取得了很大成績，克服了困難，經濟很快恢復，效益逐步提高，出現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勢。
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基本「瓦解」，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已大大加強，新體制的基本構架已大體確立，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主要表現是：
第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
農村改革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農業生產指令性計劃，實行合同定購制；放開了絕大部分農產品的價格，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糧、棉等主要衣產品實行保護價；鼓勵農村各種所有制經濟和非農業的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發展迅速；推進了貿、工、農一體化和產、供、銷「一條龍」建設，農業產業化方興未艾，因地制宜、適度規模和集約化經營也有一定發展，小城鎮迅速崛起。可以說，經過改革，農村作為傳統經濟中自然經濟色彩最濃、經濟發展水平最薄弱的環節，其運行機制基本上已率先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農村新經濟體制的實行和政策的不斷開放，使全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人間奇跡，對其他方面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大的示範和帶動效應。
第二，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基礎地位得到確定並發揮了巨大作用。
過去指令性計劃無處不在、無所不包，覆蓋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經過改革，已全部取消了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國家只對9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指導性計劃管理。
在工業總產值中，由國家計劃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為目前的4.6%；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工業品只有12種，而且只限於其中的部分產量，僅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1%，與改革前相比減少了90%。95%以上工業消費品的生產及其價格由生產者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主決定。在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管理的價格占商品總價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為7.2%左右。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發展已具規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證券品種總數已達999個，上市公司達851家，市場總值達21420億元，開戶投資者達3989萬戶。
第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企業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發展。
盡管目前不少國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步履艱難，但與改革前相比，其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抓大放小」戰略和「三改一加強」的舉措得到有效實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在積極進行。公司制、兼並、聯合、租賃、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產、出售等改組、改制的具體形式靈活多樣。國有資本正從一些低效領域和不宜進入的領域向基礎性、戰略性、關鍵性產業領域轉移，從而大大提高了國有經濟的素質和質量。這不僅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且有利於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不少國有企業正在從工廠制向公司制轉變；產品經營正在向資本經營轉變；單一投資主體正在向多元化投資主體轉變；分散化、小型化的企業開始轉向聯合化、集團化。但是，國有企業冗員、債務和社會負擔等歷史遺留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其競爭條件和競爭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國有經濟與市場結合、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
第四，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體制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增添了新內容。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成分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方針，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使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徹底打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公有制格局。國有經濟的結構有很大的調整，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大大增強。例如：1978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為4488.2億元，固定資產凈值為3201.4億元；1997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凈值分別達到54620.8億元和38878.5億元，比1978年分別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經濟佔主體、國有經濟佔主導的地位基本實現。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商等不同經濟成分在市場競爭中共同發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這種格局，不僅適應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有利於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形成多家競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機制。
第五，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經濟的機制和手段正日趨成熟和完善。
我國在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手段時，並沒有對市場放任自流，而是穩步加強宏觀調控體系建設。首先，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1980年財政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與地方分事基礎上的分稅制，基本上確立了適應市場要求的新的財稅體制框架，並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其次，金融體制改革走出了決定性步伐。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和監控體系初步建立，調控方式有較大改進。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分離、地方股份制合作銀行和外資銀行等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制度。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監管的金融市場體系得到了穩步發展。此外，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發展，開辟了多種融資渠道，重視了產業政策、地區政策對社會投資的引導。總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已大體確立，國家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社會的經濟活動。
由於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的形成，在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經濟穩定性不斷增強。1978－1997年，經濟增長率的級差，即年度最高增長率與最低增長率之間相差11.4個百分點；而改革開放前的26年，經濟增長率的極差高達48.6個百分點。特別是目前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標志著我國成功地擺脫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大起大落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開始走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軌道。
第六，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及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和實施。
過去，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義的分配管理體制，嚴重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是從取消平均主義「大鍋飯」開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決貫徹執行鄧小平提出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政策，允許生產要素參加分配，把個人的有效貢獻與經濟利益掛起鉤來，有效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單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格局所取代。為了解決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順初次分配關系的同時，注重建立以稅收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體系。傳統的福利住房分配製度正在從實物分配向貨幣化分配轉變，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和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體系。
第七，市場經濟法規和新的經濟秩序逐步形成。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是發展，法制建設越需要全面加強。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十分重視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據統計，1979－1997年底，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共審議通過328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發布和批准發布了791件行政法規、多項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關部門、地區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約有17000件，在規范市場經濟主體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加強宏觀調控、增強法制意識、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國際化需要，加強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我國先後簽署了一系列國際公約，這也為我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八，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經濟正走向世界經濟的大舞台。
在改革開放前期，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以後又建立了海南特區和浦東開發新區，建立了一系列沿邊開放口岸、內地開放城市和開發區，基本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多領域、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適應國際慣例的對外經濟運行機制已初步建立。外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從1994年底始，國家取消了外匯收支計劃，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億美元，增長近15倍。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積極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直接融資，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國家大中型企業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籌措資金95.6億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利用外資取得突破性進展。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實際利用外資3700多億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近2300億美元；已累計批准外商投資項目30多萬個，從業人員達1750萬人。1993年以來，我國已連續5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境外投資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設立的企業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個國家和地區。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債風險。
總之，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行政指令性、計劃縱向分配資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競爭、市場橫向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變；實現了由憑票供應、商品匱乏的賣方市場向品種繁多、產品豐富的買方市場轉變；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的經濟向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經濟轉變；經濟運行由以「短缺」為基本特徵的供給約束型向以市場需求約束為主並與資源約束相結合的類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國民經濟由大起大落轉向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❾ 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有什麼不同
比較優勢理論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它主要是指比較成本論與要素稟賦學說。根據該理論，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導致了要素價格的不同，而且各國產品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不同，所以各國產品成本不同，由此國際貿易產生。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應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而發展中國家應出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80年代美國的波特教授提出了競爭優勢理論，即波特菱形理論。該理論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國能在某個特定產業獲得長久的國際競爭力中國應當採取的對外貿易戰略中國既不應當採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於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指出,最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目前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於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現在甚至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實施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後,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後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
台灣９０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台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製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於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說明一個經濟體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麼重要,它本身就是社會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採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並發展其技術力量,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並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准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佔領本國市場,然後才發展到對外出口
。對於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於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低的家用電器和船舶。這種情況下,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於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於技術含量高於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佔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製造、汽車製造、飛機製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體開發)。國家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中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佔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佔中國ＧＤＰ的比例下降。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到２０%以前,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於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於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於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中國現在就必須准備並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製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繫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後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節油技術作為重點,並且將發展新式的特別是無污染的能源(風能和太陽能)作為自主的科技發展的重點之一,爭取獲得突破
❿ 跪求；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論文！
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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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背景下，提高我國外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己成為關鍵。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貿易發展的動態利益，更好地通過貿易發展戰略來促進產業結構的良性調整，提高貿易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我國應充分利用WTO賦予的各種許可的措施，制定並建立我國面向21世紀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實現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它是世界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其推動力是追求利潤、取得競爭優勢和謀求經濟的發展。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大大加強，導致經濟全球化的直接原因是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環境出現了新變化。在21世紀，經濟全球化己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趨勢。經濟全球化可以帶來整個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發展和資源最優配置，這一點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可以說經濟全球化為中國實現經濟發展和趕超發達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同時，經濟全球化作為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中國只有積極參與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需要，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是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需要。進入世貿組織後，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將進一步發展，故在21世紀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會與日俱深。中國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也將面臨國際激烈競爭的嚴峻挑戰。
二、WTO與國際貿易的發展潮流
（一）國際貿易的歷史發展潮流。考察國際貿易的變遷歷史，一國對外貿易的產生、發展都是在其國家干預、保護下而進行的，國際貿易過去沒有、將來也不可能離開國家的干預而存在。那種認為國際貿易是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自發產生、發展的觀點是沒有歷史依據的。經濟學家卡爾?博蘭尼論證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從起源上說，對外貿易具有冒險、勘探、狩獵、掠奪和戰爭的性質，而非以物易物的市場交換關系。同時對外貿易也絕非意味著雙向的和平關系，即使它共有這樣的內涵，通常是根據互惠原則建立起來的，而不是市場交換的原則。
（二） WTO與國際貿易發展。WTO是一個調整國際經濟和貿易關系的國際經濟組織。它通過規定各國政府所應承擔的主要契約義務，來規范各國對外貿易立法與規章的制定和實施。WTO大大拓展了多邊貿易體制規范的范圍，將長期游離於GATTs規則和紀律之外的主要貨物貿易領域——農產品貿易以及紡織品與服裝貿易拉上了自由貿易之路，而且還擴展至服務貿易、知識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並加強了約束能力。無論是贊同或是反對WTO者，大都傾向接受WTO的角色就是要推動自由貿易。支持者自然認為WTO是在促進貿易自由化，是為了打破貿易障礙和建立一套自由和平等的競爭規則。批評者盡管對WTO有極大的保留，但在論述的層次上，卻往往未能擺脫將WTO當作為自由貿易推動者的迷惑。實際上，WTO在本質上只是一套管理國際經濟的機制，與實際上實行的國際貿易是否自由無關。而現實中的國際貿易是自由還是保護其關鍵取決於一些貿易大國的國際貿易行為。歷史已經證明，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只有當他們的經濟競爭力足以稱雄世界以後，才會願意推行自由貿易的政策，同時大力鼓吹自由貿易的論調。由於各國國家利益的不同，21世紀國際貿易自由化的路途並不會非常平坦，貿易自由和貿易保護交織在一起是未來國際貿易發展的重要特徵。
三.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重新定位
（一）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應樹立可持續發展戰略。1、這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同時期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我國的國內生產值（GDP），從1987年的3,588億元，增加到1995年的57,733億元，這種高速度增長的勢頭，在未來15年中，可望繼續保持下去。1979——1993年，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迅猛，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率達到16.2%。1995年中國出口總額達12，350億元，增長率達到23%。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我國的環境質量日益惡化。而世界范圍內的環境保護浪潮已開始影響國際貿易領域，它對國際貿易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環境保護問題已成為國際貿易合作中的主要問題之一。國內方面，我國的機電產品、口用品、食品、農機產品、化工產品都面臨著國際市場嚴格的環境標準的檢驗。如果我國產品不盡快達到國際標准，出口會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由於發達國家工業廢棄物處理的成本逐步提高，會利用貿易形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1996年發現多起工業垃圾運到我國的事件。另外，我國環保服務業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在服務范圍、服務質量、專業技術水平和服務裝備方面都有較大的差距，缺少市場競爭機制，法規管理不健全，尚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同時，從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來看，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還處於粗放型發展階段，出口實施的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數量型模式。外貿適應超前增長與國民經濟的約束條件之間的矛盾，發展速度與效益的矛盾，外貿宏觀效益與企業微觀效益的矛盾，出口總量與優化結構的矛盾，出口競爭力與參與國際市場激烈競爭客觀要求的矛盾等等，尚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影響了我國對外貿易本身發展的速度和效益，另一方面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制約了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益。要緩解進而從根本上解決上述矛盾和問題，出路在於進一步改變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2、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觀念的重要性。適應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新趨勢的新要求，實行我國對外經貿可持續發展戰略，已成為我國對外經貿進一步發展的重要任務和新的增長點。外經貿可持續發展戰略追求用最小的稀缺資源成本獲得最大的福利總量。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所追求的福利，不僅包括商品和勞務的消費，也包括環境的改普或避免環境的惡化。中國可持續發展建立在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基礎上，著重謀求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體到外經貿領域，要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和國際經濟通行規則，初步建立統一規范的對外經濟體制，以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提高質量效益為目標，擴大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實現向規范的新型外經貿體制的轉變和由粗放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的轉變。外經貿領域實現兩個轉變要達到雙重目的:一是建立外經貿發展主要依靠質量、效益提高和結構優化的機制，實現本身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目標;二是提高外經貿發展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度，更好地為促進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服務。
（二）我國應注意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配合。從總體上來說，我國的產業政策運用的並不是很好，原因是，其一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業政策沒有也不可能體現市場經濟按市場機制引導產業發展的要求；其二缺乏可行的、有效的實施措施來支持產業政策的運用；其三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未能很好地配合且由於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共有明顯的地區和部門偏向使兩者在一定程度上相悖。
（三）我國應提高境內外加工貿易的水平，以拉動出口增長。實施加工貿易升級戰略，增強結構優化帶動作用，延長加工貿易的加工鏈，使加工貿易與當地經濟的產業關聯程度趨向緊密。為了發揮比較優勢，傳統產業加工貿易應向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轉移，沿海地區加工貿易則重點在於優化升級。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可以帶動國內技術、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出門，是擴大出口的新增長點。從發展條件來看，我國有一些產業和一批產品及許多企業具備了向外開拓業務的條件。很多產品包括機電產品和輕紡產品因物美價廉而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倍受歡迎，一些產品如我國的傳統食品及工藝品也在發達國家有一定的市場。
四、結束語
總之，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研究是極其重要和必要的。經濟全球化已成為當代世界經濟的根本特徵和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它帶來了整個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發展和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經濟全球化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機遇。然而，它是一把「雙刃劍」，在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穩定，對所有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和地區都提出了挑戰。在全球化和自由競爭中，只能憑國際競爭力取勝。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使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在國際貿易活動中承擔的責任和權利將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在面臨更多出口貿易和投資合作機會的同時，必須承受國內市場開放的壓力。在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下，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貿易發展的動態利益，更好地通過貿易發展戰略來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良性調整，提高本國貿易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我國對外貿易應以增強國際競爭力為導向，制定並實施相應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實現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